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剧我的鬼神大人里的:评论：做官即不许发财

     爱国将领吉鸿昌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营长时，把“做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写在细瓷碗上，送到陶器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他集合部队举行了隆重的发碗仪式，告诫全体官兵要一心为民、不讲私利。吉鸿昌对部属严格要求，自己更是带头身体力行。以后他官迁师长、军长等要职，始终不忘“做官即不许发财”的座右铭，直至在临刑前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气吞山河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近年来案发的腐败案，包括省部级高官密集落马：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市长许宗衡，公安部原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朱志刚，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

    其中，安徽巢湖市原市委书记周光全在任职的57个月里，他80多次受贿达300余万元，他是少则2000元、多则数万元，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成了名副其实的“卖官书记”。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更是利用职权搞“官帽”批发，受贿金额达118万元，有570万财产来源不明，在任县委书记的8个月时间内，武保安的全部注意力就是调整干部，借机索贿，不但卖官受贿时间集中，数额巨大，而且使翼城县绝大多数中层干部卷入了行贿行列。

    我们不能不清醒的看到，现在有的领导干部中也确实存在着“买官卖官”、“做官发财”的腐败现象，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里，有少数人，他们“做官是为了发财”，特别是一些人，“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人心不足蛇吞象，私欲膨胀，贪得无厌，恶胆包天，欲壑难填，甚至由“十万级”、“百万级”、“千万级”径直进入贪腐的“亿时代”。更为可笑的是，原广东韶关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叶树养还给自己制定了“留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的“宏伟目标”，其“升官发财”之“志向”令人瞠目结舌。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烈士牺牲前在囚室中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清贫》。在《清贫》里，方志敏详细述说了自己被俘时的经过：两个国民党兵无意中在柴窝中发现了他，并猜到了他正是那位共产党的省主席。他们从方志敏身上只搜到工作所用的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此外分文没有。方志敏从事革命斗争十余年来，经手的钱财数以百万计，却是一点一滴都用于革命事业。

    为官者，应该铭记：“清贫，革命者的本色。”铭记：“清贫洁白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当然，提倡这种“清贫”精神，并不是要求我们的共产党人都去做“苦行僧”，“两袖清风”未见得就一定要穷困潦倒；要求“不许发财”，也并不是限制干部合法致富，而是要求不贪腐、不受贿，不非法牟取私利，做到“君子谋财，取之有道”。所以，这种“清贫洁白的生活”，这种“不许发财”的从政准则，本质上是一种戒奢从俭的作风、一种清正廉洁的品质、一种净化灵魂的力量、一种勤政为民的境界，是一种宁愿清贫、永不贪赃，为官一日、清廉终生的自律和追求。“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因此，为官者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具体要求和为官者的职责决定了当官就不能发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以吾贫换得人民富，以吾廉赢得万众心”，才能自觉地运用好手中的权力，以为人民谋福利为幸福。相反，一个国家如果贪污成风，蛀虫成群，老百姓就不可能有好日子过，正如总理温家宝所说：“最大危险在腐败”。

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领导就是服务，权力就是责任。如果真能这样，为官者都牢记“做官即不许发财”，牢记党的宗旨和信念，为官者都真正能多为百姓做一点事情，真正多为社会尽一份责任，“买官卖官”的现象也就没有市场了。为官要有大志气，不可有小志气；个人升官发财是小志气，为国为民才是大志气。共产党人更应铭记“升官发财，请往他处”，淡化做官心理，把做官看成做事，为了做事才做官，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大事。要切记：宁当清官甘苦一生，莫当贪官遗臭万年。

重提“做官即不许发财”

李月明

　　美国华裔市长林恩成颇具传奇经历.他三次出任市长，三次光荣退位，现在又准备干第四任。这位华裔市长“既无权，也无钱”，像名义工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市民服务；勤奋敬业，处事公道，在市民中口碑甚佳。他说：想挣钱就不要当市长（新华社12月7日）

