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韩国人讨厌日本人吗:漫话中国历史上的商人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9 07:38:11
第一篇话说商人
“商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但中国古代商人阶层的崛起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出现的不仅是诸子百家，还有大量有名的商人，如白圭、管仲、弦高、子贡、范蠡、猗顿、乌氏倮、卓氏以及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等。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但也是一个一切都在兴起，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大商人往往都心怀大志，关心国家和天下。
1、白圭——第一个把经商当作一门大学问的人
白圭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经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他的商业理念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些很普通的常识，但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智慧，正因如此，才被司马迁称为“治生祖”
白圭（公元前463—前385年），东周洛阳人。其事迹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详细记载。
洛阳自古就是个商业发达的地方，洛阳人很善经商，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白圭生长在这样的地方，日后成就为誉满天下的大商人，应该不足为奇。
不过白圭并非一开始就从事商业，据说他曾经做过魏惠王时期魏国的国相，还是个治水的高手。当时的魏国都城大梁靠近黄河，经常发生水灾。他声称自己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高明。大禹为了治水，历时九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真可谓是历近艰险。可白圭治起水来就轻松多了。他查明堤坝不时倒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小小的蚂蚁在捣鬼，于是他治水时就派人沿着河堤仔细查看，除掉所有的蚁窝，这样河堤就自然稳固了。
然而，白圭虽然可以有办法让魏国的河堤不倒，但没有办法让他的政治不腐败。他预感到魏国即将灭亡，于是离开魏国到齐国以中山国游历。这两个国家都想留下白圭治理国家，但白圭都谢绝。有人总他原因，白圭说：“这两个国家没有必行之事，那么信用就已经到头了；不注重声誉，那么名誉已经到头了；没有仁爱，亲情已经到头了；旅行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食物，财力已经耗尽了；不能用人，又不能自己发愤图强，事功已经到头了。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一定会灭亡。”后来其他国家，对诸候各国的政治状况看到更加透彻，从而对政治产生很深的厌恶之感，于是彻底放弃了从政的念头，弃政从商。就这样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政治家，而多了一位杰出的商人。
白圭有着一套极为独特的经商理念与策略。战国时的商人大多喜欢获利丰富的珠宝生意，而他另辟蹊径，从事农产品买卖。他看到的是当时社会的农业发展，以及谷物是普天下老百姓都离不开的东西，虽然利润不大，但需求极大。白圭从自己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让后人受益无穷的经商之术与为商之道。比如“人取我予，人弃我取”。每当粮食收获季节或粮食丰收的时候，农民会都把粮食拿出来出售，而且价格会较为低廉，这时候他就大量买进；而如果粮食欠收，农民没有太多的粮食出售，而大家又需要粮食，这个时候他就把收进的粮食以较高的价钱卖出，于是赚取了差价。又比如他主张商人在商业活动中，主张要节约开支，勤苦耐劳，并能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后人对白圭的商业理念与策略进行了这样的总结：
关于商品价格：
（一）上下波动是物价运动的基本形式。“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二）商品供求状况决定物价的高低。“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供给是主要矛盾，供多于求就是有余，供不应求则是不足。
（三）白圭认为
商品供给多少是由农业生产的丰歉情况决定的。
（四）物价的高低变化是可以预测的。只要观察和推测到岁星将要到达的
方位，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的丰歉，也就可以推测出物价升高还是降低，变贵还是变贱。
关于商业经营策略
（一）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不论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还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都是在商品有余、价格低廉时购买，而到商品缺乏，价格昂贵时售卖。此乃“待乏”原则。
（二）趋时迅捷，不错过良机。
“贱取如珠玉，贵弃如粪土”，“若猛兽鸷鸟之发”、“乐观时变”，“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关于商人的基本素质：。
白圭提出了商人素质的四个要求“智、勇、仁、强”。，自圭声称，
“智”就是要求商人具备善于分析形势，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勇”就是要求商人行动果敢，勇于决策。因此，如果勇不足以决断，在商业活动中畏首畏尾，肯定失败。
“仁”就是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而不要象一些奸商那样；对待下属、供应商和其他一些对我们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
“强”就是能有所守，要求商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潜心商业，把经商当作自己人生的大事业来做，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如果“智”不能权变，“勇”不能决断，“仁”不能决定取与，“强”不能守业，那就无法与他讲经商的本领。
正因如此，虽然早在白圭之前就有商人的出现，但象白圭这样研究如何以做生意谋生、立业，白圭还是第一人。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司马迁之后人们仍把他尊为商业行当的祖师爷，直到解放前夕，在一些店铺中，还供奉着白圭的偶像。
在商人地位已经是是很低下的战国时期，白圭却认为商业与政治、军事一样重要。经商并非是人人都可以做，同样需要大智大勇。所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好商人，需要具备智、勇、仁、信这四种最基本的素质。如果没有这四种素质的人向他学习经商之道，他会“终不告之”。
由此可见，作为商业祖师爷的白圭对于经商者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如果后代的商人们能够谨遵师训，那一定会树立出一个极好的商人形象。可是怎么在现实中广为流传的却是“无奸不商”呢？真是可惜！
使臣回到朝廷向汉武帝报告调查到的情况。汉武帝听了仍然不能作出判断，于是又把这情况讲给了当时老丞相公孙弘。老臣相公孙弘阅尽世事，什么希奇古怪的人和事都听过都见过，可这样的事还是头一回听说。他说：“卜式所为，此非人情”。意思是天下之下哪有不图利的？如果这个人不是精神有问题，就是图谋不轨了，是个“不轨之臣”。把以这位老臣相建议汉武帝千万不可接受卜式的捐赠，更不能把他立为爱国模范加以宣扬。此时的汉武虽然非常需要钱，可还是采纳了大臣的建议。 于是卜式看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上带的银子白送都没有人要，只得无奈地从汉都又回到洛阳继续做他的牧羊生意了。
过了一年多，汉武帝大败匈奴。这虽然是件大好事，可也带来很大的麻烦。原来归匈奴管理的老百姓现在就要由汉朝来管理了，并且要优加安置，这样才能显示大汉天子的皇威。可当时的汉武帝穷没有钱啊！不妙的是，此时又碰上山东等地发生水灾，方圆几千里饥民无数，有人饿得都易子而食。而此时各级政府的粮仓已是“无以尽赡”(《汉书•食货志》)。 卜式知此灾情后，立即捐赠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振救灾民。事后，河南太守将富人捐钱济助贫民的名单呈报给朝廷。汉武帝无意从名单中看到了卜式的名字，便联想到他一年前上书输财之事。这个时候汉武帝才感到卜式的确是真正的爱国，而不是打着爱国的幌子图谋不轨。汉武帝大为感动，“乃赐式外繇四百人”，立即赐给卜式戍边徭役四百个名额，有这种名额的人就不用上战场冒生命危险了，卜式当时可以把这些名额按每个三百钱出售，，每年可坐得钱十二万。可是卜式在得钱后，“又尽复与官”，以供地方财政之需 ，或是救济穷人。
面对卜式的这些行为，让汉武帝觉得仅是给予这么一点偿赐还是过意不去，“乃召，拜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四顷”，并且“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对于汉武帝所赐官职，卜式坚决推辞。汉武帝见他是真的不愿做官就说：“我在上林(朝廷的园林)中有一群羊，你去给我牧羊好了。 ”就这样卜式就象孙悟空为玉皇大帝养马一样， 卜式给汉武帝养起了羊，当上了牧羊官。牧羊一年后，羊群不仅个个膘肥体壮，并且繁殖发展很快。汉武帝见了非常高兴，便问卜式牧羊之道。 卜式说：“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卜式又说不但是牧羊如此，做官治民理国也是一样道理。汉武帝一听大吃一惊，觉得卜式绝非普通的牧羊卖羊的商人，不让他来为自己效力实在太可惜，浪费人才了。便任命他为缑氏县令。卜式到缑氏后，勤政爱民，政绩显著。于是汉武帝又让他不断升职，后来提任他为“齐王太傅”，转而又提为刘王相，协助齐王治理政事。
元鼎五年(前112年)四月，匈奴又趁机攻人中原，杀汉太守，形势十分严峻卜式此时虽然官位显赫，仍然象当年一样挺身而出，再次上书朝廷，请缨出战。表示愿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率领齐地的官兵开赴前线，“请行死之，以尽臣节”。此时汉武帝非常希望自己的臣子当中能多几个象卜式这样的人，于是一方面下诏表彰了卜式，赐爵关内候；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并将卜式的忠贞爱国之举“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另一方面号召全国官僚和王公列候向卜式学习，然而让汉武帝大失所望，“天下莫应”。汉武帝大为恼火，决定要给点颜色给这些人瞧瞧，于是找机会夺爵一百零六人。同时，提任卜式为朝廷御史大夫。
卜式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尽职尽责，勤政爱民，他是个好官。卜式可以做个好官，可却不等于他会做官。不然他就不会得罪当时很受汉武帝重视的桑弘羊，更不会触怒汉武帝，以至于最后汉武帝又把他贬为太子太傅，至死都没有再得到重用。不过想来卜式对此是不会有多大在乎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官，更不要说做大官了。
卜式爱国，希望无偿为国家捐献家产，却让人怀疑图谋不轨，是“不轨之臣”；他也能做个好官，懂得如何治国安民，可最后却是官越做越小。卜式只有经商时是一帆风顺的，生意越做越大，可他又没有坚持做他的生意人。虽然开始时他的态度还是坚决的，但后来还是接受了汉武帝的封官。这其中也许是君命难违，也许是还是对做官动了心。毕竟千百年来，在中国人心中，只有做官才是最大的。就象汉武帝在赏赐卜式的时候，却得仅是给赏钱太轻了，只有赏一顶官帽才算有份量；也象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即使再富可敌国，也要等得到了朝庭的官封才觉得是功德圆满。
皇帝用官位来赏赐自己的臣民，而臣民也认为只有做了官才有出息，于是整个社会只有两类人：高人一等的做官人，和低人一等的草民——这实际上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最本质的社会状态。而只有社会真正走向文明和进步时，人就不再是以权力的有无来划分，而是以职业划分，如科学家、艺术家、商人、农民等。
2、管仲——从大商人到大政治家、改革家
我们对管仲的通常了解是他是位很了不起的政治家、改革家，帮助了齐恒公成就了春秋霸业，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然而对他也是位很有智慧才能的商人却知之不多。从很大意义上讲，正是先有了成为大商人的管仲，后来才会有成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因为管仲正是把从经商生涯中所获得的思想智慧应该于治国安邦，把商为谋略用于政治，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管仲名言：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仲的一生概括起来好象很简单：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很小就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为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先是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又从军再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而实际上管仲一生是经历了千幸万苦，生死磨难，同时也是叱咤风云，纵横天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谁都想称霸天下，社会处天激动荡于变革之中。常说乱世出英雄，胸怀宏伟政治抱负的管仲自然也不甘平庸，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无奈他出身寒微，虽然从小就诵《诗》《书》，学六艺，但却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能。而是不得不迫于生计，年轻时就中止学业，从事当时被视为低下的商业。十分幸运的是，他在经商中结交了鲍叔牙，两人成为难得的知已，这就是有名的“管鲍之交”。同时，管仲在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大商业经营的基本谋略，即：趋利避害。这是一大参透人性的总结。管仲认为：天下人整天做这事那事，无不是为一些利益驱使。有利可图的事，就算再难再苦也会做，而对自己无利的事，就算是举手之劳也会视而不见。所以管仲说：
商人们做买卖，夜以继日地赶路，两步并作一步走，千里行程也不会感到遥远。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努力向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渔人们入海捕鱼，海水深达万仞，逆流而进，冒着生命危险停留于百里之外，日夜操劳而不归，因为多捕到一些鱼，就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凡是利益存在的地方，山再高也能爬上去，水再深也能潜下去。善于治理的人，能够看准利益之所在，因势利导引导大家获得利益，那么人们自然会不待推动而自觉前往，不待牵引而自动过来，不用烦琐扰攘而人民自然富裕，过上美好安定的日子。这就如同禽鸟孵蛋那样，蛋隐藏在羽翼下，见不到形迹，听不见声音，不知不觉地便把雏鸟孵化出来了。
商人从事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得最大的利润，“皆为利驱，皆以利往” 是经商的根本。但“利”与“害”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趋利避害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要认清“利害”，然后要分析是利大于害，还是害大于利，接着就是考虑如何转害为利。正是靠着这样的谋略，管仲才得以在商海中无往不胜。
管仲不只是把“趋利避害”之策用于商业，同样也用于政治与治国。，他以利害之变整治齐国内政外交，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使齐由弱变强，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看起来好象是只讲“利”的功利主义者，但绝非唯利是图的小人。他只不过是善于从整体上去把握事情的利害，知道如何的舍小利求大利。而且他所图利并非一已之私利，而是一些“大利”。正如他在与鲍叔牙合伙经商之中，经常多分钱给自己，而少分给鲍叔牙，鲍叔牙却不以他为贪，对朋友不义，而是家中太贫、而又希望母亲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所致。与顾求朋友的利益比起来，孝道当然是更重要的，所以他就只能舍轻求重。又比如当初他所效忠的公子纠死了之后，按理他也要以死效忠。可他权衡利弊，认为大义在于振兴齐国，而不单单以死效忠，于是毅然决定返齐为相，辅佐曾经的仇敌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恒公。再比如管仲临死之前，齐恒公要他指定一个人来接替他的相位，管仲却没有以朋友的小利来推荐对自己有着大恩的鲍叔牙，而是从国家的大利着想，推荐了他人。
正是因为管仲追求的不是“私利”，不是“小利”，而是“大利”，所以才会得到鲍叔牙这样的知已，才会受到齐恒公的重用成就自己的春秋大业，才会让后来的孔子也不得不叹服：如果没有管仲，我也是穿异族的服装了！
对于与自己有着生死之交知遇之恩的鲍叔牙，，管仲在后来的晚年说了一段现在听起来都会无比感动的话：
“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著有《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感悟：
管仲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幸福、最成功的人。原因之一：他拥有鲍叔牙这样千古难觅的知已；原因二：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成了春秋第一想；原因三：他的晚年一直都被受尊重，享受荣华。想想春秋战国的其他仁人志士，有谁能有管仲这样的人生？他们不是一生郁郁不得志，就是结局很悲惨。
当然除了羡慕这外，还另有所悟：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能象管仲这样深懂“利害”的哲学呢？又有多少人能象他一样做到求大利而舍私利、小利小利呢？
在当今这样的经济时代，我们无疑也是“求利”的。可比起管仲又当如何？管仲从商业走向政治，成就的是春秋大业。而我们当今的一些商人如果也与政治沾边，而结局往往只会是腐败。
3、弦高——以十二头牛救国
弦高的故事记录在《左传》中。作为一个商人，他之所以名留青史，并非是因为他象白圭、管仲那样有着很高的商业智慧，而重要的是他的“道义”。
弦高是郑国的一个普通商人，以贩牛为业。有一次贩了几百头肥牛，正准备赶到滑国去转手倒卖。走到一个叫黎阳津的地方，碰上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名叫赛他，刚从秦国来。故友相逢，喜出望外，弦高约请赛他饮酒。饮酒间弦高问道：“最近秦国有什么战事吗？”赛他反问道：“你还不知道？我劝你赶快接带家属逃离郑国吧。”弦高忙追问：“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赛他说：“秦将妃子、逢孙、杨孙三将各领本部人马，在郑国驻军，现已密投郑国新君即位情况。原为内应而灭掉郑国。秦穆公已任命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挑选精兵三千，战车三百辆。大队人马已经出发偷袭郑国了。”
弦高虽为市井小民，从事的是当时被人瞧不起的经商之业，可是却有着一般大义凛然、忠贞爱国的精神。一听赛他的话，大吃一惊，说：“我父母之邦，就要遇到战乱的灾难，没听说也就算了，现在听说了而不设法救助，我个人反而逃跑，万一家族父老兄弟沦亡了，我日后有什么脸面回故乡呢？”
