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拌饭图片和做法:西安事变期间“三位一体”的军事协商与部署

“三位一体”指的是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所结成的军事同盟，其对外曾公开其名义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并组织有“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西安事变乃一军事政变，面对强敌环侍，战火东燃，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在事变期间的军事协商和应变部署无疑具有关键意义。多年来，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仅就此作一系统的说明。

事变初起时的军事形势

　张学良早有联苏、联共、抗日、反蒋的想法，根据1936年5—6月间中共与张学良商定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双方原准备在这一年的秋天，至迟11月公开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1]此一计划订立之初，张学良与杨虎城尚未就此互通讯息，因此杨的十七路军没有计算在内，但考虑到十七路军其实也在暗中与红军订有妥协的密约，从后来的事实发展看，陕、甘地区这三大军事集团—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相互间取得反蒋默契，联合控制西北大部分地区(即包括陕西、甘肃大部以及青海一部分在内)，应该不成问题。更何况当时国民党中央军还没有进入这一地区，再加上这个时候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早在与苏联密切合作，西北发动的外部条件相对比较有利。
　西安事变发生时，军事形势已大不如前。首先是红军1936年春东征山西前以为根据地的陕北大部分地区，以及同年5月西征以后，直至宁夏战役进行之初还曾控制过的甘北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这个时候已先后丧失，或沦为游击区，红军主力除一部渡过黄河进入甘西地区以外，近5万兵力几乎全部被压缩在北至盐池、定边，南临洪德、豫旺，西不过惠安堡，东不过安边堡这一十分狭小的区域里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虽然还分布在东迄潼关，西抵兰州，北达洪德，南逾秦岭这一广大区域内，但由于汤恩伯率领的十几个团的中央军一度从山西越过黄河进占陕北，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又尾追红军二、四方面军由甘南切入甘北、宁夏，致使西北唯一的交通要道西兰大道被拦腰切断，使得东北军东西两面暴露在中央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尤其是张学良原计划以甘北平凉及其以西地区作为抗日发动的根据地，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2]等部二十几个团的中央军横阻其中，更是使张学良有如梗在喉之感。
　尽管形势险恶，要发动这样一次意在影响全国的特大军事政变，身为军事领袖的张学良自然在军事角度也预先有所设计。张学良敢于冒险一试的最主要的资本，一是有蒋介石在手里，南京方面多少总会有点儿投鼠忌器的心理，不致大举冒险攻城，置蒋介石之安全于不顾；二是他自信手里还有20多万军队，可以与南京方面相抗衡，万一西安不守，还可以退向甘肃平凉以西的根据地与其周旋相当时间。当然，把蒋介石扣押下来，谁也不能保证蒋会服软，或南京方面一定肯妥协，何况中央军兵多将广，装备精良，又有飞机大炮，那些黄埔出身的将军们一向轻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打一仗，他们也是绝不会轻易吞下这颗苦果子的。因此，张必须要做战争的准备。
　这时，在西北的东北军总共有四个军并三个独立(直属)师，即驻守兰州的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在甘北参加守备和剿共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一0五师(师长刘多荃)，以及驻防渭北一带的第五十七军(军长先为董英斌，后为缪征流)和第一0六、一一五两个直属师，总兵力约13万人。而十七路军则有两个师四个旅，即第十七师(师长孙蔚茹)、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以及警备一、二、三旅和独立旅，兵力约7万人。另红军为三个方面军，兵力将近5万人。三方面力量合计兵力约25万人。这三支军队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虽然相对作战能力较弱，但以阵地战阻遏中央军推进，张学良多少还是有信心的，何况还有战斗力较强的红军相配合，因此在他看来，军事上的问题并不是很大。当然，这里的第一步是夺取潼关，利用有利地形拦堵中央军沿大路突进。在这方面，由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部分兵力都集结在西安附近地区，应该能够办到。其次，就是对付西线的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部，一旦他们把矛头转向西安，很可能会切断西安与平凉基地的联系，因而威胁甚大。好在红军主力恰好位于西线，他们在数万东北军的配合下，应该可以挫败中央军的进攻。毕竟，红军曾经不费力气地战胜过东北军，不久前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打败过胡宗南。

