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韩国减压涂色书:传奇人物卡扎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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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人物卡扎菲
卡扎菲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也是非洲、中东地区极有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人物。世人对他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利比亚人对他顶礼膜拜，尊崇至极，称他为导师、统帅、领袖、革命志士、伟大骑士、“九·一”革命领导人、利比亚救世主、“世界第三理论”奠基人、“绿色革命”旗手、民众国创始人、沙漠雄狮、阿拉伯雄鹰、非洲
勇士、伊斯兰圣徒、穆斯林革命家等等，不一而足。有的西方国家骂他是“恐怖公司”老板、“魔鬼”，美国骂他是“无赖国家”头目。当年利比亚与埃及互相攻击时，卡扎菲骂萨达特是“叛徒”，萨达特则骂卡扎菲是“疯子”。还有人称他为“不定向导弹”。尽管世人对他毁誉不一，褒贬迥异，但在国际政坛上，他被公认为是一位谜一般引人注目的领袖人物。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与邓小平举行会见，我作为主要译员参加了他访华的接待工作，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1992—1995年，我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担任政务参赞，曾数次见到他，并通过新闻媒体关注他的活动，进一步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在中国人中，我是与他直接交往较多的人物之一。
卡扎菲的成长史
卡扎菲全名叫穆阿迈尔·卡扎菲，1942年生于利比亚海滨城市锡尔特以南30公里一个贝都因牧民家庭，卡达法部落人。卡达法部落是个小部落，部落人家散居在戈壁沙漠中。这是一片灰色的原野，既有岩石也有灌木丛。该部落居民多为贝都因人，以放牧骆驼和牛羊为主，居住在一个个帐篷中。
卡达法部落的称谓系由柏柏尔文字转化而来，这有其历史背景。柏柏尔人为利比亚土著民族。但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进入利比亚战胜柏柏尔人后，带来了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后来，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逐渐相互同化、相互融合在一起。卡达法的名称就是阿拉伯文和柏柏尔文融合的产物，卡达法部落中的部落民也是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混杂繁衍的产物。据史料记载，征服利比亚的阿拉伯人多来自也门，他们中的一部分官兵在利比亚定居下来，其中有的人就辗转到锡尔特以南地区，逐渐形成卡达法部落。我在利比亚工作期间，就曾听过卡扎菲在一次报告中提到此事。他说，假如利比亚一切水源枯竭，我将回到也门去。我也曾问过卡达法部落的人和利比亚学者，他们均称卡达法部落的根在也门。
卡扎菲的父亲叫穆罕默德，其母叫阿依莎，两人都是贫穷的贝都因人，也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卡扎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而且是惟一的男孩。尽管家中贫寒，但卡扎菲从小就受到家人的宠爱。卡扎菲有三个姐姐，其中一个姐姐死于癌症，另一个姐姐与当地人结婚，第三个姐姐嫁给了麦萨奥德·哈费兹，此人后来曾担任过费赞省的总督。
卡扎菲的童年是在故乡的戈壁沙漠和帐篷中度过的。艰苦的自然环境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卡扎菲靠父亲的放牧所得为生，生活非常简朴，有人说卡扎菲是靠喝骆驼奶、吃阿拉伯大饼长大的。他从小就在父母身边转，并逐渐帮双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艰苦环境中的部落生活显得十分枯燥无味，根本谈不上文化娱乐活动。童年时代的卡扎菲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大人讲故事。卡扎菲的双亲和邻居经常给卡扎菲及其小伙伴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包括贝都因人的传统，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发展，利比亚的历史，外国对利比亚的入侵，阿拉伯和利比亚出现的英雄人物，部落中的轶事趣谈，孩子们爱听的神话故事等。
利比亚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的动人故事深深打动了卡扎菲的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崩溃，意大利于1912年10月占领利比亚，取代土耳其控制利比亚，并将利比亚变为意大利的殖民地，激起利比亚人民的反抗。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目墨索里尼上台后，提出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纲领，向利比亚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图全面控制利比亚。利比亚人民为反对意大利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其中以奥马尔·穆赫塔尔领导的抗意游击队最为驰名。奥马尔·穆赫塔尔原为一名中学教员，在利比亚人民反意斗争的浪潮推动下，他弃教从戎参加了武装斗争。他在战斗中成长，成为由数千人组成的游击队武装的领导人。他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游牧民，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屡屡重创意大利殖民军。意大利殖民军采取铁血政策，残酷镇压利比亚游击队，致使利比亚游击队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利比亚民族主义领导人陆续遭杀害或被俘。奥马尔·穆赫塔尔在困境中坚持斗争。1931年9月11日他在绿山地区的一次战斗中落马倒地，陷入敌军重围，负伤被俘。他在敌牢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最后在两万多名利比亚群众面前被意大利法西斯处以绞刑。奥马尔·穆赫塔尔被利比亚人民视为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卡扎菲从小就对他崇拜不已，矢志长大后做一个奥马尔·穆赫塔尔式的人物。
卡扎菲长到入学年龄时，尽管家境贫寒，但他父亲还是决定送他上学读书。卡扎菲进入锡尔特一所小学学习，当时他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而且又是贝都因人，城里的孩子都称他为乡巴佬。他从上学一开始就感到了压力，但他将这种压力变为动力。他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利比亚是伊斯兰国家，星期五作为周休日。每星期四放学后，卡扎菲步行约30公里回家，星期五下午又返回锡尔特。他在往返途中要穿过沙漠地区。这种长途跋涉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锻炼了他的体魄。
卡扎菲14岁时，他们一家人迁到西南部的费赞省塞卜哈居住。他父亲为当地部落酋长看护财产，他们一家住在塞卜哈城外两英里远的一处小房子里。卡扎菲进入塞卜哈中学读书。
中学阶段是卡扎菲成长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广泛阅读报刊，收听埃及电台“开罗之音”广播，努力增加对外界的了解，深入思考和探索一些重大问题。在这期间，对卡扎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演讲及其名著《革命哲学》，尤其是纳赛尔关于“自由军官组织”的论述深深镌刻在卡扎菲的脑海中，使卡扎菲在发动革命问题上学到了第一课。
卡扎菲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成为一位雄辩滔滔的鼓动者和学生领袖。他曾秘密组织学生团体，企图暗杀利比亚国王，并曾组织过支持埃及和纳赛尔总统反对以色列的示威游行。1961年10月，卡扎菲因组织反对解散埃及与叙利亚联盟的示威游行而被开除学籍。1961—1963年，卡扎菲转入利比亚沿海城市米苏腊塔高中部学习。他在这一阶段积极开展地下活动，精心筹建地下组织。他对参加该组织的成员提出的要求是：努力学习，按时祈祷，不许饮酒，不准打牌，不玩女人。中学时代的卡扎菲已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
在纳赛尔《革命哲学》的影响下，卡扎菲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决定走从军之路。1963年，他进入利比亚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4年，他在军队中建立自由军官组织这一秘密团体，着手策划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统治。1965年，卡扎菲从班加西军事学院毕业，获少尉军衔。1966年，他到英国比肯斯菲尔德装甲兵无线电通讯学校受训，学习装甲车的维修、信号和射击技术。半年的培训学习结束后，卡扎菲回利比亚担任通讯兵团上尉军官。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利比亚政府决定派卡扎菲带领一支先遣队前去支援埃及。但这场战争仅打了6天，卡扎菲一行刚到达利比亚、埃及边境，战争就停止了，卡扎菲决定返回。这场战争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利比亚人民对伊德里斯王朝的腐朽统治更加不满，人心思变。卡扎菲强烈意识到，在利比亚发动革命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他决心加快采取行动的步伐。
卡扎菲的神秘感
1968年，利比亚国内形势急剧恶化。80岁高龄的伊德里斯国王多病缠身，无力理政，曾提出退位想法，但宫廷幕僚们以一时找不到合适继任人选为由，将其挽留在国王宝座上。宫廷大臣、军政高级官员借此机会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黎民百姓生灵涂炭，怨声载道。当时的利比亚政局就像一堆干柴一样，一点即燃。
