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韩国电影小姐百度影音:《死亡赋格》，战后欧洲的格尔尼卡（南方周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6 00:57:33
他是经历纳粹集中营并侥幸活下来的少数犹太人之一。1942年，他被纳粹强征做苦力，他的父亲因不堪强迫的劳动和伤寒命断集中营，他挚爱的母亲则被纳粹枪杀。
1970年4月20日，也就是逾越节（犹太教的节日，持续8天）的一天，一位年近五十的男子飞身从巴黎塞纳河上的米拉波桥上跃入水中。5月1日，一位渔民在下游7英里处发现了他的尸体。
他这一跃，最终完成了他的《死亡赋格》。他就是诗人保罗·策兰。
这天出门之前，策兰在记事本上写下：“保罗走了”。书桌上是《荷尔德林传》，在翻开的那一页上面，他划下了一段话：“有时，天才会变得黑暗，沉入内心的苦井……”
策兰致力于探讨死亡的秘密，在他所有的诗篇中，给予世界巨大声响并留下回声的就是他的《死亡赋格》。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完成他的诗篇。正如他在接受毕希纳文学奖致辞时引用的一句话：“死亡作为自我解放到来了。”至此，他的死亡、他的诗篇为人类孱弱的精神存在，树立了永恒的纪念碑。
米拉波桥头的一块铜铭上，刻着法国著名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诗句，因为诗人有一首最凄婉的哀歌就叫《米波拉桥》。早在1962年，策兰在一首诗中引用了这些诗句。他还在一首名为《带着一本来自塔鲁莎的书》诗中，预言般地写道：从这座/桥墩，从这儿/纵身跃入/生命，他已学会/用伤口飞翔，——从/米拉波桥。策兰的一生，就是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宿命构成的，而米波拉桥正是这些宿命中的一个。
对于诗人而言，生命的历史注定无法逾越1970年。这一年的3月22日，他参观了与他有诗歌“血缘关系”的诗人荷尔德林的出生地——德国图宾根，并买了一张明信片寄给他的朋友，上面印有荷尔德林生活的塔楼的照片，他在明信片只写了一个单词：立住。意思是站稳、坚持下去。而在此之前，诗人奈莉·萨克斯称策兰是“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3月底，一位朋友要带他去见塞缪尔·贝克特，他在最后一刻拒绝了。在当时，贝克特也许是世界上惟一在精神层面上与他相近的人了。随后，他又悲哀地说：“在这里，此人也许是我谈得来的惟一一位了。”因为贝克特与策兰有相似的文学方式，他的一生工作就是面对死亡，以絮叨的方式进行抵抗，直至落入无言与沉默。
这一年的3至4月间，他在阅读卡夫卡的谈话录，卡夫卡“诗歌即病”的话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在精神上，他无条件地陷入卡夫卡小说《猎人格拉胡斯》和《乡村医生》的世界。身为犹太人的策兰还在诗中引用茨维塔耶娃的话“所有诗人都是犹太人”作为他一首诗的题记。4月12日，他对人们说，他在大学作的卡夫卡讲座效果不错，他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卡夫卡作品中的一句话——只有等我有能力将这个世界带入纯净、真实与永恒之境才会有幸福可言。第二天，也就是4月13日，策兰写了他的最后一首诗（据目前资料可查证的范围），就是《时间山园》的最后一首：《葡萄人家》。他在诗中写道：那些敞开者/眼睛后面带着石头/它认得你/在这安息日。这首诗几乎以圣经文风完成，“在诗中每一句诗都对应或毁灭或重生的力量”（见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诗人一直等待着的最严重的黑暗时刻，似乎就要降临了，像等待弥赛亚的到来一样。
在有限的一生中，保罗·策兰的经历几乎成为人类苦难的缩影。他是一个无国籍（或者说国籍不明）的人：他的出生地故乡布科维纳1918年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后归属罗马尼亚，二战时先后被苏联和纳粹德国占领，1947年复并入乌克兰。就精神层面而言，他是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是经历纳粹集中营并侥幸活下来的少数犹太人之一。1942年，他被纳粹强征做苦力，他的父亲因不堪强迫的劳动和伤寒命断集中营，他挚爱的母亲则被纳粹枪杀。他是一名逃亡者：1947年，他冒险偷渡去了维也纳，随后逃往巴黎。他在《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我走了多少弯路！然而，有弯路吗？”
作为德语诗人，他深陷荒谬的自身存在之中。德语是他的“母语”。奥斯维辛之后，不可抗拒的宿命落到了他和书写语言的关系之中，他必须要用他称之为“刽子手的语言”来写作。1946年2月，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要告诉您，一个犹太人用德语写诗是多么的沉重。我的诗发表后，也会传到德国——允许我跟您讲这样一个可怕的事情——那只打开我的书的手，也许曾经与杀害我母亲的刽子手握过手……但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用德语写诗。”
