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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专案组：文革中残酷整人手法大揭秘

发布时间:2011-09-09 09:54 作者:顾永忠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20次

 　　文章摘自《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作者：顾永忠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贺龙元帅   　　林彪、江青为了打倒贺龙，大肆造谣诬蔑，制造反革命舆论。   　　在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开始动摇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   　　“……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   　　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到了9月上旬，林彪认为提出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   　　叶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大肆攻击诬陷贺龙。   　　最后，她叫嚷：“贺龙问题严重，应该立案审查。”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对叶群的提议一致赞成并积极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   　　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   　　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   　　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当天，“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   　　为了适应“文革”运动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67年夏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该组的领导成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   　　“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主持，实际上与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林彪的亲信要看林彪和江青的眼色行事。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实权，则由康生控制。   　　因此，“贺龙专案组”成立，也意味着贺龙落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   　　从此，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对贺龙进行迫害了。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3个办公室。   　　其中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专案，由总参主要领导负责牵头。   　　“二办”辖9个主要专案组，其中最大的是贺龙和彭德怀两个专案组，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但彭德怀早在8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军队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贺龙专案了。   　　由于“贺龙专案”是军队的第一要案，所以林彪、江青特别重视，配备了很强的力量，由康生亲自抓。   　　除任命空军政委余立金为组长外，还设3个副组长。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贺龙专案组”“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   　　他们指出：要把“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   　　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紧接着，“二办”主要领导和叶群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邱会作和贺龙专案组组长等参加，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   　　“贺龙专案组”也迅速运转起来。   　　到贵州、四川、湖南和湖北省就晏章炎诬告贺龙企图“投敌叛变”事再次进行调查。   　　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象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   　　贺龙80多岁的堂叔贺勋臣，被打得鼻子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在长沙，省参事室参事王尚质被逼得无路可走，跳楼自杀。   　　结果还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8年3月中旬，林彪、江青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简称“杨、余、傅事件”)。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代总参谋长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职务，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由于杨成武、余立金突然被打倒，“二办”所属各主案、分案组一律暂停工作，专案人员投入了揭发批判杨、傅在专案工作上的流毒。   　　同时，对“二办”及“贺龙专案组”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人接手“二办”。   　　任命海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张秀川为“贺龙专案组”组长。   　　4月18日，吴法宪对专案组布置任务：“贺龙是国民党右派、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   　　怎么打倒？就是把敌人的罪状挖出来，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做到‘五个忠于’。”   　　22日，江青、康生及“二办”新领导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接见“二办”全体人员。   　　江青像泼妇骂街一样对贺龙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她诬蔑说：“贺龙是个大刽子手。”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   　　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   　　他恶毒地诬蔑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他还说：要“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可以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   　　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学习班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   　　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   　　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   　　从196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筹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加紧进行。   　　林彪和江青为阻止贺龙参加九大，也加紧了对他的审查，企图在九大前把贺龙问题定死。   　　专案组原来想同贺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林彪、江青一伙作贼心虚。   　　他们知道贺龙软硬不吃，威武不屈的性格，怕斗不过贺龙。   　　为此，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决定：采用“背靠背”的办法，由专案组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贺龙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封信。   　　