苏教版2年级语文上册:书路-沉重的崇高-两代院士人生格局

                                   沉重的崇高

                                                     ———两代院士的人生格局

                                                                文乐然

    一九八九年某月某日，谢学锦夫妇携谢渊泓夫妇穿过柏林墙，进入前民主德国，
前往柏林西南部的波茨坦。

    波茨坦是座小城，但在世界现代史上地位显赫。稍有现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它，
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忘不了它。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到八月二日，同盟国的几巨头会议在波茨坦举行。会议
发表了著名的《波茨坦协定》和《波茨坦公告》，前者宣布了对战败的德国的几原
则，后者宣告同盟国对日本全面作战，直至它停止抵抗，无条件投降。

    谢学锦、谢渊泓父子和他们的眷属不是去参观波茨坦会议的会址的，虽然他们
也顺带参观过；他们是去波茨坦寻找一个公园，在那座公园里去与两位亲人相会的。
五十九年前，谢学锦的父亲母亲在那座公园里拍摄了一张照片，他们是谢家荣吴镜
侬夫妇。那时，谢家荣在德国从事科学研究，而现在，谢学锦因参加一个国际学术
会议来到了德国，他的儿子谢渊泓几年前就来德国了，来攻读博士学位。于是，他
们便有可能到波茨坦某公园作一次祖孙三代的“聚会”。

    在谢学锦的影集里，我看到了这次聚会：谢家荣夫妇、谢学锦夫妇、谢渊泓夫
妇在波茨坦某公园的同一个背景，以同样的姿势和表情拍下了几张照片。照片依次
排列，占据了影集的一页。

    遗憾的是，谢学锦夫妇一直没有弄清那座公园的名字，我又没有可能去问谢家
荣夫妇和谢渊泓夫妇。谢家荣夫妇早已作古，谢渊泓夫妇远在德国，我便只好称那
公园叫某公园。

    波茨坦某公园。公园里有一排形似中国乡村的篱笆的高高的大栅栏（就叫它篱
笆吧）。那篱笆不是竹子编成的花码，是一种金属制品，像铜，就算是铜吧。铜篱
笆上有无数菱形的小洞，但有一洞很大，不是菱形，是椭圆形，远远看去，那椭圆
形的洞有如一面大镜框。他们祖孙三代人的照片，就是以那面“镜框”作为背景的。

    谢学锦告诉我，他带他的儿子儿媳去波茨坦，就是请他们去看看那面“镜子”
里的爷爷奶奶的，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谢氏三代，谢家荣一九二０年在美国获硕士学位，谢学锦一九四七年在中国获
学士学位，谢渊泓一九八九年在德国获博士学位。谢家荣获学位后没有在美停留几
天，匆匆乘船归国；谢学锦获学位后如果想出国深造，可以随他选择留学的国家，
但他不出去。谢渊泓获学位后在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找了份工作。听说，他不久前去
了美国，去美找工作，他意不在美国的工作，而是美国的绿卡。德国很难获得绿卡。

    我并不认为谢洲泓留在外面甚至要求一份绿卡是件大事，但是，对于他个人来
说，我也不认为是件简单的事。毕竟，他的爷爷他的父亲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现代科
学史上是留下了深深足迹的人。作为谢家的传人，他难道未曾想过像爷爷、父亲一
样留下自己的足迹么？谢家荣、谢学锦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父子同为院士，是极
为罕见的。谢渊泓是有博士学位的人，学历比爷爷、父亲都高，他有条件创造一个
奇迹吗？：三代人同为中科院院士。令人感兴趣的也许不是院士头衔的光彩，而是
三代“同是”的背后凸现出来的我们民族的那份意气、那种才具、那种力量、那份
凝聚力与创造性，那种代代相传的义无返顾、万死不辞的精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谢家荣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轮冲击波后，
在他的住所撒手长逝。

    许多年以后，谢学锦是这样回顾他父亲的死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地质科学院爆发了一个叫“八八暴动”的事件。地科院
所有的头头和学术权威都被一锅端了，端到院子里全体下跪。跪倒一大片，这情景
也够壮观的。谢家荣首当其冲，跪在最前面。谢学锦只看到谢家荣下跪时的背影，
没看到他的面部表情，所以无法描述谢家荣当时内心的痛苦。那时谢家荣已是六十
八岁的人了，最近的十多年，他身体不好，行动不怎么利索，他下跪时动作慢了点，
便被接头，便遭呵斥。虽然他也经历过反右的屈辱，但这回的屈辱，还是令他惊讶
不已，而且他似乎再也没有从这种惊讶中走出来过。令谢学锦不堪回首的是，他明
知父亲难以忍受这份屈辱，却不能去看望他（他们不住一起）。他自己也是个遭侮
辱被监视的人，他甚至没有能给父亲捎去一句安慰的话，宽心的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晚，谢家荣独自睡在门厅里，他对妻子吴镜侬说，他晚
上睡不好，老翻身，就不和她同睡卧室了，以免影响她休息。

    第二天早晨，吴镜侬发现丈夫死在门厅里了。她的悲痛和恐慌是无须用文字作
什么描述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家的保姆显示了政治智慧，
她首先通知的不是公安局和单位，而是死者的儿子谢学锦。

    造反派和公安部门的人来后，谢学锦报告说：“谢家荣死于心脏病”，他还不
能说；我父亲死于心脏病。

    造反派和公安部门初步认可了谢学锦的报告，之后，送谢家荣的遗体去解剖。
医院最后认可了谢家荣的死：死于心脏病猝发。

    但不久，谢家荣死于自杀的传言出现了，而且还出现在大字报上。那时的自杀，
一概叫作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加数等，祸及子孙。

    这自杀的传说，以后果然祸及谢家荣的子子孙孙，谢渊泓仅仅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七三年，在陕北插队的谢渊泓壮着胆子报考了大学，贫下中农推荐的有力
和他文化考试的顺利给了他希望。但他等待的却是不录取。他果然未被录取。

    第二年，他再次报考。他想当当愚公，感动一回上帝。

    他果然感动了上帝。突然有人来看他，而且泄漏了下面的机密：去年政审时，
对他录取还是不予录取有两种意见，不予录取的理由是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右派，
录取的理由是看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他的表现很好嘛。况且有“可以教育好的
子女”的政策呢。不予录取最后占了上风；他爷爷谢家荣是自杀的，自杀比被杀更
严重。这个时候，上帝也帮不了谢渊泓了。

    他只好自己帮自己了。他跑到一个邮电所给母亲挂长途电话。那时他的父母所
在的单位已从北京搬迁到陕西蓝田。接通蓝田的电话，他禁不住声泪俱下了：“妈
妈，救救我……”他请求母亲，快去爷爷单位，请他们开一份证明来，证明谢家荣
死于心脏病，不是死于自杀……

    李美生紧急行动起来，请假，借钱，赴京。

    她抵达北京后直奔百万庄，直奔地科院政工组。她的眼睛一亮，那里坐着的是
位熟人，而且是位好人。上帝显灵了。她没有多费口舌便得到了她要的证明。她匆
匆赶在邮局寄出了那证明。到了下午，她又来到了政工组，她后悔上午只开了一份
证明。她还有几个子女，以后都必须用这证明来证明。她于是再次请求那位熟人好
人。但这位好人说什么也不干了，他说他因写了上午的那份证明挨了批评呢。李美
生冷汗直冒了，幸运的是上午来过了，令她担心的是怕这里以组织的名义向陕北发
出一公函，证明上一个证明是个假证明……

    谢渊泓被录取了，进入西安一所大学，还是光荣的工农兵学员哩。毕业时逢
“四人帮”垮台，他便更加光荣地进入北方一所名牌大学去读研究生。以后分配到
北京，以后去了联邦德国，读博士学位。不久，他的妾子也陪读去了那边。他在那
边毕业后未归，谢学锦便萌发了带他去看看他爷爷的想法，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
那次波茨坦之行。

    谢学锦要面对波茨坦那座公园里的那面高悬的“镜子”，给儿子儿媳讲述一个
遥远的故事，关于他爷爷的一个故事。一九二九年，谢家荣应邀赴德国从事科学研
究（以后还去过法国、瑞士），用的是日本返回的“庚子赔款”里的钱。一九三一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在德门的谢家荣便中断了研究，提前回国了。他必须回
来，与国人共赴国难；他必须回来，他不能允许自己再用什么“庚子赔款”。这也
是一面镜子，渊泓，你好好看看吧！

    中国人喜欢镜子，古有铜镜，水镜，现在的镜子更是多得五花八门。古有“吾
日三省吾身”说，现有“历史的镜子”说。雅点的有：以此为镜，俗点的有：撒泡
尿照照。

    在波茨坦那公园那面椭圆形的“镜子”面前，谢氏三代人相会了聚首了。谢家
荣的“归国之路”打动了他的孙子谢渊泓了吗？我们看到的是，谢渊泓至今未归。
他们三代人在那面”镜子”里看到了什么。是血脉的延伸有了证明，还是中西文化
交流的不可阻遏？他们在那时又做了些什么？是相约撰写了一份继往开来的誓词，
还是给历史留下了一份存疑的问卷？

    谢渊泓去德国已有九年。不久前，他致信谢学锦，请他为他查抄李白的两首诗。
他小时候读过的两首诗。他说他现在记不真切了，他在德国又查不到。谢学锦马上
去查，翻遍家里的藏书，但没查到，就搁下来。谢渊泓却打来长途电话索要。谢学
锦只好请妹妹谢恒帮忙，谢恒在自己的藏书里找到了那两首诗。谢学锦亲笔抄录下
来，当天便给谢渊泓寄去了。

    两动的题目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襄阳歌》。这两诗过去我看过，
这次看时，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我的眼前忽然晃动起他们祖孙三代摄于波茨坦的
那组照片，那组照片仿佛正是从李白的那两诗里飘出来的。

    有道是“玉床金丹冰峥嵘，人生飘忽百年内”、“楚地由来贱奇璞，黄金散尽
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何必长剑挂颐事王阶，达亦
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以上为《答三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句）有道是：“君不
见晋朝羊公一片古碑材，龟头剥落生莓苔，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
（以上为《襄阳歌》句）

    “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

    这情景在中国，其实很平常。

    谢家荣先生的追悼会是在他故去十多年后开的，追悼会上依然说他死于心脏病。

    几年以后，谢家荣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谢学锦为父亲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文章
是这样结尾的：

    “他对推动我国矿产勘查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没有任何地质学家可以与之相比的，
但在极左思潮泛滥时代很少得到应有的评价。我相信随着一个时代的极左思潮的暗
淡与消亡，父亲所做的贡献的价值将会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人们眼前。”

    一位老地质学家指着这篇文章对我说；谢学锦终于为他父亲说话了。

    这位老地质学家给我朗读了上面的那段文字，念得热泪盈眶。

    他说：“谢家荣先生是无与伦比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莫说和谁‘伦比’，
就是他的名字，也是一个禁忌。”

    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地质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言必称李四光。

    一面是禁忌，一面是言必，这在科学上是个很奇特的现象，在其他学科，绝无
仅有。

    李四光无疑是位伟大的科学家。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是现代中国地学界
提及、援引最多的一个理论。中国地质科学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地质力学研究所。
这本来是件极好的事。但是再好的事如果一旦推向极端，便会引出荒谬乃至荒诞，
地质力学理论也不能例外。

    大庆油田的发现，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请看下面的文字：
          大庆油田之发现和建成是我国现代化过程
      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地球科学界的头等大事。
      在七十年代许多报刊和日报，包括《人民日报》
      在内发表评论，指出大庆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
      志地质力学理论的指导而发现的。前面所说的
      地质部门大力提倡地质力学而极力贬低其他学
      派，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地质力学找到了大庆油
      田。从一九五五年起，地质部下面的普查委员
      会负责全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查勘探，特别
      是选定重点普查地区或叫选区任务。我担任普
      查委员会常委，与谢家荣一道全面负责技术工
      作。对于大庆油田（当时称松辽盆地）之发现过
      程知道得比较清楚。因此，一九七八年一月十
      一日我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大庆油田发现
      之经过的事实，指出油田之发现与地质力学理
      论无关，并恳求中央派专人进行全面的和客观
      的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黄汲清。黄汲清是老一辈地质学家里依然健在者中最具权威
和影响的一位，曾长期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他的这篇文章收录在上海文艺出
版社编辑出版的一部题为《二十八年间》的书里，该书的副题是：“从师政委到总
书记”，是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回忆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风范的文章。
黄文继续写道：
          小平同志很快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日批
      示：“秋里、康世恩同志阅。如有可能，最好把
      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六
      日余副总理批示：“请袁宝华、康世恩、孙大光
      同志遵办。”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宝华同志
      批示：“速送大光同志。”地质总局花了四个多月
      时间，才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写成一份
      报告，回答“余、方（即方毅，原科委主任）、康副
      总理并报邓副主席”。报告签发人是原地质部副
      部长李轩（不是孙大光）。该报告批判了我信件
      的某些内容，但又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说明地
      质力学是怎样找到大庆油田的。
          一九九一年初我准备写回忆录，重新研究
      这一段找油历史。因此，查阅了地质部的有关
      档案，并和当时的十几位当事人（包括普查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奔和地质科长吕华），当面谈
      话或通信讨论。最后我得出结论：大庆油田的
      发现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毫无关系。……

    李四光和谢家荣是同辈科学家（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在三十年代，他们先后
担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
就虽然不可能互相替代，却可以互为补充。不幸的是，一位成为“言必”，一位成
为“禁忌”。

    “言必”和“禁忌”都是极不正常的，与真正的科学风马牛不相及。

    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相对论改变了世界也震惊了历史。
他晚年致力“统一场”的研究，却走入死胡同。但是，即便是相对论，也从未被推
向“言必”的高度，“统一场”研究也没有成为禁忌。现在，不是有人也向“相对
论”提出挑战了么？而“统一场”的研究，也因爱因斯坦付出的艰辛和表现的毅力
使无数科学家深为感动。

    科学要顺利发展，有一条是不可少的：证伪。先验的把一种理论当作终极真理
是科学真正的死胡同。如果把这扩大到科学家本人，便是不正常了。

    李四光的理论包括他的地质力学，在中国科学史上是有它的地位的，我所访问
的所有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它的地位。人们不愿看到的，仅仅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搞张
冠李戴，搞偷梁换柱。人们更不愿看到的是宣布某一种学术理论和观点为唯一正确
的理论和观点的局面。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襟怀不仅容许而且提倡不同理论不同学
派的争论，而且应当允许“异端”。从本质上说，没有异端，就没有科学。地质找
矿有一个奇妙处：拼其全力寻找地表、地层的异常。凡有异常的地方，就可能有矿，
异常的另一个说法不就是异端么？

    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或终于敢于说出：谢家荣是位伟人。

    谢家荣是世界公认的国际煤岩学研究啊先驱。在矿床学领域，他的成果为国际
矿床学权威史奈德洪盛赞，作为经典引入他的著作。他在金属矿物显微镜研究领域
的成果为著名学者兰姆多尔多次援引，至今闪闪发光。然而，他更大的成就却在矿
产勘查上，在地学理论向找矿的转化上，在找矿的组织和领导上。他创造了许多
“第一”，有一个“第一”便是地质找矿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这是他在四十年
代提出的、即便在今天，在市场经济确立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模式的今天，对于地质
界的某些人来说依然是千呼万唤始不得。而他的这个市场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
指斥，甚至冠以“江湖地质学家”的雅＃。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文魁在谢家荣冥诞九十周年纪念会上说；谢家荣先生在他
“六十八年的岁月里，从事地质工作近五十年，著作四百余篇，他是二十世纪初到
六十年代期间中国少有的地质大师，矿床学巨匠，是我国矿产测勘工作的开创者，
是矿产勘测中首先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作用的事业家。”

    黄汲清著文称：“在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中，谢家荣这个名字是非常突出的，他
是中外驰名和大众公认的矿床学巨匠……他不但对岩浆矿床和一般沉积矿床做了重
要贡献，而且对煤田地质和石油地质也有精辟的论述和创见。他的成就既表现在理
论方面，也表现在实践方面，也就是找矿勘探方面。不少重要矿产或者是由他亲自
指挥的队伍，或者是根据他的理论指导进行野外工作而发现的。”

    黄汲清接着援引了谢家荣一九五三年一篇谈石油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谢家
荣特别指出我国找石油应当“特别注意海相的第三纪或中生代地层。在华北。华东，
甚至东北的广大平原上，已有种种迹象指出有广大海水侵入的可能，如果不谬，那
么，含油的希望就很大了。所以这些地区应作为可能油区予以密切注意。”黄汲清
最后一针见血：“谢家荣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上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这
一点一般人都不知道。”

    大庆油田所在地当年叫松辽盆地，“松辽盆地”这个词，还是谢家荣的一个创
造。华北油一田属古潜山型，“古潜山”这个概念也是谢家荣第一个提出的。

    中国贫油，几乎是外国地质学家和石油学家一致的结论。这个结论影响和禁烟
了几代中国地质学家。在东三省沦陷时，日本占领军曾花过很大力气在北满找油，
实际、的勘探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了，中国贫油的论调更加甚嚣尘上。而谢家荣都坚
决地指出：“将来的勘测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谢家荣作此番科学预见时日本
人冈侧投降。他的科学预见不再有帮助日本人的嫌疑。这个说明并非多余。谢家荣
在一九四六年发现淮南八公山大煤田并且亲自组织实胁并且一钻成功被时人称为
“丰功伟绩，永垂千秋”，但到了反右的一九五七年，他的这个千秋伟绩却变成了
千秋罪孽。理由是现存的，可信手拈来；淮南大煤田的发现和开发在客观上为国民
党反动派输了血，延缓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这的确很逻辑，很富想象力。但遗憾的
是，这些人没有一直逻辑下去想象下去。大庆油田，华北油、田、胜利油田是比淮
南煤田更重要的发现，经济和政治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为什么不说谢家荣在
客观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输了血”呢？一九五七年大庆、胜利还没有出现，没可
能说，一九五七年以后大庆、胜利出现以后还是可以说的，但他们不说。

    第一位指出“北满”有油的是谢家荣，第一位提出对“北满”实地勘察的是谢
家荣，第一份勘察设计书是黄汲清起草谢家荣修订的。那时，黄汲清和谢家荣都是
地质部石油普查委员会的常委。

    一九五九年，大庆油田发现了。举国欢腾，举世惊愕。庆功会一个接一个召开
了。洋油时代结束了。帝修反的封锁打破了。然而，那位本应坐在庆功会主席台上
的谢家荣，却寂然地坐在北京一间小小的书房里，一会儿闭门思过，深挖搞成为右
派的思想根源；一会儿奋笔疾书，撰写他约地学著作。

    他没有抱怨天道的不公。但无须讳有，他的心在滴血，稠稠的血。在他以后的
许多地学著作里，人们在惊叹他的理论功底和他那双穿透地层的眼睛时，又不得不
为之战栗。这些煌煌大著里流着血，稠稠的血……

    于今，我国已成产油大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座座油田神话般崛起。每个
油田几乎都曾经出现在谢家荣早年的著作里，在他的预测之中。他不仅破除了中国
贫油论，使思想冲破牢笼，而且打破传统，把视野扩展到深层的古生代，向古生代
要油了。这在中国、外国，都是个创举。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证明了他的胆识。我去过塔里木油田，那里有位
地质师对我说；真是不可思议，古生代地层也出油了！令我同样不可思议的是，这
位地质师不知道谢家荣其人其事。

    谢家荣的追悼会早已开过，平反的决定早已作出。比较梵蒂冈直到过了四百年
才为伽利略平反表明我们对真理的认同远远快于教皇。但是，我看到的那份悼词显
得很马虎。大而化之，泛泛评说，而且，没有向谢家荣道歉。保罗二世代表教廷为
伽利略平反时同时也向科学家道了歉，向科学道了歉。道歉与不道歉是不大一样的。
在科学史上，谢家荣难以与伽利略并论。但这不能成为不道歉的理由。

    一九九一年，石油部华北史志编辑室的王仰之，以《谢家荣——勘查中国石油
地质的先驱》为题，表示了他对谢家荣的景仰之情。而早几年，石油部勘探开发科
学研究院的王育林、石油部科技司的王宝珩合写了一份未正式出版的史料，史料以
如下几个小标题展示谢家荣千秋永垂的丰功伟绩：“我国最早的石油调查者；我国
最早的石油著译者；陕北、四川和台湾油田的积极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个石油探矿
计划的规划者”王育林、王宝珩还编录了谢家荣主要石油地质著作的编年目录，从
一九二二到一九五八年，共三十七种。

    而那位王仰之，更是不畏艰难，溯本求源，一桩桩一件件，如数家珍，从谢家
荣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玉门之行一直写到谢家荣五十年代作出的预测。王仰之的结论
是：“谢家荣在五十年代作的预测，如今已完全被几十年来的石油勘探实探所证实。”
王仰之还特别提到一九四九年谢家荣对“北满”有油的预测，之后，他指名道姓写
道：“对于东北松辽平原的油气预测，许多人往往认为是李四光首先提出的。其实
李四光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油气资源的摸底工作应该进行，是在一九五四年。
从时间上说，比谢家荣晚了好几年。”

    海明威说，大海里的冰山之所以壮观，是因为它只把七分之一的身子露出水面。

    我望及的谢家荣，已是一座破碎了的冰山。我没有能力再现他的壮观。我从海
里掬起一两块碎冰；贴上我的前额……

    我的手头有三张谢家荣先生的照片，描述一下谢家荣的形象成为可能。

    照片之一：二十一岁的谢家荣摄于美国威士康星，时间；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他在威士康星攻读硕士学位。

    二十一岁的谢家荣不仅英俊，而且气度不凡，整齐的侧分头。梳向两边的头发
不长，较长的一边还远离鬓角，这使得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开阔。他本来就有一个开
阔的前额。开阔的前额，一向是聪慧的象征，而且是勤于思考的印记。他的眉毛很
浓，蚕眉。如果不是蚕眉下那双眼睛颇带锐气，那蚕眉会显得更加温柔的。他眼睛
的锐气一点不露锋芒，而是暗含着思虑，给人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他戴眼镜，一
副像工笔画出的眼镜，用笔很轻，使得它的镜框镜腿呈半透明状。他的整个脸庞便
一无遮掩了。他的嘴唇自然地闭着，不紧不松，他似乎不要说什么，却也并非无话
可说。嘴唇和嘴角的线条很分朋，很坚毅。一种韧性的坚毅。他着西装，打领带，
自洁的衬衣耀人眼目。给这张照片增添了不少——。

    见不到一丝欢悦，看不出意得志满。他望着前方，思虑着，审视着。

    照片之二：五十一岁的谢家荣摄于南京，时间：一九四九年。这是一张全家福。
他和他的妻子吴镜侬前排坐着，他的子女站在他们的身后。

    和三十年前的他相忧，他脸大了很多，壮实了很多，脸上有了细细的皱纹，头
发更短，前额更开阔。眼睛依然充满锐气，但少了几份审视，多了几份苍凉。他依
然着西装，打领带，白洁的衬衣领子依然耀人眼目。嘴唇和嘴角的线条也依然分明，
但硬多了。

