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音乐剧 洗衣服票价:中国的真贵族——谭嗣同

                    中国的真贵族——谭嗣同      
   
     改革开放后，富贵不再是罪过，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到处是炫富与耀贵，什么“豪庭”、“奢华”、“帝王”……林林总总的招牌出现在街边；什么“名门”、“上流”、“至尊”……比比皆是的广告充斥于媒体。一些有钱有势者及其亲属也飘飘然以“贵族”自居起来。…[详细]
 然而，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在西语里，他们这样的人被称作“寡头”，“贵族”一词则另有所指。在辛亥前夜，中国就出过不少真贵族，谭嗣同是其中的佼佼者。今日话题 什么才是真贵族
 
              金钱和权势就是贵族的标准？
“贵族”本意为贤人大德“贵族（aristocrats）”在古希腊语中是“最优秀的（aristos）”一词的派生词，意为贤人、大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把贵族定义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最后才是）富裕尊贵的人。试问，如今我们这满是“高贵一族”的“街道”上，到底能有几个真贵族呢？…[详细]     章怡和先生去医院看望朋友，她的惯例是亲自下厨，备齐四样菜品送至病房。她讲对美食的热爱和研究以及拥有一手好厨艺是大家闺秀的必备。有一次记者跟她聊天时，她说：“北京的四合院都应该拆掉，现在的人不配住。”语意之尖刻绝望，一时令人回不过神来。她的书在香港出版时名字叫《最后的贵族》。据广州日报报道，多达59%的人认为已经存在一个上流社会。虽然这群富裕人士认同“上流社会已经形成”，但对于“上流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意见却相当分散。在对“上流社会含义”的问卷调查中，选择“意味着虚荣”的占了8.7%；偏向于外在内容的“高级社交圈”、“高贵的形象”、“对精致生活深有研究”和“高尚的礼仪规范”分别占了29%、11.2%、13.4%和14.6%；偏向于价值观层面的“更多社会责任”为23.1%。美国西北大学的教授艾本斯坦写过一本叫《势利：美国当代上流社会解读》的书，知识分子对上流社会的讥讽之辞溢于言表，但从中不妨可总结几个上流社会的关键词：派对、名校、时尚、艺术、俱乐部、品位、职业等等，也许还有性与丑闻。美国人在构建自己的上流社会，以抵御欧洲人对他们的鄙视。但这没有什么好比的，把“粗俗”送给美国人，把“媚俗”送给欧洲人，是再合适不过的礼物。关于粗俗和媚俗的类比，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有更精彩的表达。“媚俗”是德语词“kitsch”的汉译，原指虚假、低俗的艺术。“媚俗”一词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上升为一种虚假、低俗的人类精神，并深入人心。类似的对比还有：大众是粗俗的，精英是媚俗的；下流社会是粗俗的，上流社会是媚俗的；平民是粗俗的，贵族是媚俗的；无知是粗俗的，知识是媚俗的；没文化是粗俗的，有文化是媚俗的；主流是粗俗的，另类是媚俗的；生活是粗俗的，时尚是媚俗的；欲望是粗俗的，精神是媚俗的；富是粗俗的，贵是媚俗的；性是粗俗的，爱是媚俗的；保守是粗俗的，前卫是媚俗的；炫耀是粗俗的，低调是媚俗的；土鳖是粗俗的，海龟是媚俗的等等。在心理上、身份上的投射是上流社会的一个典型标志。一个纽约来的艺术工作者讲了哈佛大学的一个笑话：问换个灯泡需要几个哈佛毕业生，答需要十一个一个换灯泡，十个喝彩。微软中国总部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正在绞尽脑汁将孩子送进人大附中，因为进了这里就等于一只脚跨进了北大。名校教育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进入上流生活的一个重要法则。网上有网友对上流社会的粗浅的定义，照录如下：上流社会是分地域的，一般通俗来讲就是自己的资产到达一定数值不用工作就可以尽情享受生活！或者是每年的工作所赚取的金钱足够你来维持享受生活所付出的高额价格！网友补充了与贵族的区别：区别在于贵族是世袭的！而上流社会的圈子可以通过本人的后天努力而跻身于上流社会！连连使用的感叹号很有意思，似乎在分享与惊叹一个发现。白马非马，上流社会不是社会。所谓上流社会是一种形容，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它必然很难浮现于公众的视野中。但我们可以说，你能在中国的城市中，找到种种“上流美”的痕迹，不择手段跻入上流，惟独没学会上流的精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顶天立地，是谓上流。可我们看到的往往相反：富贵必淫，贫贱必移，威武必屈。 
【即时通会员如是说】当然有上流社会，我想把其定义为：无论物价怎么涨，生活丝毫不受影响；永远不用操心孩子高考、房价飙升等问题；去哪都有关系，都有特座，都不用排队的一小群人。——王宏伟中国需要上流社会，需要敢于担当、具有奉献精神、主持正义的群体，但现在社会上认钱。——鸿泰人生来不同。真正的贵族，应该能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不管他比自己强，还是比自己弱。每个人来到这世上，有他的使命，应该善待他。如果依此标准来看，中国确实没有什么贵族，从始至终从未有过。中国只有特殊阶级和有钱人。——龙在天楼上的，中国有贵族，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也有。荆轲刺秦，荆轲的阶层好像是士族，是贵族阶级中最低等的；他们可以不愁吃喝，但随时可能可以为知己者死。淮南王刘安，招门客编《淮南子》，内集道教之大成，外集阴阳墨法。李白说，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不是贵族吗？近代，说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出门还是在家中，衣服纹丝不乱；最艰难的时候，保持每餐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一个女子，文革中却对被打倒的人说：但凡有事，说与我，我尽力去办！现在也有贵族。