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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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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家--华罗庚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世界著名数学家，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江苏金坛县，1985年6月12日病逝于日本东京。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
中文名： 华罗庚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苏金坛
出生日期： 1910年11月12日
逝世日期： 1985年6月12日
职业： 国际数学家
代表作品： 《堆垒素数论》
目录
华罗庚
人民科学家、世界数学大师华罗庚
主要成就
同行评价
大师生平
曾获荣誉
妙联
警言
往事略集华罗庚确是一个代表着中国光荣的名字
早年学习时期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回国建设时期
华罗庚以高度的爱国热情
文革斗争时期
晚年大家时期
文革前后的华罗庚
华罗庚的夫人
纪念文章采撷
华罗庚
人民科学家、世界数学大师华罗庚
主要成就
同行评价
大师生平
曾获荣誉
妙联
警言
往事略集华罗庚确是一个代表着中国光荣的名字
早年学习时期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回国建设时期
华罗庚以高度的爱国热情
文革斗争时期
晚年大家时期
文革前后的华罗庚
华罗庚的夫人
纪念文章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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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华罗庚
  华罗庚(图1)
华罗庚，国际数学大师。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华罗庚先生早年的研究领域是解析数论，他在解析数论方面的成就尤其广为人知，国际间颇具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即华罗庚开创规划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他在多复变函数论、矩阵几何学方面的卓越贡献，更是影响到了世界数学的发展，也有国际上有名的“典型群中国学派”，华罗庚先生在多复变函数论，典型群方面的研究领先西方数学界10多年，这些研究成果被著名的华裔国际数学家丘成桐高度称赞，是难以比拟的天才。
编辑本段人民科学家、世界数学大师
华罗庚
他是国际数学大师。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华罗庚先生早年的研究领域是解析数论，他在解析数论方面的成就尤其广为人知，国际间颇具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即华罗庚开创的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他在多复变函数论、矩阵几何学方面的卓越贡献，更是影响到了世界数学的发展，也有国际上有名的“典型群中国学派”，华罗庚先生在多复变函数论，典型群方面的研究领先西方数学界10多年，这些研究成果被著名的华裔数学家丘成桐高度称赞。华罗庚先生是难以比拟的天才。主要成就
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十部巨著：《堆垒素数论》、《指数和的估价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多复变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数论导引》、《典型群》（与万哲先合著）、《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著）、《二阶两个自变数两个未知函数的常系数线性偏微分方程组》（与他人合著）、《优选学》及《计划经济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其中八部为国外翻译出版，已列入20世纪数学的经典著作之列。 此外，还有学术论文150余篇，科普作品《优选法评 话及其补充》、《统筹法评话及补充》等，辑为《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
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
华罗庚 回忆录照片(20张)
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三角和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
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并亲自在中国推广应用。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150多篇，并有多部专著和科普性著作。在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
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
歌曲《华罗庚的脚印》截图照(12张)
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
其专著《多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华-王方法”。
他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蜚声中外的数学家；他写的课外读物曾是中学生们打开数学殿堂的神奇钥匙；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到处都留有他推广优选法与统筹法的艰辛足迹……同行评价
  华罗庚
著名数学家劳埃尔·熊飞儿德说:“他的研究范围之广，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受到他直接影响的人也许比受历史上任何数学家直接影响的人都多”，
“华罗庚的存在堪比任何一位大数学家卓越的价值。”
哈贝斯坦：“华罗庚是他这个时代的国际领袖数学家之一。”
克拉达：“华罗庚形成中国数学。”
美国数论学家莱麦尔说：“华罗庚有抓住别人最好的工作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并能准确地指出这些结果可以改进的方法。他有自己的技巧，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论的所有制高点，他的主要兴趣是改进整个领域，他试图推广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结果。”
丘成桐：“……先生起江南，读书清华。浮四海，从哈代，访俄师，游美国。创新求变，会意相得。堆垒素数，复变多元。雅篇艳什，迭互秀出。匹夫挽狂澜于即倒，成一家之言，卓尔出群，斯何人也，其先生乎……”
王元先生说，从数学领域来说，大致分为两个：一个是分析，一个是代数。绝大多数的数学家一般只在其中一个领域里做出贡献，比如我自己，就是在分析方面；但华罗庚却在两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另外一方面，数学又分成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华罗庚也是同时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大贡献。