    还是见不到一丝欢悦，看不出意得志满，他望着前方，期待着，忧郁的期待着。

    照片之三：六十七岁的谢家荣摄于北京，时间：一九大五年。

    这张照片与第二张照片相距十六年。那是变化很大的十六年。他不再穿西装，
不再打领带，也没见有白洁的衣领，眼睛里不再有审视，不再有期待。他穿中式棉
袍，腋下开襟布绳为扣的那种棉袍。他双臂抱胸，咧嘴大笑。一种无忧无虑无牵无
挂的笑，笑得像弥勒佛，像个不更事的孩子。

    时间再向前跨进一年就是一九六六年。一九六六年，他将永远离去。他有这个
预感么？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火药正在搬运，引信已
在安装。他还没有听到爆炸声，但他不会不闻到火药味，不会不看到搬运火药、安
装引信者忙忙碌碌的身影火火爆爆的语言。况且，还有古诗词说的：山雨欲来风满
楼。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时的他，已是一座难挡风雨的破楼，那时的他，已是一只
遍体是伤的老鸭。对山雨，对江水的感知，就更敏锐了。他本来就是位极敏感的人，
他的预见性曾一次一次令同行倾倒，折服……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咧嘴大笑呢？而
且笑得一无遮掩，其乐融融！

    谢家荣出生在上海，出生在一个平民的家庭。谢家荣排行老七，是七兄妹里唯
一的一个读书人。谢家荣的大哥、二哥小小年纪就去当了学徒；二哥、六哥在贫病
中相继死去。五哥过继，唯一的姐姐尚未完全成年就出嫁了。其家境的窘困可见一
斑。

    在生存线上挣扎，挣扎着凑钱让子女读书，哪怕只有一个，便成了谢家的传统。
这个传统很重要。没有这个传统，日后，谢氏家族不可能为中国捧出两个科学院院
士。

    一九一三年，谢家荣初中毕业，考入农商部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地质研究所主办
的一个地质班。这个地质班很特别，不用交学费，包吃包住，而且不限制考生的学
历。

    到了北京，到了那个地质班。他这才知道，他是班里唯一的初中生，其他的人，
都是高中毕业。他的年纪最小。他的衣衫最土气。有人笑道，“上海来了个小土包”。

    开始，他的功课很吃力，他是全班倒数第一名。

    两年以后，他跃居前列。毕业时，他己是全班第一名了。

    那个地质班是由两位中国地质事业的开路先锋主持的，他们是丁文江、章鸿钊。

    那个学习班对基础理论与野外考察并重。在谢家荣著作的编年里，有一九一五
年谢家荣还在地质班读书时的著作。一九一五年谢家荣才十七岁。十七岁便有了著
作发表。发表的不是一首诗，一幅画，而是地质考察报告。不能不使人对那个地质
班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方式表示敬意。

    一九一六年，谢家荣在那个地质班毕业了，他被公派去美国继续深造。那年，
他十八岁。

    就是在这一年，他撰写了六篇地质考察报告。有关河北、北京与江西六县煤与
岩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至今尚存。

    在美国四年，他没有忘记祖国的山山水水。他在紧张的学习与操作之余，写了
八部有关祖国的地质报告和地学论文。两部现存全国地质资料馆，六部发表在《科
学》杂志上。

    一九二０年，他获得理学硕士学位，旋即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他回来后，先后就任农商部北京地质调查所及两广地质调查所技师、技正，还
兼任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

    那时，谢家荣一月拿五百大洋。五百大洋是多少？那时的北京，一碗蹄花面值
八分，一位保姆月薪三个大洋，包一辆黄包车一月八个大洋。谢家荣没过几年，便
在丰盛胡同买了一套私宅，是满清一个破落王爷的房子，独门独户，有雕龙，有画
柱。有回廊，一共三十间。北京电视台播映电视剧《皇城根儿》时，谢学锦对我讲
起，那电视剧里讲的丰盛胡同的那些房子，好像就是他们家的，他小时候住过，印
象极深。

    那时候，正值军阀混战。混战的军阀似乎没有功夫关照学人、教授，于是谢家
荣便有了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平静与平和。他搞地学研究，他去野外考察，他教书，
他著述，他恋爱，他结婚，他生儿育女。

    他回国后的第一次野外考察是一九二一年的王门之行。

    和他同行的是翁文灏。翁文灏到后来成为一位两栖人物，既当地质学家，又当
国民党的政治家。他出任过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在国民政府倒台的前两年，还当
了几个月的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大官了，相应于“内阁总理”。他当这类大官是
国民党政治的需要，笼络学人，支撑门面。他其实是误入歧途，他根本不是当官的
料。别人也并不是真要让他当那个官。至今，作为地质学家的他留存史册，光辉不
减，而他作为政治家的历史却成为一段笑料。

    谢家荣和翁文灏一九二一年的玉门之行，史称：我国现代石油勘察的第一页。

    是他们，第一次提出了玉门作为一个油田的工业价值。之后，谢家荣的一生便
与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二二年，谢家荣与吴镜侬依结婚。

    吴镜侬原名吴醒民。这个名字与她当时处的时代有关，与她的个性也有关。醒
民，唤醒民众之谓也。

    吴醒民那时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相当好学，也相当激进。吴醒民是江
苏人，家境曾经十分段实，她的一位舅爷还当过北洋政府的内阁部长。吴醒民长得
很漂亮。逢到北女师大放学时分，一些留洋归来的年轻学者便坐着黄包车朝北女师
大赶，开始有人还互相询问；你去哪里？回答说：去女师大。去干什么？去看着吴
醒民小姐！后来，他们件再互相询问了，而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他们
不满足于一睹她的芳容，他们希望赢得她的一颗芳心。

    在众多的追慕者中，只有谢家荣经受住了吴醒民和她的父母共同的“筛选”。

    吴醒民的父母那时也住北京。谢家荣一出现在这个家庭，未来的岳文便一眼认
定；就是他了！

    吴醒民的父亲认为谢家荣是个靠得住的人，一个极为本分的人。那时，他只在
乎是否靠得住。从长相、学历、学识方面讲，其他的追慕者也不弱！

    吴醒民的父亲说谢家荣是个本分的人说对了，他说他是个靠得住的人却恰恰说
错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谢家荣含辱故去，几天以后，吴醒民便自杀辞世了。
结局极为凄惨。

    我看见过吴镜侬青年时的一张照片。她的美丽与风度，她的质朴与大方，的确
有一种震撼力。女师大校门前莘莘学子争睹芳容的场面也便有了一种震撼。

    这张照片的背面，有她写的几行小字：“此十八岁时小影也，居诸虚度，回首
前尘，依稀如梦。镜侬自记。”

    这行小字写于何年，她的子女已难说清了。

    她选择了谢家荣，便也选择了谢家荣日后的磨难与坎坷，选择了谢家荣和她自
己死的方式。与这种选择相伴的青春的浪漫，爱情的神圣，人格的光彩，都已一一
隐去，我看到的是两个字：宿命。

    一九二三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他就是谢学锦。

    那时，他们住在北京丰盛胡同那座有三十间房子的王爷旧居，过着平静、平和、
富裕的生活。家里请有保姆、厨师，请有黄包车夫，黄包车夫还兼做花匠。日后，
谢学锦被指称为资产阶级的大少爷，指的就是这段生活。

    谢家荣夫妇一共生了五个孩于。学锦之后，是学钅英、学铨、学钫、学铮。学
钅英是唯一的女孩，以后改名谢恒。兄妹五人个个都有金字偏旁，不是期待他们日
后披金挂银，而是寄托着他们的一片希望：金的品格，金的品位。还暗示了对他们
未来事业的关注。以后，除谢恒成为职业外交官，学钫成为空军军官外，其他的三
位，都与地质找矿、矿业开发相依为命了。他们一位在地质部门，一位在石油部门，
一位在冶金部门。冶金部门的学铨曾经是一位钢铁厂的总工，在唐山大地震中死去。
石油部门的学铮，先前也在地质部门，他和他的妻子都是高级工程师。至于地质部
门的谢学锦，不仅继承了父业，而且另辟蹊径，成为地学领域中一个方面的学科带
头人，成为当代中国最具权威和影响的勘查地球化学家，国际公认的地球化学勘查
权威。

    一九二七年初冬，谢家荣应友人之邀，举家南下，赴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教授。

    在广州期间，他碰上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和起义的失败。

    谢学锦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谢家荣经受了怎样的内心震荡。那时的谢学锦
还不到五岁，留在他记忆里的许多印象，是谢家荣日后经常提及的结果。这个“结
果”，对谢家荣和谢学锦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谢家荣的不介入不卷入政治斗争的“政治”态度，在他那代学人里，大约也创
造了一个第一！

    从他一九二０年留学归国到一九三七年冬南下广州的几年间，中国发生了许多
重大事件，每一个事件都足以改变人的一生，更何况敏感的学人了。

    最大的事件便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军阀混战。刘和珍
喋血。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逝世。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秋收起义、南昌起
义。

    现在，他又碰上了广州起义。

    谢学锦记忆中的，是起义胜利那天和失败那天的一点一滴。

    胜利那天，起义军冲进了中山大学，也冲进了他们的家。起义军每人的脖子上
系着一块红布，这是起义的象征，也是起义者的标志。一位军官模样的起义军问谢
家荣是干什么的，谢家荣回答是教书的。哪里教书？中大。是教授？是教授。那位
军官便变得客气了，说了声打扰了，便招呼其他人一同退出了屋子。

    起义刚开始时，国民党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见人就杀，特别是知识分子，越大
的知识分于越危险。

    二十二年以后，在谢家荣面临去台湾、还是留在大陆的抉择时，他的眼前也出
现过那位年轻共产党人客客气气的脸。

    起义失败的那一天，谢家荣去中山医学院看病。他在诊室刚刚落座，几个国民
党的军人使冲了进来，也不讯问，见脖于上有红布痕迹的人就抓。起义胜利的那天，
许多人为了表示庆祝，也学起义军，在脖于上系块红布。那时的红布质量极差，极
易掉色，掉在脖颈上的色，却又不知为什么一时半刻很难全部洗掉，这便成了参加
起义的证据。谢家荣亲见一位医生与护士被带走了。几天以后，又听说他们被处决
了。

    这件事对谢家荣刺激很大，心里的震荡几乎留存了一辈子。他不仅经常跟谢学
锦回忆这件事，而且一直为之困惑：怎么可以如此杀人呢？他还有一个困惑：国民
党原来不是革命党么？怎么挥手之间，整个儿的就变了？也许这就是政治吧？他弄
不懂政治，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更远地离开政治。他唯一能做的，不使自己和他负
责的地方搞什么政治。二一九四六年，全国内战打响，谢家荣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资
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他在这个处公开宣布：不允许国民党建什么组织，他甚
至不允许这个处的任何地方挂蒋介石的肖像，不允许唱国民党党歌。他的理由是，
这里不是政治机关，是科研与事业部门。一次，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部门通知他上庐
山受训，他却跑到云南搞野外勘查去了。在国民党中央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政府属
下的一个部门，不允许这，不允许那，这这那那都是限制国民党，限制国民党的政
治，是绝无仅有的。这大约也可以称为谢家荣制造的一个独一无二吧！

    也许，正是有了这类切独一无二，他才能在地质理论、在地质勘测与地质找矿
诸多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除了石油领域他那些开创性的活动，他的关于地震的研究和著述，被后人称作
“掀开了中国地震学形容的划时代的一页”。他的关于陨石的研究和著述，创造了
又一个“国人第一”，他编著的《地质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二四年，共二
百四十四页）是中国人自行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他在煤岩学的研究和著述，
在国、内是开拓性的奠基工程，为国外同行称道，被称作“国际先驱”。在矿床学
研究上，他是大师，是巨匠。在岩石学、古生物学、煤的显微镜研究，在金属矿、
非金属矿的研究诸多领域，他都有涉猎，凡有涉猎必有成果，而且大多是属于开拓
性的成果。他是理论研究者，是著作家，是教授，是野外勘察工作者，是找矿人，
每一个领域都称得上硕课累累，成就卓著。这些领域，在他那里，又是一个有机体，
被贯通，被融合，于是，便产了“１十１＋１十１＋１大于５”的奇妙效应。有人
说，谢家荣集如此之多的领域于一身的能力和产生的效应，在中国地学界前无古人，
也后无来者。这当然与谢家荣身处地质事业的开拓期有关。以后的分工越来越细，
专业越来越窄，要成为一个领域的通才与战略家也越来越难。但是，在那个时代，
也并非随便可以达到他的高度的。正如已在许多领域有着杰出表现的达·芬奇，人
类至今以为是历史的一个奇迹。

    非常可惜的是，日后，谢家荣这份能力与成就，被当作与政治无关或与政治有
关只是与反革命政治有关，因而不仅未能使其继往开来，反而连同他这个人也一并
被勾销。

    谢家荣当然无法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生存，他卷起行李，举家北归
了。

    一九二九年，谢家荣携吴镜侬应邀赴德国柏林地质调查所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学
术研究与交流。如前文已述，他的经费来源于日本返回的庚子赔款。本来要在德国
呆三年的，结果只呆了两年就回国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当然得回
国了。前文已达，他一是要与国人共赴国难，二是不允许自己再用日本返回的那金
钱。用那笔钱本来就是一种屈辱，再用，在他看来，与汉奸无二了。

    在德国两年，他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还留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那张照片摄于
波茨坦。许多年之后，同盟国在波茨坦宣告全面对日作战，敲响日本侵略者的最后
丧钟。许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孙子去波茨坦与他聚会，以他为镜，这一切是巧合
么，

    我早几年就听说过谢家荣和谢学锦先生的一些事迹，早几年就想写写他们父子，
但我却犯了怯。在许多人的眼里，他们父子是了不起的专家、学者，但不是革命者；
有人说得更为决绝：说他们从来不是革命者。他们的说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起码
对谢家荣是如此。

    七七事变后，华北很快沦陷。北京（当时叫北平）也在劫难逃。

    沦陷区很快出现了日伪政权、维持会之类，中国人多，不缺汉奸。北平沦陷后，
谢家荣竟没有马上出走，他仍然“赖”在北平，“赖”在他的地学研究与大学教育
上。他大概太舍不得离开他的那套房子了，太舍不得丢下他的学者、教授的生活了。
如果不是突然有人请他出任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校长，说不定整个抗战期间他都
会“赖”在北京了、是他的两位朋友带来了“皇军”的口信，这两位朋友也劝他出
任。北大校长，并不是谁想干就能干上的，在中国学人的眼里，出任北大校长，抛
开他担负的责任和传统不说，光名分，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是一个学人一生所
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了。他的朋友说，即使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与日伪的维持会
还不一样，它一不是政权机关，二又不是要改变传统。两位朋友话没说完，便遭谢
家荣的痛斥。他们走后，谢家荣发了好大好大的火，说人不可貌相的，说这两个家
伙也变成衣冠禽兽了！居然说得出口，要我为日本人办学！第二天，谢家荣便撇下
妻小，离开了北平。

    他再也不能“赖”在北平了。他在北平只有两个选择：要嘛，出任北大校长；
要嘛，进日本人的监狱。他离开北平是化了装的。家里没有人送他，他要的便是轻
装简从。那时候，北平城里的日伪宪兵很多，特别是火车站。离开北平，是要冒生
命危险的。他悄然登上火车，去了天津。通过天津的朋友，与英国人接上了头，在
塘沽坐上了英国的一条邮船去了上海。他没在上海停留几夭，使假道武汉去了湖南，
到江华矿务局当经理，主持开采湖南锡矿去了。

    以后，谢家荣“奉命”离开了湖南江华矿务局，赴云南的昆明。那时候，为了
开通一条盟军对中国战场的供应线，国民政府决定修筑一条名为叙昆的铁路。谢家
荣受命到铁路沿线开展矿产调查，并且成立了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谢家荣出
任总工程师。那时候的总工，不仅负责工程技术，还负责行政事务，他是事实上的
第一负责人。这就更不能叫革命了，是受命于国民党政府了。

    幸好，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口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爱国主义在谢家荣，既不是口号也不是旗帜，而是一种生命的自觉、感情的需
求，与革命不革命毫不相干。

    他一到云南的昆明，便托人带信，让留在北平的家小南下与他汇合，他不能把
他们再丢在沦陷区了。

    谢学锦说，他们接到父亲的来信时不知有多高兴！母亲吴镜侬高兴得都哭了。
谢学锦那年从辅仁中学毕业，已是个热血少年了。满脑子都是抗日。现在终于机会
来了，可以南下抗日了。谢学锦从小学起，就没有好好用功，成绩平平，母亲对他
的期望又高，经常对他用“物质刺激”。比如，吴镜侬对他说，你如果得了一百分，
将给你什么什么。谢学锦便要反问：如果得的是九十九分给什么呢？吴镜侬说：得
九十九分给什么什么。谢学锦又反问；那么得九十八分呢？按那个架势，他是可以
问到得了“０”分你给什么的，弄得吴镜侬哭笑不得。谢学锦小学毕业后，母亲希
望他上北师大附中，结果，他的分数不够，进不去。吴镜侬强迫谢家荣去给北师大
附中校长说情，“走后门”，那位校长与谢家荣过从很密，但还是不帮这个忙，结
果谢学锦只上了个辅仁中学。谢家荣离开北平后，谢学锦更不把功课放在心上了，
整夭读他的小说，一本《三国演义》读了个烂熟于心（说“倒背如流”太夸张，有
些段落他倒真的能背得）。他读《三国演义》始于对战争的兴趣，对战争的兴趣又
起于日本人老是侵略中国这个现实。他交的朋友，全是些激进分子，他们还躲在一
起，认认真真策划过制造炸弹，酒瓶收集过许多，终因弄不到火药才作罢。现在好
了，他和他的全家就要奔赴抗日战场了！在他的心目中，父亲离开北平是去了抗日
战场！他不去谁去？他不去才怪呢！谢学锦说，他跟他父亲有两个地方极为相通：
一是在学术上，二是在恨日本人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相通：对美食的爱好上。谢学
锦至今喜面包、黄油、荷包蛋，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而且即便是在物质匮乏和社会
地位低下的情况下，他也能变魔术一般变出好吃的来，而且花样翻新。“文化大革
命”中他在陕西蓝田时，就创造过“一鸡三吃”。不是指一只鸡吃三次，而是指把
鸡的翅膀、大腿与胸脯分门别类，用三种不同的烹饪法侍候。并不以头上有右派帽
子而以为鸡不可吃。他吃鸡，而且“一鸡三吃”，此等吃法至今传为佳话。在乌鲁
木齐，我与他形影相吊了好几天，他就曾几次不避天寒地冻带着我满街找吃。乌鲁
木齐雪后的路面非常滑，他穿的又是一双硬底皮鞋，这样，他在路上滑来溜去的动
作便变成了“杂技”，比杂技还杂技，没规则。想到他那份对美食的爱好，为一份
小小美食如此不计风险而且履险如夷、欢欢喜喜，便又觉得他的杂技有了舞蹈的优
美，简直就是“冰上芭蕾”了。一次，找的是法式小吃，黄油、面包、咖啡，他吃
得很惬意，走时把一顶淡黄色的线帽忘记在店里了。第二天，以找回帽子为由，他
又邀我去吃了回法式小吃。一次，找的是家正宗川味面店，却吃了闭门羹，他并不
罢休，及至打听到这店老板回四川休假去了，才不得已在另一家非正宗的川味店吃
了一碗牛肉面。吃完便说：“正宗与非正宗是不一样的。”说得极为认真，甚至加
了个“注释”：“人的口腔是很难受骗的。”好像在写他的学术论文了。我便直乐，
请他用英语把这两句话说一遍，他便说，说得也极为认真，说完便轻轻一笑。问我：
“我是不是像个孩子？”我说：“有点儿。”他说：“只有点儿？”但他在吃公家
时却没有这份率真与舒展，吃公家的事是时有发生的。一回，宴罢归来，他觉得疲
劳之极。他说，他坐在那里，就像坐在一个玻璃罩子里一般，每个人又被一个小玻
璃罩罩着，一个个都变了形，而且光怪陆离。接着他便感叹：我父亲是位品味很高
的美食家，但却憎恨吃公家。他经常到馆子请人吃饭，都是自己拿钱，我如果学他，
别人还会把我当怪物。话又讲回来，我也没有那么多钱请客，斯文不起来。

    吴镜侬高兴过了头，在离开北平前，她以很低的价钱把那有三十间房子的“王
爷旧居”给卖了。许多年以后，她才后悔不迭。后悔的不是没卖出好价钱，当时人
心惶惶，人心思走，卖不了好价钱。她后悔的是根本不应当卖。她当时只想快快离
开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而且要离开得决绝。谢家荣早年在北京那个地质班有位叫叶
良辅的同学，也是颇负盛名的地学家。日本打进杭州前，浙江大学内迁，叶良辅是
浙大教授，勿忙中没能把他在杭州的房子卖掉。浙大后来迁去贵州，谢学锦后来成
为浙大学生，叶良辅对谢学锦说：还是你妈妈有办法，把房子卖了，我那房子现在
不是被日本人烧了就是被日本人占了！语中颇多后悔。待到抗战胜利，浙大回到杭
州，叶良辅一看，房子还在，仍归他。而谢家荣一家却没有此等好事了。日后，吴
镜浓每次搬家，都要为住房犯愁，就要后悔。在乌鲁木齐有一个夜晚，谢学锦也为
之唏嘘：“当时那房不卖就好了。”而当时，谢学锦是极力主张卖的。房子不卖，
又没人住，变成空房，空房日本人是要征用的。“烧了也不给日本人！”真个是此
一时彼一时。

    是时，在叙昆铁路沿线，谢家荣正开创着中国地质找矿的一个新局面，也开创
着他人生的一个新局面。他从西南联大请来助教和一些毕业生，在从昆明到威宁近
百公里的线段上展开地质调查。这是在日机轰炸下的工作，这是在物质极为匮乏下
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云南的未来（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地质事业和矿山建设
产生过重大影响和推动。由他主持并亲自执笔的这一地段的地质矿产调查（附有1：
10万地研矿产路线图），被后人称作“奠定了云南东部地质与构造的基础”。

    几年前，地矿部物化探研究所搞成立三十周年庆典，面对着首都几个大报的记
者，西装革履的谢学锦宣布说。中国地球化学填图领先世界！

    几天以后，首都几个大报发表了他的这个宣布，新华社还用五种文字向世界作
了宣布。

    谢学锦作此宣布时没有用“震惊”这个词，但实实在在震惊了我。我于是又想
写写他和他的父亲了。我走访了他的一两位同事和学生，他们讲给我的更多的不是
科学上的巨大贡献，而是他遭受的磨难和不公。这使我望而却步了。我对磨难和不
公，有一种近乎生理的恐惧。

    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我走进了他北京的家门。

    那就说说他的家吧。

    凭心而论，如果谢学锦不是一位身负重任的科学家，如果他家又没有太多太多
的书，他的那套住房，在北京已经不错了。我说这个不错，参照的是北京的普遇市
民。北京的普通市民里，还有无房户、特困户、危房户呢！我当然不会把他跟司局
级以上的官员相比，虽然谢学锦也当过物化探研究所的副所长，进入过司局级系列，
但现在不过是一位名誉所长。名誉所长讲的就是名誉啊！