面对既将被强敌攻打的状况，弦高不逃跑而留下来，并非是要证明自己是个不怕死的好汉，而是要为自己面临灭亡危险的国家想办法化解灾难。在这里弦高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聪明智慧。他一方面派人骑快马日夜兼程去向郑穆公通报敌情，作好迎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怕来不及而采用了缓兵之计。他打起犒劳秦军的旗号，选了十二头肥牛，又买了许多劳军礼品，来到秦军之处喊道：“郑国使臣特来犒劳贵军，弦高求见主将！”
秦国大将孟明视吃了一惊，对副将西乞术说：“我军偷袭郑国，郑国怎么知道我军的行动呢？这么快就派使臣来迎接我们？”西乞术说：“把他杀掉算了。”而另一位副将白乙丙说：“暂且看他来意如何，再杀不迟。”于是，主将孟明视与弦高相见。弦高假传郑穆公的旨意说：“我主公听说三位将军要率兵到我郑国，特遣我带来礼品，肥牛一十二头，远道赶来慰问贵军将士。我郑国周旋于大国之间，屡遭侵扰， 因此，一直担心边远地区的戍守，恐怕一时松懈或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得罪贵国，所以，日夜警备，不敢安睡。只盼三位将军视察！”秦军主将孟明视问道：“既然郑穆公遣你来犒劳我军，为什么没有国书？”弦高答道：“我主公听说部下驱驰很快，担心等言辞修好了，有失远迎之礼，使口授命令速来迎接，只是犒赏贵军将士吃些牛肉，喝些美酒，没有别的意思。”孟明视附在弦高的耳边说道：“秦穆公派我领兵到来，为的滑国的事情。”随即下令：“兵马驻扎在延津！宰牛摆宴，分赏三军。”
此时孟明视认为偷袭郑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就对部下说：“我军千里跋涉，只为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可以偷袭取胜，如今郑国已知我军行动，郑国防备很长时间了，攻打他们则城池坚固难以击破，围困他们则兵少，又没有后继增援。现在滑国没有准备，不如袭取滑国，掳获财物，也可以回报我们主公了。”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商人弦高，用一个小小的计谋，加上一点小小的破费，却办成了一件大大的事：挽救了自己的国家，避免了一场战争的灾难。
感悟：
弦高，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小商人，在自己的国家面临危难之际，想到的不是保全自己的性命与财产，而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举措——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财产。这一点恐怕要让古往今来那些损公肥私、吞食国家财产、甚至大发国难财的商人们惭愧脸红吧。
4、子贡——能言善辩的中国最早儒商
都知道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而这七十二贤中，最为优秀的恐怕就是子贡。子贡是名符其实的多才多艺，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既有文采，善于雄辩；又善政治外交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据说子贡当时的风头盖孔子。
在中国历史上，儒与商似乎一直都是两种不相容的身份。儒，自然指的是文人或读书人，属于“士”这一阶层，居于“四民”之首。而商则是指商人，居“四民”之末。
自古以来，文人是瞧不起商人的。因商人一心为利，精打细算，在金钱上十分抠门，称商人为“市侩之徒”。 中国社会这种对商人的偏见与轻视恐怕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改变。
然而商人成为“末等公民”并非是一开始就如此。 “四民”的排法大概是从汉代才确立的，《谷粱传成公元年》谓：“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那时商并不排在末位。直到西汉，《汉书食货志》才确定：“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商降到了末位，从此卑微了。
而在先秦，士大夫下海经商并不是件见不得人的事。至少在孔子那个年代还没有轻视商人，因为他的学生子贡就是当时的一个了不起的大商人。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子贡的记载篇幅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的的确确是个值得多说几句的人物。而通过《论语》等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子贡的优秀：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
子贡的语言才能才到孔子的赞赏说：“始可与言《诗》已矣”，达到了“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地步。不仅如此，《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
更为难得的是，子贡把自己的语言才能充分发挥利用，不仅是做学问，而且在从政、经商方面现样出色。
比如说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中，就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演说才能。《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而言就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对于子贡在经商方面的成就，《论语•先进》中孔子有这样的表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在这里孔子把子贡和颜回对比。颜回是孔子最为喜欢的学生，孔子曾这样称赞说：“贤哉，回也！”可是虽然颜回很“贤”，却身居陋巷，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一点也不“安贫乐道”，不象颜回那样满足于家里有一亩三分地，勉强可以温饱，就连官也不想做。子贡不仅是要当官，还要经商，囤积投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话的意思是说：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子贡当时的风光：腰缠万贯，能言善语，指点乾坤，走到哪都大受欢迎。而身为老师的孔子则是另一番景象，走到哪里都不大受欢迎，如“丧家之犬”。如有一次孔子困于陈、蔡，绝粮七日，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身边的其他学生都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最后还是子贡出面“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如若不然，孔子没准真要被饿死了。子贡的声名一天比一天响亮，大有超过孔子之势。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
而子贡相当谦逊，他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
谦虚的子贡不但认为自己比不上老师，甚至也认为自己连同学颜回也比不上。《论语•公冶长》中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然而作为具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司马迁可不这么认为，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从这里可以看到连司马迁都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
子贡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感悟：
说到“文人”、“儒生”，总是难免让人想起一句古话“百无一用是书生”。也或许是想到这样一些形象：孔乙己、范进等。总之很久以来，“文人”在世人心中实际上是个贬义词，意味着穷酸无用。纵有满腹经纶，也是手无缚鸡之力，身无裹腹之银，大不能治国，小不能安家。别人开宝马，他只能挤公交；别人住别墅，他只能居平房。于是大家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读书有什么用啊！即便是到了提倡知识文化的今天，读书有学问的人未必就一定被认为是有本事，受到尊重。曾经居高临下，目空一切的文人，活到这种份上，不能不说很是悲哀。
然而如果做文人都能象子贡，能文能商，还有本事与“国君”“分庭抗礼”，还有谁敢从门缝里小瞧？
5、范蠡——富有而尊
范蠡是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商人。他帮助越王勾践消灭吴国并称霸诸侯而后功成身退去齐国经商成了当地首富。齐王听了请他入朝为相。三年后他归还相印且散尽自己的家财迁往陶地隐居，又以经商为业，再次成为大富翁。后人称之为“陶朱公”，民间称之为“财神”，也称为“商圣”，堪为儒商的典范。
范蠡生于楚平王十二年（公元前517年）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而当时楚国贵胄专权、政治紊乱，范蠡的才华不为世人所识。
范蠡离开楚国，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先是为越王策划“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之策，帮助勾践消灭吴国，成就霸业，后又被齐国任为国相。虽然身居高位，坐享富贵荣华，但范蠡始终居安思危，深知高处不胜寒的道理。所以他最终辞官，宁愿从事在当时被认为是低下的商业。
范蠡最后选取的经商之地是住于今天山东一个叫定陶的地方，史书上称为“陶地”。陶地处“天下之中”，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是最佳经商之地。范蠡就在这里操“计然”之术而“治生”，他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的策略，仅用几年时间就积累了大量财富。
范蠡经商，不仅是有才智，更是具有商德。范蠡在经商中发现，人们在市场上买卖东西是用眼睛来估量，这样很难做到交易的公平，于是一心要发明一种可以准确测量货物重量的东西。后来有一天他偶尔在乡间看到一老农用一种一头吊了一块石头的木架装置汲水，很是省力。受些启发，他发明出了今天还在使用的秤。然而这样的秤还是会被一些不法商人做手脚，于是范蠡告诫同行：作为商人，应当光明正大，不能赚黑心钱。他说：“经商者若欺人一两，则失去福气；欺人之二两，则后人做不了官；欺人三两，则折损阳寿。”
在那个商人形象不佳的年代，范蠡却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赞誉之声不绝。在他死后，被尊为华夏商人的圣祖，直到今天，很多民间商会还有祭祀陶朱公的风俗。
范蠡的事迹《史记》中有详细记载，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 那么范蠡有哪三迁呢？“第一迁”就是从楚到越，帮助越王夺回天下，最后被封为上将军；“第二迁”则是离开越国到齐国经商，被齐王邀请为相；“第三迁”则是离开齐往陶地隐居，再次经商致富，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尊重与赞颂。
而民间对范蠡的评价则是：“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辅佐越王，在越王最为落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心甘情愿陪同越王一起到吴国为奴，还拿出自己的钱财买通吴国的大臣，以保越王勾践的安全，这些足可以说明其“忠”；当越王卧薪偿胆，终报亡国之耻，成就霸业之后，范蠡看出勾践是只可有难同当，却不能有福同享的人，于是决定功成身退，离开是非之地。临走前他还劝说与他共同辅佐越王的文仲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要文仲和自己一起离开越国。可惜文仲没有听取这一建议，不久之后，越王果真开始屠杀功臣，文仲被迫自杀。而范蠡因为及早离开，保全了性命，此举不能说不谓“智”；范蠡放弃高位，隐居民间，但他不是象庄子笔下那些为了全身而隐居山林的高人那样过着清苦的日子，住在一间草房中，再在旁边开垦出一块荒地以凄苦度日。而是靠着自己的勤劳智慧发家致富。在他离开越国来到齐国之后，就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在海边开垦荒地，又养鸡养猪，农闲时就做点生意。就这样没过几年，就积累了大笔家财，成为当地大富翁。
富有的范蠡怜贫惜苦，仗义疏财。在离开齐国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钱财亲朋好友以及附近的乡亲，自己则带着妻儿，一身布衣悄悄离开前往陶地，后又成为当地富有而尊的“陶朱公”。
感悟：
自古以来，富有的人很多，然而富有且受到尊敬的人却不多，范蠡则是这“不多”中的难得之一。
很久以来，人们对富有者似乎都不会有太好的评价，认为“为富不仁”，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更有所谓的“仇富”心理。
也许成为一个富人并不是最难的，成为一个受尊敬的人也不是不能做到，而要成为一个既富有又受尊敬的人却是相当不易。
但两千多年前的范蠡做到了。
据《史记集解》记载：猗顿原籍鲁国，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读过一点书，又在家务农，却是“耕则常饥，桑则常寒”，总是是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猗顿一心想改变这种生活，有一天他听说赵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辅成霸业后，便弃官经商，现在“天下之中”是定陶“治产积居”成为大富翁，因号陶朱公。骑顿于是前去请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的状况，授与密方：“子欲速富，当畜五牸。”意思是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浙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于是，骑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示，迁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境)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是畜牧的理想场所。
由于猗顿辛勤经营，畜牧规模日渐扩大， “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因起家于猗氏，遂号猗顿。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
虽然经营畜牧致富，可猗顿仍不满足。他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是一块很好的财富资源，于是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如此一来，他发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加大了盐业的投入。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五姓湖，又从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能够把生意做到百里之外，在当时是一大创举，这其中的意义远不只是普通的就近经商，而是称得上为远程贸易。
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猗顿的经营范围也不断扩大。因为已经有了雄厚的资本，他也就涉足了在当时大多数大商人都喜欢做的玉石生意，而且成了相玉的行家。《尸子•治天下篇》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淮南子•汜论训》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一种美玉)者，唯猗顿不失其情。”竟然把猗顿相玉的本领与伯乐相马相提并论，可见猗顿的确是相玉的大行家。
猗顿通过多方经营，富可敌国，在当时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韩非子•解老篇》：“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 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可见猗顿之富已超过陶朱公，并可与王势并提。
感悟：
猗顿虽然富可敌国，后来者居上，其富超过陶朱公，在当时是一个极有声名的人。可是他的名字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很是陌生，远不如范蠡这样家喻户晓、有口皆碑。可见一个人要流芳千古，的确并不是有钱就可以的。不过这也说明猗顿还是很老实的，他没有花钱买通史官为自己树碑立传，编造光辉事迹，让自己的美名盖过陶朱公。
史学家们往往多称吕不韦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其实他本质上就只是个商人。他的目标和追求就是为了获取“无数的利”，而达到这一目的手段就是“帮助立一国之主”。于是他连可以“获得百倍”的珠宝生意都不想做了，一心去“立一国之主”。最后他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可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没有了。临死前的吕不韦是否后悔自己当初的决择呢？无人可知。 ８、寡妇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企业家
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寡妇，身居穷乡僻壤，却能够“礼抗万乘，名显天下”，那个有名的暴君秦始皇竟然专门为她建造“怀清台”以资表彰。这个女子会是何许人也？既非皇亲，也非国戚，只不过是个经营朱砂生意的小女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美容产品的。她的故事史书上并没有太详细的记载，可就仅仅是凭那些简单的文字，今天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是个多么不同凡响的女子。
关于寡妇清的事迹，《史记 •货殖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 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从这段文学中，我们可以获取这样的信息：在秦始皇时代，巴蜀地区有个名字大概叫清的寡妇，她家的祖先得到了一个丹砂穴，世世代代都靠开这丹砂矿获利，家道非常富有。而到了寡妇清的时候，是由她来继承家业，继续经营。她还拥有一支自己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她还得到了秦始皇嘉的奖赏，被秦始皇请到咸阳，礼遇非常，回乡后还为她修筑“怀清台”。
而《长寿县志》又有记载说寡妇清是个极为漂亮魅力十足的女人，她被秦始皇从当时的巴国接到秦朝都城咸阳，走了40天多天。到了咸阳，众多的王公贵族无不被她迷到。身为单身女富豪，有没有什么王公大臣向寡妇清求婚，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要是在现在，这样的女人绝对会成为绯闻不断的明星。寡妇清得到了秦始皇的高规格招待，回来之后就决定捐巨资支持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这到是一件有点趣味的事：我们都知道孟姜女的故事，同一个时代的两个女人， 一个要帮助皇帝筑起这座血肉长城，另一个却想用眼泪来冲倒长城。
寡妇清的家势十分了得，据记载她家仆人上千、工人及士兵多达上万人，而当时她所在的枳县的总人口才不过四五万人。可尽管如此，她毕竟是生活在重农抑商的秦朝，她作为商人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怎么就能够高攀上秦始皇的？还更人值得让人琢磨的地方：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收尽民间所有的兵器、甚至于是铁器，又怎么会让一个民间女子自己家里组建一支几千人的武装队伍？有些人作出这样的猜测和解释：这与寡妇清经营的丹砂有很大关系。
丹砂很早就在我国出现，当时主要用于医药和建筑。在商代，巴寡妇清的先辈已懂得利用汞的化合物来医治癞疾或作镇静类的药物。当时只是将丹砂碾成粉状，纯属一种原始的利用。后来丹砂的用途得到进一步推广：美容、食用养生、防腐、作颜料等，而这些用处大多是当时的帝王将相所需求。从西周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服食金丹一直是各国帝王渴求长生不老之方。到了秦代，秦始皇更是渴求长生不老，于是要人用丹砂炼长生不老之丹；帝王将相之墓需要用丹砂进行防腐； 当时各国崇尚赤色，历代帝王的宫殿、台阶均为赤色，称为“丹墀”，也需要大量的丹砂。而当时的巴国是全国最大的丹砂供应地，巴寡妇清是先秦时代最大的丹砂业主。
