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嘎蒙发型:闲谈贝多芬

                                                                   闲谈贝多芬

                                               ——关于贝多芬若干历史问题的理性探讨

贝多芬是中国普通大众最先知道的外国名人之一，这大概与傅雷先生的译作和共产主义第三大偶像列宁对《热情奏鸣曲》的偏爱有关。再有就是“命运在敲门”、月光下即兴作曲送给盲人姑娘、对贵族的致敬嗤之以鼻反衬出歌德的马屁德行等等轶事，更加深了贝多芬在中国的影响力。有人说过：不知道贝多芬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看来贝多芬不仅已经家喻户晓，还必须继续家喻户晓。

传奇故事可以引发人们对某一艺术家或作品的兴趣，这是极为正常的，正如人们对《三国演义》的兴趣远远大于《三国志》，真实的历史往往是枯燥乏味的，而富于戏剧性和人情味儿杜撰更能满足人们对艺术家的憧憬和崇敬。因此不仅历史上的艺术家作品是唯美的，连他们本人也常常被“唯美”而不真实了。不过现在正有一种“反戏说”的潮流，还历史以真面目的考证风此起彼伏。我们也就跟上时代的大潮与时俱进，说说贝多芬的真实情况。

“传说”中的贝多芬和历史上的贝多芬有多大差距呢？大概和“传说”中的诸葛亮和历史上的诸葛亮的差距相仿。传说中的诸葛亮是有着“超能力”的先知，是无与伦比的政治家、军事家。而在史实中，他的确是杰出的政治家，但在军事上能力非常一般，更不是什么会求风、占卜的半仙；传说中的贝多芬是令人景仰的“完人”，它不仅是创造至善音乐的作曲家，还是有着完美人格的“革命家”，是全人类的大楷模。而事实上，他的确是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但却有着各种人格缺陷、极端自私、晚年还有些心理变态。下面我们就一些关于贝多芬历史问题的公案逐一澄清：

1.“命运谋杀案”。贝多芬最知名的一句名言，就是他对于“此案”的坦白：“……我要紧紧的扼住命运的咽喉……”。那么是什么让贝多芬对“命运”有如此的深仇大恨，非要掐死其而后快呢？仅仅是因为命运敲了几下门他就要开门把他掐死？传说中是这样解释的：贝多芬早年丧母，父亲酗酒（注意：这是中国典型的小白菜式丧母恶父型悲剧），很早就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后来他刻苦学习，可是他带有革命性的音乐创作被当时的封建反动权威势力所不容，因此怀才不遇、生活困苦；他的感情生活也没有归宿，他所爱的贵族小姐都贪图门第和金钱，玩弄他的真挚感情；后来突患耳疾，逐渐耳聋，连他的第九交响曲首演时观众的喝彩都听不到……这样的命运的确该杀。

现在我们来看看的事实：早年丧母、父亲酗酒都是事实，但他的家庭还是尽力给小贝多芬提供了比较好的教育，特别是在音乐方面，他的音乐家父亲及其聘请的教师，给贝多芬打下了非常坚实的作曲基本功，并培养了他惊人的即兴演奏能力。贝多芬的母亲逝世时他16岁，年龄虽较小但已是小有名气的作曲家，开始出售他的作品了，因此这一变故并没有怎么影响他的成长和前程。而且他的父亲尽管严厉，有时甚至粗暴，但并不失真挚的父爱，这有贝多芬在老家波恩莱因胡同的房东的回忆文章为证。可见，贝多芬的童年，和现在有个望子成龙的父亲的琴童境遇差不多。

事实上的贝多芬，他的事业也是一帆风顺的。他的才能很早就被业内认可，一直有贵族资助，一直有崇拜者追随，他的作品大部分都在生前出版并演奏，其中晚期的一些委约作品的“劳务费”堪称“天价”。无论是作为作曲家还是钢琴家，贝多芬生前都有着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一般作曲家的作品编号，凡是以OP.xx（数字）打头的，通常是生前就出版的作品，死后出版的通常用OP.posth或其他字母表示。我们可以看看贝多芬的作品目录，其重要的作品都有作品号。而作品的出版，就意味着社会的承认和金钱的收入。