马未都那种不算，近期看了一篇文章，说北京收藏界两个大家：史、臧，每个人都比马未都高出几个级别，但不出来炫，自己乐在其中，这就是贵族，我觉得！我很不喜欢：中国最后一个贵族、中国无贵族、中国没有知识分子这种话。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没有把知识分子给灭了，蒙古人以汉人为奴都没把中国贵族灭了，凭啥你敢说中国没有知识分子和贵族了！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马超所谓上流，就是该在金钱、精神上都有品质的人混的那个圈子。从教育、交往、工作中都该是要体现着一种独特的生活品质。不管什么时候都该是有这么的一个圈子的人吧。只是，现在能不能被称做上流社会，不可而知。也许，上流本身就是个狭隘的词。与下层不管只有什么样子的接触，总是有着隔阂。就像是在两个世界。——杨文说没有贵族的大概都是非贵族吧，想来也是，真正的贵族怎么会与非贵族有所交集呢？贵族的世界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也不是贵族，或许是在天堂吧，我确实从来没有见过贵族。我也不认可，任何家族就比别的更尊贵这样的说法。有教养、有知识、懂礼仪、有钱，这样就是贵族吗？衣服纹丝不乱就是贵族吗？饭里有蛋有奶对生活有要求，就是贵族吗？在这个尊严匮乏的国度，谈什么贵族，不觉得可笑吗？如果有真正的贵族，叫他站出来，证明他哪里就比别人贵了，我就认可。——陈晓龙中国人总算是站起来不做“跪族”了，那就考虑考虑当贵族的事情吧：官场流行“找爹”，重修一下族谱，没准儿就能和某某大儒、某某皇族扯上点儿关系；商场流行圈子，没事儿和巴菲特吃顿价格不菲的午餐，身价就蹭蹭滴；学术圈也讲究根正苗红，一张嘴就是“家师”、“家严”，自我感觉良好，大师范儿十足……倒是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整日为生存而奔波，懒得搭理这些真伪难辨的“贵族们”。其实，皇帝老子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贵族嘛谁爱当谁当吧，权当看猴戏好了。——西铭上流社会，这个词和大多数人无关。多数人还只是升斗小民，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我想说的，是这些掌握着大量经济、社会资源的所谓上流社会的人，是如何对这个社会施加影响的。他们是让这个社会更美好还是更恶劣？更幸福还是更痛苦？更和谐还是更矛盾？这不仅仅关乎整个社会，也关乎他们自身。——王俊岭对上流社会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究，一是物质层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由此可见有些人已经在财富阶层达到了上流社会的标准；二是精神层面，上流社会的人士应该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着公共精神，良好的风度，但是很多人都尚未达到这个层面，对社会道德的漠视就说明了这点。只能说中国目前只有财富阶层，尚无上流社会。——程鹏丽当然会存在所谓的上流社会，社会会有等级之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关于上流社会，于每个年代、每个国家、甚至到各个区域都有不同的定义。比方说，大陆的名媛与海外的名媛，对于出身背景的限制就有之不同，所以会存在生活内容上品位上的不同之分。并不是穿上高级定制出入高级私人会所，就是上流人士，那些只是徒有其表，一举手一投足便可知你有没有上流的那个范儿。奢侈的物质享受没有精神层面来的更给力，你的言语以及行为能不能为人们补充一下，人类新的定义，这是我认为上流人士更应该做的，他们应该在生活内容上和精神上，严格的要求自己。另外，不喜欢那些，背着名牌包包的女人和戴着昂贵手表的男人，极力想要令人们知道，我与你们不同，看来他们没弄清楚，那不是上，是下……——何林说到上流社会我第一反应就是澳门的何鸿燊家族，我认为上流社会不是一两代人的富裕就可以定义自己为上流社会的人，英国有句俗语：三代才能造就一位贵族。而貌似在中国大陆，祖上三代都是富豪的不多，倒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不少。我想这跟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有关系，当年的荣氏家族在三大改造的时候毅然服从国家政策，家族企业公私合营。文革的时候社会又对那些贵族打压，贵族的财产也都被抢夺走，没有适合贵族发展延续的环境，自然就没有贵族的存在了。以中国现在的价值观趋向，众多人趋之若鹜的是投机带来的暴富，要花三代时间去造就贵族，去成为上流社会的人，更多的中国人宁愿自己是暴发户。——高欣婷某日听到朋友谈他公司的老板，“京城四少”汪小菲的身价是几百亿，他们老板的身价是几千亿。名车好车更新得跟衣服似的，家里一楼是他的停车场，可堪比名车展览馆。每辆车的车牌都不同，“空U”、“南A”、“北N”，进金茂君悦大酒店人人都得安检，跟他们老板进去如入无人之境，人家办企业某执照需半年，他老板一个电话7天搞定，我一边在听的时候，一边就想，这应该就是上流社会吧。不管是虚荣也好、高级社交圈也好、高贵的形象也好、高尚的礼仪规范也好，反正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一个世界。似乎那些听起来令人咋舌的事件不是我们这个地球发生的。因为我们每日看到的是粮油的涨价、交通工具的拥挤、工资的点点滴滴、打折的衣服……所以，管什么上流社会啊。只要自己现在过得好便好。上流社会有或是没，与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潘昕妙经济实力上已经存在太多的“上流”，而精神上的“上流”却少之又少。真正的上流是有的，但是现在谈上流社会还为时过早。——李特   上流都是自认为的，意淫的人多了也就成了社会。——西铭总觉得中国的上流社会很复杂，是一种奇怪的拼凑的感觉。中国有一个文化圈的上流社会，批判社会，掌握了部分学术资源和传媒话语权，而政治权利却处于弱势。影视圈、艺术圈和演艺圈也是一个蕴藏上流资源的人群。官员阶层以及他们的周围也形成了一种上层社交圈子，是中国最有实权的阶层，比如“我爸是李刚”。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还形成了一批富裕起来的企业老板，这些人有很高的品质生活，但其中有不少是暴发户，像不少豪奢的煤矿老板和富二代，钱多的不知道怎么花就乱花，但也有少数老板能保留艰苦创业的本色。官僚资本是中国一个相当傲慢的流派，金钱和权力都握在手中，常为人诟病。