然而如果秦始皇仅仅是需要寡妇清给他提供大量的丹砂，也用不着刻意讨好她啊！他统一六国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一切都是他的，他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还用得着对一个经商的小女人费什么劲么？由此可见，事情并不如想象的这么简单，一定另有文章。
可究竟是什么样的文章呢？也没有人知道。无人知道才显得尤为神秘。
有人说寡妇清是四川彭水人：今彭水鹿箐乡与乔子乡交界处有一岩口，名为“巴巴台”。《彭水县志》载，巴巴台“可扼酉阳来路”，为交通要道。巴巴台原名寡妇台，因年代较早，当地群众传音而讹，称为巴巴台。更神奇的是，在“巴巴台”西南约10公里的新田乡偏口檐，有十多户青姓人家，他们无族谱，不知家族来源，有可能是巴寡妇清的后代。
也有人说她是四川长寿人：长寿县文化馆多次组织专门查访。其最为有利的理由是：众家古籍均载全国产丹县仅两个，一为涪陵，二为贵州。而《图经》明确记载：“丹砂出自符（涪）陵山谷中。”另有《史记货殖传》载：巴寡妇清回涪陵后葬于“清台山”，而清台山就在今天长寿区千佛场的龙山寨。彭水武库不过是巴寡妇的几个生产基地而已。
其实寡妇清到底是彭水人还是长寿人并不重要，只要知道咱们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就足可以让当今的女性感慨和自豪。
汉代商人
汉灭秦之后，废除了很多秦朝那些于民不堪的酷法严律，让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然而对于商人的律法，汉朝的皇帝非但没有在秦朝的基础上加以放松，反而更加严厉。纵观整个汉朝，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在其历代皇帝执政中，政府需要金钱就从商人身上打主意；需要打仗了，那也是要首先让商人和罪犯一起到战场上送死。汉武帝时对商人的打击更是达到顶峰，国家采取了系列针对商人的政策，如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告缗钱”等。
这种极度抑商状况的出现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长期以来的“重本轻末”思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西汉初的贾谊就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蹙！……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西汉另一位重要人物晁错对商人的看法比起贾谊来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而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两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商人被看作是“天下之大贼”，他们过的是“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的生活，没有“农夫之苦”，却“有仟伯之得”，这样的人自然要加以严打严惩。
商人受到打压的另一种直接原因则是汉武帝东征，需要大量军费开支，他希望民间有钱的商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自觉为国家捐献，哪知商人们不买帐，于是龙颜大怒，发布“算缗钱”法令，重收商贾们的财产税，收得举国中产以上的商人无不破产。
汉武帝固然通过一办法给国家掠取了大量财富，但很快他也偿到了恶果。那些富有商人的凄惨结局对老百姓的生活态度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因为家中富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这时的百姓不再勤劳，不再每天都下地干活，而是采取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把家里的钱财全部花光，美衣甘食，不再储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存钱，被看作一件再傻不过的事情。如此一来所造成的严峻社会问题，迫使汉武帝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所作所为是错的，他向全国发布了历史上有名的“罪自诏”。
９、桑弘羊——西汉大经营家
大商人家庭出身的桑弘羊，从小就显露出商人、经营家基本的天赋。只是他没有把这样的天赋用在自已家的生意经营上，而是去当了汉武帝的财政大臣。虽然是入朝为官，但做的还是和商人差不多的事情——经营、赚钱，为汉武帝赚了很多的钱。在桑弘羊的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大大加强了国家的财政实力。桑弘羊虽然为汉王朝立了很多大功，可最后还是结局很悲惨——被诛杀，灭了族。
洛阳自古就商业发达的地方，商业人才辈出。在前面所说到的商人的祖师爷白圭就是出生在这里。而桑弘羊也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作为商人，一项最基本的技能就是要善于“算计”。而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桑弘羊打小就有这样的才能。然而桑弘羊的父亲并没有因此想把桑弘羊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而是想要他入朝做官。因为当时的商人即使再富有再有钱，都没有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桑弘羊的父亲走了一条以商业资本与政治相结合的路子，把年仅十三岁的桑弘羊送入宫中，送到汉武帝身边。
然而进入政治圈的桑弘羊后来既没有成为文官也没有成为武官，而是成了大“商官”。他凭着自己的商业天赋，对商人的了解、对市场的了解，为汉武帝投资理财，当了国家的财政大臣。桑弘羊虽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民间商人，却是一个实打实的“官商”。他苦心经营，为朝庭赚取了大量的真金白银，为汉武帝缓解了社会经济危机。当然桑弘羊也就因此深受汉武帝喜欢与信任，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
桑弘羊于任职期间，策划和参于了一系列的国家财政经营活动，如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史称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一般来说，历代的皇帝要钱用了，总是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弄得民不聊生。那么桑弘羊又是如何做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呢？原来他要的主要是大商人的钱，尤其是他的算缗、告缗政策，让举国上下凡是有点家产的商人们无不伤筋动骨，甚至是无法生存，变成了穷光蛋。
桑羊弘做的第一件事是发行白鹿皮币和白金币，统一国家货币；是第二件事在发行新币的同时，实行算缗、告缗政策。即向富商、高利贷者，手工业作坊主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以增加国库的收入；第三件事便是实行盐铁业的官营。在汉武帝以前，国家对盐铁经商是不加限制的，所以一些靠煮盐冶铁发家的商人，个个腰缠万贯。桑羊弘认为这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收入，坚决主张实行盐铁的国有及专卖政策，并提议让专门的盐铁商来负责这件事。盐铁的国家专营，不仅使中央集权统治有所加强，而且大增加了汉朝的财政收入；第四件事是均输。桑弘羊灵活地运用商人从事贩运的经验，创办了均输法。它的具体办法是：各个郡国把应上缴的贡物，连同它的运费加在一起，按照当地的市价，折合为一定数量的当地土特产品，就地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将这些土产，一部分上贡给朝廷，其余的运往缺乏这些东西的地区，进行出售。这一措施，使西汉王朝在土产品的辗转贸易中获得了巨额 的利润，有力地保证了汉武帝对外用兵时的经费开支；第五件事是推行平准，即由大农令设置一个“平准”机构，将国家和长安所有的物资都储存在这个机构里。当长安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过高时，“平准”长就以低价抛售；如果某种商品价格下降，“平准”长就进行收购。这样物价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同时也打击了一部分商人的投机倒把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基本上都是针对商人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本是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为何会对商人高举屠刀，这恐怕会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汉武帝死后的始元六年(前81)，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至长安，围绕盐铁诸如均输、平准、币制、酒榷、算缗和告缗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进行新的商讨。这次大型的、高级别的国家财政大会也许可以算得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与民间共同就国家政策进行正式协商的大会。因为与会者分为两大派：一是朝廷方面的代言人御史大夫桑弘羊；二是下层的代表人物即从郡国推举出来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贤良是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有某种知识专长的名士。而这次会议本质上还是朝廷内部的中的矛盾和斗争。因为那些所谓下层民间人士的后台是朝中大将军霍光和丞相田千秋。会议双方辩论非常激烈，实质内容是对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的评估问题。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方持全面肯定的态度，并希望继续推行。贤良文学为代表的一方则否定“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修改。因为主要是盐铁问题，所以一般称为盐铁会议。后到汉宣帝时，汝南桓宽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成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论》。
盐铁会议之后，桑弘羊在朝中的处境地位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大将军霍光和丞相田千秋之间的怨隙越来越深，斗争越来越激列。而桑弘羊在这场斗争中又是失利的。后来他的命运很悲惨——被霍光处死。
历史上死得惨烈的伟人名人不计其数，他们有的死于忠君爱国，有的则死于良知正义，也有的为民而死。而桑弘羊则是死于朝庭之上的权力争夺斗争。所以他的死虽然让人同情与感叹，却不能让人敬仰，说他的死是“重于泰山”。
10、卜式——从大牧主到汉武帝的牧羊官
卜式，西汉时期一个放羊人，每日幸勤劳作，又深精牧羊之道，因此发家致富。但其富而不忘国家，当国家经济出现困难时，他主动上书朝庭，“愿输家财半助边”支援国家抵御外来侵略。他不仅仅是只知简单的爱国，还深懂治国之道。他认为治国就象他放羊一样，要“以时起居，毋令败群”，只要如此，国自强，民自富了。
卜式以放羊卖羊为业，不过规模还是挺大的，据说牧羊群超过千头，成为当时—个做羊生意的大商人。
这个时候，汉武帝正忙着和匈奴打仗，军费开支庞大，而国家财政又很困难。卜式听说此事，主动上书朝廷，愿意为国家捐献出自己的半边家产。这一举动引起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可是又心存怀疑，于是派遣使者前来调查他的动机和目的。
使臣问：“欲为官乎?”
卜式答：“自小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
使臣又问：“家岂有冤，欲言事乎?”
卜式：“臣生与人亡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
使臣感到奇怪，便说：“苟，子何欲?”
卜式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汉武帝和他的使者们都不大相信卜式会无原无故地学雷锋的，一定有所图有所求，要么是想弄个一官半职，要么家里出了什么大的天灾人祸，希望朝庭出面给解决一下。可是卜式的确是没有什么自私自利的动机，完全是“出于国家难，匹夫有责”的精神。
使臣回到朝廷向汉武帝报告调查到的情况。汉武帝听了仍然不能作出判断，于是又把这情况讲给了当时老丞相公孙弘。老臣相公孙弘阅尽世事，什么希奇古怪的人和事都听过都见过，可这样的事还是头一回听说。他说：“卜式所为，此非人情”。意思是天下之下哪有不图利的？如果这个人不是精神有问题，就是图谋不轨了，是个“不轨之臣”。把以这位老臣相建议汉武帝千万不可接受卜式的捐赠，更不能把他立为爱国模范加以宣扬。此时的汉武虽然非常需要钱，可还是采纳了大臣的建议。 于是卜式看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上带的银子白送都没有人要，只得无奈地从汉都又回到洛阳继续做他的牧羊生意了。
过了一年多，汉武帝大败匈奴。这虽然是件大好事，可也带来很大的麻烦。原来归匈奴管理的老百姓现在就要由汉朝来管理了，并且要优加安置，这样才能显示大汉天子的皇威。可当时的汉武帝穷没有钱啊！不妙的是，此时又碰上山东等地发生水灾，方圆几千里饥民无数，有人饿得都易子而食。而此时各级政府的粮仓已是“无以尽赡”(《汉书•食货志》)。 卜式知此灾情后，立即捐赠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振救灾民。事后，河南太守将富人捐钱济助贫民的名单呈报给朝廷。汉武帝无意从名单中看到了卜式的名字，便联想到他一年前上书输财之事。这个时候汉武帝才感到卜式的确是真正的爱国，而不是打着爱国的幌子图谋不轨。汉武帝大为感动，“乃赐式外繇四百人”，立即赐给卜式戍边徭役四百个名额，有这种名额的人就不用上战场冒生命危险了，卜式当时可以把这些名额按每个三百钱出售，，每年可坐得钱十二万。可是卜式在得钱后，“又尽复与官”，以供地方财政之需 ，或是救济穷人。
面对卜式的这些行为，让汉武帝觉得仅是给予这么一点偿赐还是过意不去，“乃召，拜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四顷”，并且“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对于汉武帝所赐官职，卜式坚决推辞。汉武帝见他是真的不愿做官就说：“我在上林(朝廷的园林)中有一群羊，你去给我牧羊好了。 ”就这样卜式就象孙悟空为玉皇大帝养马一样， 卜式给汉武帝养起了羊，当上了牧羊官。牧羊一年后，羊群不仅个个膘肥体壮，并且繁殖发展很快。汉武帝见了非常高兴，便问卜式牧羊之道。 卜式说：“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卜式又说不但是牧羊如此，做官治民理国也是一样道理。汉武帝一听大吃一惊，觉得卜式绝非普通的牧羊卖羊的商人，不让他来为自己效力实在太可惜，浪费人才了。便任命他为缑氏县令。卜式到缑氏后，勤政爱民，政绩显著。于是汉武帝又让他不断升职，后来提任他为“齐王太傅”，转而又提为刘王相，协助齐王治理政事。
元鼎五年(前112年)四月，匈奴又趁机攻人中原，杀汉太守，形势十分严峻卜式此时虽然官位显赫，仍然象当年一样挺身而出，再次上书朝廷，请缨出战。表示愿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率领齐地的官兵开赴前线，“请行死之，以尽臣节”。此时汉武帝非常希望自己的臣子当中能多几个象卜式这样的人，于是一方面下诏表彰了卜式，赐爵关内候；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并将卜式的忠贞爱国之举“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另一方面号召全国官僚和王公列候向卜式学习，然而让汉武帝大失所望，“天下莫应”。汉武帝大为恼火，决定要给点颜色给这些人瞧瞧，于是找机会夺爵一百零六人。同时，提任卜式为朝廷御史大夫。
卜式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尽职尽责，勤政爱民，他是个好官。卜式可以做个好官，可却不等于他会做官。不然他就不会得罪当时很受汉武帝重视的桑弘羊，更不会触怒汉武帝，以至于最后汉武帝又把他贬为太子太傅，至死都没有再得到重用。不过想来卜式对此是不会有多大在乎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官，更不要说做大官了。
卜式爱国，希望无偿为国家捐献家产，却让人怀疑图谋不轨，是“不轨之臣”；他也能做个好官，懂得如何治国安民，可最后却是官越做越小。卜式只有经商时是一帆风顺的，生意越做越大，可他又没有坚持做他的生意人。虽然开始时他的态度还是坚决的，但后来还是接受了汉武帝的封官。这其中也许是君命难违，也许是还是对做官动了心。毕竟千百年来，在中国人心中，只有做官才是最大的。就象汉武帝在赏赐卜式的时候，却得仅是给赏钱太轻了，只有赏一顶官帽才算有份量；也象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即使再富可敌国，也要等得到了朝庭的官封才觉得是功德圆满。
皇帝用官位来赏赐自己的臣民，而臣民也认为只有做了官才有出息，于是整个社会只有两类人：高人一等的做官人，和低人一等的草民——这实际上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最本质的社会状态。而只有社会真正走向文明和进步时，人就不再是以权力的有无来划分，而是以职业划分，如科学家、艺术家、商人、农民等。
11、孔仅——西汉大盐铁商
孔仅因为精通盐铁生产技术，又对朝庭有所捐赠，因而被汉武帝委以重任——掌握了当时国家经济命脉的掌管盐铁事务的“大农丞”。
孔仅，西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家财千金的大冶铁商。
南阳自古也是个商业很发达的地方。这主要归因于两大方面：一是因为在秦朝时期实行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在秦朝末年时，秦二世把全国各地的一批工商业者被强制移民到了南阳。这其中就有从开封来的孔氏家族。这些商人的到来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南阳的风俗，兴起了坐贾行商的风气。后来刘邦灭楚立汉，虽然得到了天下，可因为经历了前面的长年征战，早已是国贫民弱，据说就是当时的皇亲国戚也有穷得叮当响的。这样就有了汉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家对老百姓的管治政策相当宽松，只要你有本事，你就自己想方设法挣钱，发家致富去吧。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头脑灵活的的南阳商人就放开了手脚，充分展示自己的商业才能了。南阳冶铁业和商业发达，是西汉所谓的“五都”之一，这五都是北市邯郸、东市临淄、西市成都、中市洛阳，而南阳是南市。
南阳铁业盐业发达，而且朝庭“不与民争利”，汉高祖刘邦之时，已将冶铁、采矿、煮盐等山泽之源下放给私人经营，听民自由开采，直到文帝即位后，仍是“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继续放任私人对盐、铁的产销。当时南阳出现了大量的靠经营冶铁、煮盐发家致富的商人，当时有名的富人有曹氏、卓氏、程郑等，而南阳孔氏，因精通“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更是富至巨万，腰缠万贯。据《史记》载，当时这些富起来的商人不但是尽情享受，“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疆族于京”，而且还有点发了财就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味道。
汉武帝中期，由于多次大规模地征讨匈奴，军费开支浩繁，加上天灾接连不断，致使百姓四处流亡，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朝廷不得已向豪富借贷。然而这些富商们一个个成了铁公鸡，“富商大贾，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左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对此汉武帝当然大为不满。也许正因如此才成了他后来对商人进行严历打击的重要原因。汉武帝一方面向商人征收重重的税赋，另一方面则断他们财路。如把盐铁由原来的私营改为国家专营，“笼天下盐铁”。
