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淋菌性尿道炎怎么查:周国平 人生哲理精选

周国平 人生哲理精选1、寻常的苦难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会突然翻出轨道。“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做例外。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一个人只要真正领略了平常苦难中的绝望，他就会明白，一切美化苦难的言辞是多么浮夸，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是多么做作。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浪漫主义在痛苦中发现了美感，于是为了美感而寻找痛苦，夸大痛苦，甚至伪造痛苦。然而，假的痛苦有千百种语言，真的痛苦却没有语言。人们爱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绝症，注定要死，人们也就渐渐习惯了，终于理智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然而，否则又能怎样呢?望着四周依然欢快生活着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人类个体之间痛苦的不相通也许正是人类总体仍然快乐的前提。那么，一个人的灾难对于亲近和不亲近的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这就对了。幸运者对别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侥幸：幸亏遭灾的不是我！不幸者对别人的幸运或者羡慕，或者冷淡，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委屈：为何遭灾的偏是我！不幸者需要同伴。当我们独自受难时，我们会感到不能忍受命运的不公正甚于不能忍受苦难的命运本身。相反，受难者人数的增加仿佛减轻了不公正的程度。我们对于个别人死于非命总是惋叹良久，对于成批杀人的战争却往往无动于衷。仔细分析起来，同病相怜的实质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灾乐祸。这当然是愚蠢的。不过，无可告慰的不幸者有权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我相信人有素质的差异。苦难可以激发生机，也可以扼杀生机；可以磨炼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启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扬人格，也可以贬抑人格，——全看受苦者的素质如何。素质大致规定了一个人承受苦难的限度，在此限度内，苦难的锤炼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则会把人击碎。这个限度对幸运同样适用。素质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难，也能承受大幸运，素质差的人则可能兼毁于两者。佛的智慧把爱当作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做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如同肉体的痛苦一样，精神的痛苦也是无法分担的。别人的关爱至多只能转移你对痛苦的注意力，却不能改变痛苦的实质。甚至在一场共同承受的苦难中，每人也必须独自承担自己的那一份痛苦，这痛苦并不因为有一个难友而有所减轻。一个经历过巨大灾难的人就好像一座经历过地震的城市，虽然在废墟上可以建立新的房屋和生活，但内心有一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沉落了。2、幸福和痛苦幸福的和不幸的人呵，仔细想想，这世界上有谁是真正幸福的，又有谁是绝对不幸的？！幸福是有限的，因为上帝的赐予本来就有限。痛苦是有限的，因为人自己承受痛苦的能力有限。幸福属于天国，快乐才属于人间。幸福是一个抽象概念，从来不是一个事实。相反，痛苦和不幸却常常具有事实的坚硬性。幸福是一种一开始人人都自以为能够得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敢说已经拥有的东西。幸福和上帝差不多，只存在于相信它的人心中。幸福喜欢捉迷藏。我们年轻时，它躲藏在未来，引诱我们前去寻找它。曾几何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把它错过，于是回过头来，又在记忆中寻找它。聪明人嘲笑幸福是一个梦，傻瓜到梦中去找幸福，两者都不承认现实中有幸福。看来，一个人要获得实在的幸福，就必须既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和傻之间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幸福是一个心思诡谲的女神，但她的眼光并不势利。权力能支配一切，却支配不了命运。金钱能买来一切，却买不来幸福。一切灾祸都有一个微小的起因，一切幸福都有一个平庸的结尾。欢乐与欢乐不同，痛苦与痛苦不同，其间的区别远远超过欢乐与痛苦的不同。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享受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欢乐。