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特殊的秘书：重庆谈判贴身警卫陈龙

1945年8月28日，一清早，社会部许多同志就离开了枣园，脚步匆匆地沿着清凉山下的大路向东门外新建的飞机场走去。

　　刚由延安军民亲手修建的飞机场，平整而又宽阔，这里已经集聚了从各个方面赶来的一千多军民和党政机关干部。大家远望着一架停在那里的双引擎军用座机，默默地伫立着，等待着。

　　这里没有鲜花，也没有笑容，整个机场的气氛严肃而又凝重，极容易使人联想起狂风暴雨袭来前那沉闷的瞬间。

　　远处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人们纷纷翘首向大路望去，两辆吉普车转过山嘴驶进了机场。大家热烈鼓掌，迎接从第一辆车上跳下的周恩来和王若飞，还有佩着短剑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

　　从后一辆车上走下一个身高腿长的外国人，他就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周恩来、王若飞走到人群间，和熟悉的同志握手、话别。赫尔利则站在汽车旁，目光阴沉地望着四周，也许他正为自己一出现而掌声顿失感到不快吧？

　　这时，延安军民十分熟悉的那辆带篷的中型汽车也驶进了机场。车门一开，在一阵滚雷般的掌声中，走下了毛泽东和随行的胡乔木、陈龙。

　　社会部的同志们奋力鼓掌，看到自己的战友英姿焕发地站在毛泽东身边，承担着寄托亿万人期望的神圣使命，每个人心中都感到十分自豪。可惜，陈龙的夫人海宇因有紧急工作未能前来送行，若是她看见这动人的场面，一定更会激动不已。

　　有些送行的延安百姓，没有看到护送的部队，感到十分纳闷，重庆可是虎穴狼窝，没有部队保驾怎么成？

　　“谁说没有？瞧——那不就是，中央社会部三室主任陈龙同志。”人群中有很多人认识他。

　　“呀！单枪匹马，这不成了当年的赵子龙了吗！”

　　“比那时处境可复杂得多！谁不知道蒋介石那个人！”

