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自然乐园怎么样:再论进化论的虚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18:35:02

本文引用自生命之粮《(转)最早怀疑进化论的人是达尔文自己——关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思考》

 

对此,进化论的答案是,这一切都是长期自然选择适应的结果。但这一论点却将因果颠倒了。因为所谓选择,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只能就已经存在的事物进行取舍,其作用仅止于淘汰,并不能创造。选择只能解释劣者何以会消失;却不能解释优者何以会产生。所以把自然选择作为生物界各种奇妙智能的源泉,显然是荒唐的。于是有人提出“突变说”以为补充。那就是说,各种生物在繁衍过程中不断发生突变,形成前所未有的新形态、新性状。这些新的品性就为自然选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经过选择淘汰,去劣存优,于是生物界的种种优异性能从而形成。突变就像生物界的万花筒,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新花样,经过选择之后,剩下来的就是越来越高级,越过越优良的生物品系。

这一论点乍听似乎言之成理,但却经不起深究。因为它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突变是无意识的,它无方向、无目的,这种盲目的变化绝不能产生智慧的结果。世间一切具备智慧的事物只能来自智慧的创作,绝不能从无意识的事件中产生。一座房屋必有人建造;一件衣服必有人裁缝;一篇传世的文章背后必有一个杰出的作者;一首不朽的诗篇背后必有一个伟大的诗人。无一可以胡乱幸致。反之,你即使把最好的打字机交给一个不识字的盲人去随意敲打,不管他多么勤奋不懈,也只能打出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决不可能打出一篇学术论文。就以万花筒而论,它的花样似乎无穷无尽,而且其变化也确实是无意识的,但万花筒的构造却是有意识的。其基本构造是由三块镜片所组成的正三角形反光筒,任何无意识的碎形排列在三块镜片的映,都会成为多数对称的、和谐的正六角形图案,这便是万花筒之所以能够呈现美丽花式的基础。如果把三块镜片拿掉,就只剩下一堆毫无意义的纸屑碎片,什么花样都变不出来了。而且万花筒的花式变来变去,总不外是些大同小异的正六角形图案,任何其他花式。所谓万花筒其实只有“一花”,因为它所包含的智慧因素仅止于此。作为对比,现代电脑所包含的智慧因素就比万花筒复杂得多,所以它可以作极高深的工作。但不管它的性能多么高妙,其全部智能都是人赋予它的,故称人功智能。否则它将一无所有。电脑本身并无智慧。如果所有的素材尽是一些由盲目的变化所产生的毫无意义的东西,那么任何无意识的选择,也不可能产生智慧的结果,无论你选择多少年代也无济于事。反之,假如从一堆毫无意义的素材当中,通过选择居然能得到具有高超意识的结果,那么这个选择者就非有高超的智慧不可。这样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创造。 

 但进化论排斥任何智慧因素的参与,所以不仅突变是无意识的,而且选择也是无意识的,不可能作任何智慧的取舍,否则,进化论就成了创造论。例如,人人可以根据想像,将无意识的海沙雕砌为各种特殊的形象,或用杂色的沙石排成图案或文字,使之具有智慧的涵义。然而一切无意识的因素,诸如风吹、雨打、山崩、地震之类,则只能将固有的秩序毁坏,而决不能导致智慧的后果。例如潮水一到,无意识的浪涛冲激势必将一切智慧形态一扫而光,最终使之还原为一片杂然无序的沙滩。因为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一个封闭系统内,如果没有外在因素的定向参与,一切变化均将使物体的结构状态由“有序”变为“无序”,能量由高势能变为低势能(即熵值不断增大),而决不能反其道而行,使物体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变为“有序”。一座房屋日久必将朽坏,一件衣服日久必将破旧。它就不能自动变为更宏伟的建筑和更华美的衣服。

任何高品质的录音带在转录过程中都不免产生一些失真。转录的次数越多,失真也越严重,最后必将成为不堪一用的废物。每次转录过程中由于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失真(或称“突变”),在统计学上称作“噪音”,它只有破坏作用,没有积极功能。但进化论者却企图使我们相信,集合无无数噪音,再通过无意识的反复选择,就会使转录的音带“进化”为比原件更优美的产品。而且转录的次数越多,噪音越频繁、越剧烈,进化提高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如果完全没有失真(突变),则音带只能永远保持原样,没有可能进化。请问,这是科学的语言吗?