而汉武帝要自己经营盐铁，那就得有懂行的人才。于是他就在那些大盐商大铁商中去物色，最后在一位大臣的建议下启用了孔仅为大农丞，同时被启用的还有东郭咸阳、弘桑羊。这三个人，一个精于治铁，一个精于煮盐，一个善于心计。汉武帝让他们做自己的财政大臣，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想必是认为这三个人是最好的黄金搭档，一定不负重托。
然而事实有点让汉武帝大失所望。孔仅和东郭咸阳虽然是想有所作为，劳心费神在全国建立了盐铁管理机构。可是他们用人不当，用一些经营盐铁的大商人担任各地盐官、铁官。这些人虽熟悉盐铁业务，但多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他们生产出来的铁具不仅是价格高，而且质量低劣，据说镰刀割草都割不断。虽然此话有点夸张，但可以想象孔仅所掌管的盐铁经营糟糕到了何种程度。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不是孔仅接受贿赂而放纵所致，没有史学方面的考证，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由于孔仅他们的管理不力，严重破坏了盐铁官营的声誉，后来他们也就被罢官。
从战国到秦汉，“商而优则仕”的商人不少，如前面提到的白圭、管仲等。他们既能做个有本事的合格商人，也能做个有治国安邦之才好官。可到了孔仅这里就变了。如果真的仔细推想，孔仅是不会轻易用错人的，也知道如何堵塞漏洞。因为作为一个已有成就的商人，那能没有知人、用人的本事？所以孔仅实在难逃为官不正的嫌疑。如果说真的用错了人，只能说是汉武帝。谁让他不对孔仅进行全面的考察，仅凭他懂治铁之术，就给他为官重任呢？孔仅用人不当可以罢他的官，那么汉武帝也是用人不当，但又有谁能罢他的官`？
12、刀间——知人善任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与其它商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发现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我们且抛开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不说，且说人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实际上早在两年多前年中国一个叫刀间的商人就发现了。
《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数千万。故曰“宁爵无刀”，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刀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
西汉时期，有个叫齐地的地方。这里的人有一种养家奴的习俗。家奴也就相当于奴隶社会的奴隶了，是主人的私有财产，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是这些养分家奴的人家，几乎都把他们所养的奴隶看成最不值钱的东西，经常不是抛弃就是贱卖。而一个叫刀间的商人却把这些奴隶看作宝贝。他从奴隶中发现了重要的商机，于是到处购买那些因各种原因主人不愿要但刀间却认为精明强干的奴隶。刀间购买了大量的奴隶，并不是用他们来侍候自己或是做一些粗活重活，而是充分利用他们的特长及聪明才智，并委派他们去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获取利润。如有些奴隶善于社交，就让他们用赚来的钱钱购置车马，结交地方官。刀间对自己所用的奴隶非常信任，放他们出去后， 很少加以限制，这样奴隶们在经商中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于是赚到更多的钱。就这样，刀间靠着奴隶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富。当然奴隶们自己也是赚了钱的，生活过得比普通的平民还好，以至他们“宁爵毋刀”，也就是说宁可不改变奴隶身份，不要平民享有的爵位，也不愿离开刀间。
刀间的故事虽然很简短，可却十分值得玩味。如果我们不给刀间戴上一顶剥削者的帽子，就不能不佩服他的精明。他知道奴隶虽然是奴隶，但不管怎么样还是人，是有思想的，有头脑的。养奴隶怎么着也会比养猪养牛强。猪养得再好，也只能论斤卖。而奴隶所能创造的价值是不可限量的。
当然要想奴隶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养一头猪的价值，那也就不能把奴隶当猪来养，还是要当人来养。
想想古代的刀间能把奴隶当人来养，可常见一些媒体有报道说现在的一些企业主反而会把人当奴隶来养，不知这两种做法，哪种才是更聪明的？
唐代的“反叛商人”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较为辉煌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较好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盛时期。有印度、波斯、高丽等众多其它国家的商人不远千里来到中国，进行各种商业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唐朝商业的繁华，出现了许多象洛阳、长安这样繁华的商业都会。
商品经济的发达，商人的势力自然有所增强。商人不仅经济实力强大，更是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但是尽管如此，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仍然相当地下。按照唐朝的法律，商人不仅是不能做官，就是连普通老百姓的地位都不如。唐太宗曾对大臣房玄龄说：“脱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意思是商人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好处就可以了，千万不能让他们做官，和朝庭上的圣贤明君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在唐高宗时期，更出台了一系列歧视商人法令，如商人不得穿黄衣服，不得坐马车等。更为甚者，商人的生命财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必然引发了商人的抗争，迫使他们与唐代末年的地方军阀势力联手，共同对抗朝庭。所以在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反叛”商人，他们试图通过采取武力的方式进入国家政权体制。
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中就有一些广为人知的起义者的名字，如安禄山、史思明，还有王仙芝、黄巢等。这些人无不都是商人，而王仙芝、黄巢这两位起义军的领袖就都是有一定实力的私盐贩。
“做官”一直是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追求。没有钱的人想做官，有了钱的人更想做官。象王仙芝、黄巢这样的商人虽说较为富有，却活得并不太有“人样”，当然更想做官的。可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做官对于他们来说是件相当难的事，于是他们就只有造反了。
造反后的王仙芝、黄巢仍然曾经梦想进入国家体制内。王仙芝两次试图接受朝廷的招安，最可是被朝廷戏弄也就死了这条心。而黄巢也多次与朝庭谈判，希望朝庭能给自己一个一施自己政治抱负之地，可得到了拒绝因而与朝庭决裂，最后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黄巢起义虽然在唐政府和藩镇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但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
中国历史上的起义者几乎都是农民，如陈胜吴广这样的。实在没有活路了，反抗是死，不反抗也是死，于是选择反抗。而唐朝商人的起义则属特例，他们并不是因为没有饭吃要饿死了，因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地位争取自己应有的更多权利。
如果说农民的起义是生存层面的，那么象黄巢这样的商人起义则有着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意味。而这正是中国人思想中所普遍缺少的东西。
曾经的徽商
在整个古代中国重农轻商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商人可以说是在社会缝隙中生存与发展，社会下地位相当低下。如在唐宋时期，朝庭的法令就明文盲规定商人不得做官。唐太宗曾对大臣房玄龄说：“脱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唐高宗时期，更出台了一系列歧视商人法令，如商人不得穿黄衣服，不得坐马车等。更为甚者，商人的生命财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
然而由于这一群体总体说来有着善通善变的才能，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不仅是适应，更多的还有不屈与改变。因而他们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打击与压制而消亡，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比较起来商人有着两次较大的辉煌时期，一次是商人阶层掘起的战国时期，另一次则是商帮掘起的明清时期。如果说明清以前的商人都是显示的是个人的力量，而明清商帮则显示的是家族、集体的力量。
明清有十大商帮兴起：福建商帮、广东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宁波商帮、晋商商帮、安徽商帮、龙游商帮、洞庭商帮及江西商帮。在十大商帮中，又以徽商与晋商为龙头，这两大商帮的实力可谓并驾齐驱。
徽商也称徽州商人或新安商人。明清时期，凡是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而并非一定要安徽籍商人都称徽商。而当时的徽州所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徽州有六县：歙、黟、休宁、绩溪、婺源、祁门。
徽州本是古越人生活的地方，这里山峦垒嶂，与世相隔，有如世外桃源，于是成乱世中人们避难的理想之地。自汉代开始，就有大量北方的名门望族逃难至此。随着山外迁入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土地与人口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再也养不活生活在它上面的人了。这里不再是世外桃源，而变成了穷山恶水。于是这里的人不得不发出这样悲凉的感叹：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然而想不到正是这么一“丢”，却“丢”出了一大盛极一时的商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南唐时休宁人便远行经商到了福建；到了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了家财巨富的徽商，如被称为“程十万”的程氏兄弟，祁门程承津、程承海。而大儒朱熹的外祖父也是人称“祝半州”，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于是徽商又成为盐业界的巨头。“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的兴起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势力。所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外强入侵，国外商品的倾销，曾经风云数百年的徽商没能及时地在新的形势之下调整自己的经营之道，于是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而作为徽商突出代表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破产就成为徽商在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沉重的终结篇。从此徽商淡出，直到今天，徽商仍然没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作为一大商帮的徽商有着许多特点，如勤劳、节俭、重信，乐于施舍，善于交游等等，但最大的一个特点还是“贾而好儒”，体现了徽商的文化精神，且由些形成自己的一大特色有别于其它所有商帮。“好儒”的徽商不仅有着出色的经商之才，还善琴棋书画，舞文弄墨。也许正因如此，当年的徽商才更能够结交到社会上的名流雅士，高官权贵。有个叫程白庵的儒商就与当时的学界泰斗、归国名人归有光交往深切，七十大寿时指名归有光为其作寿，而归有光欣然应之，且对其大发赞赏之词。归有光是何许人也！若程氏仅仅是一介商人，即便再富有，也不会被他放在眼里吧。徽商的影响不仅是在商界，也在文界，甚至于还有政界。
徽商之所以“好儒”有着其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徽商多为北方名门望族、朝庭士大夫的后代，只因躲避战乱才来到吴越之地以商为业。他们的血脉本就有着深深的文化情结与文化底蕴，不论何时，还能够做到“不废诵读”；另外“为官”的情怀一直是他们所不能放下的，在他们看来，为官才是人生最大的理想与追求，“商而优则仕”。然而做官就必须读书，有钱的徽商们骨子里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也成为商人，而是要读书做官。所以徽商中不仅是出商人，也出文人，为世人所知的远如大思想家朱熹、戴震，近如胡适等等。
远去的徽商留给后人是数不清的故事与传说，不仅仅是关于财富，更有关命运、人生、人间冷暖、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 非常年代的海外商人
在中国漫长的农耕历史长河中，虽然商人这一社会阶层一直存在着，但始终都位于社会的边缘处；虽然也出现过明清时盛极一时的十大商帮，且如果以当时的发展趋势发展下去，这些商帮，尤其是徽商与晋商极有可能借助于对国家各大重要商业领域的垄断与掌控已及物质财富的力量，把自己的势力渗透进政治、文化及其它社会领域，从而一改商人千百年来的弱势社会地位，然而清政府灭亡了。外强入侵，旧的倒塌，而新的还没有立。市场上所见的只有洋人、洋货、洋商——面对西方商业的冲击，中国传统的本土商人一下子失去了立足之地，似乎真的被彻底消灭了。此时中国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商人生存的艰难我们可以从众多的文学名著中去感知，如《骆驼祥子》、《子夜》、《林家铺子》、《四世同堂》等等。中国商人再也不能按原有的方式生存下去，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或成为洋行的伙计，或成为洋帮办，当然也可以成为所谓的民族资本家。——不管怎么样，此时的中国商人和此时的中国民族工业、传统商业一起滑入了黑暗。
然而在此情形之下，却有着另外一批人，他们漂洋过海，在大海的另一边一施自己的经商才华，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这些人的名字大量出现在当今的各类财经杂志、励志故事书籍、各类成功讲座之中，随便一想就能列举出一大串，如：热衷于捐资办学的陈嘉庚、影视大亨邵逸夫、世界船王包玉刚等等，而象霍英东、李嘉诚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智了。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现代传奇。也许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当数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荣”的陈嘉庚了。
陈嘉庚十七岁就离家去南洋，在新加坡谋生。后来成为当地四大橡胶园主之一。在马来西亚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后来又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陈嘉庚虽身为商人，可他的人生价值追求似乎并不在于发展商业，而在于教育。他被世人所公认“办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他一生生活节俭，可在捐资办学上却竭尽全力。在他企业发展受挫，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众人劝其停止对学校的捐助，以保家业，而陈嘉庚却说“宁卖大厦，以保厦大”。他这种“倾家荡产”的办学精神深深感动了世界华人，也正因为他的感染与带动，在华人之中形成了一般强大的向祖国捐资兴办教育的风气，影响深远。
而更为重要的是，陈嘉庚对教育的奉献并不是止于物质上的捐献，还在于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慈善家，还是教育家。他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如提倡女子教育，反对重男轻女；反对办学分贫富，强调优特穷人子弟；重视师范生的培养；注重教师队伍质量；强调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
作为教育家的陈嘉庚比作为商人的陈嘉庚更加让人敬佩。
当然也许会有人认为有比陈嘉庚更为令人敬仰的，如李嘉诚。他的那些经商之道，做人之道、成功之道更符合现代人的兴趣需求。他的那些“做人的一等智慧，经商的一流学问”之中所蕴含的经验智慧不能不让人深受启示与感悟。他说做人要做能力之人、做挺身之人、做善任之人、做利人之人、做良知之人等等，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按此要求自己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每提起李嘉诚三个字的时候，所能想到的是他的富有，而少能够想到他是怎么做人。
也许正因如此，虽然无数人想成为李嘉诚，而李嘉诚至今还只有一个吧。
“商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但中国古代商人阶层的崛起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出现的不仅是诸子百家，还有大量有名的商人，如白圭、管仲、弦高、子贡、范蠡、猗顿、乌氏倮、卓氏以及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等。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但也是一个一切都在兴起，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大商人往往都心怀大志，关心国家和天下。
1、白圭——第一个把经商当作一门大学问的人
白圭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经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他的商业理念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些很普通的常识，但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智慧，正因如此，才被司马迁称为“治生祖”
白圭（公元前463—前385年），东周洛阳人。其事迹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详细记载。
洛阳自古就是个商业发达的地方，洛阳人很善经商，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白圭生长在这样的地方，日后成就为誉满天下的大商人，应该不足为奇。
不过白圭并非一开始就从事商业，据说他曾经做过魏惠王时期魏国的国相，还是个治水的高手。当时的魏国都城大梁靠近黄河，经常发生水灾。他声称自己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高明。大禹为了治水，历时九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真可谓是历近艰险。可白圭治起水来就轻松多了。他查明堤坝不时倒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小小的蚂蚁在捣鬼，于是他治水时就派人沿着河堤仔细查看，除掉所有的蚁窝，这样河堤就自然稳固了。