    那套住房共三间，无厅，有厕所、厨房，全部居住面积也只有三十二平米。

    三间房子分大中小，大间是客厅，置沙发、饭桌、茶几、书桌、冰箱，墙上有
名人字画、挂历、手工工艺品，窗台上有盆景，各式各样的花。冰箱上放着泥人、
玩具。我们在客厅落坐，落坐后就不敢起身，更不用说走动了。沙发对着茶几，茶
几对着另一套沙发。两套沙发都可坐人，两套沙发都只给你留下放胆放脚的空档。
谢学锦说，他的茶几很好，请我们欣赏欣赏。他说，几个月前几位外国客人不请自
来，进了屋，也如你们这么坐了一会，他们不约而同地夸他的茶几！谢学锦不无得
意地说：他们还算有点眼力！他那茶几是木制的，做工还精细，但也精细不到哪里
去，那木料也并非名贵木料。于是，我心里说，他们总得夸呀，不夸茶几，难道还
要夸你这间拥挤不堪的会客室么？谢学锦见我们坐得很局促，便解释说，沙发放多
了，使房间变小了，可我的客人多，有时一来一串，又不能让客人站着。说说窗前
的书桌，名为书桌，桌前却没有放椅子的空间，是杂物桌了，但桌上放的又不只是
杂物，还有一台微机。谢学锦见我的眼光望向微机，便说，那是我在德国的儿子送
的，想使我的办公自动化。等我能自动了，它再自动吧！说着，便笑。轻轻笑，不
无得意的笑，为自己的幽默。幽默是极好的东西，是智慧，是健康，是智慧和健康
的养料和润滑剂，是烦恼和窘迫的解毒剂和松节油。但他又未能幽默到底，他突然
叹了口气，说，这房子再大点就好了，难就难在展不开图纸。而他的工作，天天要
和图纸打交道，有时来人一抱一大摞，只好去卧室，摊在大床上看……看看他的卧
室吧，一张双人床居中而置，靠里墙立着两个立柜，立柜上放着木箱，箱子上码着
书籍，直到楼顶。床与立柜之间的走道，靠里的一头被书籍和大大小小的影集占据。
靠窗的那边，也是书。高高的码着，像一溜书墙，与其说是卧室，不如说是书库，
却又没有一张书架。书架是有的，放在书房。看看他的书房吧，说是书房，不如说
是一条狭长的走廊，两个书架靠墙而立，一直快码到天花板。书架上有书，有资料
盒，还算齐整。书架外码着书，一直码到窗前，码到窗台，遮去了大半个窗子。墙
的另一面，有张写字台，上有台灯，有墨水，有笔筒，有书，有在开的稿子。稿子
有多大，写稿人的空间就有多大。稿子被夹在两摞书的中间。稿子上有字，有笔，
是写稿的地方，但我疑心怎么写？他是悬腕作文吧！桌前有把小椅子，椅子与桌子
的距离正好是人的背胸的厚度。椅子的两条后腿被埋在书籍里，固定了它的位置，
既不能后挪，也不能前靠。我眼前出现谢学锦伏案写作的模样，除了头可以自由晃
动，一手可以自由运作，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被牢牢固定了。他将永远取正襟危坐
的姿势，这与他的幽默不太相称。或许，这就是一种幽默，科学家的幽默。或许，
正是这份幽默成就了他，他的许多令世界“震惊”的论说就是以这种姿势、这份幽
默完成的。这是古代学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现代版本……

    此后，我在物化探研究所的院子里偶尔与他相遇，我装着不认识他，擦身而过。
他的忘心一向大。他早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了。我感谢这份忘性。我依然不想结识他，
不想进入他的生活，那里有我太多的不理解，太多的困惑和恐慌……我见到的他，
永远是匆匆的脚步，手里永远提着一个精致的公文包，而且永远是衣着整齐，清爽
利落，皮鞋锃亮，头发妥帖，穿西装必打领带，穿猎装必须宽宽松松……

    突然有一天，我的上司给我一个任务：采写谢氏父子。我一向不喜欢遵命写作，
这回，却长长地舒了口气……

    我对谢学锦的第一次采访是旁听了他们一个会，我的笔记本上疏疏落落地记着
一个个词一句句话，包括谢学锦的一些调侃和反讽；哥本哈根。他们老是想水系沉
积物。我提出泛滥平原沉积物，我手头有雄厚的水系沉积物资料。两派争沦不休。
我抛出了一颗炸弹。两派目瞪口呆，啧啧称奇，一片欢呼。英国有个奥普尔吃饭时
对我说，谢，我对你感到嫉妒。独联体。他们的分析实验不行，他们搞繁琐哲学。
我们有机可乘，打出去，赚他们的钱。卢布现在不值钱，把汽车搞来，在我们国内
倒卖。在苏联，应该说前苏联要办好事，得把我们中国的办法拿去，请客送礼，搞
点腐败。欧洲也开始行动了，他们也要学我们。超低密度全球采样，我们是第一家，
也是搞得最好的一家，最完善最系统。他们想跟我们合作。跟欧共体合作，地矿部
国际司也很有兴趣。请诸位注意这个化学定时炸弹的事，我们在这方面做的事又一
次领先时界。……

    我在化学定时炸弹几个字下划了两边线，线下还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以后我请
教谢学锦，他解释说，所谓化学定时炸弹，指的是工业时代化学物质对土壤不断的
侵扰和积累。土壤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土壤便要反过来惩罚现
代工业惩罚人类。那时，大片的森林将死去，草原不再长草，农田不再生长庄稼。
后果不堪设想。土壤承受能力的那个限度就是化学炸弹的那个定时器。不预测，不
监控，不防患于未然，化学定时炸弹一经“爆炸”，比人类已经明了了的那种核冬
天一点也不逊色，后果的严重令人不寒而栗了。

    对核炸弹、人口炸弹，人类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在艰难地采取对策。对这
颗化学定时炸弹，知道的人还很少很少；然而，它的威胁，却是实实在在地向在我
们步步进逼。已经出现过大片森林死亡，大片农田绝收的例子，更大的危险，还在
后头啊！好在，有人看到了这个危险，好在看到这个危险的人已在行动。早在几年
前，谢学锦就开始奔走，呼吁，在会上慷慨陈词，在刊物上多次著文。而现在，第
一支监控队伍还在这间办公室里组建，不久就要登程。他们是人类关于那颗炸弹的
第一支预警人员。望着他们，我心里为他们祝福了，祝他们一路平安；我也为地球
祝福了，祝它青春常在……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这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普通得就像别的地方太阳正在
升起，别的地方婴儿正在降生，普通得就像别的某个地方灯正红，酒正绿……

    几天以后，谢学锦去了新疆，我追踪而去，于是，便有了我与他在同一间招待
所一住数日的难得的经历。我的采访，也变得无拘无束了。谈起他的父亲，谢学锦
陷入沉思。

    从一九二０年谢家荣学成回国定居北京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北
京沦陷谢家荣离开北京的十七年间，是谢家荣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正是在这个
时期，他以其丰富的野外实践，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奠定了他作为一代宗师的地位，
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而那些年在历史上常称作“整个中国已经没有一张平静的
书桌”的年头。

    谢家荣有书桌，他的书桌平静么？

    谢学锦说：那儿年，父亲订了一份英国人办的报。英文报比中文报对时局的报
道客观些，消息也多。父亲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报纸一来，他什
么也不干，光看报。遇到不好的消息，他把报纸一扔，转入书房，去写作了，饭也
不吃。那时，谁也不敢叫他吃饭。有的时候，他写一通宵，第二天早晨，他又夹着
书包，去大学上课了。谢家荣一生都未介入国内的政治斗争，一生无党无派，一生
没有政治劣迹，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没有劣迹可言。也许，这没有劣迹本身就是劣
迹。他有过学术头衔，出任过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弄清政治为
何物。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出任过两届中国地质学会的理事长，两届秘书长，他是
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地质学会创建于一九二九年，是中国诸多自然科
学学会创建最早的一个。

    他当过国民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当过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
的负责人。一九四九年以后地质部成立以前出任过全国地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地
质部成立后，他出任地质部的总工程师。以后，随着政治运动的日益频繁与尖锐，
他每况愈下，到他死前，他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一直保留给他的是两
个头衔，一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称院士了），二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当右
派后，这两个头衔也没被取消。令谢学锦哭笑不得的是，谢学锦现在在北京的住房，
还是以他父亲的名义通过全国政协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来的。以保存谢家荣
这位前政协委员的藏书为由，谢学锦的居室被无数书籍占据空间便毫不奇怪了。

    谢学锦的高中读了三个地方：上海、昆明、云南昭通。

    谢学锦从小就难以适应学校那套刻板的教育。他喜欢的是自由地读书，自由地
交谈，自由地思考。他喜欢散漫，喜欢浪漫，喜欢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想想心事，喜
欢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无所事事。就其本性而言他倾向文学，他读过无数中外名著。
外国名著大都读的是原版。他在上海休学的那年，读了一提箱英文小说。他外祖父
家这类书很多。他离开北平时，专门从外祖父那里要了一提箱英文小说。他在课堂
里并没有好好读英文，他却会有滋有味地读英文小说，而且是在初中刚刚毕业的时
候。对外文的那份悟性他自认为得力于他对文学的那份倾心。如果当时让他选择，
他会选择文学，选择诗的……在我看来，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诗。严谨得令人肃然的
科学，在他那里，在与他一起经过长久跋涉、积蓄和升华，最后变成为诗，诗的灵
感，诗的境界，诗的自由。他带的研究生里一位叫王学求的年轻学者就对我说过：
“谢先生思维速度之快，我们年轻人也赶不上。这几年，他几乎是凭着灵感，在拓
宽、在占领一个又一个勘查地球化学的新领域和制高点。”所谓灵感，其实一点也
不神秘，更不是什么唯心主义，它不过是创造力的冲动和爆发，是灵性悟性的闪光，
是探险者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发现了目标物，是厚积薄发，是天人合一时刻人与自然
的协奏。艺术的创造是如此，科学的发现也是如此。谢学锦不减的童心，他对神秘
世界的热情，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他始终如一的坚韧不拔，他对人格的尊重和
内心自由的尊重，他对一类事必须的迟钝，对另一类事必须的敏锐，不仅来自他少
年时代诗的熏陶，更来自他日后科学的训练。诗与科学，在他那里浑然天成，烨烨
生辉，于是，科学便不仅仅是一项事业，一种生产力，更是一种审美了。他一旦进
入这个审美世界，在他的身上，便不再是匠气社会的不公，乃至政治上受到的伤害，
都对他无能为力了

    谢学锦在昭通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当时已内迁到贵州省的浙江大学的物理系。
此前此后的好长一段时日，谢家荣的探矿工程处就设在昭通，而且是昭通县城附近
的一座庙里。谢学锦读中学时是常来这座庙的。庙宇虽破，但神塑依旧，香炉依然，
庙的墙上挂满各式各样的地图与图表，庙的四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仪器、仪表、器
材，还有一处辟作实验室。这是试剂和试管的世界，一阵阵发出的化学试剂的气味，
取代了香火的气味，不知那些高高在上的神像作何感叹。有一张神案，成为谢家荣
的办公桌，他那个时期写的许多地质报告和地学论文就是在这张神案上完成的。于
是，在他许多助手的心目中，他的这些论文与报告，便也有了神圣性。谢学锦记得，
他第一次看到父亲在庙里写作时，心里升起的是一种庄严感，何等的庄严！这庄严
不仅仅来自那个小环境，更来自抗日那个大环境。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作出了自己
的选择：科学、实业……这个选择，是以牺牲他个人的艺术爱好为代价的。这是在
战时，战争使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战争使人净化，这种净化通向的却正是他所渴慕
的那个艺术世界。

    他本来是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然而，一件震惊全校乃
至全国的大事发生了，他的“好好学习”的梦也随之破灭。

    一则消息传到了永兴场，传进了浙大学生的耳朵：

    香港沦陷前夕，无数爱国人士将落入日寇之手，成为“人质”。国民政府要员
孔祥熙派专机去香港接人，但接回的是他家的二小姐和二小姐的一条爱犬！孔二小
姐和她的爱犬平安地风光地回到了陪都重庆。这就是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所期所盼
么？这就是国民政府送给无数死难者和将来的死难者的抗战到底的旦旦誓言么？

    偏僻的小小的永新场愤怒了，这愤怒与全国的愤怒连成一气，连成一片！

    学潮爆发，抗议的通电发出：打倒孔家店！打倒孔祥熙！

    “五四”时就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与行动，打的是孔老二。抗战时候，孔
老二变成了孔祥熙和他的孔二小姐和孔二小姐的狗。

    谢学锦在倒孔运动中脱颖而出。他不仅参加抗议游行，参加罢课，以后又参加
学生自治会，他当了膳食委员会委员长。他参加学生自发组织的读书会，读进步的
文学作品，还练习写作。与倒孔运动一同来的自然有国民党的对学生的压制与迫害。
他们的读书会便设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尼姑庵内。他参加学生剧团演出。以后，又搞
了个“宫廷政变”，把三青团员一一排除，他当了剧团团长，与一个国家，一个党，
一个领袖，一支军队，一个剧团，一个歌咏队分庭抗礼，专演进步剧。他还泡茶馆，
有时一泡一天，不把国民党党部的训政、训导、训令放在眼里，悠哉游哉，愤世嫉
俗，还有名士风度。他们还搞诗歌朗诵会，时事报告会，营火晚会，化妆晚会，附
近的老乡都来看，有的走几十里路赶来看。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浙大遵义的校本部
首先行动，通电国民政府，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成立联合政府。永新场的那部分浙
大那时已迁至湄潭。湄潭方面，三青团势力很大，在是否支持、响应校本部的通电
上发生了激烈斗争。学生自治会在整夜开会，争论激烈，不分高下。谢学锦是自治
会的常委，是最激烈的拥毛反蒋中的一位。他和几位志。向相同的常委一合计，决
定组织一个辩论团，辩论团还设主席团，谢学锦与一女同学轮流担任主席，轮流与
三青团把持的自治会辩论，一连辩论了三天，搞车轮战（搞车轮战也是传统，陆文
龙和金兀术就搞过车轮战），辩论战终于获得了一个全校搞“公民”投票的让步，
但不是全校一同表决，自治会只同意分层表决，一个班、一个系的表决。谢学锦马
上出动，把他剧团的人马召集起来，投入最后冲刺。剧团那些演员在学校里都是名
人，很有号召力，那时也有追星族。班、系的表决汇总上来，一统计，学校国民党
党部慌了手脚，派人调查，派人恐吓，但大局已无法改变！通电遵义校本部，通电
毛泽东，通电蒋介石：支持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谢学锦一时成为学运领袖，
大红大紫。接着而来的是接到写满恫吓和威胁的匿名信：

    限你十天出境。——铁血除奸团

    如何走？往哪里走？谢学锦一时方寸大乱。况且，走得掉么？说不定中统已经
作好安排。只待他离开学校，扳机就会扣响……

    也巧，一天，有辆汽车路过湄潭。谢学锦两眼一亮，父亲单位的！

    那时，谢家荣的探矿工程处已搬去了重庆。这辆车就是辆搬家的车。

    谢学锦爬上了汽车，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湄潭，离开了浙大，离开了一份黑
名单张的网。

    谢学锦在浙大读书四年，三年物理，一年化学，读化学是插班。再过一年，他
就可获得浙大的学位证了，但他没有获得。

    他说，浙大是所好学校，好就好在它允许学生泡茶馆。他说，他泡茶馆的时间
比上课的时间多。

    据说，在中科院的学部委员里，浙大出身的居诸校之首。中科院学部委员与泡
茶馆有什么关系？我问谢学锦。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的采访是从我们抵达乌鲁木齐的第一个晚上开始的。白天他没空，他急着要
看资料，要写作。晚上，我摆开了架势，他突然变得十分拘谨。他说，他过去接受
过许多记者的采访，从没紧张过，他们要他介绍的仅仅是他的工作，而我，要的是
生活，是人生故事。他说他最大的故事便是一生无故事。我说，你随便聊聊吧。我
把笔与记事本丢到一边。他轻松了，他转身拿了一个小洋铁罐，问：你爱喝茶吗？
我说很爱，他摇摇那洋铁罐，说，这茶是一位英国朋友送的，叫爵士茶。他说这茶
他怎么也喝不出什么味，比贵州永新场、湄潭的茶差远了。于是，便有了他在浙大
泡茶馆的回忆。当他正说在浙大泡茶馆的时候，我一口一口喝着英国茶。那茶里有
一股香味，像是掺了花露水或珍珠霜似的，我喝不习惯，但为了爵士爵士，也为了
与浙大的茶馆相呼应，还是一口一口地喝。他也一口一口地喝起来。当我们突然同
时说，这茶不好喝时，我们笑了，笑得非常愉快，我们有了默契和信任。他适时地
给我提出要求，作记录。他声明说，他没有可能一件事给我说两次。以后，我的采
访变成了一次次漫游，无拘无束的漫游。我并不特别提什么问题。他想说什么就说
什么，不想说的，绝不追问。比如，在后来，我发现他在他父亲谢家荣先生的死上，
他隐瞒了什么，我也不追问，更不点破。我把此文的写作，也定在这个调子上；能
写多少算多少，能写什么算什么。后来，当写作开始以后，我才发现，我其实犯了
个错误，我疏漏的地方太多了，很难构成谢氏父子完整的人生，而谢学锦已经没有
时间再接待我了。我几次找他，他都用“对不起”把我打发了。他从新疆返回后，
也的确是忙，忙得一塌糊涂。我便失去了自信，又不能不写，便在结构上用点心或
说取巧了。我能坚持的只有一条；不知为不知，不求完整，只求顺畅，能读得下去。
不歪曲，也不拔高，不杜撰，不虚构……

    我们住的那间房子有三张床，我们进来时，已经住了一个人，也是地质系统的，
来自四川，来新疆寻求商业机会的。他的商业属高科技。头天晚上，他的来客很稠。
第二夫晚上，来的人少了。第三天晚上，他干脆加入了我的采访，插话，笑，而且
还是大笑，而且喧宾夺主。第四天晚上，他把他的头头请来了，是位教授，这位教
授便请谢学锦给他们公司当顾问。谢学锦说，当顾问的事以后再说，你能不能先借
给我点钱？我的旅费吃紧了，原以为马上就可以去吐哈与克拉玛依的，哪知，那边
的评审会后推了。他们也爽快，给谢学锦拿来了钱。这位四川人这才恍然：我一直
纳闷来着，谢先生您怎么住这种房间，原来你口袋里没钱！谢学锦一点不露羞愧：
“无钱一身轻！”

    那间房子的温度很难上去，暖气烧得挺旺，但窗扇与窗框合缝不严，一起风，
窗子摇晃，房子也似乎跟着摇晃，还嘎嘎作响。而那些天，又似乎很少不起风。头
一晚，谢学锦在被子上压上了他的那件俄式大衣，那大衣是他两年前在莫斯科买的，
他说便宜得像白送。大衣很厚重，一个晚上下来，他的骨头都被压酸了。第二天晚
上。他找服务员加床被子，服务员说管库房的下班了，没办法取。我便敲开另外的
房间，见有空床，偷了床被子过来，明告谢学锦：偷来的！谢学锦说：你还有这手？
我说，小小不言。他说，以后他也得学，但又担心被抓了怎么办。太冷，我们就钻
进被子，继续我们的访谈。我也不作记录了，我寄希望于我的脑子。谢学锦说，他
对他的脑子很有自信，凡是他愿意记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过耳不忘。人的脑子
应当有选择，什么该记，什么不该记，不然人的脑子会变成一锅粥的。他记文献的
能力极强，对看地图、看资料，眼睛一眨，全都收录了。他家有台录相机，至今他
不会用，那无数开关令他眼花缭乱。他看电影，看到结尾还分不清谁是好人坏人，
以后干脆不看。他经常出国，没看过一部外国电影。他说，有一次，我给女儿打电
话，电话挂通了，是女儿的一位女同事接的，她问我找谁。我说找小谢。她说哪个
小谢？我们这有几个小谢。当时，我怎么也记不起女儿的名字了。她提醒我是不是
找谢渊洁？我说是。我女儿来接电话了。她告诉我那位女同事找她来接电话时说，
有一个人打电话找你，大概和你不熟，连你的名字也想不起来。我说，他是我父亲，
于是大家哄堂大笑了。

    谢学锦到重庆后，与父母住到了一起。那时，矿产测勘处有自己一栋小楼，小
楼在重庆大学里。谢学锦找了份工作，进入小龙坎油料厂。不久，他进入重庆大学，
接着读他的化学，作他的毕业论文。他总得有个学位啊！谢家荣的朋友俞建璋，是
位古生物学家，是重大的教务长，也是学校国民党的书记长和训导主任，按说是个
不拆不扣的顽固派了，当然这仅仅是“按说”。他不是顽固派，更不是特务，他不
害怕学生，甚至不害怕上了黑名单的学生。他知道谢学锦上过浙大的黑名单，但他
接受了他，让他进入重大，还允许他一边读书一边去油料厂干活挣钱。这段往事是
谢学锦第一次向外披露，如果早披露四十年，他的头上可能要多一顶“特务”帽子
了。

    不久，谢家荣、吴镜侬带着三个孩子和矿产测勘处一同迁往南京，去了当时的
首都。那时他们叫“复员”。老二谢恒在成都读大学，在风起云涌的学潮里，正一
步一步走向共产党。

    父母走了，矿产测勘处那栋小楼成了谢学锦一个人的“行宫”。他晚上去油料
厂干几个小时的活，白天去重大读他的化学。他被告知，不可出风头，浙大的黑名
单并没有作废。那一段日子，他也不想出什么风头，他在汕料厂搞的是与化学有关
的技术工作，发现自己很不内行，欠缺得实在太多了，他只想在重大的最后一年里
认真学点知识，以免日后讨不到饭吃。但不出两个月，他又沉不住气了。重大的进
步力量和中间力量占有优势，学潮如火如荼，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不仅极有战
斗性，而且很富人情味。有位叫张现华的学运领袖，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谢学锦在
浙大的表现，找上门来，把他引为同志。没几天，谢学锦就操起家伙干起来。这个
“家伙”就是他的演讲的本领。在大庭广众之间，他的演说极具煽动性，满场喝彩，
掌声频起。他恰恰是在掌声最热烈的时候抽身而出，悄悄溜走，既保持了演讲的余
音余味，又使他保持了神秘——特务们不知何时下了！谢学锦曾叮嘱过张现华，千
万不能在散场时离开，不然，脱身就难了。后来，张现华被捕了，谢学锦一听说张
现华被捕的消息，马上离开了小龙坎那幢房子。那房子在一段时间成了重大地下党
开会的地方。那里有油印机，有印好的传单，想转移这些东西已来不及了。几天以
后，谢学锦溜回房子，发现那些东西还在。张现华没有出卖同志。

    一九四七年，谢恒从成都来到重庆，找到谢学锦，说她要投奔解放区，她已弄
到红岩村的地址。谢学棉二话没说，带着妹妹上了路，一直把她送进八路军办事处。

    就在这年，谢学锦重大毕业了。

    吴镜侬写来信，嘱谢学锦速回南京。谢家荣即将出国开一个学术会议，她已给
谢家荣说妥，带谢学锦出国、然后让谢学锦留在国外读书。她最最担心的是卷入政
治，为此，她夙夜难眠……