为了弥补进化学说的种种破绽,从达尔文时代至今,进化论者的论点就一直在改变。直到现在,新的论点仍然层出不穷,因为必须不断有人去编造各种巧词以求自圆其说。这一现象说明,迄今为止并无任何一个论点真正可信,否则,就不必众说纷纭了。试想,假如进化论具有万有引力定律那样明确可信性,还需要修修补补、纷争不休吗?目前的进化论与过去相比,已有显著差别。主要有三点:

第一,现今的进化论者虽然尚未完全放弃“突变说”,但已承认突变在进化中的作用微不足道。因为突变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不可能频频出现。而且绝大多数突变(99.9%以上)都是有害,甚至是致命的。即使依照这一最乐观的估计,无害及 “有益”的突变合计亦不足千分之一。因此,两个有益突变连续出现的概率将低于百万分之一,三个有益突变连续出现的概率将低于十亿分之一。以此类推,所谓“多数有益突变连续累积”之说就成为渺不可期的事。又因突变是无目的、无方向的,所以即使是有益的突变也未必互相关联而能逐步累积。所以累积进化就更加无望。在这一点上,现今的进化论者较其前辈有进步。

第二,达尔文认为所有生物最初都是由一个单细胞祖先进化而来。至于这单细胞从何而来,达尔文则闪烁其词,但他承认在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而现今的进化论者则认为进化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生物,也适用于非生物,甚至整个宇宙都在进化当中。非生物物质可以自动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并由非生物进化为原始的生物。但这一观念明显与已知的科学原则相违背,因此很难为稍有科学常识的人所接受,于是进化论者们开始诉诸幻想和强辩。他们说,由无生物到生物的进化过程在现今的世界上虽已不可能重演,但在远古地球的幼年时期却是可能的。当时的原始世界有如一个容有特种培养基的大烧瓶,而且据说当时的空气还没有氧气,是还原性的,再加上雷轰,电闪及紫外线照射等条件,于是空气和水中的氨与碳氢化物就“可能”自动结合为氨基酸,氨基酸“又可能”自动结合为蛋白质。然后在蛋白质的基础上更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忽然迸发出生命的火花,形成第一个细胞,而且这个细胞也刚好具有了繁殖功能,于是如此这般,终于进化为今天洋洋大观的生物世界。但这种神话式的“理论”,既不曾为任何人所目睹观察,又不可能以任何方式重复验证,更无任何证据以资凭信,试问与科学有何相干?上述进化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实际上都有巨大的、不可克服的难题,进化论者们提不出任何可信的解释,而仅以“无数偶然 ”和“可能”来搪塞。进化论者们异想天开,却强行要求我们把人们的想像当作事实来接受。可见现今的进化论者实在比达尔文更加武断。

由无生命物质自动形成生命的概念并不新鲜,它就是由来已久的“无生源论”。自巴斯德原理确立以后,“无生源论”就已成为历史陈迹。但进化论者既不承认创造论,又别无选择,就只能把早已破产的“无生源论”改头换面,装扮成“科学事实”来推销。但这并不能使神话变为真理。

       “无生源论”至少有四个先天缺陷无法克服。

        (一)它违反巴斯德原理

生命只能来自既有的生命,不能自无生命物质中产生,这便是著名的巴斯德原理。正是根据这一原理,才建立起了作为现代医学基础的微生物学、免疫学和消毒灭菌、无菌操作等一系列基本原则。如果无生源论属实,则所有这些原则便全部毫无意义。进化论者无法否定巴斯德的业绩,但却强辩说,巴斯德只是证明了在现今的世界上和在人类有生之年的短暂时期内,生命不能自发产生,并没有证明在远古时期和亿万年的长时期内生命也不能自发产生。这类辩词迹近无理取闹。这等于说,牛顿只是证明了十七世纪以来的太阳系是有引力的,并没有证明十六世纪以前的宇宙也有引力存在。所以尽管现在的苹果个个落地,但在远古时期,它们却可能飞上天。请问,这是严肃的科学思维吗?著名的人类学家艾斯理(L.Eiseley)说,进化论在嘲笑创造论依赖神迹和神话之际,却不得不编造自己的神话,那就是假定已经确证为不可能在今天发生的事,曾在远古年代发生过。