吴耀祖：“华先生天赋丰厚，多才好学，学通中外，史汇古今，见识渊博，论著充栋。他的生平工作和贡献，比比显示于他经历步过的广泛数学领域中，皆于可深入处即深入探隽，可浅出的即浅明清澈，能推广的即面面推广，能抽象的即悠然抽象……”
“我没有元老他们这么幸运，能够成为华老的入室弟子”，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杨乐看来，没有成为华老正式的徒弟是一生的遗憾，“但在数学研究的道路上，华老确实深深地影响着我”。
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
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被誉为“人民科学家”。
编辑本段大师生平
俗话说得好：“温室里难开出鲜艳芬芳耐寒傲雪的花儿，人只有经过苦难磨练才有望获得成功。”
华罗庚，这位“人民的数学家”，为他钟爱的数学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与汗水。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此后，他顽强自学，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 20岁时，华罗庚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1930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方面的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全部课程。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后，被破格任用为助教。 1936年华罗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在英国的两年之中，他攻克了许多数学难题。他的一篇关于高斯的论文给他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在昆明的一个吊脚楼上，他写出了《堆垒数论》。1946年9月，华罗庚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并于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投身我国数学科学研究事业。1950年3月，他到达北京，随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等职。1956年，他着手筹建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1958年，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 回国后短短的几年中，他在数学领域里的研究硕果累累：他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于1957年1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先后出版了中、俄、英文版专著；1957年出版《数论导引》；1963年他和学生万哲先合写的《典型群》一书出版…… 华罗庚因病左腿残疾后，走路要左腿先画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对于这种奇特而费力的步履，他曾幽默地戏称为“圆与切线的运动”。在逆境中，他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他说“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凭着这种精神，他终于从一个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青年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师。他一生硕果累累，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导函数论等方面的研究者和创始人，其著作《堆垒素数论》更成为20世纪数学论著的经典。 由于青年时代受到过“伯乐”的知遇之恩，华罗庚对于人才的培养格外重视，他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故事更是数学界的一段佳话。在他亲自关心和过问下，陈景润从厦门大学被调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最终在攻克哥德巴赫猜想方面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绩。此外，万哲元、陆启铿、王元、潘承洞、段学复等人也是在华罗庚的悉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在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华罗庚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一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
编辑本段曾获荣誉
“中国数学之神”，
“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人民数学家”。
华罗庚、钱三强被认为是中国计算机界的两位功勋科学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数论大师，多复变函数论和矩阵几何的开拓者。
华罗庚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大师，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斯松尼博物馆与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列在一起。他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又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
1954，1958，1974年均被邀请到国际数学大会作报告（这是极高的荣誉），可惜均未被批准。
开创中国数学学派，并带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培养出众多优秀青年，如王元、陈景润、万哲先、陆启铿、龚升等等，不少已成为世界级的名家了。
建国六十年来，“感动中国一百人物之一”。
编辑本段妙联
一九五三年，科学院组织出国考察团，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任团长。团员有华罗庚、张钰哲、赵九章、朱冼等许多人。途中闲暇无事，华老题出上联一则：“三强韩、赵、魏，”求对下联。
在“对例”中，这是属于难对的一类。远在北宋时期，有人以“三光日月星”的上联求对，那时大文学家苏东坡以“四诗风雅颂”而解决了这个疑难。到了清代，有人赠送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对联一幅，打开一看只有上联，写的是“三绝诗书画”几字，以此来刻画郑板桥的贡献，是再贴切也没有了，但下联确颇难对。后来郑板桥友人以“一官归去来”的下联而解决了这个题。这里的“一官”有“归去来”的三重性，这就既解决了数字联的困难，又引用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的典故，而推崇了郑氏与诗书画偕隐的突出性格，板桥友人的对法比苏东坡又前进了一步。
