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办公室老婆:谁来留住移民的企业家？

谁来留住移民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的海外移民潮正在悄悄地呈扩大趋势，但这一趋势并没有对中国经济构成多大影响，因为这些企业家仍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营着企业，这有点像明星们的移民潮，变动的不过是国籍，不变的仍然是打拼的舞台。更何况，国籍的改变能够帮助企业家的视野更加国际化，这未必不是个好事。

遗憾的是，企业家是有着灵与魂的人，不是赚钱机器。当一个人的身份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人对未来的预期就在悄悄发生着改变，只是这种变化不像经济活动一样来得明显。有人问，当重大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移民的企业家会选择什么？我们不要在道德层面上苛求这些企业家，这与道德无关，而与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关，因为像“担当”“责任”这样的词汇，本身就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一个对“我是谁”的角色回答，而真正值得分析的，是那些让他们选择了移民的因素。

“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促进了物质层面的繁荣，但也恰恰是物质层面的这种繁荣与自由导致了“自我认同”的困惑。在许多企业家的创业初期，“我”不过是寻求财务自由的载体，因为计划经济与陈旧的体制让“我”扭曲或变形，所以，挣脱这种束缚就成了对“我”的最好回答。

然而，在“我”获得了财务自由之后，企业家们发现经济权力并不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安全感与归宿感，因为在经济权力之上的社会结构是封闭的。企业家能够赚钱，但持续赚钱却需要依赖员工的持续付出，可员工持续付出的背后是员工能够获得所在城市人的身份，这是企业家束手无策的。

同样，企业的强大需要诚信之上的文化体系，但政府部门给企业设置的寻租通道，逼得企业家被迫在“当婊子与立牌坊”之间纠结。一个简单的例证是王石在公开的演讲中说：“万科不行贿”，换来的却是台上同仁的质疑，以及台下不少听众的不信，因为王石的语言并不符合流行的“潜规则”。

记得王石公开讲过他在当年万科股份改造时，放弃了股份，选择做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对此的解释是，在中国商业界，“名”与“利”不可兼得，“我王石喜欢名，那就只好放弃利”。事实证明，王石的确“悟”透了中国国情，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凡是“名、利兼收”的，大多结局惨淡。

云南烟王诸时健，三九药王赵新先，首富牟其中，甚至长虹倪润峰、国美黄光裕等？一代枭雄中集体性的“原罪”，到哪里去寻找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穌？反过来看，中国的第二代企业家，大多名利双收，马云，张朝阳，王传福，李书福等，这是不是能够说明我们的经营环境获得了本质性好转？

在这里，我并不想为哪一个企业家鸣不平，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我在这里想指出的，不过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经济发展创造了极大的财富群，可如果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发生改变，创造财富的人就会被财富本身压死。因为财富对于富人是财富，对于穷人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关于财富是否“合理，合情然后才是合法”的价值观，没有与不同阶层财富相对应的价值观，就没有相互尊重与宽容的“阶层意识”。

按经济学原则，谁投资，谁受益。谁受益，谁投资。按此道理，企业家理所应当成为新商业道德与新商业文明的输出者，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投资收益率的判断。

如果做新商业文明的推动者，收益远小于付出的成本时，结果就会是两个：要么把收益的预期再拉长，去追求“青史留名”，要么选择逃避，既然不能担当，那么只好选择逃避。

王石去哈佛学习商业伦理，张瑞敏去选择打造中西结合的企业文化，这是一种使命的担当。但担当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选择了“移民”。不要小看了“移民”这样一个身份的变动，按社会学的研究，身份是一系列与社会位置相一致的权力、责任与社会预期等因素的概括。

从这一定义推理，“外籍”这个身份导致的是什么？是这一群人在权力，责任与社会预期上，将经营企业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完全分开，中国是经商的地方，海外是生活的地方，生意在此处，生命却在他乡。

短期看，这对企业经营未必不是个好事，扩大的眼界，不再纠结于财产的安全。但从长期看，却是大大的有害，因为这等于公开宣告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如果老板都如此不安全，有几个员工会真正有长期与企业奋斗的打算？短期行为的种子人为地被种下。企业家移民趋势的扩大，是对现有产权制度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结构的一种挑战。

当然，企业家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回归传统，国学的兴盛就是这种背景下一产物。从祖宗那里寻求答案，在中国是有传统的。非常幸运的是，以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哲学，提供的正是所谓的“修身之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由内而外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家对“我是谁”的回答，以自我道德修养作为拯救企业，拯救国家的入口。

由此我们才不会奇怪，为什么有的企业家，干脆把《弟子规》这样的古代入门级教材，做为员工的培训教材。既然老板自己在儒家哲学中找到了答案，那么，他们也希望员工从同样的地方获得答案。

    遗憾的是，国学并不能够解释像“住房的户籍限购”这样的宏观现象。当然也不能够解释，政府对类似最低工资与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强权干涉。当政府替代了基层员工的自组织体系，当政府宣称员工需要保护，这时基于利益的组织化沟通与谈判，基于利益均衡的法制机制就“闲置”了。

而在挫折面前，国学中的“权谋或权术”一面就被唤醒了，以不少实业企业家进入房地产为例，这不仅是利益的驱使，更是“国学修身”最好的实战场所，以此推理，从比例上讲，房地产企业家中学国学的人最多，这大概是个靠谱的结论。

有企业家对我讲，现在政府权力部门对企业的伤害，比过去更加“致命”。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到，过去的工商、税收这些部门的“乱作为”是可预测的，你知道他们会乱来，所以，你也就会懂得如何对待他们，现在，政府机关都在打着规范化幌子，行动完全不可预测，他们在你觉得合法经营的时候，突然就可以告诉你，过去合法的，现在不合法了，因为形势变了。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政府管理部门的行为在恶化，真正变化的是企业家的预期，但凡移民的企业家，都会在法制化规范化上有更高的要求，当他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外国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以外国人的眼光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

好的一面是，由于他们特殊身份与富有的身家可以实现进退自如，他们不必要再去玩一些“下三滥”的手法来获利。

不好的一面是，做企业是一个马拉松，需要持续的毅力来平衡兴盛与危机，但安排好的退路可能使得相当一批企业家丧失了经营企业的使命感。

我的结论是，企业家资源是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资源，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动机，相当一部分变成了“made in USA or oversea”,那到底需要做什么才能让企业家移民慢下来，或者不移民？我觉得是一篇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值得关注中国经济未来的人们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