事变开始后的应急措施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西安事变刚刚发动，张学良就迫不及待地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通报此一惊人消息，其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红军主力立即南下至环县一带，以便配合西安方面之行动，防止正在向定边、盐池推进的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回师攻陕。他特别要刘鼎告诉中共中央，事变已经发生，红军切勿再考虑前此之转移计划[4]，应积极协助王以哲部解决甘北的胡宗南中央军。同样，在当晚时的回电里，中共中央一面急切地证实西安事变的消息，一面也突出强调军事上紧急应变的重要性。毛泽东明确表示：红军愿意担任箝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等中央军的任务，同时特别提醒张学良务必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至平凉之线，将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至潼关之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线留给红军防守即可。随后，毛获知中央军樊崧甫部正紧急赶往潼关，又特别通知张应速派重兵抢占潼关，强调应将“重兵置于潼关、风翔、平凉，潼关尤要”，以便严拒樊崧甫。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格外重视建立“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的工作，主张迅速由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三人组织一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建立抗日联军，以便实现统一指挥和部署。当然，在此一机构成立之前，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愿意尊从张学良的作战部署。[5]按照张学良的要求，红军除留部分主力于定边、盐池、洪德继续在正面箝制胡宗南部以外，迅速分兵约2万人开始南下至环县、曲子镇、豫旺堡、毛居井一带，准备与驻守在平凉、固原、庆阳一带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截击可能回师的胡宗南部。
　 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的前途及其应取的对策进行了详尽的讨论。讨论中，中共领导人深感军事情势不容乐观。会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再电西安方面，详细说明了目前应取的军事方针。电称：第一，正在河南驻防的中央军刘峙集团很可能会合力夺取潼关，靠近潼关的杨虎城的部队应集全力占领潼关并坚守之。第二，为确保西安有巩固的后方，必须牢牢控制兰州及汉中这两大战略要点，为此，除应令东北军于学忠部固守兰州，防备毛炳文等部进攻外，尤其应集中东北军之王以哲、董英斌两部与骑兵军于平凉、会宁之线，将该线上之中央军赶向陇南，同时拒止胡、曾、关等部南下。为配合此一行动，红军将以有力之一部尾追胡宗南部，另以一部防守固原、海原之线，以便在胡宗南向南推进时，合力夹击之。
　这时，南京方面已经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强烈反应。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在12日当晚即紧急召集的临时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强硬的决议，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而“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紧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6]与此同时，接到张学良密令夺取洛阳的东北军驻洛阳炮兵旅旅长黄永安已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而本来奉命向潼关运动抵抗中央军推进的十七路军冯钦哉部也开始秘密与中央军接洽，以致中央军樊崧甫部抢在西安方面之前夺取了陇海线的战略要地潼关，樊部之董钊师更进一步抢占了华阴，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大门由此而洞开。再加上南京方面掌握实权的何应钦强烈主战，甘北之胡宗南等各部中央军这时也得到消息，蠢蠢欲动，西安方面明显地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
面对这种情况，张学良颇为焦虑。他于14日发电专门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情况，要求红军主力务必承担起监视胡宗南、毛炳文的任务，同时抽调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以防中央汤恩伯部回师陕北南下。鉴于军事情况颇为紧急，中共中央这一天决定急变原先之提议，建议张学良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军事组织，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做好迎战准备。电报主张：（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於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於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箝制胡敌，另一部则在肤、甘箝制汤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於大局无碍。[7]
据此，毛泽东当天即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提出“我野战军三个方面有迅速出至西峰镇地区，靠近东北军，到后以情况或增援西安打何应钦，或增援固原打胡宗南之任务”，部队应于“明十五日开始出动，限七天到达”。考虑到潼关失后，西安易攻难守，再加上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作战能力的担心，彭德怀等相信借机击破胡宗南，创立甘北根据地，进一步接通甘西并出宁夏，争取实现接取苏联援助的目标，对整个“三位一体”的巩固和发展，要比南下西峰镇去增援西安更有意义。但毛泽东坚持认为，既然现地胡宗南暂时没有动静，无仗可打，对张、杨危急又不能相救，“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又有许多不稳定成份，南京又在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一来可以“壮其胆而振其气”，二来也不影响打胡，不管西安能守与否，南下都有几种机动，而在现在情况下孤军伸出宁夏，完全没有可能。[8]当然，考虑到此时国内各方面对西安事变的不良反应开始接踵而来，苏联方面也有不利于张学良之公开广播，中共中央从保持第三者姿态的宣传角度考虑，认为“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
张学良并不希望战争，共产党也不希望战争，他们的目的说到底其实都是一个，就是象张学良、杨虎城事变当日发布的通电所宣布的，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若能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自然最好。问题是，武力扣押蒋介石，并且逼迫改组南京政府这一行动本身，无异于根本上否定南京政府，它绝对不是当前在南京当权的那些人所能轻易接受的。如今事态的发展更进一步证明，不论张学良对蒋介石如何处置，在南京方面与与张、杨之间没有妥协的任何可能性，中央军的大举进攻不可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关于红军外线作战的协商