但是华老提出的上联却又有了新的发展。这里的“三强”说明是战国时期韩、赵、魏三个战国，却又隐语着代表团团长钱三强同志的名字，这就不仅要解决数字联的传统困难，而且要求在下联中嵌入另一位科学家的名字。隔了一会儿，华老见大家还无下联，便将自己的下联揭出：九章勾、股、弦。《九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著作。可是，这里的“九章”又恰好是代表团另一位成员、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名字。华老的妙对使满座为之倾倒，因为又开辟了数字联的新的“对例”。
1980年华罗庚教授在苏州指导统筹法和优选法时写过以下对联：
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
落子有悔大丈夫，纠正错误。
编辑本段警言
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 ，非久留之地。归去来兮。
人家帮我，永志不忘，我帮人家，莫记心上。
在寻求真理的长征中，惟有学习，不断地学习，勤奋地学习，有创造性地学习，才能越重山，跨峻岭。
日累月积见功勋，山穷水尽惜寸阴。
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
自学，不怕起点低，就怕不到底。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惟有长期的积聚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 我想，人有两个肩膀，应该同时发挥作用，我要用一个肩挑着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和科学工具送到工人师傅手里；另一个肩膀可以作人梯，让青年们踏着攀登科学的更高一层山峰。
天才是不足恃的，聪明是不可靠的，要想顺手拣来的伟大科学发明是不可想象的。
学习和研究好比爬梯子，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企图一脚跨上四五步，平地登天，那就必须会摔跤了。
任何一个人，都要必须养成自学的习惯，即使是今天在学校的学生，也要养成自学的习惯，因为迟早总要离开学校的！自学，就是一种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行路，还是要靠行路人自己。
要循序渐进！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独立思考能力，对于从事科学研究或其他任何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历史上，任何科学上的重大发明创造，都是由于发明者充分发挥了这种独创精神。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搞科学研究工作就要采取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有半点虚假浮夸。不知就不知，不懂就不懂，不懂的不要装懂，而且还要追下去，不懂，不懂在什么地方；懂，懂在什么地方。老老实实的态度，首先就是要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科学是踏实的学问，连贯性和系统性都很强，前面的东西没有学好，后面的东西就上不去；基础没有打好，搞尖端就比较困难。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其中不少是由于基础未打好所致。一个人在科学研究和其他工作上进步的快慢，往往和他的基础有关。
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的延续，是现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如果说，科学上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难”也是如此，面对悬崖峭壁，一百年也看不出一条缝来，但用斧凿，能进一寸进一寸，得进一尺进一尺，不断积累，飞跃必来，突破随之。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
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
编辑本段往事略集
华罗庚确是一个代表着中国光荣的名字
因为有这个名字，我们的国家才没有在国际理论科学界中被人遗忘；因为有这个名字，在一片荒芜的中国理论科学界中，才存在着一些可足欣慰的希望。早年学习时期
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华瑞栋，开一间小杂货铺，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　华罗庚出生时，父亲已经40岁。40岁得子，夫妻俩把儿子看成掌上明珠，为了给儿子祝福，一生下来就用两个箩筐扣住了他，华罗庚因此得名。
他12岁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初一之后，便深深爱上了数学。一天，老师出了道“物不知其数”的算题。老师说，这是《孙子算经》中一道有名的算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23！”老师的话音刚落，华罗庚的答案就脱口而出。当时的华罗庚并未学过《孙子算经》，他是用如下妙法思考的：“三三数之剩二，七七数之剩二，余数都是二，此数可能是3×7+2=23，用5除之恰余3，所以23就是所求之数。”
华罗庚不承认自己是天才。
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为的是能谋个会计之类的职业养家糊口。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他回家乡一面帮助父亲在“乾生泰”这个只有一间小门面的杂货店里干活、记账，一面继续钻研数学。回忆当时他刻苦自学的情景，他的姐姐华莲青说：“尽管是冬天，罗庚依然在账台上看他的数学书。鼻涕流下时，他用左手在鼻子上一抹，往旁边一甩，没有甩掉，就这样伸着，右手还在不停地写……”
那时罗庚站在柜台前，顾客来了就帮助父亲做生意，打算盘、记账，顾客一走就又埋头看书演算起数学题来。有时入了迷，竟忘了接待顾客，甚至把算题结果当作顾客应付的货款，使顾客吓一跳。因为经常发生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时间久了，街坊邻居都传为笑谈，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呆子”。
每逢遇到怠慢顾客的事情发生，父亲又气又急，说他念“天书”念呆了，要强行把书烧掉。争执发生时，华罗庚总是死死得抱着书不放。
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说：“那正是我应当接受教育的年月，但一个‘穷’字剥夺掉我的梦想：在西北风口上，擦着鼻涕，一双草鞋一支烟，一卷灯草一根针地为了活命而挣扎”，顽强地自学到18岁。　1927年秋，和吴筱元结婚。1929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29年冬天，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的治理，病虽好了，但左腿的关节却受到严重损害，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
其实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时在金坛中学任教的华罗庚的数学老师，我国著名教育家、翻译家王维克（1900年出生，金坛人）发现华罗庚虽贪玩，但思维敏捷，数学习题往往改了又改，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别致。一次，金坛中学的老师感叹学校“差生”多，没有“人才”时，王维克道：“不见得吧，依我看，华罗庚同学就是一个!”“华罗庚？”一位老师笑道：“你看看他那两个像蟹爬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王维克有些激动地说：“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才能你怎么能从他的字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一双眼睛，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华罗庚开始他的数学家生涯时，仅有一本《代数》、一本《几何》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在19岁那年写出了那篇著名的论文。