然而，白圭虽然可以有办法让魏国的河堤不倒，但没有办法让他的政治不腐败。他预感到魏国即将灭亡，于是离开魏国到齐国以中山国游历。这两个国家都想留下白圭治理国家，但白圭都谢绝。有人总他原因，白圭说：“这两个国家没有必行之事，那么信用就已经到头了；不注重声誉，那么名誉已经到头了；没有仁爱，亲情已经到头了；旅行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食物，财力已经耗尽了；不能用人，又不能自己发愤图强，事功已经到头了。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一定会灭亡。”后来其他国家，对诸候各国的政治状况看到更加透彻，从而对政治产生很深的厌恶之感，于是彻底放弃了从政的念头，弃政从商。就这样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政治家，而多了一位杰出的商人。
白圭有着一套极为独特的经商理念与策略。战国时的商人大多喜欢获利丰富的珠宝生意，而他另辟蹊径，从事农产品买卖。他看到的是当时社会的农业发展，以及谷物是普天下老百姓都离不开的东西，虽然利润不大，但需求极大。白圭从自己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让后人受益无穷的经商之术与为商之道。比如“人取我予，人弃我取”。每当粮食收获季节或粮食丰收的时候，农民会都把粮食拿出来出售，而且价格会较为低廉，这时候他就大量买进；而如果粮食欠收，农民没有太多的粮食出售，而大家又需要粮食，这个时候他就把收进的粮食以较高的价钱卖出，于是赚取了差价。又比如他主张商人在商业活动中，主张要节约开支，勤苦耐劳，并能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后人对白圭的商业理念与策略进行了这样的总结：
关于商品价格：
（一）上下波动是物价运动的基本形式。“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二）商品供求状况决定物价的高低。“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供给是主要矛盾，供多于求就是有余，供不应求则是不足。
（三）白圭认为
商品供给多少是由农业生产的丰歉情况决定的。
（四）物价的高低变化是可以预测的。只要观察和推测到岁星将要到达的
方位，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的丰歉，也就可以推测出物价升高还是降低，变贵还是变贱。
关于商业经营策略
（一）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不论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还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都是在商品有余、价格低廉时购买，而到商品缺乏，价格昂贵时售卖。此乃“待乏”原则。
（二）趋时迅捷，不错过良机。
“贱取如珠玉，贵弃如粪土”，“若猛兽鸷鸟之发”、“乐观时变”，“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关于商人的基本素质：。
白圭提出了商人素质的四个要求“智、勇、仁、强”。，自圭声称，
“智”就是要求商人具备善于分析形势，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勇”就是要求商人行动果敢，勇于决策。因此，如果勇不足以决断，在商业活动中畏首畏尾，肯定失败。
“仁”就是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而不要象一些奸商那样；对待下属、供应商和其他一些对我们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
“强”就是能有所守，要求商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潜心商业，把经商当作自己人生的大事业来做，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如果“智”不能权变，“勇”不能决断，“仁”不能决定取与，“强”不能守业，那就无法与他讲经商的本领。
正因如此，虽然早在白圭之前就有商人的出现，但象白圭这样研究如何以做生意谋生、立业，白圭还是第一人。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司马迁之后人们仍把他尊为商业行当的祖师爷，直到解放前夕，在一些店铺中，还供奉着白圭的偶像。
在商人地位已经是是很低下的战国时期，白圭却认为商业与政治、军事一样重要。经商并非是人人都可以做，同样需要大智大勇。所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好商人，需要具备智、勇、仁、信这四种最基本的素质。如果没有这四种素质的人向他学习经商之道，他会“终不告之”。
由此可见，作为商业祖师爷的白圭对于经商者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如果后代的商人们能够谨遵师训，那一定会树立出一个极好的商人形象。可是怎么在现实中广为流传的却是“无奸不商”呢？真是可惜！
使臣回到朝廷向汉武帝报告调查到的情况。汉武帝听了仍然不能作出判断，于是又把这情况讲给了当时老丞相公孙弘。老臣相公孙弘阅尽世事，什么希奇古怪的人和事都听过都见过，可这样的事还是头一回听说。他说：“卜式所为，此非人情”。意思是天下之下哪有不图利的？如果这个人不是精神有问题，就是图谋不轨了，是个“不轨之臣”。把以这位老臣相建议汉武帝千万不可接受卜式的捐赠，更不能把他立为爱国模范加以宣扬。此时的汉武虽然非常需要钱，可还是采纳了大臣的建议。 于是卜式看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上带的银子白送都没有人要，只得无奈地从汉都又回到洛阳继续做他的牧羊生意了。
过了一年多，汉武帝大败匈奴。这虽然是件大好事，可也带来很大的麻烦。原来归匈奴管理的老百姓现在就要由汉朝来管理了，并且要优加安置，这样才能显示大汉天子的皇威。可当时的汉武帝穷没有钱啊！不妙的是，此时又碰上山东等地发生水灾，方圆几千里饥民无数，有人饿得都易子而食。而此时各级政府的粮仓已是“无以尽赡”(《汉书•食货志》)。 卜式知此灾情后，立即捐赠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振救灾民。事后，河南太守将富人捐钱济助贫民的名单呈报给朝廷。汉武帝无意从名单中看到了卜式的名字，便联想到他一年前上书输财之事。这个时候汉武帝才感到卜式的确是真正的爱国，而不是打着爱国的幌子图谋不轨。汉武帝大为感动，“乃赐式外繇四百人”，立即赐给卜式戍边徭役四百个名额，有这种名额的人就不用上战场冒生命危险了，卜式当时可以把这些名额按每个三百钱出售，，每年可坐得钱十二万。可是卜式在得钱后，“又尽复与官”，以供地方财政之需 ，或是救济穷人。
面对卜式的这些行为，让汉武帝觉得仅是给予这么一点偿赐还是过意不去，“乃召，拜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四顷”，并且“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对于汉武帝所赐官职，卜式坚决推辞。汉武帝见他是真的不愿做官就说：“我在上林(朝廷的园林)中有一群羊，你去给我牧羊好了。 ”就这样卜式就象孙悟空为玉皇大帝养马一样， 卜式给汉武帝养起了羊，当上了牧羊官。牧羊一年后，羊群不仅个个膘肥体壮，并且繁殖发展很快。汉武帝见了非常高兴，便问卜式牧羊之道。 卜式说：“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卜式又说不但是牧羊如此，做官治民理国也是一样道理。汉武帝一听大吃一惊，觉得卜式绝非普通的牧羊卖羊的商人，不让他来为自己效力实在太可惜，浪费人才了。便任命他为缑氏县令。卜式到缑氏后，勤政爱民，政绩显著。于是汉武帝又让他不断升职，后来提任他为“齐王太傅”，转而又提为刘王相，协助齐王治理政事。
元鼎五年(前112年)四月，匈奴又趁机攻人中原，杀汉太守，形势十分严峻卜式此时虽然官位显赫，仍然象当年一样挺身而出，再次上书朝廷，请缨出战。表示愿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率领齐地的官兵开赴前线，“请行死之，以尽臣节”。此时汉武帝非常希望自己的臣子当中能多几个象卜式这样的人，于是一方面下诏表彰了卜式，赐爵关内候；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并将卜式的忠贞爱国之举“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另一方面号召全国官僚和王公列候向卜式学习，然而让汉武帝大失所望，“天下莫应”。汉武帝大为恼火，决定要给点颜色给这些人瞧瞧，于是找机会夺爵一百零六人。同时，提任卜式为朝廷御史大夫。
卜式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尽职尽责，勤政爱民，他是个好官。卜式可以做个好官，可却不等于他会做官。不然他就不会得罪当时很受汉武帝重视的桑弘羊，更不会触怒汉武帝，以至于最后汉武帝又把他贬为太子太傅，至死都没有再得到重用。不过想来卜式对此是不会有多大在乎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官，更不要说做大官了。
卜式爱国，希望无偿为国家捐献家产，却让人怀疑图谋不轨，是“不轨之臣”；他也能做个好官，懂得如何治国安民，可最后却是官越做越小。卜式只有经商时是一帆风顺的，生意越做越大，可他又没有坚持做他的生意人。虽然开始时他的态度还是坚决的，但后来还是接受了汉武帝的封官。这其中也许是君命难违，也许是还是对做官动了心。毕竟千百年来，在中国人心中，只有做官才是最大的。就象汉武帝在赏赐卜式的时候，却得仅是给赏钱太轻了，只有赏一顶官帽才算有份量；也象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即使再富可敌国，也要等得到了朝庭的官封才觉得是功德圆满。
皇帝用官位来赏赐自己的臣民，而臣民也认为只有做了官才有出息，于是整个社会只有两类人：高人一等的做官人，和低人一等的草民——这实际上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最本质的社会状态。而只有社会真正走向文明和进步时，人就不再是以权力的有无来划分，而是以职业划分，如科学家、艺术家、商人、农民等。
2、管仲——从大商人到大政治家、改革家
我们对管仲的通常了解是他是位很了不起的政治家、改革家，帮助了齐恒公成就了春秋霸业，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然而对他也是位很有智慧才能的商人却知之不多。从很大意义上讲，正是先有了成为大商人的管仲，后来才会有成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因为管仲正是把从经商生涯中所获得的思想智慧应该于治国安邦，把商为谋略用于政治，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管仲名言：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仲的一生概括起来好象很简单：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很小就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为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先是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又从军再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而实际上管仲一生是经历了千幸万苦，生死磨难，同时也是叱咤风云，纵横天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谁都想称霸天下，社会处天激动荡于变革之中。常说乱世出英雄，胸怀宏伟政治抱负的管仲自然也不甘平庸，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无奈他出身寒微，虽然从小就诵《诗》《书》，学六艺，但却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能。而是不得不迫于生计，年轻时就中止学业，从事当时被视为低下的商业。十分幸运的是，他在经商中结交了鲍叔牙，两人成为难得的知已，这就是有名的“管鲍之交”。同时，管仲在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大商业经营的基本谋略，即：趋利避害。这是一大参透人性的总结。管仲认为：天下人整天做这事那事，无不是为一些利益驱使。有利可图的事，就算再难再苦也会做，而对自己无利的事，就算是举手之劳也会视而不见。所以管仲说：
商人们做买卖，夜以继日地赶路，两步并作一步走，千里行程也不会感到遥远。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努力向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渔人们入海捕鱼，海水深达万仞，逆流而进，冒着生命危险停留于百里之外，日夜操劳而不归，因为多捕到一些鱼，就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凡是利益存在的地方，山再高也能爬上去，水再深也能潜下去。善于治理的人，能够看准利益之所在，因势利导引导大家获得利益，那么人们自然会不待推动而自觉前往，不待牵引而自动过来，不用烦琐扰攘而人民自然富裕，过上美好安定的日子。这就如同禽鸟孵蛋那样，蛋隐藏在羽翼下，见不到形迹，听不见声音，不知不觉地便把雏鸟孵化出来了。
商人从事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得最大的利润，“皆为利驱，皆以利往” 是经商的根本。但“利”与“害”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趋利避害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要认清“利害”，然后要分析是利大于害，还是害大于利，接着就是考虑如何转害为利。正是靠着这样的谋略，管仲才得以在商海中无往不胜。
管仲不只是把“趋利避害”之策用于商业，同样也用于政治与治国。，他以利害之变整治齐国内政外交，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使齐由弱变强，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看起来好象是只讲“利”的功利主义者，但绝非唯利是图的小人。他只不过是善于从整体上去把握事情的利害，知道如何的舍小利求大利。而且他所图利并非一已之私利，而是一些“大利”。正如他在与鲍叔牙合伙经商之中，经常多分钱给自己，而少分给鲍叔牙，鲍叔牙却不以他为贪，对朋友不义，而是家中太贫、而又希望母亲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所致。与顾求朋友的利益比起来，孝道当然是更重要的，所以他就只能舍轻求重。又比如当初他所效忠的公子纠死了之后，按理他也要以死效忠。可他权衡利弊，认为大义在于振兴齐国，而不单单以死效忠，于是毅然决定返齐为相，辅佐曾经的仇敌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恒公。再比如管仲临死之前，齐恒公要他指定一个人来接替他的相位，管仲却没有以朋友的小利来推荐对自己有着大恩的鲍叔牙，而是从国家的大利着想，推荐了他人。
正是因为管仲追求的不是“私利”，不是“小利”，而是“大利”，所以才会得到鲍叔牙这样的知已，才会受到齐恒公的重用成就自己的春秋大业，才会让后来的孔子也不得不叹服：如果没有管仲，我也是穿异族的服装了！
对于与自己有着生死之交知遇之恩的鲍叔牙，，管仲在后来的晚年说了一段现在听起来都会无比感动的话：
“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著有《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感悟：
管仲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幸福、最成功的人。原因之一：他拥有鲍叔牙这样千古难觅的知已；原因二：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成了春秋第一想；原因三：他的晚年一直都被受尊重，享受荣华。想想春秋战国的其他仁人志士，有谁能有管仲这样的人生？他们不是一生郁郁不得志，就是结局很悲惨。
当然除了羡慕这外，还另有所悟：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能象管仲这样深懂“利害”的哲学呢？又有多少人能象他一样做到求大利而舍私利、小利小利呢？
在当今这样的经济时代，我们无疑也是“求利”的。可比起管仲又当如何？管仲从商业走向政治，成就的是春秋大业。而我们当今的一些商人如果也与政治沾边，而结局往往只会是腐败。
3、弦高——以十二头牛救国
弦高的故事记录在《左传》中。作为一个商人，他之所以名留青史，并非是因为他象白圭、管仲那样有着很高的商业智慧，而重要的是他的“道义”。
弦高是郑国的一个普通商人，以贩牛为业。有一次贩了几百头肥牛，正准备赶到滑国去转手倒卖。走到一个叫黎阳津的地方，碰上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名叫赛他，刚从秦国来。故友相逢，喜出望外，弦高约请赛他饮酒。饮酒间弦高问道：“最近秦国有什么战事吗？”赛他反问道：“你还不知道？我劝你赶快接带家属逃离郑国吧。”弦高忙追问：“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赛他说：“秦将妃子、逢孙、杨孙三将各领本部人马，在郑国驻军，现已密投郑国新君即位情况。原为内应而灭掉郑国。秦穆公已任命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挑选精兵三千，战车三百辆。大队人马已经出发偷袭郑国了。”
弦高虽为市井小民，从事的是当时被人瞧不起的经商之业，可是却有着一般大义凛然、忠贞爱国的精神。一听赛他的话，大吃一惊，说：“我父母之邦，就要遇到战乱的灾难，没听说也就算了，现在听说了而不设法救助，我个人反而逃跑，万一家族父老兄弟沦亡了，我日后有什么脸面回故乡呢？”
面对既将被强敌攻打的状况，弦高不逃跑而留下来，并非是要证明自己是个不怕死的好汉，而是要为自己面临灭亡危险的国家想办法化解灾难。在这里弦高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聪明智慧。他一方面派人骑快马日夜兼程去向郑穆公通报敌情，作好迎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怕来不及而采用了缓兵之计。他打起犒劳秦军的旗号，选了十二头肥牛，又买了许多劳军礼品，来到秦军之处喊道：“郑国使臣特来犒劳贵军，弦高求见主将！”
秦国大将孟明视吃了一惊，对副将西乞术说：“我军偷袭郑国，郑国怎么知道我军的行动呢？这么快就派使臣来迎接我们？”西乞术说：“把他杀掉算了。”而另一位副将白乙丙说：“暂且看他来意如何，再杀不迟。”于是，主将孟明视与弦高相见。弦高假传郑穆公的旨意说：“我主公听说三位将军要率兵到我郑国，特遣我带来礼品，肥牛一十二头，远道赶来慰问贵军将士。我郑国周旋于大国之间，屡遭侵扰， 因此，一直担心边远地区的戍守，恐怕一时松懈或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得罪贵国，所以，日夜警备，不敢安睡。只盼三位将军视察！”秦军主将孟明视问道：“既然郑穆公遣你来犒劳我军，为什么没有国书？”弦高答道：“我主公听说部下驱驰很快，担心等言辞修好了，有失远迎之礼，使口授命令速来迎接，只是犒赏贵军将士吃些牛肉，喝些美酒，没有别的意思。”孟明视附在弦高的耳边说道：“秦穆公派我领兵到来，为的滑国的事情。”随即下令：“兵马驻扎在延津！宰牛摆宴，分赏三军。”
此时孟明视认为偷袭郑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就对部下说：“我军千里跋涉，只为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可以偷袭取胜，如今郑国已知我军行动，郑国防备很长时间了，攻打他们则城池坚固难以击破，围困他们则兵少，又没有后继增援。现在滑国没有准备，不如袭取滑国，掳获财物，也可以回报我们主公了。”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商人弦高，用一个小小的计谋，加上一点小小的破费，却办成了一件大大的事：挽救了自己的国家，避免了一场战争的灾难。
感悟：
弦高，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小商人，在自己的国家面临危难之际，想到的不是保全自己的性命与财产，而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举措——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财产。这一点恐怕要让古往今来那些损公肥私、吞食国家财产、甚至大发国难财的商人们惭愧脸红吧。
4、子贡——能言善辩的中国最早儒商