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烦恼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痛苦。逝去的感情事件，无论痛苦还是欢乐，无论它们一度如何使我们激动不宁，隔开久远的时间再看，都是美丽的。我们还会发现，痛苦和欢乐的差别并不像当初想像的那么大。欢乐的回忆夹着忧伤，痛苦的追念掺着甜蜜，两者又都同样令人惆怅。对于一个视人生感受为最宝贵财富的人来说，欢乐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帐本上没有支出。这种人尽管敏感，却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在他眼里，现实生活中的祸福得失已经降为次要的东西，命运的打击因心灵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输掉的，却在他描写赌徒心理的小说中极其辉煌地赢了回来。只要生存本能犹在，人在任何处境中都能为自己编织希望，哪怕是极可怜的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终身苦役犯，服刑初期被用铁链拴在墙上，可他们照样有他们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别的苦役犯一样，被允许离开这堵墙，戴着脚镣走动。如果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去。即使是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们的彻底也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生活中，生存本能仍然驱使他们不断受小小的希望鼓舞，从而能忍受这遭到他们否定的人生。健康是为了活得愉快，而不是为了活得长久。活得愉快在己，活得长久在天。而且，活得长久本身未必是愉快。痛苦使人深刻，但是，如果生活中没有欢乐，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未经欢乐滋润的心灵太硬，它缺乏爱和宽容。请不要责备“好了伤疤忘了疼”。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喜欢谈论痛苦的往往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而饱尝人间苦难的老年贝多芬却唱起了欢乐颂。生命连同它的快乐和痛苦都是虚幻的——这个观念对于快乐是一个打击，对于痛苦未尝不是一个安慰。人生的重大苦难都起于关系。对付它的方法之一便是有意识地置身在关系之外，和自己的遭遇拉开距离。例如，在失恋、亲人死亡或自己患了绝症时，就想一想恋爱关系、亲属关系乃至自己的生命的纯粹偶然性，于是获得一种类似解脱的心境。佛教的因缘说庶几近之。然而，毕竟身在其中，不是想跳就能跳出来的。无我的空理易明，有情的尘缘难断。认识到因缘的偶然是一回事，真正看破因缘又是一回事。所以，佛教要建立一套烦琐复杂的戒律，借以把它的哲学观念转化为肉体本能。对于人生的苦难，除了忍，别无他法。一切透彻的哲学解释不能改变任何一个确凿不移的灾难事实。例如面对死亡，最好的哲学解释也至多只能解除我们对于恐惧的恐惧，而不能解除恐惧本身，因为这后一层恐惧属于本能，我们只能带着它接受宿命。定理一：人是注定要忍受不可忍受的苦难的。由此推导出定理二：所以，世上没有不可忍受的苦难。人得救不是靠哲学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类和个人历尽劫难而免于毁灭。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安慰也无非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勉罢了。人天生是软弱的，惟其软弱而犹能承担起苦难，才显出人的尊严。我厌恶那种号称铁石心肠的强者，蔑视他们一路旗开得胜的骄横。只有以软弱的天性勇敢地承受着寻常苦难的人们，才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们不是英雄。做英雄是轻松的，因为他有净化和升华。做英雄又是沉重的，因为他要演戏。我们只是忍受着人间寻常苦难的普通人。幸福的反面是灾祸，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织着幸福，但灾祸绝无幸福可言。另一方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无聊。可是，当我们从一个灾祸中脱身出来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幸福的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大难不死”即福，何需乎后福？离一种灾祸愈远，我们愈觉得其可怕，不敢想像自己一旦身陷其中会怎么样。但是，当我们真的身陷其中时，犹如落入台风中心，反倒有了一种意外的平静。我们会发现，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的同情一开始可能相当活跃，但一旦痛苦持续下去，同情就会消退。我们在这方面的耐心远远不如对于别人的罪恶的耐心。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罪恶仿佛是命运，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痛苦却几乎是罪恶了。