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理性传统------儒教批评之三

字体: 小 中 大 | 打印 发表于: 2011-8-30 18:22    作者: 马李    来源: 哲学在线：哲学专业网站

中华文化的理性传统
                                           ---------儒教批评 之三

儒教之论甚嚣尘上，此说动摇儒学根本，为害实巨，不得不一再为文驳之。中国文化之要义在理性、在人文，宗教之说蔽理性、倡迷信，此说不止诬及儒家往圣先贤，亦有愧于先秦诸子之理性传统，为祸中华，莫此为甚。儒教之说太过沉旧，于学理本无辩论之必要，但国学式微，故易惑众，恐其误及后学，不得不言。孟子曰“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不得已为“中华之理性传统”，以彰理性、辟异说。

                                                           （一）

中国文化的核心本质是理性。如果讲，仁义是儒学的道统，那么，理性就是中华文化的大道统。这一悠久绵续3000年的光辉传统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其它文化的关键所在。道统，大而言之即整个学理系统，要而言之即“根本原则”。任何一个“独立”的学说都是有其区分于别家之独特学理，这个独立之学理即是“其道”，若有传则为其“统”，是谓道统。学术皆然，有学派之分则自有之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先秦诸子之特点，即在“人文”，在“理性”，道、兵、法、墨、农、纵横等诸家皆以理性为本，当然墨家重制度重系统性难免引鬼神以为时用，但这是很末节的，后人读墨亦不在于此。诸子之大格局、大根本在人文、在理性，可言人文、理性实乃中华文化之大道统。

古希腊文化在大约相同时期也有理性人文特征，可惜很快就断掉了。从世界发展史看，也是理性越来越壮大的过程。现代科学、人文战胜宗教而自立，这正是理性战胜迷信的过程。现代理性空前强大，理性只能更壮大，这是必然趋势，也是人类之福。

人类早期是没有神鬼的，这不必论证，从动物界就可看出，动物是不信什么鬼神的。随着人类智识的发展，人们创造出了鬼神。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区别，在于人类智识的发展，其关键点为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随着智识的增长，人产生了“信仰需求”，故造鬼神，并信以为真，以安顿心灵。

信仰性要求是随主体性的强大而生的。主体性意识是智识进步的结果，相伴而生的是区别于动物的高级需求。这种高级需求有物质的，如衣居之足。但更主要的是精神的高级要求，如：强列的安全感（恐惧）需要，爱/爱的依赖、被尊重/认同的需要、对现实/未来的“确定性”要求等等。中国文化在几千年前就区别/发现了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正是这些情感和理性智识的发展，才创造出了鬼神文化以满足其精神需求。

鬼神文化正是主体性意识强大后而又对自然无能为力时创造的一种安居之所，使心有所寄。主体性意识强大后而又对自然（包括社会）无能为力，则对确定性要求（安全感/认同感/归属感等）会变得很强烈，而万能的鬼神是一种简明而基本无成本的创造，也就成了那个时代最可行的办法。

如果说评价鬼神文化，其主要作用就是在人的理性/能力皆幼小时期的确起了安顿人心的作用，而相对于动物而言，这也是情感和智识发展的必然阶段，其作用亦仅此而已。鬼神文化在奴隶社会及后来起了太多的反作用，主要的反作用就是陷人于“迷信”，而阻碍了理性的发展。奴隶社会和中世纪的黑暗人所共知，科学和人文战胜宗教，这种理性战胜宗教是个很残酷的过程，宗教对近代科学、人文的发生、发展的阻碍这也是常识了，不必细述。

(二)

而中国很早就走出了鬼神的樊篱，而理性早熟。这一关键点就是周代商。“殷尚鬼”，殷商文化是鬼神文化，而周重礼、重人，对鬼神是“敬而远之”的，至此理性取代了鬼神迷信。这是很伟大的成就，可以讲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为而后的无神论的大行其道创造了强大的基础。可以再为文考述从周至诸子再到秦汉的“无神论传统”，此处不细述。

