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江

　　　　  

陈长江与毛泽东

陈长江，1931年9月出生于江苏海安，1946年8月参军，历任海安县独立团特务连侦察员，海安县独立团直属情报站情报员，泰州军分区司令部特务连警卫员，中央警卫师三团十二连战士，中央警卫一团一连一中队警卫队员、分队长、区队长、副中队长、中队长、副大队长兼一中队队长，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副师职参谋，毛泽东故居开放办副主任等职。1987年12月离休。　1950年，陈长江被调入北京中央警卫团，次年开始进入中南海直接警卫毛泽东，是新中国成立后警卫毛泽东时间最长的警卫队长。此外，他还负责警卫过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毛泽东说：你这个名字，中国的第一大江，你说了以后我就能经常记住了　1950年10月，陈长江所在部队得到消息，上级将从苏北军区挑选五六个人到北京警卫部队。挑选的条件十分严格，一共12项标准，陈长江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这么几条：一是苦大仇深；二是要历史清楚，社会关系不复杂，忠于革命，积极要求上进；三是打过仗，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四是能吃苦、不怕死，服从命令听指挥；五是在党内担任党小组或支部委员以上的职务。按照这些条件，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挑选，陈长江有幸被选上了。　不久，被选上的6个人来到苏北军区所在地扬州集中。3天后，他们又被送到南京军区集训了一段时间。11月底，陈长江乘上北去的列车来到北京，被编入中央警卫师三团十二连当警卫战士。　次年1月，陈长江被编入中央警卫一团一营（也叫内卫营），进入中南海担负警卫党中央书记处的任务。他回忆说：“一连直接警卫毛主席，二连管刘少奇、朱德，三连管周总理，我被分在一连，领导在调我和另外两个战士时，告诉我们：一连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直接保卫毛主席驻地和外出时的安全。听了首长这么一讲，我内心又紧张又激动，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职尽责站好岗，放好哨，值好勤，完成好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　他们值勤主要在丰泽园后门，3个人1个岗，1班站两个小时，1昼夜值4次班，警卫任务很繁重。　1952年4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毛泽东在工作了一个通宵之后出来散步。这时，陈长江正在丰泽园后门站岗，看到毛泽东走过来，他立刻敬了个礼。毛泽东见到他，主动上前微笑着与他打招呼：“你是哪里人？”　“我是江……”陈长江刚出口，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就立刻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下去，说：“听口音，你是苏北如皋、海安一带的人？”　陈长江马上回答：“不错，毛主席，我是江苏海安人。”毛泽东笑了笑，说：“你们那地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打仗很多。抗日战争时期，陈老总打顽固派的黄桥战斗打得很好，有打，有拉，搞统一战线，搞得很好。黄桥烧饼很出名哟。解放战争刚开始时，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消灭敌人5万多，有两战就在海安地区打的，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又问起陈长江和他家的情况。接受采访时，陈长江幸福地回忆道：“当时，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陈长江，他说‘你这个名字，中国的第一大江，你说了以后我就能经常记住了’。在之后20多年当中，一直到主席去世，如果有那么10多天看不到我，毛主席就会问‘长江，他到哪儿去了？’他喊我就是‘长江’两个字。”　毛泽东又详细地问起陈长江家的情况。陈长江对毛泽东说：“解放前，家里房没一间、地没一垄，祖祖辈辈靠种地交租来维持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困苦生活，遇灾荒年就更没法生活了。我从11岁起就给地主打长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了苦。我们那个地区不仅是我们一家，不少人都这样子。”　毛泽东问：“现在怎么样？”陈长江高兴地说：“我们家1947年土改后，分到了14亩地，分了3间瓦房，还有牲口、农具等，我们现在生活比较好了，我弟弟妹妹都上学了。”毛泽东听了很满意，说：“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又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陈长江说：“主席，朝鲜战争你亲自送岸英到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为朝鲜人民的解放而牺牲了。他的事迹很感人。”毛泽东听后沉闷了一会儿，说：“为抗美援朝我们牺牲了很多英雄儿女。”　“我们一定要打败美国侵略者，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听到陈长江这么说，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是呀，要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时间不知不觉过了近20分钟，陈长江由开始比较拘谨变得很自然了。毛泽东笑着对他说：“我该回去休息了。你是哨兵，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说完，摆摆手转身往回走。望着他离去的身影，陈长江内心无比幸福。　毛泽东说：10个“五年计划”以后，你们也老了，不要到那时候再后悔　1955年5月14日下午，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接到通知：毛主席将接见大家。于是，大家都穿上崭新的军装，列队来到中南海颐年堂院里。他们刚刚站好队，毛泽东就从颐年堂东北角走廊里走出来，带着慈祥的笑容走在队列前面，询问最前一列队员的名字。顿时，院子里的气氛活跃起来。　“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毛泽东用和蔼的目光，从排头向排尾扫了一遍。