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伦理片姐弟恋:中国人的贱性

我原打算以中国人的奴性作篇杂文，可我们的文学前辈早把这方面的文章作了，我如果再作这个题目，是否含有贬低中国人的意思。但我看到的某些叫人无法忍受的现象又不能不说，于是就以中国人的贱性来抨击这些现象。恰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八荣八耻”，于是，此文也借以评价中国人素质，鄙视那些行为不端的人应该懂得什么叫耻荣，呼吁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也很有必要。
    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周围太多不文明习惯，这大概不需要举例，随处可见。城市应该是文明高度集中的地方，我们城市人常常骂农民素质差，农民没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身上有许多劣根性还情有可原，但城市人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的许多不文明习惯更应该痛斥之。任何一条大街，都建有人行天桥，和更多的人行横道线，但有些人就是不遵守，乱穿马路导致交通不畅，车祸屡屡发生。有人行道不走，有些人偏要在车流穿梭的大道上乱晃悠，叫你看了会气破肚皮，恨不得给他两耳光才好。对于这些低劣素质的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公共秩序的人，你怎么办？是否来点硬措施？罚款或者撞死该你背时。仅靠他们自觉，他们就是不自觉，这时是不是可以来点强制性的硬办法,而更能对症下药地适合管理中国人的绝招？因为中国人习惯了那套强制管理手段。现在我们提倡人性化管理，是否是放纵了他们？他们就更不知道姓什么了。古人云：“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现在看，对什么样素质的人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来治理他们，是否更符合科学发展观？仅要求他们：“要讲文明，要有素质”这肯定不行。如同对小偷说：“别偷东西了。”他们就会不偷东西吗？这比喻似乎太言重了，但道理确实如此，
    我还是想再举一些例子，可以让诸君自己去对号入座，现身说法，随时就能找到对象，许多公共场合提示：“不准随地吐痰。”但就是有人不当回事，乱吐痰，污染环境，传播病菌。还有公共场所，要求“不准在东厢内吸烟。”但有人就是不在意，大抽特抽，侵害他人。所以，由于国人素质差，公共文明已成为社会问题。许多旅游景区已被没有素质的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乱刻乱画乱写。本来旁边就罢着垃圾箱，走一步便可，有时垃圾箱就在身边，但有人就是不将果皮杂物往垃圾箱丢而任意丢在地上。本来，不能乱穿马路、不能随地乱吐痰。这是普通日常生活常识，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不必要用法律法规来约束。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会自动地做，就如同你走路遇到一棵，你很自然地绕过去，而不是去硬碰。但既然你非要朝树上撞，谁拿你有什么办法呢？你只有付出代价，让你碰得头破血流。既然你非要乱穿马路，那撞死了该你倒霉。我们的交通法规是否可以改一改，乱穿马路被撞死，司机可以不负责任，让那些不文明不守约束的人付出代价。
    有专家呼吁：“当前最要紧的问题是的提高国民素质。”孔子曰：“仓禀实而知礼节。”然而现在，改革开放30年，给大部分人带来了实惠，人们相对程度上富裕了，可以说是“仓禀实。”但却不一定知礼节。所以，国民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文明程度还没有同步跟上。
    对于不守公共秩序的人，我再重申一遍：来点强硬措施。对于低素质的不文明行为，我们在管理上也可以采取一些不文明方法：罚款，一罚准灵。中国人就是奴性，吃硬不吃软。你怎么要求他们都不听，就只有硬招了。现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和谐是必要的。但和谐不是迁就，不是和稀泥，就如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样。对于不和谐的东西还是要有些硬措施的。
    前面是泛泛而谈，我这里还是举两个实例，足以证明，没有素质，不讲道理的浑人到处都是。所以提高国民素质，农村要与城市同步，甚至更紧迫一些。提高国民素质，重在提高文化素质。我观察到这样一个社会现象，文化素质高的人，他们都具有一种自我约束的行为能力，而那些没文化的人大都不受道德行为的约束。前面说了，城市人大部分受过教育，应该有文化，但这种似乎有文化实则没有修养的人，他们有时候也表现出素质低，这种教育应该时时处处在他们的耳朵里灌输，不然他们就忘乎所以。真正受过教育的高知识文化人到底不一样。我在梨园车站乘车时，公交司机的一句话使我猛然发现了一个哲理，这个站旁边是省内一家大媒体，公汽停下来，人们很有秩序地慢慢上车，不挤不闹，我听司机说：“看这地方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不像其它地方挤得吼。”我不敢断定这上下车的人都是这个媒体的记者，但司机的看法却很到位，这些新闻人受的教育肯定多些，因而他们的表现行为就不一样。所以，提高国民素质，从小学开始，国家多投入一分钱，就少一分因为管理成本过大而带来的代价。