我并非存心刻薄，而是想从中引出一个很实在的结论：当你遭受巨大痛苦时，你要自爱，懂得自己忍受，尽量不用你的痛苦去搅扰别人。面对无可逃避的厄运和死亡，绝望的人在失去一切慰藉之后，总还有一个慰藉，便是在勇敢承受命运时的尊严感。由于降灾于我们的不是任何人间的势力，而是大自然本身，因此，在我们的勇敢中体现出的乃是人的最高尊严——人在神面前的尊严。痛苦是性格的催化剂，它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暴者更暴，柔者更柔，智者更智，愚者更愚。3、超脱“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明白这一道理的人可谓已经得道，堪称智者了。多数人恰好相反，他们永远自诩在为有益之事，永远不知生之有涯。没有空玩儿，没有空看看天空和大地，没有空看看自己的灵魂……我的回答是：永远没有空——随时都有空。你说，得活出个样儿来。我说，得活出个味儿来。名声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对人对己都不要衣帽取人。衣裳换来换去，我还是我。脱尽衣裳，男人和女人更本色。“距离说”对艺术家和哲学家是同样适用的。理解与欣赏一样，必须同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然后才能观其大体。不在某种程度上超脱，就决不能对人生有深刻见解。物质的、社会的、世俗的苦恼太多，人就无暇有存在的、哲学的、宗教的苦恼。日常生活中的琐屑限制太多，人就不易感觉到人生的大限制。我不知道这值得庆幸，还是值得哀怜。人生了病，会变得更有人情味一些的。一方面，与种种事务疏远了，功名心淡漠了，纵然是迫不得已，毕竟有了一种闲适的心境。另一方面，病中寂寞，对亲友的思念更殷切了，对爱和友谊的体味更细腻了。疾病使人更轻功利也更重人情了。“四十而不惑”新解。四十岁到了人生的中途，一个人开始实在地感觉到来日不多，意识到人生的大限了。“大限”意识足以使人解除诱惑，看淡一切荣辱是非得失，保持超然的宁静心境。我们总是以为，已经到手的东西便是属于自己的，一旦失去，就觉得蒙受了损失。其实，一切皆变，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占有。得到了一切的人，死时又交出一切。不如在一生中不断地得而复失，习以为常，也许能更为从容地面对死亡。另一方面，对于一颗有接受力的心灵来说，没有一样东西会真正失去。我失去了的东西，不能再得到了。我还能得到一些东西，但迟早还会失去。我最后注定要无可挽救地失去我自己。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看重得与失呢?到手的一切，连同我的生命，我都可以拿它们来做试验，至多不过是早一点失去罢了。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乎此的属于奢侈品。它们固然提供享受，但更强求服务，反而成了一种奴役。现代人是活得愈来愈复杂了，结果得到许多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许多方便，却并不自由。一切外在的欠缺或损失，包括名誉、地位、财产等等，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实质上都不应该带来痛苦。如果痛苦，只是因为你在乎，愈在乎就愈痛苦。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守财奴的快乐并非来自财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所有权。所有权带来的心理满足远远超过所有物本身提供的生理满足。一件一心盼望获得的东西，未必要真到手，哪怕它被放到月球上，只要宣布它属于我了，就会产生一种愚蠢的欢乐。人一看重机会，就难免被机会支配。执著是惑，悲观何尝不是惑?因为看破红尘而绝望、厌世乃至轻生，骨子里还是太执著，看不破，把红尘看得太重。这就好像一个热恋者急忙逃离不爱他的心上人一样。真正的悟者则能够从看破红尘获得一种眼光和睿智，使他身在红尘也不被红尘所惑，入世仍保持着超脱的心境。假定他是那个热恋者，那么现在他已经从热恋中解脱出来，对于不爱他的心上人既非苦苦纠缠，亦非远远躲避，而是可以平静地和她见面了。一个人热爱人生便不能不执著，洞察人生真相便不能不悲观，两者激烈冲突又达成和解的结果就是超脱。所以，超脱实质上是一种有悲观约束的执著，有执著约束的悲观。仔细分析起来，其中始终包含着悲观和执著两种因素，只是两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恰当的关系，不再趋于一端罢了。我已经厌倦那种永远深刻的灵魂，它是狭窄的无底洞，里面没有光亮，没有新鲜的空气，也没有玩笑和游戏。博大的深刻不避肤浅。走出深刻，这也是一种超脱。由单纯到复杂，再复归成熟的单纯，我名之智慧。由混沌到清醒，再复归自觉的混沌，我名之彻悟。闲适和散漫都是从俗务中抽身出来的状态，心境却迥异。闲适者回到了自我，在自己的天地里流连徜徉，悠然自得，内心是宁静而澄澈的。散漫者找不到自我，只好依然在外物的世界里东抓西摸，无所适从，内心是烦乱而浑浊的。我走在自己的路上了。成功与失败、幸福与苦难都已经降为非常次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这条路本身。他们一窝蜂挤在那条路上，互相竞争、推攘、阻挡、践踏。前面有什么？不知道。既然大家都朝前赶，肯定错不了。你悠然独行，不慌不忙，因为你走在自己的路上，它仅仅属于你，没有人同你争。纷纷扰扰，全是身外事。我能够站在一定的距离外来看待我的遭遇了。我是我，遭遇是遭遇。惊浪拍岸，卷起千堆雪。可是，岸仍然是岸，它淡然观望着变幻不定的海洋。进入历史？博物馆未免太拥挤了。