利比亚各派政治力量都清楚地看到，伊德里斯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政权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据有关方面透露，当时至少有四个政治集团曾有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图谋。第一个集团是包括前首相巴库什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军官集团，这个集团谋划过接管政权的计划，但因内部分歧而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第二个集团是以军队参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勒希为首的王室力量，他们企图获得国王首肯体面接管政权，如此招不成再采取行动。由于国王迟迟未公开表态，他们贻误了行动时机。第三个集团是以军队一名上校为首的军官集团，据说该集团得到伊拉克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采取行动。第四个集团便是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名不见经传，但为发动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卡扎菲所依靠的是两个支部的骨干力量。他在塞卜哈学习时，与阿卜杜·萨拉姆·贾卢德一道创立了第一支部，此后又建立了一系列的支部，统称“第一支部”系统。在此基础上，卡扎菲号召支部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创立自己的学习支部，称之为“第二支部”。按照卡扎菲亲自制定的条例，各个支部的成员彼此要互不相识；参加第二支部的成员需要卡扎菲亲自逐一审批。卡扎菲转到米苏腊塔学习后，又在这个城市建立了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他还创立了自由军官组织的外围组织，即民间组织，在工人、农民、教师、商人和文职人员中吸收民间组织的成员。卡扎菲在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时，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成员。他对发展对象逐个进行考察，搜集他们的材料，逐个审批。
卡扎菲为发动政变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既精心又辛苦。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为准备暴动，他们召开的会议越来越多，遇到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他们必须在节假日开会，通常在深夜开会。他们必须把会议地点选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时不得不奔赴数百公里远的地方开会，这些地方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往往都很恶劣。有的会议时间较长，他们就在野外露宿。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他们决定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都必须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卡扎菲对发动政变的每个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他把自由军官组织的骨干力量分配到全国各地，每个兵营里都配备两名军官，负责搜集与发动政变有关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武器储备，军官名单及其上级领导等等。
1969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组织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王室政权情报部门随时都可能侦破自由军官组织的计划，逮捕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们决定尽快采取行动，发动名为“耶路撒冷行动”的军事政变。会后，卡扎菲即向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发出第一次警报，要求他们核查对士兵、交通工具、武器和弹药的控制情况。当收到一切准备就绪的信号后，他把发动政变的日期确定为1969年3月21日。
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举事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获悉，埃及著名女歌唱家定于3月21日晚在班加西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卡扎菲认为，这场音乐会将给他们的暴动带来诸多不便，第一，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是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尔舒姆。她是阿拉伯歌坛上最有影响的一位女歌手，在全体阿拉伯人看来，她是位音乐天才，是位传奇人物，颇受欢迎和尊重。在这一天晚上举事是一件极不得体的事，也是对乌姆·库尔舒姆极不尊重的事。第二，乌姆·库尔舒姆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是为巴勒斯坦法塔赫游击队举行的义演。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卡扎菲及其同事们对巴勒斯坦事业一直采取坚决支持立场，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事。第三，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事先拟定了一份拘捕的王室政权高级人物名单，这份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士将出席这场音乐会。按照惯例，这场音乐会可能要延续到次日凌晨，被拘捕人物的行踪不便掌握，这对拘捕他们造成许多困难。如在这种场合拘捕他们，也将造成不良影响。
卡扎菲再三斟酌，权衡利弊，决定推迟举事日期。卡扎菲把发动政变的日期改为3月24日，但他了解到，伊德里斯国王在这一天驾临班加西，王室和军队加强了警卫工作，从而增加了发动政变的困难。卡扎菲决定第二次推迟发动政变的时间，把政变时间定于6月5日。
政变前夕，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成员突然被通知调防，卡扎菲怀疑他们的政变计划可能泄密。此外，这一年的6月5日正值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3周年，卡扎菲担心官方可能举办纪念活动，给他们的活动带来不测因素。为防止意外，卡扎菲第三次推迟政变时间。
1969年7月，伊德里斯国王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消夏。8月，国王把利比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领袖召到希腊首都雅典，交给他们一封信件，宣布退位。这一消息传到利比亚后，利比亚形势更加混乱，各种政治力量蠢蠢欲动。卡扎菲了解到，军队参谋长沙勒希兄弟领导的宫廷集团准备在9月4日之前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卡扎菲被通知于9月11日去英国接受第二次为期6个月的培训。
卡扎菲感到，发动政变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他与贾卢德在的黎波里东南不远的塔尔胡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将政变时间确定为1969年9月1日凌晨2时30分。他们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决定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政权。政变前，卡扎菲对王室的军力部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王室在班加西的兵力最强，因为国王卫队就驻扎在这里。这支卫队通常被称为昔兰尼加卫队，对国王忠贞不贰，且装备精良，能否顺利解决这支卫队便成为整个政变计划成败的关键。为此，卡扎菲决定留在班加西，委派他的助手穆萨·艾哈迈德突袭昔兰尼加卫队，委派他的另一名助手穆斯塔法·卡鲁比占领贝卡军营和广播电台。他派贾卢德去的黎波里，主持在首都的行动。此外，他还派自由军官组织的其他成员分赴其他地区同时分头行动。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卡扎菲采取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整个政变过程中，仅在突袭昔兰尼加卫队时发生了小的冲突。穆萨·艾哈迈德率领的一队人马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卫队岗哨的武装，占领了军营。双方在一阵对射中，1人被打死，15人受伤，卫队司令在家中被擒，成为俘虏。其他地区的政变行动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名单上的宫廷要员和军政高官基本上被拘捕。王储听到枪声立即从宫中逃出，藏到游泳池里，他于次日被捕后，立即表示效忠新政权。
1969年9月1日清晨6时，的黎波里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军乐曲，表明政变已经取得完全成功。6时30分，卡扎菲在班加西广播电台发布政变成功后的第一号公报。自由军官组织事前未曾想到准备公报，卡扎菲得到政变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取来一张纸，仓促写了公报提纲，其他内容是他在电台广播时即席加上的。
卡扎菲在公报中说：“伟大的利比亚人民，为了履行你们的自由意志，实现你们崇高的愿望，诚挚地响应你们不断提出的变革要求和为之而奋斗的渴望，倾听你们对发动革命和起义的激励，你们的武装部队已采取行动，推翻了反动、落后和腐朽的制度。这个腐朽的制度令人作呕和恐惧。你们英雄的军队一举摧毁了这些偶像，从而结束了漫漫长夜，即从土耳其的统治到意大利的暴虐，然后是反动政权的时代，这是贪污腐败、裙带关系、背信卖国的时代。”卡扎菲宣布，一个新的利比亚诞生了，这是一个拥有主权的自由共和国，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出于安全和稳定政局的考虑，在政变成功后一周左右，卡扎菲没有宣布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宣布自由军官组织中其他成员的名字。一周以后，利比亚公布了由12人组成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此后，卡扎菲及其政变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这场政变被称为“九·一”革命。
卡扎菲的女保镖