　毛泽东要去陪都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一传开，就像一阵狂风刮过了黄土高原，人们的心头再也无法平静。人们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为领袖的安危担忧。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这也是我党为避免内战，实现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愿望所做的重大努力。而毛泽东亲赴重庆更是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齐天大勇。单是这一点，便可昭我党之大信于天下！
　　道理是通了，但是心头的石头怎么也搬不掉，许多人都是通夜未睡赶到机场来送行的。
　　从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到现在，仅仅是半个月的时间，中国乃至世界形势，犹如天际不测的风云，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一传开，延安一下子就变成了沸腾的海洋。有的人打起了腰鼓，有的人扭起了秧歌，还有的人敲起了脸盆、水桶，人们用一切能够表达感情的方法表达着心中的狂喜。
　　在枣园社会部的窑洞里，更是热闹非凡。
　　陈龙和马敬铮、甘露、慕丰韵、孙振、刘祥纶、海宇等同志兴高采烈地忙着扎灯笼和火把。连远在后沟的凌云、王鉴、许凤图、钟永骥也兴冲冲赶来了。听见一阵欢快的锣鼓敲打声，陈龙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带着大家跑了过去，跟在队伍后面，踏着铿锵的锣鼓声，扭起了陕北秧歌。
　　火炬游行队伍从枣园走到杨家岭，融进更多的灯笼火把之中，又朝南关新市场走去，那里已是一片灯笼火把汇成的海洋。
　　陈龙眼里流着欢欣的泪水，和大家一起唱着、跳着、呼喊着，好像一切外在形式都不能尽情表达内心的狂喜与欢乐。
　　多少年啊，多少回，他在梦里梦见的那一天，终于走过了十四年的漫长岁月来到了延安。此时此刻的激动和喜悦，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能够表达的。
　　当然，在那天晚上，陈龙还不知道，从“九·一八”那天起就下令不抵抗，在八年抗战中屡战屡败，一直退守到中国腹地的蒋介石，竟借日寇投降之机，为对付他的心腹大患——中国共产党，又在策划着消灭共产党的新阴谋。
　　8月14日，蒋介石向延安发了一封紧急电报：“延安毛泽东先生钧鉴，倭寇投降，和平世界永久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将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8月20日蒋介石又发急电，措辞更加恳切，说什么：“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先生之惠然一行……”
　　为此，毛泽东两次回电蒋介石，提出：“……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先生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8月23日，蒋介石又来第三次急电：“……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期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蒋介石三次提出“请”毛泽东“惠临陪都”居心何在？一时间，在党中央引起了不同的猜测。
　　提起“蒋介石”三个字，不禁有人咬牙切齿。他靠第一次国共合作上台，口喊联俄联共，却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屠杀无数共产党人。“西安事变”后，他口称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却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残杀新四军数万官兵。十几年来刀兵相见，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不了解蒋介石的本性。他三次电邀一定要我党领袖亲去重庆，难说不是诱我党上当的弥天骗局。
　　虽说美国多次表示愿出面担保来去安全，可一旦出现意外，什么借口不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况且，同是美国政府要员，堂堂的驻华陆军总司令魏德迈就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中共领袖朱德、毛泽东依照建议到达重庆，但不能担保彼等之安全，因此举纯系中国问题。”
　　一面说保证来去自由，一面又说“不能担保彼等之安全”，这相互矛盾的说法，难道不是有意安排的退身之步吗？
　　一部分领导同志出于种种考虑，坚决不同意毛泽东亲去重庆。要和谈，蒋介石可以来延安嘛，我们也保证他来去自由。
　　而毛泽东却以特有的果敢和智慧提出：打是针锋相对，谈也是针锋相对。
　　为此，党中央连续开了两个半天的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虽然同意了，却没有一个人不为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担忧。
　　谁都知道，作为陪都重庆的敌情是何等复杂。那里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也是美蒋特务横行的天下，军统、中统的臭名早已昭着海内外。这些年有多少仁人志士死在他们暗杀的枪口下，杨杏佛、邓演达、史量才……那里还有连蒋介石也无法控制的日、伪潜伏的特务；公开和暗中投敌的汉奸；还有从明、清年间就盘踞在山城名目繁多的封建帮会，他们手下都豢养了一群流氓和打手。
　　如何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当时已成为全党最担心的头等大事。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选派最忠诚、最勇敢、最机警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毛泽东，以保护他平安归来。
　　谁最适合承担这样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一起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康生一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
　　毛泽东听完，沉吟片刻后问道：“你们那里不是有个陈龙吗？”
　　“有。只是这个同志的脾气不好。”康生答道。
　　“听说他带兵打过仗？”毛泽东没有理会“脾气”问题又问道。
　　“在东北抗联当过参谋长，我们有时还叫他将军呢。”李克农连忙介绍情况。
　　“那么还是去个武的吧。”毛泽东略作思忖作出了决定。
　　中央社会部与党中央同在枣园办公和居住，毛泽东很熟悉这些同志们，他独具慧眼，心中早就有了明确的人选目标。
　　回到社会部，康生和李克农立即把陈龙找来，向他当面交代了这项在中国保卫工作历史上最重大、最艰巨的使命。
　　他将化名陈振东，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全面负责毛泽东人身安全的保卫工作。
　　李克农还特意提到，这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并解下随身佩带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了他。
　　抚摸着带着首长体温的手枪，陈龙的心情十分激动，领袖的信任，首长的嘱托，在心头燃起一团烈火。
　　他语气坚定地向首长保证，就是抛头颅、洒热血，豁出命也要保卫主席的人身安全。
　　作为一个卫士，枪法必须百发百中。自从离开东北，他就很少打枪。为尽快恢复到当年神枪手的标准，他清晨对着山沟、对着坡地上自己种的南瓜瞄准，晚上又插上蜡烛和线香，手持双枪练习射击。不消几日，就恢复到了双手出枪，枪响必中的水平。
　　由于工作关系，陈龙尽管对国民党的政治系统和特务机构十分了解，但这次去的毕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全面掌握重庆的情况，他连续找到了几位从重庆回来的同志，详细了解那里的敌情变化和风土人情。
　　当然，也还有一些在当时，甚至以后多年都属于绝密方面的安排，诸如通过国民党内部乃至上层人物，了解和掌握重庆当局和特务机关的决策及变化，还要和南方局社会部及我党有关情报部门，建立和保持密切联系，以应付突然变化……此行是去和重庆当局打交道，总要有一身体面的行装。陈龙除了刚领到的一套灰布制服，脚上还穿着一双磨得快露脚趾的布鞋。在延安真还很难找到一双像样的鞋子。
　　曾任过陕北财经工作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李富春同志爱莫能助，只好把脚上的皮鞋脱下来给了他，换穿了他那双破布鞋。
　　同在准备行装的毛泽东，也一样窘迫，他也领到了一套布制服，却没有一顶像样的帽子，周恩来只好把从重庆戴来的那顶盔式遮阳帽戴到他的头上。
　　8月27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偕张治中飞临延安。毛泽东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迅速传开。出发在即，陈龙又详细检查了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尽管准备工作是充分的，心里仍不免有一种莫名的忧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情，是担心自己生死难卜吗？不是。这种忧虑早在他投身抗日前线时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如果说历史上曾出现过这种心情的话，那便是在东北长白山下的一个村庄里，被任命为“抗联”第二军参谋长的时候，当年他只有二十六岁。敌强我弱，环境险恶，有如千斤重担的军事指挥权，落在了一个青年的双肩……而今又产生了这种心情，他深感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