15日，在“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指挥下，中央军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南京方面的大批飞机开始轮番轰炸潼关至西安线上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毁房上千，炸死军民数以百计。至此，不击退中央军的进攻，西安事变的要求就无法顺利实现。而要击破南京方面的进攻，光靠“三位一体”这20余万部队，在内线作战，节节抵抗，被动挨打，无论如何不可想象。不赶快打几个胜仗，设法使自己尽快转入主动地位，本来就不稳定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势必要被南京方面分化瓦解，结果事变必然归於失败。

　根据红军的作战经验，毛泽东很清楚这个时候最好派一部主力迅速转入外线，采取运动迂回的方式，与内线的抵抗相配合，实行大胆的主动的进攻作战。此一设想多少有些冒险，尤其是万一不能迅速取得重大战果，对全国形势影响甚大。因此，毛初时颇感犹豫。但就在中央军委刚刚发布部队向西峰镇集中的命令的第二天，即15日，毛泽东已认定非如此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故密电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等，提出：“无论军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因此，在敌向西安进攻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对此，彭德怀等显然表示怀疑，他们复电称：我们目前战略方针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若野战军立即“出河南取进攻姿势，这样可能延长内战，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且我主力在时间上来不及增援西安”。一旦胡宗南等对我实行南北夹击，很可能隔断我与苏联以及同西路军之间的联系，使我无法取得外援。刘伯承这时也致电军委，认为目前不宜出河南，而应尽力掌握全甘肃，并以相当兵力乘黄河结冰期夺取相关之战略要点，攻取宁夏，以援绥远，接通外蒙。
但是，毛泽东在反复考虑之后，仍旧坚信他的决心是对的。他明确告诉彭德怀等：不应为胡宗南所迷惑，尤不应将红军主力变成对胡宗南的箝制队，应在战略主要方向上有决定的自主的作战部队，因此，主力应该改延安集中，废止向西锋镇集中的命令，争取10天左右赶到延安，以便从延安取直线迂回敌后。[2]显然，中共中央军委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军委主席团因此于16日电令彭德怀等：“(甲)在南京内战军中，胡宗南不过一支队主力，在陇海线，汤恩伯为又一支队。(乙)我们的任务是击破其主力，箝制其两支队。(丙)决将西峰镇集中计划废止，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并发展至直迫南京。在此总方针下，或渡两道黄河直取郑州一带，或渡渭水下游，截击潼关一带。在某种必要时，也可渡泾水下游至分阝乾一带，有几个战略战役之机动。[3]所以，当次日张学良来电告诉中共中央，说明东北军和十七路已集结主力在渭南方向，准备全力抵抗南京军队的进攻，再度强调红军宜将主力置于环县、豫旺堡以北，集力压迫胡敌，以掩护西安后方的部署时，毛泽东马上就在复电中提出：“集力抗战甚妥。惟对敌意见，弟认为胡宗南、汤恩伯均不过一支队，各以一部箝制可也，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之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此点祈考虑。”如此，则可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取守势，而“红军应以进攻防御的姿势打击敌人”，因为只有蒋系军队被严重打击后，国内各派才更好胁迫南京抗日。[4]

