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情事百度云完整版:1934-1936 中共军事政治斗争始末

李庆山 《大长征》


“大转移”决策经过

　　1934年5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出来。张闻天公开指责起博古、李德亲自指挥的广昌战役是拼命主义。

　　由于这次书记处会议主要是总结广昌战役，所以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和广昌战役策划者出席了会议。他在回忆这场初次正面公开交锋时写道：

　　洛甫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央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3个月的季度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独立部队深入突破封锁;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部队的整编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5月至7月的军事计划，已提出了“大转移”，即后来长征的初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准备了5月至7月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

　　李德和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提出所谓新的军事原则，即打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过半年功夫，红军节节败退，苏区日见缩小。

　　但博古、李德并没有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主观上找原因，相反，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但事实是：

　　第五次反“围剿”时有19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中央政府领导后方倾尽一切力量支援前线，支援红军，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资、粮食和兵员供给。由此可见，李德、博古为自己推诿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二万五千里”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到湘西会合第2、6军团，寻求无堡垒的外线作战而已。

　　其实，寻求无堡垒区域外线作战，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就提出过，但都被拒绝了。

　　1934年夏天，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周恩来负责秘密准备

　　“三人团”中，周恩来负责“大转移”的具体事宜。从五个方面做了准备工作。

　　组织上的准备：

　　为了适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中行军作战的需要，1934年9月、10月间，中央军委命令各军团成立后方部，规定：

　　“在各军团内组织野战后方部，凡军团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补充团、修械所均包括在内。”

　　“这些后方勤务机关，由军团司令部实现其领导，在军团干部中任命一后方部长，统一指挥后方机关的工作，并于其转移中及配置中，负责管理。”

　　命令具体规定：1军团、3军团的后方部下应有“包括4个所的军团医院……共7个所，其收容总数为3500人”；“一个中站三个小站”；“军团运输队360名”；“两个充实的补充团(10月1日编入)，新战士共2800人”；“中等的修械所工人10名”等。

　　命令要求：“军团后方机关应于10月1日组织好。”

　　这一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签发的命令最后强调：“这一命令完全是秘密的，只限于给军团首长，军团首长应依此命令下达个别命令，分别施行。”

　　兵员上的准备：

　　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月至9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10万人。

　　1934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发出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9月4日，在“大转移”前夕，中央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布成立独立第21、第22、第23三个师，组成了红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物资上的准备：

　　为确保红军“大转移”，后方赶制了弹药、被服，筹集了粮草，赶做草鞋，准备了大量军用品。

　　叶季壮时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他回忆说：

　　在长征前几个月当中……特别是整理了兵工厂，造炸弹(每月5万发)，翻造手弹(每月达70万粒)，修理迫击炮弹(共3000发)等，保证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弹药及长征前得到比较充分的补充，成了红军有史以来兵工厂空前的成绩。8月9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7.5万余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20万双草鞋慰向红军。9月15日前完成10万双。”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100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军事上的准备：

　　1934年5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25军突围转移。

　　8月，任弼时、王震、萧克、王首道，率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2军团会师。

　　9月，寻淮洲、粟裕率红7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曲。

　　同时，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斗争，从军事上也着手部署。5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重新划分了江西、福建、粤赣、赣南军区及所属分区，明确其目前任务分两个方面：一要在敌远方创造、扩大游击区域，开始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敌人高度兵力于自己方向……二要在敌近后方翼侧及局部正面上建立强有力的作战分区。新成立的赣南军区，由项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及军区司令员，指导党政工作。

　　舆论上的准备：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基本口号，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7月4日党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要求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及加强部队政治与军事的训练。每一个赤色战士都要深入地了解工农红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期是更加迫近了。

　　7月8日，博古在瑞金演讲时指出：“目前的阶段中，我们已不能满足于宣言与协定。时机已经成熟，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相应的决定。”

　　由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于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郑重宣称：“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8月1日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率领受阅红军举行了抗日宣誓。毛泽东讲话宣称：“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随时准备随着先遣队出发。”

　　这些舆论实际上作了红军主力准备离开中央苏区的思想准备。

　　根据“三人团”的计划，“大转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实施。由于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月。