    他回信给母亲，他不卷入政治，遂了她的愿，也不出国留学，也遂遂自己的愿
吧！母亲你尽可放心，我会来南京的，但不是现在……

    他背着个小行李卷儿，开始了几个月的漫游：云、贵、川，多好的山川啊！他
去了贵州的永新场，山河依旧，校去人空，再见了，浙大！再见了，风流倜傥、热
血沸腾的学生生涯！

    一九九三年的四月到十二月，中国民航有多架飞机被歹徒劫持去台湾，一次被
制服，未遂。

    劫持去台湾的事在国民党从大陆逃跑的一九四九年发生得更为频繁，许多学者、
专家、教授就是被劫持离开大陆去了台湾的。那时的劫持者不是零星的歹徒，而是
国民党政要。这个劫持令是在胡适对谢家荣的劝说失败后下达的。谢家荣闻风而藏，
劫持未遂。

    一生未曾介入国共两党斗争的谢家荣在一九四九年突然关心起国共两党的斗争
来。他作出了抉择，不去台湾，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迎接新中国，迎接他生命的
真正春天。他的抉择，与他有一儿一女在解放军里有关，与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时
走进他家的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有关，与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扑时的大屠杀有
关，与内战开始后国民党的腐败和高通货膨胀有关，也与谢学锦对他的灌输有关。
但最为关键的是：他崇尚自由、民主、正义与崇高，崇尚国富、民强，崇尚科学家
对科学的执著与梦想。而这一切，都与未来的新中国紧紧相连，他的梦想不再是梦
想。他留下来了。

    在陈诚下令劫持他去台湾之前，新西兰有个国际学术会议，他是被邀参加会议
的四个中国科学家之一。那时，国民党败局已定，他害怕出去后在外面被劫持，没
有登上飞机。已经在南京的谢学锦是他在“这个时候出国开会”的最坚决的反对者，
吴镜侬那时不仅希望谢家荣出去开会，还希望同谢学锦一起搭机离去，吴镜侬的希
望在他们父子俩的“合谋”下再次落空。

    谢学锦在云贵川漫游之后，来到了南京。他很兴奋，他情绪高昂。他在浦口找
了份工作，进入当时的一家大工厂：南京永厉钅亚化工厂，他在那里担任技术员。
浦口与南京一江之隔，他每个周日都要回到父母家中，去作思想灌输。他告诉父亲：
胜利在望，中国复兴在望。

    解放军渡江前夕，谢学锦离开了记厉钅亚厂，与矿测处听有成员结成了一体。
那时，国民政府在全线撤退，时有某某被“劫持”的传闻，时有某某机关的资料、
档案被劫持送走的消息。于是，他们把测助处珍贵的地质资料、标本、仪器偷偷装
箱，运到一个美军弃置了的仓库，那仓库很厚实，不怕炸弹，不怕水淹。他们做得
人不知，鬼不觉。他们冒着危险，保护他们多年的辛劳与血汗，保护未来新中国的
地质事业。他们防范国民党太严密，干得偷偷摸摸，就是单位里也仅有一部分人知
道内情，而在不知内情的那部分人里，以后出了一个揭发者；谢家荣把黄金用汽车
偷运走了——这个揭发者就是后来的“三反”运动中的一个打虎队队员。一汽车黄
金，天哪！谢家荣和矿测处的同事，还有外来的谢学锦，日夜守卫着他们那个机关，
扛着木棍，拿着电筒，轮班巡夜。有人回忆说：风声特别紧的那几夭，谢家荣的头
上一下子长出了许多白头发。他怕极了，好像那些价值连城的地质资料马上就会失
去似的。

    谢家荣的头发没有更多的发白：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了。他们迎来了解放，迎
来了胜利。谢家荣也走上了街头，跻身无数市民的行列，欢呼胜利。——顺便说说，
这是他一生里唯一的一次自觉的“街头政治”行为。另一次“街头政治”行为不是
自觉的，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揪上街头示众。

    不久，万里、孙冶方接见了谢家荣，对他留下建设新中国深表欢迎，对他的学
术成就和找矿成果表示了高度的兴趣和赞赏乃至敬意。后来，陈毅对他说，前委书
记邓小平知道你呢，知道你在淮南煤矿的作为！邓小平、陈毅前不久才在淮海打了
一个大仗，他们怎能不知道淮南煤矿！陈毅是挥师上海前夕召见谢家荣的，而且请
谢家荣随他离开了南京，去了他的指挥部，后来又一同进军上海。陈毅不愧是大政
治家。谢家荣在上海满面春风的出现。使不少心存恐惧和犹疑的学者、教授，疑云
顿开。在中国的学人里，谢家荣曾以无党无派著称。这个无党无派的学人不仅以他
的学问、著作令人佩服，更以他的人品，他当年拒绝日伪治下的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令国人感佩！抗日艰难时期他坚持科学事业，坚持地质找矿，不仅成就卓著，而且
给国人传达的是一个不甘沉沦的民族大难时节永远挺拔着的一副脊梁骨呢！在上海，
他的出现就是一个象征。学人相信他，相信他脸上激荡的春风来自他的内心，不是
强贴上去的，他不是一份传单。

    有一天，谢学锦去南京的一个大剧场参加一个报告会，听会的人很多，大都是
当地地下党的成员、进步分子和南下干部。会议散场，出口很挤，七挤八挤，竟挤
出了一个妹妹。谢学锦惊奇地发现了谢恒。身着解放军制服胸佩解放军符号的谢恒
在谢学锦的欢叫声中也认出了哥哥……

    谢恒是来南京参与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与她同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一
位相貌、学识、人品都令吴镜侬满意的年轻革命家——她当时把女儿和女儿的男朋
友一概看成革命家来着。终于，苦尽甘来，阖家团圆。撇开女儿“革命家”的身分
不说，作为人妻人母，她理应高兴。《中国科技史料》季刊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的封
三刊登了谢家荣的专版照片，一共四张，第一张便是谢家荣与夫人及子女一九四九
年摄于南京的全家福，想是他们家那次团圆的纪念了。照片上的谢恒，看上去像个
中学生，全然没有革命家的气派。她身着便装，面带微笑，少女的微笑，既单纯又
满含憧憬。她身边站着谢学锦，谢学锦没有笑，却也显得单纯，已脱尽孩子气，是
个成熟的青年了，依然是西装、领带、洁白的衬衣领子，眼光炯炯。模样英俊，英
俊得令人想起画报上的电影明星。谢家荣和吴镜侬并排前坐。吴镜侬的笑意最为明
显，而本当比她更高兴的谢家荣眸子里却有一份忧郁。这份忧郁使他的整个脸面显
得格外凝重、庄严。他时值中年，如日跃中天，学业有成事业有成的智者即使眼睛
里不含一丝忧郁，也会给人一种凝重和庄严的。谢家荣照片上的那份忧郁，或者可
以称作是智者的忧郁吧。智慧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未被权、钱异化的智慧更是一种
深层的痛苦了。智者在追求和开发智慧的同时不期然也追求和开发着痛苦，最后他
们还得与痛苦认同与痛苦浑然一体呢。他们中的幸运者在告别人世以后，他们的痛
苦又不期然成为一盏灯或一只萤火虫，照耀或闪烁在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跨步前行
的路上。谢家荣的忧郁与他获得的新生感一点不相悖，他工作得更加虎虎有生气。
从上海回到南京，他变了个样。每天处理矿测处的公务只花一个小时，其他时间他
就做他的学问，搞他的研究，跑他的野外。去年，他派出了九个队，赴江苏江宁、
栖霞山、宁镇山脉；安徽当涂、淮南、铜陵；山东招北、掖县、莱县，翌年（一九
五０年）他派出十二个队，赴东北鞍山、本溪、夹皮沟、老牛沟；淮南八公山、定
远；鲁南新蒙；安庆以北；胶东东西两部；南京附近。并且拿下八公山新煤田的十
亿吨储量。一九五０年元月，他还创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地质探矿专科学校，
招收学生一百多人。几十年过去了，这批人现在担任总工程师、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高级工程师、教授、副教授的、已不下数十人。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的王文广
说：“谢先生办学有个突出特点：地质为找矿服务。务使学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
切为了找矿，必须具备自己的找矿手段。然而，在我国地质工作中，直至六七十年
代，人们还在为‘钻探为纲’的错误进行讨论。相比之下，愈加表现出谢先生在解
放初期就具有‘地质为找矿服务’这一指导思想是多么可贵。”王文广还说：“现
在可能还有些人在这一问题上还没有真解决好。”这不奇怪，就全国而言，现在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也并不能说都解决好了。然而，在乌鲁木齐的一
个夜晚，在肆虐的寒风使夜色变得更加稠密的对候，年近古稀的谢学锦却在批评他
的父亲。他用的依然是低沉柔和的嗓音。他说：“父亲一生犯了几个大错误，有些
本来可以不犯的。比如，他跟苏联专家的关系。他认为他们中的某些人水平低，却
以老大自居，瞎指挥等。从技术学术上讲，他是对的，我也碰到过苏联专家的瞎指
挥；从政治上讲，他是错误的，当时中苏团结是压倒一切的。为此他付出了重大的
代价，他的成为右派，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再比如，他和李四光的关系，一直不冷
不热。他跟李四光早年共过事，一先一后都当过北大地质系的系主任。两人一辈子
也没当面争吵过。他对李四光的学术成就很尊重，但他说李根本不懂找矿。李四光
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回国了，如果他有点政治头脑，他就应当高兴，起码，也不应
当怠慢于人。李四光回国之后受到重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却表示担心。他就
对我说过，他连矿也不认识呀！李四光到了南京，他不去看他，结果，反倒是李四
光来我们家看他，当时我在座，我至今记得那不冷不热，不尴不尬的场面，当时在
场的还有李四光的学生孙殿卿先生。再比如，一九五０年九月，政务院通过成立全
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他被任命为副主任。他却不去北京上任，他竟像顽皮的孩
子一般，把他副主任的牌子钉在南京矿测处他的办公室门上，后来，西北的习仲勋
邀他去西安，他竟极为动心。说到底，他不想在李四光手下工作。后来还是南京的
柯庆施专门找他谈话，他才去北京赴任的。但已造成影响了，这影响究竟有多大，
只有天知道了。”

    文学理论里有个很传统也很经典的观点：任何悲剧都是性格的悲剧。

    谢家荣五十岁的时候（一九四八年），有不少人为他祝寿。写过许多诗文，有
些还公开发表了。

    有诗云：
        赤日丽中天。称觞五十年。
        珠玑嘘累几，桃李植盈千。
        倚马惊才捷，屠龙叹技全。
        高山安可仰，当世一名贤。
              ——南延宗：《季骅师五十祝词》

    谢家荣九十岁的时候（一九八八年），北京开了他的纪念会，不少人为此写过
诗文，有些还公开发表了。

    有诗云：
        精研地矿一生专  当代学人难比肩
        探赜寻幽发奇绩  旁搜远绍越尖端
        是非颠倒遭横议  抑郁萦怀下永年
        明镜高悬清若水  回思往事泪潸然
                  ——谢树英；《追悼季骅兄》

    谢家荣又名谢季骅。

    四十年里，物换星移，天翻地覆，不移不换，不翻不覆的是人们对谢家荣的崇
敬。

    在我能搜集到的出版物里，无论是前四十年还是后四十年，为谢家荣写文章最
多的数殷维翰。在我和谢学锦的访谈里，殷维翰的名字也多次出现。

    从新疆回来后，我两次拜访殷维翰。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南京新华日报在头版二条发表了一则消息：“本市大
专学校文化科学机关联合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消息说；。“殷继翰贪污、盗窃
数字甚大，情节严重，拒不坦白，当场宣布予以逮捕法办。”消息还说：“大会在
进行过程中，群众对贪污犯表示了无比的愤怒，当贪污犯殷维翰顽固狡赖之际，他
的妻妹王定文带着贪污犯殷维翰的一大包赃物，走上台去检举殷维翰。她说；‘在
三反期内，贪污犯殷维翰企图遮掩人民的耳目，把一贯贪污来的赃物的一部分，拿
到她家里去隐藏。她当场把一大包赃物打开，一件件地拿起来给群众看，其中有美
钞、银元、金块、金戒指、金链子……等。她指着贪污犯的鼻子说：‘你这个贪污
犯还狡赖得过去吗？’王定文的检举，揭露了大贪污犯殷维翰的丑恶面目，全场群
众高呼要求政府严办大贪污犯殷维翰。”

    三十年后，这位叫王定文的妻妹给殷维翰写了一封长信，并请他当作她迟到的
证词转给殷维翰的上级部门。这是一封字字带血声声含悲的信，它揭露的不仅仅是
当年的打虎队对她的逼供信，强拉她上台诬告自己的姐夫的种种卑劣，而且还有她
自己的悔恨。三十年来，她没有一天轻松过，她在毁灭姐夫的同时也毁灭了她自己……

    殷维翰先生八十有二了，住北京北礼士路一座塔楼的底层，两室一厅。

    殷维翰的两个女儿早已成家另住。对那两室一厅，老俩口已很满足。从他家的
摆设看，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没有一样入时的东西，桌、椅、柜之类看似五十年
代的样式，唯一和现代生活挂钩的只有一部彩电。房子抬整得十分清爽、整齐、疏
落有致。在一书架的最上一格，一溜排着殷维翰的著作，有二十来部。他已年过八
十，依然笔耕不止，撰写地学方面的科普作品，写友人的纪念文章，也为这会那会
这书那书写发言稿写词条。殷维翰个子不高，但很结实，脸上的肌肉一点不松垮，
而且泛着熠熠的红光。他的牙齿也结实，且白。他的眼睛一点不昏花，黑黑白白。
他说话声音不高，却说一会儿停一会儿，不是要搜寻记忆，而是让心脏休息休息。
这是他的老伴王定权给他定的规矩，他很守这个规矩。后来他向我解释；他妻担心
他回忆往事大动感情，引发心脏病，于己于人都不好。他作这番解释时，他目光和
声音的诚挚几乎让我置身于纯粹的童话世界。他不嗜烟酒，却有烟有酒供客人挑选，
但没有一样是名牌。我去拜访他时，他正在写一篇纪念王植的文章。王植生前是山
西地矿局的总工程师，十年前去世的。王植也是当年测勘处的老人，在那次“三反”
运动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在乌鲁木齐的那间招待所里，谢学锦对我讲过王植。说
的是有一天谢学锦在玄武湖边碰到王植，那天天气很好，一点不冷，王植却穿着件
呢子大衣在湖边走来走去。谢学锦问：“你干吗穿大衣走来走去？”王植说：“今
天太阳好，我穿出来晒晒它，走来走去可以加快空气的流动。”他的迂可见一斑了，
但迂得很科学，很出味。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王植也奉谢家荣之命，为测勘处捣
腾过银元，“三反”中他自然也是重点。他跟殷维翰不同，殷维翰是死不交待，顽
抗到底，直至入狱。王植是交待的，但交待过后马上翻案。有人说拳头落下时他交
待，拳头收回去后他翻供。他被关过一阵，不是关大狱，是单位的隔离室。他在隔
离室里经常唱歌。唱革命歌曲，唱得很纯情。弄得打虎队员们束手无策，制止和允
许似乎都犯禁。现在依然健在的中科院院士郭文魁也是谢家荣的老部属，也这么关
过。但他不唱歌，他的凛然正气，尽人皆知，这就是他无声的歌。谢学锦到测助处
报到后，干的是化验。那个化验室是当时中国地质部门最好的一间化验室，设备先
进，技术也拔尖。这几年的化验工作对谢学锦是一个好的训练。日后，中国地球化
学的分析能走在世界前列，与这间化验室不无关系。“三反”开始后，谢学锦一见
测勘处被列为重点，大吃一惊了。谢学锦估计这是冲着他父亲谢家荣来的。谢家荣
当时已去北京就任，而且正“甩开膀子”大干着。当时他不仅是全国地质工作计划
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还兼任计计划处长。主任是李四光。这个“计划处长”于他
很重要，他可以独当一面扎扎实实干事。“三反”运动时北京没有惊动他，他也装
着不知道南京已“后院起火”。谢学锦在整个运动中没给他写过一封信，怕被人称
作“通风报信”。

    在“三反”运动开展的前几个月，谢学锦做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已载入史册：
中国勘查地球化学的首例探矿实验。中国的勘查地球化学今天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在地质找矿上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成果，而且在理论、技术、方法各个领域均
居领先世界地位，不能不说与当年的“首例”实验有关。

    殷维翰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是这么写那次“首例”实验的：
          化探的发展大致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二三十
      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挪威地质学家Vogt即已
      进行了试验。然而，在我国，直到解放前夕，
      知道的人还很少，更不用说对它的重视和应用
      了。谢先生（指谢家荣，下同——引者注）在一
      九四九年二月看到当月出版的美国《经济地质》
      （第44卷第1号）上有一篇H．E．Hawkes《地
      球化学探矿》的文章摘要，提到用有系统的化学
      分析方法去分析研究土壤、植物和水中的元素
      可以做为探矿的线索，同时为了适用野外应用，
      还得研究各种迅捷、简单而反应灵敏的微化分
      析方法。谢先生当时虽然尚未见到原文，但他
      已经敏锐地感到它对探矿的重要性了。
          一九五０年，谢先生首先派谢学锦、张佩
      桦同志去安徽安庆月山根据几条剖面系统地
      采集土壤、岩石试样进行分析。翌年秋，谢学
      锦又和徐邦梁同志再去月山，当时正好在铜矿
      区域内有一种植物生长得特别茂盛，极其惹人
      注目。经过分析，发现其含铜量异常。这种植
      物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和浙西一带，特别在
      铜矿区附近，尤其在古代炼碴和废石堆上长势
      特盛。经鉴定后，确定名为海州香薷。据说海
      州香薷最早系由孙雄才在江苏海州清朝铜元局
      内发现的，所以现在它的外文学名是Eischole－
      gia Haichowensis Sun，它被认为是一种“喜
      铜”植物，故一般称之为“铜草”。这是我国用科
      学方法正式发现的第一种铜矿的指示植物（也
      是第一种找矿的指示植物）。这种植物在安徽铜
      官山，湖北大冶、阳新等地铜矿区也都得到验
      证。

    谢学锦、徐邦梁月山考察、实验归来后，合写了一篇题为《铜矿指示植物海州
香薷》（两年后发表，载《地质学报》第三十二卷第四期，一九五三年），此文是
中国化探的开山工作。谢学锦也因此文及他后来的大量论著及实践，成为中国化探
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徐邦梁后来于另外的工作去了，没有继续他的化探事业。
不然，他和谢学锦将同样被称为中国化探事业的奠基者和开路先锋的。

    在殷维翰先生家，我看到了徐邦梁给殷维翰刚刚寄来的一封信，他称他为“殷
公”，信上说：“当年测勘处只有五六十人，财力亦较薄弱，并且工作条件很难，
但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为全国地质找矿勘探奠定了基础。我以为主要原因是有一
位博学多才的专业领导，谢先生能正确的指导找矿方向，思路新颖，这是后来的领
导都望尘莫及的……”

    谢学锦月山归来后，在一个学术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发现。这个发现当时并未引
起大的震动。最先给予这个发现高度评价的是一个日本人。此人叫筱田恭三。日本
侵华时期，有不少日本学者、技师被派到中国的工矿，搞经济侵略。筱田恭三就是
其中的一个。日本投降后，谢家荣从日本技师里挑了几个有学识的人来矿产测助处
“为我所用”。筱田恭三是从马鞍山铁矿挑来的。谢学锦是在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报
告他的月山之行的，筱田恭三听了他的报告之后，他对谢学锦说；这是最了不起的
发现！理论与实用的前景都不可估量！还说，以后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我想跟
你们一起干。那个会议没过几天，“三反”来了，谢学锦也中断了他的化探实验与
考察。筱田恭三是外国人，没让参加运动，他便一个人沿着长江跑，在许多铜矿区
都发现了海州香薷的分布，并写了报告。但由于当时人们对化探认识不足，他的报
告没有引起重视。后来，他申请回日本了，“三反”运动他没参加，但把他吓坏了，
回日本后他写了篇文章，对谢、徐的发现极尽赞赏，并预言中闯一个新学科的诞生。
这是国际学术刊物对中国化探作的首次反应。我已多次使用“首次”，没办法，我
们干什么都喜欢“首次”喜欢“第一”，科学上如此，搞政治运动也是如此，第一
个点名，第一个揪出，第一个关押……殷维翰在“三反”运动中就是这么个“第一”。
他第一个被点名，第一个被揪出，第一个被关押。