　　出发前的一夜是在紧张和忙碌中度过的。陈龙来不及和海宇说几句道别的话，便赶到枣园小礼堂。在那里聚集着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和在重庆担任保卫工作的龙飞虎、颜太龙，还有毛泽东的警卫员舒光才、戚继恕等人。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着警卫工作中将会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和细节；互相联络的方法和暗号；在飞机上和到重庆后的警卫分工与配合……朱德和刘少奇见到陈龙，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主席的安全交给你了，你要做好工作，遇到危险要用身体保护主席。”
　　林伯渠、李富春也不无担忧地告诉他：“为保卫主席的安全，必要的时候要做自我牺牲的准备。”
　　已经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近十年谈判的周恩来，也感到此次重庆之行事关重大，他握着陈龙的手说：“我们大家都来做主席的警卫员，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飞机的引擎发动起来了，陈龙和龙飞虎、颜太龙先行登上机舱，对座位进行了详细检查，留下龙飞虎和颜太龙两个人守在机舱，自己又走下飞机，请主席登机。
　　毛泽东和赫尔利、张治中、王若飞、胡乔木、陈龙在飞机的舷梯旁摄影留念后，便陆续登上了飞机。
　　毛泽东走到舱门口，停住步，回身环顾着送行的人群。见人们依依不舍地像潮水一样向飞机旁涌来，毛泽东摘下头上的盔式帽，高高举过头顶用力一挥。
　　飞机平稳地滑过跑道，斜刺着飞向高空。陈龙瞥了一眼窗外一闪即逝的延河和宝塔，心中默念了一声“再见”，便转过头，把注意力放回在舱中走动的美国机组人员身上。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有生以来最艰巨的历程开始了……夜宿林园飞机飞离延安不久，便在西安机场降落。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和赫尔利、张治中下了飞机，与前来迎接的国民党西北战区司令胡宗南握手、交谈。为防不测和意外，陈龙、龙飞虎、颜太龙三个人一直留在机舱中，直到加完油，毛泽东等人登机，飞机飞越秦岭，径直向西南方向飞去。
　　秦岭不仅是黄河、长江的分水岭和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它还是我国气候的分区带。
　　8月末，在陕北高原的延安已经感到“天凉好个秋”，可是在山城——重庆这个着名的“火炉”里，还是炭旺火红，灼热逼人。
　　28日下午一点半，九龙坡机场呈现一片热闹景象。为了抢发这条中国乃至世界的头等重要新闻，许多中外记者早就来到这里。
　　国民党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偕副秘书长雷震和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到达后，接着赶到的是在重庆的各党派的领袖们：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谭平山和刚刚从苏联回来的郭沫若夫妇。
　　在等候的人群中，心情最激动的莫过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钱之光、王炳南等同志，他们为迎接自己的领袖都兴奋得彻夜未眠……机场上没有仪仗队和鲜花，为数众多的是担任警戒的美国宪兵，还有负责“照料”一切的蒋介石侍从室警卫组长陈希曾。
　　三点三十七分，人们在炎热中等待了两个多小时以后，毛泽东乘坐的飞机才出现在机场的上空，最先冲出休息室的是美国记者和苏联记者，中国记者也不甘示弱，大家你拥我挤，各自都要为抢拍最佳镜头而占据有利地形。
　　欢迎的人群拥了过来，宪兵们如临大敌，拉开警戒架势，等候飞机降落。
　　机舱门打开，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周恩来，大家热情地鼓起掌来。接着是毛泽东、张治中、赫尔利，一齐出现在机舱门口。人们以欢呼、鼓掌表示对这位象征着和平、团结、光明的伟人最热忱的欢迎。
　　这里是一片陌生的土地，面前是陌生的人，已经换上八路军军装的陈龙心情颇为紧张。当毛泽东和周恩来被一群新闻记者包围在中央的时候，陈龙和龙飞虎几次抢站到毛泽东的身旁。赫尔利大概为弥补在延安的缺憾，在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前，有意摆出各种显示潇洒的外交家风度的姿势，让记者拍照，口里不断地喊着“好莱坞！好莱坞！”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是记者们抢拍的焦点，便有意和毛泽东靠近，以便能够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中占有更多的位置。
　摄影、拍照的记者把毛泽东围得水泄不通，许多欢迎的人顾不得礼让，只好拼力拥挤才能和毛泽东握手。沈钧儒身材矮小，几次被人挤到圈外，他急得不停地喊：“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
　　欢迎的场面如此热烈，完全出乎几个警卫人员的意料，他们显得有些紧张，纷纷用求助的眼光看着周恩来。
　　一直忙着为毛泽东与欢迎者进行介绍的周恩来，马上领会了他们的意图，他从身边一个同志手中接过几个大纸包，高高举起说道：“新闻界的朋友，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请来拿吧。”听到喊声，记者们一齐围向周恩来，毛泽东才在周至柔、邵力子、张澜等人的簇拥下走向早已候在一边的汽车。