队列里立刻有人答道：“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招呼大家坐下，然后自己坐在藤椅上，就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一直讲到长征的艰苦，讲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陈长江回忆说，毛主席在给警卫团一中队全体同志讲话时就明确提出这个中队有3项任务，即警卫、调查、学文化。在这次讲话临结束时，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说：“你们都是干保卫工作的，平时保卫着我，出门时你们跟着我，但老是这一项工作太烦躁了。现在同你们商量一下，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你们做好这项工作，对党、对中央都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你们同意不同意？”大家异口同声地做出响亮的回答：“同意。”　毛泽东接着说：“这好比吃饭、吃菜，再加些辣椒，这样你们的工作就更有趣了。你们以后回家，把在农村了解的情况告诉我。你们到了农村，首先要谦虚，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区乡干部，要尊重你们的父母，态度要和气，不要摆架子。你们回去，不要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　陈长江回忆道：“毛主席在那次讲话中说，你们平均下来是22岁，10个‘五年计划’以后，你们才72岁，中国历史上有个名人孔夫子，他就活到学到72岁。72岁的时候，你们要大庆祝一次，50年后看你们学到了什么本领。那个时候，我不会在了，要参加马克思的大会去了。你们也老了，该做总结了，不要到了那个时候再后悔。”将近1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笑着站起来，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离开的时候，他还连连向大家挥手告别。　1967年5月底，陈长江回老家江苏海安探亲并进行调查研究。回京后，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把沿途所见所闻和在农村了解的情况毫无拘束地向毛泽东说开了，谈及途径扬州时发现两派斗争很激烈、有些地方还发生了真枪实弹的武斗，从而影响生产和社会秩序等。毛泽东听后，沉重地说：“原来设想，这‘文化大革命’今年就差不多要结束了，现在看来很难收场啊！”　当陈长江说到回家之后，当地正在收小麦，农民群众都很忙，那里社员们生产搞得好，对“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那是城里人的事情”，“不搞生产就会挨饿”时，毛泽东笑着说：“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农业生产一天也不能停。8亿农民把生产搞好了，我们就有希望，国家就不会乱。”　毛泽东说：你们比我好，想去哪就去哪，我却不能，哪也不能去，苦啊 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一直不在北京。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调查研究，视察工作。　毛泽东回京之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政治口号接连不断地刷新，陈长江等感觉到政治气氛愈来愈浓。这年8月上旬的一天，陈长江吃完午饭回住处路过食堂外边，只见许多人在看什么，便也凑上去看了一下。原来是一张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黑字红纸贴在那里，文末署名是“毛泽东”。看完，陈长江吃惊不小，不由得暗忖，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尽管陈长江并不知道中央开会的内容，对那些惊动全国的背景材料一无所知，但是他这时已意识到一定是中央领导层中有了分歧，发生了矛盾。　在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出没几天，北京各大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通栏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陈长江记得：“当天，北京掀起了庆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发表的热潮。所谓群众，绝大多数是机关干部，有组织地走上街头游行。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西门外一侧搭起个‘报喜台’，并组织所属单位人员在那里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和致意，且维持秩序。”　一时间，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人声鼎沸，欢呼阵阵，游行报喜的队伍接连不断。8月10日傍晚，陈长江接到一个消息，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被群众包围，想回也回不来了。原来，毛泽东出来散步时，只跟随着警卫老王和护士小吴。散步时信步向西，步行出了中南海，没想到恰与一队前来报喜的游行队伍相遇……闻讯后，警卫战士们赶忙紧急集合起来，飞快地向西门跑去。　陈长江一行一出西门，只见“报喜台”四周围着数不清的人，毛泽东就被围在里面，后边的人看不到就硬往前挤，远处的人还在喊着、跑着，向这边涌来，场面十分混乱。陈长江一挥手：“跟我来！”他以自己为头，上前分开群众，身后的战士一个紧跟一个像排人字形的雁队一样楔入人群之中，终于来到了主席的面前。　此时，毛泽东自己却兴致勃勃，坦然自若地与伸过来的一双双手相握，与凑上来的一张张陌生面孔亲切交谈。　这时，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见挤得够呛，便请毛泽东上了临时搭的“报喜台”。这样，毛泽东一下子站得高了，能看到他的人就更多了。突然间，现场出现短暂的沉寂，继而惊喜之声四起，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长江看到毛泽东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微笑着，向他们挥手，向他们致意，大声地说：“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此时，接应的后续部队赶到了，他们在人群中开出一条窄窄的过道，陈长江等便抓住机会，簇拥着毛泽东走下台来，奋力挤出人群。　