        (二)它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有物体都要逐渐衰败、失序、解体,生物也不能例外。所以一切生物个体最后都要死亡。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决定的必然结局,无一幸免。热力学第二定律所界定的衰变过程是不可逆的,所以生物只能由生到死,而死者 不能复生,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生物的孳生繁衍,一概是由生到生,不是由死而生.因为如果物质果真能由死而生,那就将是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由低势能到高势能,熵值由高变低 的奇特现象,根本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因而是不可能自然发生的,除非有外在的超自然因素参与。由此可知,生者一旦死亡尚且不能复生,难道原本无生命的物质反倒能够自发产生 生命吗?显然这是无稽之谈。   

进化论者争辩说,进化并不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地球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它从太阳得到额外的能量,因而可能使熵值降低,即可能使低势能转化为高势能,使无序转化为有序,使事物由低级变为高级。例如种子可以成长为大树,受精卵可以成长为胎儿,进而长大成人等等。但这是诡辩,似是而实非。因为,第一,世间诚然没有绝对的封闭系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封闭系统的概念讨论热力学第二定律,正如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静止状态,并不妨碍我们以动和静的概念讨论牛顿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一样。如果你把讨论范围扩大到太阳系,或再扩大到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那么你每次所得到的都将是一个新的、更大的、非常近似的封闭系统,进化论就仍然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不相容。任何局部熵值的降低,都必须以其他部分熵值的更大增加为代价,因为没有任何热机效率能达到百分之百。第二,种子、受精卵及所有生物的成长,固然是由简入繁,由低到高,但它们都必须先有生命的参与,将基本的光热转化为特殊的生物能,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以满足生物的需要。这一过程必须在遗传密码的严格控制之下方有可能实现,那并不是无意识的变化。正如一堆建筑材料必须在设计蓝图的指导及工匠的定向参与下方可成为楼阁亭台。也就是说,必须有高度智能因素的参与。否则,上述现象一概不能实现。单纯光热能量的增加并不能提高事物的有序性。将失去生命的物体曝晒于日光之下,只能加速其崩解。试问,如果没有智能因素的参与,仅仅太阳的光和热能使山下的石头自动滚上坡吗?能使雕梁画栋平地而起吗?能使无机物自动聚合为高分子有机物质吗?如果将种子的胚芽(遗传秘码之所在)去除,太阳能使它长成树木吗?由此可知,那种认为无意识的、盲目的自然变化,可以导致生命自然形成并不断进化的观点是违反公认的科学原则的。  

       (三)它不符合生命的信息特性

生物的主要特徵是繁殖和代谢,但两者都不是随意的现象,都必须在遗传秘码信息的严格控制之下方能正常运作。这些信息指令都包含在去氧核糖核酸(DNA)所组成的双螺旋信息链中,代代相传,万世不替。这便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一事实的结构基础。这些遗传信息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和巧妙性,而且各种生物各具特征,互不混淆,不容任何差错存在。否则将立即导致畸形和病态。例如血友病、白化病和镰状贫血等严重疾病,都是由于相关的遗传基因信息略有错变所致。生命现象的信息特性,否定了生命是由无生命物质偶然拼凑而成的可能。因为所谓“信息”实际上就是某种智慧的传递形式。杂然无章,毫无智慧的偶然现象决无信息可言。  

      (四)它无法克服超低概率 的难题   

生物,无论是整体,还是每一器官、每一细胞乃至细胞内的每一种化学成分,其结构和功能都极其复杂、极其巧妙,远超过任何人为的产品。把如此复杂巧妙东西视为纯粹偶然的产物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例如眼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甚至达尔文也说,“眼睛至今使我战兢。想像眼睛可以从自然选择中产生,我坦白承认,那实是荒谬。”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高妙的结构都一概出于超卓智慧的设计,如果试图用偶然巧合来解释,其第一个不可克服的难题是在每一个步骤中都不可避免的超低概率。  