长期以来，卡扎菲一直认为，利比亚、非洲、整个阿拉伯世界及第三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敌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此，他呼吁组织一支庞大的国际军队，让这支军队遍布全球，共同对付西方“新十字军”的进攻，并在美国人脚下燃起熊熊大火。在利比亚国内，他重视军队建设，并一直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九·一”革命后，利比亚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1983年2月，卡扎菲命令实施“革命总动员计划”，对全体适龄男女进行军训。1988年8月，卡扎菲宣布取消正规军，将正规军改编为“民众国卫队”，并在各省建立由省政府防御人民委员会领导的地方部队，称为防卫区卫队。1988年11月，卡扎菲决定撤销最高指挥部和总司令之职。1989年9月，他宣布成立全国临时防务人民委员会，也就是全国最高武装力量司令部，负责处理具体军务。
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抗争的问题上，卡扎菲另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动员组织群众，实行全民皆兵，打一场人民战争。
卡扎菲说，我们准备发动圣战抵抗美国和西方的进攻，用我们的鲜血来书写解放宣言。我们依靠的力量是民众国的广大民众，因为群众是巨大的洪流，人民的力量是使敌人畏惧的力量。对待新殖民主义的新攻势，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不”，还将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历史已经证明，任何胆敢碰撞利比亚人民的侵略者都将落得可耻下场。西方为掠夺利比亚的石油而向我们发动进攻，利比亚人民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已经活了几千年，现在我们不会为了石油而丧失自由和尊严。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准备烧掉油井，炸掉油港。我们将用刀枪和匕首进行抵抗。根据卡扎菲的想法，首先要把重要战略地区的人民武装起来，搞一道、二道乃至三道防线，层层抵抗，层层把关。与此同时，全国实行兵役制，各个公社都建立起武装组织，建立人民武装力量，实行全民皆兵，其中包括发挥妇女的作用。
卡扎菲在《绿皮书》中一再强调，“自由寓于需要之中”。根据这一思想，他当时更多地强调，由于妇女的生理特征，妇女的天地在家庭中，男女不可能绝对平等。与此同时，卡扎菲又指出，凡是要工作并有能力工作的社会成员，无论男人或女人，社会都应该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但首先要保证每个人都在适合的领域工作，而不是被迫去完成不适合的工作。
《绿皮书》问世后，卡扎菲关于妇女问题的思想又有新发展。1981年9月1日值“九·一”革命12周年之际，卡扎菲就妇女问题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在这次讲话中呼吁穆斯林世界的妇女摆脱枷锁，发动一场妇女解放运动。
此前一个月，卡扎菲连续发表谈话，他根据当时利比亚与美国对抗的形势，大谈妇女在利比亚防务中的作用问题及阿拉伯妇女解放问题。他说，阿拉伯各国的男人和女人都面临着外来侵略的威胁。但是，在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实上妇女一直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是巨额利润的牺牲品，是受压迫者。解放阿拉伯妇女的口号是一颗炸弹，它将震撼整个阿拉伯地区，并将推动被囚禁在宫殿和市场中的妇女们冲破牢笼，起来反抗她们的监禁者、剥削者和压迫者。这一号召无疑将会在整个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指出，伊斯兰意味着建设自由、平等和人道的社会。而妇女目前是不受尊重的，流行的习俗是对伊斯兰的侮辱。我们决心要使这场革命摧毁反动派的大本营和他们的堡垒，袭击并捣毁奴役阿拉伯妇女的高大宫殿，使从大西洋到海湾的妇女统统获得解放。
从1981年春夏开始，人们注意到，卡扎菲的卫队中出现了一部分女保镖。后来，这种现象越来越多，新闻媒体对卡扎菲女保镖的报道和评论也就越来越多。它成为新闻界人士追踪的一个热门课题，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
我最初读到卡扎菲女保镖的报道时，感到新鲜和好奇。后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不止一次接触到这些女保镖中的部分成员，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对其“庐山真面目”有了
一定了解。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我作为主要译员参加了这项接待工作的主要活动，与卡扎菲及其身边人员的接触机会更多一些。据我了解，卡扎菲对此次访华非常重视。他及随行人员分乘两架大型专机相继抵京。此外，还有不少团员和随行人员分别来京，整个代表团和随行人员共达数百人。卡扎菲专机抵京前，中方一再询问有关人员准确情况，但利方一直未能提供这些材料。代表团抵京下榻钓鱼台，中方礼宾人员和警卫人员发现一些女兵，感到突然，便询问有关情况。利方有关人员称，这些女兵是卡扎菲的女保镖。利方还提出，要为这些女警卫人员专门安排一层楼作为她们的住宿，如单间安排不开，就安排她们住集体宿舍。卡扎菲住的那一层完全由男保镖担任警卫。利方还提出，这些女保镖参加卡扎菲的一切对外活动的警卫任务。中方做了最大努力，尽量满足利方的要求。
我记得，当卡扎菲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见、会谈和出席宴会时，这些女保镖一下车就拼命往前冲，并且自动散开抢占最佳位置。这些女保镖一个个长得都很秀气，体格强壮，身着草绿色军装，英姿焕发，光彩夺目。她们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格外引人注目，并引起轰动。但在实际接待工作中，这些女警卫给中方礼宾人员和安全人员的工作安排带来了不少困难。由于中方的及时提醒和周密安排，接待人员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卡扎菲在华访问期间多次谈到他的女保镖，他在与邓小平举行会见、会谈时都有意识地主动谈及这个问题。我在陪车时，他也向我谈及这个问题。他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和利比亚都是伟大国家，但在历史上都遭受过侵略，现在又都面临挑战。中国人民和利比亚人民都是不屈的人民，都曾为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斗争。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人民战争和全民皆兵的思想，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战胜敌人的进攻，利比亚人民必须武装起来，必须实行全民皆兵，妇女也不例外。卡扎菲说，他带这些女保镖到中国，并要求尽量在公开场合多亮相，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警卫，真正意图是为了进行宣传。卡扎菲说，他对中国的警卫工作是信得过的，是放心的。他想利用这些女保镖向全世界尤其向西方世界显示，利比亚是坚强的，利比亚正在实行全民皆兵，任何进攻利比亚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我与卡扎菲的几名女保镖进行过交谈。她们告诉我，她们分别来自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家地区，是的黎波里女子军事学院的学生。她们在军事学院中既接受理论教育，也接受军事训练，其中包括使用武器和持械及徒手格斗的训练。陪同卡扎菲出访是她们的一项特殊任务，人员并不固定，一般是大家轮流担任，但人员要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有的人在校学习期间一般只能轮到一次，有的人一次也轮不到，只有少数人机会多一些。她们说，中国是她们向往的国家，对中国十分钦佩，这次能有机会陪卡扎菲到中国，是她们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是终生难忘的纪念。
1992年初到1995年初，我在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工作整整三年。在此期间，我曾多次见到卡扎菲的女保镖。记得有一次，我们到的黎波里城郊阿齐齐亚兵营去见卡扎菲。按照利比亚的规定，我们先到利比亚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部即外交部，把车停放在外交部门口，改乘阿齐齐亚兵营派来的专车把我们送到兵营前，然后再换乘另外一辆车进入兵营。这时，走来一位女军人，陪我们乘同一辆车去见卡扎菲。汽车在兵营内绕来绕去，最后终于到达卡扎菲的帐篷，见到了卡扎菲。据利方有关人员说，这位女军人有多重身份，她既是卡扎菲的女秘书，又是他的女礼宾官，还是他的女保镖。
我在利比亚也见到过名副其实的卡扎菲的女保镖。有一次，我到利比亚沿海城市锡尔特参加一次会议，据告卡扎菲将出席。我进入会场前，看到会场周围警卫人员密布，其中就有一部分女警卫人员。卡扎菲进入会场时，大厅中掌声雷动，有人试图走上前去与卡扎菲握手。这时卡扎菲的警卫人员显得非常紧张，阻止任何人离开座位靠近卡扎菲。在这些警卫人员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女保镖。还有一次，我看到卡扎菲坐敞篷汽车到某地视察。当敞篷车穿过欢迎的人群时，车子开得较慢，卡扎菲的警卫人员分散在敞篷车四周，跟着汽车跑。车子加速时，他们也加速跟着跑。在这些警卫人员中，我看到有几位女保镖，她们始终跟着敞篷车跑，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卡扎菲的轶事谈
我在利比亚工作期间，人们经常对我说，卡扎菲既是利比亚人民的领袖，也是一位孝子。卡扎菲孝敬父母的故事在利比亚广为流传。
卡扎菲既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更感谢父母为他施展才能创造了机会。的确，对于一
个在贫瘠半沙漠地区以放牧牛羊骆驼为生的贝都因人来说，要养活六口之家已很不容易，卡扎菲的父亲咬紧牙关、省吃俭用，不仅将儿子送去读书，还支持儿子的政治活动。卡扎菲在塞卜哈读中学时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开除学籍，他父亲便四处奔波，找关系托人情，才把卡扎菲转到米苏腊塔继续学习。卡扎菲永远忘不了父母的恩情。他在学校学习期间和在军队服役期间，一有空就回家探望双亲，并给他们带回一个收音机。1969年9月1日，卡扎菲的父母亲就是通过这个收音机听到儿子的声音，了解到卡扎菲领导政变成功的消息。他们刚听到广播时面面相觑、瞠目结舌，听完广播后欣喜若狂，称赞儿子有出息。卡扎菲执政后，与父母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两位老人不习惯过城市生活，坚持住老家的帐篷。卡扎菲尊重他们的意见，不时派人把他们接到的黎波里住一段时间，并对他们的生活做了妥善安排。卡扎菲的母亲于1978年去世。他的父亲于1985年去世，享年90多岁。
卡扎菲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位妻子名叫法蒂赫，他的岳父是哈利德将军，是伊德里斯国王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也是卡扎菲的顶头上司。哈利德将军看中了卡扎菲，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卡扎菲与法蒂赫婚后不久便发动了“九·一”革命，很快宣布与法蒂赫离婚。卡扎菲提出离婚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因为这桩婚姻办得相当草率，他与来自旧制度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结合相当勉强；二是因为婚后夫妻感情不合。