中国何以能理性如此早熟，何以能这么早就战胜鬼神而重归理性，何以此理性传统能绵延三千年不断？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简单讲就是理性的发展必然有对鬼神的反动，这是人类智识（理性）发展的必然。人类因有智识之发展，以区别于动物，从动物中走出，进而创造鬼神以安顿心灵，再由智识之发展，必又归于理性。细析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周代商是理性文化战胜鬼神文化，这是理性和迷信斗争的结果。商之各部很多，为何唯周最强大，进而取代商？皆因其重理性、重人文，这都是得民心、适合于生产力之发展的，故能强而胜。周之强是人智识进步的结果，理性代宗教迷信是人类智识发展之必然。

二，地理因素。周之地理环境较恶，生存艰苦，故民以谋生、求强为重，无暇尚鬼，故理性大张而强。环境论其实不止适于周，中国长江以北地理环境皆恶，故亦可言，殷商之重鬼亦必只是短时之事，而周应时势而已。无周亦必有其它理性部族大而胜之，理性群体必大而强，必代迷信之群，这是力量角逐的结果，这是必然的。

三，大一统国家的体制传统保证了人文、理性的延续。希腊也理性早熟，可亦早灭，唯中国理性能久传至今。大一统是此理性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保证。

俗权与教权之争。宗教鬼神迷信能延续，最主要的是世俗政权不够强大，四分五裂，给宗教坐大的机会，继而宗教限抑世俗政权的强大以免危及自身。世俗政权和宗教的斗争是必然的，是个权力问题。中国这个问题早已结决，但也有迹可寻，自秦后中国历史上俗权对宗教的限抑这是常识了，不细述。考诸欧洲对比一下就更明显一些，欧洲是宗教长期坐大，俗权被限抑，这点和中国正好相反，可对比考察。

中国大一统久远，至秦而牢不可破。俗权必限教权，俗权长期坐大保证了理性传统的延续。可以讲，自周之一统奠基肇始，已建立起理性之基础保障，秦之强势一统之制更强化了这种存在基础。

要之，理性是人类发展之必然，而世俗大一统保证了这种理性的延续，这就是中国理性传统3000年独传之秘。

（三）

上段分析得出结论“理性是人类发展之必然，而世俗大一统保证了这种理性的延续，这就是中国理性传统3000年独传之秘”。此结论已足够简明易记，其实行文至此本应作结，但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能保持了那么久的大一统？这亦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希腊理性生而不继，罗马帝国其兴也勃，其败也勿，且再不复起。而中国之大一统虽亦经往复，但分而必又合，归于一统，其道理何在？其实这亦是中国理性文化所决定的。
中国之大一统，统于何？所谓２０００年之往复循环，循环之因究竟何在？中国之循环、大一统实统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其理想模板。自汉朝而后各代之分乱，必再合于一，一则必一于儒家文化，朝名虽异，其文则同。且各朝都不脱汉代制度，汉制实即是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之理想模范，各朝虽有改进，但基本规模未变。各朝新立即有祭前朝开国皇帝之传统，以示尊重，以承其统。

儒家重大一统、重“平天下”，这在理论／理想上就为大一统提供了基础。同时儒家文化的人性化和信仰功能，和其“虚实结构”，使其能代替了宗教而立理性之信仰，而不必依迷信之宗教。且其虚孔子之位则又合于世俗政权之要求，故能政教（化）合一，而又不危及俗权，这就避免了其它文化的宗教、俗权之争。这种虚实结构是儒家文化智慧所在。儒家同时有察举／科举、立相分权、儒臣从道辅国等措施，保证了俗权更合于时代。儒学作为信仰安顿人心，其重家族化结构，则使自治更加有效，这保证了国家在农业时代可以以较小的管理力实现大范围的管理。这增强了大一统国家的管理可能性。中国古代长期领先于世界，这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古希腊之理性一兴而灭，在于其无中国文化之信仰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罗马帝国虽一时之强，但无文化之保证，故灭而不能复起，让位于宗教，此亦必然。

儒学做为信仰、和理想模式从正面保证了大一统的可能，同时诸子百家则从反面提供了大一统的压力。道、兵、法、纵横诸家做为“术”是不具体信仰功能的，甚至其连基本的伦理内容都没有，伦理信仰只能由儒家承担了。中国的谋略／诈伪之术是世界最为发达的，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其它各国基本没有，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诸家作为谋略之术，至诈至险，使各小国从理论上认识到不强则必被吞并，这从反向增加了追求一统的动力。同时法家的一些管理方法也从正面提供了管理保证。