离开了沸腾的人群，进了中南海，陈长江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再看随自己去的那些战士，个个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毛泽东看着他们，笑了：“要不是你们来解围，我回来就不容易喽。”毛泽东的话带着常有的风趣和幽默，可是这一次，陈长江他们怎么也笑不起来。　经历了这次意外，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比我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却不能。我现在哪也不能去，苦啊！”话语间流露出对平常人生活的羡慕之情。　毛泽东说：今天我又要罚站了，哪里能像你们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 在1966年，毛泽东曾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陈长江回忆说：“由于新闻报道，广泛宣传了毛泽东起初两次接见红卫兵的情景，一下子就使得全国的青少年组织起来，或乘火车，或坐汽车，还有的步行，长途跋涉赶到北京。一时间，北京城人满为患，家家有客，店店住满，仍不能容纳陆续赶来的众多学生（其实，不只是学生）。因为来京的人数过多，有关部门动员他们离京返回当地‘闹革命’，他们却说没有看到毛主席就不走。红卫兵的要求，一下子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他们的要求，就被很快地答应下来了。”　“每次组织数十万红卫兵分别坐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大路中间留出8米宽的通道。在车队的编排上，我们用12辆敞篷吉普车组成车队，分3路行进，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乘中间那一行4辆车上，两边各4辆由警卫人员乘坐——首长们都是站着，警卫人员都是坐着，这样不会遮拦群众视线。”陈长江说，为了接见那些红卫兵，在开动的车上毛泽东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尽管他身体一向很好，精神也不错，但他毕竟是老人了，其中的辛苦和劳累难以想像。　一天，是毛泽东预定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出发前，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又要罚站去了……”陈长江说：“主席，你可以坐下么，何必一定要站着呢？”毛泽东认真地说：“我哪里能像你们有那样多的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不行，每次我还得站着，不然人家大都是从外地来却看不到我，就不高兴，我就过不了关！”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至深夜12时才回到中南海。凌晨2点，周恩来从大会堂打来电话说，清华园武斗告急，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会，解决制止武斗问题，请毛主席马上去大会堂。　陈长江等迅速进行准备，调动大小车辆，登车待发。不大一会儿工夫，毛泽东出来了，匆匆上了车，陈长江注意到他显得有些疲劳——刚睡下，又被叫了起来，睡意还未去，很不精神。　车队直奔大会堂，等候在118厅门前的周恩来迎了上来：“主席，这么晚了，又把你惊动了。”毛泽东一脸无可奈何，轻声说：“不来又不行，别的办法又没有呀！”　随后陆续到达的有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德等，还有几位工人、农民宣传队的代表。毛泽东仔细地听了几个方面的情况汇报之后，立即决定召见北京大专院校的几位红卫兵头头。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找到陈长江等，简要介绍了清华大学武斗的情况后，说：“毛主席决定召见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5人，你们明白吗，是召见，不是接见！”并说：“你们要加强门卫检查，不准他们把武器等危险物品带进来，还要找几个女服务员检查女的，你们要提高警惕。”　陈长江迅速在原有警戒人员的基础上，又选派了几名精壮的干部，并从大会堂挑选几名老练、精干的女服务员到门口配合执行检查任务，向他们交代和布置了具体的做法和检查要点、处理原则、应急措施等。　大约6点左右，蒯大富在几辆小卧车的护卫下首先到达大会堂西门。他大模大样地下车，踌躇满志地向大门走来，向哨兵炫耀道：“毛主席叫我来开会的，我要见他……”说着就要往里走。　“不是叫你开会，是召见，你听清了没有？！”哨兵把他挡下，说：“请接受检查！”蒯大富一脸蛮横，猖狂地嚷道：“毛主席找我研究问题……”说着，他甩手往里闯。　见他这样，陈长江火了，大声喝道：“老实些！”并安排两名警卫战士把蒯大富夹在中间进行检查。一下子，这个称霸北京的“蒯司令”变得老实多了。　随后，聂元梓等几人也先后到达，陈长江等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安全检查，送他们进入会场。　召见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对红卫兵头头们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现在是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他们的大多数……”毛泽东越讲越气愤，把手举起来，又重重地落下去，提高声音说：“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蒯大富一看这形势，慌忙表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无条件向宣传队投降。聂元梓等也做了类似表示。　毛泽东说：我今年80岁了，腿脚不便，走路有些困难，听力也不好…… 1972年1月的北京，气温很低，寒冷异常。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外出活动也多了起来。由于连续外出，过分劳累，大大地超过了他的承受力。1月13日，由于肺心病发作，毛泽东高烧不止，发生了严重的缺氧，突然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有些措手不及，大声喊道：“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陈长江等应声赶到毛泽东的卧室，只见主席躺在床上，像平日常看到的那样，他似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一动也不动。