　　我想起民族英雄吉鸿昌的“碗铭”来——“做官即不许发财”：1920年5月，吉鸿昌的父亲病重。病床前，父亲对儿子语重心长地说：“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有一句话我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父亲病逝，吉鸿昌把“做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写在细瓷茶碗上，交给陶瓷厂仿照烧制。烧好后，他用卡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了严肃的发碗仪式。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做官即不许发财”，说起来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春秋时期，大政治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称雄一时，他自己也发了很大财。但他非常清廉，舍得把所有财物悉数散去。他不爱财吗？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鄙视作官时发财。退出政治舞台后，他把自己的前后两次职业加以分割，多次改名换姓，孤身一人做生意，最终靠信用和高超的商业技巧成为“大款”，成为古今商人的偶像，被人尊称为“陶朱公”。

　　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更主张“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以“做官即不许发财”，也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抛头洒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建设时期，焦裕禄、孔繁森、吴仁宝等等，牢记职责，不辱使命，把权力当作责任，“心里装着群众，惟独没有自己”，牢牢把握自己的人生坐标，在思想上自觉筑起一道“不许发财”的反腐防变堤坝，守得住清贫，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追求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

　　可惜时下，也有一些掌了权的共产党人，背叛了党的纲领和宗旨：有的主张“高薪养廉”，创造条件、创造机会让自己先富起来；有的强调什么“党员干部也是人”，把党的标准随意降低在了一个普通人的位置，混淆了党员干部和一般群众的根本思想区别。正是在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引导和鼓惑下，一些人分不清是非，迷失了方向：有的，一边作官，一边发财，与民争利，以权谋私；有的，干脆把作官也当成了一条特殊的挣钱门路。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说：“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在焦裕禄任过县委书记的兰考县竟然有继任的书记说“别跟我提焦裕禄，一听焦裕禄我就烦”。他们严重败坏了党风党纪，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鱼水关系和感情。

　　不久前，媒体报道了俄罗斯护法机构领导人协调会议的消息。会上，普京指出：“金钱必须与权力分家”，他强调：“这也是对每位官员，每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护法人员的要求。想要挣钱，那就下海经商；想要为国服务，那就靠工资生活。”现在，我们又听到了来自大洋彼岸另一个国家的声音：想赚钱就不要当市长，当了市长就不要想挣钱。

　　美国、俄罗斯、中国，或远隔重洋、或近在咫尺，国度不同，历史背景、政治体制、民情风俗、文化传统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人的感情、做官之道却都是相通的，可见，反腐倡廉具有跨国界的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挣钱和掌权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但这完全应该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但愿来自异国他乡的声音能给我们的反腐倡廉以新的启发；也但愿“做官即不许发财”这一民族传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发扬光大。

网评：做官即不许发财

寒山石

全国人大代表、徐向前之子徐小岩中将两会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黄埔军校的大门上挂着一幅对联，写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句话，今天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应该做到。”（新华网３月１３日）

无独有偶，吉鸿昌在他经常使用的碗上烧制了一个“碗铭”：“做官即不许发财。”一日三餐，朝干夕惕，养成了吉鸿昌的浩然正气，在被媚日祸国的反动派秘密杀害时，慷慨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江流千古英雄恨，凛然正气代代存，“做官即不许发财”成了光彩夺目、震撼人心的遗训，其光辉磅礴苍冥，足以照亮从政者的心坎，足以使为官者深思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烈士的《清贫》，铭记：“清贫，革命者的本色。”铭记：“清贫洁白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当然，提倡这种“清贫”精神，并不是要求我们的共产党人都去做“苦行僧”，“两袖清风”未见得就一定要穷困潦倒；要求“不许发财”，也并不是限制干部合法致富，而是要求不贪腐、不受贿，不非法牟取私利，做到“君子谋财，取之有道”。所以，这种“清贫洁白的生活”，这种“不许发财”的从政准则，本质上是一种戒奢从俭的作风、一种清正廉洁的品质、一种净化灵魂的力量、一种勤政为民的境界，是一种宁愿清贫、永不贪赃，为官一日、清廉终生的自律和追求。