都知道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而这七十二贤中，最为优秀的恐怕就是子贡。子贡是名符其实的多才多艺，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既有文采，善于雄辩；又善政治外交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据说子贡当时的风头盖孔子。
在中国历史上，儒与商似乎一直都是两种不相容的身份。儒，自然指的是文人或读书人，属于“士”这一阶层，居于“四民”之首。而商则是指商人，居“四民”之末。
自古以来，文人是瞧不起商人的。因商人一心为利，精打细算，在金钱上十分抠门，称商人为“市侩之徒”。 中国社会这种对商人的偏见与轻视恐怕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改变。
然而商人成为“末等公民”并非是一开始就如此。 “四民”的排法大概是从汉代才确立的，《谷粱传成公元年》谓：“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那时商并不排在末位。直到西汉，《汉书食货志》才确定：“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商降到了末位，从此卑微了。
而在先秦，士大夫下海经商并不是件见不得人的事。至少在孔子那个年代还没有轻视商人，因为他的学生子贡就是当时的一个了不起的大商人。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子贡的记载篇幅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的的确确是个值得多说几句的人物。而通过《论语》等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子贡的优秀：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
子贡的语言才能才到孔子的赞赏说：“始可与言《诗》已矣”，达到了“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地步。不仅如此，《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
更为难得的是，子贡把自己的语言才能充分发挥利用，不仅是做学问，而且在从政、经商方面现样出色。
比如说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中，就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演说才能。《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而言就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对于子贡在经商方面的成就，《论语•先进》中孔子有这样的表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在这里孔子把子贡和颜回对比。颜回是孔子最为喜欢的学生，孔子曾这样称赞说：“贤哉，回也！”可是虽然颜回很“贤”，却身居陋巷，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一点也不“安贫乐道”，不象颜回那样满足于家里有一亩三分地，勉强可以温饱，就连官也不想做。子贡不仅是要当官，还要经商，囤积投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话的意思是说：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子贡当时的风光：腰缠万贯，能言善语，指点乾坤，走到哪都大受欢迎。而身为老师的孔子则是另一番景象，走到哪里都不大受欢迎，如“丧家之犬”。如有一次孔子困于陈、蔡，绝粮七日，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身边的其他学生都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最后还是子贡出面“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如若不然，孔子没准真要被饿死了。子贡的声名一天比一天响亮，大有超过孔子之势。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
而子贡相当谦逊，他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
谦虚的子贡不但认为自己比不上老师，甚至也认为自己连同学颜回也比不上。《论语•公冶长》中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然而作为具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司马迁可不这么认为，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从这里可以看到连司马迁都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
子贡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感悟：
说到“文人”、“儒生”，总是难免让人想起一句古话“百无一用是书生”。也或许是想到这样一些形象：孔乙己、范进等。总之很久以来，“文人”在世人心中实际上是个贬义词，意味着穷酸无用。纵有满腹经纶，也是手无缚鸡之力，身无裹腹之银，大不能治国，小不能安家。别人开宝马，他只能挤公交；别人住别墅，他只能居平房。于是大家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读书有什么用啊！即便是到了提倡知识文化的今天，读书有学问的人未必就一定被认为是有本事，受到尊重。曾经居高临下，目空一切的文人，活到这种份上，不能不说很是悲哀。
然而如果做文人都能象子贡，能文能商，还有本事与“国君”“分庭抗礼”，还有谁敢从门缝里小瞧？
5、范蠡——富有而尊
范蠡是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商人。他帮助越王勾践消灭吴国并称霸诸侯而后功成身退去齐国经商成了当地首富。齐王听了请他入朝为相。三年后他归还相印且散尽自己的家财迁往陶地隐居，又以经商为业，再次成为大富翁。后人称之为“陶朱公”，民间称之为“财神”，也称为“商圣”，堪为儒商的典范。
范蠡生于楚平王十二年（公元前517年）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而当时楚国贵胄专权、政治紊乱，范蠡的才华不为世人所识。
范蠡离开楚国，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先是为越王策划“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之策，帮助勾践消灭吴国，成就霸业，后又被齐国任为国相。虽然身居高位，坐享富贵荣华，但范蠡始终居安思危，深知高处不胜寒的道理。所以他最终辞官，宁愿从事在当时被认为是低下的商业。
范蠡最后选取的经商之地是住于今天山东一个叫定陶的地方，史书上称为“陶地”。陶地处“天下之中”，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是最佳经商之地。范蠡就在这里操“计然”之术而“治生”，他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的策略，仅用几年时间就积累了大量财富。
范蠡经商，不仅是有才智，更是具有商德。范蠡在经商中发现，人们在市场上买卖东西是用眼睛来估量，这样很难做到交易的公平，于是一心要发明一种可以准确测量货物重量的东西。后来有一天他偶尔在乡间看到一老农用一种一头吊了一块石头的木架装置汲水，很是省力。受些启发，他发明出了今天还在使用的秤。然而这样的秤还是会被一些不法商人做手脚，于是范蠡告诫同行：作为商人，应当光明正大，不能赚黑心钱。他说：“经商者若欺人一两，则失去福气；欺人之二两，则后人做不了官；欺人三两，则折损阳寿。”
在那个商人形象不佳的年代，范蠡却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赞誉之声不绝。在他死后，被尊为华夏商人的圣祖，直到今天，很多民间商会还有祭祀陶朱公的风俗。
范蠡的事迹《史记》中有详细记载，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 那么范蠡有哪三迁呢？“第一迁”就是从楚到越，帮助越王夺回天下，最后被封为上将军；“第二迁”则是离开越国到齐国经商，被齐王邀请为相；“第三迁”则是离开齐往陶地隐居，再次经商致富，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尊重与赞颂。
而民间对范蠡的评价则是：“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辅佐越王，在越王最为落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心甘情愿陪同越王一起到吴国为奴，还拿出自己的钱财买通吴国的大臣，以保越王勾践的安全，这些足可以说明其“忠”；当越王卧薪偿胆，终报亡国之耻，成就霸业之后，范蠡看出勾践是只可有难同当，却不能有福同享的人，于是决定功成身退，离开是非之地。临走前他还劝说与他共同辅佐越王的文仲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要文仲和自己一起离开越国。可惜文仲没有听取这一建议，不久之后，越王果真开始屠杀功臣，文仲被迫自杀。而范蠡因为及早离开，保全了性命，此举不能说不谓“智”；范蠡放弃高位，隐居民间，但他不是象庄子笔下那些为了全身而隐居山林的高人那样过着清苦的日子，住在一间草房中，再在旁边开垦出一块荒地以凄苦度日。而是靠着自己的勤劳智慧发家致富。在他离开越国来到齐国之后，就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在海边开垦荒地，又养鸡养猪，农闲时就做点生意。就这样没过几年，就积累了大笔家财，成为当地大富翁。
富有的范蠡怜贫惜苦，仗义疏财。在离开齐国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钱财亲朋好友以及附近的乡亲，自己则带着妻儿，一身布衣悄悄离开前往陶地，后又成为当地富有而尊的“陶朱公”。
感悟：
自古以来，富有的人很多，然而富有且受到尊敬的人却不多，范蠡则是这“不多”中的难得之一。
很久以来，人们对富有者似乎都不会有太好的评价，认为“为富不仁”，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更有所谓的“仇富”心理。
也许成为一个富人并不是最难的，成为一个受尊敬的人也不是不能做到，而要成为一个既富有又受尊敬的人却是相当不易。
但两千多年前的范蠡做到了。
6、猗顿——开中国商贸先河第一人
据《史记集解》记载：猗顿原籍鲁国，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读过一点书，又在家务农，却是“耕则常饥，桑则常寒”，总是是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猗顿一心想改变这种生活，有一天他听说赵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辅成霸业后，便弃官经商，现在“天下之中”是定陶“治产积居”成为大富翁，因号陶朱公。骑顿于是前去请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的状况，授与密方：“子欲速富，当畜五牸。”意思是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浙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于是，骑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示，迁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境)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是畜牧的理想场所。
由于猗顿辛勤经营，畜牧规模日渐扩大， “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因起家于猗氏，遂号猗顿。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
虽然经营畜牧致富，可猗顿仍不满足。他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是一块很好的财富资源，于是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如此一来，他发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加大了盐业的投入。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五姓湖，又从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能够把生意做到百里之外，在当时是一大创举，这其中的意义远不只是普通的就近经商，而是称得上为远程贸易。
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猗顿的经营范围也不断扩大。因为已经有了雄厚的资本，他也就涉足了在当时大多数大商人都喜欢做的玉石生意，而且成了相玉的行家。《尸子•治天下篇》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淮南子•汜论训》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一种美玉)者，唯猗顿不失其情。”竟然把猗顿相玉的本领与伯乐相马相提并论，可见猗顿的确是相玉的大行家。
猗顿通过多方经营，富可敌国，在当时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韩非子•解老篇》：“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 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可见猗顿之富已超过陶朱公，并可与王势并提。
感悟：
猗顿虽然富可敌国，后来者居上，其富超过陶朱公，在当时是一个极有声名的人。可是他的名字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很是陌生，远不如范蠡这样家喻户晓、有口皆碑。可见一个人要流芳千古，的确并不是有钱就可以的。不过这也说明猗顿还是很老实的，他没有花钱买通史官为自己树碑立传，编造光辉事迹，让自己的美名盖过陶朱公。
7、吕不韦——历史上最辉煌也最凄惨、最成功也最失败的投机家
作为商人，其获利的方式无非是两种：投资和投机。投资主要靠的才能智慧，而投机除了智慧外，还得需要勇气，因为投机固然利润很大，风险同样也很大。但总有一些勇气可嘉的人无畏于风险。大商人吕不韦便属于这样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押在穷困落魄还身为人质的一个叫子楚的人身上，认为他是“奇货可居”，于是进行了一场豪赌。最后他成功了，但也失败了。
说到历史上的秦朝，可能很少有人不会想到秦始皇；说到秦始皇，也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等。
然而可能不是太多的人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之所以会有秦始皇，秦之所以能一统天下，实际上是因为一个叫做吕不韦的人。
吕不韦（约前292年～约前235年），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原籍阳翟（今河南禹州）。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
身为商人的吕不韦，非常的关心时局政治。可是他的商人身份在当时又不可能让他参与到政治当中。而机会是靠人去把握的。有一次他到邯郸去做生意，巧遇在赵国当人质的子楚，凭着对时事的了解和商人对机遇特有的敏感，吕不韦一见子楚便认定“子楚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这就是后来成语“奇货可居”的出处。
在见到子楚后，据说吕不韦回家和自己的父亲进行了这样的一场对话：
吕不韦问父亲：“耕田能获几倍的利？”
父亲答：“十倍的利。”
吕不韦又问：“经营珠玉能赢几倍的利？”
“百倍的利。”
吕不韦再问：“帮助立一国之主，能赢几倍的利？”
“无数的利。”
既然能获无数的利，这样的买卖就值得一赙。在别人看来，子楚不过是秦王庶出的孙子，又在赵国当人质，生活困窘，很不得意，无论如何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赵国还随时可能杀了他，他能保住自己的小命就不错了。可是吕不韦另有远见，他自信按照自己的想法策略，子楚一定会是另一番命运，同时自己的命运也将随这改变。于是吕不韦就开始了对子楚的风险投资。他一方面拿出大量的金钱供子楚去结交权贵宾客，以树立他的形象和声望，另一方面又带着大量的名贵珠宝去秦国讨好正在受宠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虽被立为正夫人，却没有儿子。吕不韦一心促成华阳夫人认子楚为子，这样将来子楚就会名正言顺、轻而易举立为太子了；既然子楚做了太子，那也就顺理成章将来也就会当皇帝。而子楚已经答应吕不韦：“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
一切都在很顺利地按吕不韦的计划进行，一切也都在吕不韦的掌控之中。然而有一件事是吕不韦所没想到的（当然也有人说这件事实际上也是吕不韦计划之中）。与吕不韦相好的一位漂亮女子被子楚看中，子楚要吕不韦把这名女子送给他。吕不韦本不愿意，可又转念一想：已经在他身上花了一大半的家产，还在乎再送他一个小女子么？可是不想这个小女子身上早就怀上了吕不韦的骨肉。这就样，吕不韦不只是送给了子楚自己的女人，还把自己的儿子一并送上了。
子楚继位后兑现了自己对吕不韦的承诺，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可惜子楚在位仅三年就死了，子楚的儿子（实际上就是吕不韦的儿子）继位，尊奉吕不韦为相国，称他为“仲父”。至此，吕不韦的辉煌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可惜他不能象陶朱公那样居安思危，功成身退，而是想不退反进。
如果说吕不韦看对了子楚，却看错了自己的儿子。他大概以为无论从哪方面讲自己的地位都不会动摇，且不说他是秦王嬴政的亲生父亲，就凭他对秦国所作的贡献，他也是功不可没。
在担任国相的十二年期间，吕不韦作为相国把持秦国朝政十二年之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颇有建树。吕不韦入秦之初，四年之间，秦国连丧三王，国内政局混乱，叛乱迭起，蝗灾瘟疫不断，外部还有强敌趁机猛烈进攻。面对内忧外患，吕不韦充分调动全国的物力，顺利渡过严重的自然灾害，平定了各地的叛乱，稳定了国内的政局；又有效地组织人力，击退外敌的入侵。在吕不韦居相位期间，秦国取得的土地至少有15个郡以上，占统一后全国总郡数近二分之一，为秦国统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文治方面，吕不韦招来文人学士，写成了一部《吕氏春秋》，共有八览、六论、十二纪，20多万字。书刻好后，他命人将书立于咸阳城门，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谁能增删一字，就可取走千金。《吕氏春秋》这部历史巨著，为即将诞生的封建大一统王朝，在政治理论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然而正因如此，秦王嬴政才更加不能容他。一是怕他功高盖主，二则怕自己的身份被人知道。所以吕不韦最后不得不被迫喝下毒酒自杀。——聪明的吕不韦能够料想一切，可这样的结局，他是绝对想不到的。也许这正应证了一句话：人算不如天算。
史学家们往往多称吕不韦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其实他本质上就只是个商人。他的目标和追求就是为了获取“无数的利”，而达到这一目的手段就是“帮助立一国之主”。于是他连可以“获得百倍”的珠宝生意都不想做了，一心去“立一国之主”。最后他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可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没有了。临死前的吕不韦是否后悔自己当初的决择呢？无人可知。 ８、寡妇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企业家
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寡妇，身居穷乡僻壤，却能够“礼抗万乘，名显天下”，那个有名的暴君秦始皇竟然专门为她建造“怀清台”以资表彰。这个女子会是何许人也？既非皇亲，也非国戚，只不过是个经营朱砂生意的小女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美容产品的。她的故事史书上并没有太详细的记载，可就仅仅是凭那些简单的文字，今天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是个多么不同凡响的女子。
