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限制电影2016年5月:“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谈谈恩格斯的晚年理论

近来，读到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涉及恩格斯晚年理论，武兵等人的批判文章已讲了很多，这里再看看当年恩格斯这个理论的基本情况，以期能够正本清源。

1877年，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出版，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很高评价。1881年5月一1882年2月，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摩尔根的这部著作，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并附上自己的评语。马克思原打算根据摩尔根以及亨·梅恩、鲁·佐姆、泰罗等人所提供的原始社会史的资料，写一部关于原始社会历史的著作，用唯物史观来阐释摩尔根等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并以此来回答时代提出的社会革命发展道路的问题。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他便逝世了。

此时，随着德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的向唯物史观发起进攻的逆流，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讲坛社会主义也应运而生。讲坛社会主义主要是一些德国教授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改良主义。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等，大肆宣扬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同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还极力宣扬非历史主义观点，宣扬私有制、阶级、国家永恒不变，否认家庭的历史演变，替男权辩护，认为母系社会、母权制度的遗迹只是神话传说或陋习，否定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科学意义。德国《历史杂志》一位编辑就这样说道：“很遗憾，我们的一些同事还在用心谛听对科学殿堂的叩门声；我们则要使摩尔根先生留在殿堂门外。让他给恩格斯先生和倍倍尔先生去提供似是而非的知识，用以充实他们的幻想吧。”这些观点对工人阶级队伍产生了不良影响，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工人运动内部的一些机会主义者，认识不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也没有正确的估计，甚至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国家帮助”来实现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和探讨，既是全面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需要，也是当时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进攻斗争的需要。为此，他阅读了历史学家毛勒等人的著作，写作了《法兰克时代》、《论日耳曼人的古代社会历史》、《马尔克》等著作，对人类社会早期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索。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恩格斯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年到1881年间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含有马克思的许多批语和马克思自己的论点，以及其它补充材料。他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摘录和批语以及摩尔根的著作，确信摩尔根这本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两个人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他们对原始社会的看法。1884年2月16日，恩格斯写信对考茨基说：“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恩格斯：《致卡·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版第36卷第113页）

为了给唯物史观以坚实的基础，驳斥资产阶级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问题上的一系列反动观点，更为了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当然，恩格斯也把它看做“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从1884年3月底开始，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集中精力阐明了有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重要理论问题，终于在1884年5月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光辉的著作。

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联系，认为摩尔根以自己的方式所得出的科学成果，证实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这样，正确理解和阐释摩尔根的成果对于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就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目的和指导思想。正如他对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恩格斯：《致卡·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版第36卷第144页）

在深入揭示阶级和国家的关系，说明国家的起源及其实质的基础上，恩格斯指出：像私有制和阶级一样，“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

同时，恩格斯针对国家超阶级的表象指出：“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民族的新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衰落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

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的科学阐述，系统完整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被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者弄得混乱不堪的国家的本质问题从根本上作出了回答。可以说，国家的本质只能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奴隶制国家是这样，封建制国家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资产阶级为了其阶级统治的需要，将其国家美化成是“保护一切人利益的”“全民福利”的国家，这只不过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欺骗。不用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不是这样，就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不可能是这样。所不同的只是，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的国家，是为少数人服务、由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进行的统治，而无产阶级的国家则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由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进行的统治。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在详细阐述和论证氏族社会必然被国家制度所代替这一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同时，指出了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向国家制度过渡的不同形式。正确理解这一思想，对科学地认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特别是科学地认识我国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的80一9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虽然没有出现革命形势，但社会主义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动总攻击而积聚力量的准备阶段。在这种新的斗争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斗争策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新的探索。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恩格斯指出：作为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整个文明时代共经历了三大奴役形式，即古代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由于文明时代将追求个人财富作为最大乐趣和唯一目的，以卑劣的贪欲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的，它自身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种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必然要被新的人类文明所代替，社会将进入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共产主义。因此，“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用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170页）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提出的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标尺的重要论断，而不是放弃革命。

1895年2月，恩格斯利用出版马克思《1848年至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之机，在为出版该书所写的单行本导言中，根据一些国家工人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的成就和经验，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策略的思考，对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根据各自不同的条件转变自己的斗争方针，确定夺取政权的道路提出了新的见解。

在总结1848一1871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恩格斯结合90年代初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应采取的新策略。他指出，“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随着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得到了迅速壮大。德国党充分利用普选权一步步地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并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竟在1894年12月国会上以社会民主党阴谋组织政变为借口，重新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草案，但被否决了。对这一系列变化，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德国工人的一个伟大贡献就在于“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恩格斯分析了普选权对工人阶级的意义和作用，指出由于德国无产阶级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并将它作为自己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发挥了作用，“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恩格斯：《〈1848年至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版第22卷第600、601、602、608页）