我早已没有这样的奢望。二十三岁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还难免有少年人的自我夸张病，此后我愈来愈能如实地看待自己了。再说，能不能进入历史，这是后人用他们的眼光来判断的事情，与我完全无关，也用不着我来瞎操心。我只想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别无他求。一天是很短的。早晨的计划，晚上发现只完成很小一部分。一生也是很短的。年轻时的心愿，年老时发现只实现很小一部分。今天的计划没完成，还有明天。今生的心愿没实现，却不再有来世了。所以，不妨榨取每一天，但不要苛求绝无增援力量的一生。要记住：人一生能做的事情不多，无论做成几件，都是值得满意的。4、和命运结伴而行命运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环境和性格。环境规定了一个人的遭遇的可能范围，性格则规定了他对遭遇的反应方式。由于反应方式不同，相同的遭遇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因而也就成了本质上不同的遭遇。我在此意义上理解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名言：“性格即命运。”但是，这并不说明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人不能决定自己的性格。性格无所谓好坏，好坏仅在于人对自己的性格的使用，在使用中便有了人的自由。就命运是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而言，人不能支配命运，只能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一个人愈是能够支配自己对于命运的态度，命运对于他的支配力量就愈小。“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太简单一些了吧?活生生的人总是被领着也被拖着，抗争着但终于不得不屈服。昔日的同学走出校门，各奔东西，若干年后重逢，便会发现彼此在做着很不同的事，在名利场上的沉浮也相差悬殊。可是，只要仔细一想，你会进一步发现，各人所走的道路大抵有线索可寻，符合各自的人格类型和性格逻辑，说得上各得其所。上帝借种种偶然性之手分配人们的命运，除开特殊的天灾人祸之外，它的分配基本上是公平的。偶然性是上帝的心血来潮，它可能是灵感喷发，也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可能是神来之笔，也可能只是一个笔误。因此，在人生中，偶然性便成了一个既诱人又恼人的东西。我们无法预测会有哪一种偶然性落到自己头上，所能做到的仅是——如果得到的是神来之笔，就不要辜负了它；如果得到的是笔误，就精心地修改它，使它看起来像是另一种神来之笔，如同有的画家把偶然落到画布上的污斑修改成整幅画的点睛之笔那样。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修改上帝的笔误绝非一件如此轻松的事情，有的人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努力，而这努力本身便展现为辉煌的人生历程。人活世上，第一重要的还是做人，懂得自爱自尊，使自己有一颗坦荡又充实的灵魂，足以承受得住命运的打击，也配得上命运的赐予。倘能这样，也就算得上做命运的主人了。浮生若梦，何妨就当它是梦，尽兴地梦它一场?世事如云，何妨就当它是云，从容地观它千变？事情对人的影响是与距离成反比的，离得越近，就越能支配我们的心情。因此，减轻和摆脱其影响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立足点，那个立足点可以使我们拉开与事情之间的距离。如果那个立足点仍在人世间，与事情拉开了一个有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明智的态度。如果那个立足点被安置在人世之外，与事情隔开了一个无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超脱的态度。大损失在人生中的教化作用：使人对小损失不再计较。5、人生贵在行胸臆一读袁中郎全集，感到清风徐徐扑面，精神阵阵爽快。明末的这位大才子一度做吴县县令，上任伊始，致书朋友们道：“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开卷读到这等潇洒不俗之言，我再舍不得放下了，相信这个人必定还会说出许多妙语。我的期望没有落空。请看这一段：“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真是非常的飘逸。中郎一生最爱山水，最爱朋友，难怪他写得最好的是游记和书信，不过，倘若你以为他只是个耽玩的倜傥书生，未免小看了他。《明史》记载，他在吴县任上“听断敏决，公庭鲜事”，遂整日“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可见极其能干，游刃有余。但他是真个风雅，天性耐不得官场俗务，终于辞职。后来几度起官，也都以谢病归告终。在明末文坛上，中郎和他的两位兄弟是开一代新风的人物。他们的风格，用他评其弟小修诗的话说，便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其实，这话不但说出了中郎的文学主张，也说出了他的人生态度。他要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生活，活出自己的本色来。他的潇洒绝非表面风流，而是他的内在性灵的自然流露。性者个性，灵者灵气，他实在是个极有个性极有灵气的人。