再者，上流社会是一个名利场，有名或有利者的乐园，却并不一定是赏心悦目的，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估计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楚。——刘鹏飞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国的贵族早就成跪族了，上流社会的根早就断了。而活跃于时尚界、上流阶层的所谓豪门、名媛无非就是权贵和资本结合的受益者。他们向往欧美但身在中国，他们挂靠欧美又在中国显摆。他们有的只是形，而无欧美上流社会的魂，更无中国传统贵族的根。——笔笔的笔什么是上流社会，我心中上流社会的定义是生活充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充实，生活幸福美好，拥有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可如今有钱的人拥有众多奢侈品，用奢侈品来掩盖他们荒芜的心灵，似乎位于上流社会了。有梦想的没有钱，拥有富足的精神世界却只能在精神世界里奋斗，物质生活贫瘠，温饱都不能满足，谈什么上流社会呢？中国社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钱的人大多数不是有理想的人。——胡倩思考了半天，觉得一直没明白这篇文章的意思。百度了一下上流社会的定义。如下：上流社会（又称上流阶级、上层社会、上层阶级等；英文：Upper Class）是社会上掌握政治权力社资源及自然资源分配权的已得利益者。按照这个字面意思，那么我国的政府掌握实权的阶层应该算是上流社会人士。接着往下看，1、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上流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人权，政治权利，民主权利，经济地位等。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保证了没有贫富差距、没有特权、共同富裕。所以人与人之间没有等级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上等人，不存在上流社会。2、在受修正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上流社会是指拥有特权的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裙带关系、社会名流等。所以存在上流社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喻玛现在很多中国人的生活奢华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了上流社会的标准了，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是上流社会的名流人士呢？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上流社会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奢华上，更多的体现在精神层面上，至少是受过高等教育，有思想，行为举止得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上流社会本应区别于市井之流，中国有上流社会，但不是我们眼见到的这些自诩的上流社会。——张欢朋友曾多次对我提到这个词，何谓上流呢，去高档的餐厅吃饭，举止言谈超凡脱俗，不张扬，低调，喜怒不形于色，很多很多极品优点集于一身，如此等等。这个词总是让我想起西方社会，也许是西方文学涉猎多了有些思维定势，不经意就想到了西欧的小姐太太绅士们穿梭于政界商界名流集会，各种精彩各种豪华，总是给人一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庄严，我认为那种生活，其实也是有压力的，如果你没有美丽的容貌或者显赫的家境或者优雅的举止抑或者深厚的学识，你是无法在那个阶层立足的。这就告诉我们，上流社会的存在，其实就是一群人的存在，这群人，可能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完美，但各自的优势足以让他们傲视群雄。人都是喜欢往高处走的，在考虑加入到上流社会阶层之前，一定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轻重，不要在他们高谈阔论的时候脑中空空如也，搜肠刮肚想到的却是鸡毛蒜皮吧~ ——周杨中国所谓的“上流”其实可以跟“大资”画个等号。如果这个“上流社会”的“圈子”成形了，先烈们如若泉下有知，会是作何滋味？——小迷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看上面的发言。我只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有一个上流社会。我以前曾经到过一个叫做浮图会的地方，那好像是一个俱乐部，他们的老板是法国人，专门做富婆的生意，这些富婆的老公都是很有钱的人。她们在浮图会有诗社、按摩、桑拿等等很多的娱乐项目，我认为这些人就是上流社会，但是这些人是中国人当中的极少数。——张辉 
 贵族与寡头之别：前者维护公平正义，后者只谋既得利益对于那些富裕尊贵但道德低下者，古希腊人并不称之为贵族，而是称之为寡头（oligarchs）。贵族是高贵的——因为他们是幸运者，他们没有受到社会不公正的侵害。贵族的确是高贵的——因为他们心系不幸者，他们抗议并纠正社会不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维护社会正义，而后者只谋一己私利。…[详细]
 
 
                                           秦晖：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
2001年09月09日17:07人民网秦晖我要评论(15) 字号：T|T