卡扎菲的第二个妻子叫萨菲雅，他们的婚姻称得上是传奇式的结合。1969年卡扎菲掌权后，经常到各地视察。有一天，他在地方视察，感到腹部疼痛难忍，伴有高烧。警卫人员迅速把他送到当地的一所医院诊断治疗。值班医生诊断错误，但站在医生旁边的一位叫萨菲雅的女护士却大胆地发表意见说，卡扎菲患的是阑尾炎。后经反复检查，果然是阑尾炎，并据此进行了有效治疗。这次偶然的医院相遇成就了他们终生姻缘。萨菲雅说她对卡扎菲一见钟情，卡扎菲说萨菲雅给他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印象。萨菲雅肩披黑色的长发，有一双犀利敏锐的眼睛，思路聪敏，是一位引人注目并有些令人生畏的妇女。他们婚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共生育7个孩子，其中6个儿子。卡扎菲曾表示，希望他的6个儿子都成为医生，以便能为非洲的穷苦人民提供医疗服务。他对惟一的女儿特别宠爱，认为这个女儿也许有潜在的政治才能。他表示希望再要一个女儿，后来便领养了一个女儿汉娜，但不幸的是，不满3岁的汉娜在1986年4月15日的美国空袭中丧生。
长期以来，卡扎菲一直保持着他独特的生活习惯。他喜欢住帐篷、喝骆驼奶。即便到国外访问，如果条件允许，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也为他带上帐篷，并把几头母驼骆带上专机，天天为卡扎菲挤新鲜的骆驼奶。卡扎菲在利比亚国内帐篷住处很多，具体数字和地点绝对保密。随着条件的改善，卡扎菲的帐篷也都实现了现代化，成为贝都因传统和高度发达技术的奇异混合物。帐篷内有彩电、冰箱、录像机、组合音响等各种家电设备，还有金制地球仪、电话、手机、沙发、地毯，现代化办公设备和起居设备应有尽有。帐篷一般都掩映在一排排树阴中，外表呈现橄榄色或淡褐色。有时，在帐篷外拴上两头骆驼，以便让卡扎菲听到骆驼的咆哮声，增加些锡尔特以南地区特有的生活气息。客人们对这种景象感到新奇，可借此消遣。
卡扎菲的衣着也有独特风格。平时，他喜欢穿传统的阿拉伯大袍，夏天穿白色长袍，这种长袍宽大透风，穿起来非常舒服。冬天，他有时戴上用呢子缝制的带有风帽的金色斗篷，起到御寒挡风的作用。有时，他穿着红绸衬衫和蜥蜴皮的拖鞋会见客人，显示出十足的现代派。他出席正式场合的衣饰相当考究，有时他穿着穗带的白色海军装，并佩戴几排奖章，显得威风凛凛；有时穿着一套别致的国家元首服，显得庄重大方；有时穿着装有复杂拉锁和纽扣的跳伞服，显得轻松浪漫。他自豪地说：“无论我穿何种服装，都会流行开来。”
有人开玩笑说，假如卡扎菲不是国家元首而去投考模特专业，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服装模特。的确，他身材修长，高高的个子，胖瘦适中，青少年时代练就了一副好体魄，他执政后，虽国事繁忙，但一直坚持体育锻炼。他有时散步，有时踢足球，有时打网球，有时到他的体操房锻炼身体。
卡扎菲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他从小熟读《古兰经》，潜心钻研伊斯兰教义，并把它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卡扎菲说，我们是真主的仆人，是真主给了我们启示，我们的职责就是把这种启示教化给别人。他严格遵循戒斋、祈祷、朝觐、不喝酒等各项伊斯兰教规，并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他执政初期，曾只身闯进夜总会，把那些放荡不羁的舞女和妓女统统抓起来，关闭了意大利人开办的舞厅和赌场。他也曾威胁说要在利比亚严格执行伊斯兰教规，把那些犯罪分子处以砍手、鞭笞、用石头砸死等伊斯兰规定的刑律。1970年纳赛尔总统
在世时，卡扎菲到埃及访问，纳赛尔为他举行晚宴。宴会的主菜是地中海大虾。卡扎菲问，这是什么?是蝗虫吗?当他知道这是大虾，是一种类似鱼的海洋生物时，他说他不能吃鱼虾。他认为，按照伊斯兰教规规定，在屠宰生物时，一定要口诵“真主至上”，而这些鱼虾就这样简单地给弄死了，根本没有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仪式宰杀，所以他决不能吃。还有一次，卡扎菲到苏丹访问，苏丹总统尼迈里陪同他到苏丹南部参观访问。好客的主人特意为卡扎菲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由7—10岁的小女孩表演舞蹈。当卡扎菲看到这些小女孩袒胸露背地进行表演时，他立即站起来回宾馆，他说不能容忍这种亵渎伊斯兰教规的行为。
卡扎菲以当机立断的风格而著称，给人以风风火火的感觉。他心血来潮搞突然袭击式出访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有一次，他突然提出要马上到开罗去见纳赛尔总统，命令警卫人员和礼宾人员马上安排直升机。他的助手说，负责出访的卫队正在沙漠基地训练，一时赶不回来。卡扎菲坚持起飞，他没带警卫人员，爬上直升机，命令驾驶员立即起飞。当他的飞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时，纳赛尔总统才知道卡扎菲已经到了开罗。萨达特执政时，卡扎菲有一次突然光临开罗，正值萨达特在国外访问。萨达特闻讯后，只好中断访问回国接待这位不速之客。1973年9月正值伊斯兰斋月，卡扎菲到埃及访问。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萨达特总统与卡扎菲先在开罗会晤，然后于次日同去亚历山大。萨达特因要去演讲，没有到宾馆去接卡扎菲。卡扎菲在宾馆不见萨达特到来，于是便取消了与萨达特的会晤，第二天清晨不辞而别飞回了利比亚。
卡扎菲到国外的出访非常讲究排场，一是为显示威风，二是为加强安全保卫。2000年7月上旬，卡扎菲率庞大代表团出席在多哥首都洛美召开的第36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他经陆路前去开会，300辆汽车组成浩浩荡荡的车队。卡扎菲与会前先访问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加纳等国，给这些国家的接待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一位加纳负责人说，我们对接待这样庞大的队伍感到为难，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设施安顿他们。如果卡扎菲乘专机出访，利方一般都安排两架专机同行。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时，就派了两架专机。至于卡扎菲在哪一架专机内，利方绝对保密，只有专机降落后才能知道利方的安排。
卡扎菲访华期间，与我多次聊天。有一次，他问我的业余生活如何安排。我告诉他，在业余时间看看书、看看电视、忙忙家务、陪孩子玩玩，有时与家人一起逛逛公园、逛逛市场，有时与朋友聚会，每天都坚持散步，锻炼身体。卡扎菲听后说我的业余生活太丰富多彩了，是个自由人，有充分的自由。他说很羡慕这种生活，因为他没有我那么自由。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他作为利比亚“九·一”革命领导人，责任太大，目标也大，太引人注目。在如此复杂的世界上，对他拥戴者有之，对他反对者有之，企图谋杀他的人也有之。因此，他的警卫人员对他的行动做出了种种限制规定，每次外出都是前呼后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有充分自由。
卡扎菲问我，有没有读过他的《绿皮书》，我说仅读过内容摘要，但不曾读过原著。他立即命随行人员拿来一套三册《绿皮书》，并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我作为纪念，并希望我好好研究一下他的观点和论述。
卡扎菲结束访华前对我说，经过几天的接触，他喜欢我这位朋友，他邀请我作为他的私人朋友，到利比亚访问，到他的帐篷里做客，也到利比亚一些地方去看一看，增加对利比亚的了解。我对他的盛情表示感谢，认为这仅是一番客套话，并没有当作一回事。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利比亚驻华大使约见我国外交部有关副部长，专门谈有关我访问利比亚的事情。这位大使说，他受命转达卡扎菲的邀请，并就此事发来一份正式照会。外交部领导对此非常关心，批准我去利比亚访问。但因其他安排，我没能成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
人们常说，凡事有个缘分，1991年9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政务参赞，1992年初到任，使我有机会再次见到卡扎菲。1992年9月30日，我又一次见到卡扎菲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那天，利比亚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部突然通知中国大使馆，要我立即搭乘利方专机去锡尔特出席利比亚总人民大会特别会议，届时卡扎菲将向中国大使馆代表颁发勋章，以感谢中国对利比亚的支持，表彰中国在洛克比问题上所采取的正义立场。我登台领奖时，卡扎菲与我握手拥抱，并把勋章亲自挂在我胸前。当时整个会场显得非常热烈，与会者起立热烈鼓掌，欢声雷动，震耳欲聋。卡扎菲也很兴奋，讲了一些话，但听不清楚。在他给我佩戴勋章时，因靠得很近，我才听清楚他的话，他说见到我很高兴，感谢中国的支持。
卡扎菲虽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一再声称他不是总统或主席，但他一直作为元首执政。他是利比亚无可争辩的最高决策者，是绝对权威。我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成了珍贵的通行证和护身符。记得有几次，口岸海关坚持要开箱检查中国代表团和记者的托运物品甚至手提箱，我把自己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一亮，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另有一次，有几位中国记者到利比亚采访，提出要见卡扎菲，利方总是打官腔，迟迟不予安排，记者们便安排其他采访活动。我想到了手中的法宝，找到有关负责人，把我与卡扎菲在北京的照片及卡扎菲亲自签名的《绿皮书》给他们看，他们立即安排中国记者见卡扎菲，乘利方专机到外地见到了卡扎菲。后来，有一位记者就这次采访大做文章，轰动一时，颇有社会效益。还有一次，我们去参观一处名胜古迹，但被挡在门外，让我们改日再来。我幸亏把我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带在身边，掏出了这张照片，果然灵得很，利方人员不仅立即放我们进去参观，还派了一位向导为我们解说。
我在利比亚工作了整整三年，曾在海边租下了一栋楼房作为住所和对外活动场所。每到傍晚，我喜欢到楼顶观赏景色，的黎波里港壮观的夜景和日落时美丽的晚霞令我陶醉。我面对着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注视着微风吹起的层层细浪，品味着阿拉伯人把地中海称为白中海的含意。我在楼顶上望着的黎波里城的万家灯火，忆起的黎波里旧城被称为红堡的历史记载。我把思绪从昔日又拉回到现实，自然想到了卡扎菲，迅速构思出一首诗，描绘卡扎菲时代的的黎波里，诗文如下：
白海红堡据要津，
防守国门劳军民。
饱经沧桑豪气在，
两镇被荡一城存。
沙漠引水倡首绿，
棕榈成行芳草茵。
赏心悦目落日霞，
海港夜景呈缤纷。