二每个人一生中，都曾经有过一个依照真性情生活的时代，那便是童年。孩子是天真烂漫，不肯拘束自己的。他活着整个儿就是在享受生命，世俗的利害和规矩暂时还都不在他眼里。随着年龄增长，染世渐深，俗虑和束缚愈来愈多，原本纯真的孩子才被改造成了俗物。那么，能否逃脱这个命运呢？很难，因为人的天性是脆弱的，环境的力量是巨大的。随着童年的消逝，倘若没有一种成年人的智慧及时来补救，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失掉童心。所谓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正说明智慧是童心的守护神。凡童心不灭的人，必定对人生有着相当的彻悟。所谓彻悟，就是要把生死的道理想明白。名利场上那班人不但没有想明白，只怕连想也不肯想。袁中郎责问得好：“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趋名骛利，唯曰不足，头白面焦，如虑铜铁之不坚，信有死者，当如是耶？”名利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官做大了还想更大，钱赚多了还想更多。“未得则前涂为究竟，涂之前又有涂焉，可终究钦?已得则即景为寄寓，寓之中无非寓焉，故终身驰逐而已矣。”在这终身的驰逐中，不再有工夫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接着连属于自己的真兴趣也没有了，那颗以享受生命为最大快乐的童心就这样丢失得无影无踪了。事情是明摆着的：一个人如果真正想明白了生之必死的道理，他就不会如此看重和孜孜追逐那些到头来一场空的虚名浮利了。他会觉得，把有限的生命耗费在这些事情上，牺牲了对生命本身的享受，实在是很愚蠢的。人生有许多出于自然的享受，例如爱情、友谊、欣赏大自然、艺术创造等等，其快乐远非虚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们也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在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他就会和世俗的竞争拉开距离，借此为保存他的真性情赢得了适当的空间。而一个人只要依照真性情生活，就自然会努力去享受生命本身的种种快乐。用中郎的话说，这叫做：“退得一步，即为稳实，多少受用。”当然，一个人彻悟了生死的道理，也可能会走向消极悲观。不过，如果他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这一前途即可避免。他反而会获得一种认识：生命的密度要比生命的长度更值得追求。从终极的眼光看，寿命是无稽的，无论长寿短寿，死后都归于虚无。不止如此，即使用活着时的眼光作比较，寿命也无甚意义。中郎说：“试令一老人与少年并立，问彼少年，尔所少之寿何在，觅之不得。问彼老人，尔所多之寿何在，觅之亦不得。少者本无，多者亦归于无，其无正等。”无论活多活少，谁都活在此刻，此刻之前的时间已经永远消逝，没有人能把它们抓在手中。所以，与其贪图活得长久，不如争取活得痛快。中郎引惠开的话说：“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天。”就是这个意思。三我们或许可以把袁中郎称作享乐主义者，不过他所提倡的乐，乃是合乎生命之自然的乐趣，体现生命之质量和浓度的快乐。在他看来，为了这样的享乐，付出什么代价也是值得的，甚至这代价也成了一种快乐。有两段话，极能显出他的个性的光彩。在一处他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尤其是得之自然的趣。他举出童子的无往而非趣，山林之人的自在度日，愚不肖的率心而行，作为这种趣的例子。然后写道：“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凭真性情生活是趣，因此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又是趣，从这趣中更见出了怎样真的性情!另一处谈到人生真乐有五，原文太精彩，不忍割爱，照抄如下：“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前四种快活，气象已属不凡，谁知他笔锋一转，说享尽人生快乐以后，一败涂地，沦为乞丐，又是一种快活!中郎文中多这类飞来之笔，出其不意，又顺理成章。世人常把善终视作幸福的标志，其实经不起推敲。若从人生终结看，善不善终都是死，都无幸福可言。若从人生过程看，一个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过，不管善不善终，都称得上幸福了。对于一个洋溢着生命热情的人来说，幸福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穷尽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困境和逆境。极而言之，乐极生悲不足悲，最可悲的是从来不曾乐过，一辈子稳稳当当，也平平淡淡，那才是白活了一场。中郎自己是个充满生命热情的人，他做什么事都兴致勃勃，好像不要命似的。爱山水，便说落雁峰“可值百死”。爱朋友，便叹“以友为性命”。他知道“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值得要死要活一番。读书读到会心处，便“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真是忘乎所以。他爱女人，坦陈有“青娥之癖”。他甚至发起懒来也上瘾，名之“懒癖”。