《死亡赋格》是策兰发表的第一首诗歌，1947年，首次以罗马尼亚译文发表。这是他的起点，死亡从此就成了他人生的标记，诗歌最为刺眼的铭牌。死亡宿命般地成为策兰最基本、最黑暗的主题。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诗歌的声部总是趋向于死亡的，正如他在《子午线》中说的那样：他的诗歌，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同样也可以看作他与死亡之间的对话。
它广泛汲取了超现实主义的美学手段。该诗一经发表，其影响直接而广泛，震撼了战后精神贫瘠的德国文学界。这件作品在公共领域不停地发酵，它的公众意义逐步显现。一时间，《死亡赋格》被喻为战后欧洲的“格尔尼卡”，堪比绘画领域内毕加索的同名作品（1937 年4 月西班牙内战中，德国飞机轰炸了该镇，该事件激发毕加索创作出最负盛名的画作《格尔尼卡》）。某种意义上，《死亡赋格》“成为历史代言人，它自身已经成为传记对象”（见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费尔斯坦纳称：“（他）写了一首抒情诗，其内容远远超出个人痛苦，成为‘奥斯维辛之后’这一诗歌类型的基准。”库切恳切地断称“《死亡赋格》是二十世纪标志性的诗歌之一”。它为诗人带来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同时也带来了对于策兰深深的误解。随后，策兰在西德广受欢迎并总是受到热情款待。
《死亡赋格》之所以广受大众关注，与其包含了极其广泛的历史与文化元素有重要关联。每一行诗都包含了对于集中营、对于那个悲惨时代的记忆，在音乐、文学和宗教的范畴内无不引起读者深深的不安……无处不在的隐喻把这首诗的张力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黑奶”作为一个极端的隐喻贯穿全诗，昭示犹太人悖论的存在……每个词语都散发出惊恐和控诉……变化多端的节奏、按时出现的副歌、反复演奏的主题把这首诗完全推到了与大师音乐相应的高度……如果不停地阅读它，悲哀与伤痛会不停地增殖，甚至呈几何级地繁衍。
一位德国批评家说《死亡赋格》的发表表明了策兰已“逃出历史血腥的恐怖室，升入纯诗的太空”。策兰深感在历史的最深处，他被刻意地误释。他本能地反抗着这些说辞。关于诗歌技术方面，人们也总是说得很多，不吝溢美之辞，说他的修辞和高度的赋格技巧，令人叹为观止，最主要的说法是该诗在形式上是对音乐（赋格）结构的模仿。对此，策兰同样报以保留姿态。他说他从事一门真实的艺术，“不美化或变得‘有诗意’的艺术；它指名，它断定，它试图测量既有和可能的区域”。
为了对抗这种误解，策兰后来竟要求在很多诗集中不要选入《死亡赋格》。然而，《死亡赋格》无疑已成为1945年之后人类诗歌的里程碑矗立在那里了，进不进选本都无法抹杀它的存在。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1764
1970年4月20日，也就是逾越节（犹太教的节日，持续8天）的一天，一位年近五十的男子飞身从巴黎塞纳河上的米拉波桥上跃入水中。5月1日，一位渔民在下游7英里处发现了他的尸体。
他这一跃，最终完成了他的《死亡赋格》。他就是诗人保罗·策兰。
这天出门之前，策兰在记事本上写下：“保罗走了”。书桌上是《荷尔德林传》，在翻开的那一页上面，他划下了一段话：“有时，天才会变得黑暗，沉入内心的苦井……”
策兰致力于探讨死亡的秘密，在他所有的诗篇中，给予世界巨大声响并留下回声的就是他的《死亡赋格》。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完成他的诗篇。正如他在接受毕希纳文学奖致辞时引用的一句话：“死亡作为自我解放到来了。”至此，他的死亡、他的诗篇为人类孱弱的精神存在，树立了永恒的纪念碑。
米拉波桥头的一块铜铭上，刻着法国著名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诗句，因为诗人有一首最凄婉的哀歌就叫《米波拉桥》。早在1962年，策兰在一首诗中引用了这些诗句。他还在一首名为《带着一本来自塔鲁莎的书》诗中，预言般地写道：从这座/桥墩，从这儿/纵身跃入/生命，他已学会/用伤口飞翔，——从/米拉波桥。策兰的一生，就是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宿命构成的，而米波拉桥正是这些宿命中的一个。
对于诗人而言，生命的历史注定无法逾越1970年。这一年的3月22日，他参观了与他有诗歌“血缘关系”的诗人荷尔德林的出生地——德国图宾根，并买了一张明信片寄给他的朋友，上面印有荷尔德林生活的塔楼的照片，他在明信片只写了一个单词：立住。意思是站稳、坚持下去。而在此之前，诗人奈莉·萨克斯称策兰是“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3月底，一位朋友要带他去见塞缪尔·贝克特，他在最后一刻拒绝了。在当时，贝克特也许是世界上惟一在精神层面上与他相近的人了。随后，他又悲哀地说：“在这里，此人也许是我谈得来的惟一一位了。”因为贝克特与策兰有相似的文学方式，他的一生工作就是面对死亡，以絮叨的方式进行抵抗，直至落入无言与沉默。