毛泽东的这个以主力打出外线的大胆的战争设想，其实是他惯用的战法和最重要的军事思想之一。只是，这样的设想这时在张学良看来无论如何都太冒险了。张学良首先担心的就是西安和兰州的巩固问题。他早就清楚，从军事角度西安不可长守，因此他早就把平凉及其经西地区视为东北军的战略后方，胡宗南中央军在甘北的存在，随时可能使切断西安周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退路，再加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时均已出现部队倒戈的情况，部队兵力已有不足，甘北王以哲部已不得不抽调一部南下作战，红军主力一旦转入外线，陕北必定出现真空地带，光靠王以哲部剩下的三个师绝不可能独力对付胡宗南和汤恩伯两个中央军主力，万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进一步发生倒戈或分化，西安的局面必定转瞬间即变得不可收拾。那时外线的红军远水救不得近火，必然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力量。因此，张学良始终不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不过，考虑到南线军事形势日趋严峻，张已经同意必要时调红军参加对南京正面进攻军队的决战了。

红军接受张学良的作战方案


17日下午，张学良派刘鼎乘座他的飞机前往延安将周恩来等接到西安。双方很快举行了秘密会谈。张学良首先向周恩来通报了当前的军事形势，指出：“刘峙已以5个师入潼关，围华县，逼渭南，如急进，应战无把握。张拟以杨部控制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须红军参加”。在东北军方面，“刘多荃、董应斌及何柱国两个师需一周内方能集中，沈克师已开动，王以哲三个师留固原、平凉，拟压迫沈久成师离会静，十三师离咸阳经华阳趋汉中，十七路(军)向西安潼关线集中。”张学良仍坚持，红军主力参加对胡宗南部作战，一部接防延安、甘泉。但相信在胡宗南北退后，红军主力必须迅速南下出渭水下游北岸，侧击由潼关向西安推进之国民党中央军，参加决战。两人据此商定，红军主力仍先开庆阳、环县一带，一旦胡宗南部北退即南进，同时以至少一个军的兵力接防延安、甘泉之线，并准备南下策应。[5]

　 根据张学良通报的近几天与南京方面接洽的情况，周恩来得知蒋介石的顾问，过去也做过张学良顾问的英国人端纳已于14日飞来西安，其带来宋美龄亲笔信，内中有“宁抗日勿死敌手”的话。[6]多半因为这些因素，蒋介石已同意下令让南京方面暂时停止进攻和轰炸，以便双方进行必要的接触与商谈。蒋鼎文受命於当天上午飞洛阳转赴南京传达蒋之手令，宋子文及于右任已答应明天来西安进行具体谈判。但是，前方的战争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缓和。