例如,任何生物都必须有蛋白质。迄今为止,所有蛋白质都是各种生物按其特有的遗传信息指令,在的作用下合成的。否则,无论有多少氨基酸都无济于事,而 则都是生物产物。请问在生物出现以前从何而来?不少科学家曾力求用人工方法合成蛋白质,但他们的努力一概以失败告终。试问,有意识、有科学步骤的实验且不能做到的事,难道无意识的偶然事件能做到吗?蛋白质是由二十多种氨基酸组合而成。最简单的生物蛋白质分子至少须有四百个氨基酸,而各种蛋白质的氨基酸均有其特定的排列顺序。以此计算,假定蛋白质可以随机合成,则最简单的蛋白质分子之合成概率为10-297。然而根据数学上的鲍瑞尔定律(Borel's Law),任何概率低于10-50的事物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使以最宽容的条件计算,蛋白质的随机合成概率也将远远超出这个限度,所以决无可能实现。

进化论者将希望寄托在漫长的时间上,以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任何事物都可能出现。但现代地质学和天文学都不能为进化论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漫长时间。学者估计宇宙的年龄不过150亿年,如以秒计,则为4.8×1018秒。如果蛋白质的合成反应能以每秒钟一百亿次的超高速进行,则自开天辟地以来,反应次数也只有1028次。即使宇宙寿命再延长一兆亿倍,也只有1048次,远远不够合成一个蛋白质分子。据估计,一个最简单的生物至少需要124种不同的蛋白质,而每一种都需要大量相同的分子方能行使功能,所以即使偶然合成一个蛋白质分子,仍然毫无意义。

更何况蛋白质并不等于生命。生命绝不像恩格斯所说“蛋白质存在的形式”那么简单。一个未受精的鸡蛋,的确是蛋白质存在的形式,而且还具备小鸡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物质,但却孵不出小鸡,因为它没有完全的生命。任何细胞要生存,至必须有一层外膜将它自己与外界分别开来。这种半透膜就不是蛋白质,而且至今仍是人类所不能制造的。任何生物要存在就必须繁殖,就必须有遗传物质,而遗传物质也不是蛋白质。除此之外,蛋白质的合成还必须有DNA存在,因为支配蛋白质合成的密码信息来自DNA。而DNA也是生物产物,不能凭空出现。假如也可以自然形成,则其随机形成的概率更远远低于蛋白质。美国犹他州州立大学萨利斯伯瑞(F. Salisbury)计算,在1020个与地球一样的行星上,在40亿年的时间内,从无生命物质中自发形成一个DNA分子的概率是10-41523。另外,蛋白质及DNA等为生命所必需的物质必须同时存在,方能正常运作。蛋白质的合成,必须先有DNA;而DNA的合成,也必须先有各种相应的酊,即蛋白质,二者缺一不可。这种连环运作,更进一步排除了生命靠巧合形成的可能性。     

第三,现今的进化论者汲取遗传学的新成就,力图将他们的进化学说建立在基因的基础上。但基因学说并非出自达尔文,而是肇始于孟德尔(一个大致与达尔文同时的奥国教士)。不同于以前的突变说,现在进化论者强调常态的渐变作用。他们说,生物在繁殖过程中,子代个体与亲代之间均有微小的差别,子代个体彼此之间也有所不同,此即所谓“微进化”。这些微小的差别经过千年万代的积累,即可成为巨大的变化,形成“显进化”。如果同一物种的两个种群为高山大海所隔离,不再有基因的交流,则在微进化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各种群的基因库即可出现极大的差别,这种现象称为“基因漂移”,是导致种群进化、并造成新物种的基本动因。

这一说法显然比突变说圆滑,但也并不可信。因为各种生物两代之间或同代个体彼此之间的差别,只是个体或种群在物种范围内的“特化”,并不导致另一物种的产生,所以并非“进化”。各物种的遗传基因为数众多,通过两性繁殖,可以形成近于无限的组合方式。惟其如此,方能使所有个体除了有种族的共性以外,尚各有其个性,不会有两个个体完全相同(同卵孪生例外)。各种群若长期分隔,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徵。这是繁衍的正常现象,与进化无关。种群的特化现象,就是圣经上所说“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使徒行人传十七章26节)。圣经上说,各种生物“各从其类”(创世记一章11,21,25节),并非“各从其形”。并非同一物种的所有个体一概形貌雷同,千篇一律。那不是神的作为,是一个充满荣光和智慧,并丰富多彩的世界。

