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部痉挛手微创手术:唐家璇谈周恩来外交思想四大核心内容

（2011年9月2日）

尊敬的孙海麟书记、马跃美校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来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参观考察，并和同学们当面交流，我非常高兴。首先感谢孙海麟书记的多次盛情邀请和校方的周到安排。

南开中学是周总理青年时代就学之处，也是蜚声国内外的百年名校，我慕名已久，一直想来参观访问。以前几次来天津，由于日程原因，总是来去匆匆，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今天上午一到天津，我就去参观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瞻仰他们追求真理，为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一生，缅怀他们的伟大情怀和风范，深受教益。刚才我又参观了校园，去了周总理曾经上课的教室和居住的宿舍，触景生情，我十分激动，感慨良多。想到敬爱的周总理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

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他既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是享誉世界的杰出外交家。我在外交外事战线工作四十七年，年轻时曾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在外事活动中多次近距离接触周总理，聆听教诲。我对周总理无比敬仰。多年来，无论是在外交部工作期间，还是在国务院工作期间，我办公桌上一直摆放着一个精致的像框，里面嵌放着周总理的半身像片。我经常凝视周总理炯炯的目光，希望以周总理为榜样，用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武装和激励自己，不辱使命，维护好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说来也巧，我退休后在国务院的办公室，就位于周总理当年工作和居住过的中南海西花厅东侧的四合院内。四合院叫老会议厅，是当年周总理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与西花厅一墙相连，有门相通。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周恩来这个名字对于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和开拓者。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年春天，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战略转移主动撤出延安。当部队撤到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时，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成立了中央外事组，这就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当时周恩来同志预见到解放全中国的那一天即将来临，新中国成立后需要一批有一定对外交往经验的同志承担外交工作，因此他未雨绸缪，特意把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一批懂外语、从事过外事工作的干部组织到一起，为新中国外交预做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达9年，为新中国外交基本政策的制订、外交部的建设和发展，包括规章制度的建立、外事纪律的规定，外交干部的选拔和培养等，倾注了大量心血。此后，周总理虽然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但在担任总理的26年里，都一直主管外交工作，对外交部的工作给予指导和教诲。周总理提出的十六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至今仍是外交干部必须遵守的最重要的准则和标准。

周总理不仅是新中国外交的决策者，还是指挥者和实践家。他以惊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在外交实践中体现出的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的宝贵财富，对中国外交影响深远，也教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外交官。

独立自主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建国伊始，周恩来总理就告诫我们：“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要有信心。”建国初期，新中国外交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格局下，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才最有利于巩固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更好地维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

当时，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只有苏联和东欧少数国家，美国对新中国采取的是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美国的政策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国家。我们需要尽快打破这种局面。为此，周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指示，制订了贯彻落实的六条外交方针。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这是决定我国外交政策、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置身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即便是在处理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周总理也经常强调，我们与这些国家“并不是没有差别，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丧失掉”。由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和政策，新中国拥有较大的战略选择空间，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思想和政策，至今仍在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

平等相待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周总理主张各国主权平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对大国、强国要讲平等，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对发展中国家更要讲平等，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不要强加于人。周总理多次指出，“支持和尊重是相互的，只有支持和尊重这些国家，别人才会支持和尊重中国，持之以恒，我们的朋友才能遍天下，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周总理的外交实践中，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例子数不胜数。

新中国建立后，周边国家一度对中国怀有很深的疑虑，缅甸曾一度出现“中国威胁论”。1954年缅甸总理吴努曾坦率地说：“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针对缅甸的疑虑，周总理先后9次访问缅甸，与缅甸领导人推心置腹地长时间深入交谈。特别是1960年周总理第四次访问缅甸，他接受缅甸总理吴努的建议，调整访问日程，提前一天到达仰光参加缅甸的泼水节。缅甸的泼水节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是缅甸一年当中最盛大的节日。周总理按当地风俗，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当时，周总理刚种过牛痘，不宜泼水，随行的同志建议他象征性地泼一下，但周总理从大局和中缅友谊出发，每到一个彩棚都兴致勃勃地和缅甸群众相互泼水，气氛十分热烈。周总理的深情厚谊深深地感动了缅甸人民。后来，吴努曾对毛主席说，“很坦率地讲，我们对大国是很恐惧的，但周总理访问缅甸后，大大地消除了这种恐惧。”

在与广大的非洲国家交往时，周总理特别注意平等相待，尊重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主张力所能及地向非洲国家提供各种援助，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国际事务所中为非洲国家说话，仗义执言，支持非洲国家的正当立场。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历时70天，广泛交往亚非朋友，维护和加强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这无论是在中国外交史上，还是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也说明周总理对亚非国家平等相待，以诚相待的情意，为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周总理常说，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可能没有差别，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努力寻找和扩大双方的共同点，避免和减少分歧，求同而不是立异。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做了一次著名的发言，集中阐述了他的求同存异的思想。