　 18日，尽管蒋鼎文携蒋令已经洛阳到达南京，中央军刘峙部仍开始围攻华县，好在东北军士气甚高，三个连守军顶住了一个团的进攻，而东调的两个师更是一昼夜赶百余里驰援渭南，准备抵抗中央军之进攻。但考虑到杨虎城所属冯钦哉部已表示效忠南京，毛泽东对东线的防务仍旧比对西线担心得多，仍旧相信非取外线主动进攻，不能解西安之围。因此，18日晚，毛泽东再度致电西安方面，提出红军第一步可以出至西峰镇，但第二步应出泾川、长武，以便于保持战略机动，而后或出河南、或出长安，或进行抵御胡宗南的作战。对此，张学良、杨虎城与周恩来进行了彻夜的讨论，最后决定：第一步骤，仍以张、杨两军主力迅速集中於渭河下游，东击刘峙集团，以一小部协同红军伺机打击胡宗南，以一小部监视天水、汉中之敌；第二步骤，如打胡宗南得胜，或胡敌退宁夏，则迅速集中张、杨与红军主力於渭水下游与刘敌决战。为防不测，西安方面目前即须开始武装民众，部署守城事宜。同时还应做好西安不守时的后撤工作。张学良主张让开陇海路以西北为后方，杨虎城主张西撤甘肃，坚守西兰大道。周恩来提议，张、杨两部以兰州、平凉、西峰、洛川一带为后方，红军守庆阳、合水、肤施、甘泉、鹿阝县、宜川、延长，张、杨表示可以考虑。依据18日晚的讨论结果，张学良于19日正式向东北军、十七路和红军下达命令如下：一、据报胡、关、曾、毛等军有进出天水、宝鸡一带威胁西安企图。二、联军为巩固后方予敌以大打击之目的，部署如下：甲、除令十七路军一旅附骑团警备凤县、宝鸡、陇县固守外，着五十一军抽二师驻定西连系王以哲军相机击破胡敌；乙、六十七军以主力守固原、平凉，与于学忠军连系，协击胡敌；丙、红军仍竭力抑留敌人，如敌南侵跟踪追击，则相机歼灭之。[7]

　 张学良同时提议，宁夏战役时已渡过黄河西岸的红军西路军应暂停西去新疆接取援助的行动，而以一部东出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并可接近兰州与东北军打通，张学良可以从于学忠处拨弹药以援助西路军，同时派一骑兵团向靖远游击与之配合。

　显然，毛泽东这时仍旧相信红军首先东出更为机动有利。19日，毛泽东一面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命令红军主力分数路纵队取直径南下，限10天内赶到泾川、长武，20天内赶到西安，首先参加东线对刘峙作战，取得胜利后再西打胡宗南，一面接连数电给周恩来，要周进一步向张学良说明红军首先东进之必要。毛电称：“目前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苏维埃共产党目前的方针是迅速召集和平会议，为反对内战，团结抗日而斗争，西安友军亦应本此共同之方针而努力。“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为执行此总方针之重要手段”，故“红军决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坚守渭南、临潼、西安线二十天，红军必可赶到，参加决战，击破东线之敌，如此则西敌不成问题矣。因西线胡、毛、曾、关各部准备集中天水，此举将空出甘北，对联军方面并无不利。且胡宗南从海原转至天水须时一月，到后必疲劳而不能马上投入大规模作战，有王以哲三个师和红军一部扭打不难暂时阻敌前进。而特别重要的是，红军尽快东进不仅是要配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消灭进攻之敌，而且是要迅速稳定十七路军，因冯钦哉倒戈后指望十七路军顽强抵抗东来之敌确有严重问题，故目前“争取十七路全部稳定於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但当周恩来同一天将张学良的命令电告中共中央后，毛泽东还是决定尊重张学良的意见，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于20日复电表示同意，称“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则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随后，毛泽东复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再度下令红军主力遵照张学良命令行动。电称：“恩来十九日从西安来电所述第一步军事计划”，“我们已同意”，即“红军主力在环县、庆阳集中，如胡、毛、曾南下，与王军配合消灭之，红军一部开甘、延，箝制汤恩伯”。