物种的共性取决于该物种所特有的基因;个体或种群的个性,则来自这些基因的不同排列组合。只要基因特性不变,则不论如何组合,该物种的共性都不会改变。这便是各物种稳定性的由来。个体的变化形态虽然变化多端、多种多样,却仍然在各物种“共性”的框架之内,并不能超种际的界限,因为物种的基因各有特徵。例如,狗在长达数千年的人工培育下,形体上已有很大差别,小者似猫,大者似豹。但它们决不能小如鼠,大如象。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培育它们,而是因为狗的基因根本与鼠和象不同,有它自己的极限,一旦到达极限,任你再如何培育也是枉然。特化现象都是围绕着着一个设计原型出现的,距原型越远的形态越罕见,其适应能力也越差,所以过分特化的品种都需要特殊的照料。而且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可逆的。如果任凭各种狗自然混交繁育,很快就会变为野狗的体型,归回狗的本态。

人类尽管分化为不同的种群,各有肤色、毛发和体型的特徵,但那并不是进化,人还是人。任何不同种族的人均可互相婚配,正常生育,且能生出更为健壮优秀的后代,说明他们仍然属于一个“人”种。印地安人自史前时期便和其他人种隔离,但仍然可以和其他种族的人婚配生育,便是明证。所谓 “基因漂移”既是在正常繁育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可知基因成分仍是该物种所有的,并无新的成分,当然就不会构成新种,也就无所谓进化。

一个生动的实例是金鱼。金鱼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然鱼种,而是中国人经过千余年的努力培育出来的鱼类变体。金鱼的前身是鲫鱼。早在唐代,人们就发现某些鲫鱼色呈金红,称为“金鲫鱼”。这从现代遗传学的观点看来,不过是鲫鱼的一种特化变体,如果任其在鲫鱼群体中生活繁育,很快就会消失,其后代仍将变回为正常的鲫鱼。但从人的观点看来,它们却比正常的青灰色鲫鱼美观,于是便有人养来观赏。这些变体鱼因而和正常的鲫鱼群体完全隔离,其变态就被人为地保存下来。以后继续有新的变态出现,变态越严重,越奇特,便越为人们所喜爱而予以保存。经过千余年的积累,遂有今天千姿百态的金鱼品系。

从外观看来,它们和一般鲫鱼几乎已毫无共同之处,似乎确实已经“进化”为一系列新“品种”。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它们不过是鲫鱼的一些极端变态而已。这些变态虽为人们所喜爱,但却极不利于金鱼的生存。它们只能在人为的条件下勉强生活。如果放归自然,通常会全部死去。如果环境条件允许部分金鱼继续存活,则在其繁殖过程中,子代小鱼将继续表现不同的性状,其中越是接近其远祖鲫鱼的小鱼,其生活能力越强,因而自然存活的机率越大,其余则逐渐被淘汰。经过若干代自然反向淘汰以后,最后存活的子鱼便全部“各从其类”,仍旧变回为鲫鱼去了。如果其间有普通鲫鱼参与混交,更可加速这一回归过程。二者可以混交,也表明它们仍旧同属于一个鱼种,并无新种出现。这一事实说明,即使经过千余年的隔离和严格的人为筛选所造成的变态积累,既没有变出一个新的鱼种,也未使鲫鱼有任何进化,鲫鱼还是鲫鱼。

由此可知,生物个体或种群诚然有形态上的变化,而且比比皆是,但那只限于各物种范围内的特化现象,与由一个物种变为另一个物种的所谓“进化”风马牛不相及。当达尔文最初提出他的进化理论时,他并不能提供任何可信的自然例证。因此,他不得不用一些人为的事例来搪塞,如人工育成的各种鸽子和高产的牛羊等等。但这种手法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人工育种和他所谓的“自然选择”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不容混为一谈。人工育种是有目的、有预期,并运用人为的智能手段迫使物种向预定方向发展的过程,凡不符合要求的个体一概立即清除,并保护那些合意的个体免受环境的淘汰,以此得到高度特化的“新品种”。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在自然界出现。因为“自然选择”是无目的、无方向、盲目而且对生物的存亡祸福完全无动于衷的非理性过程,它只会无情的消灭一切不适者而不会有任何偏袒,这与人工选择有天渊之别。