关于癖，他说过一句极中肯的话：“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恶癖，终归还保留着一种自己的真兴趣真热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来更是一个活人。当然，所谓癖是真正着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顾。譬如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于洛男爵，爱女色爱到财产名誉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头来穷困潦倒，却依然心满意足，这才配称好色，那些只揩油不肯作半点牺牲的偷香窃玉之辈是不够格的。四一面彻悟人生的实质，一面满怀生命的热情，两者的结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观。他自己把这种人生观与儒家的谐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并列为四，称作适世。若加比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适世似与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间。区别在于，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怀着生命的忧患意识逍遥世外，适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怀着大化的超脱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郎自己的话说，他是想学“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明末知识分子学佛参禅成风，中郎是不以为然的。他“自知魔重”，“出则为湖魔，入则为诗魔，遇佳友则为谈魔”，舍不得人生如许乐趣，绝不肯出世。况且人只要生命犹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达摩舍太子出家，中郎认为是没有参透生死之理的表现。他批评道：“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头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似亦不圆之甚矣。”人活世上，如空中鸟迹，去留两可，无须拘泥区区行藏的所在。若说出家是为了离生死，你总还带着这个血肉之躯，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网。若说已经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网中即可作自由跳跃。死是每种人生哲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中郎认为，儒道释三家，至少就其门徒的行为看，对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为不死，是故著书垂训”，道士“以留形为不死，是故锻金炼气”，释子“以寂灭为不死，是故耽心禅观”，他们都企求某种方式的不死。而事实上，“茫茫众生，谁不有死，堕地之时，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那么，依中郎之见，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说来也简单，就是要正视生之必死的事实，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较赞赏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过一场，也就死而无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时死，缘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呕血之病，担心必死，便给自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在家里藏一笔钱，怕贼偷走，整日提心吊胆，频频查看。有一天携带着远行，回来发现，钱已不知丢失在途中何处了。自己总担心死于呕血，而其实迟早要生个什么病死去，岂不和此人一样可笑？这么一想，就宽心了。总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着宿命的态度坦然地死，这大约便是中郎的生死观。未免太简单了一些!然而，还能怎么样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试图对死进行深入思考，而结论也仅是除了平静接受，别无更好的法子？许多文人，对于人生问题作过无穷的探讨，研究过各种复杂的理论，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后，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质朴的道理上。对于这些道理，许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了然于胸。不过，倘真能这样，也许就对了。罗近溪说：“圣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赞“此语抉圣学之髓”，实不为过誉。