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读到这首诗，我就会回忆起利比亚和的黎波里，脑海中也就会展现出卡扎菲的身影。的确，这是位令人难忘的传奇人物。
卡扎菲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也是非洲、中东地区极有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人物。世人对他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利比亚人对他顶礼膜拜，尊崇至极，称他为导师、统帅、领袖、革命志士、伟大骑士、“九·一”革命领导人、利比亚救世主、“世界第三理论”奠基人、“绿色革命”旗手、民众国创始人、沙漠雄狮、阿拉伯雄鹰、非洲
勇士、伊斯兰圣徒、穆斯林革命家等等，不一而足。有的西方国家骂他是“恐怖公司”老板、“魔鬼”，美国骂他是“无赖国家”头目。当年利比亚与埃及互相攻击时，卡扎菲骂萨达特是“叛徒”，萨达特则骂卡扎菲是“疯子”。还有人称他为“不定向导弹”。尽管世人对他毁誉不一，褒贬迥异，但在国际政坛上，他被公认为是一位谜一般引人注目的领袖人物。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与邓小平举行会见，我作为主要译员参加了他访华的接待工作，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1992—1995年，我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担任政务参赞，曾数次见到他，并通过新闻媒体关注他的活动，进一步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在中国人中，我是与他直接交往较多的人物之一。
卡扎菲的成长史
卡扎菲全名叫穆阿迈尔·卡扎菲，1942年生于利比亚海滨城市锡尔特以南30公里一个贝都因牧民家庭，卡达法部落人。卡达法部落是个小部落，部落人家散居在戈壁沙漠中。这是一片灰色的原野，既有岩石也有灌木丛。该部落居民多为贝都因人，以放牧骆驼和牛羊为主，居住在一个个帐篷中。
卡达法部落的称谓系由柏柏尔文字转化而来，这有其历史背景。柏柏尔人为利比亚土著民族。但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进入利比亚战胜柏柏尔人后，带来了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后来，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逐渐相互同化、相互融合在一起。卡达法的名称就是阿拉伯文和柏柏尔文融合的产物，卡达法部落中的部落民也是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混杂繁衍的产物。据史料记载，征服利比亚的阿拉伯人多来自也门，他们中的一部分官兵在利比亚定居下来，其中有的人就辗转到锡尔特以南地区，逐渐形成卡达法部落。我在利比亚工作期间，就曾听过卡扎菲在一次报告中提到此事。他说，假如利比亚一切水源枯竭，我将回到也门去。我也曾问过卡达法部落的人和利比亚学者，他们均称卡达法部落的根在也门。
卡扎菲的父亲叫穆罕默德，其母叫阿依莎，两人都是贫穷的贝都因人，也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卡扎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而且是惟一的男孩。尽管家中贫寒，但卡扎菲从小就受到家人的宠爱。卡扎菲有三个姐姐，其中一个姐姐死于癌症，另一个姐姐与当地人结婚，第三个姐姐嫁给了麦萨奥德·哈费兹，此人后来曾担任过费赞省的总督。
卡扎菲的童年是在故乡的戈壁沙漠和帐篷中度过的。艰苦的自然环境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卡扎菲靠父亲的放牧所得为生，生活非常简朴，有人说卡扎菲是靠喝骆驼奶、吃阿拉伯大饼长大的。他从小就在父母身边转，并逐渐帮双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艰苦环境中的部落生活显得十分枯燥无味，根本谈不上文化娱乐活动。童年时代的卡扎菲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大人讲故事。卡扎菲的双亲和邻居经常给卡扎菲及其小伙伴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包括贝都因人的传统，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发展，利比亚的历史，外国对利比亚的入侵，阿拉伯和利比亚出现的英雄人物，部落中的轶事趣谈，孩子们爱听的神话故事等。
利比亚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的动人故事深深打动了卡扎菲的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崩溃，意大利于1912年10月占领利比亚，取代土耳其控制利比亚，并将利比亚变为意大利的殖民地，激起利比亚人民的反抗。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目墨索里尼上台后，提出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纲领，向利比亚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图全面控制利比亚。利比亚人民为反对意大利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其中以奥马尔·穆赫塔尔领导的抗意游击队最为驰名。奥马尔·穆赫塔尔原为一名中学教员，在利比亚人民反意斗争的浪潮推动下，他弃教从戎参加了武装斗争。他在战斗中成长，成为由数千人组成的游击队武装的领导人。他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游牧民，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屡屡重创意大利殖民军。意大利殖民军采取铁血政策，残酷镇压利比亚游击队，致使利比亚游击队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利比亚民族主义领导人陆续遭杀害或被俘。奥马尔·穆赫塔尔在困境中坚持斗争。1931年9月11日他在绿山地区的一次战斗中落马倒地，陷入敌军重围，负伤被俘。他在敌牢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最后在两万多名利比亚群众面前被意大利法西斯处以绞刑。奥马尔·穆赫塔尔被利比亚人民视为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卡扎菲从小就对他崇拜不已，矢志长大后做一个奥马尔·穆赫塔尔式的人物。
卡扎菲长到入学年龄时，尽管家境贫寒，但他父亲还是决定送他上学读书。卡扎菲进入锡尔特一所小学学习，当时他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而且又是贝都因人，城里的孩子都称他为乡巴佬。他从上学一开始就感到了压力，但他将这种压力变为动力。他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利比亚是伊斯兰国家，星期五作为周休日。每星期四放学后，卡扎菲步行约30公里回家，星期五下午又返回锡尔特。他在往返途中要穿过沙漠地区。这种长途跋涉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锻炼了他的体魄。
卡扎菲14岁时，他们一家人迁到西南部的费赞省塞卜哈居住。他父亲为当地部落酋长看护财产，他们一家住在塞卜哈城外两英里远的一处小房子里。卡扎菲进入塞卜哈中学读书。
中学阶段是卡扎菲成长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广泛阅读报刊，收听埃及电台“开罗之音”广播，努力增加对外界的了解，深入思考和探索一些重大问题。在这期间，对卡扎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演讲及其名著《革命哲学》，尤其是纳赛尔关于“自由军官组织”的论述深深镌刻在卡扎菲的脑海中，使卡扎菲在发动革命问题上学到了第一课。
卡扎菲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成为一位雄辩滔滔的鼓动者和学生领袖。他曾秘密组织学生团体，企图暗杀利比亚国王，并曾组织过支持埃及和纳赛尔总统反对以色列的示威游行。1961年10月，卡扎菲因组织反对解散埃及与叙利亚联盟的示威游行而被开除学籍。1961—1963年，卡扎菲转入利比亚沿海城市米苏腊塔高中部学习。他在这一阶段积极开展地下活动，精心筹建地下组织。他对参加该组织的成员提出的要求是：努力学习，按时祈祷，不许饮酒，不准打牌，不玩女人。中学时代的卡扎菲已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
在纳赛尔《革命哲学》的影响下，卡扎菲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决定走从军之路。1963年，他进入利比亚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4年，他在军队中建立自由军官组织这一秘密团体，着手策划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统治。1965年，卡扎菲从班加西军事学院毕业，获少尉军衔。1966年，他到英国比肯斯菲尔德装甲兵无线电通讯学校受训，学习装甲车的维修、信号和射击技术。半年的培训学习结束后，卡扎菲回利比亚担任通讯兵团上尉军官。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利比亚政府决定派卡扎菲带领一支先遣队前去支援埃及。但这场战争仅打了6天，卡扎菲一行刚到达利比亚、埃及边境，战争就停止了，卡扎菲决定返回。这场战争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利比亚人民对伊德里斯王朝的腐朽统治更加不满，人心思变。卡扎菲强烈意识到，在利比亚发动革命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他决心加快采取行动的步伐。
卡扎菲的神秘感
1968年，利比亚国内形势急剧恶化。80岁高龄的伊德里斯国王多病缠身，无力理政，曾提出退位想法，但宫廷幕僚们以一时找不到合适继任人选为由，将其挽留在国王宝座上。宫廷大臣、军政高级官员借此机会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黎民百姓生灵涂炭，怨声载道。当时的利比亚政局就像一堆干柴一样，一点即燃。