然而，今天我们还有多少干部能守得住清贫呢？还有多少干部“升官发财，专入政界”呢？老百姓说：现在不少干部，是责任不大架子大，办事不多捞得多，威信不高待遇高。特别是一些人，“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人心不足蛇吞象，私欲膨胀，贪得无厌，恶胆包天，欲壑难填，甚至由“十万级”、“百万级”、“千万级”径直进入贪腐的“亿时代”。有人计算，一亿多元的百元大钞，摞起来的厚度大约是150米，加起来的总重量超过1150公斤，对老百姓来讲，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更为可笑的是，原广东韶关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叶树养还给自己制定了“留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的“宏伟目标”，其“升官发财”之“志向”令人瞠目结舌。

为官要有大志气，不可有小志气；个人升官发财是小志气，为国为民才是大志气。共产党人更应铭记“升官发财，请往他处”，淡化做官心理，把做官看成做事，为了做事才做官，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大事。要切记：宁当清官甘苦一生，莫当贪官遗臭万年。

但，请问官员们：“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能做到否？“做官即不许发财”，能秉持否？

做官即不许发财

黄军

　　夜读《老照片》旧杂志，为一只“粗黑饭碗”的照片所吸引。照片上是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生前使用的一只碗。还附了如下文字：“吉鸿昌少时家贫，投身军旅，九死一生，官至宁夏省主席。其父屡以‘做官即不许发财’诫之，吉将军牢记在心，其父殁，吉将军又请人以此诫烧制于饭碗之上，每哺必警，两袖清风。今之为官者，面对此碗，亦当警之。”文以载道的叙说，使照片上“粗黑大碗”越发显得弥足珍贵，使人对吉鸿昌将军的家风及他本人的作风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使有识之士浮想古今。

　　“做官即不许发财”，含义很明确，就是不能利用官位抑或职位来聚金敛财、受礼索贿。当年吉将军把“做官即不许发财”的箴言铭之于饭碗上，是大有深意的。一则，“碗”是一日三餐必用的餐具，捧碗必看到这一警示，可以时时警醒自我，“饭碗是人民给的”、为官当时时以人民幸福为己任，“一日三省吾身”。二则，君子食求一饱，干好自己的工作，吃自己碗里的饭，而不能吃“碗外”的，更不能觊觎别人碗内物，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碗内之物，不能与民争利。从这两个意义上，把“做官即不许发财”的箴言铭之于碗上，可谓用心良苦，意义非常。

　　其实，中国古代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提倡“做官即不许发财”的，并且有许多人身体力行。大商人陶朱公就是一例。陶朱公即范蠡，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称雄一时，成为杰出的政治家。但他做官很清廉，曾把勾践奖赏宝物尽散遣去。不是他不爱财，他鄙视作官时发财。退出政治舞台后，他不仅不利用自己过去的政治资本，而且多次改名换姓，把自己前后两次的职业加以分割。他孤身一人到北方做生意，最终靠信用和高超的商业技巧成为“大款”，成为古今商人的偶像。“做官即不许发财”，范蠡也是一个优秀的典型，他让今天那些利用官位、职位谋取不正常利益的人汗颜。

　　提倡“做官即不许发财”在现阶段意义重大。我们“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的政党，他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张思德、白求恩是典型，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焦裕禄、孔繁森同样是典型。面向新世纪，各级干部应当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鉴，把权力当作责任，牢牢把握自己的人生坐标，在思想上筑起一道“不许发财”的反腐防变堤坝，自觉抵制金钱的诱惑。

　　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怎样身体力行“三个代表”，怎样对待为官、掌权，怎样廉洁从政，吉鸿昌将军的“做官即不许发财”座右铭，可作为当今为官者之警语。

　　（作者单位：江苏省滨海县委宣传部）

“买官卖官”与“做官即不许发财”

