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在阿战丢民心 无人机致平民伤亡是重要原因

　　在阿富汗、巴基斯坦部落边境地区、联邦管理的部落区域，武装无人机的使用越来越多。正如华盛顿与美军认识到的那样，“捕食者”与“收割机”无人机最理想的运用是除掉恐怖分子领导人。2007年，由武装无人机进行的战斗空中巡逻为21架次，2009年末达到了38架次，2011年竟然增加到了54架次。2009年，空军第一次宣称他们将培养更多的无人机操作人员，这一数量超过了战斗机飞行员与轰炸机飞行员的数量，这也为空军军官创造了可持续发展的职业道路。

　　神奇的武器系统

　　也许是因为害怕美军与盟军伤亡率可能损害国家意志，中央司令部将无人机作为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作战的主要选择。据报道，无人机除掉了许多恐怖分子。根据一项统计，截止2011年3月无人机除掉了33名基地组织领导与塔利班领导，以及1100-1800名叛乱分子。汤姆•英格哈特（Tom Engelhardt）在《未来无人机竞赛》中认为“无人机是目前最神奇的武器系统”，它是“信息-军事-工业-机器人技术的复杂联合体”。事实上，正如詹姆士•德尔•达利安（James Der Darian）在《合乎道德的战争：描绘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中所认为的那样，无人机早已成为了大规模“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的一部分。

　　这项技术涉及巨大的欺骗与自以为是，主流媒体越来越多地对无人机进行报道，这些报道似乎预示着只要使用无人机就会打赢反恐战争。例如，2009年4月的报道宣称无人机杀死了塔利班与基地组织领导，其余的人员由于恐慌与怀疑开始进行内部斗争。反恐专家胡安•扎雷特（Juan Zarate）对《洛杉矶时报》记者说：“如果保持这种速度，基地组织迟早会被除掉。”2009年5月，在一次关于美国空军无人机行动的长达60分钟的报道中，记者问一位负责军官：“如果无人机打击发生失误的时候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们不会发生失误。”

　　空军认为其优先事项是精确地打击叛乱分子，同时避免平民伤亡。他们坚定地声称他们非常关心平民的伤亡，他们采取了可靠的措施，他们为了避免伤亡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中东的空天联合行动中心（Combined Air and Space Operations Center），值班的军法官依据《武装冲突法》、相关国际条约（禁止打击平民，尽量降低平民风险的国际条约）提出意见。空军也认为，按照北约协议当已知基地组织与塔利班附近有平民的时候需要高层对空袭审批，当确认有平民的时候要取消空袭。美军声称其目标选择与打击是非常精确的，由于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美军曾经取消了多次行动。这与《野战手册3-24》中反叛乱战术是一致的。

　　目前，无人机的使用被称为“战争的未来”，“反恐战争中最好的东西”，一种有效的、高度精确的反恐怖、反叛乱武器。没人怀疑机器在美军的核心作用。中途停止的“未来战斗系统”项目（目前为陆军旅战斗队现代化项目）中曾呼吁为陆军装备一系列的无人机。正如P•W•辛格（P.W.Singer）在《遥控战争（Wired for War）》中所说的那样，这种现代化需要从观念上作出史无前例的改变。

　　然而，认为无人机在节省费用、减少伤亡方面具有较高的效费比，它将使军人完全远离危害的观点目前是值得怀疑的。无人机是美军武器库中最伟大、最新奇、最酷的武器系统的极度谎言似乎是匆忙下的结论。2009年9月在《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竟然称无人机是“黄色武器”（weapons porn）。这种外科手术式的高技术的精确性与有效性在统计数据面前开始减弱。

　　尽管数据表明无人机平台并不如宣传的那样有效，但是对无人机在反叛乱行动中有效性的批评与重新评估都应该是慎重的。与无人机相关的失误所产生的效果可能影响美国想让阿富汗安全部队接替其进行作战的目标。即使美国战略转向了反恐，阿富汗国民军必须继续进行反叛乱行动，赢得民众的支持与获得民心才是作战的核心。

　　对无人机的批评

　　事实表明对无人机的吹嘘与对其精确性的夸大只是纯粹的幻想，连科幻小说都谈不上。无人机的使用中有许多失误，例如2009年6月，美军无人机在南瓦兹里斯坦（South Waziristan）的居民区发起了攻击。当地人冲进打击现场对幸存者进行救援。美军无人机向他们发射了多枚导弹，导致13名平民死亡。接下来，当地民众举行了葬礼游行，美军又一次发起了攻击，这一次70名悼念者死亡。

　　无人机打击早已造成了一千多名平民的伤亡，特别是还袭击举行婚礼与葬礼的人群，这极大地激起了民众叛乱的情绪。数据表明，不是无人机单方面打赢战争，而是无人机将单方面输掉战争，也许这样更准确些。问题是战术是否服务于战略。2007年联合国报告总结道，美国空袭是阿富汗自杀式爆炸的主要原因，2008年末对42名塔利班分子展开的调查显示有12人的亲人在空袭中死亡，其中6人在攻击之后加入了塔利班。更多的人即使没有参加塔利班，也会为塔利班提供帮助。