    下面，是我对殷维翰先生这位“第一”的采访记录。
          我一九二九年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进校
      后听说地质系是专门学开矿，那时我满脑子国
      富民强，想搞实业救国，我就转到地质系。我
      认识谢家荣是一九四二年，那时我在昆明炼铜
      厂。一次，我去调查一处铝土矿，在那里碰到了
      谢家荣，他也是去搞铝土调查的。从那时起，
      我们就有了接触。我早就知道他，听说过他治
      学为人的许多传奇式的故事。抗战胜利后，谢
      家荣写信给我，邀我去南京他那里工作。一九
      四六年我去了南京，成了他的下属和同事。我
      越发佩服他了。他一点不俗，聪明绝顶、能博
      采众长，对新思想新理论接受很快，人又开
      朗，笑起来像个小孩，天真极了，笑得一点不
      像大人更不像大学者，胸无城府，做什么都坦
      坦荡荡，不做假。工作很认真。他喜欢的人是
      工作型的，不喜欢不工作的。对人从不绷脸。
      他比较信任搞技术的，总务科长这类角色也要
      让技术人员干。我就被他硬拿着去当了几年总
      务科长。他从不占公家的一分钱的便宜，我当
      然也不占，也用不着讨好他。他文笔非常好，
      又快，中外文都好，能用英、德、法文写作，
      像中文一样得心应手，还能读俄文。他的文章
      很有文彩。他本来是以煤为主要研究对象
      的，后来他在金属、非金属、石油诸领域都做
      出杰出成绩，其涉足之广学识之全面，国内地
      学界没有第二人。常常能提纲挈领，抓住要
      害，高屋建瓴，迅速占领阵地，组织突破。我
      当总务科长时，正是国民党政府给我们经费极
      少的时候，我们要活下去，工作还得做好，我
      们就只好拿技术拿我们全国独一份的能耐去搞
      有偿服务。这就有了些钱。这钱，也给我们埋下
      祸根。解放前夕，谢老组织我们把资料把设备
      转移到一个美军不用了的仓库，是为新中国保
      留下财产呀，也成了大祸，说我们是转移赃
      物。矿测处的上司原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那时我们写资源委员会通行用英文缩写：
      NRC，这三个英文字母更是遗祸不浅，说是
      特务集团的代号，闹得不可开交。南京市也很
      奇怪，解放后大大小小的特务机构都挖出来
      了，为什么NRC这么大一个特务组织竟没查出
      来？这当然是内部掌握，说我们是特务集团时
      并不出示NRC三个英文字母，不然一句话就
      解释通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又提此事。地
      质部一位主要负责人在大会上讲NRC，我们
      才知道这特务组织是怎么回事；但还是不容
      我们分辩，只是一个劲地追问图章是什么样，
      会徽是什么样。当他们终于明白NRC是资源
      委员会的英文缩写后，却一点不觉得自己有多
      荒唐，反而更上一层楼，说资源委员会也是反动
      的，是国民党的走狗机构。直到一九八三年，中
      央下达文件，明确指出“在大陆的原国民党资
      源委员会的全体员工在护厂、护产、迎接解放
      方面是有功的”之后，这个问题才最后厘清。
          我被揪出来时就明白，他们是冲着谢家荣
      先生来的。在政治上找不出谢老多少污点，就
      在金钱上开刀。但谢老的名气大，又不好动
      他，就想先扫外围，搞顺藤摸瓜。没有确凿的
      实事，动了谢老是交待不过去的。在中央，欣
      赏谢老的不只一两个人，搞错不得的。我的确
      没贪污，一分钱也没有，谢老更不是那类人。
      可几搞几槁，竟搞出上百亿上千亿的贪污罪来
      了。别人顶不住了，我还死顶，绝不承认。我
      当时想，我今天如违心承认了，过了这一天，
      我以后怎么做人？这辈子是否就要撒谎、骗人
      下去，以此反过一生呢？我受不了的，痛苦大
      大。如果因为不承认我被打死了，被枪毙，也
      就算了，我也解脱了。因为在这种不讲理的局
      面下生活是没法过的也没有必要过的。我下了
      决心不说一句骗人的话，不写一句骗人的话，
      我还真有点大义凛然，心里不害怕。那时我四
      十岁，头一次经受此等场面，在一间小房子
      里，我站在一张桌子上，双手举起，一站几小
      时。说完又拖下来打，八个人打我一个，边打
      边踢，踢了这边踢那边。后来又关到另一个地
      方，也关了别的人。冬天，我赤着脚挑担子，为
      被隔离的人挑伙食。那冷那气氛，大喇叭喊，
      历数我的罪行。我很奇怪，要打倒一个打倒就
      是，何必搞人格侮辱呢？还弄些群众围着你
      骂，吐唾沫，要彻底摧毁人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我不敢说所有的人对我都恨，但我没有仇
      人。我一直没怪过他们，他们受人调派的。几
      十年来，经常碰到过去那些唾过我的人，见了
      我就说对不起。我说，我不怪。真的不怪，人
      都有弱点，人性也有弱点，人谁不想安全不想
      活命呢。我被宣布逮捕后把我父亲从上海弄
      来，要我坦白，把我才读小学的女儿也动员起
      来，给我写明信片，宣布不坦白就脱离父女关
      系，连一点天良也不讲了……有人还向我暗
      示，只要我一承认，谢家荣就要拉回南京挨
      斗。我至今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动员这么
      大的力量煞费如此的苦心搞谢呢？也许是有人
      很不高兴谢，他在学术上太强，找矿成果太
      多，人生太好吧？那又是谁呢？谁又能有此能
      耐呢？这个悬案留待后人吧！好在谢家荣已是
      个历史人物，是历史，后人自会有评说的。
      我深感安慰的是我没有辜负谢家荣先生当年
      对我的信任。

    殷维翰的案子的彻底平反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日，是地质矿产部政治部作出
的。为此，地矿部政治部进行了大量工作，作了反复查证，最后行文称：“纯属错
案，应予正式平反，并消除影响。”

    在拜访殷维翰先生之前，我已经向谢学锦了解过他在“三反”中的经历了。是
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的夜晚虽然寒风嗖嗖，但没有人事的干扰，很适合聊天。还
是把我的记录抄在下面吧，它比我叙述更简洁。
          我刚刚在中国地质学会的大会上报告了我
      与徐邦梁月山考察与野外工作的成果，心里很
      热，想不到马上就被打入了冰窖。“三反”了，
      报纸出来了，我很坦然。我们一向清廉，而且
      就我个人来说，我来测勘处时间短，从来也没
      沾过钱财。打虎队一进来，我才吃了一惊。化
      验室的有位同志对我说，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药
      品里有两小瓶白金化合物，清单上有，仓库里
      没有，怎么办？那药品清单在上海压了几个
      月，有些看不清，他说干脆毁掉。我说不行。
      他怕极了，就用稀硫酸涂了一下。第一个被揪
      斗的是殷维翰。大家平常都很好，突然翻脸不
      认人了。我很难过，感到殷维翰怎么受得了。
      一次斗完后，我回到家心里很不安，我便叫了
      辆人力车去了他家。那时下倾盆大雨，他家住
      南城，好远。我是去安慰他的，也向他说明共
      产党的政策。我自认为与党的关系密切，又一
      向是进步分予，所以我以为我的安慰和说明会
      对运动对殷先生有好处。过了几天，运动越来
      越激烈，唾人打人，乌烟瘴气。我想我应站出
      来说话了，我便去找打虎队长×××（即南京
      市府秘书长），我讲了我个人的经历，也讲了父
      亲的经历，讲了殷维翰的为人，说他决不会贪
      污。我还把化验室那位同志用硫酸涂抹清单的
      事也讲了。我说那位同志肯定没拿那两瓶白金
      化合物，不然，他不会跟我讲这事，更不会当着
      我的面涂抹。是运动的气氛不正常，弄得人人
      自危，弄得没错出错。我把那位秘书长当一家
      人了。一到运动。人与人不再有信任。这是多
      次运动给我的教训。运动中你跟领导交心，他
      总是和颜悦色，但第二天他就变脸了，他自己
      作红脸，让下面的人作白脸。有一天，打虎队
      突然要我承认，说我与应维翰订了攻守同盟。
      说我冒着大雨去了他家，不订攻守同盟会冒大
      雨去吗？说不把内幕交待出来就不准回家。这
      样，我就被关起来了。
          不久。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个大会（即新华
      日报报道的那个当场逮人的会——作者注）我
      们一群是蒙着眼睛拉去的。
          我也被斗。在回来的路上，有人叹息，跟
      着谢家荣干事，倒大霉了。在会上在一片吼叫
      声中。我也跟着胡说八道。别人说一亿，我也
      说一亿，别人说一百亿，我也说一百亿。唯独
      段维翰不跟。殷先生，是我见到的骨头最硬的
      一个人。我眼看着他被铐上拖走了，我猛然感
      到天塌地陷。我幻灭了，整个幻灭了。回来
      后，我被关在三楼。我把床单撕成条子，连结
      成绳，从窗口吊下去。布条断了，摔到地上，
      留下了终生的腰痛。我躲开岗哨，翻墙而过，
      找了部人力车回了家。我想拿点衣服后就此离
      去，去哪里我不知道，反正得离去。李美生见
      我吓了一大跳，坚持送我回去。天刚亮，我就
      回去了。官方还不知我逃跑的事，这下知道
      了。又不算我“迷途知返”，罪加一等。运动进
      入退赃阶段，打虎队才慌了手脚，哪来赃？到
      哪里去弄几百几千亿的赃？后来，我们解脱
      了，我也听到了解脱我们的说法，你们没问
      题，但打你们是对的，谢家荣没问题，但谢家
      荣爱好黄金。王植没问题，但王植捣腾袁大
      头。没有给殷维翰一个说法，我想，在殷先生
      的人格面前，他们感到了渺小吧……

    我在段维翰家吃过两顿便饭，是殷先生他妻子王定权亲手做的。她的菜做得很
好，她做的红烧肉一点不腻。她从我的口音知道我是湖南人，不仅做了红烧肉，还
准备了一瓶辣得吓人的辣椒酱。我问她为什么认为湖南人就一定爱吃红烧肉和辣椒，
她说她在湖南生活过，抗战时期哪。她说从书报上看到毛主席喜爱这两样东西。我
说，那我就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了，于是红烧肉我吃得很多，辣椒也吃得很多。她
笑了，微笑，她难得说一句话。我与段先生交谈时她都避开，在另间屋子里做她的
事，一点声响也不发出。吃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亲手做的饭，于我是一份少有的
福气，但也给我的心理带来难以言喻的重压，用一句湖南话说，叫“造孽”。吃饭
时我突然向她建议：您也许应当请一位保姆。她说，不必的，我还能动，动动好。
她笑了，还是微笑。想倒她与殷先生此生此世的患难与共，她此时此刻的宁静淡远，
我忽然想，这难道不是某些轰轰烈烈者追寻一生终不可得的一种人生境界么？她还
写得一手好字，我得以观摩其字，还是因了殷先生保存的当年他在南京坐牢时她写
给他的许多信。信的开头句：维翰夫；结尾句：妻王定权。信里谈的是家常，报的
是平安。“家中大小均好勿念”。信封上的字写得更为工整：本市：老虎桥南京市
监狱0234号。她一写就是七个月，那个0294号。近年来，有几家报刊刊出了几篇他
们夫妇艰难扶助、相濡以沫的感人故事，有家刊物还在封面刊出了他俩的彩照。他
们家的墙上挂满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写给他们的条幅。而我只想借用她写给“0234”
信中的那句话，向关心他们的读者报个平安；家中大小均好勿念

    “三反”之后，谢学锦经历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年。那一年，比较日后的反
右，日后的“文化大革命”，他的日子更难将息。他经历的是一种比肉体的死亡更
难以承受的幻灭。他不再相信什么，他只相信自己的常识判断了。以后的运动，其
规模，其对人的摧残程度要大得多，但以后的运动，谢学锦用一句话把它打发掉了：
人还在，心不死。只要心不死，日子就过得下去。谢家荣死于“文化大革命”中，
他首先死去的是那颗心。“文化大革命”对谢家荣和谢学锦父子，在这个意义上讲，
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们的承受力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三反”运动救了谢
学锦，使他在生命最强旺的年岁去接受“幻灭”的洗礼。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
到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时，他已经有经验了，知道如何对抗“幻灭”了。谢家
荣的幻灭，却比他晚了好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真正出现。这时，他已是六
十八岁的人了，承受能力不可跟三十岁左右的人好比了，他挺不过来了，他振作不
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谢学锦比他父亲“成熟”得早些。

    一九五三年，地质部在北京筹组化探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就是现在物化探研究
所化探部分的前身。谢学锦接到调令，让他去那个研究室报到。那个研究室的成立，
标志着地质界对化探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首肯。这无论对化探事业还是对谢学锦个
人，都是一个极好的机遇。但那时的谢学锦正心灰意冷来着。那个机遇对他一点不
具挑战性，更无诱惑力可言。在这以前，大连的友人邀他北上大连，他们希望他换
换环境，他们知道他在南京的遭遇。他没去大连，他连离开南京换换环境以此振作
的欲望也没有。在乌鲁木齐，他对我说：那时不想动，哪里都不想去，不仅仅因为
惰性。他不知道他未来将干什么，他在南京得过且过，不得过就不过。他像害着大
病。他知道病因，却找不到药物或不去找药物。

    就在这“最难将息”的时分，他的父亲来信了。来得正是时候。

    谢家荣在信中说：你发表在地质通报上的关于海州香薷的文章我看到了。你成
长之快令我吃惊，也令我极为欣慰。你可以把地球化学当作你终生的事业了。我相
信我这个判断，中国的化探刚刚起步，前景不可估量！希望你再学一门外语，最好
是俄语，苏联的化探科学很有实力。你学好了俄语，将如虎添翼。

    这封信谢学锦保存过好多年，“文化大革命”中才销毁。谢家荣一本又一本的
日记，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被销毁的。谢家荣的许多往来书信，有些是被销毁的，
有些是被抄走的。一九四八年南延宗为谢家荣写的祝诗的墨迹即那首“高山安可仰，
当世一名贤”就是被抄走了的，至今不知下落。

    谢学锦到北京后，他的“幻灭”期便宣告结束了。他不仅生机勃勃地投入了工
作，而且学开了俄语。学了三个月，他就着手译书。在他的著译目录里，就有两本
苏联学者的专著。在乌鲁木齐，我的一位朋友请谢学锦吃饭，还请了我的另一位朋
友作陪。这位朋友是个作家，大学读的是俄语，席间听我说说学锦自学三个月之后
就翻译了两本俄文著作并出版了，便大感惊讶，站起来就向谢学锦鞠躬。谢学锦说：
我那时缺钱用，搞点翻译聊补家用。我那朋友说：谢先生还真幽默。谢学锦说：我
是小幽默，生活才是大幽默！于是，席上便有人叹道，这充满大幽默的生活，而且
还“啊”了一声。

    苏联已经瓦解了。说苏联已经瓦解已不犯禁。时光倒退几十年，如果有人说有
一天苏联可能瓦解，他就得倒霉，生死存亡那类霉。苏联，曾经是中国人政治生活
中一个难解的“情结”，或日“怪圈”。

    一九四九年以前，想要给谁定罪，说声“他是领卢布的”就够了。一九四九年
以后，特别是“反右”运动中，只要指出某某对苏联乃至某位个别的苏联人不太恭
敬，政治生命便结束了。而在较长的一段好日子里，中国人把政治生命是看成一切。
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情况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文化大革命”中。无数中国
人又为苏联吃了大亏。谢学锦跟我谈起他父亲与苏联人的一段“渊源”时苏联已经
瓦解，在他在我都没有犯禁的感觉。那是在乌鲁木齐：“苏联有很强的地质科学实
力，但那时派到中国来的有一些是半吊子。这个“半吊子”印象在我父亲那里看得
更为清楚。我父亲接受的是美欧教育，但从不拒绝苏联，我父亲的俄文是在解放前
的几年学的，那时他就认为苏联实力可观，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值得重视。与那些苏
联专家比，我父亲当然一点不弱，我父亲对中国的地质情况的了解和苏联专家了解
的是不成比例的。父亲自认为他的发言权很充足，但事实上，他错了，错的不是技
术，不是战术，错的是政治，是战略……有一次，我看他从一架显微镜上抬起头来，
指着镜片对一位苏联专家说：你自己看吧，究竟是什么，该停止争论了。那位苏联
专家没去看显微镜，而是面露尴尬……地质找矿也不可能没有部署错误，但这个错
误越少越好，每个错误都是以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民币作代价的。我父亲因此很难
容忍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于是，他便不可避兔的有忍不下去的时候……这便
在战略上输理了……”

    谢家荣是带着一身风尘走进“右派”行列的。那时，他刚刚从青海野外考察回
京。那次的青海之行和他早两年的新疆之行，去年去世的中科院院士、著名石油地
质专家朱夏著文说：
            我受谢先生的教益是无可计量的。
          在五十年代中期短短几年中，谢先生对我
      国新生代盒地油气地质工作，亦曾弹其心力。
      对子华北地区，谢先生首先提出了重视非构造
      圈闭气藏的见解……他的一生预见已获证实。
      ……一九五五年我在新疆工作时，谢先生和黄
      汲清先生联袂远来检查……在克拉玛依的黑油
      池畔，在乌尔禾的风城里，在乌伦古河的蚊雷声
      中，在黄羊湖沙漠的通宵旅途中，两位前辈同
      我和一些更年轻的同志们一直无拘无束地热烈
      地讨论乃至争辩着种种问题。一股清新、自
      由、宽松的学术气息浸润了三代的地质学家
      ……一九五七年的谢先生已是花甲之年了，还
      不辞劳苦来柴达木盆地，我陪他驰骋于达肯达
      板山前和达布逊盐池之畔，临别时他幽默而又
      严肃地对我说：庖丁解牛，心有全牛，明全局
      然后能务细节，不要被冰湖与马海霸绊住了，
      还要打运动战开拓出去！……他一生致力于中
      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又一直战斗在地质科学思
      潮的最前沿！

    那年月，学术与政治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同首异体的兄弟，一体感冒，另一体
必定发烧。在学术上，谢家荣是位杰出的庖丁。他的解牛，游刃有余。他那把牛刀
是炉火纯青之物，然而他还不是位完整的庖丁，或者说他只是半吊子庖丁：他只明
牛的全局，不明生活的全局，朱夏的文章就透露了这个消息：自由、宽松，还思潮，
还前沿。“三反”运动似乎没能给他足够的教训，他不仅在工作上依然故我，殚思
竭虑，而且还“战斗”！其实，生活给他朗教育是足够的，只是他没有接受教育：
最初，他担任的是全国地质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副部长了）；之后，降为
地质部总工程师；之后，降为地质部探矿司总工程师；之后，离开了部机关，去地
质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当副所长。之后……他在每况愈下，他在受辱，是人都
看得清楚，但似乎只有他看不见，他不改初衷……有人告诉我，在他生命的最后十
年，他奉行的是“士可辱而不可不干工作”。只是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
来了，他似乎才记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那十年，认识他的人都在暗暗
自问：他是谢家荣么？他是当年那位“高山安可仰，当世一名贤”的谢家荣教授么？

    那十年谢家荣的内心世界已无门可叩，就是得其门，我也不得而入。我所看到
的是他撰写于那十年的著作目录，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的编年目录，刊发得
最多的是一九五七年，共十二部（篇），其中大部分大概写于一九五六年。五八年
两部（篇），五九年三部（篇），六０年是空白，六一年三部（篇），六二年二部
（篇），六三年六部（篇），其中三部是外文写的，发在外面。六四年二部（篇），
六五年一部。六六年是空白，六六年他写作得很苦，六六年写的《中国矿床学》八
九年印了第一部分，等待了二十三年。他的编年里，作品刊发得最多的是一九三六
年，达二十三部（篇）。

    反右的前奏曲是整风，是大鸣大放。谢学锦是本单位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他
挺积极，动员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他自己因常常要作记录错过了许多鸣放的好
机会。反右开始时，他当然没得事，但他不再积极了，私下，还对被他动员因而也
鸣也放终至变成了右派的人表示了悔恨和歉意。谢家荣从青海回来了。谢家荣划成
右派了，还登了报。一天，地质部召开大会，在京的单位都参加了，有人在大会上
一声喊：谢学锦与他右派父亲唱的是一个腔调。这一喊，就把他喊成了右派。本单
位还顶住一阵，但上头却抓得很紧，终于顶不住了，匆匆给他搜集材料，上纲上线。
比如，谢学锦说过大右派储安平在解放前办过《观察》杂志，《观察》办得很出名。
比如，有一次；谢学锦在办公楼里高声对本单位总务科长说；怎么连个厕所也管不
好？那间厕所经常污水横流，都流进走廊，别人都没发难，偏偏谢学锦要发难，他
的潜台词是什么？仅仅指的是厕所吗？他针对的仅仅是总务科长吗？

    而那位在台上一声喊的人，倒“的确”是受过谢学锦的气的。此公反右前刚刚
从苏联回来，他一回来就听说，谢学锦对他去苏联很有意见，谢学锦说他不应去苏
联代别人宣读论文，应该让提交论文的人去参加会议。就这一点小意见，他怀恨在
心了。

    三十四年后，谢学锦对我说，他当年没有在背后说过那人。在当年，由别人冒
名宣读论文是一点不希罕的，当年没有知识产权一说。是别人对那人冒名顶替自示
权威的作派看不惯了，用谢学锦的名义表示不满的。这本来是正义之举，可正是这
个正义之举却招来了他大会上的一声喊。

    所幸的是，谢家荣打成右派的前几年，已经利用他在地质部或大或小的头衔和
在地质界的影响，抓紧做了儿件大事。石油方面的事前面已述，这里只重复一句：
“必须指出，谢家荣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下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这点一
般人都不知道。”（黄汲清文）在金属矿和煤田的找矿部署上，人称“谢家荣以他
深湛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担当布置重点矿区的勘探任务。”这些矿区是：湖北大
冶铁矿，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河北庞家堡铁矿，贵水城观音山铁矿，安徽铜官山
铜矿，甘肃白银厂铜矿，山西中条山铜矿，陕西渭北煤田。如今，这些矿区都是规
模不小的矿山城市了，因这些矿产的发现与开发带动起的其他产业也已不可胜数。
武钢、包钢、白银已尽人皆知。但是，这些尽人皆知的大厂大矿，是否知道谢家荣
呢？谢家荣与它们的关系是否如大庆油田、华北油田乃至胜利油田与谢家荣的关系
也是个“这点一般人都不知道”呢？李四光逝世后中国最具学术权威的地质学家黄
汲清在一篇文章里感慨道：谢家荣做的那许多事“对中国地质界来说”是“开天辟
地”的，对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黄汲清还说：在当
时，全国三分之一的省（区）地质方面的总工程师都是谢家荣“亲自培养出来的”。
黄汲清还说：“谢家荣是中国第一个矿产勘探专家！”当年，派往那几地的人大都
是他的学生（顺便说说，黄汲清也当过他的学生）。他们日后都有大的建树，其中
不少人还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有的还出任地质矿产部的总工程师，成为我国地质找
矿的中坚力量。

    “这点一般人都不知道”的蒙昧应当结束了，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并不一定要在哪里去为谢家荣建造纪念碑，一般人知道了，也就行了。

    谢家荣当右派后，很快苍老了。他虽然依然在苦苦奋斗、挣扎、著书立说，但
精力已大不如前。有人著文：一九六二年，他几乎天天像上班下班一样去全国地质
图书馆，一天不误。他读书，他写作，碰到熟人点点头问声好，话极少，也极少在
室内走动。有人对我说，他当年望见谢先生泡在图书馆的模样至今历历在目，低着
头，或读或写，抬起头，目光往回一点，久久不动，眼睛里是少见的痴呆。他当时
就自问过：这痴呆是一位学者进入思考时的出神入化，还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老人
特有的那种麻木？他说：“我说不清，我只觉得心痛，一代大师啊！”说完，他沉
思了一下，像要跟谁争辩似的：“不，一代宗师！”

    比起谢家荣来，谢学锦是幸运的。谢学锦当右派后，不仅没衰落，反而一步一
步开创着他的事业，为他日后的腾飞奠定着坚实的基础。

    关于那段时日，谢学锦在他纪念物化探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里有精彩的
回顾：
          一九五七年物化探研究所成立时，化探研
      究所不足三十人。当时国内外化探的发展正是
      处于萌芽状态，其技术方面的发展方向是模糊
      不清的；在找矿中能起多大作用亦是不肯定的。
      总之，一切都还在探索之中。而我们自己当时
      也在广泛探索。但是，物化探所的化探部门从
      它诞生之日起就养成不盲从、独立思考的习惯。
      例如，我们当时一方面顶住科技向苏联一边倒
      的潮流，但也并不迷信西方。我们在分析技术
      上既采用了苏联的快速光谱多元素分析思路，
      也在发展西方的快速野外比色方法系统；在野
      外方法研究中强调因地制宜，在不同环境中采
      用不同工作方法，抵制了千篇一律推行哈萨克
      斯坦经验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很早就看到苏联
      在原生晕研究上刚刚萌芽的一些可贵的思想，
      独立思考地加以发展，致使我们在五十年代后
      期至六十年代早期原生晕研究上一直与苏联并
      驾齐驱，并远远超过西方。
          一个人的习惯是在童年时培养起来的。对
      子一个单位往往也是如此。物化探研究所的化
      探在幼稚的童年是在跌打滚爬中度过，但它的
      一些优良习惯与传统也在此时开始养成。它的
      研究与生产密切相结合的传统的养成是因为在
      五十与六十年代中国地质界对化探从未给予童
      视，因而物化探所的化探工作者必须时时为自
      己的生存而奋斗，必须将研究工作与生产工作
      密切结合，以它不可辩驳的、日益增多的找矿成
      效，博得更多地质工作者的承认与重视。它的
      勇于革新，重视技术进步的传统的养成是因为
      化探是一个刚刚萌芽的新学科，几乎一无所有，
      理论、方法和技术都远未成熟。因此，物化探
      研究所的化探工作者必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
      感，不断从各个学科中吸取新的营养来壮大自
      己。童年的坎坷与艰辛使学科与人都经受了考
      验。今天感到庆幸的是，物化探所化探的童年
      不是在温室或溺爱中度过的，它是在斗争中成
      长的。
          坎坷与艰辛使学科与人都经受了考验。