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对这篇文章很受感动，他问周围的人说：“这个华罗庚是谁？”，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华罗庚这个人。后来，一位名叫唐培经的清华教员向熊庆来介绍了他的同乡华罗庚的身世。“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啊！应该请他到清华来。”熊庆来听后非常赞赏。这年，华罗庚只有19岁，却已经走过了一段相当坎坷的生活道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八年才能走完的道路，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 年成为讲师。
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
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
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他还积极参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之中。
《堆垒素数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著，1947年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文、英文、日文、匈牙利和中文版（华罗庚本要因这本书获“斯大林奖”，可斯大林去世了）。
1946年2月至5月，他应邀赴苏联访问。
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于是选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赴美考察。9月，华罗庚和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回国建设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罗庚感到无比兴奋，克服了来自美国政府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决心偕家人回国。他们一家五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爱国激情，鼓励海外学子回来为新中国服务。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和夫人、孩子乘火车抵达北京。
华罗庚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接着，他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开始筹建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数学所成立，他担任所长。他潜心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王元、陆启铿、龚升、陈景润、万哲先等在他的培养下成为世界知名的数学家。
回国后短短的几年中，他在数学领域里的研究硕果累累。他写成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于1957年1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先后出版了中、俄、英文版专著；1957年出版《数论导引》；1959年莱比锡首先用德文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又先后出版了俄文版和中文版；1963年他和他的学生万哲先合写的《典型群》一书出版。
他为培养青少年学习数学的热情，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从出题、监考、阅卷，都亲自参加，并多次到外地去推广这一活动。他还写了一系列数学通俗读物，在青少年中影响极大。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培养学术气氛，开展学术讨论。他发起创建了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华罗庚以高度的爱国热情
参加新中国的各项社会活动。1953年，他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他作为中国数学家代表，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二战后首次世界数学家代表大会。他还出席了亚太和平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8年他和郭沫若一起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一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1964年初，他给毛泽东写信，表达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同年3月18日，毛泽东亲笔回函：“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他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亲自带领中国科技大学师生到一些企业工厂推广和应用“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夏去江汉斗酷暑，冬往松辽傲冰霜”。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写照。1965年毛泽东再次写信给他，祝贺和勉励他“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文革斗争时期
“文革”开始后，外地推广“双法”的华罗庚[1]被急电召回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统筹方法还是要搞的。”1970年4月，国务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邀请了七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听华罗庚讲优选法、统筹法。这之后，他凭个人的声誉，到各地借调了得力的人员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小分队共去过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到之处，都掀起了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的工作受到胡耀邦、叶剑英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
1975年他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因积劳成疾，第一次患心肌梗塞。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优选学》等专著也相继正式出版了。 1979年5月，他在和世界隔绝了20多年以后，到西欧作了七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晚年大家时期
1982年11月，他第二次患心肌梗塞症。