　　在巴基斯坦的无人机攻击被吹嘘得非常成功，但却是导致大量平民伤亡的主要原因。2006年1月14日到2009年4月8日美军共进行了60次“捕食者”无人机攻击，其中只有10次击中了真实的目标，命中率只有17%，致使6887名平民死亡。“巴斯斯坦尸体统计”委员会只负责统计由于无人机造成的伤亡，该委员会认为截止2011年3月底共计2205名平民死亡，909名严重受伤，这表示对于基地组织打击的成功率只有3%。

　　2009年4月，甚至《意外的游击队(The Accidental Guerrilla)》的作者大卫•基尔卡伦(David Kilcullen)，被媒体称为反叛乱的领袖，告诉国会在巴基斯坦的无人机打击对反叛乱行动造成了负面影响，应该立即停止：

　　“自从2006年开始，我们使用无人机杀死了14名基地组织高层领导；与此同时也杀死了700名巴基斯坦平民。无人机打击极度地不受欢迎。民众对其深恶痛绝。无人机打击激起了民众愤怒的情绪，使他们向极端分子靠拢，助长了极端主义……目前我们的所作所为使巴斯斯坦政府无法控制其民众。”

　　基尔卡伦发现每杀死1名军事抵抗人员就要杀死50名平民，命中率只有2%，或者说98%的平民伤亡，这很难说是精确打击。

　　基尔卡伦认为，无人机使用的吸引力在于其效果，可以杀死关键领导从而影响叛乱行动，但是他们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取得的成果。首先，无人机打击造成了平民的伤亡，也造成了民众的“包围心理”，这致使民众对叛乱分子支援。其次，无人机打击不仅激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甚至国际社会与美国国内的批评。第三，更准确地说，无人机的使用代表了一种战术，一种取代战略的技术形式。基尔卡伦总结到，“每个平民的死都会导致家庭的破裂，激发了复仇的念头，无人机打击越多，参加军事对抗行动的人员就越多。”

　　进一步讲，即使空袭可以成功地杀死叛乱分子与恐怖主义的领导人，在许多情况下这使他们成为了烈士。例如，超过5000名民众参加了叛乱分子领袖古拉姆•亚哈亚•阿克巴里（Ghulam Yahya Akbari）的葬礼，阿克巴里于2009年10月在美国空袭中死亡。报告称“数千人哭泣”，“妇女在屋顶上嚎啕大哭”，超过5000名的民众组成了葬礼队伍护送着遗体直到他在海拉德省出生的村庄。

　　2009年11月，阿富汗的一项调查报告称，76%接受调查的人反对巴基斯坦与美国一起使用无人机对叛乱分子进行导弹打击。对空中力量的依赖影响了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民众支持，持续的轰炸将致使更多民众伤亡，激起更多的仇恨，使叛乱分子获得更多支援与人员，使战争久拖不决，而且面临最终的失败。正如英格哈特所说：

　　“力量又产生了反作用力。对力量的运用，尤其是从空中，必定会生成更多的敌人。无人机是力量倍增器。每当运用空中打击时，任何下命令的人都应该想到空袭之后将会留下愤怒而悲伤的丈夫、妻子、姐妹、兄弟、亲友、朋友，这些人义愤填膺，发誓要报仇。从我们的敌人角度来讲，你不能轰炸，不能使用导弹，不能扫射，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或多或少地促使一些人成为了叛乱分子。”

　　幸格也说过：“我们面对着以色列人在加沙所面对的问题。他们非常擅长杀死真主党的领导人。但是以色列人却无法阻止12岁的少年加入真主党。”

　　战略有效性与道德的暗示

　　在军事行动中，目标选择与打击的决策必须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否则，就会犯下战争罪，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不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则会产生巨大的战略反作用力。由于大多数无人机受害者都是平民，武装无人机一方面成为了罪恶的武器，另一方面犯下了战略性的错误。在英国，宾汉勋爵（Lord Bingham）曾将无人机与集束炸弹、地雷等残忍武器进行比较。基尔卡伦认为武装无人机的使用是不道德的。无论如何这些名称都预示着反叛乱行动不会有很好的结果。罗伯特•奈玛（Robert Naiman）在《立即停止巴基斯坦的无人机打击（Stopping Pakistan Drone Strikes Suddenly Plausible）》中认为:

　　“有一些很显然的原因，1）无人机打击导致了平民伤亡，2）使巴基斯坦民众开始反对政府与美国了，3）使叛乱分子得到了更多的支持，4）甚至军事专家也认为无人机打击的害处大于好处，甚至从美国官员的角度看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不停止？”

