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寒门不出贵子”，主要问题在哪？

田方萌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博士候选人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农村学生在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的比重下降后，评论界多将此现象归因为教育不平等，甚至“阶层固化”。而8月26日的《中国青年报》则报道称，江苏四所名校中农村学生均占到三四成，不能用“寒门不出贵子”一以概之。无论作何判断，媒体报道都将农村学生比例视为教育公平的晴雨表，而不问这一指标是否准确反映了公平程度。

很多因素都会导致农村生在重点大学的比例下降，如城市化进程使农村人口整体比重降低，选择性迁移将农村优秀人才向城市输送从而改变城乡人才结构等。北大清华的农村学生较少，还可能出于考生的择校偏好。由于报考这两所顶尖大学难度最大，不愿复读的农村学生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而且减免学费的军校和师范类院校。

以上因素同社会不平等有关，但至少不可以简单归纳为教育不平等。不考虑这些成因，我们就不可能精确掌握农村生比重的下降幅度，甚至不能确定该指标是否降低了。举例来说，2000年左右，清华和北大的农村学生比例即在17%左右，同2010年的数字不相上下；考虑到同期农村人口基数每年下降1%，两校的农村生源比例反倒上升了。

单纯以城乡生源对比看待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会使人们仅从宏观角度解决问题。如作家薛涌就大力鼓吹按一定比例录取农村考生；21世纪教育研究院也曾建议，将自主招生中的农村学生录取比例规定为不低于30%。此论支持者倾向于按城乡身份来分配教育资源，以达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比例。但无论全国统考还是自主招生，即便采用统一标准，农村学生的份额都不可能达到那种比例。因此，只有对城乡学生采取双重标准，才能降低农村学生进入大学的门槛。

这种揠苗助长的方法可立即提升农村学生比例，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的平等，因为农村学生并没有真正达到与城市学生相当的学业水准。它只注重团体公平，而忽视了个体层面的公平。大学招考遵循“择优录取”原则，即在所有考生中选择优秀分子，而非选择每个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如果哈佛大学像美国选众议员那样，每个选区都分配一个名额，还能保证生源质量吗？

何况，按比例录取农村学生未必有利于那些贫寒子弟。因为，尽管就总体而言，农村教育水平低于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农村都逊于所有城市，也不意味着所有农村都处于落后状态。

如在中国东部省份，教育资源的城乡差距不像中西部那样巨大。据东南大学副校长刘波称，江苏省的基础教育甚至出现了倒挂现象，即县里的学校比市里的好，各市的又比省会城市好。2005年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则显示，山东省的人均教育投入自东向西呈逐渐递减，东部经济发达的E县高于西部A县3.68倍。如果不顾地区差异，在山东境内硬搞配额制，E县的农村考生就会大占便宜，而他们并非来自真正的贫困地区。这就好比美国的平权措施旨在提升黑人等少数族裔的入学比例，结果很多受益者是黑人中产阶级的子女。

在笔者看来，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的比例较低，主要问题出在中考，而非高考。就初中生升入高中的比率而言，城市从1985年的40%增长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下降到18.6%。另据教育部发布的《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全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仅为52.7%，而未曾就读高中的青少年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北京师范大学袁桂林教授几年前曾调查过十七所农村初中学校，发现其平均辍学率高达43%，在不少地方存在着初一三个班、初二两个班、初三一个班的状况。即便我们将农村考生的大学录取比例增加一倍，这些失学孩子也享受不到任何好处，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出现在高考考场上。

很多人以为分数平等限制了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事实恰恰相反。教育学者杨东平发现，即使采用同一考卷，城市考生的录取分数往往低于农村考生。如对北京某高校2003级429名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的调查显示，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家庭的子女。这反映出高校招生中不规范行为的负面影响。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杜绝自主招生中的特殊标准，才能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增加农村学生的数量。

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始于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始于恢复高考。经由考试选拔人才，复兴了中华民族自科举时代的伟大传统，那就是不论出身，依照成绩，择优录取。恢复高考之后，能力标准取代了之前的政治标准，大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迅速回落，而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则大幅增长。今天，为解决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我们不能回到老路——重新按出身搞特殊主义；而应对症下药，通过提升农村地区的高中升学率，以及改善基础教育质量，真正帮助农村孩子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