薛明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   　　这封信，实际是专案组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写的，主要内容是：“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   　　“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   　　“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你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龙将信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什么证据也是假的！”“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   　　27年、29年、33年的事情统统都是假造的。”   　　他们想“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他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整天在房子里来回走着，吼叫着，他不能容忍这种栽赃陷害。   　　一连好几天，贺龙愤怒的心情难以平静，在房间内不停走动，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坐到桌子旁，打开笔记本，反复写着“冤枉”两个大字。   　　他说：“他们要叫我签名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   　　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他决定奋起自卫反击，要用事实来戳穿林彪、江青之流捏造的谎言和恶意中伤。   　　他向薛明讲述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从1916年率领20个人刀劈芭茅溪盐税局，谈到参加两次北伐战争、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同周逸群等一起到湘西，创建了红四军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谈到同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及长征途中怎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一直谈到他一家五口：父亲，姐姐贺民英、贺五妹，妹妹贺满姑，弟弟贺文掌为革命牺牲，贺氏宗族上百口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敌人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房屋，挖了他家的祖坟……讲到这些，贺龙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因为，他已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的生命同党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他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多么背时我都不怕。”   　　但他看到当前“文革”运动的情况，看到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阴谋家得势，老百姓遭殃，自己和许多老干部被迫害，不禁怒火满腔。   　　后来，薛明把贺龙的详细回忆，认真地整理出来，实事求是地把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   　　贺龙希望党中央和毛泽东能看到这些材料。   　　就像冰雪害怕阳光一样，谎言最害怕事实。   　　康生和专案组对贺龙写的材料十分害怕。   　　康生要求专案组不能把贺龙写的材料原件上报，他批示：“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因此，专案组按康生的旨意，对贺龙写的材料上报时只作摘要，并谈了他们的看法。   　　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待实质性的问题。   　　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看后，批示道：贺龙“极不老实”。   　　“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康生对贺龙专案工作抓得更紧了，多次听取案情汇报。   　　他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问题(即所谓历史上‘投敌叛变’和现行的‘二月兵变’)。   　　而历史上的叛变问题的关键是1927年8月，贺龙给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发过四封乞降电报，和1933年国民党反动说客熊贡卿到红3军招降贺龙。   　　这些问题是你们的主攻方向。   　　”按照康生的旨意，专案组将上述两个问题列为贺龙“叛变通敌”的核心，拟定详细的审查方案，集中力量进行突破。   　　与贺龙有关的其他分案也围绕这个“核心”运转。   　　同诬蔑贺龙在1933年企图“叛变投敌”一样，所谓1927年8月贺龙向蒋介石等发过四封“乞降”电报，是红卫兵在翻阅旧报纸时，在北平《晨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   　　专案组认为，南昌起义发生在南方，既然北平的报纸有这条消息，南方几省也可能有类似的消息或报道。   　　为了印证《晨报》这条消息，派出了几个调查组，分赴江西、湖南、江苏、安徽等，查阅敌伪时期的档案、报刊等资料，但毫无所得。   　　为了查清四封“乞降”电的情况，专案组便想到了两位知情人：一位是唐生智，他曾是贺龙的顶头上司。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副省长，当时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另一位是陈浴新，唐生智的亲信，被安插到贺龙的第二十军任参谋长，对贺龙进行监视。   　　南昌起义后，他带了一部分人员叛变，逃回武汉并发布了通电。   　　所以，专案组认为，唐生智是贺龙的上级又是收报人，应该知道此事；陈浴新是军参谋长，贺龙发电报应该同他商量，并让他去承办，他更应该了解内情。   　　于是，专案组决定派人分别去长沙和南昌，组织专门班子，就地办唐生智和陈浴新的学习班，对这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轮翻批斗逼供，他们招了又推翻，翻来覆去，最后，实在受不住专案人员的折磨，只好瞎编。   　　陈浴新甚至“一字不漏”地将四十多年前的4封电报都全文写了出来。   　　这实在太离谱了。   　　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也不得不承认“这电文有水分”，但他又说：既然“陈浴新承认发过这样的电报，应该是真的。”   　　然而，专案组人员心里总感到不踏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编的，一捅就破。   　　所以，没有敢引用陈浴新写出的电报全文，只用了电文的大致内容。   　　关于1933年贺龙同熊贡卿洽谈，企图“投敌叛变”的事，虽然两次派人外调，都空手而归。   　　但专案组并不死心，1968年10月，他们查阅敌伪报刊时，在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内部刊物《军政旬刊》上发现一则消息，其中说到关于熊贡卿招降贺龙，“一切办法，均已议妥。”   　　这一则消息，正好同晏章炎的诬告材料对上了口径，使得康生一伙欣喜若狂。   　　在一次专案会上，康生宣称：“这些材料，使贺龙通敌板上钉钉了。”   　　接着他指示专案组：要想办法把“议妥”的详细内容是什么弄清，既然已“议妥”，贺为什么又把熊贡卿杀了，否则不能自圆其说。   　　为此，专案组采用先扫清外围，再进行攻坚的办法，集中力量对贺龙有关的各分案突击。   　　因为所谓“贺龙的问题”，不仅株连到他的妻子儿女，亲朋好友，而且还牵连到了贺龙指挥过的部队和领导过的地区、部门，包括红二方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八路军一二师和晋绥联防军；西南军区；国家体委；国防科工委等等地区和部门中的一大批老部下。   　　其中不少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受到株连和迫害。   　　据“贺龙专案组”1968年5月18日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一份《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中说：“贺龙专案组自去年9月13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24名，负责审查同贺龙有关的案犯共23名。   　　其中省、军级以上干部19名，包括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   　　因此除“贺龙专案组”外，还有总参谋部的“王尚荣专案组”；总政治部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顿星云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樱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李井泉专案组”等18个分案组。   　　另外，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也受到了牵连。   　　上述分案组，虽然由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但受“贺龙专案组”的指导，并提供旁证材料。   　　因此，主案与分案是互相补充、互为因果的。
来源: 新浪读书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