1983年10月，他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1984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8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罗庚担任的社会工作很多。他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1952年9月加入民盟，1979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1958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7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答邓颖超同志的勉励时他表示：“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1985年6月3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下午4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而逝世。
数学大师华罗庚以其卓越的成就和无可比拟的伟大品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和科学工作者，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科学之神。
编辑本段文革前后的华罗庚
1956年6月14日，华罗庚同其他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们乘车到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感谢科学家们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所作的贡献并和大家合影留念。这之后，《中国科学发展规划》出台，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喷气技术等“五朵金花”被列为国家急需的紧要项目，华罗庚为首制定的新中国计算技术发展规划称为“五朵金花”中的一朵。
华罗庚坚定地认为“五朵金花”中不管哪一朵要开放得鲜艳夺目，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思想统揽整个研究过程。他在1955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体会文章说：“毛主席《实践论》是对科学研究工作最有用的文章。任何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必须精读此文，这不仅在目前，并且在将来，在科学研究的一生中都会得益匪浅的。”《实践论》的核心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真理。
1958年，他到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应用数学系并兼系主任，还亲自授课，以培养骨干人才，为数学应用早打基础。这一期间，他千方百计地探索数学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经过北京、山东的“线形规划中的数学方法”应用试点和“投入－产出法”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的运用阶段后，他怀揣着《实践论》，在北京电子管厂一呆就是8个月。
但最初成效甚少，这时有人幸灾乐祸：“华罗庚这样做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华罗庚感到压力很大。想来想去，他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信中表示了“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毛泽东对这位数学家的志愿予以肯定，1964年3月18日，他复信华罗庚同志：“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华罗庚心定了，他依然决定走向工厂和农村，写出并出版了通俗读物《统筹方法平话及其补充》，在贵州安顺、大西南成昆铁路建设中的成都一甘洛运输方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他不止一次地谈到：“我在日常繁忙中搞些工作，开始于1958年，但真正开始却是1964年接受毛泽东的亲笔批示后。”他把成功的喜悦和在大西南受到的教育及《统筹法平话》一书寄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1965年7月21日又亲笔复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1966年5月，华罗庚对南京师院的学生说：“提起统筹法，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那是两年前的事，一位日本朋友送给毛泽东一份礼物，其中有一本书的第一页，指名要给华罗庚看一下。我看后，经过琢磨，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始了推广统筹法的实践活动……统筹方法是一种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数学方法，是想为毛泽东所提出的统筹兼顾的全面统筹原则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华罗庚体会道：“理论和实践本来是认识论的一个命题，只有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迎刃而解实际中的难题，而实际问题的解决，又能使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提高。”华罗庚排除万难，顶着讥讽去搞从“数学家们的理论数学”到“人民大众的百万人的应用数学”的演绎工程，绝非是“江郎才尽”，其目的也绝非仅仅在于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理论。毛泽东同志信中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已成为他的信条和天职——“不为个人为人民，主席教导记心底。”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一向可好啊。
1967年5·1劳动节，身陷困境的华罗庚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毛泽东见了他，高兴地唤他：“哦，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一向可好啊？”
这一声让华罗庚百感交加，倍受鼓舞。
因为在1966年春，华罗庚率领的统筹法、优选法推广小分队突然被一封加急电报从南方叫回了北京。有关方面宣布了不许他们再出去推广“双法”的“禁令”。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优选法》也受到了刁难，张春桥说是“引导青年崇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直到周恩来总理亲自看了影片，同意公映，这才在1973年国庆节上映。
“文革”开始后，华罗庚家被抄，数学手稿被盗，人脱离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岗位，到中国科技大学教学。他白天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批斗，晚上也不得安宁——红卫兵勒令不准睡床只准睡在地上。更让他揪心的是，他办公室暗暗做了记号的抽屉被人翻过，他精确计算出苏联人造卫星方位与数学模型的机密手稿被窃。
他申诉无门。
灾难还扩散到了他的亲人。