　　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与赫尔利同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王若飞和胡乔木、陈龙则坐进了蒋介石拨给毛泽东乘坐的汽车。一路上陈龙注意观察街道两侧情况，他要尽快熟悉这里的地形地貌，以便在警卫工作中做到心中有底。
　　汽车驶到曾家岩的张治中公馆。这里又称桂园，将是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工作和会客的地方。
　　桂园的四周是竹篱笆墙，墙内是一座青砖二层楼房。为加强这里的警卫工作，在驻渝办事处担任保卫工作的朱友学、伍全奎以八路军副官身份提前到达这里。
　　龙飞虎和颜太龙马上介绍陈龙与他们接头。据朱友学报告，张治中全家已于日前搬走，只留下一个管家负责照料。原来在这里执勤的警卫排已经调出，现在在门前站岗的全是重庆宪兵司令部派来的宪兵。
　　“这些人肯定都是宪兵队的‘特务宪兵’，既要提高警惕，又要多做他们的工作。”陈龙在随朱友学查看四周环境的时候嘱咐道。
　　桂园临着大街，说不上清静。田园风光的竹篱笆围墙更无安全保险系数可言，看来一切都要靠警卫人员尽职尽责地努力了。
　　当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一行又来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陈龙很早就听说这里有“重庆小延安”之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周恩来、董必武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这里领导着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这里的干部们冒着随时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英勇斗争，勤恳工作，为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和新的反共高潮，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抗战胜利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毛泽东亲临这里，无疑给长期坚持敌后工作的同志们以巨大的力量和鼓舞。
　　到了这里就是到了家，望着一张张充满激情的笑脸，在机场上、在桂园的紧张和不安从陈龙的心头一扫而光。欢迎会后他马上找到了南方局社会部的负责人之一刘少文，研究下一步的警卫工作方案。
　周恩来指示：毛主席在渝期间，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包括重庆乃至川东地下党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这个指示在毛泽东未动身之前，已经由南方局传达到各基层党的组织。
　　现在到了认真贯彻执行这一决定的时候了。要在敌人的心脏腹地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险系数，有一点最为重要，那就是要有反应灵敏、传递迅速的情报工作。
　　首先由刘少文全面而又详尽地汇报了南方局所属的地下党员和情报人员，在敌人营垒中占据的位置及能起到的作用。这些同志有的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核心的工作人员，有的是军统、中统的译电员、电话员，有的是在国民党要员身旁担任参谋、副官……陈龙从中央社会部带来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情报关系名单，这里有国民党核心人物的家属和亲友，有身佩中正短剑的将校军官，还有可以出入敌人机要部门的高级官员……从中央社会部到南方局的情报关系，已经构成了一个从国民党政府到中央党部，从军统、中统特务机关到宪兵队、警察局以及青、红帮组织的情报网络。这个情报网，基本可以控制蒋介石和特务机关的主要举动。
　　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动员国民党中的左派和有民主倾向的上层人士，还有各民主党派的朋友们，还有每个基层支部的党员，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可靠的工人、店员……当然，还应当特别通知活动在华蓥山、大巴山的游击队，做好紧急行动的准备。把游击队的调动提到议程，当然是为了应付最危险的局面。这可怕的局面会不会出现，谁都难以预料，但愿它不会出现。
　　七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陈龙、龙飞虎、舒光才等人乘坐蒋介石派来迎接的几辆小汽车，离开红岩村，沿着嘉陵江岸驶过沙坪坝，又沿着坡道拐来拐去，再穿过一个山洞，便来到蒋介石的官邸——林园。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林园，戒备森严，除了门岗和院内游弋的巡逻队，差不多隔十来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全副武装的宪兵。如果说这里是官邸，倒不如说是兵营更恰如其分。
　蒋介石今晚以东道主的身份，宴请毛泽东，名曰“洗尘”。
　　宴会厅里灯火辉煌，电扇飞转，多少年在战场上打得难分难解的国共两党领袖，今晚奇迹般地坐在了一起。
　　通常，在宴会桌的一端，只有一把椅子，那是蒋介石的专座，以表示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今晚，他不得不破例再摆上一把椅子。
　　这些年来，为取毛泽东的首级，他曾几次发出数十万大洋的悬赏。而今晚就是这位毛泽东却坦然自若地走进总统官邸与他肩并肩坐在一起，个中滋味大概只有蒋介石一人知道。
　　因为蒋介石最近正在鼓吹什么“新生活运动”，宴会的酒食饭菜安排得极为普通。就是这样的饭菜，对延安来的人也算是丰盛的。只是苦了陪坐的赫尔利、魏德迈、张群、陈诚、吴国桢、蒋经国等一群达官贵人。
　　斟上了第一杯茅台酒，蒋介石首先站起举杯祝酒，宴会算是正式开始。
　　在大宴会厅的一侧还有一个小厅，陈龙、龙飞虎、舒光才、颜太龙等人被安置在那里，由蒋介石的侍卫官们陪着吃喝。