文：醉听涛声

　　闲来读书看到一则故事，说爱国将领吉鸿昌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营长时，把“做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写在细瓷碗上，送到陶器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他集合部队举行了隆重的发碗仪式，告诫全体官兵要一心为民、不讲私利。吉鸿昌对部属严格要求，自己更是带头身体力行。以后他官迁师长、军长等要职，始终不忘“做官即不许发财”的座右铭，直至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其实，中国历史上持有“做官即不许发财”信念的，又何止吉鸿昌一个，东汉王朝的开国功臣祭遵，每当因战功得到朝廷赏赐时，他总是“辄尽与士卒”，而自己却“家无私财，身衣韦绔”，甚至连夫人也是“裳不加缘”；明朝兵部尚书于谦，清廉自持、节俭重民，后被误杀抄家仅抄得御赐盔甲袍带一副，直令皇帝追悔莫及。正是由于这些仁人志士居高位、恤下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因而“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于当世”。

　　掩卷深思，感慨良多，近年来在我国掀起的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反腐风暴中，却包括省部级高官都密集落马：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市长许宗衡，公安部原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朱志刚，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

　　其中，安徽巢湖市原市委书记周光全在任职的57个月里，他80多次受贿达300余万元，他是少则2000元、多则数万元，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成了名副其实的“卖官书记”。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更是利用职权搞“官帽”批发，受贿金额达118万元，有570万财产来源不明，在任县委书记的8个月时间内，武保安的全部注意力就是调整干部，借机索贿，不但卖官受贿时间集中，数额巨大，而且使翼城县绝大多数中层干部卷入了行贿行列。

　　 以史为镜，可明得失。我们不能不清醒的看到，现在有的领导干部中也确实存在着“买官卖官”、“做官发财”联系起来的腐败现象，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与共产党人的优良本色背道而驰，就是在古人面前也是相形见拙。

　　 应该说，今天的为官者，是没有机会再接受吉鸿昌将军赠送的那特别提醒的细瓷碗，但每个为官者的心中却都要有“当官即不许发财”的意识。因为在我们国家，为官者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具体要求和为官者的职责决定了当官就不能发财。一个称职的官、一个遵纪守法的官，是没有发财的途径和机会的，是不可能发大财的，如果谁因当官发了大财，那发的只能是不义之财。发了大财的官，最终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我们常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要像焦裕禄那样，“心里装着群众，惟独没有他自己”。党的干部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领导就是服务，权力就是责任。如果真能这样，为官者都牢记“做官即不许发财”，牢记党的宗旨和信念，为官者都真正能多为百姓做一点事情，真正多为社会尽一份责任，“买官卖官”的现象也就没有市场了。

“做官即不许发财”

文/邓兴东

     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不仅以其铁骨铮铮、英勇善战让敌人闻风丧胆，还以其体恤民情、正直清廉令人们敬仰。

    1920年5月，吉鸿昌的父亲得了重病。吉鸿昌回家探望，看到父亲那依依不舍的眼神，他知道父亲有话要讲，便说：“爹，您有啥话尽管说，孩儿一定铭记照办。”他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会死而瞑目。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安眠啊!”吉鸿昌强忍悲痛，答道：“孩儿记下了，请父亲放心!”

    父亲病逝后，吉鸿昌即把“做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写在细瓷茶杯上，交给陶瓷厂烧制。茶杯烧好后，他用卡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了严肃的发放仪式。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接着，他亲手把茶杯发给全体官兵，勉励大家廉洁奉公。当时吉鸿昌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下任营长，只有25岁。

    自此，吉鸿昌将那只写有“做官即不许发财”的茶杯一直带在身边，用它作为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自己应如何为人做事。这只茶杯随吉鸿昌将军走南闯北，直到他39岁牺牲。在旧中国，官至二十二路军总指挥的吉鸿昌能始终恪守着“做官不发财”的信条，实在难能可贵。

    不可否认，在封建社会里，贪官污吏相当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但历史上力主廉洁奉公的好官正官也不在少数。中国选官的优良传统，就是“以廉为本”。早在《周礼》中就记载着选官的6条标准：一是“廉善”(善，善事有誉)，二是“廉能”(能，政令能行)，三是“廉敬”(敬，不懈于位)，四是“廉正”(正，公正无私)，五是“廉法”(法，守法不失)，六是“廉辨”(辨，明断无惑)。这“六廉”选官的标准是惩于夏、商亡国的经验教训的。此后，清官正官更是比比皆是。如：盛唐时期的魏徵，官至丞相，却一直操守清廉，不贪不占。