　　蒋介石获得我军情报

　　蒋介石获悉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将突围出中央苏区的情报，是在破坏中共上海局以后。李德这样回忆：

　　当时上海局的领导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在或者被枪杀或者叛变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况下，选择了后一条路，投靠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他们供出他们一切熟悉或者知道的情况，导致了白区很多领导干部被捕，中央和地方党的组织被摧毁，很多重要文件被丢失。

　　蒋介石很可能就是这样知道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幸好只是一个大体轮廓，因为具体的细节，特别是突围路线和日期，当时尚未最后决定，所以也没有告知上海局。从很多情况来看，蒋介石其实已经得到一些关于红军基本决定的情报。

　　李德制定的红军8至10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依然命令红军全线抵御，分兵把守，但前方接连而至的失利，令其惊慌失措。

　　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1、红7、红9军团，在福建建宁与敌蒋鼎文、汤恩伯第2路军6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彭德怀红3军团与敌刘和鼎第9纵队4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敌南路军陈济棠部占领会昌筠门岭要塞。敌李延年第4纵队占领福建连城。敌薛岳、吴奇伟等6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8月，彭德怀、董振堂红3、红5军团仿佛又打了一场“广昌战役”。红军伤亡2300人，其中干部就达600余人。最终广昌以南阵地全部失守。

　　10月6日，石城沦陷。

　　10月14日，兴国县城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人力物力资源濒临枯竭，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危急。

　　突围――只剩下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毛泽东被临时补进长征花名册

　　1934年10月25日晚，红军突破了敌人设在信丰古陂的第一道封锁线，马上就要走出中央苏区了。

　　半夜时分，毛泽东拄着棍子走在漆黑的山径上。忽然迎面出现了点点火把，每支火把的后面，都跟着一副抬着伤员的担架。担架员们一路兴奋地说：“新田、古陂打下来了！”

　　走过古陂街二三十里，到了宿营地。胡昌保带人到军委副官处去领取供给毛泽东的食品和物品。副官处的刘副官正拿着本子发东西，见了他们便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领什么东西？”

　　胡昌保回答：“我们是毛主席的警卫员,领取供给主席的东西。”

　　刘副官翻开本子，看了半天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便说：“毛主席的名字不在这里。这里有博古，他为中央一队，王稼祥等为中央二队。毛泽东来了，怎么办？我去请示一下。”

　　军委副官处的花名册上居然没有毛泽东的姓名，他成了“编外人员”！

　　刘副官请示回来说：“毛泽东及有关人员编为三队吧！”说完，发给胡昌保他们一些打下新田、古陂的战利品。

　　毛泽东是临时补进长征队伍的花名册的！这个临时编成的中央三队，除了毛泽东和警卫班十几个同志外，其余就是马夫、挑夫、担架员等，几乎成了毛泽东“独立支队”。后来，这个中央三队才编进军委系统的“红星纵队”。

　　这印证了伍修权、吴亮平等同志的回忆：有的为“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不幸被俘牺牲。他们最初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当然，这里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李德临出发前夜，项英跟他的彻夜长谈中谈到的，毛泽东跟博古有过默契，毛泽东表示“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博古才最后批准毛泽东长征。

　　毛泽东差一点被取消长征资格！虽然出发前被勉强允许长征了，可又没有把他的名字列进供给“花名册”，对他置之不顾。

　　当时的走与留，无异是生与死。被迫留下的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古柏、贺昌等同志都牺牲了。

　　历史是在严峻苛刻的条件下造就改变历史进程的英雄的。

　　周恩来召集“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1日，红一方面军到达了通道县城。这个不太有名的县城，由于中央军委在这里开了一个“飞行会议”，变得响亮起来。

　　这个会是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由洛甫和王稼祥向周恩来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算是“讨论失败”的一系列会议的序曲。

　　过了湘江之后，实际权力逐步转移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带着对中央红军湘江之役的悲痛，更多地倾听来自毛泽东方面的意见，而且主动与他接近。在翻越老山界时，周恩来即听到毛泽东对“三人团”的指挥有意见，有些意见还相当尖锐，他又陆续直接间接地听到洛甫、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不少意见，这些意见与毛泽东的意见异曲同工。