进化论者有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把物种内部的特化现象与物种之间的进化混为一谈,因而把任何变化都一概视为进化。例如,一向被进化论者奉为经典例证的树蛾黑化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误解或曲解。在工业化之前,英国的树蛾本以灰白色者为主体。因为这种颜色与树干很相似,不易为鸟类发现。仅有少数树蛾为黑色。但早期工业化的煤烟将树干污染为黑色,因而使灰白色的树蛾暴露无遗而被鸟类大量捕食,而黑色的树蛾则反而受到保护而逐渐成为树蛾的主体。及至后来工业污染受到控制,树干恢复原色,树蛾也跟着恢复为以灰白色者为主体。于是进化论者便说,树蛾在环境改变的选择压力下进化为不同颜色的树蛾,乃是物种进化的铁证。进化论者阿西莫夫说,只要有树蛾变色这个实例,就足以证明进化论是千真万确,而创造论是胡说八道了。但这是强词夺理。因为白蛾和黑蛾只是同一种树蛾的不同特化形态,它们可以互相交配繁殖,不是两种树蛾。在工业化之前,原本就有黑蛾存在,只是数量较少而己。而在煤烟污染最严重时,白蛾也没有绝迹,否则以后就变不回以白色为主了。在上述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只是黑白两种基因在树蛾种群基因库中所占的比例,至于树蛾这个物种本身则一仍其旧,毫无进化可言。何况根据进化论,物种的进化过程必须以百万年、千万年计,而工业污染的变化前后不过百年上下,物种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化吗?

其实,进化论者只要敢于面对事实而不执意掩耳盗铃的话,就不得不承认生物界实在只有物种之内的特化,没有物种之间的进化。请看进化论权威古尔德(S. J. Gould)的实话:“我们可以述说某些物种有些改进的故事,但在诚实的时刻(Honest Moments)我们就必须承认,复杂的生命历史,其实是围绕着一个基本设计型而发生的多样性变化,而不是什么累积优点(进化)的长篇传奇。”他又说,“在生命历史中找不到清楚的进化方向,是化石记录中最令人困惑的事实。”另一个进化论者期坦利(S. Stanley)也说:“古生物学家们早就怀疑渐进进化论,只是长期受压制而已。”可惜进化论者们的“诚实时刻”太难得,否则将省却多少无谓的纷扰!

达尔文主义的中心思想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这并不是科学,而是十九世纪英国人的政治哲学。当时大英帝国经过产业革命之后,正处于膨胀阶段,“日不落帝国”的臣民惯以“优胜者”的姿态睥睨全球。在达尔文出版其“物种原始”之前,英国早就有人公然发表“生存竞争,胜者统治”一类的高论,和达尔文的理论显然同出一辙。达尔文也不讳言,他的进化观点深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达尔文不过将当时英国社会的这种偏见推广到整个生物界,并给了它一个貌似科学的表象而已。假如这些人活在今天日薄西山的英国,恐怕就不会还有兴致去高唱“优胜劣败” 之类的曲调了。

达尔文学说助长了霸权主义的气焰,使之席卷全球,但从科学上看却是毫无根据的。从始至终,都有一些学者不苟同达尔文的偏见,并从学术上力陈其非。例如和达尔文同时的主要哲学家赫舍尔(J. Herschel)、惠威尔(W. Whelwell),和密尔(J. Mill)都一致坚决认为“物种原始”不过是一种猜测,达尔文并不曾证明任何东西。他的进化理论有严重缺陷,在哲学上是不可接受的。但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为什么这么一个有明显错误的假说能够风靡宇内?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的人们愿意接受它。因为这个假说恰恰迎合了一大批人的需要。从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都从达尔文的假说中为自己的主张和行为找到了“科学”的依据。这有各派代表人物的言论为证据。例如,马克思在达尔文发表其专著两年以后(1861)写道,“达尔文的著作非常重要,它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支持了人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完全符合我的观点”。马克思把进化论物种之间之竞争篡改为人类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于是他的阶级斗争学说便成了“ 科学的”社会主义。恩格斯也对进化论推崇备至,称许它为十九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并断定优越的无产阶级终将赢得这场生存斗争。于是“从猿到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上开宗明义第一章。