利比亚各派政治力量都清楚地看到，伊德里斯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政权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据有关方面透露，当时至少有四个政治集团曾有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图谋。第一个集团是包括前首相巴库什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军官集团，这个集团谋划过接管政权的计划，但因内部分歧而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第二个集团是以军队参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勒希为首的王室力量，他们企图获得国王首肯体面接管政权，如此招不成再采取行动。由于国王迟迟未公开表态，他们贻误了行动时机。第三个集团是以军队一名上校为首的军官集团，据说该集团得到伊拉克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采取行动。第四个集团便是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名不见经传，但为发动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卡扎菲所依靠的是两个支部的骨干力量。他在塞卜哈学习时，与阿卜杜·萨拉姆·贾卢德一道创立了第一支部，此后又建立了一系列的支部，统称“第一支部”系统。在此基础上，卡扎菲号召支部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创立自己的学习支部，称之为“第二支部”。按照卡扎菲亲自制定的条例，各个支部的成员彼此要互不相识；参加第二支部的成员需要卡扎菲亲自逐一审批。卡扎菲转到米苏腊塔学习后，又在这个城市建立了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他还创立了自由军官组织的外围组织，即民间组织，在工人、农民、教师、商人和文职人员中吸收民间组织的成员。卡扎菲在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时，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成员。他对发展对象逐个进行考察，搜集他们的材料，逐个审批。
卡扎菲为发动政变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既精心又辛苦。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为准备暴动，他们召开的会议越来越多，遇到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他们必须在节假日开会，通常在深夜开会。他们必须把会议地点选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时不得不奔赴数百公里远的地方开会，这些地方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往往都很恶劣。有的会议时间较长，他们就在野外露宿。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他们决定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都必须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卡扎菲对发动政变的每个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他把自由军官组织的骨干力量分配到全国各地，每个兵营里都配备两名军官，负责搜集与发动政变有关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武器储备，军官名单及其上级领导等等。
1969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组织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王室政权情报部门随时都可能侦破自由军官组织的计划，逮捕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们决定尽快采取行动，发动名为“耶路撒冷行动”的军事政变。会后，卡扎菲即向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发出第一次警报，要求他们核查对士兵、交通工具、武器和弹药的控制情况。当收到一切准备就绪的信号后，他把发动政变的日期确定为1969年3月21日。
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举事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获悉，埃及著名女歌唱家定于3月21日晚在班加西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卡扎菲认为，这场音乐会将给他们的暴动带来诸多不便，第一，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是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尔舒姆。她是阿拉伯歌坛上最有影响的一位女歌手，在全体阿拉伯人看来，她是位音乐天才，是位传奇人物，颇受欢迎和尊重。在这一天晚上举事是一件极不得体的事，也是对乌姆·库尔舒姆极不尊重的事。第二，乌姆·库尔舒姆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是为巴勒斯坦法塔赫游击队举行的义演。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卡扎菲及其同事们对巴勒斯坦事业一直采取坚决支持立场，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事。第三，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事先拟定了一份拘捕的王室政权高级人物名单，这份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士将出席这场音乐会。按照惯例，这场音乐会可能要延续到次日凌晨，被拘捕人物的行踪不便掌握，这对拘捕他们造成许多困难。如在这种场合拘捕他们，也将造成不良影响。
卡扎菲再三斟酌，权衡利弊，决定推迟举事日期。卡扎菲把发动政变的日期改为3月24日，但他了解到，伊德里斯国王在这一天驾临班加西，王室和军队加强了警卫工作，从而增加了发动政变的困难。卡扎菲决定第二次推迟发动政变的时间，把政变时间定于6月5日。
政变前夕，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成员突然被通知调防，卡扎菲怀疑他们的政变计划可能泄密。此外，这一年的6月5日正值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3周年，卡扎菲担心官方可能举办纪念活动，给他们的活动带来不测因素。为防止意外，卡扎菲第三次推迟政变时间。
1969年7月，伊德里斯国王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消夏。8月，国王把利比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领袖召到希腊首都雅典，交给他们一封信件，宣布退位。这一消息传到利比亚后，利比亚形势更加混乱，各种政治力量蠢蠢欲动。卡扎菲了解到，军队参谋长沙勒希兄弟领导的宫廷集团准备在9月4日之前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卡扎菲被通知于9月11日去英国接受第二次为期6个月的培训。
卡扎菲感到，发动政变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他与贾卢德在的黎波里东南不远的塔尔胡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将政变时间确定为1969年9月1日凌晨2时30分。他们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决定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政权。政变前，卡扎菲对王室的军力部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王室在班加西的兵力最强，因为国王卫队就驻扎在这里。这支卫队通常被称为昔兰尼加卫队，对国王忠贞不贰，且装备精良，能否顺利解决这支卫队便成为整个政变计划成败的关键。为此，卡扎菲决定留在班加西，委派他的助手穆萨·艾哈迈德突袭昔兰尼加卫队，委派他的另一名助手穆斯塔法·卡鲁比占领贝卡军营和广播电台。他派贾卢德去的黎波里，主持在首都的行动。此外，他还派自由军官组织的其他成员分赴其他地区同时分头行动。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卡扎菲采取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整个政变过程中，仅在突袭昔兰尼加卫队时发生了小的冲突。穆萨·艾哈迈德率领的一队人马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卫队岗哨的武装，占领了军营。双方在一阵对射中，1人被打死，15人受伤，卫队司令在家中被擒，成为俘虏。其他地区的政变行动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名单上的宫廷要员和军政高官基本上被拘捕。王储听到枪声立即从宫中逃出，藏到游泳池里，他于次日被捕后，立即表示效忠新政权。
1969年9月1日清晨6时，的黎波里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军乐曲，表明政变已经取得完全成功。6时30分，卡扎菲在班加西广播电台发布政变成功后的第一号公报。自由军官组织事前未曾想到准备公报，卡扎菲得到政变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取来一张纸，仓促写了公报提纲，其他内容是他在电台广播时即席加上的。
卡扎菲在公报中说：“伟大的利比亚人民，为了履行你们的自由意志，实现你们崇高的愿望，诚挚地响应你们不断提出的变革要求和为之而奋斗的渴望，倾听你们对发动革命和起义的激励，你们的武装部队已采取行动，推翻了反动、落后和腐朽的制度。这个腐朽的制度令人作呕和恐惧。你们英雄的军队一举摧毁了这些偶像，从而结束了漫漫长夜，即从土耳其的统治到意大利的暴虐，然后是反动政权的时代，这是贪污腐败、裙带关系、背信卖国的时代。”卡扎菲宣布，一个新的利比亚诞生了，这是一个拥有主权的自由共和国，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出于安全和稳定政局的考虑，在政变成功后一周左右，卡扎菲没有宣布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宣布自由军官组织中其他成员的名字。一周以后，利比亚公布了由12人组成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此后，卡扎菲及其政变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这场政变被称为“九·一”革命。
卡扎菲的女保镖
长期以来，卡扎菲一直认为，利比亚、非洲、整个阿拉伯世界及第三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敌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此，他呼吁组织一支庞大的国际军队，让这支军队遍布全球，共同对付西方“新十字军”的进攻，并在美国人脚下燃起熊熊大火。在利比亚国内，他重视军队建设，并一直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九·一”革命后，利比亚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1983年2月，卡扎菲命令实施“革命总动员计划”，对全体适龄男女进行军训。1988年8月，卡扎菲宣布取消正规军，将正规军改编为“民众国卫队”，并在各省建立由省政府防御人民委员会领导的地方部队，称为防卫区卫队。1988年11月，卡扎菲决定撤销最高指挥部和总司令之职。1989年9月，他宣布成立全国临时防务人民委员会，也就是全国最高武装力量司令部，负责处理具体军务。