　　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全军指战员的意见，不可等闲视之。

　　周恩来是个谦逊宽容的人，他从善如流，乐于倾听不同意见，但他又是一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他认为，野战军转移到湘、黔、川之交的2、6军团那里，是原定计划，现在要改变不是小事，必须经过中央军委研究。他与博古商量,决定在红军占领通道后，开会解决。

　　讨论出路问题的会议在通道开，也具有象征意义，而通道的确也是一条“通道”：向北可进入湖南，向西可进入贵州，往南则通广西，位于湘桂黔交界处，贯通三省。

　　参加会的人到齐后，周恩来站起来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议议野战军的去向问题。听到大家一些意见，现在请大家端到桌面上来。”

　　李德打着摆子，冷得有些发抖。他见大家不说话，不耐烦了，便首先发言：“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四面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2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2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

　　毛泽东开始发言了：“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嘛。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顾问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

　　李德听了翻译过来的毛泽东的话，本来寒颤的身子更加抖索，急赤白脸地说：“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改变原定计划？”



毛泽东详说敌军布阵

　　毛泽东没有理会李德的态度，慢条斯理地说：“目前会合萧、贺、王、任，让野战军喘口气，倒是上策，但能行吗？现在红军不可能再打仗了。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还没有恢复元气。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顾问清楚吗？”他停顿一会，见李德不吭声，又说下去：“还是让我给大家报告吧！”

　　知己知彼的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部署了然于胸，他在会上娓娓道来，使与会者听得惊心动魄：蒋介石看到他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宣告破产后，迅即部署了新的追堵计划，即围歼红军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因此，他老谋深算，把边剿的兵力重点部署在湘西地区。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湖南军阀何键在湘西地区修筑了四道防御碉堡线。

　　除了修筑碉堡线之外，“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为加强集中指挥，把五路兵力改新编组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指挥第一、四、五各路及第19师55旅，并补充4团；以薛岳为第2兵团总指挥，指挥第二、三两路。

　　12月12日，何键命令：“薛总指挥所部由东安一带向武冈前进”；第一路各师“经新宁、城步、绥宁，节节截剿”，第四路2个师“出洪江”，和“位置于梅溪口、长铺子附近”；第五路1个师“位置于武冈、花园、瓦屋塘”，以堵截红军北进，并与桂军协同，妄图把红军歼灭于湘桂黔边区。

　　12月13日，何键又命令其第1兵团“主力推进于会同、靖县、绥宁之线”；令第2兵团薛岳部“主力推进于晃县、玉屏、天柱等处，构筑工事，堵匪北窜”。

　　这样，敌人以其15个师的兵力部署于新宁,城步、绥宁、武冈、靖县、洪江、会同一带，并以一部兵力协同桂军尾我追击，妄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去湘西的路上。

　　广西军阀也派出兵力，组织了两支追剿队，以其15军军长夏威率领两个师为第一追剿队，以其第7军军长廖磊率领两个师为第二追剿队，从西延山脉开始即尾我追剿，向湘黔边境前进，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止红军再度返回广西。

　　从围追堵截红军的湘黔桂各方兵力比较，贵州军阀的兵力是当时最为薄弱的一路。贵州地方军队名义上是1个军，实际上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重重，将缺指挥之才，兵有“双枪”(一杆步枪，一杆烟枪)之称。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第25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为一派，犹国材是一派，蒋在珍又是一派。口头上，各派都表示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他能直接调遣的只有2个师所辖的5个旅15个团。

　　当中央红军离开广西地界，进入湖南省境时，敌人阻截红军的兵力部署，显然是把防堵红军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作为重点的，这也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在这个方向上，蒋介石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张开了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去钻，以便一口吃掉湘江之战残余的红军主力。

　　毛泽东介绍完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后，又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瓮’，岂不是傻瓜！”

　　忍着疟疾折磨的李德本来就难受，很吃力地听完毛泽东的发言，又挨了一顿奚落，坐不住了，中途愤然离席。

　　改变战略方针才是出路

　　会议仍在继续。王稼祥忍着伤痛从担架上抬起身子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改变战略方针才是出路。”