　　大概是为了向延安来的“土包子”显示威风和阔气，那个在机场上“照料”一切的陈希曾穿了一套新军装，还特意宣扬他的手表带、纽扣、连皮靴上的刺马针都是金的。
　　他低估了这些来自延安的共产党人。
　　看到这些人对黄金不屑一顾，陈希曾便伙同几个侍卫官连连劝酒，他们的主攻对象当然是陈龙。看到陈龙连干几杯之后，一个官阶很高的侍卫官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味普通话问道：“陈先生是哪里人？”
　　“东北人。”陈龙答道。
　　陈龙的回答大出此人的意料，他又问道：“不对吧，毛泽东先生是湖南人，陈先生怎么会是东北人？”
　　“你们几位都是浙江人吧？还可能都是奉化的。”
　　听到陈龙的话，几位侍卫官都连连点头。
　　“可我们这几个人倒是天南海北，龙副官、舒副官、颜副官都是江西人，这里既没有湖南人，更没有湘潭人。”
　　“陈先生说的未必是实情。”一位侍卫官用挑衅的口气说。
　　“你们听我的口音，还有，我们东北人小时候要睡头，后脑勺是平的，这些毕竟都是实情。”陈龙从容地答对着。
　　又有几个人向陈龙敬酒，他们想把陈龙灌醉，希望他能在酒后吐真言，不然让他出点儿洋相，也可以把共产党丑化一番。
　　看到陈龙又喝了几杯，陈希曾又问道：“陈先生一定与毛先生沾亲带故，不然何以能担任卫士长重任？”
　　陈龙笑了笑：“我与毛主席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所以能担任秘书职务是因为我会炒菜。”
　　“什么？炒菜？”陈希曾的惊讶不仅表现在脸上。
　　“是啊，炒菜。”陈龙笑着用两手比划挥动菜勺的姿势。
　　“那毛先生喜欢吃什么菜？”陈希曾立即追问，大概他想打陈龙一个措手不及。
　　“他喜欢吃的……”陈龙扫视了一下桌面，“这里没有，他喜欢吃辣椒炒苦瓜。”
　　几位轮番敬酒的人陪干了几杯之后，感到天旋地转，有些支持不住了。有人估算陈龙至少喝了七八两酒，可他依然是神清气爽，谈锋稳健。由于两颊染上了红晕，越发显得他雄姿英发，气度不凡，陈希曾不由得暗暗佩服陈龙的“海量”。当陈龙端起杯要给他们敬酒的时候，几个侍卫官不禁连声告饶。他们心里明白，论口才，论酒量，都不是这位陈卫士长的对手，如果再喝下去，出洋相的倒可能是自己。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称得上是最高层的宴席，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便宣告结束。
　　天色已晚，主人“盛情”地留毛主席等人住在林园。
　　林园有几幢在当时称得上豪华的楼房，毛泽东被安排在二号楼，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三号楼。
　　未等毛泽东等人走进房间，陈龙等人已经把住房的一切陈设都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遍。接着周恩来又进房间检查一次，他看了床上、床下，连枕芯也取出来看了看，嗅了嗅，又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从现在起，你们要保证这里不要离人，”周恩来严肃地作交代，“也不要让别人进来。”
　　陈龙对警卫工作做了认真的分工，在警卫毛泽东住处的同时，还要派人去警卫周恩来和王若飞的住所。
　　毛泽东来到屋中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真是深入虎穴了，看这次能不能弄点儿‘虎子’回去。”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朗声说道：“我看只要努力，总有可能。”
　　“在老虎身边睡觉，你们怕不怕？”毛泽东环顾大家问道。
　　回答这句话并不难，喊一声“不怕”比什么都容易。可是要说真心话——大家都有点儿七上八下的。
　　“我原来是有点儿怕的。”毛泽东语气轻松地说，“既然人家如此‘热情’招待，我觉得跟老虎挨得近了，反而有安全感。这叫‘旅途劳顿，休息一日’，就住一两夜吧，以后还是要回红岩村去。”
　　“跟老虎挨得近了，反而有安全感”，这是一句充满辩证和哲理的话，陈龙觉得心里受到鼓舞。
　　“住就住！看看他敢怎样。”陈龙看毛泽东已经上床，便把龙飞虎叫到房外，愤愤地说道。
　　舒光才被安排在毛泽东房间打地铺。
　　颜太龙、齐吉树重点照顾周恩来、王若飞住的那幢楼。陈龙和龙飞虎就在毛泽东房间外面的沙发上假寐。
　　假寐就是闭着眼-