此大一统，即有儒家的天下／大一统理想和儒制的理想模范保证，同时又有先秦诸子理论的反向压力。故，此大一统亦是此理性之必然。理性，实中华２０００年兴盛之根也。

俗论常言，中国之大一统实地利也，即东海、南山、西漠、北寒保护所幸至。此论大谬，若无此地理限制，则中国只能更大，实是必然。言者无意，此实是国人近代弱国心态之映于史而已。又言，斯文之弊以致中国2000年循环于农业社会，再无进步。这也是以现代返观农业社会，以今量史，错位之至。以同时欧洲宗教社会观之，则其时欧人对斯文又几多艳羡。

至此，则可进一步得出结论：理性是人类发展之必然，而中华理性以其独有的特点，建立和保证了世俗大一统，而此世俗大一统又保证了这种理性的延续，这就是中国理性传统3000年独传之原因。此理性是无待于宗教而自足的学理系统，这种系统性恰恰是西方人文没有的，包括其现代人文，中华文化此特点实足为现代西方人文借鉴，以补其片面化之失。

此结论表述太过复杂，要之：中华文化是完整的学理系统，其延续3000年实理性之必然。

（四）

儒学之本质即为理性。至于细述这三千年来儒学之历史，亦是理性之历史。周代商，制礼制，孔子继周公而大张儒学，本即是人文理性取代“巫祝文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理性再兴的里程碑。

中国文化的要义在理性、在人文。不独儒学，先秦诸子皆有理性之特点，儒道兵法墨名农诸家都是以理性为根本。虽“制重时势”难免有鬼神之用以应俗情，但这都是未节。而神仙家是不算在诸子之列的，也一直很边缘。理性再壮大，亦难免有迷信者，即使未来也如此，这会存在于整个人类史，这是正常的，只是其力量会越来越小罢了。
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是一条直线，波波折折难免，理性当然也如此。这是正常的，但随着人类智识的进步，理性必定会越来越壮大。儒学发展也如此。

儒学至孔子而大成，经孟、荀而壮大，可以讲孔孟时期是儒学最理性的时期，而后来的无神论更是壮大，荀子、范缜等是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但“制重时势”，荀子虽反神，但亦启性恶、开法家之机；至于董仲舒，则杂阴阳神仙家、大倡鬼神、屈于王权以求为时所用。董学大乱儒学学理以为时用，启迷信之机，这是理性的倒退，这是很不幸的。启迷作、重鬼神亦种后世败于佛老之机，为祸至巨。董学本有二源，一为鬼神说，一为儒学，二者本来矛盾。儒学诸典皆在，有儒学理性在，则迷信必不至过甚。但启迷信之机，蔽儒学理性之本，育迷信之众，则败于更迷信更系统之佛老必矣。不止无力反迷信，适为其育信众耳。想不败，岂可得之。今日言立儒教以敌外教者，病正在此，重蹈前车之覆辙耳。

鉴于董学之败，至于宋理学诸家则力反董学，除迷信，布理学，摒董氏于儒家之外，这是有道理的。韩愈首昌（非止倡耳）道统说，即排除董学，这说明至少唐代有识之士即认识到董学迷信曲学之弊。其实，董学初兴之时就不乏反对、卫道之士，只不过皇上选什么也是无可如何之事。理学诸家倡理学，返儒学理性之本来面目，其功甚大。但理学诸家面对佛道之迫，亦不得不屈于时情而有所妥协，此亦时势所然，不当苛求。

（五）

仁义为儒学之道统，理性乃中华文化之大道统。儒教之说实是倡迷信而动摇中国文化理性之根本。今日诸生欲立儒教，可笑之至。董学之弊，昭然若揭，败于佛老，殷鉴昭彰，其为理学取代，亦已千年旧事矣。至于今日，科学人文大昌，国人弃斯文已百年，本宜重归孔孟，彰理性，塑人文，此本学者之所急务，而又思拾汉董学之余唾以曲为时用，覆辙重蹈，昧于学理，不知时势，莫此为甚。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行歧早止，善莫大焉，诸君急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