　　洛甫紧接着说：“毛泽东刚才讲的都是事实：他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北边摆着五六倍于红军的敌人，疲弱之旅怎么钻得过去？到了改变进军方向的时候了！”

　　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也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李德走了，势单力孤的博古垂下了头，降低声调问：“不按原方案走，红军应往哪里去呢？”

　　毛泽东果决地指出：“黔省防御力量弱，王家烈惊慌失措，野战军可趁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洛甫、王稼祥异口同声地说：“赞成，进军贵州！”

　　一直在倾听的周恩来，觉得火候到了，站了起来，剑眉一耸，扬声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我路上也听到了他的意见，权衡过敌我双方的态势，觉得只有改变进军方面，西入贵州，野战军才能摆脱困境。”

　　周恩来的表态，一锤定音。

　　博古也只得表态：“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先进贵州，再北上与2军团、6军团会合吧。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往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博古的意见与众不同，他并没有放弃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师的原计划，只是觉得绕道贵州会顺利些，可以避免钻蒋介石的大口袋。不管怎样，他总算同意了向贵州进军。

　　会后，周恩来立即将通道会议的决议付诸行动。

　　1934年12月12日19时半，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这是通道会议后发出的第一份电报，直接体现了通道会议的主要精神。

　　短促的通道会议意味深长。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他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影响。

突破乌江的决策

　　1935年元旦夜晚，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重要会议。

　　李德和博古再次提出要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方针，李德说；“在贵州，红军得到了休整，湘西的敌人已经被引过来，局势对红军会越来越坏，因此要不失时机地东进。据情报说，敌人已有3个师的兵力向我们原计划要渡过的乌江渡口开过来，已近在咫尺，我提议红军应停下来迎战，将来敌歼灭。”

　　毛泽东听完，果断地说：“不行。蒋介石的军队和湘军主力仍集结在贵州东北方面，这正处于我们与红2、红6军团的中央地带上。红军也不能停下来与敌人3个师交战，应当全速向遵义挺进。不然，我们尽管暂时赢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仍然摆脱不了敌人的追堵。”

　　他接着强调说：“我们要冲到敌人前面去，突过乌江，来个新年开门红。”

　　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军委随即向部队下达命令：“挺进黔北，出其不意拿下遵义和桐梓，发动群众！”

　　和往常一样，林彪统率的1军团被指定为先锋军，要抢在敌人3个师到来之前渡过乌江。根据军委部署，林彪和聂荣臻又亲自向红2师布置任务，要红2师担任先头师，迅速地渡过乌江，攻下遵义、桐梓。红2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接受任务后，立即行动起来，同时又把突破乌江的先头团任务交给了能征善战的红4团。

　　当时，乌江北岸守敌是贵州四大军阀之一，“贵州剿匪后备总指挥”侯之担的部队，以及王家烈的黔军第8团万式炯的部队。侯之担拥军万人，占据着黔北的东水、习水、仁怀、遵义等地，同时古蔺、古宋等地也是他割据的地盘。

　　他拿定主意，凭借黔北地形上的优势来加强防务，以阻挡红军乃至蒋介石嫡系军队踏上他占有的土地。

　　面对急迫的形势，侯之担一面电令赤水方面将他的家小和可能搬走的财产全部搬至重庆，又一面电令驻川南的侯之玺旅昼夜兼程赶至遵义，以此作为防守乌江的后盾。并且，命令他的乌江阵地守军遍筑碉堡，加强布防，务保乌江各段的安全。

　　但是，王家烈对此部署仍旧放心不下，他派他的精锐第8团万式炯部统归侯之担统一指挥。他此举的目的，一方面是在形势紧急之时可以帮侯之担一把，另一方面也可以适时地掣肘侯之担的势力。侯之担把万式炯派驻到湄潭担负防务。

　　耿飚、杨成武江边侦察

　　正当敌人在处心积虑地盘算着的时候，由耿飚和政治委员杨成武领导的先锋团红4团正紧锣密鼓地准备抢渡乌江，他们为了隐蔽红军北取遵义和桐梓的真实意图，公开地散布他们要袭取贵阳的消息。