当时，一些国家为破坏亚非会议的召开，先是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为赶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中国政府包租一架印度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但因公务繁忙，周总理未能按原计划到香港乘机，代表团的先遣人员搭乘该机前往印尼。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特工用重金收买了香港机场一名工作人员，在机尾处偷放了一枚定时炸弹，飞机中途发生爆炸。这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谋杀阴谋。毛主席闻讯后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周总理，劝阻他为安全起见，改变计划不去赴会。周总理考虑到会议的重要性，仍然决定出席会议。他不顾个人安危，改变行程后，从北京出发经仰光到达印尼。当周总理抵达万隆后，发现虽然亚非会议总体上气氛热烈，表现出亚非国家团结奋斗的共同愿望，但也有人在美国等国的挑唆下，提出中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大家不是一条心，并发出“共产主义威胁”等不和谐论调。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决定把他准备好的讲话稿作为书面发言稿印发给大家，自己作了一个即席发言。在这篇著名的补充发言中，他对与会代表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总理的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求同存异思想。万隆会议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求同存异思想，并且强调求同存异适用于各国关系。

求同存异既是一种思想，也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在处理与各国关系上，求同就是努力去寻求扩大双方的共同点，存异就是正视并允许双方有一定的不同点。周总理不仅提出并倡导求同存异的思想，也非常善于协调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在复杂的矛盾中寻求共同点。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高屋建瓴地分析了中国和与会各国之间的共同点。他说，中国与亚非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共同基础就是“我们都经受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还对与会代表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应该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总理的一席话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致，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也在历史上被称为“万隆精神”。

周总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一直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以及针对我国与一些邻国存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争议问题提出的“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都是对周总理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和平共处是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最具创造性、代表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之一。建国初期，“新中国外交往何处去？”这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1949年11月8日，周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指出，新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持久和平”，与各国和平相处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目标。此后，周总理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表示，中国“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

1953年，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周总理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在新德里发表声明，正式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表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也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同年，在中国与缅甸两国总理的共同声明中，这些原则再次得到确认。在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与会各国的普遍赞同，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至今仍是指导各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国际风云变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历了风雨，经受住了考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促进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外交思想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力量源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纵观国际形势发展，把握时代特征，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确定了我们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开创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思想，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继承和发展周恩来外交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世界、互利共赢”等外交理念和主张，这与周恩来外交思想一脉相承，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南。

当前，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外交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挖掘周恩来外交思想在新时代的丰富内涵。要深刻理解周恩来外交思想，常读常新，并从中充分汲取营养，不断提高我们在新形势下处理外交事务、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周恩来外交思想从内容到实践都体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忠诚，体现了他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和熏陶。周总理从青少年时期就追求真理，探寻中华民族振兴的道路。我相信，南开中学的学生都不会忘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与深化。“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写这首《春日偶成》时，周总理只有十六岁，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已经跃然纸上。1917年，他在东渡日本求学之前，写下了“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句。负笈东瀛，他无时不关心国事，探求真理。此后，他回国参与组建觉悟社，积极投入到爱国群众运动的浪潮，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他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周总理的外交风范儒雅高贵，受到全世界的称颂。国外许多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风格的人认为，周总理的外交风格体现了文明古国政治家的君子气质，友好正直，谦逊优雅，体谅他人，讲求信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周总理时说：“他通过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庄重而又十分真挚”。周总理的睿智和才华，坚韧与敏锐，在瞬息万变的外交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坦诚大度，刚柔相济;在平和淡定中纵论天下大事，从容谈笑间解决国际难题的非凡能力和外交才干，一直是外交人员学习的榜样。周总理平等待人，以诚相见，广交朋友，深交朋友，以理服人，重信守诺的作风对中国外交人员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同学们，来到南开中学，我和你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师长和学长——周恩来。周总理曾和你们在同一个校园里求知识，学本领，我则有幸参与了他所开创的新中国外交事业。我相信，周恩来这个名字无论对我，还是对各位同学，绝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而是需要我们毕生学习的榜样。

我也希望同学们在周总理曾经就读的校园里学习，能以周总理的精神和思想不断激励自己，学习周总理对祖国的无比忠诚和热爱，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坚韧毅力，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脚踏实地、勤奋思考的工作作风，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人生态度，重信守诺、肝胆相照的优秀品质，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崇高品德。周总理的这些美德，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相信，你们学习生活在这个校园中，一定会沐浴在周恩来的精神里，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并以周总理为榜样，成长为对党、对国家、对社会有抱负、有价值、有贡献的接班人。

祝同学们健康快乐，学业有成。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