我们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们肯安心做这样的常人，顺乎天性之自然，坦然于生死，我们也就算得上是圣人了。只怕这个境界并不容易达到呢。6、死我最生疏的词：老。我最熟悉的词：死。尽管我时常沉思死的问题，但我从不觉得需要想想防老养老的事情。中国的圣人说：“未知生，焉知死？”西方的哲人大约会倒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中西人生哲学的分野就在于此。人人都知道死是必然的，它是一个我们一出生就通报要来访的客人，现正日夜兼程，一步步靠近我们。可是，当它敲响我们的门的时候，我们仍然感到突然，怪它是最唐突的不速之客。其实，爱算不得永恒的主题。人们可能会厌倦于爱，从爱的魅惑中解脱出来。可是，有谁能摆脱死呢？死是永恒的叹息。它正从书架上挤得紧紧的书册的缝隙里透露出来，写这些书和发这些叹息的文豪哲人如今都已经长眠地下，用死的事实把他们的死的叹息送到我们心里。可怕的不是有，而是无。烦恼是有，寂寞是无。临终的痛苦是有，死后的灭寂是无。自我意识过于强烈的人本能地把世界看作他的自我的产物。于是，他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他的自我有一天会毁灭，而作为自我的产物的世界却将永远存在。若说他出生之前的世界，尽管也是没有他而永远存在过，他却能够接受，因为那个世界不是他创造的，是与他无关的。我从来不对临终的痛苦感到恐惧，它是可以理解的，因而也是可以接受的。真正令人恐惧的是死后的虚无，那是十足的荒谬，绝对的悖理。而且，恐惧并非来自对这种虚无的思考，而是来自对它的感觉，这种感觉突如其来，常常发生在夜间突然醒来之时。我好像一下子置身于这虚无之中，不，我好像一下子消失在这虚无之中，绝对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然后，当我的意识回到当下的现实，我便好像用死过一回的人的眼光看我正在经历的一切，感觉到了它们的虚幻性。好在虚无感的袭击为数有限，大多数时刻我们沉溺在日常生活的波涛里，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安然活下去。“我没有死的紧迫感，因为我还年轻。”这同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哪怕可以活一万岁，一万年后的死仍然是死。我十几岁考虑死的问题所受的震颤并不亚于今天。深夜，我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这是我每天留给自己的一点享受。我突然想到，总有一天，我也是这样地躺在床上，然而手里没有书，我不能再为自己安排这样的享受，因为临终的时候已经到来……对于我来说，死的思想真是过于明白、过于具体了。既然这个时刻必然会到来，它与眼前的现实又有多大区别呢？一个人自从想到等待着他的是死亡以及死亡之前的黯淡的没有爱和欢乐的老年，从这一刻起，人生的梦就很难使他入迷了。他做着梦，同时却又知道他不过是在做梦，就像我们睡得不踏实时常有的情形一样。我躺在床上，决定体会一下死的滋味。我果然成功了。我觉得我不由自主地往下坠。确切地说，是身体在往下坠，灵魂在往上升。不对，无所谓上下。只是在分开，肉体和灵魂在分离，越离越远。过去，我是靠我的灵魂来体会我的肉体的存在，又是靠我的肉体来体会我的灵魂的存在的。现在，由于它们的分离，它们彼此不能感应了，我渐渐既不能体会我的肉体的存在，也不能体会我的灵魂的存在了。它们在彼此分离，同时也就在离我远去，即将消失。我猛然意识到，它们的消失意味着我的消失，而这就是死。我、肉体、灵魂，好像是三个点，当它们重叠时，就形成生命的质点，色浓而清晰；当它们分离时，色调愈来愈淡，终于消失，生命于是解体。我必须阻止它们消失，一使劲，醒过来了。时间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礼物，而对所有人都相同的是，它然后又带走了一切礼物，不管这礼物是好是坏。善衣冠楚楚，昂首挺胸地招摇过市。回到家里，宽衣解带，美展现玫瑰色的裸体。进入坟墓，皮肉销蚀，惟有永存的骷髅宣示着真的要义。活着总是有所遗憾，但最大的遗憾是有一天要死去。我们拥有的惟一时间是现在。拥有了现在，我们也就拥有了过去和未来。死意味着现在的丧失，同时我们也就丧失了过去，丧失了未来，丧失了时间。我忧郁地想：“我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人人都得死。”可是，我的意思是，不仅我，而且每一个人，都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我的意思是，不仅我，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忧郁地想：“我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时而悲观时而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只有死才能结束这种矛盾状态，而到死时，我们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不知老之将至”——老总是不知不觉地到来的。一个人不到老态龙钟，行将就木，决不肯承认自己老。如果有谁自言其老，千万不要认真附和，那样必定会大大扫他的兴。其实他内心未必当真觉得自己老，才能有这份自言其老的自信。中年与老年之间实在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我们二十来岁时觉得四五十岁的人老了，自己到了四五十岁，又会觉得四五十岁并不老，六七十岁才是老人。我们不断地把老年的起点往后推移，以便保持自己不老的记录。因此，当死神来临时，我们总是感到突然和委屈：还没有老，怎么就要死了？死是最令人同情的，因为物伤其类：自己也会死。