狂热的进化论者海克尔(Haeckel)本身就是一个恶毒的种族主义者,他认为优秀的白人与东方劣等民族之间的差别,大于与猿猴之间的差别,他甚至认为犹太人简直不配称为人类。后来德国种族主义者的总代表希特勒师承并发扬了海克尔的思想,公然宣称,“优秀的日尔曼民族的天赋使命,就是去彻底消灭那些像蝗虫一般繁殖的劣等亚洲民族。”于是他首先对犹太人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形形色色、诸如此类的社会力量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达尔文主义推动不遗余力,这便是达尔文主义之所以势如狂潮,泛滥全球的主要原因。而达尔文主义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于此见一斑。

所幸时至今日,所有上述这些社会势力终于一一走向没落消失。随着科学的发展,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达尔文学说的谬妄。例如,法国自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邦诺(L. Bounoure)说,“进化论是成年人的童话,对科学发展毫无助益”。1945年诺贝尔生物奖得主柴恩(E. Chian)说“适者生存是毫无根据而且违反事实的假说,长久以来,众多科学家不假批判,囫囵吞下达尔文学说,真是令人惊讶”。最近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华裔地质学家许靖华教授在他的新着“大灭绝” 中,更从最新学术发展的角度充分阐释了上述观点。许氏从恐龙类动物的灭绝这一重大事件入手,综合了近十余年来各国学者和他本人的最新科研成果,对恐龙灭绝的原因和后果,提出了相当明确的解释。恐龙是中生代侏罗纪和白垩纪两个地质年代中占绝对优势的生物,小者如猫狗,大者几比鲸鲨。陆地、沼泽、湖泊和海洋乃至天空都是它们活动的领域。它们在地球上兴盛发达逾一亿年之久,但在中生代之末和新生代之初的间期中却突然灭绝,消失无踪了。

恐龙为什么会灭绝?按照进化论的说法,是因它们在生存竞争中,被新生的、适应能力比它们更强的哺乳类动物所战败,作为劣者一方被消灭了。这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的最好例证。但这一论点却在几方面遭到质疑:(一),如果恐龙是被哺乳动物战败而消失的,那就应是一个此消彼长的缓慢连续过程。地质记录却显示,恐龙族是在极短的时期内突然消失的,并无连续演变过程。进化论者说,那是因为地质记录不完整,有缺失,所以看不到全部过程。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地层结构是完整的,并无扰动缺失。(二),如果恐龙是被哺乳动物消灭的,那就应当先有哺乳动物的大发展,然后有恐龙的大灭绝。然而地质记录却适得其反,乃是恐龙先自灭绝,而后到新生代第三纪之后,才有哺乳动物的大发展。与恐龙同时的哺乳动物既少又小,根本不可能和那些庞然大物争短长,更不可能将当时所有物种的四分之三和恐龙一起予以消灭。(三),如果恐龙是因对环境适应不良而灭绝,那么在其存在末期就应呈现适应不良的缺陷及衰败现象。然而恐龙族直到其生存的最后阶段都适应良好,毫无衰败徵象。由此看来,“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解释是没有根据的。  

为了解决恐龙灭绝之谜,学者们采用了地质物理、地质化学、古生物学及古地磁学等各种方法,更使用中子冲击技术激活有关的元素,再用高灵敏度质谱仪测定各地层内铂族元素,特别是铱元素的含量。铂族元素比重较大,且有亲铁特性,故在地球形成早期尚呈熔融状态时,就已大部分沉降于地球深部的铁镍核心处,因而在月壳表层含量甚少,铱含量只有0.3PPM (PPM意为百万分之一),是为铱元素的地表“背景丰度”。但在彗星及陨石等天体内,则仍保持宇宙物质的一般丰度,故较地表背景丰富的多。如果某一地层内铱含量普遍地、显著地高于背景丰度,则可断定在该地层形成时,曾有地外天体光临。在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地层界面上,铱的含量相当于背景丰度的30200倍。由此可确定,当时曾有巨大无比的天体与地球相撞击(大致推断是一颗哈雷级的大彗星)。撞击的即时后果与后续灾变,导致恐龙族及当时所有其他物种之75%同遭灭绝。这一推断可使与恐龙灭绝有关的种种现象得到较圆满的解释。   