关于寡妇清的事迹，《史记 •货殖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 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从这段文学中，我们可以获取这样的信息：在秦始皇时代，巴蜀地区有个名字大概叫清的寡妇，她家的祖先得到了一个丹砂穴，世世代代都靠开这丹砂矿获利，家道非常富有。而到了寡妇清的时候，是由她来继承家业，继续经营。她还拥有一支自己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她还得到了秦始皇嘉的奖赏，被秦始皇请到咸阳，礼遇非常，回乡后还为她修筑“怀清台”。
而《长寿县志》又有记载说寡妇清是个极为漂亮魅力十足的女人，她被秦始皇从当时的巴国接到秦朝都城咸阳，走了40天多天。到了咸阳，众多的王公贵族无不被她迷到。身为单身女富豪，有没有什么王公大臣向寡妇清求婚，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要是在现在，这样的女人绝对会成为绯闻不断的明星。寡妇清得到了秦始皇的高规格招待，回来之后就决定捐巨资支持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这到是一件有点趣味的事：我们都知道孟姜女的故事，同一个时代的两个女人， 一个要帮助皇帝筑起这座血肉长城，另一个却想用眼泪来冲倒长城。
寡妇清的家势十分了得，据记载她家仆人上千、工人及士兵多达上万人，而当时她所在的枳县的总人口才不过四五万人。可尽管如此，她毕竟是生活在重农抑商的秦朝，她作为商人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怎么就能够高攀上秦始皇的？还更人值得让人琢磨的地方：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收尽民间所有的兵器、甚至于是铁器，又怎么会让一个民间女子自己家里组建一支几千人的武装队伍？有些人作出这样的猜测和解释：这与寡妇清经营的丹砂有很大关系。
丹砂很早就在我国出现，当时主要用于医药和建筑。在商代，巴寡妇清的先辈已懂得利用汞的化合物来医治癞疾或作镇静类的药物。当时只是将丹砂碾成粉状，纯属一种原始的利用。后来丹砂的用途得到进一步推广：美容、食用养生、防腐、作颜料等，而这些用处大多是当时的帝王将相所需求。从西周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服食金丹一直是各国帝王渴求长生不老之方。到了秦代，秦始皇更是渴求长生不老，于是要人用丹砂炼长生不老之丹；帝王将相之墓需要用丹砂进行防腐； 当时各国崇尚赤色，历代帝王的宫殿、台阶均为赤色，称为“丹墀”，也需要大量的丹砂。而当时的巴国是全国最大的丹砂供应地，巴寡妇清是先秦时代最大的丹砂业主。
然而如果秦始皇仅仅是需要寡妇清给他提供大量的丹砂，也用不着刻意讨好她啊！他统一六国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一切都是他的，他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还用得着对一个经商的小女人费什么劲么？由此可见，事情并不如想象的这么简单，一定另有文章。
可究竟是什么样的文章呢？也没有人知道。无人知道才显得尤为神秘。
有人说寡妇清是四川彭水人：今彭水鹿箐乡与乔子乡交界处有一岩口，名为“巴巴台”。《彭水县志》载，巴巴台“可扼酉阳来路”，为交通要道。巴巴台原名寡妇台，因年代较早，当地群众传音而讹，称为巴巴台。更神奇的是，在“巴巴台”西南约10公里的新田乡偏口檐，有十多户青姓人家，他们无族谱，不知家族来源，有可能是巴寡妇清的后代。
也有人说她是四川长寿人：长寿县文化馆多次组织专门查访。其最为有利的理由是：众家古籍均载全国产丹县仅两个，一为涪陵，二为贵州。而《图经》明确记载：“丹砂出自符（涪）陵山谷中。”另有《史记货殖传》载：巴寡妇清回涪陵后葬于“清台山”，而清台山就在今天长寿区千佛场的龙山寨。彭水武库不过是巴寡妇的几个生产基地而已。
其实寡妇清到底是彭水人还是长寿人并不重要，只要知道咱们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就足可以让当今的女性感慨和自豪。
汉代商人
汉灭秦之后，废除了很多秦朝那些于民不堪的酷法严律，让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然而对于商人的律法，汉朝的皇帝非但没有在秦朝的基础上加以放松，反而更加严厉。纵观整个汉朝，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在其历代皇帝执政中，政府需要金钱就从商人身上打主意；需要打仗了，那也是要首先让商人和罪犯一起到战场上送死。汉武帝时对商人的打击更是达到顶峰，国家采取了系列针对商人的政策，如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告缗钱”等。
这种极度抑商状况的出现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长期以来的“重本轻末”思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西汉初的贾谊就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蹙！……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西汉另一位重要人物晁错对商人的看法比起贾谊来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而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两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商人被看作是“天下之大贼”，他们过的是“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的生活，没有“农夫之苦”，却“有仟伯之得”，这样的人自然要加以严打严惩。
商人受到打压的另一种直接原因则是汉武帝东征，需要大量军费开支，他希望民间有钱的商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自觉为国家捐献，哪知商人们不买帐，于是龙颜大怒，发布“算缗钱”法令，重收商贾们的财产税，收得举国中产以上的商人无不破产。
汉武帝固然通过一办法给国家掠取了大量财富，但很快他也偿到了恶果。那些富有商人的凄惨结局对老百姓的生活态度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因为家中富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这时的百姓不再勤劳，不再每天都下地干活，而是采取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把家里的钱财全部花光，美衣甘食，不再储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存钱，被看作一件再傻不过的事情。如此一来所造成的严峻社会问题，迫使汉武帝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所作所为是错的，他向全国发布了历史上有名的“罪自诏”。
９、桑弘羊——西汉大经营家
大商人家庭出身的桑弘羊，从小就显露出商人、经营家基本的天赋。只是他没有把这样的天赋用在自已家的生意经营上，而是去当了汉武帝的财政大臣。虽然是入朝为官，但做的还是和商人差不多的事情——经营、赚钱，为汉武帝赚了很多的钱。在桑弘羊的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大大加强了国家的财政实力。桑弘羊虽然为汉王朝立了很多大功，可最后还是结局很悲惨——被诛杀，灭了族。
洛阳自古就商业发达的地方，商业人才辈出。在前面所说到的商人的祖师爷白圭就是出生在这里。而桑弘羊也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作为商人，一项最基本的技能就是要善于“算计”。而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桑弘羊打小就有这样的才能。然而桑弘羊的父亲并没有因此想把桑弘羊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而是想要他入朝做官。因为当时的商人即使再富有再有钱，都没有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桑弘羊的父亲走了一条以商业资本与政治相结合的路子，把年仅十三岁的桑弘羊送入宫中，送到汉武帝身边。
然而进入政治圈的桑弘羊后来既没有成为文官也没有成为武官，而是成了大“商官”。他凭着自己的商业天赋，对商人的了解、对市场的了解，为汉武帝投资理财，当了国家的财政大臣。桑弘羊虽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民间商人，却是一个实打实的“官商”。他苦心经营，为朝庭赚取了大量的真金白银，为汉武帝缓解了社会经济危机。当然桑弘羊也就因此深受汉武帝喜欢与信任，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
桑弘羊于任职期间，策划和参于了一系列的国家财政经营活动，如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史称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一般来说，历代的皇帝要钱用了，总是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弄得民不聊生。那么桑弘羊又是如何做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呢？原来他要的主要是大商人的钱，尤其是他的算缗、告缗政策，让举国上下凡是有点家产的商人们无不伤筋动骨，甚至是无法生存，变成了穷光蛋。
桑羊弘做的第一件事是发行白鹿皮币和白金币，统一国家货币；是第二件事在发行新币的同时，实行算缗、告缗政策。即向富商、高利贷者，手工业作坊主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以增加国库的收入；第三件事便是实行盐铁业的官营。在汉武帝以前，国家对盐铁经商是不加限制的，所以一些靠煮盐冶铁发家的商人，个个腰缠万贯。桑羊弘认为这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收入，坚决主张实行盐铁的国有及专卖政策，并提议让专门的盐铁商来负责这件事。盐铁的国家专营，不仅使中央集权统治有所加强，而且大增加了汉朝的财政收入；第四件事是均输。桑弘羊灵活地运用商人从事贩运的经验，创办了均输法。它的具体办法是：各个郡国把应上缴的贡物，连同它的运费加在一起，按照当地的市价，折合为一定数量的当地土特产品，就地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将这些土产，一部分上贡给朝廷，其余的运往缺乏这些东西的地区，进行出售。这一措施，使西汉王朝在土产品的辗转贸易中获得了巨额 的利润，有力地保证了汉武帝对外用兵时的经费开支；第五件事是推行平准，即由大农令设置一个“平准”机构，将国家和长安所有的物资都储存在这个机构里。当长安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过高时，“平准”长就以低价抛售；如果某种商品价格下降，“平准”长就进行收购。这样物价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同时也打击了一部分商人的投机倒把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基本上都是针对商人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本是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为何会对商人高举屠刀，这恐怕会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汉武帝死后的始元六年(前81)，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至长安，围绕盐铁诸如均输、平准、币制、酒榷、算缗和告缗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进行新的商讨。这次大型的、高级别的国家财政大会也许可以算得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与民间共同就国家政策进行正式协商的大会。因为与会者分为两大派：一是朝廷方面的代言人御史大夫桑弘羊；二是下层的代表人物即从郡国推举出来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贤良是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有某种知识专长的名士。而这次会议本质上还是朝廷内部的中的矛盾和斗争。因为那些所谓下层民间人士的后台是朝中大将军霍光和丞相田千秋。会议双方辩论非常激烈，实质内容是对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的评估问题。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方持全面肯定的态度，并希望继续推行。贤良文学为代表的一方则否定“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修改。因为主要是盐铁问题，所以一般称为盐铁会议。后到汉宣帝时，汝南桓宽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成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论》。
盐铁会议之后，桑弘羊在朝中的处境地位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大将军霍光和丞相田千秋之间的怨隙越来越深，斗争越来越激列。而桑弘羊在这场斗争中又是失利的。后来他的命运很悲惨——被霍光处死。
历史上死得惨烈的伟人名人不计其数，他们有的死于忠君爱国，有的则死于良知正义，也有的为民而死。而桑弘羊则是死于朝庭之上的权力争夺斗争。所以他的死虽然让人同情与感叹，却不能让人敬仰，说他的死是“重于泰山”。
10、卜式——从大牧主到汉武帝的牧羊官
卜式，西汉时期一个放羊人，每日幸勤劳作，又深精牧羊之道，因此发家致富。但其富而不忘国家，当国家经济出现困难时，他主动上书朝庭，“愿输家财半助边”支援国家抵御外来侵略。他不仅仅是只知简单的爱国，还深懂治国之道。他认为治国就象他放羊一样，要“以时起居，毋令败群”，只要如此，国自强，民自富了。
卜式以放羊卖羊为业，不过规模还是挺大的，据说牧羊群超过千头，成为当时—个做羊生意的大商人。
这个时候，汉武帝正忙着和匈奴打仗，军费开支庞大，而国家财政又很困难。卜式听说此事，主动上书朝廷，愿意为国家捐献出自己的半边家产。这一举动引起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可是又心存怀疑，于是派遣使者前来调查他的动机和目的。
使臣问：“欲为官乎?”
卜式答：“自小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
使臣又问：“家岂有冤，欲言事乎?”
卜式：“臣生与人亡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
使臣感到奇怪，便说：“苟，子何欲?”
卜式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汉武帝和他的使者们都不大相信卜式会无原无故地学雷锋的，一定有所图有所求，要么是想弄个一官半职，要么家里出了什么大的天灾人祸，希望朝庭出面给解决一下。可是卜式的确是没有什么自私自利的动机，完全是“出于国家难，匹夫有责”的精神。
使臣回到朝廷向汉武帝报告调查到的情况。汉武帝听了仍然不能作出判断，于是又把这情况讲给了当时老丞相公孙弘。老臣相公孙弘阅尽世事，什么希奇古怪的人和事都听过都见过，可这样的事还是头一回听说。他说：“卜式所为，此非人情”。意思是天下之下哪有不图利的？如果这个人不是精神有问题，就是图谋不轨了，是个“不轨之臣”。把以这位老臣相建议汉武帝千万不可接受卜式的捐赠，更不能把他立为爱国模范加以宣扬。此时的汉武虽然非常需要钱，可还是采纳了大臣的建议。 于是卜式看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上带的银子白送都没有人要，只得无奈地从汉都又回到洛阳继续做他的牧羊生意了。
过了一年多，汉武帝大败匈奴。这虽然是件大好事，可也带来很大的麻烦。原来归匈奴管理的老百姓现在就要由汉朝来管理了，并且要优加安置，这样才能显示大汉天子的皇威。可当时的汉武帝穷没有钱啊！不妙的是，此时又碰上山东等地发生水灾，方圆几千里饥民无数，有人饿得都易子而食。而此时各级政府的粮仓已是“无以尽赡”(《汉书•食货志》)。 卜式知此灾情后，立即捐赠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振救灾民。事后，河南太守将富人捐钱济助贫民的名单呈报给朝廷。汉武帝无意从名单中看到了卜式的名字，便联想到他一年前上书输财之事。这个时候汉武帝才感到卜式的确是真正的爱国，而不是打着爱国的幌子图谋不轨。汉武帝大为感动，“乃赐式外繇四百人”，立即赐给卜式戍边徭役四百个名额，有这种名额的人就不用上战场冒生命危险了，卜式当时可以把这些名额按每个三百钱出售，，每年可坐得钱十二万。可是卜式在得钱后，“又尽复与官”，以供地方财政之需 ，或是救济穷人。
面对卜式的这些行为，让汉武帝觉得仅是给予这么一点偿赐还是过意不去，“乃召，拜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四顷”，并且“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对于汉武帝所赐官职，卜式坚决推辞。汉武帝见他是真的不愿做官就说：“我在上林(朝廷的园林)中有一群羊，你去给我牧羊好了。 ”就这样卜式就象孙悟空为玉皇大帝养马一样， 卜式给汉武帝养起了羊，当上了牧羊官。牧羊一年后，羊群不仅个个膘肥体壮，并且繁殖发展很快。汉武帝见了非常高兴，便问卜式牧羊之道。 卜式说：“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卜式又说不但是牧羊如此，做官治民理国也是一样道理。汉武帝一听大吃一惊，觉得卜式绝非普通的牧羊卖羊的商人，不让他来为自己效力实在太可惜，浪费人才了。便任命他为缑氏县令。卜式到缑氏后，勤政爱民，政绩显著。于是汉武帝又让他不断升职，后来提任他为“齐王太傅”，转而又提为刘王相，协助齐王治理政事。
元鼎五年(前112年)四月，匈奴又趁机攻人中原，杀汉太守，形势十分严峻卜式此时虽然官位显赫，仍然象当年一样挺身而出，再次上书朝廷，请缨出战。表示愿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率领齐地的官兵开赴前线，“请行死之，以尽臣节”。此时汉武帝非常希望自己的臣子当中能多几个象卜式这样的人，于是一方面下诏表彰了卜式，赐爵关内候；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并将卜式的忠贞爱国之举“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另一方面号召全国官僚和王公列候向卜式学习，然而让汉武帝大失所望，“天下莫应”。汉武帝大为恼火，决定要给点颜色给这些人瞧瞧，于是找机会夺爵一百零六人。同时，提任卜式为朝廷御史大夫。
卜式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尽职尽责，勤政爱民，他是个好官。卜式可以做个好官，可却不等于他会做官。不然他就不会得罪当时很受汉武帝重视的桑弘羊，更不会触怒汉武帝，以至于最后汉武帝又把他贬为太子太傅，至死都没有再得到重用。不过想来卜式对此是不会有多大在乎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官，更不要说做大官了。
卜式爱国，希望无偿为国家捐献家产，却让人怀疑图谋不轨，是“不轨之臣”；他也能做个好官，懂得如何治国安民，可最后却是官越做越小。卜式只有经商时是一帆风顺的，生意越做越大，可他又没有坚持做他的生意人。虽然开始时他的态度还是坚决的，但后来还是接受了汉武帝的封官。这其中也许是君命难违，也许是还是对做官动了心。毕竟千百年来，在中国人心中，只有做官才是最大的。就象汉武帝在赏赐卜式的时候，却得仅是给赏钱太轻了，只有赏一顶官帽才算有份量；也象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即使再富可敌国，也要等得到了朝庭的官封才觉得是功德圆满。
皇帝用官位来赏赐自己的臣民，而臣民也认为只有做了官才有出息，于是整个社会只有两类人：高人一等的做官人，和低人一等的草民——这实际上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最本质的社会状态。而只有社会真正走向文明和进步时，人就不再是以权力的有无来划分，而是以职业划分，如科学家、艺术家、商人、农民等。
11、孔仅——西汉大盐铁商
孔仅因为精通盐铁生产技术，又对朝庭有所捐赠，因而被汉武帝委以重任——掌握了当时国家经济命脉的掌管盐铁事务的“大农丞”。
孔仅，西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家财千金的大冶铁商。