他女儿华顺（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女婿王敬先（时任毛泽东警卫团副团长，后调任苏州地委副书记）均被打成“黑帮”，在押受审；他的姐姐华莲青也被当作“地主婆”，（她丈夫是破落地主）从北京押回到金坛唐王乡农村改造，受尽磨难。
此时，听毛泽东唤他“我们的数学家”，“我们的”啊，他怎能不激动呢？1969年，他推出了《优选学》一书，并将手稿作为国庆20周年的献礼送给了国务院。在国际优选法专业会议上，专家们认为，由于“优选学”的出现并与计算机结合，给设计、生产、制造、控制全过程带来了一场革命。
1970年3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华罗庚要求追查被盗手稿的来信上作了批示：“应给华罗庚以保护”；“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法。”华罗庚激动不已，他火速飞往上海练油厂搞试点。又去北京、武汉、沙市、大庆等推广优选法。真是“冬往松辽傲冰霜，夏战闽粤斗酷暑”，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普及成果。
华罗庚以为成果可以说明一切，可以让一些有偏见的人闭嘴。这一回，他又“犯了政治幼稚病”，尽管他在1946年就已经认识到“科学与政治实在是无法分开的”。科学院的“造反派”头头竟以“冲击政治运动”为名，扬言要下令解散推广优选法小分队。正当华罗庚和他的学生们一筹莫展之际，胡耀邦同志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了，他明确表示支持华罗庚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
华罗庚看到了希望。
然而，1974年，作为毛泽东同志夫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在法家著作注释会上，竟然公开点了华罗庚的名，造谣污蔑，乱扣帽子。江青甚至说华罗庚到20多个省市推广“双法”是“游山玩水”。1975年，“双法”推广小分队被解散了。胡耀邦也无力回天。华罗庚不得不只身入东北。8月，当他从大兴安岭采伐场地来到哈尔滨，愤怒、忧伤、劳累终使心肌梗塞发作了。他昏迷了6个星期，一度病危。周总理闻讯，派出了为自己看病的医生前往哈尔滨救护华罗庚。病中，他仍为“双法”着急。病稍好，他便伏枕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在他向毛主席阐述的十点思想中，第九点是用诗词表达的：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驱原野志千里，翱翔太空志凌云，一心为人民。82岁高龄的毛泽东，看了华罗庚的来信，毛泽东同志当即于1975年10月5日复函，派专人直接送达哈尔滨医院。信中说：“意思很好，大病新愈，宜多修养一时期，待痊愈后，再去较为适宜。”
领袖对科学家的关怀之情，跃然于纸张上，铭刻在华罗庚心中。他在收信后感慨道：“往事历历知多少，衷情难述描，莫过今朝。只觉得盈耳歌声满眼笑，如孺子又得慈亲教。主席年高……虽今日，还淹留病榻上，论斗志，早已直上九重霄。”后来他于1977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愚昧无知的时候，是毛主席用自己的经历启发我觉悟；在我迷途知返的时候，是毛主席用‘壮志凌云’来鼓励我前进；在我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是毛主席进一步教导我‘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在四人帮和林彪散布‘打倒一切’的时候，是毛主席称我为‘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华罗庚向党献出了他珍藏的毛泽东同志亲笔遗墨信件，这些珍宝都曾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编辑本段华罗庚的夫人
华罗庚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其斐然成绩早为世人所推崇。而每当人们问及他的成功之道时，他总是盛赞他的夫人吴筱元，并感叹道：“她是无名英雄，我的整个事业，是与她分不开的！”几十年来，吴筱元在华罗庚的生活和事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吴筱元18岁那年，经人说合，嫁给了同乡的同龄人华罗庚。 婚后不到几个月，瘟疫病蔓延江苏金坛县，夺去了婆婆的性命。不多久，华罗庚也染上了瘟疫，每天处于昏迷状态。这时，吴筱元将吃奶的女儿交给母亲去照管，自己日夜守候在丈夫身旁。由于婆婆刚刚过世，女儿又新来人间，加上丈夫身患重病，使得本来就不富足的华罗庚家中更为困难。为此，吴筱元背着家人，将结婚时心爱的饰物拿到当铺，换钱给丈夫治病买药。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增强了华罗庚战胜病魔的决心和勇气，他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可惜的是，这场病使他的一条腿成了残疾。
二、华罗庚病愈之后，身体虽残，意志弥坚。他立志献身于祖国的科研事业，更加刻苦地钻研起数学来。为给丈夫提供方便，即使有时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她也是一个人设法解决，从不让丈夫为之分心。 不久，华罗庚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得到了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的赏识，并邀请他去清华执教。吴筱元自然也想去北京居住，但想到丈夫每月薪水太低，难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而且她怀孕在身，生孩子更会增加许多费用；何况公公年迈多病，需人照料。于是，取消了随夫进京的打算，挑起了沉重的家务担子。
三、1936年夏，25岁的华罗庚被派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华罗庚得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后义愤填膺，他毅然放弃了在英国深造的机会，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回到了祖国，并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去执教。于是，一家四口久别重逢，开始再次团圆。 由于华罗庚工作极忙，无暇给子女以更多的关心和教育，于是这一重任又落在了吴筱元的肩上。
四、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一家迁居到了北京。虽然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吴筱元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却未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罗庚精神振奋，报国之心愈烈。同时，各项工作也更加繁忙起来。吴筱元不仅操持家务，还帮他抄写论文和书信。一旦客人来家，吴筱元便代他承担起待客的各种杂务；而当他外出开会、办公时，又总是将他的拐杖、香烟和帽子拿出来，一递到他手上。 鉴此，华罗庚的亲朋好友曾问吴筱元为什么对丈夫关心得如此周到，她的回答是：“我能帮他一点忙，他就少操一点心，为国家多出点力。"”他们有三个儿子华俊东、华陵、华光；三个女儿华顺、华苏与华蜜。
吴筱元品格高尚，正如王元先生所言，她在数学界是很受到尊重的。人们亲切的称呼她“华师母”。
编辑本段纪念文章采撷
（徐祖哲）
刚才，看到今天《光明日报》上有华罗庚的简历，这是“人民英模”的系列报道。我简单看了一下，感觉在他对计算机的重大贡献写的太少了。
仅仅一个“1956年,他着手筹建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远远没有反映出他对中国计算机的贡献。