有着事业的成功和极强的个性魅力，贝多芬有做“情圣”的资本，并且也的确不乏追求者。从当时的一些回忆文章分析，当时有不少贵族小姐以受到贝多芬的青睐关注为荣，拿贝多芬当梦中情人的女性大有人在。不能说贝多芬终身未娶就判定他是个土豆王老五，他所爱的并且和他关系暧昧的几位女性之所以没有嫁给他，门第差距的确是个障碍，但也并非不可逾越。其中的核心原因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不过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贝多芬耳聋的原因，也许也是他至死独身的重要原因。

贝多芬耳聋的原因很早就有人提出是因为梅毒，有大夫开出的药方为证。近代医学证实了梅毒的病理反映之一，包括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和敏感，接近于妄想症，这些都在中、晚年贝多芬身上得到了印证。尽管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这个有点令人难以接受的推论，但在那个婚外性行为还不盛行的年代，贝多芬旺盛精力的去向很可能就是梅毒的集散地——下等妓院。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贝多芬艺术的追随者舒伯特在得病方面也是其坚定的追随者，他因梅毒而死已成定论，贝多芬出于同一原因而耳聋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只是对于那些分不清作曲和做人的区别、将智慧和道德混为一谈的人们，这个事实过于残酷了，残酷到贝多芬本人都难以接受，数次产生自杀的念头（也许这并不是他想自杀的唯一原因）。

由此可见，贝多芬的命运并不坏，命运“敲门”带来的通常是大礼包，即便有厄运也是贝多芬自己“预定”的。贝多芬对“命运”的谋杀恐吓，出师无名。那为什么很多人还对此津津乐道呢？这又引出了下一个案子——

2.诬陷贝多芬“革命”案。在清帝国的最后十几年，一个人若欲将某人置于死地，诬陷其是“革命党”是最有效的手段。沧海桑田，中国历史到了1956——1978年间，“反革命”反而成了是一顶既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审判的重罪，一旦戴上了这顶大帽子，不死也要脱层皮。我不知道某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音乐史家”是否是出于“保护”贝多芬的目的，硬要说贝多芬的音乐是“革命”的，他本人也是向往“革命”的，难道他们怕贝多芬也被批倒臭倒再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为了搜集贝多芬“革命”的例证，这些音乐学家真是到了刮肚搜肠指鹿为马的程度：贝多芬的音乐中不乏冲动的激情和强烈的对比，于是这些音乐就成了“革命音乐”。可是要知道真正的革命音乐是只有冲动没有激情，只有激烈没有对比的。但是这些“音乐学家”的糨糊逻辑是：列宁同志是革命的——他喜欢的音乐一定也是革命的——列宁喜欢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贝多芬的音乐是革命的！贝多芬的音乐就这样被粗暴定性了。就算按照这些音乐学家的幼稚分类法：凡是光明的、热烈的、积极向上又快又响的音乐都是革命的，那么贝多芬第二、四、八交响曲、第三、四钢琴协奏曲、晚期弦乐四重奏等等柔和的、内向的音乐怎么算？难道贝多芬一会儿革命一会儿反革命不成？这就像有人以舒伯特的《冬之旅》和第八交响曲为例，下结论说舒伯特的音乐气质就是忧郁伤感的，而根本不管舒伯特还有另外8首交响曲和好几百首歌曲。我们宁愿相信这种这种“音乐史家”的昏话是出于他们的低下的智力水平和所受的愚化教育，而非是出于其他什么别有用心的目的，就像那些说《西游记》是描写农民起义的“文学史家”一样。

贝多芬本人也不能幸免。贝多芬对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确抱有好感，但他对一切热闹都有兴趣，越是天翻地覆的事情他越有兴趣，这是他这种类型艺术家的共同特点。他本人对于政治并不了解，而且也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他对于政治家的判断，更多的是来自政治家的个人魅力而非政治理念。他的第三交响曲的确有可能有颂扬革命英雄的成分，可他也写过《威灵顿之胜利》这种颂扬“帝王将相”的作品。但是那个莫须有的第三交响曲“撕扉页事件”（或称“改题献事件”）却成了贝多芬无法磨灭的“革命事迹”，立即成了现行革命党，想赖都赖不掉了。这种昏混无赖的归类法按说到了强调民主与法制的今天早该被摒弃了，可是一种被强大力量默许的惯性，却阻碍了人们的独立思考与理性分析，贝多芬同志的历史成份就一直与莫名其妙的与“革命”紧紧相连了。