睛，让耳朵来捕捉四周可疑的声音。
　　半夜时分，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几名巡逻宪兵走到楼前。
　　陈龙和龙飞虎微眯双眼，装着打鼾，双手都慢慢地伸到衣中，摸到了顶着子弹的枪柄。
　　脚步声停止了，宪兵们隔窗驻足向里面观望。偏偏这时，一群蚊子飞到陈龙和龙飞虎的脸上，尽管咬得令人难以忍受，为了表明睡得香甜，却不能用手去轰。
脚步声渐渐走远了，陈龙和龙飞虎长吁了一口气，睁开眼睛，驱赶着成群的蚊子。
　　天快亮的时候，又走来一队宪兵，两个人又装了一阵熟睡，直到宪兵离去。
　　天终于亮了，不眠之夜总算熬了过去。毛泽东走出房间，信步向院心走去。
　　陈龙陪着毛泽东踏着小路，向埋葬着国民党政府前主席林森的那片树林深处走去，龙飞虎、舒光才在距离十多步的后边跟随着。
　　刚走过林森墓，前面走来几个人，为首的是蒋介石，他也是早晨出来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的。
　　谁也未料到这两个人会在这条狭路上相逢。
　　起初，双方都因突然和意外而显得有些尴尬。但是，两位政治家很快掩饰了这种情绪，向对方伸出了手。
　　不远处有一个圆形石桌，几个石礅，两个人互相谦让几句便走过去坐了下来。
　　陈龙和跟随蒋介石的三个卫士都退到两侧，相互留神地注视着对方。他们成了国共两党领袖首次谈判的目击者。
　　毛泽东和蒋介石先谈天气，都说天气很好。接着又问对方起居情况，都说昨夜睡得很熟(这两个观点双方倒是完全一致)。
　　接着蒋介石说起今天的日程安排，上午由张治中来商谈会谈程序。下午他将率政府谈判代表与中共代表首开谈判……因为29日下午的谈判结束得很晚，毛泽东仍然住在林园。
　　陈龙和警卫人员在白天没有机会合眼，夜里只能假寐，还要巡逻，只要毛泽东在这里住一天，就要坚持这样做一天，至于这样下去，身体是否能够支持得了，谁也未去考虑，因为这是保卫主席安全的需要。