如今已经不是宣传“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了。看看我们的“街道”，处处在标榜着“高贵一族”；路边，“贵族”、“富豪”、“帝王”等招牌林林总总；店内，“豪华”、“名贵”、“贵族气派”等广告词比比皆是；贵族学校、贵族俱乐部之类的词语在街谈巷议之间伴随着羡慕的目光……而我们的学界，也早已不是那种“打倒贵族”的法国大革命称颂不已的时代。在“保守”取代“革命”而成为美德象征的今天，大雅之堂上的文化伟人自然是诗礼名门、贵族之后，甚至乡儒新修《村志》，也不忘标明此村系出贵胄，“实属世家大族，殊感光荣”（见某县新出之《上柏石村志》、《南湖村志》等）只是，在那“革命”年代里被撕得粉碎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到了“保守”的年代似乎也没有多少人想起要捡回来？然而，在如今满是“高贵一族”的“街道”上，到底能有几个真正的贵族呢？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还不够富裕，尚未到炫富的夸贵之时——尽管这是大实话。问题在于什么是“贵族”？“贵族（aristocrats）”在古希腊语中是“最优秀的（aristos）”一词的派生词，意为贤人、大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把贵族定义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最后才是）富裕尊贵的人；而对那些富裕尊贵但道德低下者，古希腊人并不称之为贵族。而是称之为寡头（oligarchs）。贵族是高贵的——因为他们是幸运者，他们没有受到社会不公正的侵害。贵族的确是高贵的——因为他们心系不幸者，他们抗议并纠正社会不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维护社会正义，而后者只谋一己私利。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要求公正，这是不奇怪的。但倘若一个社会里只有不公正的受害者才要求公正，那就如同只有被偷窃者才反对盗窃、只有被杀害者才反对谋杀一样，这个社会还可救药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之有“贵族”，有为不幸者呐喊的幸运者，实为社稷之福，兆民之庆。古今中外，但凡尚有活力的社会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出身贵胃之家而甘为平等理想受苦赴难;如狄更斯笔下的查理•达奈与雨果笔下的朗特纳克侯爵，政治态度截然相反但都对受苦百姓有深切的博爱之心;痛斥传统的虚无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公爵和珍爱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列•托尔斯泰伯爵，主张虽殊而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如一，出身类同而道德文章的浩然正气更似。在我国，清末出身官宦之家而为共和民主奋斗、民国时出身富贵之门而投身工农革命者，更是史不绝书。这些先贤，无论其“主义”如何，都已超脱了既得利益的藩篱，表现了一种高贵的精神，也就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贵族精神，它是一个社会的精神脊梁，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然而也有另一种情况:一些人以新贵自居，自诩高人一等而耻与齐民为伍，其主张却只以既得利益为转移:贫寒时便“激进”，一富贵即“保守”;当“知识分子”，便一味抱怨“脑体倒挂”(本文并非为“倒挂”辩护)，当城里人，便只知阻止农民进城;被人整时呼天抢地，而整人之时声色俱厉;有道是买者但怨价昂而卖者只嫌价低，股市里暴赚一笔，便欢呼改革形势一片大好，一旦被套，又发现旧体制不应全盘否定……这就是人们经常讲的“精神贵族”，自以为高贵，实际却很浅薄。当然，对此应以平常心宽容视之。浅薄不是罪过，从既得利益出发也属人之常情。要求人人具有贵族精神更无异于重演“道德净化”的历史悲剧。但是，不是贵族并不可耻，假充贵族却至少有些可笑:令人想起那自以为与赵太爷同宗的阿Q。而阿Q“革命”成功之后会怎样?那恐怕就不仅可笑而已了。一个正常社会里阿Q有其存在的权利，但正常的社会里不能只有阿Q,尤其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总会是利益格局调整的时代，是最需要公正的时代。即使不谈什么“人文精神”的大道理，仅从社会运作功能来说，一个只有被窃者才反对盗窃的社会必然是盗窃横行的乱世。避免这类乱世自然首先要靠法治，但如果只有被窃者才关心立法，这法如何立得起来?因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培养起一种超越既得利益，捍卫社会正义的高贵品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贵族精神不等于贵族制度—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权的、可恶的过时制度，但在中外历史上，最早抨击贵族(应当说是寡头)制度的那些时代先觉者往往不正是贵族阶层中人吗?看来真正的“贵族精神”，倒是实现消灭贵族(寡头)制度的斗争所不可缺少的呢。
 社会有真贵族，乃黎民之幸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要求公正，这不奇怪。但倘若一个社会里只有不公正的受害者才要求公正，那就如同只有被盗窃者才反对盗窃、只有被杀害者才反对谋杀一样，这个社会还可药救吗？所以，一个社会有真贵族，有为不幸者呐喊的幸运者，实为黎民之幸。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真贵族：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出生贵胄之家而甘为平等理想受苦赴难；如狄更斯笔下的查理·达奈与雨果笔下的朗特纳克侯爵，政治态度截然相反但都对受苦百姓有深切的博爱之心。在我国，清末出身官宦之家而为民主共和奋斗者也是史不绝书。这些先贤，无论其追求何种主义，都已经超脱了既得利益的藩篱，表现了一种高贵的精神，也就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贵族精神，它是一个社会的精神脊梁，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详细]
 
谭嗣同，千古罕见的真贵族
 
“官二代”谭嗣同义薄云天