南阳自古也是个商业很发达的地方。这主要归因于两大方面：一是因为在秦朝时期实行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在秦朝末年时，秦二世把全国各地的一批工商业者被强制移民到了南阳。这其中就有从开封来的孔氏家族。这些商人的到来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南阳的风俗，兴起了坐贾行商的风气。后来刘邦灭楚立汉，虽然得到了天下，可因为经历了前面的长年征战，早已是国贫民弱，据说就是当时的皇亲国戚也有穷得叮当响的。这样就有了汉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家对老百姓的管治政策相当宽松，只要你有本事，你就自己想方设法挣钱，发家致富去吧。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头脑灵活的的南阳商人就放开了手脚，充分展示自己的商业才能了。南阳冶铁业和商业发达，是西汉所谓的“五都”之一，这五都是北市邯郸、东市临淄、西市成都、中市洛阳，而南阳是南市。
南阳铁业盐业发达，而且朝庭“不与民争利”，汉高祖刘邦之时，已将冶铁、采矿、煮盐等山泽之源下放给私人经营，听民自由开采，直到文帝即位后，仍是“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继续放任私人对盐、铁的产销。当时南阳出现了大量的靠经营冶铁、煮盐发家致富的商人，当时有名的富人有曹氏、卓氏、程郑等，而南阳孔氏，因精通“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更是富至巨万，腰缠万贯。据《史记》载，当时这些富起来的商人不但是尽情享受，“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疆族于京”，而且还有点发了财就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味道。
汉武帝中期，由于多次大规模地征讨匈奴，军费开支浩繁，加上天灾接连不断，致使百姓四处流亡，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朝廷不得已向豪富借贷。然而这些富商们一个个成了铁公鸡，“富商大贾，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左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对此汉武帝当然大为不满。也许正因如此才成了他后来对商人进行严历打击的重要原因。汉武帝一方面向商人征收重重的税赋，另一方面则断他们财路。如把盐铁由原来的私营改为国家专营，“笼天下盐铁”。
而汉武帝要自己经营盐铁，那就得有懂行的人才。于是他就在那些大盐商大铁商中去物色，最后在一位大臣的建议下启用了孔仅为大农丞，同时被启用的还有东郭咸阳、弘桑羊。这三个人，一个精于治铁，一个精于煮盐，一个善于心计。汉武帝让他们做自己的财政大臣，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想必是认为这三个人是最好的黄金搭档，一定不负重托。
然而事实有点让汉武帝大失所望。孔仅和东郭咸阳虽然是想有所作为，劳心费神在全国建立了盐铁管理机构。可是他们用人不当，用一些经营盐铁的大商人担任各地盐官、铁官。这些人虽熟悉盐铁业务，但多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他们生产出来的铁具不仅是价格高，而且质量低劣，据说镰刀割草都割不断。虽然此话有点夸张，但可以想象孔仅所掌管的盐铁经营糟糕到了何种程度。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不是孔仅接受贿赂而放纵所致，没有史学方面的考证，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由于孔仅他们的管理不力，严重破坏了盐铁官营的声誉，后来他们也就被罢官。
从战国到秦汉，“商而优则仕”的商人不少，如前面提到的白圭、管仲等。他们既能做个有本事的合格商人，也能做个有治国安邦之才好官。可到了孔仅这里就变了。如果真的仔细推想，孔仅是不会轻易用错人的，也知道如何堵塞漏洞。因为作为一个已有成就的商人，那能没有知人、用人的本事？所以孔仅实在难逃为官不正的嫌疑。如果说真的用错了人，只能说是汉武帝。谁让他不对孔仅进行全面的考察，仅凭他懂治铁之术，就给他为官重任呢？孔仅用人不当可以罢他的官，那么汉武帝也是用人不当，但又有谁能罢他的官`？
12、刀间——知人善任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与其它商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发现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我们且抛开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不说，且说人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实际上早在两年多前年中国一个叫刀间的商人就发现了。
《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数千万。故曰“宁爵无刀”，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刀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
西汉时期，有个叫齐地的地方。这里的人有一种养家奴的习俗。家奴也就相当于奴隶社会的奴隶了，是主人的私有财产，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是这些养分家奴的人家，几乎都把他们所养的奴隶看成最不值钱的东西，经常不是抛弃就是贱卖。而一个叫刀间的商人却把这些奴隶看作宝贝。他从奴隶中发现了重要的商机，于是到处购买那些因各种原因主人不愿要但刀间却认为精明强干的奴隶。刀间购买了大量的奴隶，并不是用他们来侍候自己或是做一些粗活重活，而是充分利用他们的特长及聪明才智，并委派他们去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获取利润。如有些奴隶善于社交，就让他们用赚来的钱钱购置车马，结交地方官。刀间对自己所用的奴隶非常信任，放他们出去后， 很少加以限制，这样奴隶们在经商中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于是赚到更多的钱。就这样，刀间靠着奴隶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富。当然奴隶们自己也是赚了钱的，生活过得比普通的平民还好，以至他们“宁爵毋刀”，也就是说宁可不改变奴隶身份，不要平民享有的爵位，也不愿离开刀间。
刀间的故事虽然很简短，可却十分值得玩味。如果我们不给刀间戴上一顶剥削者的帽子，就不能不佩服他的精明。他知道奴隶虽然是奴隶，但不管怎么样还是人，是有思想的，有头脑的。养奴隶怎么着也会比养猪养牛强。猪养得再好，也只能论斤卖。而奴隶所能创造的价值是不可限量的。
当然要想奴隶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养一头猪的价值，那也就不能把奴隶当猪来养，还是要当人来养。
想想古代的刀间能把奴隶当人来养，可常见一些媒体有报道说现在的一些企业主反而会把人当奴隶来养，不知这两种做法，哪种才是更聪明的？
唐代的“反叛商人”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较为辉煌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较好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盛时期。有印度、波斯、高丽等众多其它国家的商人不远千里来到中国，进行各种商业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唐朝商业的繁华，出现了许多象洛阳、长安这样繁华的商业都会。
商品经济的发达，商人的势力自然有所增强。商人不仅经济实力强大，更是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但是尽管如此，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仍然相当地下。按照唐朝的法律，商人不仅是不能做官，就是连普通老百姓的地位都不如。唐太宗曾对大臣房玄龄说：“脱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意思是商人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好处就可以了，千万不能让他们做官，和朝庭上的圣贤明君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在唐高宗时期，更出台了一系列歧视商人法令，如商人不得穿黄衣服，不得坐马车等。更为甚者，商人的生命财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必然引发了商人的抗争，迫使他们与唐代末年的地方军阀势力联手，共同对抗朝庭。所以在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反叛”商人，他们试图通过采取武力的方式进入国家政权体制。
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中就有一些广为人知的起义者的名字，如安禄山、史思明，还有王仙芝、黄巢等。这些人无不都是商人，而王仙芝、黄巢这两位起义军的领袖就都是有一定实力的私盐贩。
“做官”一直是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追求。没有钱的人想做官，有了钱的人更想做官。象王仙芝、黄巢这样的商人虽说较为富有，却活得并不太有“人样”，当然更想做官的。可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做官对于他们来说是件相当难的事，于是他们就只有造反了。
造反后的王仙芝、黄巢仍然曾经梦想进入国家体制内。王仙芝两次试图接受朝廷的招安，最可是被朝廷戏弄也就死了这条心。而黄巢也多次与朝庭谈判，希望朝庭能给自己一个一施自己政治抱负之地，可得到了拒绝因而与朝庭决裂，最后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黄巢起义虽然在唐政府和藩镇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但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
中国历史上的起义者几乎都是农民，如陈胜吴广这样的。实在没有活路了，反抗是死，不反抗也是死，于是选择反抗。而唐朝商人的起义则属特例，他们并不是因为没有饭吃要饿死了，因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地位争取自己应有的更多权利。
如果说农民的起义是生存层面的，那么象黄巢这样的商人起义则有着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意味。而这正是中国人思想中所普遍缺少的东西。
曾经的徽商
在整个古代中国重农轻商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商人可以说是在社会缝隙中生存与发展，社会下地位相当低下。如在唐宋时期，朝庭的法令就明文盲规定商人不得做官。唐太宗曾对大臣房玄龄说：“脱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唐高宗时期，更出台了一系列歧视商人法令，如商人不得穿黄衣服，不得坐马车等。更为甚者，商人的生命财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
然而由于这一群体总体说来有着善通善变的才能，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不仅是适应，更多的还有不屈与改变。因而他们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打击与压制而消亡，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比较起来商人有着两次较大的辉煌时期，一次是商人阶层掘起的战国时期，另一次则是商帮掘起的明清时期。如果说明清以前的商人都是显示的是个人的力量，而明清商帮则显示的是家族、集体的力量。
明清有十大商帮兴起：福建商帮、广东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宁波商帮、晋商商帮、安徽商帮、龙游商帮、洞庭商帮及江西商帮。在十大商帮中，又以徽商与晋商为龙头，这两大商帮的实力可谓并驾齐驱。
徽商也称徽州商人或新安商人。明清时期，凡是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而并非一定要安徽籍商人都称徽商。而当时的徽州所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徽州有六县：歙、黟、休宁、绩溪、婺源、祁门。
徽州本是古越人生活的地方，这里山峦垒嶂，与世相隔，有如世外桃源，于是成乱世中人们避难的理想之地。自汉代开始，就有大量北方的名门望族逃难至此。随着山外迁入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土地与人口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再也养不活生活在它上面的人了。这里不再是世外桃源，而变成了穷山恶水。于是这里的人不得不发出这样悲凉的感叹：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然而想不到正是这么一“丢”，却“丢”出了一大盛极一时的商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南唐时休宁人便远行经商到了福建；到了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了家财巨富的徽商，如被称为“程十万”的程氏兄弟，祁门程承津、程承海。而大儒朱熹的外祖父也是人称“祝半州”，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于是徽商又成为盐业界的巨头。“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的兴起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势力。所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外强入侵，国外商品的倾销，曾经风云数百年的徽商没能及时地在新的形势之下调整自己的经营之道，于是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而作为徽商突出代表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破产就成为徽商在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沉重的终结篇。从此徽商淡出，直到今天，徽商仍然没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作为一大商帮的徽商有着许多特点，如勤劳、节俭、重信，乐于施舍，善于交游等等，但最大的一个特点还是“贾而好儒”，体现了徽商的文化精神，且由些形成自己的一大特色有别于其它所有商帮。“好儒”的徽商不仅有着出色的经商之才，还善琴棋书画，舞文弄墨。也许正因如此，当年的徽商才更能够结交到社会上的名流雅士，高官权贵。有个叫程白庵的儒商就与当时的学界泰斗、归国名人归有光交往深切，七十大寿时指名归有光为其作寿，而归有光欣然应之，且对其大发赞赏之词。归有光是何许人也！若程氏仅仅是一介商人，即便再富有，也不会被他放在眼里吧。徽商的影响不仅是在商界，也在文界，甚至于还有政界。
徽商之所以“好儒”有着其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徽商多为北方名门望族、朝庭士大夫的后代，只因躲避战乱才来到吴越之地以商为业。他们的血脉本就有着深深的文化情结与文化底蕴，不论何时，还能够做到“不废诵读”；另外“为官”的情怀一直是他们所不能放下的，在他们看来，为官才是人生最大的理想与追求，“商而优则仕”。然而做官就必须读书，有钱的徽商们骨子里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也成为商人，而是要读书做官。所以徽商中不仅是出商人，也出文人，为世人所知的远如大思想家朱熹、戴震，近如胡适等等。
远去的徽商留给后人是数不清的故事与传说，不仅仅是关于财富，更有关命运、人生、人间冷暖、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 非常年代的海外商人
在中国漫长的农耕历史长河中，虽然商人这一社会阶层一直存在着，但始终都位于社会的边缘处；虽然也出现过明清时盛极一时的十大商帮，且如果以当时的发展趋势发展下去，这些商帮，尤其是徽商与晋商极有可能借助于对国家各大重要商业领域的垄断与掌控已及物质财富的力量，把自己的势力渗透进政治、文化及其它社会领域，从而一改商人千百年来的弱势社会地位，然而清政府灭亡了。外强入侵，旧的倒塌，而新的还没有立。市场上所见的只有洋人、洋货、洋商——面对西方商业的冲击，中国传统的本土商人一下子失去了立足之地，似乎真的被彻底消灭了。此时中国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商人生存的艰难我们可以从众多的文学名著中去感知，如《骆驼祥子》、《子夜》、《林家铺子》、《四世同堂》等等。中国商人再也不能按原有的方式生存下去，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或成为洋行的伙计，或成为洋帮办，当然也可以成为所谓的民族资本家。——不管怎么样，此时的中国商人和此时的中国民族工业、传统商业一起滑入了黑暗。
然而在此情形之下，却有着另外一批人，他们漂洋过海，在大海的另一边一施自己的经商才华，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这些人的名字大量出现在当今的各类财经杂志、励志故事书籍、各类成功讲座之中，随便一想就能列举出一大串，如：热衷于捐资办学的陈嘉庚、影视大亨邵逸夫、世界船王包玉刚等等，而象霍英东、李嘉诚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智了。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现代传奇。也许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当数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荣”的陈嘉庚了。
陈嘉庚十七岁就离家去南洋，在新加坡谋生。后来成为当地四大橡胶园主之一。在马来西亚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后来又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陈嘉庚虽身为商人，可他的人生价值追求似乎并不在于发展商业，而在于教育。他被世人所公认“办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他一生生活节俭，可在捐资办学上却竭尽全力。在他企业发展受挫，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众人劝其停止对学校的捐助，以保家业，而陈嘉庚却说“宁卖大厦，以保厦大”。他这种“倾家荡产”的办学精神深深感动了世界华人，也正因为他的感染与带动，在华人之中形成了一般强大的向祖国捐资兴办教育的风气，影响深远。
而更为重要的是，陈嘉庚对教育的奉献并不是止于物质上的捐献，还在于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慈善家，还是教育家。他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如提倡女子教育，反对重男轻女；反对办学分贫富，强调优特穷人子弟；重视师范生的培养；注重教师队伍质量；强调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
作为教育家的陈嘉庚比作为商人的陈嘉庚更加让人敬佩。
当然也许会有人认为有比陈嘉庚更为令人敬仰的，如李嘉诚。他的那些经商之道，做人之道、成功之道更符合现代人的兴趣需求。他的那些“做人的一等智慧，经商的一流学问”之中所蕴含的经验智慧不能不让人深受启示与感悟。他说做人要做能力之人、做挺身之人、做善任之人、做利人之人、做良知之人等等，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按此要求自己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每提起李嘉诚三个字的时候，所能想到的是他的富有，而少能够想到他是怎么做人。
也许正因如此，虽然无数人想成为李嘉诚，而李嘉诚至今还只有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