决战部署的变化与取消


这时，抗日援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已经组成，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下设参谋团、设计委员会、民运指导委员会，参谋团团长为何柱国，民运指导委员会主任为王炳南，设计委员会亦要中共派人主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组织机构由此初步产生。与此同时，张学良、杨虎城还与周恩来具体商量了进一步组织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方案，决定推张学良为总司令，杨虎城、朱德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均加入军政会。一方面“三位一体”正式结成，另一方面得知红军不日即将赶来西安参加决战，整个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上上下下颇为振奋。
21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同时在甘北的红军主力也依据张学良的命令，开始向庆阳、环县一带集中，准备协同王以哲军打击胡宗南。可是，20日，华县失守，三个连的东北军“尽遭枪杀”，南京方面并没有切实按照蒋介石的停战令实行停战，此举不仅毛泽东更加担心，而且也使张学良颇受震动。毛泽东在20日明确提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应立即开始做从西安就近撤退的准备，东北军应以洛川为后方，十七路军应以韩城为后方，两军辎重应逐渐向两地转移，以防万一不守时仓促误事。张学良也开始意识到，东线防务确较西线更为危险，毛泽东提议的先东后西的作战计划不无道理。
21日，张学良明确向周恩来提出改变前此计划，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首先进行东线决战。经讨论后，双方共同决定：除红军以一部尾随胡敌牵制其行动外。红军主力全部由庆阳、西峰经正宁、分阝县在咸阳过河转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域，在此期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尽力迟阻刘敌於临潼、渭南，等东北军主力集中，红军到达指定位置后，即与东来之敌进行决战。张明确提出：此役之“决定关键在红军”，请红军务必尽快于十天内集中长武、分阝县，再十天赶到咸阳、兴平补充被服、子弹。周恩来据此电告毛泽东：“此间力求坚守渭南、临潼线，待红军来会战”，红军所需被服、子弹均可在咸阳补充。有关西安撤守计划，亦参考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第一步移咸阳，第二步移洛川、西峰。[17]毛泽东得电后，十分兴奋，一面于22日迅速复电周恩来，表示：“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罗炳辉、肖劲光、谢嵩三部箝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亦加入”；一面转电彭德怀等称：周恩来21日电称，张、杨已赞同先打刘峙，红军务必在10天内赶到分州，再10天赶到咸阳、兴平、石桥，应由庆阳、西峰分经正宁、分州南下。被服、子弹在感阳领取。张、杨主战，士气亦高，但胜负关键在红军。鉴于此，“野战军应分两路迅速南下，不顾一切集中咸阳，消灭刘敌，对胡敌以王以哲、于学忠、罗炳辉、肖劲光箝制之”。与此同时，为防备胡宗南等部乘虚从西线开始进攻，毛泽东在要求东北军步骑5个师立即固原、西峰、平凉一带加筑碉堡，屯集粮食，准备死守外，还特别指示红军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二军尾击胡宗南、曾万钟部，与东北军“密切配合，协同动作”，第一步集中大水坑地域，“第二步依胡、曾等敌军南进情况积极动作，于其侧后并相机消灭其一部”。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彭德怀率领一方面军主力先行赶往庆阳，然后兼程赶往咸阳，二、四方面军亦迅速跟进，准备配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以东地区与南京中央军展开决战。毛泽东并一再鼓励张学良、杨虎城，要“决不动摇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的决心”。而注意到何应钦以主力周岩、黄杰两纵队用于渭北，以李默庵纵队用于雒南，仅以樊崧甫纵队置于正面的情况，毛再度强调了红军实行外线作战的必要性。根据他的提议，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应全力固守富平、三原、高陵、康桥镇、渭南、临潼、蓝田和商雒，以便红军主力到后第一步出蓝田击破李默庵部，第二步迂回陇海线，与正面守军夹击消灭樊崧甫纵队，一举打破南京军队的进攻。[19]当然，与前此进击河南，乃至迂回直迫南京的战略设想不同，毛泽东固然仍旧相信，必须很快地打几个胜仗，才能真正和下来，但中共中央也注意到过激的军事步骤“有造成对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它这个时候更多地还是强调作战的“防御性”，强调要将作战目的局限在促使南京方面“反省”的水平上。[20]
　不过，还在12月22日，随着宋美龄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进行谈判，南京方面也随之开始实施停火，以候谈判的结果。越燃越烈的战火终于渐渐熄灭下来了。三天之后，蒋介石作出妥协，同意下令中央军退出潼关，张学良因此作主释放了蒋介石，并亲自送蒋回宁，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至此，西安“三位一体”准备的作战计划不再需要了，西安事变期间紧张的军事协商和作战部署划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