我中华也有过这样的人类骄子再过数百年，人们也很难想象，我中华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娇子。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发动政变，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行开天辟地之壮举。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遍查历史，象谭嗣同（1865~1898）这样有才有胆有识有格、义薄云天的“太子党”（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出生入死、肝脑涂地，可谓绝无仅有。…[详细]
 
 
 谭嗣同：愿以颈血刷污政
2010年09月09日17:36新华网我要评论(20) 字号：T|T
方将愚民，变法则民智；方将贫民，变法则民富；方将弱民，变法则民强；方将死民，变法则民生。——《仁学》 谭嗣同,字复士，又号壮飞，又号东海赛冥氏，廖天一阁主，华相众生，通眉生，湖南浏阳人。性任侠，善文章，甲午战后，力倡西学，捐为江苏知府，戊戌变法时为四品军机章京，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六人称为六君子，清朝戊戌变法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通过撰写《仁学》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中国社会挣脱旧传统的束缚吹响了号角。 1897年春，谭嗣同著成《仁学》一书。以大无畏的精神，阐明微言大义，以期挽世运而救众生，该书共两卷五十篇。 在书中，他思想尖锐，以批判的眼光检讨历史，审视现实，对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政治和伦理纲常的阴暗和残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大声疾呼，“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力主顺时应人，改革时弊，荡涤污政，实行维新，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开始。两天之后，时任江苏候补知府的谭嗣同被侍读学士徐致靖上疏保荐。在长沙动身进京前，谭嗣同致函夫人表示，自己“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到了北京后谭嗣同抱病入觐光绪帝，奏对称旨，被擢为四品钦衔军机章京，与刘光第等人同参新政。在这期间，他力辅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维新人士处境极为险恶。谭嗣同怀着以颈血洗刷污政的必死决心，谢绝了友人请他暂往日本避难的劝告，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2日，谭嗣同被捕入狱。 在狱中，谭嗣同泰然自若，题诗于壁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行刑时，他仰天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快哉，快哉！”被清政府杀害时年 仅33岁，闻者莫不痛惜落泪。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 谭嗣同也被杀,他的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的精神不仅直指清朝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同时也为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让后人永远去敬仰。 （摘自林岩、王蔓编著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集粹》）            谭嗣同百年前的见识，都足以另今人汗颜“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也就是说，二千年来，无非上面是强盗，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为马，下面难得糊涂；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唤奴才，奴才献媚主子。“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也就是说，领袖也好、官员也罢，不过都是为民办事的，税收是老百姓雇佣你们为我办事的钱。“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也就是说，没有文明而只有坚船利炮者，只会是越强越祸害，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愤青”？…[详细]
 
                                   虽千万人，吾往矣    再过数百年，人们也很难想象，汉族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娇子。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发动政变，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行开天辟地之壮举。 华夏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自有其卓越之处。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遍查历史，象谭嗣同（1865~1898）这样有才有胆有识有格、义薄云天的“太子党”（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出生入死、肝脑涂地，可谓绝无仅有。 “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1873年，才气纵横、不可一世的谭嗣同年仅18岁，即有“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的诗词，刚烈、血气可见一斑。 