    下面这个例子是针对农民的，相比而言，农民的素质可能是更低些，这是勿甭质疑的事实。我出差到老家的宣化，车行半路，上来一个中年乘客，将随身带的化肥袋子这么随便一丢，化肥袋子里似乎装着什么很沉的物品，也不管是否砸着人。他找了个空位猛地一座，大大列列的，把腿张得开开的，脚都伸到别人的前面去了，他屌而郎当的行为举止且不说，售票员几次催他买票他也装着没听见，他还大口大口地抽烟，旁若无人的大口吐痰，把整个车厢都弄得烟雾弥漫，呛得几个妇女咳嗽起来。我当时已经对这个人厌恶透了，真恨不得把他赶下车，但我忍着。这时售票员叫他把烟灭了，他偏着头，一副挑衅的样子：“坐车为啥不能抽烟？我抽了，咋样？我又没障着谁？”他明明呛得别人受不了，却说没有障着谁，倒是心安理得了。这时售票员也来气了：“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不坐车就下去。”没想到这一下把这浑人惹怒了，“车是人坐的，为啥叫我下去，怕我把不起钱？”并揣起拳头，要打售票员，售票员便和他争执起来。有几个乘客劝那人把票买了算了，他又要打劝他的人。后来，乘客都不说话了，他一个人还不依不饶了吵嚷了半天，闹得一车人坐在车里都烦躁不安。这个不讲道理的浑人纯粹是抖狠、滋事。要搁过去，绝对不能对他放纵，扭送到派出所，关他几天，看他还耍不耍刁，逞不逞威，或许那样他就老实了。对付这样的人你不用给他讲道理，说好话，非得有措施治他。
    现在我们的政府是讲和谐的政府，是仁慈的政府。那些野蛮人、浑人，无理取闹的人不要以为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关、就罚、就打，就恣意妄为，尾巴翘上天，皇帝老子无人管了。如果过了头，还有法律在后面呢？这些人，悠着点。
    还有一件事情更叫人哭笑不得，感叹世风日下。我在一邮局营业大厅里看到一对老夫妻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大概是他们的孙子。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地玩耍，不知什么时候在营业大厅里拉了一泡屎，旁边一个顾客看不顺眼，说了这老夫妻一句：“看，谁的小孩在这么干净的大厅拉屎，大人应该管一管呀！”没想到这老俩口竟不依了，就要同这说他的妇女干架：“这单位的人都没说，干你什么事？这小孩不懂事，是吃屎的，你也是吃屎的？”“两个人都带不好一个小孩，这么公共场合拉屎，真是不讲公共道德。”老夫妻竟然举起拳头要打这个“多事”的妇女。从穿着看，这对老夫妻应该是有文化有修养的市民，作为监护人，孩子拉屎他们竟然不管不顾，有意污染公共环境。别人说了他们，他们竟然不依，这比在旅游景区乱扔果皮垃圾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人不知有不有公共道德意识，有不有羞耻感。他们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八荣八耻”，不然我们这个民族的素质将无法搞高。
    所以，我说中国人的贱性是有针对性的，不是乱胡诌，这种人你说他贱不贱？你放他一尺，他就跑一丈，管理时对他来一点武力的，强硬的，他反而会服服帖帖，老实了，这使我想起六十年代的那套“只许你规规矩矩，不准你敢说乱动。”许多人真的会规矩、守法。中国的国情，要用中国人的老办法。
    2007年2月3日稿
    作者简介
    杨豪，湖北大悟县人，1962年9月18日出生于一偏僻山村。幼年丧父，家贫失学，少年历经磨难，看透世态炎凉，饱尝人间艰辛，故而对生活有着强烈的爱和恨；热爱善良，崇尚良知，憎恨邪恶。报告文学正是他的一种渲泄方式。
    先后在湖北省文联文化艺术中心、湖北省作协《楚文学》编辑部、中国改革杂志社、新华社湖北分社工作过。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发过小说、散文、纪实、报告文学百万余字。主要以报告文学为主，其《农民的呼唤》在《当代》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先后被数十家刊物转载，并被中国作协创研部收入《1999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一书。《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忧思录》在《报告文学》杂志发表后，又被《2000年度中国最佳报告文学》收集。以及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关山经济航母》（与人合作），《中国农民大迁徙》。此外，还有《生命的重负——舒山村自杀档案》、《中国农村基层政府堪忧》、《跨世纪忧患——农民问题新动向》等作品问世。其文风以忧患意识见长，得到评论界的充分肯定。其《中国农民大迁徙》获2007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现供职于国家日史编辑委员会。
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态度是：真实地记录历史，反思社会，审视现实，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追寻正义，拷问良知，刀笔斩鬼域。相信苍天有眼，好人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