　　耿飚和杨成武他们到达了乌江，进行实地侦察。江界河渡口的乌江江面，宽近300米，水流速度达每秒1.8米左右，两岸都是悬崖陡壁，南岸须经5公里的陡峭山道才能到达江边，而北岸又要翻越5公里的乱石荒山方能接上通往遵义、桐梓的大道。

　　要过河去侦察是不可能的，耿飚想出了个主意：“用机枪扫射对岸，进行火力侦察。”杨成武高兴地说：“好！”

　　3挺机枪架了起来，“哒哒哒”地向北岸一阵扫射。

　　随着机关枪的响声，对岸敌人果然有了反应，他们一听见南岸红军的枪声，不明白红军虚实，就匆忙地还击。顿时，枪声大作，从各个碉堡的枪孔中射出了一串一串的子弹，火力点完全暴露出来了。

　　耿飚和杨成武一见，心中有了底。这时，一位侦察兵带来了一位撑船的老乡，老乡介绍说：渡口上游一里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那里是峭壁，没有河滩，守敌不多。

　　2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听完了耿飚、杨成武的敌情报告，考虑到渡口大道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工事较多较牢固，兵多，而渡口上游的敌人力量较弱，当即命令耿飚和杨成武：“佯攻处的声势要大，要把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

　　4团立即调拨一小部兵力在渡口大道的江对岸佯装渡江，他们在江的这边搬运架桥材料，大张旗鼓地架起机关枪，组织火力网，作出一副要架桥强渡的样子。

　　敌人一见，非常紧张，各个火力点顿时开火，雨点似的子弹一齐打过来，他们边打还边组织人抢修防御工事。

　　在上游一里的地方，由1个营的兵力加上工兵部队组成的渡江队伍正在悄悄地紧张进行着渡江的工作，他们隐蔽地赶制了几十个竹筏，又挑选取出18个身强力壮、水性很好的人组成第一批强渡的先锋，其中有曾给贺龙当过勤务兵的3连连长毛振华，他当时主动请战，激昂地说：“天冷水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的血是热的！”


第一只竹筏不见踪影

　　第二天上午9点，开始了试渡。

　　下游的佯攻首先开始，红军火力加大加猛。敌人一见，以为红军强攻开始，也拼死还击，机枪迫击炮齐放，两岸火力交织，震耳欲聋。

　　上游主攻处，18个渡江先锋中的8名，首先准备下水。下水之前，杨成武和耿飚赶来，倒给每人一碗酒，8位勇士一饮而尽。

　　“出发！”一声令下，8位勇士迅速地脱去上衣，只穿短裤，腰间别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向冰冷刺骨的江水中跳去。

　　他们在水中用力拉着一根缆绳，不顾一切地向对岸游去。快到江心时，守敌发现了，猛地射出密集的子弹，同时也打出迫击炮弹，弹雨在江面上激起一阵阵的水幕，但水中的战士们依然不停地向前游，快到江面的2/3时，一枚迫击炮弹打过来炸断了缆绳，缆绳一断，他们只得折回。上岸之后，耿飚一见，8位战士少了一位，知道必定是受伤后因体力不支，被江水冲走了。

　　试渡失败，耿飚有些着急了，杨成武说：“白天抢渡，我们的行动被敌人看得一清二楚，不如改在晚上抢渡。”

　　依照杨成武的建议，抢渡改在晚上进行。

　　黄昏之后，抢渡的战士静悄悄地赶到江边，同时也把突击扎好的三只竹筏运到岸边。他们一看对岸形势，只见敌人在碉堡中零星地打着枪，知道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渡江的红军，打枪只是为了壮壮胆子。