洋务派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令谭嗣同痛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器物的革新不足以振兴华夏，遂联合维新派人士发起创办浏阳算学社、长沙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湘报》，开全国维新风气之先。 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君主、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仁学》，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君为臣纲“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暴君不仅不应愚忠，还要“人人得而戮之，无所谓叛逆”。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横征暴敛、屠杀人民，对准噶尔人施行种族灭绝尤其令人发指：1757年，在乾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的再三严令之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大军对准噶尔与辉特两部的人展开大屠杀，“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数千里内，遂无一人”。 准噶尔人从此成为历史，空留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 谭嗣同痛斥清政府惨绝人寰之暴行，有如怒马惊涛：“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暴政越强大，对内对外的危害性也就越大；幸亏“中国之兵”实力不强，否则，人类都将受“君主之祸”，与准噶尔人的下场一样；各国压制中国，乃老天有眼----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于今读之，犹觉痛快淋漓，一百多年前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谭嗣同《仁学》对中国政治、学术之积弊洞若观火，堪为盖棺之论，千百年来，一人而已。 1898年6月11日，28岁的光绪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8月21日，谭嗣同应召抵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新政；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日本使馆愿提供“保护”，被谭嗣同慨然回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 悲痛是最可靠最强大的力量。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鲜血，表明清政府缺乏真正改良的意愿和能力，一些改良派人士开始倾向革命。 唐才常与谭嗣同义气相投二十载，为刎颈之交；噩耗传来，无以为报的唐才常失声痛哭：“剩好头颅酬死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被谭嗣同誉为“造世之雄”的林圭，立誓“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任中军统领。1900年9月27日，起义失败，29日，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清军杀害，林圭年仅25岁；谭嗣同的学生蔡艮寅在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入成城士官学校习陆军，改名蔡锷（寓砥砺锋锷之意），立志“流血救国”。 1903年，章太炎发表著名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将康有为梦想的明君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1906年，保皇派重镇梁启超承认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现政府与革命党》）。在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不断打击之下，专制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谭嗣同殉国13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终于完成了对满清268年黑暗统治的最后一击。在中国施行了2000多年的帝制寿终正寝。 1904年6月，谭嗣同棺木辗转运回湖南原籍，归葬于浏阳市城南约8公里处嗣同村石山下，墓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墓前华表写有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作为华夏最优秀的代表，谭嗣同的责任、勇气和牺牲精神，以及他对强国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批判，于今天的人们亦不无启迪和教益。（原载杂文报）          谭嗣同的勇气、人格，更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灯塔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君主、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仁学》，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君为臣纲“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8月21日，谭嗣同应召抵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新政；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日本使馆愿提供“保护”，被谭嗣同慨然回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详细]
 