    物化探所成立的那一年，谢学锦被打成右派。这于他，是坎坷与艰辛，但不再
是幻灭一他得过一次“天花”了，不再得第二次。至于痛苦，谁又没痛苦呢？有的
人被痛苦压垮了，有的人踏着痛苦前行了。在乌鲁木齐的那间招待所里，谢学锦说：
“我这个人生性散漫，却又好为人师，有人反对，有人压压，并不是件很坏的事。
我常常觉得需要有人反对我，使我保持战斗精神。有反对者，会使你不断地完善自
己的观点，我这是指学术上的。我有许多思想、希望、作法，都是在反对声中成功
的。吹毛求疵之下，会使你考虑得更周到。思路的形成也是如此。有的反对意见，
在向你指出陷阱时，其实同时也向你指出了成功的希望。至于政治上的不公平，我
尽力装聋作哑。而且这不公平一多，神经也就变得迟钝了，见怪不怪了。遭受不公
乎的人一多，比如反右，比如“文革”，痛苦也就变小了，好像别人为你分担了许
多。这大概也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吧！再者，公民地位的失去，还可以使你集
中精力搞学术，真正使你心系一处。看看当今的社会吧，凡在学术上有成就的，有
谁在反右和“文革”中积极过？积极也有它的代价：耗费时间，污染心灵，扭曲人
格。真正靠积极走上仕途获得实惠的毕竟是少数，许多年一过，那些人的多年的积
极其实是白费了，伤人也自伤。一生虚度，这是比当右派更残酷的。更残酷的是，
其中有些人至今没醒悟，他还在那里“积极”——老想再来一次运动。

    难能兴邦，祸以成人。“右派分子”谢学锦在那次右派帽子戴上头后的几年里，
以他和他的合作者邵跃不懈的努力，把人们扣在化探上的一顶帽子摘掉了。此前，
人们称他探为“皮肤科”，意即化探只能勘查地表的东西（比如通过矿物的地面指
示植物，海州香薷就是一例，地里面的东西却无能为力。这的确是个问题，是全世
界的化探工作者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辽宁青城子，一座铅锌矿开采完了，矿区走向末路，这时，邵跃去了，不久，
谢学锦也去了。两个人结合到一起了，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原生晕”研究。也就是
说，他们要把化探的技术，向地下挺进。他们要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去寻找盲矿了。
所谓盲矿，即深埋地下肉眼看不到的矿。他们一炮打响，找到了一个大的盲矿——
铅锌银矿。这里讲几句原生晕；按他们的观点，金属从合矿热液中沉淀成矿后，残
余矿液继续沿岩石中的裂隙上升，就在矿的周围特别是矿的前缘形成原生晕。这原
生晕可以从矿延伸出来几百米，最远可达千米以上，这样，使用灵敏的分析方法在
地表发现原生晕，就可以推测深部有盲矿存在。

    一炮打响，震动了全国地矿界。是时，全世界还很少有类似的成果报道。现场
会召开了，成果推广会召开了，推广得最迅速也最有效的是冶金部。谢学锦很快把
他们的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写成报告，报告获得冶金部推广会的极高评价，唯一的缺
陷是会前会议主持人告诉谢学锦：这个报告你不能作，也不以你的名义作。这个缺
陷的说法是现在的说法。

    此后，原生晕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一个系统，在地质找矿中大显身手，许多铜、
铅、锌、金、银、钨、锡、钼等盲矿床都可以以此法找到了。

    一九六五年，谢学锦在发表了一系列的原生晕研究论文后，完成了十余万字的
一本专著《地球化学岩石测量的理论基础与工作方法》。这是在这个领域世界上的
第一部学术专著。可惜的是，谢学锦把这本著作手稿交给单位的头头后，一压就是
一年，一直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直压到手稿在动乱中一页不剩的散失！永
远见不到天日了，也永远失去了国人在这个领域向当代和后代夸说中国领先世界的
一个成就，还有那份与之相伴的自豪。

    几年后，待到谢学锦可以进入图书馆看书了，他才发现。一九六七年，苏联人
在自己的国家出版了一本原生晕研究的专著。一九七七年，西方国家翻译了这本专
著。举世惊呼苏联人的成就，举世争说苏联人又一个世界领先。到底是超级大国啊！
谢学锦拜读了那本专著的俄文原版及英译，他发现他与他们是同样的思路，同样的
方法，在全局的把握与细节的处理上，他自信他的著作比苏联人还技高了一筹。读
完两书，他眼睛有点发黑。他把头靠在了书上，他忽然闻到了一股麝香味，沁人心
脾的麝香味。开始，他还以为那只是油墨香呢。他熟悉油墨的香味，他喜欢油墨的
香味。不一会，那香味变成了一道热液，像地心的岩浆一般滚烫的热液，那热液正
在他身上缓缓漫过，他的皮肤在冒烟，在烧焦……使他奇怪的是，他一点不觉得疼
痛，他的鼻子感受到的却依然是那股好闻的麝香味……

    谢家荣和谢学锦当右派的经历给人一个启示：

    科学工作者当右派的最佳年龄是三十至四十岁。太年轻不行，太年轻，科学上
还难有根基，很容易被从原来的岗位上赶开，或是在本单位去干杂工，当管理员，
干卖饭票、干澡堂服务员，或是被下放农村、农场，他的科技生命也就随之结束。
即使日后回到原来的岗位，也不可能干出成就了。从反右到给右派改正，中间隔了
二十二年。即便是个天才，也经不住二十二年的荒废。年纪太大也不行，年纪太大
科学上虽然有基础，但生命的承受力差，身体容易衰弱。再步步登高很难很难。谢
学锦当右派那年是三十四岁，这是最佳年龄中的最佳段。三十四岁的谢学锦在事业
上已崭露头角，技压群芳，只要中国还搞化探，他能不会被从化探领域赶开。文章
署不署他的名字，工作报告里提不提他的名字都没有关系。三十四岁又是人的一生
中生命力量最为强大、旺盛的时候。对灾变、灾难、不公、不平的承受力大，神经
已发育成熟像坚韧的钢丝，经得住磕碰且不易断裂。所以说他比他的父亲幸运。他
自己也说过，他父亲是少年得志，老年坎坷。他是少年无成，老年顺利。而他中年
的坎坷反而磨砺了他的锐气，他用当年泡茶馆的劲头炮工作，心态依然。我一点没
有夸张。他心态的年轻使我自惭形秽。他在乌鲁木齐的冰路上跳“芭蕾”是确有其
事。他的几年前培养的一位硕士生对我说；谢先生最不高兴的是过生日，特别不高
兴在生日时别人起哄要他过生日，他不愿意相信他自己老了。一次，他和这位学生
出差，住宿登记时，到填写年龄栏，他却要问他的学生；我今年到底多少岁？这位
青年学者说，谢先生的不断创新，对事物的新鲜感，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远远不及。
正是这位青年学者，几年前就被加拿大一位教授物色好，请他去加拿大读博士学位，
全额奖学金。但他没去。一是谢学锦不支持他去，说那位教授是想从他身上“偷”
一点中国化探的绝活儿。二是他自己不怎么想去，跟谢先生在一起工作，比在加拿
大学的东西要多得多。新疆前几年发现了一座特大型金矿，名为阿希金矿，就是在
这位青年学者的帮助下发现的，他的名字叫王学求。

    “文革”结束后，谢学锦写了许多论文，其中大部分是用英文撰写，首先发在
国外的刊物上的。以后再由他自己翻译成汉文，在国内发表。这个“倒置”的出现，
我想与那部手稿的命运有关。在他，那不仅仅是一部手稿，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中国的一部分。

    弄丢那部手稿的人，不承担后果也不用制造负疚的感觉，他的皮肤也不会冒烟
起火，他和他的积极们还得继续积极下去。他们大会小会的开，批判谢学锦“之流”，
政治上好批，从报纸的社论里随便拿，学术上不大好批，有些人就从来没有进过学
术的门，虽然那门如他的家门一样。后来，有人发现，学术上的批判也不难，在门
外就可以弄枪弄刀的，而且一句“化而不振”的话，就可以置谢学锦学术世界于死
地了。谢学锦一点不分辩。好在，运动高潮一来，他是“人还在，心不死”。运动
高潮一过，他又变成“心不死，人还在”——他又得去干活了。

    十年浩劫，中国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万马齐喑，百业萧条。与此不相称的，
正是在十年浩劫中，谢学锦聚集着力量和智慧，为他事业的一个巅峰作着理论与技
术的准备，这个事业就叫：中国的化探。

    早在一九六四年，谢学锦就已敏锐地感知到，地球化学勘查方法在未来的地质
找矿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要实现这一点，他认为就必须使地球化学勘查方法从仅
仅限于局部地区测量用以辅助地质与地球物理找矿的战术性方法转向在大区域，使
之成为地质、地球物理找矿的先导。这将是一个战略转变。他认为中国的地理条件
特别有利于这个转变。这一思想一直强烈地贯穿于他以后多年的工作，并使他付出
了一生中最大最多的精力和时间。与之相应的是，他也因此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一九六五年，谢学锦首赴四川物探队，参与米易幅区域地球化学勘查。他原来
是准备去浙江的，一转念，去不得，一去别人就要说他去浙江不是为了工作，而是
找好地方游山玩水。能避的他竭力回避。这一避，结果却避出了他的一番大事业。

    到了四川，他与四川物探队一块儿上山了。他来到了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在一
座壁立的悬崖上，他望着一泻千里，奔腾呼啸的江水，顿觉灵感倏至。一下子他自
以为不仅看到而且触摸到了地球化学勘查在中国在世界大面积开花的壮丽图景。各
式各样的理论、技术、方法，如江水在他心里涌动，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应当抓住
的一个，那是深深打上他个人印记的一个……他的理论，他的技术，他的方法……
说来就来的“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都奈何不了他！你可以批斗他，可以让他去
喂猪，烧锅炉，可以向他关闭所有图书馆，可以把他从北京赶往蓝田，从北京猿人
变成更加原始的蓝田猿人，但你没办法停止他的思维，况且，不还有一个“抓革命，
促生产”的口号么？他是右派，是“文化大革命”重点专政对象，他就有认奴隶好
了。奴隶社会不也可以发展生产促进繁荣么？（顺便加一句；一九九二年的诺贝尔
经济学奖的得主就有类似的观点）一九七二年，地质部在邵阳召开会议，各地传来
的消息非常振奋人心：化探找矿效果非常的好。谢学锦参加了会议。谢学锦向全国
的同行说，化探打翻身仗的时候到了，就矿找矿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九七三年，待
到谢学锦可以进入图书馆，涉猎到世界各国区域化探及地球化学填图的最新成果时，
不仅坚定了他的信念，而且看到了外国同行普遍存在的严重缺陷。这时候，他们依
然满足于就事论事，小打小闹，他们依然满足化探充当地质找矿的配角，他们在全
局的、战略的把握上，比中国同行落后了一大步。

    一九七五年，谢学锦发表《区域化探数据处理与解释推断》。

    一九七七年，谢学锦发表《当前区域化探若干问题的讨论》

    这两本著作，为在全国大规模开展区域化探奠定了理论与技术的基础。一九七
八年，地质部在上海召开会议，制定了全国实施区域化探扫面的宏伟工程。所谓扫
面，就是用化探的方法，把全国的国土“扫”一次。

    在这一年，谢学锦为地质部撰写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区域化探全
国扫面、内地及沿海工作方法暂行规定》。

    一九七九年，谢学锦出版二十八万字的专著：《区域化探》。

    这些著作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地球化学填图的理论、战略、
方法和技术，成为全国各专业部门工作的技术纲领和指南。截至一九九一年，化探
扫面国土面积已达四百万平方公里，已发现的各种有远景的矿床六百多处，确定为
工业矿床的有一百五十八处。至此，勘查地球化学已成为地质找矿最有力最有效的
手段了。

    所谓地球化学填图，指的是把地球化学勘查中获知的诸元素在地壳中存在的丰
度复原到地图上。

    有人告诉我，当全国的地球化学填图完成后，你想找什么矿，把地球化学图打
开好了，它会告诉你，你要找的矿在哪里，哪里的矿最富，哪里是你的最佳靶区……

    有人笑道：那时，得有许多地质工作者要失业……

    但愿这种“失业”不致于引发社会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反感！

    一九八０年到来了。一九八０年对谢学锦很不寻常。这年，他出任地质部物化
探研究所的副所长了，主管业务。这年，他当选为学部委员了，他说在“意料之中”。
那时，他们的研究所正从蓝田搬往廊坊。这个研究所是从北京投下去的，由于北京
人口膨胀，他们搬不回北京了。他们在北京的外围找了个地方落脚。他们的工作与
国内外的学术界有着越来越频繁的联系，还是离北京近点好。谢学锦是在北京百万
庄那座与施宗恕久别重逢的那间屋子里听到他当选学部委员的消息的。那是早晨，
他正写着什么，从窗外突然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一则新闻。他一听，是在
播送新当选的学部委员的名单。他于是心里说：下两个就是我了。果然，下两个就
是他。他说，他当时很得意，并不是得意当选了，而是得意自己的判断力。马上就
涌来许多人，向他道贺。他说。“道贺的人一进来，我发现我一点儿得意也没有了。
我整个变成手足无措。”

    更大的手足无措还在后面。不久，他应邀去联邦德国参加第八届国际化探会议。
他去了。这年他五十七岁，是第一次出国，也是中国化探界第一次与国际同行的直
接交流。他母亲吴镜侬当年极力主张他与他的父亲双双出国，他和他的父亲却不听
她的话。在父亲死后的一段时日里，谢学锦甚为后悔。他自认为是他害了他的父亲。
如果当年谢学锦不以青年革命家的姿态反对母亲的意见，父亲是会去新西兰参加那
个太平洋科学大会的。等那个会和会后的考察结束，父亲再回国，就可以叫做冲破
帝国主义的封锁回国了，他后半生的历史就要改写，何致于沦落到那般田地……他
说，他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想到了他的母亲，他母亲自杀后的遗容历历在目……他说
他那时唯一能告慰母亲的是他在从北京到汉诺威的飞机上好好的睡了一觉。他说从
小他母亲就为他的身体操心，他的身体从来就没强壮过。母亲说，我有一天死去了，
谁来照顾你？你可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他们从北京飞巴黎，从巴黎飞汉诺威。下飞机已是傍晚，受到了始料不及的礼
遇。德国人举着“八届化探会议，中国代表团”的牌子来迎接他们，并请他们上车。
几个同机到达的其他国家代表看见牌子也想上车。德国人很客气的说“请你们去坐
出租车，这车是专门接中国代表的。”

    在旅馆安顿后，接他们的那个德国人，年青的勘查地球化学家西渥斯博士建议
他们立刻去参加已经开始的酒会，去接触全世界的同行，这是中国人与国际化探界
如此多同行的第一次接触。

    会议筹委会主席贡德拉赫博士在酒会厅门口迎接他们。他对谢学锦说明晨开幕
的全体大会上有三个开幕学术报告，已把谢学锦的报告安排在第二个，这使他稍感
紧张。

    第二天早晨，大会开始前他把幻灯片交给那放幻灯的德国老头，德国老头知道
他是中国人特别感兴趣，再三叮嘱他，作报告时一定要插些使大家发笑的幽默，这
样报告的效果才会好。

    他走上讲台，看见台下坐着五百多位科学家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他那一点
点紧张也就消失了。谢学锦对我说。我从来不怕听众多，听众一多，我很快就进入
“目中无人”的境界，听众稀稀朗朗，我也打不起精神了。

    他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化探》。这是中国化探首次进入国际化探界。他扼要叙
述了中国化探的发展史及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充分发挥他演讲的技巧，注意
节奏快慢，缓急轻重，并时时插入一些幽默，引起哄堂大笑。听众像在听天方夜谭
故事，因为中国化探达到国际水平的许多成就，几十年来不动声色，无人知晓，竟
在几十分钟内凭空冒出来，确实使人目瞪口呆。如果不是多年的锁国政策，把国内
科学成就掩盖得水泄不通，谢学锦也就不可能造就这样戏剧性场面。

    谢学锦从来不会像学校教师那样善于掌握时间；时间一到刚好讲完。他听到三
十分钟已到的铃声后只好说：“我还有两个中国化探找矿成功的实例末讲，但时间
已到，我只好结束我的报告，谢谢大家，”台下立时进发热烈而持续很长的掌声。
大会主席走过来和他握手，向他道贺。会后许多人向他拥来，握手，祝贺，还有人
约他再讲一讲在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那两个例案。一个美籍华人学者特别在晚上邀
谢学锦去喝茶，对他说，你是今天会议的明星，为中国扬眉吐气了。中国化探隐姓
埋名三十年，一天之内已名扬全世界。

    一九八九年，谢学锦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全巴第二届地球化学大会及第十三
届国际化探会议。会议特邀他去作报告，并负担他一切费用，机票是会议组委会给
寄来的。坐德国的汉莎公司的航班假道法兰克福，转飞里约热内卢。他接到机票后
便去办了手续。但另一个手续他忘了办，他在机场被拦。他没办的是个证明，他压
根儿忘了出境时要这个证明。他争辩说，不久前他夜这里出境到华盛顿也没人问他
要证明。拦他的人告诉他，是他记错了，那时就需要这个证明了。他这才想起，前
次出境是一行多人，大约是同行的人给他办了。他请求通融，不行。请求给他单位
挂电话，还是不行，他只好请送他的人速回城里开证明。证明来了，飞机也飞了。

    谢学锦连夜设法弄到第二天的飞机票，在安排他作报告的头一天赶到里约热内
卢。他报告的题目是《金矿化探——对一个特殊问题的不同作法》。这报告是针对
加拿大皇后大学教授尼克一篇有名的论文而发的。尼克是金矿化探方法的权威。他
在一九八六年的一篇论文《金矿化探——一个特殊问题》对国际上用地球化学方法
找金矿影响很大。在这次会议上他主持了一个金矿化探的培训班，每人收费二千美
元，包括野外及实验室实习。

    谢学锦在他的报告中说西方化探方法至今在找金矿上只处于从属地位，而在中
国，化探方法已成为找金最主要方法，且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原因是西方学者认为
金是不活泼的元素，在地表以金颗粒形式迁移。由于所谓“粒金效应”使金分析的
重现性很差。尼克及其他西方学者对此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欲达到必要的分
析精度，在分析时应称取至少二百至八百克样品，并把工业上。提炼金的堆浸技术
用于实验室，发展了所谓BLEG方法。但这种作法成本很高，又费时，使许多找矿公
司望而却步，因而地球化学方法至今在西方大规模找金中只占极次要的地位。而在
中国，谢学锦认为金在表生生物地球化学环境中是活泼的。显微状或超显微状各种
形式的分散金占有很大比例。用灵敏度极高的方法检出含量仅为十亿分之一以下的
金，在有工业价值金矿周围发现了规模极大、含量水平仅为十亿分之二至四的金的
“区域性金异常”，不仅大大扩大了找矿的靶，而且根据这种异常的规模可以估计
金矿的工业价值。用这种方法找到了数百个过去未发现的新的金矿点，已从中查明
数十个有价值的金矿床，致使地球化学方法在中国找金成为挂头牌的方法。谢学锦
的报告引起各方广泛的兴趣。尼克因主持培训班，未听谢的报告，但第二天他就来
找谢学锦，问他报告讲的内容。

    里约热内卢会议后，尼克打电话给谢学锦，说他二月初将来北京，希望能在北
京会面。谢学锦说那时候他在巴黎，不在北京。尼克说希望在欧洲会面，他原计划
从北京去英国。谢学锦说他在巴黎开完国际地质对比计划执行局会议之后将去芬兰
赫尔辛基开会讨论国际地球化学填图问题，在那里会面比较合适。于是尼克到北京
后天天打电话到赫尔辛基了解谢学锦何时到赫尔辛基。一俟知道确切日期，他就从
北京经香港飞阿姆斯特丹，转机来赫尔辛基。主持国际地球化学填图讨论会的加拿
大学者丹雷为照顾尼克远道前来立即宣布休会，让尼克与谢学锦讨论。尼克首先声
明他的连续飞行已有三十余小时，因此讨论时如果他打呵欠或眼睁不开请谢学锦不
要介意。就这样从下午讨论到深夜，尼克连珠炮似地提了许多问题，谢学锦一一给
以答复。第二天尼克满意地离赫尔辛基会英国。谢学锦说到这里，我问尼克开培训
班，要每个学员交二千美元，你为什么不开，白白教尼克？他笑笑不说话。

    事关经济，事关市场，谢家荣比谢学锦要高明得多！后来，谢学锦自己也说。
比起他的父亲，他只能称半边人。这几年，他有了些好转。前两年，从部到所都有
人联合起来和他作对，使他这样一个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居然在地矿部没有一个研
究项目。没有项目便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没有他的科研，也就没有了他的存在价
值。于是，他便走了出去。在外面搞项目，搞“横向项目”。他这次来新疆，就是
到吐哈油田和克拉玛依油田搞“横向”项目。现在形势好转，从上到下都在支持他，
他不仅有科研项目去实现他的许多新的探索，而且筹备主持了第十六届国际化探会
议。这个会议是第一次在中国，也是第一次在亚洲召开。