这一年的3至4月间，他在阅读卡夫卡的谈话录，卡夫卡“诗歌即病”的话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在精神上，他无条件地陷入卡夫卡小说《猎人格拉胡斯》和《乡村医生》的世界。身为犹太人的策兰还在诗中引用茨维塔耶娃的话“所有诗人都是犹太人”作为他一首诗的题记。4月12日，他对人们说，他在大学作的卡夫卡讲座效果不错，他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卡夫卡作品中的一句话——只有等我有能力将这个世界带入纯净、真实与永恒之境才会有幸福可言。第二天，也就是4月13日，策兰写了他的最后一首诗（据目前资料可查证的范围），就是《时间山园》的最后一首：《葡萄人家》。他在诗中写道：那些敞开者/眼睛后面带着石头/它认得你/在这安息日。这首诗几乎以圣经文风完成，“在诗中每一句诗都对应或毁灭或重生的力量”（见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诗人一直等待着的最严重的黑暗时刻，似乎就要降临了，像等待弥赛亚的到来一样。
在有限的一生中，保罗·策兰的经历几乎成为人类苦难的缩影。他是一个无国籍（或者说国籍不明）的人：他的出生地故乡布科维纳1918年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后归属罗马尼亚，二战时先后被苏联和纳粹德国占领，1947年复并入乌克兰。就精神层面而言，他是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是经历纳粹集中营并侥幸活下来的少数犹太人之一。1942年，他被纳粹强征做苦力，他的父亲因不堪强迫的劳动和伤寒命断集中营，他挚爱的母亲则被纳粹枪杀。他是一名逃亡者：1947年，他冒险偷渡去了维也纳，随后逃往巴黎。他在《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我走了多少弯路！然而，有弯路吗？”
作为德语诗人，他深陷荒谬的自身存在之中。德语是他的“母语”。奥斯维辛之后，不可抗拒的宿命落到了他和书写语言的关系之中，他必须要用他称之为“刽子手的语言”来写作。1946年2月，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要告诉您，一个犹太人用德语写诗是多么的沉重。我的诗发表后，也会传到德国——允许我跟您讲这样一个可怕的事情——那只打开我的书的手，也许曾经与杀害我母亲的刽子手握过手……但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用德语写诗。”
《死亡赋格》是策兰发表的第一首诗歌，1947年，首次以罗马尼亚译文发表。这是他的起点，死亡从此就成了他人生的标记，诗歌最为刺眼的铭牌。死亡宿命般地成为策兰最基本、最黑暗的主题。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诗歌的声部总是趋向于死亡的，正如他在《子午线》中说的那样：他的诗歌，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同样也可以看作他与死亡之间的对话。
它广泛汲取了超现实主义的美学手段。该诗一经发表，其影响直接而广泛，震撼了战后精神贫瘠的德国文学界。这件作品在公共领域不停地发酵，它的公众意义逐步显现。一时间，《死亡赋格》被喻为战后欧洲的“格尔尼卡”，堪比绘画领域内毕加索的同名作品（1937 年4 月西班牙内战中，德国飞机轰炸了该镇，该事件激发毕加索创作出最负盛名的画作《格尔尼卡》）。某种意义上，《死亡赋格》“成为历史代言人，它自身已经成为传记对象”（见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费尔斯坦纳称：“（他）写了一首抒情诗，其内容远远超出个人痛苦，成为‘奥斯维辛之后’这一诗歌类型的基准。”库切恳切地断称“《死亡赋格》是二十世纪标志性的诗歌之一”。它为诗人带来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同时也带来了对于策兰深深的误解。随后，策兰在西德广受欢迎并总是受到热情款待。
《死亡赋格》之所以广受大众关注，与其包含了极其广泛的历史与文化元素有重要关联。每一行诗都包含了对于集中营、对于那个悲惨时代的记忆，在音乐、文学和宗教的范畴内无不引起读者深深的不安……无处不在的隐喻把这首诗的张力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黑奶”作为一个极端的隐喻贯穿全诗，昭示犹太人悖论的存在……每个词语都散发出惊恐和控诉……变化多端的节奏、按时出现的副歌、反复演奏的主题把这首诗完全推到了与大师音乐相应的高度……如果不停地阅读它，悲哀与伤痛会不停地增殖，甚至呈几何级地繁衍。
一位德国批评家说《死亡赋格》的发表表明了策兰已“逃出历史血腥的恐怖室，升入纯诗的太空”。策兰深感在历史的最深处，他被刻意地误释。他本能地反抗着这些说辞。关于诗歌技术方面，人们也总是说得很多，不吝溢美之辞，说他的修辞和高度的赋格技巧，令人叹为观止，最主要的说法是该诗在形式上是对音乐（赋格）结构的模仿。对此，策兰同样报以保留姿态。他说他从事一门真实的艺术，“不美化或变得‘有诗意’的艺术；它指名，它断定，它试图测量既有和可能的区域”。
为了对抗这种误解，策兰后来竟要求在很多诗集中不要选入《死亡赋格》。然而，《死亡赋格》无疑已成为1945年之后人类诗歌的里程碑矗立在那里了，进不进选本都无法抹杀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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