             跳出两种假贵族的互动
 
精神贵族很多，贵族精神很少
寡头与精神贵族的互动然而可惜的是，谭嗣同这样的真贵族毕竟少见，多得是寡头与精神贵族的互动。这种互动，就是老百姓说的那种“不当官时骂贪官骂得最凶，一当官比谁都贪”的现象。也就是说，有些人失势时是精神贵族，一得势就变成寡头：失势时是高玉宝，一得势就成了周扒皮；失势时是阿Q，一得势就成了赵太爷；被人整时哭天抢地，整人时声色俱厉；被套牢就说黑幕重重，赚到钱就夸形势大好；退休回家抱孙子后是“炮手”，在位执掌权柄时是庸官……精神贵族和寡头这两种假贵族，其实是一类人，这类人眼里只有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的态度游移无非是随着利益变化而变。二者都是打着高贵旗号的的浅薄之徒。…[详细]                                   薛涌：“上流社会”的贱民 中国富人缺什么                                               薛涌 旅美学者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因此就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60多艘豪华游艇云集上海，亚洲最大的游艇展粉墨登场。此次中国国际游艇展由“人头马”等四大欧洲奢侈品品牌共同赞助，显示出海外相当看好中国富人在游艇方面的消费热情。(4月8日新华社电)中国在亚洲远不算是个富国，温饱问题尚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是，中国富人的消费，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不仅美国的许多豪宅已经为中国人所拥有，而且中国本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富了常要摆阔，举世皆然。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富人真论财富还无法和发达国家的大款相提并论，要斗富是斗不过人家的。然而，奢侈品的消费却超前了好几步。中国的富人，愿意在其拥有的财富中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奢侈品消费。这是为什么？考察中外富人的文化行为，可以看出，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因此就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这一格局之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在17世纪以后，欧洲的一些平民新贵通过经营实业成为富人后，首先面临着和贵族争夺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贵族的地位是世袭的，不完全以财富来界定，甚至以经营实业为耻。平民发财后，经济上和贵族比肩，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却远不如贵族尊贵。特别是在英国，购买贵族爵位不易，仅仅凭借财富，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平民新贵已经成势，在经济上举足轻重，在社会和文化上不甘再居贵族之下。于是，他们就必须通过自己的财富，向社会证明为什么自己值得社会尊重。在传统的观念中，贵族之所以“贵”，不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统治的社会承担着一种家长式的责任。于是，这些新贵就拼命展示自己的财富是如何比贵族的权力更加有益于社会。他们明明知道投资于土地不赚钱，但还是大量购买土地，并运用自己的经营技巧，在土地上指导佃户试行新技术，促进农业革命；有的则为故乡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有的则通过在本社区广泛行善，成为公共领袖，被选为下院议员，拥有了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要创造一种与贵族不同的自我认同，向社会证明：他们代表的新阶级，比贵族更高贵，对社会更有益。虽然他们致富后在生活方式上极力模仿贵族，但是在经济上获得了对贵族的明显优势后，马上就发展出自己的新格调：节俭。他们模仿贵族修建乡间别墅，却明显突出朴素的风格。他们日常的生活开销，也是体面而节制。他们甚至在媒体上刻意炒作贵族的奢华，并用自己勤奋、简单的生活方式与之进行对比。一句话，他们要向社会证明：把财富和权力放在他们手里，比放在贵族手里对社会更加有利。他们的财富，有道德的目标。而贵族的权力则没有。这种节制、负责的上流文化，特别是在一些新教国家，逐渐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在美国社会，人们谈一个体面的富人，很少谈他或她住什么房子、怎么花钱。人们谈论的，是这些人都捐了什么。中国一直没有贵族阶层，以官为贵。敛财斗富，在古时的官场上日甚一日。如今的一些富人，不但继承了这种斗富的劣根性，攀比的对象也还是国外的大款。可惜，他们根本不知道文明国家的大款是如何生活的。最近一个对美国百万富翁的研究竟发现，这些百万富翁大多数开平民车，用旧家具，甚至选的电话公司也常换，为的是找个便宜的服务。这种几个世纪培养出来的上流社会文化，是中国的大款一两天学不会的。他们现在之所以瞄准国际的奢侈标准斗富，恐怕还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国际上不被自己的同类接受，于是更要争着入人家的圈子，非要花钱给人家看：“老子和你有什么不一样？”殊不知，越是这样，自己就越成了文明的上流社会的贱民。
 