    第十六届国际化探会议已顺利开过。开得热烈、隆重、低耗、高效。国务院一
位副总理和地矿部长、副部长和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开幕式。我是从电视
上看到的。我看谢学锦也坐在主席台上。后来我又看到了报纸，看了大会工作人员
拍的许多彩照。彩照上的谢学锦当然是一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笑容可掬的派头，
他的脸上，洋溢着光采，眼睛里闪烁着一行行汉字：欢迎，欢迎……这是他与外国
同行握手时的模样。我后来得知，几位在他团结湖的家里起劲夸奖过他的茶几的外
国佬也到会了。大会开幕式的前一周，我在百万庄他的一问临时办公是碰到他，我
请他帮我弄一张开幕式的入场券，我说我想感受一下大会的氛围。他说这没问题，
他还不无自豪地说，不然，我这大会主席就白当了。大会结束一周后，我碰到他，
他这才想起，他把弄票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他的这份忘性，使我失去了一次目睹
他红地毯的风光，我的确需要看看那风光，以此中和中和他留在我脑子里的晦事晦
气。也许，他的忘性恰恰成全了他，使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在风雨中跋涉的身影。
我们在乌鲁木齐住了几天后，吐哈油田方面来了电话，说评审会准备妥当，可以来
了。接到电话，谢学锦就和我们另外两个人上路了。我们是深夜抵达鄯善火车站的。
谢学锦一下车，被刺骨的大风吹得打了个趔趄。他稳住身，顶着风向前走去。他走
得快极了，像小跑。我追上他喊，你干吗跑这么快，去摔倒的。他说。太冷了，走
快点，给身子一点热。同行的另两位远远落成后面了，他们抱着一卷卷的图纸，扛
着大包小包，行动十分迟缓了。我们出站后来到了站前广场，一辆开往鄯善县的公
共汽车已经发动了。是去县城，还是在车站附近找住处，他们三个人商量了好一会
总没定论。同行的另两个人说，去为好，那边的房间干净些。谢学锦说，那边如果
没房间了，冉干净顶什么用？吐哈油田指挥部距县城好远，去那里是第二天的事了。
我奇怪吐哈油田为什么没派车来接，同行的两人中有一位叫吴国强的说，我没打电
话。我说，有谢先生来，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吴国强说，谢先失是给人家打工的，
派什么车接！我吃惊了，谢先生打工？吴国强笑道：想把他的实验搞下去。他就得
打工，这是没办法的事。他也笑了，之后，补充说：我也是打工的！人家打工是朝
沿海跑，我们打工是往戈壁滩上钻，人家是小姑娘，我们是老头子。

    就在我们是去是留难作定论时。这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开走了，是去是留的问题
也就解决了。

    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间有空位的旅店。四人间，正好住下。他们三人一进屋，
就忙着翻被子找虱子，找了一个捏一个，捏一个诅咒一声。我也跟着翻，我怕虱子，
更无法忍受的是打开被子时猛扑过来的那股气味。我转身下楼，走进登记室。那里
有三个人正在聊大天，两女一男，男士内行地瞌着瓜子。我说，能不能给换换床单
被罩？一位女青年说，没有多余的。我说，能不能想想办法？另一女青年说，这么
晚了，哪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四个人里有一位学部委员，能不能照顾一下？那
位嗑瓜子的男士笑了：学习委员？学习委员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昨天我们这里还让
我当学习委员，负责给大家读报，我还不干呢！他边说边嗑着瓜子，一副悲天悯人
的模样。我不再说什么了，转身就走，顺手将门角里洗过的半干不干的枕巾拿了四
条。我当时有一种陈焕生的心理，准备把这些枕巾拿到房子去擦桌子。回到房间，
只见谢学锦已经钻进了波子，是正规睡法，脱了大衣、毛衣，被口扎得严严实实。
而那位叫吴国强的同志却只脱了皮鞋，和着他的那件遍露鸭毛的羽绒服躺在床上，
被子也当褥子了。我给他们一人分了一条枕巾。谢学锦说，这是湿的呀。我说，总
比脏的好。他说，我可怕湿。我说，你怕湿我正好用来擦擦我的皮鞋（不是擦桌子
了）。他说，那我只好枕了。我的恶作剧引起一阵哗笑。几条半干不干的枕巾救不
了我，我还是得凑合一夜。我便采取了折中式，脱去羽绒服，保留毛衣，钻，钻吧！
这一夜，我睡得极不轻松，常醒，被一股臭哄哄的气味熏醒的。盖得严严实实的谢
学锦和一点不盖的吴国强各领风骚，他们这个的鼾声刚落，那个的鼾声又起。当时
我就想，谢学锦在国外住五星级宾馆时，也有此等美妙的鼾声么？恐怕没有。

    有了这么一个夜晚，这么一种鼾声。在我的潜意识里，对他那不久就要到来的
红地毯的那几天，便不大以为意了。

    石油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上扮演的角色，无需我在这里作什么说明和拔高。
人说，石油是一种武器，石油武器；人说，世纪末的最后一场大战海湾战争实际叫
石油战争。

    中国的第一次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找油人是谢家荣、翁文灏，中国第一次（也是
世界第一次）以最经济最简便的化探、物探的方法成功的勘察石油的科学家是谢学
锦和吴国强。

    谢学锦是一九八四年投身石油的，他的方法叫：地球化学直接找油。

    吴国强是一九八三年投身石油的，他的方法叫：地球物理直接找油，又名：氧
化还原电位法。

    世界需要石油（不惜打仗），中国急需石油（不惜工本），谢学锦和吴国强便
命定地走到了一起。于是，一种新的理论与技术诞生了：物化探多参数直接找油。

    传统的找油方法是，地震勘探占主导地位。

    所谓地震勘探，就是在勘探区用炸药制造人工地震，用仪器记录下地震波，根
据地震波绘制地层构造图，在地震构造图上寻找适合油气富集与储藏的构造。然后
在这些构造区布点打钻，看是否有油气藏。

    这种方法，奠定了现代石油工业。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成本高。命中率低。花大钱找到了适合油气储藏的地层构
造，并不一定就能找到油田。即使找到了油田，定点钻井也并不能井井见油。一般
说，十口井有两口井见油就不错了，其他的八口井只能称作白费，地质意义不叫白
费，它也证明此处无油。但这个证明代价太大，抛开在地震上花的钱不说，光打钻
的钱就十分可观，在新疆的塔里木，打一口井耗资一千万元。

    多少年来，无数科学家在苦苦寻思，试验，想找一种既经济又简便，命中率又
高的石油勘查新技术。

    谢学锦是在化探直接找油在全世界陷入困境的时候投向石油勘查新理论新技术
的研究与实验的。

    当时，许多人劝他，你功成名遂，何必往石油那个死胡同钻？有人还讲了爱因
斯坦晚年从事的“统一场”理论的研究，请他引以为戒。

    而谢学锦说：这正是爱困斯坦的伟大之处啊！并且拿出了他一贯的幽默：我现
在转向石油，就像当年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进攻！

    他准备失败，而且是惨败。

    九年过去了，他成功了。在吐哈油田，我亲眼看到了他的成功。

    吴国强的方法也成功了。在吐哈，在克拉玛依，在以后的胜利和辽河，都传来
了成功的消息。

    谢、吴的方法的结合与互补，开创了一个石油勘查的新时代。这里需要说明的
是，他们的成果要获得石油界的普遍承认，还得待以时日。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而他们的成功几乎像神话。的确是神话：与传统的地震勘探比较，他们的方法所需
费用是100：1，而且在他们的方法上形成的地质资料与地质图上布点打钻，命中率
要高得多，保守的说法是10：8，即十口井中将有八口井见油。他们是直接找油，有
油的地方他们才布点打钻。两项相加，他们的经济效益是呈几何级数的。

    谢学锦为筹备第十六届国际化探会议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吴国强强拉他来到
新疆参加两个油田的评审会。吴国强的口头表述能力不如谢学锦，也没有谢学锦的
名声与权威，他不得不拉他来。于是，也便有了我的此次新疆之行。

    最近几年，谢学锦经常来新疆，最多的一年来过六趟。主要为新疆的“305”工
程来，有时为他的新法找油来。所谓“305”工程，其实是一个边远开发工程，类似
美国的“荒远计划”、“阿拉斯加资源评价计划”，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开发计划”、
“贝阿沿线开发计划”，巴西的“亚马进河地质工作计划”。谢学锦是这个工程技
术委员会副主任。这个工程的全称叫‘加速查明新疆矿产资源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
化学综合研究”，这个名字是谢学锦的一个创造。这个工程实施数年，成果显赫，
谢学锦为方方面面称道。他的极富感染的“席卷北疆”的发言至今挂在人们的嘴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地质学家宋汉良称他是“305”的科学中坚！说
“305”将才如云，帅才只有谢学锦先生。新疆地矿局主管化探的副总工程师邓振球
对我说：如果按谢老的思路搞下去，光黄金一项，新疆拿下两千吨没问题。谢学锦
的化探找金的理论与技术，在世界堪称一绝。那位叫尼克的加拿大人就是为请教找
金新理论新技术满世界飞着追踪谢学锦的。但这次，谢学锦不是为“305”而来。虽
然他去了那里一次，也使我得与邓振球有了一次长聊。谢学锦找油的新理论新技术
没有他的找金的理论与技术幸运，这几年一直在困境中挣扎。没人愿意投资。他只
好与专事物探找油的吴国强结合在一起。吴国强几年前退休，可以一心扑在石油上
了。谢学锦通过各种关系，这个会上吁请，那个会上介绍，请这个油田给点实验任
务，那个油田伸伸支援之手。便有了一点实验可做。实验经费由油田给，因属实验，
经费给得少，但他们还是充满感激。区党委第一书记宋汉良和石油部总工程师的敦
实给予他们巨大支付，宋汉良和阎敦实多次给新疆的油田与信，请他们接受这个实
验。

    一项新的科学理论与技术在它被普遍接受以前，是很不值钱的，从事这些理论
与技术研究和实验的科学家就更不值钱了。暂时撇开谢学锦与吴国强，光讲一个最
不值钱的科学家的故事。这个故事也与谢学锦有关。

    有一天晚上，我去谢学锦办公室，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叫刘祥重的人，刚刚从安
徽蚌埠来。谢学锦向我作介绍时说，你的老乡，湖南人，但说话跟你不一样，他不
是说话，是学鸟叫。刘祥重果然用他鸟叫一般的说话自我介绍了：湖南隆回。隆回
的话在我这个湖南人耳里，如广东话、福建话一样难懂。他离开湖南近三十年了，
乡音一点不改，一点不照顾听众的接受能力与情绪，这也算在外的湖南人的一个特
色，顽固之极的湖南蛮子。

    谢学锦当着他的面对我说：你这位老乡是位真正的科学家，建树极大，处境艰
难。

    刘祥重是来找谢学锦帮忙的，他被他所在的地质队编余了。他有两个儿子在上
大学，靠妻子一个人的工资和他的一点生活费，日子难以为继。（以后他的生活费
也停发了）他请谢学锦帮他找点活儿干，哪怕去什么地方当粗工。当然最好有技术
工作给他做。

    刘祥重的脸黑得像个非洲黑人。从那脸，可以想见他这几十年的野外生活了。
刘样重的穿着从衣到鞋，全是单位的劳保用品，且都穿旧了。谢学锦说，他在新疆
几次被当盲流抓起来。他自己补充说，到了盲流收容站，他拿出工作证，人家还以
为是伪造的。高级工程师？你是高级工程师？不信，请打电话去单位问吧！他说，
有一次他如果不是工作没干完，他真想承认自己是盲流，好乘一次免费的火车回家。

    第二天，我去招待所找他，请他到我家吃一餐便饭。老乡嘛。他执意不干，他
说他现在口袋里有钱，昨天晚上谢学锦给了他五百元。我进门时他正伏在床上看他
的一本著作的校样，这是本大著。十六开本，九百余页。国家自然科学图书出版基
金资助，重庆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名为《重磁异常波谱分析原理及应用》。

    我读了它的序言。刘祥重说，这序是钱伟长先生写的，但钱老却不愿署名。这
篇序言对刘祥重的著作给予的评价之高令我这个外行“震惊”。——难道这书的作
者就是眼前的这位刘祥重么？

    序言称：本书主要是介绍作者二十几年来从事重磁异常波谱分析的科技成果，
它的出版，力图使电磁波、弹性波、声波、光波、天然地震波等多学科的波动理论
和重磁波谱理论统一成一门学科，并用重磁波理论推导和推动波动理论的发展。若
能将所有的波动理论统一于一门学科，那将会对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序言说：国内不少著名电磁波和弹性波专家曾向我提出探讨这类问题，并盼望
本书的出版能提供基础理论，以便于进一步发展电磁波和弹性波理论。

    接着序言一项一项列举了这本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巨大意义与功绩，从地质找
矿，找石油，到基础地质理论的发展，到改变地学新面貌的作用，到天然地震预报、
减少自然灾害损失，到天然地震波理论的丰富，到工程地质学，到国防工业如潜水
艇和军舰航行激起的水波和声波，到准确发射导弹、计算人造卫星轨道，等等，等
等。序言的最后，一连十二次使用“前人未曾研究”“前人奋斗了几个世纪始终没
有解决”的话语。而这些，却被刘样重研究了，解决了，并且纠正了已经写入高校
教科书的一些错误论点。

    序言结尾说，本书在新的领域方面有突破性发现：如极小值点，极大值点，零
值点等特征点的规律的发现和应用；解决了前人奋斗近一个世纪还未解决的三个以
上垂直叠加异常的分析的重大科研难题，等等。

    刘样重的工作单位是一个野外地质队的下属分队。这几年地质队不景气，他就
更不景气，但他在八小时之外发愤著书。他是读物理的，同时又是一个计算机软件
专家。他的著作里的运算，没有计算机辅助，一百年也完不成。他创立的一道数学
公式，仅十六开的印刷页就占了十二页之长。在对这道公式作评审时，一位大学数
学系的博士生也连连摇头：对付不了！最后还得请学部委员们出马。这是指他那部
钱伟长先生写序言的著作。

    刘祥重被编余了，刘祥重找谢学锦“讨饭”来了。谢学锦给他找了一项工作，
帮助中科院一个研究所搞资料的处理与计算。开价一万元。刘祥重得救了。

    几个月以后，刘祥重寄去了处理与计算结果。他的处理与计算是自创的方法，
全世界独一无二。他得租用计算机，这是要付钱的。

    前不久，他又来到物化探研究所，找谢学锦与吴国强。扑空。他说，原来说好
的一万元，现在变成了五千元，他除去付差旅费，付计算机租用费，他自己什么也
得不到。他请谢、吴帮助去调解。

    见他找人扑空，我问他行前为何不打长途电话联系。他说花不起长话费。我说，
你坐火车不要钱么？他说他是逃票来的。

    我们到乌鲁木齐后的第二天，吴国强才出现。他早我们两天到乌鲁木齐，他是
坐火车来的。他与另一位同志住另一家招待所。谢学锦问吴国强，我们到了两天了，
你怎么才出现，又到哪里去晃悠了？吴国强说他感冒了，昨天发了一天烧，现在还
咳嗽。他便马上咳嗽起来。谢学锦忙去取药，他的提箱里有各式各样的药。吴国强
在他取药时并不吱声，药拿过来了，却说，我感冒从不吃药，我只吃桔子。他说着
就从他的挎包里拿桔子，还给谢学锦和我和同房住的那位四川朋友一人几个。他剥
开桔皮一瓣一瓣地吃，吃得津津有味，吃几瓣咳几声。谢学锦便伸过手去摸他的额
头。吴国强说：摸吧，我的确感冒了。谢学锦的手没触到他的额头便收回来了，对
我们笑道：他这个人经常搞声东击西，有时弄得我也真假难辨！于是我们都笑了，
吴国强不笑，‘继续吃他的桔子。他一连吃了四个。

    末了，谢学锦说；你跟油田方面联系好了么？吴国强说：还没好。谢学锦便急
了：你就让我耗在乌鲁木齐么？北京有那么多事，我根本走不开的，硬被你拉来了，
你还让我耗。十天后清华大学的一个评审会坚持我参加，我也答应了。十天内我们
能把事情办完么？吴国强说：能！谢学锦说：那好，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年岁，他比谢学锦小四岁。他称谢学锦为谢先生。他是物
化探研究所的高工，却没有一点高工的作派。人随和得像块面团。他的穿着不比刘
祥重好，也有过被当作“盲流”的经历。他一九五三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

    我还慢慢得知，吴国强的最大本事是谢学锦刚进家门就可以请他出门——提着
包跟着他上路。他们直接找油的研究与实验是搅在一起的，野外工作由吴国强负责，
谢学锦只参与理论与技术指导，参与报告的撰写与修定。他们有关物化探直接找油
的论文两人都写过，谁写的把谁的名字署在第二位。在这个项目上，他们有点儿一
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味道。吴国强身居第一线，自然便可以对二线的谢学锦来点儿发
号施令。有一次，吴国强拉着谢学锦跑新疆，到了火车站谢学锦才知道他们根本没
有票。吴国强一边说来不及买票，一边说别急我有办法。他的办法是买了两张站台
票进站，又告诉谢学锦如何避开乘务员偷偷溜上车。谢学锦望着我说：“当时，我
的腿都软了，被乘务员发现了怎么办？不被人抓着衣领吼一通么？周围那么多人，
怎么下台？这么大的年纪，还无票上车！”吴国强便笑：“你右派都当过，还怕这
个！”谢学锦说：“这和当右派不一样！”吴国强说：“什么不一样，不就是亮亮
相么！”谢学锦说：“当右派就是亮亮相？！”吴国强反而不笑了：“怎么样，还
是比当右派好下台！”谢学锦便摇头，声言把吴国强毫无办法。我仍然惦记他们上
车后的事。我很快就知道了。吴国强的能耐也便在更高层面上展示。车开后，他找
到列车长，说有一位大科学家去新疆，走得急，来不及买票，这位大科学家与你们
新疆的宋汉良书记很熟，这位大科学家为新疆的矿产勘察作出的贡献无人可匹，你
能否给他弄一张卧铺票？吴国强的穿着是很叫人生疑的（他在新疆也被人当成过盲
流），但他说话的语气与说话的流畅又使列车长不敢怠慢。列车长便让吴国强带他
去见谢学锦。谢学锦一听，大为光火，骂吴国强不该如此这般。这骂也透露了消息，
他的衣著，他的言语，他的气度也帮了忙，他得到了一张卧铺，而且是软卧。吴国
强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跑到硬座车厢，找一个角落，从挎包里拿出一条床单
就地一铺，睡他的大觉了。不久，谢学锦又满世界找他，与他商量轮流“坐庄”的
时间与办法。吴国强横竖不从，他说，他睡角落有利于了解民情。谢学锦就说：你
还以为你是贵族？于是两人又发生了冲突。吴国强挤火车的本领与他坐火车的本领
一样大，与他同住的另一位工程师揭露说：不管手上有票没票，上车的人多人少，
他都能毫不费事地上车，他像条泥鳅，有一点点缝隙就够用了。之后，吴国强穿的
羽绒服又成为大家的火力点。那件羽绒服上有无数鸭毛探头探脑，有的把半个身子
也伸了出来，远点看，他好像披了一身大雪。谢学锦说：你在吐哈和克拉玛依开评
审会时，如果也穿这身羽绒服，我们准砸锅不可！吴国强说，这个你们放心，我已
准备了一套西装，领带也准备了。以后，在两油田开评审会时，他果然来了两次西
装革履，但衣服的质地，却不敢恭维。也许他那羽绒服给人印象太强烈，他穿上质
地不好的西装走进会场时，我也禁不住为他突然焕发的风采暗暗叫好。两次评审会，
谢学锦都唱主角，吴国强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怎么善言词。两次评审，他们心里早
有数，吴国强却依然要捏一把汗，像个张着耳朵听训的小学生。两次的评审，标志
着他们的创意获得成功，吴国强像变了一个人，十分得意起来，声言以后要打到国
外去，去挣外国人的美元。谢学锦就说；你连人民币也挣不到，还谈什么挣美元！
吴国强便马上三缄其口了。

    在吴国强出现以前，谢学锦一直很不安，他担心吴国强在火车上病倒了，中途
送下了车。他的另一项本事就是病倒在外是不给人一个通知的。就在我撰写此章的
时候，我听说他在从辽河油田去就近的火车站途中，坐的一辆机动三轮车翻了，腰
受了伤，他从翻倒的车里爬出来，照样付了车费，一瘸一拐上了火车，回到家，连
楼也爬不上去了，便到楼旁的招待所找了张床躺下，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也不给家
里人一个通知。后来，有人责怪他，他说当时找不到人，他想大声喊，又出不了声。
看来伤得着实不轻。可是，半个月以后，他又一头钻到胜利油田去了。回来，他满
面春风地对我说，他们在胜利油田的实验一炮打响了，还拿了那边的评审书。还说
胜利油田租用了美国一家公司的一部仪器，干不千每天都得付一千美元，这是台只
租不卖的“金不换”。可胜利的人说，比较你们的技术，是小巫见大工了。他还说，
克拉玛依又传来讯息，他们在一块过去不认为有油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油气藏……
他得意地说，我们真的成功了！国家经济上的效益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几天以后，
他又去了新疆，谁又能想象他身上带着伤，他年已六十六岁……

    谢学锦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吴国强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发展测量垂直氧化还原
电位方法。在大庆、玉门、塔里木及吐鲁番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经过九年的
研究，许多在早期工作中遇到的技术困难逐步得到克服。最近的工作表明这种方法
图出的异常很完整，并与地下油气藏的范围非常一致。”胜利油田的评议书说：
“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圈定的异常与已知油区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如圈定的一号
异常区与乐安油田南区吻合良好；长剖中的最大负异常区与通61井油区块吻合良好。”
谢学锦的化探与吴国强的物探的配合，不仅“收互补短长之效”，而且“大大提高
取得结果的可靠性”。有篇文章说：“这种配合使用也会使基于油气垂直远移的多
种非地震方法得到改进与突破。最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用常规方法发现的烃类异常
与C异常和地下油气藏不一致而只与巨大的南近南北向宏通道方向一致。对影响地表
样品中烃类及面C含量的最关键的因素进行校准后，得到的异常与油气藏呈现极好的
对应关系。然后我们将基于垂直氧化还原电流的地表Eh值与基于油气垂直运移的烃
类与△C这些反映油气藏存在的不同侧面的特征综合研究获得了重要的新信息，不仅
可以圈出油气藏范围，还可预测范围内高产或低产及不产油的区段。”

    谢学锦不是希特勒，他发动的不是对苏战争。他和吴国强联手发动的是一场长
达九年十年的石油勘察攻坚战。他们成功了。

    谢恒住在北京方庄小区的一座高层建筑里，是谢学锦带我去找她的。

    谢学锦跟谢恒说过几句话就告辞走了，留他的不是谢恒反而是我，但没留住。
谢恒对我说：他不在，我们可能谈得更开放，更自由。

    谢恒今年六十八岁。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是在国外度过的，她和她的丈夫是共
和国第一批驻外使馆的外交官。几年前，她离休了。任内的最后一站是伦敦，驻英
国大使馆。她丈夫是大使。她是大使夫人，没有其他对外身分。此前他们夫妇在美
国，她丈夫是驻旧金山总领事，驻美大使馆公使，她是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领事，驻
美大使馆一秘。

    六十八岁的谢恒女士与我见过的她在一九四九年与父母兄弟摄于南京的合影中
的模样没有太大的改变。一九四九年她的头发扎成两条小辫，一九九三年她留短发，
与当年一样英气，一样勃勃生机。我离开她家时，她坚持送我到最近的一个公共汽
车站，有十来分钟的路。她走路很快，走得很轻松。她走路时双手捧在一件夹克衫
的边袋里，像年轻人把手插在牛仔服的口袋里一样无拘无束，自由洒脱。