作为中国计算机界的两位功勋科学家，华罗庚、钱三强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2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就发展计算机上书党中央，并进行许多准备与组织工作。
同年秋，华罗庚教授安排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是在他家中讨论的，可惜日期待查），并成立计算机研究小组。1953年1月3日，正式工作。后来，计算机组统一到钱三强任所长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计算机研究组。
1956年6月19日，华罗庚主持召开了计算所第一次筹备会议，根据他提出的“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由中科院、总参三部、二机部（后为四机部）、高校专家14人组成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华罗庚任主任，何津、王正、阎沛霖（后为首任所长）任副主任。
在此之前，1956年3月15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陈毅为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若干学科规划组。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在一个组，由数学家、计算机专家和电子工业部门专家组成，共26人：
华罗庚、严养田、温启祥、闵乃大、吴新谋、苏步青、陈建功、徐献瑜、胡世华、张钰哲、孙克定、黄纬绿、关肇直、江泽涵、段学复、郑曾同、李国平、曾远荣、张效祥、刘锡刚、夏培肃、吴几康、周寿宪、范新弼、蒋士騛。华罗庚任组长。
后来，由于当时常见的一些原因，华罗庚离开了计算机领域。
但是，他还是十分关心计算机的发展。他曾经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该校首批招考的计算机班座谈（昨天访问了曾在场的学生）；1958年，曾经到电子工业部第15研究所讲学（在该所30年、50年纪念册中都有一张照片）。
不靠历史记载、不需权贵褒饰的伟人——怀念华罗庚先生（片段）
徐贤修
1931年，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九月天，我踏进水木清华的清华园，第二天到数学系报到，第一个遇到的是一位带南方口音的青年学者。他问我是不是要进数学系，我说这是我的兴趣。我问他是不是这里的教授，他说不是的。最后我很吃惊地听他说：“我是这里的‘半时助理’。”他解释说：“大学毕业的当助教，高中毕业的当助理。我只是初中毕业，所以当‘半时助理’。”又说：“我现在是熊迪之(庆来)教授的助教，他教本系三四年级的高等分析一课，我帮他改学生作业卷子。”这真是别开生面为才能卓绝的青年想出来的一条道路，一项教育上极有意义的措施。
华先生是一位旷世奇才的数学家。他出身于贫寒的家庭，没有机会受到正常高等教育，初中毕业后只在上海读短期的商业学校就辍学了。但他是一个具有自力更生和奋斗创造精神的青年，所以有超人的成就和杰出的贡献。他的勤奋精神和治学严谨的态度与方法，足为万世师表，这是我们悼念他的本意所在。
1931年左右，清华大学开始创办数学研究所。在当时系主任熊庆来先生策划之下，罗致优秀数学家孙光远先生(精于几何)、杨武之先生(精于代数)，这就充实了教学和研究的阵容。研究所有计划地购置图书杂志，积极罗致青年数学生、青年数学家(后来受聘的有胡旭之、曾远荣、赵访熊诸先生)，真个气象一新。 有名的几何学家省身就是那时第一班研究生，与华先生同时的大学部高班中还有许多优秀的学生(如许宝禄、柯召先生等)，后来都卓有成就。华先生在这人才济济的环境中，立下一个宏愿，即“以个人的努力，追求自己的成就”。凭他超人的智慧和毅力，不到一年，他就在国外的美、德、印度等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五篇文章，足见环境与学风的重要。当时清华聘人条件极严格，但华先生却能破格由“半时助理”直升教员而正式开课教授学生。第二年他发表的文章就更多了。登载的区域也更广了，真是声名鹊起，同侪钦服。清华因此又郑重地升他为第一位未出国的专任讲师(相当于美国的助教授)。这是学校对他不寻常的承认与鼓励，也是学术界的一项创举，这也更可见当时负责系务的熊、杨两先生(杨武之先生于熊先生赴法时代理系务)的大公无私、苦心孤诣和华先生独立奋斗所得的，实至名归。这同时也是当时学术独立，不受死板规定约束的优良表现。一个真正从事教育的人，必须时刻以为团体罗致杰出人才为职责，并使之蔚然成风，这才是最重要的。
华罗庚豁达大度专注学术 谆谆教诲升华我境界！
在极左思潮纵容之下，总有多事之人，把本来普通的真理硬要发挥到极端，以至令它变成荒谬。“理论联系实际”，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极左者首先给它定性为“革命口号”，赋予政治含义，然后便把纯粹理论学科，如“数论”，打入“另册”。从事纯粹理论研究的人，则被扣上“理论脱离实际”的帽子，就有“对抗革命”之嫌，令他们不寒而栗。先生是研究“数论”的，他的杰出贡献，世界公认。“文革”中，就有人借批判“数论”，敲山镇虎，大字报铺天盖地，攻击先生。
华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曾经成功地运用“数论”方法破译日军密码。“文革”中，他身处逆境，虽无力拨乱反正，但仍然谆谆教导我“数论”如何重要，使我不随波逐流，不迷失方向。先生对否定“数论”十分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数论’虽然是很抽象的理论，可它非常有用。能不能把它派上用场，那要看自家的道行。自家没有本事，反怪罪‘数论’，滑稽！”
先生神采飞扬地讲完他的故事，再次叮嘱我：“‘数论’有大用！”我却慌忙“忠告”先生：“您可千万别再给人讲这件事了，那又会被人‘抓辫子’的！”
我讲这些话给先生，就像一个饱经事故的老头子。先生似乎觉得有些意外，望着我苦笑了一下，轻轻地说：“谢谢你提醒我，多个心眼好。”其实，我是在挨整之后心有余悸，才长了心眼儿，更担心先生再被陷害，才故作胸有城府状。如今想起，实在好笑。“文革”中，北大的人闹派性、打派仗，以“反聂”与“保聂”分成泾渭分明、水火不相容的两派，我被班里的反聂同学推举为“首领”。后来看，这两派其实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是非可言，都是被人操纵，挑动，演出火爆闹剧而不自知！当反聂一派式微，受到批判斗争而分崩瓦解的时候，昨天还是我的“部下”的人，今天不仅公开声明要和我“划清界限”、弃我而去，还要贴出大字报“反戈一击”，“揭发”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那年头人们能够想得出来的最大的罪名了。“罪名”却没有成立，因为所提供的证据连对立派也不屑一顾：那仅仅是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曾不经意地说，觉得她的妈妈长得有几分像毛泽东。明知这是一句毫无恶意的话，同班同派同学却硬是把它“揭发”出来，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编织出来一个大罪名。
先生听了我的故事，惊讶地说：“天哪！想不到竟然有这样的事，你这也算‘经风雨、见世面了。’”
先生是经过暴风雨,见过大世面的人，见我口口声声称“被小人陷害”，便笑着开导我说：“不是也有人说我‘反对毛主席’吗？他们或许以为这样做，自己的日子就变得好过了。我看，你也不必过于耿耿于怀。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值得摆在心里的，莫要虚度光阴，你今后为国家出力靠的是本领，你读的数学有大用啊！”
先生一向君子风范，坦荡磊落，从不设防。我看过那些攻击他的大字报，内容大都是对他说过的话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文革”过后，所有加在先生身上的不实之词，自然全部推倒。先生大度雍容，宽宥了所有诬陷伤害过他的人。对那些登门忏悔道歉的门生，他非但不计前嫌，反而大加劝慰。