 浅薄不是罪过，但只有浅薄的民族没有希望浅薄不是罪过，从既得利益出发也属人之常情。要求人人具有贵族精神更无异于重演“道德净化”的历史悲剧。一个正常社会里有个别“开宝马打人”的纨绔子弟不奇怪，有个别只会在电脑屏幕前唱高调的“良心家”也无伤大雅。但倘若一个社会都是这两类人，这两类人还都冒充贵族，而人们还对前者暗自羡慕、对后者明着推崇，那么我们的社会还怎样进步？因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少些寡头和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培养起一种超越既得利益，捍卫社会正义的高贵品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贵族精神不等于贵族（应当说是寡头）制度——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权的、可恶的过时制度，但在中外历史上，最早抨击贵族（寡头）制度的那些时代先觉者往往不正是贵族阶层中人（正如谭嗣同）吗？看来真正的贵族精神，倒是实现消灭贵族（寡头）制度的斗争所不可缺少的呢。…[详细]
 
                                      秦晖：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
                                                       秦晖
如今已经不是宣传“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了。看看我们的“街道”，处处在标榜着“高贵一族”；路边，“贵族”、“富豪”、“帝王”等招牌林林总总；店内，“豪华”、“名贵”、“贵族气派”等广告词比比皆是；贵族学校、贵族俱乐部之类的词语在街谈巷议之间伴随着羡慕的目光……而我们的学界，也早已不是那种“打倒贵族”的法国大革命称颂不已的时代。在“保守”取代“革命”而成为美德象征的今天，大雅之堂上的文化伟人自然是诗礼名门、贵族之后，甚至乡儒新修《村志》，也不忘标明此村系出贵胄，“实属世家大族，殊感光荣”（见某县新出之《上柏石村志》、《南湖村志》等）只是，在那“革命”年代里被撕得粉碎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到了“保守”的年代似乎也没有多少人想起要捡回来？然而，在如今满是“高贵一族”的“街道”上，到底能有几个真正的贵族呢？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还不够富裕，尚未到炫富的夸贵之时——尽管这是大实话。问题在于什么是“贵族”？“贵族（aristocrats）”在古希腊语中是“最优秀的（aristos）”一词的派生词，意为贤人、大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把贵族定义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最后才是）富裕尊贵的人；而对那些富裕尊贵但道德低下者，古希腊人并不称之为贵族。而是称之为寡头（oligarchs）。贵族是高贵的——因为他们是幸运者，他们没有受到社会不公正的侵害。贵族的确是高贵的——因为他们心系不幸者，他们抗议并纠正社会不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维护社会正义，而后者只谋一己私利。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要求公正，这是不奇怪的。但倘若一个社会里只有不公正的受害者才要求公正，那就如同只有被偷窃者才反对盗窃、只有被杀害者才反对谋杀一样，这个社会还可救药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之有“贵族”，有为不幸者呐喊的幸运者，实为社稷之福，兆民之庆。古今中外，但凡尚有活力的社会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出身贵胃之家而甘为平等理想受苦赴难;如狄更斯笔下的查理•达奈与雨果笔下的朗特纳克侯爵，政治态度截然相反但都对受苦百姓有深切的博爱之心;痛斥传统的虚无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公爵和珍爱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列•托尔斯泰伯爵，主张虽殊而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如一，出身类同而道德文章的浩然正气更似。在我国，清末出身官宦之家而为共和民主奋斗、民国时出身富贵之门而投身工农革命者，更是史不绝书。这些先贤，无论其“主义”如何，都已超脱了既得利益的藩篱，表现了一种高贵的精神，也就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贵族精神，它是一个社会的精神脊梁，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然而也有另一种情况:一些人以新贵自居，自诩高人一等而耻与齐民为伍，其主张却只以既得利益为转移:贫寒时便“激进”，一富贵即“保守”;当“知识分子”，便一味抱怨“脑体倒挂”(本文并非为“倒挂”辩护)，当城里人，便只知阻止农民进城;被人整时呼天抢地，而整人之时声色俱厉;有道是买者但怨价昂而卖者只嫌价低，股市里暴赚一笔，便欢呼改革形势一片大好，一旦被套，又发现旧体制不应全盘否定……这就是人们经常讲的“精神贵族”，自以为高贵，实际却很浅薄。当然，对此应以平常心宽容视之。浅薄不是罪过，从既得利益出发也属人之常情。要求人人具有贵族精神更无异于重演“道德净化”的历史悲剧。但是，不是贵族并不可耻，假充贵族却至少有些可笑:令人想起那自以为与赵太爷同宗的阿Q。而阿Q“革命”成功之后会怎样?那恐怕就不仅可笑而已了。一个正常社会里阿Q有其存在的权利，但正常的社会里不能只有阿Q,尤其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总会是利益格局调整的时代，是最需要公正的时代。即使不谈什么“人文精神”的大道理，仅从社会运作功能来说，一个只有被窃者才反对盗窃的社会必然是盗窃横行的乱世。避免这类乱世自然首先要靠法治，但如果只有被窃者才关心立法，这法如何立得起来?因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培养起一种超越既得利益，捍卫社会正义的高贵品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贵族精神不等于贵族制度—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权的、可恶的过时制度，但在中外历史上，最早抨击贵族(应当说是寡头)制度的那些时代先觉者往往不正是贵族阶层中人吗?看来真正的“贵族精神”，倒是实现消灭贵族(寡头)制度的斗争所不可缺少的呢。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