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抗争的问题上，卡扎菲另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动员组织群众，实行全民皆兵，打一场人民战争。
卡扎菲说，我们准备发动圣战抵抗美国和西方的进攻，用我们的鲜血来书写解放宣言。我们依靠的力量是民众国的广大民众，因为群众是巨大的洪流，人民的力量是使敌人畏惧的力量。对待新殖民主义的新攻势，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不”，还将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历史已经证明，任何胆敢碰撞利比亚人民的侵略者都将落得可耻下场。西方为掠夺利比亚的石油而向我们发动进攻，利比亚人民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已经活了几千年，现在我们不会为了石油而丧失自由和尊严。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准备烧掉油井，炸掉油港。我们将用刀枪和匕首进行抵抗。根据卡扎菲的想法，首先要把重要战略地区的人民武装起来，搞一道、二道乃至三道防线，层层抵抗，层层把关。与此同时，全国实行兵役制，各个公社都建立起武装组织，建立人民武装力量，实行全民皆兵，其中包括发挥妇女的作用。
卡扎菲在《绿皮书》中一再强调，“自由寓于需要之中”。根据这一思想，他当时更多地强调，由于妇女的生理特征，妇女的天地在家庭中，男女不可能绝对平等。与此同时，卡扎菲又指出，凡是要工作并有能力工作的社会成员，无论男人或女人，社会都应该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但首先要保证每个人都在适合的领域工作，而不是被迫去完成不适合的工作。
《绿皮书》问世后，卡扎菲关于妇女问题的思想又有新发展。1981年9月1日值“九·一”革命12周年之际，卡扎菲就妇女问题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在这次讲话中呼吁穆斯林世界的妇女摆脱枷锁，发动一场妇女解放运动。
此前一个月，卡扎菲连续发表谈话，他根据当时利比亚与美国对抗的形势，大谈妇女在利比亚防务中的作用问题及阿拉伯妇女解放问题。他说，阿拉伯各国的男人和女人都面临着外来侵略的威胁。但是，在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实上妇女一直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是巨额利润的牺牲品，是受压迫者。解放阿拉伯妇女的口号是一颗炸弹，它将震撼整个阿拉伯地区，并将推动被囚禁在宫殿和市场中的妇女们冲破牢笼，起来反抗她们的监禁者、剥削者和压迫者。这一号召无疑将会在整个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指出，伊斯兰意味着建设自由、平等和人道的社会。而妇女目前是不受尊重的，流行的习俗是对伊斯兰的侮辱。我们决心要使这场革命摧毁反动派的大本营和他们的堡垒，袭击并捣毁奴役阿拉伯妇女的高大宫殿，使从大西洋到海湾的妇女统统获得解放。
从1981年春夏开始，人们注意到，卡扎菲的卫队中出现了一部分女保镖。后来，这种现象越来越多，新闻媒体对卡扎菲女保镖的报道和评论也就越来越多。它成为新闻界人士追踪的一个热门课题，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
我最初读到卡扎菲女保镖的报道时，感到新鲜和好奇。后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不止一次接触到这些女保镖中的部分成员，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对其“庐山真面目”有了
一定了解。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我作为主要译员参加了这项接待工作的主要活动，与卡扎菲及其身边人员的接触机会更多一些。据我了解，卡扎菲对此次访华非常重视。他及随行人员分乘两架大型专机相继抵京。此外，还有不少团员和随行人员分别来京，整个代表团和随行人员共达数百人。卡扎菲专机抵京前，中方一再询问有关人员准确情况，但利方一直未能提供这些材料。代表团抵京下榻钓鱼台，中方礼宾人员和警卫人员发现一些女兵，感到突然，便询问有关情况。利方有关人员称，这些女兵是卡扎菲的女保镖。利方还提出，要为这些女警卫人员专门安排一层楼作为她们的住宿，如单间安排不开，就安排她们住集体宿舍。卡扎菲住的那一层完全由男保镖担任警卫。利方还提出，这些女保镖参加卡扎菲的一切对外活动的警卫任务。中方做了最大努力，尽量满足利方的要求。
我记得，当卡扎菲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见、会谈和出席宴会时，这些女保镖一下车就拼命往前冲，并且自动散开抢占最佳位置。这些女保镖一个个长得都很秀气，体格强壮，身着草绿色军装，英姿焕发，光彩夺目。她们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格外引人注目，并引起轰动。但在实际接待工作中，这些女警卫给中方礼宾人员和安全人员的工作安排带来了不少困难。由于中方的及时提醒和周密安排，接待人员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卡扎菲在华访问期间多次谈到他的女保镖，他在与邓小平举行会见、会谈时都有意识地主动谈及这个问题。我在陪车时，他也向我谈及这个问题。他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和利比亚都是伟大国家，但在历史上都遭受过侵略，现在又都面临挑战。中国人民和利比亚人民都是不屈的人民，都曾为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斗争。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人民战争和全民皆兵的思想，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战胜敌人的进攻，利比亚人民必须武装起来，必须实行全民皆兵，妇女也不例外。卡扎菲说，他带这些女保镖到中国，并要求尽量在公开场合多亮相，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警卫，真正意图是为了进行宣传。卡扎菲说，他对中国的警卫工作是信得过的，是放心的。他想利用这些女保镖向全世界尤其向西方世界显示，利比亚是坚强的，利比亚正在实行全民皆兵，任何进攻利比亚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我与卡扎菲的几名女保镖进行过交谈。她们告诉我，她们分别来自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家地区，是的黎波里女子军事学院的学生。她们在军事学院中既接受理论教育，也接受军事训练，其中包括使用武器和持械及徒手格斗的训练。陪同卡扎菲出访是她们的一项特殊任务，人员并不固定，一般是大家轮流担任，但人员要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有的人在校学习期间一般只能轮到一次，有的人一次也轮不到，只有少数人机会多一些。她们说，中国是她们向往的国家，对中国十分钦佩，这次能有机会陪卡扎菲到中国，是她们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是终生难忘的纪念。
1992年初到1995年初，我在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工作整整三年。在此期间，我曾多次见到卡扎菲的女保镖。记得有一次，我们到的黎波里城郊阿齐齐亚兵营去见卡扎菲。按照利比亚的规定，我们先到利比亚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部即外交部，把车停放在外交部门口，改乘阿齐齐亚兵营派来的专车把我们送到兵营前，然后再换乘另外一辆车进入兵营。这时，走来一位女军人，陪我们乘同一辆车去见卡扎菲。汽车在兵营内绕来绕去，最后终于到达卡扎菲的帐篷，见到了卡扎菲。据利方有关人员说，这位女军人有多重身份，她既是卡扎菲的女秘书，又是他的女礼宾官，还是他的女保镖。
我在利比亚也见到过名副其实的卡扎菲的女保镖。有一次，我到利比亚沿海城市锡尔特参加一次会议，据告卡扎菲将出席。我进入会场前，看到会场周围警卫人员密布，其中就有一部分女警卫人员。卡扎菲进入会场时，大厅中掌声雷动，有人试图走上前去与卡扎菲握手。这时卡扎菲的警卫人员显得非常紧张，阻止任何人离开座位靠近卡扎菲。在这些警卫人员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女保镖。还有一次，我看到卡扎菲坐敞篷汽车到某地视察。当敞篷车穿过欢迎的人群时，车子开得较慢，卡扎菲的警卫人员分散在敞篷车四周，跟着汽车跑。车子加速时，他们也加速跟着跑。在这些警卫人员中，我看到有几位女保镖，她们始终跟着敞篷车跑，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卡扎菲的轶事谈
我在利比亚工作期间，人们经常对我说，卡扎菲既是利比亚人民的领袖，也是一位孝子。卡扎菲孝敬父母的故事在利比亚广为流传。
卡扎菲既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更感谢父母为他施展才能创造了机会。的确，对于一
个在贫瘠半沙漠地区以放牧牛羊骆驼为生的贝都因人来说，要养活六口之家已很不容易，卡扎菲的父亲咬紧牙关、省吃俭用，不仅将儿子送去读书，还支持儿子的政治活动。卡扎菲在塞卜哈读中学时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开除学籍，他父亲便四处奔波，找关系托人情，才把卡扎菲转到米苏腊塔继续学习。卡扎菲永远忘不了父母的恩情。他在学校学习期间和在军队服役期间，一有空就回家探望双亲，并给他们带回一个收音机。1969年9月1日，卡扎菲的父母亲就是通过这个收音机听到儿子的声音，了解到卡扎菲领导政变成功的消息。他们刚听到广播时面面相觑、瞠目结舌，听完广播后欣喜若狂，称赞儿子有出息。卡扎菲执政后，与父母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两位老人不习惯过城市生活，坚持住老家的帐篷。卡扎菲尊重他们的意见，不时派人把他们接到的黎波里住一段时间，并对他们的生活做了妥善安排。卡扎菲的母亲于1978年去世。他的父亲于1985年去世，享年90多岁。
卡扎菲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位妻子名叫法蒂赫，他的岳父是哈利德将军，是伊德里斯国王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也是卡扎菲的顶头上司。哈利德将军看中了卡扎菲，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卡扎菲与法蒂赫婚后不久便发动了“九·一”革命，很快宣布与法蒂赫离婚。卡扎菲提出离婚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因为这桩婚姻办得相当草率，他与来自旧制度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结合相当勉强；二是因为婚后夫妻感情不合。