3.《月光》侵权案。初中课本里那篇充其量也就是《故事会》水准的拙劣小小说，可以说影响了好几代人对贝多芬的印象：此人喜欢夜游，喜欢扒墙根窥探偷听别人隐私，对年轻姑娘有特殊的同情心（课文里特别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描写“她并不漂亮”）。虽然这个故事纯属虚构，可是留给人们的这些印象倒都还和真实的贝多芬沾边儿。但是故事中所描写的第十四奏鸣曲（OP.27 no.2）的创作过程却给了人们很不好的误导，好像这首作品是在一个诗意暧昧的情调中即兴完成的。贝多芬的确是一个钢琴即兴演奏大师，但他和李斯特不同，他从来不会将他的即兴演奏整理成作品发表。相反，贝多芬创作音乐的过程是相当严谨、艰苦的。他不是莫扎特、舒伯特那种一下笔就才思泉涌的天才型作曲家，他大部头作品的定稿总是一拖再拖、一改再改、精雕细刻，不达到他认为完美的境界决不罢休。他晚年的几首弦乐四重奏，是一位俄国王子花大价钱定购的。可是贝多芬一再拖延“交货”日期，以至于那位王子都有要告他的念头。普通人拿了人家钱迟迟不给人家东西，我们称之为无赖；而一位艺术家拿了人家钱迟迟不给人家把东西弄好，我们称之为对艺术负责。这就是大师的特权。另外让人搞不明白的是，后人杜撰出个月下抚琴赠盲女的故事也并无恶意，可是我们为什么将这么一个既无文学价值，又歪曲史实的故事选进中学课本里？联想起上述的诬陷贝多芬“革命”案，不知道那些认为刻意张显贝多芬“关心、同情劳苦大众”，就能够起到教育、感化后人作用的文化、教育官员们，在看着第十四奏鸣曲的扉页上明明白白写着的“题献给朱莉·圭奇贾迪伯爵夫人”字样时，是否有勇气面对赫然在目的历史事实？就像这篇课文的作者，是否有勇气留下自己的名字（这是中学语文课本中极少数没有注明作者的课文之一）。

4.贝多芬歧视贵族案。一个普通人对提供自己生计来源的人粗暴无礼，我们称之为白眼狼；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资助人或资助人的朋友无缘无故的傲慢无礼，我们称之为有气节、好风骨。这又是大师的特权。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我认为有以下几种可能性：（1）贝多芬当时正在全神贯注的思考问题，加之他耳聋，没有看见贵族们对他行礼，直眉瞪眼就过去了。（2）那群贵族中有和他有过结的，比如他情人的丈夫或过去曾经资助他而现在停止了的赞助人。（3）贝多芬是个极度傲慢的缺少起码礼貌修养的家伙。当然，还有一个官方的解释：贝多芬看不起那些没有鉴赏力的寄生虫贵族，不屑于给他们回礼，同时反衬出恭恭敬敬回了礼的歌德皮袍里面的小来。但是这个官方的解释站不住脚：贝多芬前半生一直靠贵族的资助过活，如果说那些贵族是寄生虫，那他就是寄生虫的寄生虫。贵族们给他资助的原因，无非是欣赏他的音乐才能，如果这是没有鉴赏力的表现，贝多芬将自己置于何地？正相反，对于贝多芬这位脾气古怪、极度倔强任性的音乐家，曾经资助他的贵族们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一次贝多芬参加一位长期资助他的贵族召集的聚会，这位贵族数次非常虔诚、恭敬的请他作即兴演奏表演，贝多芬竟然一再生硬的拒绝，最后竟以不予理睬的沉默置他于尴尬的境地。而那位贵族既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记仇而停止对他的资助。贝多芬晚年脾气古怪，经常搬家，且对居住环境极其挑剔。曾有贵族盛情招待他到自己的家中居住，他不仅没有谢意，还对主人精心安排的各种招待百般挑剔，最后拂袖而去，而这位贵族仍然对他保持尊敬。就算这些都是贵族们“虚伪的假仁假义”，无缘无故的对一位向自己行礼的人报以傲慢的不理不采，无论对方是乞丐还是贵族，都体现出这个人心理的不健康和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对劳苦大众行礼是的好人，对贵族行礼的是坏人，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只强调了阶级的区分，忽视了整体的人权。很遗憾，故事里的贝多芬再次成为这种弱智宣传的牺牲品。

贝多芬首先是个人，他和其他人一样有很多缺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欣赏他的音乐。决定一个艺术家历史地位的是他的作品而非是他的人品。可是编造、传播这些故事人们，怀着或善意、或别有用心的目的，用自己幼稚的画笔涂鸦着贝多芬的形象。于是，故事里的贝多芬“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