法国作家雨果有一句话：“地球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但人的胸怀可以比天空更宽广。”学先生的学问，“难！学先生的雅量，也难。 ”
先生虽身处逆境，但仍然洒脱飘逸，豁达大度，我深受感染。他的开导，使我仿佛醍醐灌顶，不再为受到的小小委屈耿耿于怀。先生给我讲的破译敌军密码的故事，立即激发了我对“密码学”的兴趣。当时，没有任何可读的中文书籍，只能找来一本英文的《密码学原理》，如获至宝，开始啃书。那书内容陈旧，领我入门倒也足够。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到处都离不开信息的获取、存储与传递，因此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密码学”发展得日臻完善成熟，为保障信息安全的各种实用技术提供理论与方法。197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电机工程学的学者迪费和海尔曼联名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密码学的新方向》，把“密码学”的研究与应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建立的新方法所依赖的理论还是“数论”。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的现代“密码学”中充满了数学，“数论”依然是其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先生的先知先觉能不令人惊叹？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参与了大学里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科研课题，我们运用近代的“密码学”的理论，研究开发实用技术，颇有成绩，研究成果获得了三项美国专利。饮水思源，华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不仅在数学上，更在于他指点我懂得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生命的境界会随着心胸的宽广而开阔。
华罗庚遗失学术文稿 中国数学界的损失
先生在“抄家”中丢失的手稿远不止这一篇，具有更大学术价值的作品有的也不知去向。对于在“抄家”中损失的所有东西，先生都不介意，念念不忘的唯独那些抄走后下落不明的学术文稿。
1984年，华先生已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IT)之邀，赴美讲学一年，他的公子华光兄随同。访美那年的夏天先生又应邀访问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英文简称为UCSB。加州大学共有10个校区，星罗棋布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各个主要城镇。UCSB是这所大学设在圣塔芭芭拉的一个校区，我当时正在这里的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圣塔芭芭拉是个美丽的滨海城市，有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四季如春，永远是蓝天白云，鸟语花香。城市不大，却到处可见尽显西班牙风情的民居建筑，红顶白墙，古朴与粗犷中呈现着妩媚。UCSB校园中还更多了一份学术的庄严肃穆和青年学子们带来的勃勃生机。先生在圣塔芭芭拉的心情格外愉快，兴致颇高。访问的头一天排满演讲、社交活动与招待宴会，当晚下榻校园中的“校长官邸”，那里是UCSB专门接待尊贵客人的地方。它是一所修建在小山顶上的独立院落，四周山坡是精心维护修剪的草坪，院子里错落有致地栽种着亚热带的奇花异草。依山而傍海，足不出户隔窗就能远眺太平洋的碧波万顷，夜深人静可以聆听浪涛拍岸的节奏。忙了一整天，先生仍然精力充沛，他挺喜欢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喜欢这里的大自然，也喜欢这里的同行。次日清晨，华光兄来电话，说先生约我到他住处“聊聊天。头天人太多，都没顾上好好谈一谈”。
先生首先“聊”到他这次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讲学与合作研究的内容。那是一个属于“数理经济学”范畴的研究，题目叫做“计划经济中的大范围最优化问题”。然而，先生又“聊”到他的“矩阵几何”。
世人皆知华先生在“数论”、“代数”和“多元复变函数论”方面的奠基性工作，他是那三个数学分支的开路先锋与掌门人，还带起来一大批追随者，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先生在“矩阵几何” 这个数学分支上也同样做过开拓与奠基。顾名思义，“矩阵几何”是一门探讨矩阵的几何意义的数学分支，是华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开创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先生当年关于“矩阵几何”的论文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国际数学家的关注与引用。先生对于这个学科的强大生命力，早有预见。他对这个学科情有独钟，直到 “文革”前，相关的研究始终不曾中断，并且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遗憾的是，此次在美国讲学中，他却没能够系统全面地展现他在“矩阵几何”方面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原因就在于，先生在“文革”前已经写就的数篇论文，还没有来得及发表，风暴袭来，那批弥足珍贵的文稿也同他的主人一样，未能幸免于难，竟然在“抄家”后不知去向。先生“聊”到“抄家”对他府上的毁坏情况，形容说：“狼藉一片，惨不忍睹。”我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可以想象得出来，“抄家”对先生和家人所造成的伤害。
闪现在科学家脑海中的灵感，就似流星划过夜空，以后很难完全再现。著书立说的激情亦如潮汐，有高涨低落。时过境迁，何况年事已高，华先生不可能再把丢失的文稿重新复述写出。他始终怀抱有朝一日那些失散的文献，尤其是那数篇“矩阵几何”的手稿，能够完璧归赵的希望。但是，把它们找回来的希望又有几分？
我实在不忍心预想先生最后的失望，我要给先生“降温”，说出我的毫不乐观的判断。于是，我给先生“聊”起我旁观过的抄家全过程。“文革”初期，北大同班几位“大革文化命”的激进同学成为班级的“领导核心”，他们组织全班同学去抄了三位老师的家。部分学生打着革命旗号，在老师家里“造反”，不仅翻箱倒柜，还对老师及其家人训斥、“勒令”。抄来的“胜利战果”，不仅没有起码的负责任的保管，还要摆在校园露天“示众”，引来无数人参观、翻检，最后多半不翼而飞，下落不明，根本没有物归原主的可能。当年非法抄家，事后良心发现，肯主动提供线索，协助政府落实政策，将抄来的“战利品”物归原主者又有几人？听完我的故事，先生摇头叹气：“依你之见，怕是没有希望了?”先生和我心里都明白，他那些珍贵的手稿已是凶多吉少。这批珍贵数学手稿的遗失，成为先生本人的巨大遗憾，更是中国数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
山南海北，师生推心置腹，促膝畅谈三个多小时，先生依然谈兴不减，毫无倦色，但我还是决定告辞，先生毕竟已然74岁了。不想这辞别竟成永诀。
恩师次年6月12日逝世，那是应邀在日本讲学时心脏病突发。那天，先生站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的讲台上，向日本的数学家演讲《理论数学及其应用》。在演讲完成的那一刻，他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撒手人寰，犹如战士捐躯沙场，可谓死得其所，慷慨悲壮。先生完满成功地走完了他光彩夺目的人生历程，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