    谢学锦一走，她给我端来茶，送来烟灰缸。她说，她家没人抽烟，只备烟灰缸
不备烟。我说，我刚刚还为是否允许抽烟担心呢。她便笑了。她说谢学锦电话里交
待过。她说她本想为我准备一包烟的，但积习难改，也许你抽自己的烟更有味些。
她又说她的饭做得不好，但她一定要留我吃午饭，也许我能帮帮忙。中午时，她下
楼买了一点面条。面条是我煮的，她说她煮面不在行，不是太硬就是太软。她做了
几样菜，量都不多，但很精致。她一点没有排场，一点没有虚套。我喝过几口茶后，
她领我参观了她的居室，四室二厅，厕所有两个，都是坐桶，与她哥哥谢学锦，是
两个世界。之后，她拿出她的影集，在影集里向我介绍了她的丈夫和子女。她丈夫
前不久出国了。儿子在国外已多年，女儿在澳门，是外交人员。现在家里只有她一
个。她说：我们可以随便点，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于是，我讲了我奉命采写谢家
荣先生、谢学锦先生的来龙去脉。之后，我一点不含糊地表示，我希望在谢老先生
的死上你能把真实情况讲给我。她问：我哥哥是怎么对你说的？我便讲了谢学锦所
说。她沉默了，她沉默了好一阵。

    下面是这次访谈记录的一部分：
          我对父亲的感情多年来是不能讲的。他是
      阶级敌人，讲不得。我没讲，也要受歧视。父
      亲十五岁只身去北平，一生奋斗。他的奋斗与刻
      苦精神，在我经历的世界里，没有发现有第二
      人。他永远手不释卷，吃饭时也看书。在北平
      当大学教授时，每天写作到深夜，学校为了照
      顾他，把他的课全排在第三节第四节。在云南，
      他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又是专家，又是野外
      工作者，工作得更苦。心里又不痛快，担心中
      国灭亡。经费又少，一个钱当几个钱用。一身
      清正。后来我听说“三反”中在南京查他，我难
      过极了，又不能表露。
          一九七八年，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二弟
      说他对父亲的全部记忆便是每次外出开会、讲
      学、野外考察回来，带回的是一包包石头，从
      来不带什么土特产，连小孩喜欢的糖果与玩具
      也不带。这是对我父亲很好的概括。
          我受义亲影响最深的不是政治方面，是做
      人方面。他正派、刻苦、讲真话、廉洁。这些，
      他是不用嘴说的，他是这么做的，比嘴说影响
      还大。他一心做学问，一心找矿，一心教书，
      我们人人心里都明白，父亲最盼中国富强起来，
      最爱国。
          我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以后一直当家
      庭主妇，贤妻良母型。中产阶级妇女型。她生
      活条件好，但喜欢自己动手做事，绣花，做饭，
      养花很在行。这一点正是我极力反对的。我跟
      我母亲有过很多斗争。她要求我成绩第一，还
      得有一双巧手，会做女红。她要把我彻底女人
      化。我不干，我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妇女争取
      解放的时代，我怎么会把自己彻底女人化！我
      从小生活在男孩子群里，野惯了。我母亲对我很
      伤脑筋。我大学没毕业就参加革命，除了时代
      的潮流所致，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反抗母亲。她
      让我读书争第一，上大学，有文化，有教养，
      想的跟我不一样，她认为有了好的文化和教养
      就说明你有好的社会地位，这个地位是过去女
      人的前途和出路：找个好丈夫、这个前途我一点
      不羡慕。解放后，我和丈夫被派往国外，出国前
      母亲从南京跑来北京，为我们送行，她好高兴。
      她的知识与当年在欧洲的见识使我们那批出国
      人员得益匪浅。一时间，她成了我们的服装顾
      问。几年后，反右了，我父亲当了右派，让我
      划清界线，我却说他不像右派，不会反党，就
      把我送回了国，还给了个处分。回来就下放，
      去农村劳动，是京郊房山。又让我当下放干部
      小组长，还让我管右派。我实事求是，要求几
      个右派好好劳动，改造自己。以后回到北京，
      我也不理会那个“界线”，经常回家看望父母。以
      后出国，还把孩子放到母亲那边，请她带。我
      的两个小孩都是她带大的。我经常跟父亲聊天，
      父亲说，你们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总搞运
      动，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学习不好。我们搞技术
      的，能不能就让我们多做点工作，多看点书，
      少参加些运动。我知道解放后，父亲一心想把
      自己的知识、才能贡献给国家，多做点实事。
      但是很可惜，当时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我母亲
      “文化大革命”前就去街道当了妇女主任，比我
      还积极，还革命。她办起扫盲班，自己当老师。
      “文革”一来，翻脸不认。那些说过她许多好话的
      学员，不少批判起她的教育方针来，说她不教毛
      主席语录，用一些小孩子读的课本腐蚀和软化
      她们的革命意志。一九六六年初“文化大革命”
      刚开始没几天，我和丈夫正在驻加纳使馆工作，
      加纳发生了推翻恩克鲁玛的政变。当时恩克鲁
      玛正作为国家元首访华，我们续继以元首身分
      接待他。这样两国关系紧张，我们便先后被调
      回北京。

    谢恒女士说不下去了，她用双手捂住了脸。我一声不响。我悄悄地把一支燃着
的香烟揉灭在烟灰缸里。屋子里静极了，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的跳达声。那钟的外
壳和字盘是一棵树的横截面，像块砧板，咖啡色，天然的花纹（年轮）很特别，大
疏大密，树干的形状也很特别，不是圆也不是椭圆，像是什么人随意剪出来的剪纸。
她已经告诉过我，这钟，是他们从美国离任时，一位美国朋友送的。……几分钟后，
她放下了手。她泪眼花花。她继续说起来，声音变得很低，词语也不大连贯。我没
有作记录了。当着她的面，记录她父母的死的情况，在我已不可能，那是对死者和
生者的不敬。我不是搞“专案”的人，我没有那种训练。下面的文字，是根据我的
记忆写成的。

    谢恒回国后，马上去看她的父母。进门时，父母正坐在沙发上，也没起身迎她。
他们很是吃惊的样子：你怎么回国了？这吃惊马上又变成一堆阴云。他们大约以为
她又受他们的株连了。

    那时，谢家荣住两室一厅，厅比较大。谢恒进屋时，他们夫妇俩就坐在厅里。
谢恒进到里屋后，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这次我可能过不去了。谢恒连忙出来，对父
母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她心里却恐惧极了，她也预感到父母大难在即。她两次请求
保姆多留点神，好好照看一下他们。

    谢恒不可能天天回家，外交部有运动。她和她丈夫是保陈毅的，压力更大。她
住朝阳区的雅宝路，离百万庄父母家又远。

    八月十四日早晨，谢恒接到谢学锦打来的电话，要她马上回家。谢学锦电话里
别的没说，但从他紧张、痛苦、慌乱的语气里，她感觉到家里一定出了大事。她匆
匆叫上丈夫，一同往家里跑去。

    谢家荣真的走了，他躺在客厅的一张小床上，身上已罩上一条床单。

    是八月十三日。谢家荣死前那天，他回来得很晚。那天他是走一路歇一路回到
家的。他回来后，吃了一点饭就睡了。后来他又从床上爬起，说他今晚可能通宵睡
不好，还是睡到客厅小床上去，不然会弄得吴镜侬也通宵不得安生的。他就这么睡
到了客厅。第二天早晨，吴镜侬和保姆才发现：他已经走了。吴镜侬当即昏了过去。
亏了那位保姆，她又要照顾吴镜侬，又要去通知谢学锦。

    谢家荣是自杀的，服用安眠药自杀的。他的身旁，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了的瓶
子，他留下了一张字条，是给吴镜侬的。

    “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

    吴镜侬没发现字条，她当时就昏倒了。以后，她一直不知道有这么张字条，到
死也不知道。

    首先看到字条的是谢学锦和谢恒。

    谢学锦夫妇、谢恒夫妇在极端的痛苦中又多了一个恐惧：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事
发生了：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就是顽抗到底，就是以死顽抗。谢学
锦是右派，自己的“罪行”已多得不可胜数，又来这么桩“大罪”，他以后的日子
可以想见了。谢渊泓后来的上大学前的种种波折，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是自扰。

    在商量如何处理这字条时，谢恒说：应当交给组织，天塌下来也得顶着，我们
得面对事实。

    第一个反对她的是她哥哥，第二个反对她的是她丈夫。他们对她只一句话：
“你疯了么！”

    她不再坚持，她同意大家的意见：立即烧掉字条。而且除了他们四人，任何人
也不让知道！

    之后，便是当地公安局与造反派头头的到来。他们众口一词，父亲死于心脏病。
单位造反派头头说，我们也希望他是死于心脏病，但必须由医生鉴定。

    便有了以后的解剖。谢家荣的遗体从解剖室推出来时，谢学锦、谢恒几乎晕倒
了，刀子制开的皮肉没有用线缝一缝。但他们还是从心里感激主刀医生，是他，签
署了谢家荣死于心脏病的认定。也许，这位医生割开谢家荣的身体后不予缝几针的
原委就是要加强他的认定：你们看吧，我一点不同情死者。

    谢家荣的遗体火化后，谢恒把母亲接到她家去做。吴镜侬有如惊弓之鸟，昼夜
惊魂。

    一天，地科院矿属所的造反派要抄谢恒的家，说吴镜侬有东西转移过来了。他
们还通过外交部的造反派一起来到谢恒的家。他们查抄了吴镜侬的东西，并当众宣
布了谢家荣的罪状。老右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他们没有查出什么东西，走了。
又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说吴镜侬有东西转移到谢恒的箱子里了，要抄查谢恒的
东西。他们还指着谢恒的缝衣机说是电台，打开看后才无奈地走了。吴镜侬却吓了
个半死。这两次查抄，对吴镜侬的打击极大，她特别难过的是，她又牵累了女儿、
女婿。

    一天，保姆来了，她是来告辞的，她准备回老家去了。她还带来了一个不幸的
消息，地科院的大字报很多，说谢老先生是自杀的，……说街道上也有吴镜侬不少
大字报，说她不教毛主席语录就是反对毛主席……

    保姆走了。吴镜侬也走了。保姆是回安徽，她回百万庄。吴镜侬是乘女儿不在
家里时走的，她给谢恒留了个条子：“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你们明
天早晨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

    白天，谢恒要参加运动。这天，她偏下班又晚了点，她回家看到母亲的条子，
慌了。她马上和丈夫一起朝百万庄父母家跑，先到谢学锦那里，把他叫上，一同去
母亲家。进门时，是晚上十一点。

    他们还是来晚了。

    吴镜侬穿着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睡着了。她用一条洁白的布单罩在身子上，
头和脚都罩着了。她的身旁，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子。有一张写给女儿的条子，
条子旁，留着一筒山东阿胶。条子是这么写的：
          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
      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
      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
      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的。你们
      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
      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在她留下的念物里，就有吴镜侬摄于十八岁的那张小照，小照的背面有她“前
尘依稀如梦”的自记。那筒阿胶，原是吴镜侬早几年更年期时自用的，没用完，留
给了谢恒，那年谢恒四十一岁，再过几年，她也要进入更年期……

    谢家荣夫妇就这么一先一后走了。谢家荣走时，没有像吴镜侬那样，给子女留
话，仿佛他不过是出一次门，他还要回来的。

    他们走了二十七年了。那边有吴镜侬照顾谢家荣，谢家荣便有点“乐不思蜀”
了，没踏归路……

    几天以后，我去了天津塘沽，找到了谢家荣最小的儿子谢学铮。谢学铮一直不
知道他父亲走的真相，他还以为他是死于心脏病。谢学锦、谢恒把这个秘密保留在
心里二十七年了，这是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他们不让他们的弟弟分担，更不想让
谢家的第三代分担。这担子的沉重还在于，每多担一天，他们就发现自己多一分脆
弱，多一分“苟活”的感觉。

    谢恒说，我想讲实话了，我已是六十八岁的人了，父亲走时也是六十八岁。

    于是，她便说到了谢家荣的走，言词不多。言语在这里不仅苍白，而且有点可
憎。她终于忍不住了，她掩面而哭。她的双手和身子抽动着，她大哭了。

    谢恒的教养和经历给了她——颗坚强的心，一颗正直的心，一颗善良的心，一
颗敏感的心，一颗包容性极大的心。她和英国的女王同桌吃过饭，也和印度的“贱
民”聊过天，她去爱尔兰办过中国文化展，也在旧金山与台湾留美学生一次一次谈
过关于祖国，关于炎黄子孙……她的意气好风发，她的信心好强大。然而此刻，她
哭得像个村姑。她的心，也如村姑一般朴素，坦露着未被污染的泥土的本色。她哭
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她远在德国的侄儿谢渊泓向他父亲索要的李白的诗，想起了那
句“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终于过去了，那个这也不能那也不能的
时代！我还记起，一位名叫亨·米肖的法国诗人的诗。米肖比谢家荣小一岁，是同
代人。他的题为《迷宫》的诗是这么写的：
        生是迷宫，死是迷宫。
        无穷无尽的迷宫，大师贺如是说。
        一切都在沉陷，无从解脱。
        自杀者在新的一次痛苦中复活。
        牢狱在牢狱之上开启，
        长廊开向另一条长廊：
        生命有如卷筒以为展开。
        根本不可能展开，永无出头之日。

    世纪在地下苟活，大师贺如是说。

    真的么，亨·米肖，世纪在地下苟活么？

    老舍的走，傅雷的走，吴晗的走，谢家荣的走，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悲惨也
最为壮烈的一页。他们不愿苟活！他们从来不是苟活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曾
一领风骚，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群落炎黄群落民族
特性的一个象征。他们的死——自杀，一百年后，五百年后还会被提及被探讨，只
要我们民族的良知不泯灭，这种提及和探讨就谁也无法阻拦。

    感谢谢恒女士，她披露了真相。真相是必须面对的。不然，“世纪在地下苟活”
的局面无法最后改观。

    写完上面的文字，我便搁笔了，一搁就是几个月。我在等待，等待谢学锦住房
问题的解决。谢学锦的住房问题，几年里已打过许多报告了，有他个人打的，有物
化探研究所以文件形式打的。从乌鲁木齐回来后，有一天我碰到他，他兴奋地对我
说；他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江苏省决定，凡在江苏的学部委员，享受副省级待遇。
他说，一叶知秋，他的住房不久就可解决了。在他看来，副省级是不会有住房问题
的，而且，他的确是因为工作需要才提房子问题的，并不是争什么待遇。我也甚感
鼓舞，说；太好了。那时，这篇文章还没有开始写，但我马上打好了结尾章的腹稿。
又过了不久，我又碰到他，他比前回更兴奋了。他说，有关领导带着有关部门的负
责人去他家里，亲自“勘查”了他的住房，都说的确应该解决，而且马上解决。之
后，有关部门还给他提供了由他选择的几个地点。我就更感鼓舞，说，实在太好了。
那时，此文的写作已经开始。我便想，他的乔迁日，便是此文的杀青之时。前文说
过的，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希望通过本文的采写，我的理想主义能更上一层楼。
我之所以接受此文的采写，闯进一个我根本无力闯进的世界，说穿了，并不是要写
谁的表扬稿。我寻找的是人生的意义，人格的本质。几年来，我耳闻目睹的谢家荣、
谢学锦父子的人生与人格，很合我的趣味。韦伯说：人格的本质“在于人格和某些
终极价值及其意义的内在关系的坚贞不渝”。从他们那里，我看到了某些终极价值，
也看到了它与人格关系上的坚贞不渝。谢家荣的死与死的方式，就是这种“坚贞不
渝”，谢学锦的多次申请大一点的住房，也与这种“坚贞不渝”有关。我并不认为
解决他的住房的意义比他在学术上解决一个难题逊色，更不认为一个科学家申请一
间比三十二平米大一些的住房就是人生价值的偏离，恰恰相反，是矫正。但是，几
个月过去了，他还住在老地方，还在“头悬梁”，“锥刺股”。一九九三年眼看没
几天了，我不能把此文的完成拖到一九九四年，我得结尾了，得非我所愿的结尾了。

    还是回到他的学科吧，那个话题轻松些，我要继续坚持我的理想主义。

    在整整一个学科，从理论到技术到方法，从战略到战术，到向实验、生产的转
化，我国领先世界的并不多。但地球化学勘查这个学科，领先了。看看下面几篇报
道的标题吧：《我国地球化勘查技术居世界前列》（《科技日报》一九八七、十—
十四）《我国痕量金测试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地质报》一九八七、十一、
二十七）《我国地球化学标准物质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中国地质报》一九
八六年、八、一）。至于区域化探、地球化学填图，早就是世界前列了。现在，又
有了地球化学环境的网络监控，非地震物化探直接找油气……谢学锦的许多同事和
学生都向我指出过：谢学锦不仅是国际化探界的权威之一，而且是这个领域里当之
无愧的战略家。有篇文章说：一九八八年五月在美国巴尔的摩的一个大会上，谢学
锦指出国际地球化学填图中的两个关键问题是数据在全球范围的可对比性及大幅增
加图中的信息量，这两个关键性问题恰恰被各国多年忽略，只有中国重视且取得成
功。这使各国学者开始承认中国地球化学填图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一九九０年在
加拿大的一个会议上，在捷克的一个会议上，一九九一年在莫斯科的一个会议上，
谢学锦的三次报告在国际勘查地球化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他提出的对多元素分析的
要求“被普遍接受，成为今后世界上的地球化学填图依循的准则”。超低密度采样
的理论与技术在全球的推广与应用，也是谢学锦开创的。“这是在可望的未来制出
全球地球化学填图的唯一可行的途径”。他同时创立了“泛滥平原沉积物”的理论
与技术，而且也被世界普遍接受。一九九一年他在美国作报告，指出多年来勘查地
球化学只研究局部地球化学模式，而他不仅着眼于局部，还要着眼于整体。他的报
告和此后发表的著作开阔了国际化探界的视野，被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他的
著作、言论被国内外同行大量援引，视为经典。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就职于美国地
质调查所的国际著名化探专家和地质分析专家、美籍华裔学者赵囗田致信谢学锦，
称他的工作“是件极伟大的事业”，是“造福人类”，“此类工作十分艰巨，好在
中国已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镜”。称他的“区域化探及地球化学各方的研究及领导
执行工作已到达登峰造极阶段。”同时，他还特别指出：“金的存在形态与提取，
是阁下最大的在理论上与实用上的成就，过去所谓的专家走错方向至今仍在迷途中……”

    谢学锦也并非没有‘迷途”。他的妻子有次对我说，她对谢学锦最伤脑筋的便
是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闲不住，闲不得，一闲，他就叹气。她说她最听不得他叹
气，一听，她就神经紧张。

    而在我看来，叹气是件好事，是情绪的一种释放和消解，有利健康。

    有次我问谢学锦叹气的原委，我请他挑两样说说。他反问：叹气也需要原委么？
我说，我写文章要。他笑了，那就让我想想吧！说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笑了，
他也笑了。

    两天后他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挑三样，第一样，面对非科学因素干扰科学的时
候；第二样，想起儿子的不归；第三样：房子。

    许多年以后，人们回忆起这位“中国的化探之父”，回首他急急的步履，回首
他的一波三折，回首他的叹息，将是一种怎样的神秘，一种怎样的风景！

    在乌鲁木齐，在那间给我留下许多记忆的招待所里，我也几次听到他叹气。我
们每个人都会叹气。我们每个人都尝过叹气的个中滋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堪重
负的时候，甚至，有过神经的断裂，意志的坍塌。断裂与坍塌之声，在夜深人静的
时候，甚至侧耳可闻。这之后，我们当然要自我修复。那时，我们会听到许多快乐
的声音，那是生命顽强的律动，是“快乐原则”的大写意。那时，我们也许还会听
到从童年、从梦境传来的歌声，而谢学锦们，听到的一定比我们这些人多，他们是
地球工作者。地球存在四十亿年了。地球工作者不仅知道四十亿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还知道地球是由什么构成的。他们“看”到过生命的艰难演化和跋涉，他们“听”
到过人成为人的痛苦而快乐的浩歌。地球从诞生的那天起，它就有了一个预谋，它
以它的元素预谋人类。谢学锦们每天打交道的就是元素。在分析地球元素的时候，
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分析了人类自身……在一个寒风呼呼的夜晚，谢学锦和我都各自
上了床。好久好久，我不能入睡。我从那呼呼的寒风里听到了某种声响，也从不能
入睡的谢学锦那里听到了某种声响。又过了好久好久，我问他，谢先生，你在想什
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答：我在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他在被窝里没动。他说：“有时候，我对自己是否真的存在会发生怀疑，怀疑
到极点的时候，我就两个指头互相挂搓，看有无感觉，有感觉，就算存在着，没感
觉，就是不存在，或者，纯粹就是一个梦。也奇怪，有时候，我的两个手指互相搓
揉时竟然就没有感觉。我存在着的思维又告诉我，我的感觉是存在的，这时候，我
便觉得人生实在是介乎这个存在与梦境之间……”接着，他说了许多往事，大抵都
是他的一些艰难，他在艰难时刻的茫然与无奈。或者说，他的“迷途”时分。

    我问：“那个时分，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你？”

    他说：“我可从来没想过这问题。”

    几分钟后，他说开了，说的是英语。我不懂英语，但我从他念白的抓扬顿挫里，
听出他念的是一首诗。他念得很流畅，很柔和，而且声声合情。念完，他又念了此
诗的汉译。他念汉译以前说，他一直没有见过这诗的汉译，过去他也没在心里译过
它，现在是随便翻译的，不一定准确，献丑了。他的汉语念得也很流畅，也很柔和，
也是声声含情。只是念得稍稍慢些，但看不出他在斟字酌句，他是一气呵成的。

    这首诗题为《生命赞歌》，作者是英国的朗费罗。

    我翻身下床，请他把汉译写下来。他依了，从被窝里坐起来，斜倚在床边的小
几上，念一句，写一句：
        不要用悲惨的语言对我诉说
        生命只是一个空虚的梦
        灵魂在梦中已经死去
        而事物在梦中亦非本来面目
        生命是真实的，生命是诚恳的
        坟墓不是他最终目的
        从尘土中来又回到尘土
        只是躯体而不是灵魂
        既不欢乐，也不悲哀
        这是我们命定的归宿和道路
        总要行动，使我们每个明天
        超越过我们的今天
        让我们振作起来
        我们的心迎接任何命运
        但仍不断行动，不断取得成就
        要学会工作和等待

    他说，这首诗是他上中学时偶然看到背下的（上面引的是诗的摘录），好多年
没有在脑子里出现过了，今天突然记起它，他自己也颇感震惊。一九六六年的那个
八月它出现过一次。那是父亲谢家荣的遗体火化后，他回到家，觉得自己也快走到
人生的尽头了，一点力气也没了，一点活的欲望也没了。这时，那首诗忽然悄悄地
涌上心头，他一句一句地念了起来，仿佛有位什么人站在云端里，一句一句地教他
念。念毕，他觉得身子变得轻松了些，他的身上漫过一阵颤动。他紧紧地抓住了那
首诗，大声地朗读起来，当读到最后那句“要学会工作和等待”，他禁不住热泪盈
盈了……他忽然发现，他的父亲不是死了，而是到另一个地方去寻他的梦去了，去
工作，去等待，他一生都在工作都在等待啊！

    他说，今天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它干吗又冒了出来呢？也许，我也在做梦吧……

    这天晚上，我们直到东方快明才入睡。第二天，我起来得很晚。我起床时，发
现谢学锦正伏在桌前工作，钢笔在纸上轻轻地划过，沙沙的响声像他的嗓音一样柔
和、流畅。

    他一如既往地在工作，在等待……
                                             1993年12月26日夜完稿
                                             1994年3月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