　　“下水！”黑夜中，杨成武轻声但却坚定地对渡江的勇士们下令。

　　毛振华他们一言不发，闻声后就一齐动手，将竹筏轻轻推入水中。

　　毛振华在第一只筏子上，他所在筏子的后面紧紧地跟着另两只竹筏。每个登筏的人都带着武器弹药，同时还带有火柴和手电，以便到对岸后，用亮光来联络。

　　3只筏子静悄悄地向对岸划去，慢慢地，努力地向岸边靠近、靠近。

　　时间在一分一分、一秒一秒地消逝，岸上的耿飚和杨成武焦急地瞪大眼睛注视着对岸，一二十分钟过去了，依旧不见对岸的信号。

　　这是怎么了？莫非出了什么事？他们正在忧心如焚地等着，突然接到报告说，第二筏和第三筏的人回来了，他们下水之后，在江心时被激流冲到了下游，险些落水，他们只得折回。

　　毛振华他们的第一只竹筏呢？始终没有他们的消息。

　　渡江刻不容缓，只有考虑强渡了。4团赶紧出动了60多个竹筏，马上组织强渡。

　　上午9点，强渡开始了。照例，先开始佯攻以配合主攻，在主攻地，4团以10个营的兵力首先渡江。杨成武一挥手，10余名战士立即登上第一批渡江的3个竹筏，奋力向北岸前进。敌人开始也没有发现渡江的竹筏，但筏子驶到江心时，他们一见红军的竹筏，明白了红军已开始渡江，便拼命向竹筏射击。

　　杨成武将驳壳枪一甩，大喝一声：“打！”十几挺机关枪“嘀嘀哒哒”愤怒地响了起来。

　　突然，敌人阵地的石崖下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时时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然而这机枪和手榴弹并不是向着竹筏，而是朝着崖上的敌人在放。

　　杨成武满腹狐疑，崖下的人到底是谁呢？会不会是我们自己人？会不会是毛振华他们？不管这些，机不可失。他马上叫号手吹响冲锋号，大叫“狠狠打！”

　　三路突破踏平天险

　　刹时，从崖下猛地冲上去了几个人，他们迅速占领了敌人的阵地，竹筏上的战士们也迅速地登上了岸。这样，北岸阵地在转瞬之间就落在了红军的控制之中。这崖下的那些人到底是谁呢？正是毛振华他们。

　　原来，昨天晚上他们摸上岸，躲藏在敌人阵地石崖下二三十米的地方。因他们只有6人，又在敌人鼻子下面，不便用手电和火柴的光亮与南岸联络，只有静静地等后续部队的到来。

　　现在，耿飚他们发起了渡江的战斗，只见3只竹筏出现在了江面上，毛振华明白，那渡江的肯定是自己人。随着竹筏的下水，他们登时激动起来，朝着岸上的敌人开火。

　　3个竹筏上的红军战士上岸后，1营的第二梯队的几十只竹筏也驶出了。1营过江后，迅速地占领了高地。

　　渡江大道上的守敌，听说上游的阵地已被共军攻破，知道形势不妙，马上弃阵逃跑，红军乘势夺下了渡江大道上的阵地。乌江天险，就这样被红4团突破了。

　　随后，张云逸带来的军委工兵营开始了架设浮桥的工作，经过36个小时的紧张突击，一座横跨乌江的浮桥终于架成了。

　　接着，红2师主力和军委纵队浩浩荡荡地在浮桥――乌江天险上的通道上向北岸前进。

　　这次渡江中，最先打过江去的22个人，被称为红色英雄，毛振华获得了红星奖章，其余每人均奖军衣一套。

　　在红2师组织强渡乌江的同时，红1师在聂荣臻等人的带领下在龙溪回龙场渡口也组织了强渡。1师以1团为先锋，在1月2日这天，正值风雪交加，寒风呼啸，1团由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带领，冒着恶劣天气，赶至渡口，准备强渡乌江。

　　这一带的守敌为黔军第8团，团长是王家烈的内侄万式炯，由王家烈派来帮助侯之担加强防御。在战前，万式炯就向他的部队亮了底牌，他说：

　　“老蒋追剿共军，却将共军赶到我们贵州，要我们和共军决一死战，我们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只有保存实力，表面上认真打，然后虚晃一枪，撤！”果真，当红1团摧毁了万式炯的江防工事，并在1月3日下午6时渡江成功后，万式炯即无心恋战，命令全团撤退，放弃了湄潭，急速地向东面的凤岗一带撤离。

　　这样，渡江后的红1师也顺利地进占了湄潭。

　　同时，在红军的第三个渡江口――岩坑，红3军团以5师的3团为前卫也顺利渡过了乌江。红军主力三路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指黔北重镇――遵义，沿途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