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云云身高:李凌：闻一多的婚姻和爱情(2)

李凌：闻一多的婚姻和爱情(2)

　　这封信是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书，胜似情书，字里行间渗透着闻一多对妻子的一颗赤诚的心。

　　同年８月，闻一多到贵阳接家属，顺便在贵州中学教师暑期训练班讲学。9月初全家一同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也从蒙自搬回来了，闻一多开了《尔雅》、《楚辞》等课程。

　　艰难岁月，相濡以沫

　　经历了半年多的紧张、焦虑、恐惧之后，闻一多一家总算团圆了，但还远远没有安定下来。

　　主要是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孝贞，带着了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

　　据经济学家杨西孟统计，1937年教授的月薪如为三百五十元，到1943年，月薪加各种津贴合计，只相当于1937年的八元多。因此，联大教授当时都贫病交迫，破衣蔽体，食难饱腹。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儿，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孝贞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孝贞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孝贞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孝贞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孝贞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中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既是恩爱夫妻，又是亲密同志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闻一多的名言。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有许多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的战友、同志，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他也从同志们身上得到温暖和爱。他把这种同志爱看得比对妻子、家庭的爱更崇高，他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康砚说：“对我的家庭，我很满意，你是知道的。”他指着跟前的小女儿继续说：“我爱他们，但这种爱不能使我满足；我要求的是另一种爱，如今我找到了它，那就是同志爱。啊！同志爱是人间最崇高、最真挚、最深刻的爱，用什么语言能表达出它的真实的内容呢？”他想了一想之后，用英文重复了一句“崇高的爱”！随后又感慨地说：“这样的说法也只能近似而已。”他还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整日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适当出路，读《离骚》，唱《满江红》，也解决不了我的具体问题。在今天……”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你看到我这两年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

　　在闻一多的熏陶、感染之下，高孝贞也从一个他生活上的至亲伴侣，逐渐成为他的同志，他的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方石料，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孝贞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闻一多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请他去讲演或写文章，有的向他请教，有的来和他商量斗争的部署。对所有这些客人，高孝贞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有几位从沦陷区逃难来昆明求学的女同学（如康砚），一时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就把闻家当成自己的家。有的人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如赵氵风），有的人一时无家可归（如庄任秋、彭兰、张世英），也都住进闻家。虽然住房狭窄，生活困难，但高孝贞总是十分亲切、热情地接待他们，使他们非常感动，这对闻一多进一步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极有帮助。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孝贞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17日，三万多昆明学生为潘琰等四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出殡仪式。不久，西南联大也宣布于5月4日结束，三校师生分批北上复校。反动派以为民主力量削弱了，可以放手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屠杀镇压了。从5、6月份起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和标语，攻击爱国民主人士，还篡改他们的名字，什么“闻一多夫”、“吴晗诺夫”、“罗隆斯基”等等，诬蔑他们是拿苏联津贴的特务，给他们寄来带子弹头的恐吓信，并在他们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四十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总之，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做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孝贞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就在这最恐怖最紧张的时刻，闻一多对暂住闻家的学生彭兰、张世英夫妇说：“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他夸赞另一位学生季镇淮不弃糟糠之妻，说：“只有对感情忠实的人，才能尝到感情的滋味，他未来的家庭一定比较幸福。”说这话时是1946年7月5日，即他殉难的前十天。虽然是说他学生的，但显然也是自己对婚姻和爱情的亲身体会。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北上师生的车队离开昆明。当天晚上，反动派就迫不及待地暗杀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的战友李公朴。有人深夜将噩耗告诉闻一多，他焦急万分，不顾自己正在发高烧，便要起身去医院。高孝贞担心天黑有危险，极力劝阻。他一夜未眠，晨五时赶到医院时，李公朴已身亡。闻一多抚尸痛苦，一面大声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这仇一定要报的！”

　　这时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孝贞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李夫人张曼筠泣不成声，特务们大声叫嚣，吹口哨捣乱。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的讲演”，痛斥特务罪行，并表明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回来”的决心，和“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信心。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孝贞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的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孝贞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白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闻一多的侄子闻黎智当时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和妻子魏克就以这里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高孝贞多方掩护和配合，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掌握这个关系的是吴晗。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在这里，一批又一批的，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孝贞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

　　1948年3月，高孝贞（改名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八十一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