　　吃过晚饭，毛泽东在灯下看报，陈龙坐在主席对面，从这里还可以望见楼前的院子。突然，电灯灭了，整个楼里一片漆黑。陈龙立即站到毛泽东身边，在外面警戒的龙飞虎、舒光才也疾步跑进屋中，环站在主席的周围。
　　来到重庆，陈龙就听说过，重庆是“天不晴、路不平、灯不明”，但是，在总统府里停电，这倒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刚刚点上蜡烛，窗外便闪过几道手电光，影影绰绰看见几个彪形大汉朝这边走来。
　　陈龙低声命令：“注意！”几个人同时伸手握住了腰间的枪柄。
　　有人在门外粗声粗气地喊了声：“报告！”
　　毛泽东轻轻挥了下手，陈龙应了一声：“请进。”
　　一个全副武装的侍卫官阔步走了进来，敬了个举手礼：“蒋主席来看望毛先生。”
　　毛泽东微微一笑：“欢迎！”说着站了起来。
　　可是这位侍卫官还不退回，他站在那里打量着陈龙等人：“毛先生在这，请其他各位回避一下。”
　陈龙不满地盯了他一眼，身子却向主席靠近了一步。
　　毛泽东泰然地向龙飞虎和舒光才挥了一下手：“你们出去吧。”
　　龙飞虎和舒光才对毛泽东的话有些不解，迟迟不动。
　　毛泽东又挥了一下手，笑着说：“你们不出去，人家可能不敢进来。”
　　显然，他们已经知道这些警卫人员都是身带双枪的神枪手。
　　龙飞虎又望了望陈龙，陈龙暗暗地点了点头，两个人只得怏怏退出。
　　陈龙一直站在毛泽东身边，作为秘书，他是有理由留下的。
　　窗外、门外已经站满了警卫宪兵，几个侍卫官簇拥着蒋介石走了进来。
　　也就在这一刹那间，就像方才突然熄灭一样，电灯又突然亮了。
　　陈龙明白了，这是蒋介石(要不就是他手下的人)有意搞的一套鬼把戏，无非是给毛主席一个“下马威”！
　　“卑鄙！”陈龙在心中暗骂一句。
　　危楼脱险30日早晨，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车离开林园前往市区。
　　两天一夜，警卫人员没打一个盹，他们是靠着耐力、意志和对领袖的忠诚才熬过来的。
　　脑袋发沉，干涩的两眼起了红丝，两夜一天，陈龙一直处在极度紧张和担心之中，说来倒也奇怪，直到现在仍毫无困意。他觉得睡觉这个生理需要好像已经不存在了。
　　林园，留在陈龙的印象中是一座危机四伏的魔宫。
　　上午，陈龙随同毛泽东、周恩来拜访宋庆龄、美国大使赫尔利和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下午，随同毛泽东到桂园会见7月份访问过延安的国民党参议员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和民主人士柳亚子、王昆仑。晚上又出席了张治中在桂园举行的欢迎晚宴。宴后，毛泽东等人坐车回到红岩村。
　　前两夜，毛泽东住在林园，使红岩村的同志们忧心长悬。今晚毛泽东就要回来了，《新华日报》报社和曾在曾家岩工作的同志一齐聚到红岩村。
　　大家忙着布置会场，排练文艺节目，他们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一个最欢快的气氛来迎接敬爱的领袖。
　　毛泽东虽然忙碌了一天，又一连上了一百多级石阶，衬衣透湿，但他见到这些坚持在敌后工作的同志，心情仍然十分愉快，不停地和大家握手谈笑。
　　陈龙则和刘少文、舒光才到二楼查看给毛泽东安排的卧室。
　　这里原是周恩来同志工作和休息的房间。为了让毛泽东能够休息得更好，床单、被褥都洗得干干净净。整个房间两面向阳，宽敞明亮，桌椅、用品布置得井井有条。对面是周恩来的房间，陈龙、舒光才就住在两个房间的楼道中。
　　毛泽东休息后，陈龙便与钱之光同志一起到楼外查看地形，检查保卫工作的落实情况。
　　红岩村地势较高，从化龙桥上来，除了要登一百多个台阶外，还要走一段石板路。
　　为了监视这里的一举一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四周安插了无数个明卡喑哨，还构筑了机枪阵地和了望台。
　在那条石板路的中段，长着一棵黄桷树。路，在树前分成两条，一条通向八路军办事处，一条通向特务机关的据点。如果万一走错路，就会落入敌人的魔爪，所以有人把这棵桑科落叶乔木叫作“阴阳树”。
　　办事处楼房的每一扇窗子都在敌-