卡扎菲的第二个妻子叫萨菲雅，他们的婚姻称得上是传奇式的结合。1969年卡扎菲掌权后，经常到各地视察。有一天，他在地方视察，感到腹部疼痛难忍，伴有高烧。警卫人员迅速把他送到当地的一所医院诊断治疗。值班医生诊断错误，但站在医生旁边的一位叫萨菲雅的女护士却大胆地发表意见说，卡扎菲患的是阑尾炎。后经反复检查，果然是阑尾炎，并据此进行了有效治疗。这次偶然的医院相遇成就了他们终生姻缘。萨菲雅说她对卡扎菲一见钟情，卡扎菲说萨菲雅给他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印象。萨菲雅肩披黑色的长发，有一双犀利敏锐的眼睛，思路聪敏，是一位引人注目并有些令人生畏的妇女。他们婚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共生育7个孩子，其中6个儿子。卡扎菲曾表示，希望他的6个儿子都成为医生，以便能为非洲的穷苦人民提供医疗服务。他对惟一的女儿特别宠爱，认为这个女儿也许有潜在的政治才能。他表示希望再要一个女儿，后来便领养了一个女儿汉娜，但不幸的是，不满3岁的汉娜在1986年4月15日的美国空袭中丧生。
长期以来，卡扎菲一直保持着他独特的生活习惯。他喜欢住帐篷、喝骆驼奶。即便到国外访问，如果条件允许，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也为他带上帐篷，并把几头母驼骆带上专机，天天为卡扎菲挤新鲜的骆驼奶。卡扎菲在利比亚国内帐篷住处很多，具体数字和地点绝对保密。随着条件的改善，卡扎菲的帐篷也都实现了现代化，成为贝都因传统和高度发达技术的奇异混合物。帐篷内有彩电、冰箱、录像机、组合音响等各种家电设备，还有金制地球仪、电话、手机、沙发、地毯，现代化办公设备和起居设备应有尽有。帐篷一般都掩映在一排排树阴中，外表呈现橄榄色或淡褐色。有时，在帐篷外拴上两头骆驼，以便让卡扎菲听到骆驼的咆哮声，增加些锡尔特以南地区特有的生活气息。客人们对这种景象感到新奇，可借此消遣。
卡扎菲的衣着也有独特风格。平时，他喜欢穿传统的阿拉伯大袍，夏天穿白色长袍，这种长袍宽大透风，穿起来非常舒服。冬天，他有时戴上用呢子缝制的带有风帽的金色斗篷，起到御寒挡风的作用。有时，他穿着红绸衬衫和蜥蜴皮的拖鞋会见客人，显示出十足的现代派。他出席正式场合的衣饰相当考究，有时他穿着穗带的白色海军装，并佩戴几排奖章，显得威风凛凛；有时穿着一套别致的国家元首服，显得庄重大方；有时穿着装有复杂拉锁和纽扣的跳伞服，显得轻松浪漫。他自豪地说：“无论我穿何种服装，都会流行开来。”
有人开玩笑说，假如卡扎菲不是国家元首而去投考模特专业，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服装模特。的确，他身材修长，高高的个子，胖瘦适中，青少年时代练就了一副好体魄，他执政后，虽国事繁忙，但一直坚持体育锻炼。他有时散步，有时踢足球，有时打网球，有时到他的体操房锻炼身体。
卡扎菲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他从小熟读《古兰经》，潜心钻研伊斯兰教义，并把它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卡扎菲说，我们是真主的仆人，是真主给了我们启示，我们的职责就是把这种启示教化给别人。他严格遵循戒斋、祈祷、朝觐、不喝酒等各项伊斯兰教规，并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他执政初期，曾只身闯进夜总会，把那些放荡不羁的舞女和妓女统统抓起来，关闭了意大利人开办的舞厅和赌场。他也曾威胁说要在利比亚严格执行伊斯兰教规，把那些犯罪分子处以砍手、鞭笞、用石头砸死等伊斯兰规定的刑律。1970年纳赛尔总统
在世时，卡扎菲到埃及访问，纳赛尔为他举行晚宴。宴会的主菜是地中海大虾。卡扎菲问，这是什么?是蝗虫吗?当他知道这是大虾，是一种类似鱼的海洋生物时，他说他不能吃鱼虾。他认为，按照伊斯兰教规规定，在屠宰生物时，一定要口诵“真主至上”，而这些鱼虾就这样简单地给弄死了，根本没有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仪式宰杀，所以他决不能吃。还有一次，卡扎菲到苏丹访问，苏丹总统尼迈里陪同他到苏丹南部参观访问。好客的主人特意为卡扎菲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由7—10岁的小女孩表演舞蹈。当卡扎菲看到这些小女孩袒胸露背地进行表演时，他立即站起来回宾馆，他说不能容忍这种亵渎伊斯兰教规的行为。
卡扎菲以当机立断的风格而著称，给人以风风火火的感觉。他心血来潮搞突然袭击式出访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有一次，他突然提出要马上到开罗去见纳赛尔总统，命令警卫人员和礼宾人员马上安排直升机。他的助手说，负责出访的卫队正在沙漠基地训练，一时赶不回来。卡扎菲坚持起飞，他没带警卫人员，爬上直升机，命令驾驶员立即起飞。当他的飞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时，纳赛尔总统才知道卡扎菲已经到了开罗。萨达特执政时，卡扎菲有一次突然光临开罗，正值萨达特在国外访问。萨达特闻讯后，只好中断访问回国接待这位不速之客。1973年9月正值伊斯兰斋月，卡扎菲到埃及访问。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萨达特总统与卡扎菲先在开罗会晤，然后于次日同去亚历山大。萨达特因要去演讲，没有到宾馆去接卡扎菲。卡扎菲在宾馆不见萨达特到来，于是便取消了与萨达特的会晤，第二天清晨不辞而别飞回了利比亚。
卡扎菲到国外的出访非常讲究排场，一是为显示威风，二是为加强安全保卫。2000年7月上旬，卡扎菲率庞大代表团出席在多哥首都洛美召开的第36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他经陆路前去开会，300辆汽车组成浩浩荡荡的车队。卡扎菲与会前先访问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加纳等国，给这些国家的接待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一位加纳负责人说，我们对接待这样庞大的队伍感到为难，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设施安顿他们。如果卡扎菲乘专机出访，利方一般都安排两架专机同行。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时，就派了两架专机。至于卡扎菲在哪一架专机内，利方绝对保密，只有专机降落后才能知道利方的安排。
卡扎菲访华期间，与我多次聊天。有一次，他问我的业余生活如何安排。我告诉他，在业余时间看看书、看看电视、忙忙家务、陪孩子玩玩，有时与家人一起逛逛公园、逛逛市场，有时与朋友聚会，每天都坚持散步，锻炼身体。卡扎菲听后说我的业余生活太丰富多彩了，是个自由人，有充分的自由。他说很羡慕这种生活，因为他没有我那么自由。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他作为利比亚“九·一”革命领导人，责任太大，目标也大，太引人注目。在如此复杂的世界上，对他拥戴者有之，对他反对者有之，企图谋杀他的人也有之。因此，他的警卫人员对他的行动做出了种种限制规定，每次外出都是前呼后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有充分自由。
卡扎菲问我，有没有读过他的《绿皮书》，我说仅读过内容摘要，但不曾读过原著。他立即命随行人员拿来一套三册《绿皮书》，并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我作为纪念，并希望我好好研究一下他的观点和论述。
卡扎菲结束访华前对我说，经过几天的接触，他喜欢我这位朋友，他邀请我作为他的私人朋友，到利比亚访问，到他的帐篷里做客，也到利比亚一些地方去看一看，增加对利比亚的了解。我对他的盛情表示感谢，认为这仅是一番客套话，并没有当作一回事。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利比亚驻华大使约见我国外交部有关副部长，专门谈有关我访问利比亚的事情。这位大使说，他受命转达卡扎菲的邀请，并就此事发来一份正式照会。外交部领导对此非常关心，批准我去利比亚访问。但因其他安排，我没能成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
人们常说，凡事有个缘分，1991年9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政务参赞，1992年初到任，使我有机会再次见到卡扎菲。1992年9月30日，我又一次见到卡扎菲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那天，利比亚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部突然通知中国大使馆，要我立即搭乘利方专机去锡尔特出席利比亚总人民大会特别会议，届时卡扎菲将向中国大使馆代表颁发勋章，以感谢中国对利比亚的支持，表彰中国在洛克比问题上所采取的正义立场。我登台领奖时，卡扎菲与我握手拥抱，并把勋章亲自挂在我胸前。当时整个会场显得非常热烈，与会者起立热烈鼓掌，欢声雷动，震耳欲聋。卡扎菲也很兴奋，讲了一些话，但听不清楚。在他给我佩戴勋章时，因靠得很近，我才听清楚他的话，他说见到我很高兴，感谢中国的支持。
卡扎菲虽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一再声称他不是总统或主席，但他一直作为元首执政。他是利比亚无可争辩的最高决策者，是绝对权威。我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成了珍贵的通行证和护身符。记得有几次，口岸海关坚持要开箱检查中国代表团和记者的托运物品甚至手提箱，我把自己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一亮，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另有一次，有几位中国记者到利比亚采访，提出要见卡扎菲，利方总是打官腔，迟迟不予安排，记者们便安排其他采访活动。我想到了手中的法宝，找到有关负责人，把我与卡扎菲在北京的照片及卡扎菲亲自签名的《绿皮书》给他们看，他们立即安排中国记者见卡扎菲，乘利方专机到外地见到了卡扎菲。后来，有一位记者就这次采访大做文章，轰动一时，颇有社会效益。还有一次，我们去参观一处名胜古迹，但被挡在门外，让我们改日再来。我幸亏把我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带在身边，掏出了这张照片，果然灵得很，利方人员不仅立即放我们进去参观，还派了一位向导为我们解说。
我在利比亚工作了整整三年，曾在海边租下了一栋楼房作为住所和对外活动场所。每到傍晚，我喜欢到楼顶观赏景色，的黎波里港壮观的夜景和日落时美丽的晚霞令我陶醉。我面对着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注视着微风吹起的层层细浪，品味着阿拉伯人把地中海称为白中海的含意。我在楼顶上望着的黎波里城的万家灯火，忆起的黎波里旧城被称为红堡的历史记载。我把思绪从昔日又拉回到现实，自然想到了卡扎菲，迅速构思出一首诗，描绘卡扎菲时代的的黎波里，诗文如下：
白海红堡据要津，
防守国门劳军民。
饱经沧桑豪气在，
两镇被荡一城存。
沙漠引水倡首绿，
棕榈成行芳草茵。
赏心悦目落日霞，
海港夜景呈缤纷。
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读到这首诗，我就会回忆起利比亚和的黎波里，脑海中也就会展现出卡扎菲的身影。的确，这是位令人难忘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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