　　答案是由于军队认为无人机打击可以作为增兵的一个替代选项，这样减少了美国的伤亡，这明显是战略考虑高于了国家意志与国际意志。另一个相关的原因是由于在“军事-工业-媒体-娱乐”联合体背后有几亿美元的利益在驱动。人们只能猜测这种利益关系影响政策的程度，但是这似乎并不有助于确定最佳的战略方式。相反，技术驱动力经常成为制定最佳战略的阻力。正如道格拉斯•麦克格利高里（Douglas MacGrego）上校所观察的那样：“在战略方面，美国政治家经常将空袭与特种作战代替直接行动。”

　　思考问题的角度在进行道德与战略评估中非常重要。对于奥巴马总统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无人机被认为是恐怖分子杀手，但是从阿富汗、巴基斯坦民众的角度看，无人机被认为是可怕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暗杀者。从高层领导的角度看，远程控制的无人机被幻想为最成功的武器，甚至超过了科幻小说。但是从遭受打击的民众的角度看，他们体验了存在缺陷的武器，这种武器所产生的附带损伤让他们害怕、憎恨、鄙视。无人机成为敌方军事组织的招募代理，使阿富汗、巴基斯坦民众与我们更加疏远。

　　在上世纪80年代，苏联在阿富汗使用武装直升机，里根总统时期萨尔瓦多与危地马拉的美军也装备了武装直升机，这促使了人们对“害怕空中打击”的心理的讨论，这就是从天而降的死亡，这也成为“国家恐惧”。“许多阿富汗人说他们宁愿让塔利班执政，也不愿意每天紧张地看着天空。”在巴基斯坦，一位在无人机打击中幸存下来的村民解释说：“甚至是玩耍的小孩都清晰地意识到无人机在头顶飞。”从心理上讲，部落区域的阿富汗人与巴基斯坦人认为无人机是危险的捕食者，他们从来不会认为无人机是他们的保护伞。忽视这些心理将导致战略上的愚蠢。

　　对于许多人来说，对于无人机技术过分吹嘘的先进性只能使平民伤亡更加难堪。民众问，如果无人机先进的话，那么为什么实际上无人机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呢？这就是实际经验。正如阿富汗当地政治家所说：“他们轰炸村庄因为他们害怕塔利班在那里。但是，为了1名塔利班要杀害20名平民，这不是办法。这就是人民对政府与国际社会丧失希望与信任的原因。”同许多阿富汗人与巴基斯坦人一样，他开始怀疑民众死亡背后更险恶的用心。“美国可以犯一次、两次，甚至三次错误，”他说：“但是为什么都犯了20次、30次错误了还不停止。我不相信他们这样做没有任何意图。”不管是真是假，这种想法在这些区域中不断蔓延，这也使得盟军的信息行动更加站不住脚。

　　迈克尔•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警告说虚拟战争是非常危险的，存在着诱人的幻想：“我们认为我们是崇高的勇士，我们的敌人是卑鄙的暴君。我们认为战争是手术刀，而不是沾满血污的匕首。这样，我们错误地描述自己，正如我们错误地描述杀人工具一样。我们需要远离这种脆弱的正义神话。”虚拟战争丧失了人性，减少了犯罪者的敏感性，降低了杀戮的道德与心理门槛。

　　作为一种反叛乱武器，武装无人机是失败的。武装无人机造就了更多的叛乱分子，远远超过了它们杀死的，越来越多的无人机使用使阿富汗人与巴基斯坦人与我们越来越疏远，越来越不支持我们。2009年一年，无人机杀害了700名平民。同年10月，联合国关于司法外处决的报告警告说，美国无人机杀死了无辜的平民，违反了草率处决与司法外处决的国际法。换句话说，无人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新式的国家批准的“死亡班（death squad）”。

　　武装无人机使用中所暴露的“国家恐惧”阴暗心理也体现在像冷酷的“捕食者”与“收割机”这样的名字中。这些名称本身体现了可以对信息行动效能进行肆意破坏。平民听到这些名字会产生条件反射，它们不仅害怕这些天空中的武装无人机，而且变得更加激进。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调查表明每次无人机攻击之后想要还击美国的人会增加。2010年5月，巴基斯坦裔美国人费赛尔•沙扎德（Faisal Shahzad）试图将炸弹埋在时代广场，在法庭上他被问到：“设置炸弹难道不怕伤害儿童吗？”他回答：“当无人机打击的时候，它们没有看到儿童，它们看不到任何人。它们杀死了妇女、儿童，它们杀死了所有人……这就是我的回答……我在为攻击复仇。”

　　同样，当以色列使用无人机轰炸加沙地带的同时，这只能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变得激进。“无人机成功地轰炸了大部分加沙地带，给法塔赫（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沉重打击”，却失去了民心，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无人机战争正在输掉战争，增加恐怖主义的威胁，增加对美国进行恐怖主义打击的可能性。

　　作者：杰弗里•A•斯鲁卡

　　编译：知远/剑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