中对着他。
　　当夜陈龙又是一夜没有合眼。
　　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的双十国庆日。国共双方经过四十余天的在谈判桌上、战场上的反复较量，终于以共产党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把四十三个师军队裁缩二十个师的重大让步，达成了协议。并由周恩来、王若飞、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在桂园举行了签字仪式。
　　蒋介石没有出席，毛泽东在楼上也没下来。
　　这一夜毛泽东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起了床。他在屋中踱步沉思，片刻，坐在桌前挥毫写了“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的悼文。
　　11日上午，从林园到九龙坡机场由宪兵沿途警戒。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和蒋介石的送行代表陈诚分乘三辆汽车奔赴机场。

　　机场上前来送行的邵力子、郭沫若夫妇、陶行知、章伯钧、茅盾及为数众多的中外记者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报社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已经先行到达。
　　毛泽东热情地和送行的人握手告别。
　　仍留在重庆继续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充满感情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说道：“保重！”接着他又紧紧握着陈龙的手亲切地说，“这些天辛苦了你。”
　　在重庆谈判期间，陈龙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教导下，圆满完成了保卫毛泽东安全的任务。
　　毛泽东已经走到了舷梯旁，舒光才和齐吉树以及后来从延安赶来的贺清华已经对飞机进行了检查。陈龙和钱之光、王炳南、龙飞虎、颜太龙紧紧握手，便跟随毛泽东登上了飞机。
　　张治中、王若飞把毛泽东让到靠舷窗的座位上。
　　c—四十七运输机呼啸着冲上蓝天。
　　紧张万分的四十三个昼夜总算熬了过来，毛泽东终于平安地坐上了返回延安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