恐龙灭绝并非地球生命史上的特例,只是较近的一次而已。如以同样的方法去检查其他各个不同地层的界面,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灾变及某些物种的灭绝。可见在整个地质年代中,天外飞来的横祸是屡见不鲜的事,参看月球表面密密麻麻的陨石坑,亦可旁证此说不谬。最近(1994年7月)舒梅克─里维彗星与木星的撞击事件,更提供了一个万载难逢的例证。例如在古生代与中生代地层的界面上,也有一次大灾变,甚至比恐龙时期者更为惨烈,竟然使当时所有物种之95%一扫而光。而古生代最早的寒武纪与更早的前寒武纪的地层间,也有一次类似的大灾变,使当时繁盛的海洋软体动物灭绝殆尽。以此线索检视各个地质年代物种的兴衰历史,可以发现一个通则,那就是在每次原有物种灭绝之后,随之便有一些新的物种起而代之,快速发展去占有原来的空间,以后保持数百万年稳定不变,直至在另一次灾变中突然灭绝,以此循环不已。  

既然物种的灭绝是由于天灾横祸,当然就与生存竞争无关,也无所谓优胜劣败。强弱优劣同遭大难,幸存者未必为优,绝灭者未必为劣,存亡绝续,全视乎当时的机缘,如天体的大小,落地的地点与季节,撞击的角度与速度等等。而且在地球生命史上,生物互助共存是通则,互斗而亡乃是特例。人类无情地互相残杀,是人类特有的罪行,不是自然法则。生物赖以生存的正常状态是互相依存,保持生态平衡。。食肉动物以食草动物为食,是典型的弱肉强食,前者貌似优胜,但它们却不能将食草动物灭绝,否则它们自己也将灭亡。人类的智能对任何其他生物均占绝对优势,人类现有的手段,足以将所有其他生物毁灭多次而绰有余裕,但人类却不能任意妄为,因为人在毁灭其他生物的同时也将毁灭自己。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单独存在,人也不能例外。

在达尔文思潮的怂恿下,人们一度认为“优胜劣败”乃是理所当然的自然法则,因此,人们不但无情地去残害自己的同类,同时也肆无忌惮地去掠夺大自然,造下了许多无可挽回的罪孽,以致受到大自然日甚一日的报复。为今之计,不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去消灭那些弱势劣势的生物,而是尽其所能去保护那些已被残害的物种,不使生态平衡遭到更大的破坏,这便是当前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环境保护意识。

这样,人们愈深究生命史的资料,就愈清楚地理解“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并非自然规律。愈研究史料,就愈发现达尔文所标榜的自然选择学说并非科学。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一书中并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该书的副题“生存竞争中优势的保存”就是一种伪言。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使“自然选择”说的荒谬性暴露无遗。现在该是人们猛省的时候了。达尔文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大的迷思。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谬说像达尔文学说这样被人们当作理所当然的法则加以接受。所幸一百多年过去,拨云见日的时刻终于到来。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古生物学家还质疑生物的大灭绝现象,也没有人当真以为生物灭绝的原因是生物间的竞争。有些顽固不化的达尔文主义者还在负隅顽抗,但已经于事无补了。  

许靖华教授并不是基督徒,也不相信创造论,他的基本观点倾向于道家。但他以近年来的最新科研成果指证达尔文的谬误,说明他的假说不是科学,而是一种社会偏见,却与基督教学者多年来对达尔文学说的批判不谋而合。此事值得深思。许氏的论证不失为“他山之石”。   

既然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是错误的,它并不能对客观世界提供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面对一个如此绚丽多彩、充满无穷智慧的世界时,难道能不想到必然有一个超自然的智慧作为宇宙间一切智慧的源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