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霜和乳液什么牌子好:西木1984：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

西木1984：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

发布时间:2011-09-07 12:48 作者:西木1984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35次

评《革命时代的知识人》   　　人们常常从《理想国》中引申出一个实际的教训：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破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所以，当海德格尔背负着纳粹校长的可耻印记重返教席之时，他的同事讥诮道：“君从叙拉古来？”此言后来广为人知。这当然映射的是柏拉图三赴西西里岛，希望年经的暴君戴奥尼素依归哲学和正义的典故。   　　公元368年，柏拉图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叙拉古之行。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实现自己建构“哲学王”之治的绝好机会，如果他不能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并竭力让一位当世的暴君致力于正义，那么，他会背负懦弱和不忠于哲学的指责。因为他从迪恩那里得知，叙拉古的新掌权者小戴奥尼素是个乐于接受哲学，并希望行事公正的君主。   　　然而，柏拉图发现，这位新君主不过是个“想生活在阳光下，却只想晒晒太阳”的人，对于学习哲学，他只想镀镀金。于是，在小戴奥尼素膨胀的政治野心面前，柏拉图和迪恩都被推向了失败的悬崖，迪恩被流放，随即柏拉图也挂冠而去。   　　不过，柏拉图并没有放弃，六七后，当迪恩再次发出邀请时，他沿着促成他第二次旅程相同的推理思路，第三次去了叙拉古。毫无悬念，这次他再次失败了，小戴奥尼素变得更傲慢了，他索性将自己装扮成哲学家，向世人倒卖他的政治哲学。   　　根据二人在叙拉古的言行看，他们明白小戴奥尼素的求知动机与其政治上的暴政野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他们试图凭借改变他的动机而间接调节野心。柏拉图和迪恩都希望，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小戴奥尼素能够转向哲学并看清自己行为之不义。结果，迪恩被杀害，柏拉图回到了雅典，暴政依然在延续。   　　在有关海德格尔的讨论中，这个对比被反复提及，寓意在于海德格尔悲喜交织错误在于他当时相信哲学能够引导政治，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粗鄙政治。可以说，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是历史上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迷局中最具有启示性的一幕。   　　而在电影史上曾与库布里克齐名的里芬斯塔尔，在1934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叫《意志的胜利》，它有力地推动、确立了希特勒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是电影史上最着名的政治宣传纪录片。   　　后来，里芬斯塔尔虽然被去纳粹化委员会判了“无罪”，但她作为纳粹德国最着名纪录片导演的身份，基本将今后她的一切艺术之路从此堵死了。从1953年到1963年，里芬斯塔尔构想了十三个剧情片和纪录片的拍摄计划，但无一筹得投资，最后都归于失败。哪怕到了90年代，在电影自传的筹拍阶段，18位导演都因害怕与法西斯纳粹标签相关，拒绝了里芬斯塔尔的邀约。   　　经历半个世纪打击的里芬斯塔尔，拒绝相信自己是纳粹帮凶，甚至“纳粹同情者”。对此，她多次强调，自己不过是在尽责完成她作为影片导演应尽的义务，完全与政治无关， “事实上，我完全不懂政治，”里芬斯塔尔说。   　　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上，柏拉图、海德格尔和里芬斯塔尔并不缺乏“志同道合”者，更不乏中国的同道人。   　　在这本《革命时代的知识人》里，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串被激情所困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一些大师级的人物，这些人物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生命轨迹，被一股无法逆转的潮流裹挟进去，造就了时代的悲剧，也落下了自己的悲哀。   　　正如作者所言，在晚近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沉浮，除了自身因素之外，更多为外部环境所影响，其中有文化因素，但更多的为政治。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轨迹中，无论是怎样的风云人物，一旦与政治纠缠不清，其身后的评价，怕也只能差强人意啦。   　　我们看到，在这条历史脉络中，有众多知识分子像“飞蛾扑火”一般扑向具有魔力的政治。从康有为、严复的复辟闹剧到革命时代的郭沫若、马友兰等人的失节沦丧，因政治而身后被人褒贬不一的人物，可以拉出一份长长的名单。   　　即便是被大家推崇的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们，也因“弃文从政”而陷入到柏拉图所所言的“叙拉古”的诱惑之中。近代中国，命运多舛，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其中尤其以打出“科学”和“民主”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影响最为深远，然而因时代的挟制，以文化改造为手段，启蒙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在“救国图存”的催促下，最终急忙忙地走向了革命，在这当中像李大钊、陈独秀，甚至鲁迅这样的文化健将先后丢弃启蒙而转投向革命，不仅就此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轨迹，也给自己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其实，在我看来，除了这些主动自觉投入政治的知识分子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宛如河床上泥沙，原本他们可能只想本分地做好泥沙哺育河中生物。然而，当暗流涌动，他们也被裹挟进滔滔江水，顺势而为。这当中自然有他们的“不抗争”，但面对如此汹涌的历史潮流，我想这里面更多的是无奈。   　　就像这本书中提到的龙榆生。他原本乃是一代词学大师，博学鸿儒，但因抗战时期，做了汪伪政府治下的立法要员，又曾任伪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而且与周作人先生私交极为密切。抗战胜利后，龙先生便被以“汉奸”之罪投进监狱，从此被人唾弃，以至于他的所有在文化上的成就也就此被埋没。甚至于他的年谱也直到21世纪才得以出版。而更为让人心酸之处，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龙先生都难逃劫数，文革之后龙先生被平反，此时距离他去世，也已经过了二十馀年。   　　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其结果为何？或者说，当知识分子被激情所迷惑，他们还值得相信吗？或许答案有很多，但不管如何，在我心目中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政治的归于政治，文学的归于文学，思想的归于思想，历史的归于历史，不要有那么的仇恨、误解和屈辱。   　　当我合卷冥思之时，心中不断一丝哀痛，尤其是那篇《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对鲁迅先生颠覆性地描述，让我心中唏嘘，尽对鲁迅先生有了些许“不敬”的想法，不知是我这个人易受影响呢？还是作者写得过于精彩？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09-06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