    岳飞有句名言说：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则天下太平。清人张聪贤《官箴》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尚书》亦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这就是说，当官就意味着为民做磨刀石，做舟船，做及时雨，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意味着要尝苦味、出苦力，更不用说贪财致富了。不做事，不吃苦，就失去了做官的原本意义。只有做官吃苦，才能换来百姓乐、社稷安；只有做官不为发财，才能换来百姓的温饱和富裕。相反，如做官的贪图享乐，挥老百姓的血汗，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

    古今大量事实表明，你要为人民做事，当人民的公仆，就不要指望比别人富有。要想发家致富，就不要当官。

    我曾经在报纸上读过的几则有关国外领导人的报道，至今想来，仍令人感慨良多。如：近30年中，一般英国人的工资增长了80%，而首相的薪水却下降了59%，梅杰当首相时的年薪仅有84217英镑。英国人普遍认定，要从政就必须在经济上做出重大牺牲。英国人择业原则是，想发财，就远离政坛。在古代和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如此，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廉洁奉公，更是对党员干部最起码的要求。身不正，就难以正人。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如果不廉洁，就不会有号召力，就会失去民心。你要当公仆，就要廉洁，要做到“当官即不许发财”。只有这样，才能“以吾贫换得人民富，以吾廉赢得万众心”，才能自觉地运用好手中的权力，以为人民谋福利为幸福。官清民自安，就一个国家而言，官员们处处廉洁自律，以良好的道德示人，人民就会安居乐业；相反，一个国家蛀虫成群，老百姓是不可能有好日子过的，久而久之，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

“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此论出自某腐败分子之口，不可否认，抱有同样人生目的和为官使命的“为官者”们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千百年来，“升官发财”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已根深蒂固，很多人认为只有当了官就有了公权力，只要稍加利用，公权力就可以为已谋私利。前不久，江苏省海安县一位工商局的王副局长，被曝身家达到了1.8亿。虽然我们不否认王副局长的家人极具商业头脑，但是，怎么说也难以逃脱以公谋私的嫌疑。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了防止权力的寻租都有规定，官员的直系亲属不可以经商，尤其是不能在自己的辖区和管辖范围经商。美国华裔市长林恩成颇具传奇经历。他三次出任市长，三次光荣退位。这位华裔市长“既无权，也无钱”，像名义工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市民服务；勤奋敬业，处事公道，在市民中口碑甚佳。他说：想挣钱就不要当市长，当了市长就不要想挣钱。俄罗斯总理普京也曾指出：“金钱必须与权力分家”，他强调：“这也是对每位官员，每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护法人员的要求。想要挣钱，那就下海经商；想要为国服务，那就靠工资生活。”

“做官即不许发财”，说起来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春秋时期，大政治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称雄一时，他自己也发了很大财。但他非常清廉，把所有财物悉数散去。他不爱财吗？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鄙视作官时发财。退出政治舞台后，他把自己的前后两次职业加以分割，多次改名换姓，孤身一人做生意，最终靠信用和高超的商业技巧成为“大款”，成为古今商人的偶像，被人尊称为“陶朱公”。

如果一位官员的亲属闯荡商场身家过亿，人们很难区分，这到底是由于他们靠的是自身的商业头脑和经商能力，还是来自行政权力(或者影响力)的恩荫。此时，政府必须规定，公务人员的亲属原则上不可以经商，除非这位公务员能证明，自己亲属的经商行为，和自己的职务行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让有钱的人不能有权，让有权的人不能赚钱，这正是当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奔着钱去，您下海经商大展宏图。奔着名誉和政治理想，您就得克己复礼，一门心思为人民服务，全家人都得远离一般等价物。权力和金钱，只能各美其美，不能两全其美。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敢放心地把权力交给政府，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才配得上“公务员”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