陈长江目睹这一切，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著名心血管专家胡旭东赶来了，他上前把毛泽东扶起来，有节奏地在他的背部捶打，以进行人工呼吸，还不停地大声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陈长江和在场的人都随着呼唤起来，好像要把毛泽东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呼唤回来似的。　周恩来得悉毛泽东发病的消息后，甚为着急，他立即从西花厅驱车赶来。陈长江打开车门时，只见周恩来脸色煞白，两手微微颤抖，腿脚也不听使唤，许久下不了车。　当周恩来被搀扶着走下汽车，来到抢救毛泽东的现场，恰在这时，经过一阵紧张的救治，毛泽东终于有了微弱的呼吸，慢慢地苏醒过来。当他看到面前那些医疗器械，看到周恩来那张因过分紧张而苍白的脸和紧锁的眉头，看到他所熟悉的一张张紧张的面容时，显得愕然而不解。他望着大家，似乎在问：“这是怎么了？这里发生过什么？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周恩来见毛泽东的状况有所缓和，便俯下身去在毛泽东耳边轻言细语些什么，安慰他。毛泽东连连点头，几乎是一语一应。　周恩来向有关人员做了细致交代后才离去。陈长江回忆说：“林彪出逃之后的那几天，毛主席一连几天没有合过眼，很少说话。1972年1月，陈毅去世，毛主席再次受到打击。一连串的挫折，太多太多的刺激，对他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从那以后，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也不想见任何人。”　时隔第一次休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又休克了一次。根据毛泽东前后两次休克的严重情况，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4人组成的主席医疗领导小组，后来又增加了邓小平、华国锋，并在原来医护人员小组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位医生和护士，以进行具体的医疗值班和护理操作。陈长江说：“当年，外界只知道毛主席‘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根本没有谁会想到，那时的毛主席已是重病缠身了。”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主席。　1973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高潮。　1973年11月一天的下午，毛泽东决定马上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陈长江回忆说：“当时，周总理同惠特拉姆总理从大会堂出发，同乘一辆红旗轿车，来到中南海。在门口值班的我，见车一停稳便上前迎接。周总理请惠特拉姆先下车，然后两位总理兴致勃勃地一起走进毛主席的书房。王洪文作为党的副主席，也陪同会见。”　这次会见，在照完相后、拍完见面电视镜头之后，记者都退了出去，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喝着茶，告诉客人说：“我今年80岁了，腿脚不便，走路有些困难，听力也不好……”听到一向自信的毛主席今日在外国人面前讲出这样的话来，陈长江吃惊不小。　惠特拉姆见毛泽东精神状态不错，握手也有力，不由得赞赏说：“使人感到你不到80岁……”毛泽东和周恩来笑了。很快，宾主双方在欢快的笑声中切入正题。会谈正式开始，陈长江等工作人员便退了出来。　会谈结束时，陈长江注意到，尽管毛泽东走路困难，还是坚持把澳大利亚总理送到客厅门口。　进入1974年以后，毛泽东的身体一直就不大好，往往是旧疾未除，又添新病，日子过得很艰难。陈长江说：“当时，毛主席病到什么程度，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只有少数政治局有关领导人和他们领导的医疗组专家们知道。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当然知道，但谁也不准对外讲，因为毛主席不想让外界知道，他还是顽强地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　1976年5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毛泽东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会见外宾。陈长江记得，当时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陪同客人到来时，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在沙发上对这位友好邻邦的政府首脑表示欢迎。陈长江说：“毛主席尽管对他们很热情，很友好，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坚持不了，这次会见只进行了15分钟。这可以说是毛主席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此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宾。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1974年和1975年每年都要接见外宾20余次，1976年的前5个月会见6次。陈长江说：“在这些会见中，我常看到毛主席会见外宾时看不清人家的相貌，与人家握手时连人家伸过来的手都看不清，不能准确地握住，而是慢慢地摸着握。他那个困难劲啊，叫人看了，真心酸。”　叶剑英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他的生命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陈长江回忆说：“当时，强烈的地震使我从酣睡中惊醒，大家都十分惊恐，余震不断，我的妻子儿女也被那罕见的天象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陈长江来不及顾自己家，骑上自行车，顺着摇晃震颤不止的小胡同，不顾一切地直奔中南海，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