在变化了的斗争形势下，恩格斯特别指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巷战十分不利于无产阶级，而对政府军却十分有利。而且各国无产阶级自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有数十年没有掌握武器了，无产阶级丧失了物质的保卫手段，相反，各国政府军的武器装备却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恩格斯：《〈1848年至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版第22卷第603、605页）因此，恩格斯告诫无产阶级，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轻易走上必遭失败的街头，去充当炮灰。“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已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世界历史的讽刺把—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合法性害死我们，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只要我门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末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在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已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充分利用合法形式长期不懈地做好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保持现有的发展势头，“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恩格斯：《〈1848年至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版第22卷第607、610、609页）

但是，恩格斯在论述新的形势下变换斗争策略，指出合法斗争形式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强调保留革命权的重要性。他指出：“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恩格斯：《〈1848年至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版第22卷第608页）

在发表这篇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却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恩格斯在给执行委员会的复信中，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但是恩格斯也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了一些地方和改变了一些提法。他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说：“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恩格斯：《致卡·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版第39卷第426页）

尽管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仍然想根据这一著作把恩格斯说成是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拥护者。1895年3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一篇题目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从恩格斯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也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捍卫者。感到非常愤懑的恩格斯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了坚决的抗议，并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强调了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的重要性。恩格斯在1895年4月3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明确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从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恩格斯：《致保·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版第39卷第436页）

由于恩格斯的坚持，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专门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那些不得不作出的删节。在德国不再存在颁布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危险之后，导言的全文也还是没有被发表。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虽然掌握着导言的手稿，但不让读者看到导言的全文，他们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校样上作某些删节的客观情况，反而对导言公开发表的文本进行歪曲，做出诽谤性的断言，认为恩格斯在写作《导言》时就重新审查了自己过去的观点，深信暴力革命已经过时，因此对自己过去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恩格斯似乎早已估计到在他身后会受到歪曲，在临终前他特别声明：“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恩格斯：《致理查·费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版第39卷第401页）

从19世纪70年代起，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生了以电力的发现和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也在不断激化，资本迅速地集中到少数大企业，出现了规模巨大并且带有垄断性质的大公司和经济组织，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已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到90年代，有越来越多的征兆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孕育着重大的历史性转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时，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垄断组织，但己提出了随着资本集中的发展必然导致垄断形成的科学论断。他指出：资本的集中是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的集中是已形成的单个资本的积聚，是原有资本独立性的丧失，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的过程，是由小资本变成大资本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不断增加，竞争也日趋激烈，从而造成了资本在更大规模和更高程度上的集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科学预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指出，股份公司这种资本主义企业的新组织形式，为在更大范围内集中资本从而建立更大的企业造成了可能。当股份公司扩大到足以囊括某一生产部门的大部分生产时，垄断也就形成了。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对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作了重要补充，认为在马克思之后，一些规模无比巨大的新式企业开始建立起来，这些新式企业是马克思生前存在的股份公司的二次方或三次方。这些垄断组织的出现，既促进了生产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但同时又造成了经常性的生产过剩，而且还造成对国外市场的掠夺，导致各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受保护的工业部门中成立了新的垄断组织。这就表明：“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马克思：《资本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4年版第25卷第495页）

恩格斯还对垄断组织的各种形式，如卡特尔、托拉斯等的形成和作用进行了分析。他特别批判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鼓吹的垄断组织能调节资本主义生产的论调，指出：“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马克思：《资本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4年版第25卷第137、138页）垄断组织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真正能对全社会生产进行合理调节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

恩格斯还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和瓜分殖民地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而“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马克思：《资本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4年版第25卷第554页）由于资本输出的大量增加，使殖民地“纯粹地是交易所的附属品。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增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4年版第25卷第1030页）

随着欧洲列强的扩张和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的加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加紧扩充军备，准备用军事战争来配合工业战争。恩格斯在其晚年十分关注战争威胁的发展，科学地分析和预见了未来世界战争的后果。他指出：未来世界战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市场，扩大势力范围，将使战争不可避免。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将这样那样地被卷进去。他在1893年2月9日致信倍倍尔的倍中说道：“下一次战争，只要一爆发，就绝不会限于局部地区，它在头几个月里就会把大国——至少是大陆上的大国——都卷进去。在巴尔干，战争将自然而然地爆发，也许只有英国能够保持一时的中立。”（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版第39页第27页）

还在1888年，恩格斯在为波克罕所著《纪念—八0六至—八O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书所写的引言中就对未来世界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和后果作了预测。波克罕的这本书是根据恩格斯的倡议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从书”第二十四分册出版的。恩格斯写的《引言》在该书出版以前，就以《欧洲面临什么》为标题发表于1888年1月15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他认为：“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恩格斯：《波克罕〈纪念—八0六至—八O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书引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版第21卷401—402页）为此，恩格斯为各国无产阶级制定了加强国际团结、反对军国主义、通过革命摆脱战争的正确策略。

恩格斯的上述分析和预言为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证实。当然，恩格斯晚年时期仍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期，他只能就某些征兆和趋势作出分析和初步的揭示，还不可能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的完备理论。这个任务后来是由列宁来完成的。但正如列宁所说：恩格斯“指出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29、228页）列宁正是沿着恩格斯开辟的道路，完成了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伟大历史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