死又是最不令人同情的，因为殊途同归：自己也得死。我们对于自己活着这件事实在太习惯了，而凡是习惯了的东西，我们就很难想像有朝一日会失去。可是，事实上，死亡始终和我们比邻而居，它来光顾我们就像邻居来串一下门那么容易。所以，许多哲人都主张，我们应当及早对死亡这件事也习惯起来，以免到时候猝不及防。在此意义上，他们把哲学看作一种思考死亡并且使自己对之习以为常的练习。一辆卡车朝悬崖猛冲。“刹车！”乘客惊呼。司机回过头来，笑着说：“你们不是想逃避死吗？在这人间，谁也逃不脱一死。要逃避死，只有离开人间。跟我去吧！”卡车跌下悬崖。我醒来了，若有所悟。死是荒谬的，但永生也是荒谬的：你将在这个终有一天熟透了的世界上永远活下去，太阳下不再有新的事物，生活中不再有新的诱惑，而你必须永远忍受这无休止的单调。这是人生的大二律背反。波伏瓦的《人总是要死的》想说明什么呢？是的，不死也是荒谬的。没有死，就没有爱和激情，没有冒险和悲剧，没有欢乐和痛苦，没有生命的魅力。总之，没有死，就没有了生的意义。最终剥夺了生的意义的死，一度又是它赋予了生的意义。然而，欲取先予，最终还是剥夺了。健康的胃不会厌倦进食，健康的肺不会厌倦呼吸，健康的肉体不会厌倦做爱。总之，健全的生命本能不会厌倦日复一日重复的生命活动。我以此论据反驳了所谓永生的厌倦。只要同时赋予不衰的生命力，永生是值得向往的。所谓永生与寂灭的二律背反，也许不过是终将寂灭的人的自我慰藉。生命是残酷无情的，它本能地厌恶衰老和死亡。当衰老和死亡尚未落到我们自己头上时，我们对于别人包括亲友的衰老和死亡会同情一时，但不会永久哀伤，生命本身催促我们越过它们而前进。因此，当我们自己年老和垂死时，我们理应以宿命的态度忍受孤独，不要去嫉妒和打搅年轻一代的生命欢乐。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着种种人间事务。我忽发奇想：倘若让亡灵们开会，它们会发怎样的议论？一定比我们超脱豁达。如果让每人都死一次，也许人人会变得像个哲学家。但是，死而复活，死就不成其为死，那一点彻悟又不会有了。没有一个死去的人能把他死前片刻之间的思想和感觉告诉活着的人。但是，他一旦做到这一点，那思想和感觉大约也是很平常的，给不了人深刻印象。不说出来，反倒保持了一种神秘的魅力。一个人处在巨大的自然灾难之中，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譬如爱伦·坡所描写的那个老头被卷入大旋涡底的时候，再来回想社会的沉浮（假如当时他有力量回想的话），就会觉得那是多么空泛，多么微不足道。据说，临终的人容易宽恕一切。我想这并非因为他突然良心发现的缘故，而是因为在绝对的虚无面前，一切琐屑的往事对于他都真正无所谓了。死是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共同背景。在死的阴郁的背景下，哲学思索人生，宗教超脱人生，艺术眷恋人生。美感骨子里是忧郁，崇高感骨子里是恐惧。前者是有限者对有限者的哀怜，后者是有限者对无限者的敬畏。死仍然是共同的背景。7、智慧和信仰——读史铁生《病隙碎笔》三年前，在轮椅上坐了三十个年头的史铁生的生活中没有出现奇迹，反而又有新的灾难降临。由于双肾功能衰竭，从此以后，他必须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了。当时，一个问题立刻使我——我相信还有其他许多喜欢他的读者——满心忧虑：他还能写作吗？在瘫痪之后，写作是他终于找到的活下去的理由和方式，如果不能了，他怎么办呀？现在，仿佛是作为一个回答，他的新作摆在了我的面前。史铁生把他的新作题做《病隙碎笔》，我知道有多么确切。他每三天透析一回。透析那一天，除了耗在医院里的工夫外，坐在轮椅上的他往返医院还要经受常人想像不到的折腾，是不可能有余力的了。第二天是身体和精神状况最好(能好到哪里啊!)的时候，惟有那一天的某一时刻他才能动一会儿笔。到了第三天，血液里的毒素重趋饱和，体况恶化，写作又成奢望。大部分时间在受病折磨和与病搏斗，不折不扣是病隙碎笔，而且缝隙那样小得可怜!然而，读这本书时，我在上面却没有发现一丝病的愁苦和阴影，看到的仍是一个沐浴在思想 的光辉中的开朗的史铁生。这些断断续续记录下来的思绪也毫不给人以细碎之感，倒是有着内在的连贯性。这部新作证明，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不是一个残疾人和重病患者，他的自由的心魂漫游在世界和人生的无疆之域，思考着生与死、苦难与信仰、残缺与爱情、神命与法律、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他的思考既执著又开阔，既深刻又平易近人，他的“写作之夜”依然充实而完整。对此我只能这样来解释：在史铁生身上业已形成了一种坚固的东西，足以使他的精神历尽苦难而依然健康，备受打击而不会崩溃。这是什么东西呢？是哲人的智慧，还是圣徒的信念，抑或两者都是？常常听人说，史铁生之所以善于思考，是因为残疾，是因为他被困在轮椅上，除了思考便无事可做。假如他不是一个残疾人呢，人们信心十足地推断，他就肯定不会成为现在这个史铁生，——他们的意思是说，不会成为这么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这么一个智慧的人。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加肤浅的对史铁生的解读了。当然，如果不是残疾，他也许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但也可能走上，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他的那种无师自通的哲学智慧决不是残疾解释得了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我们在别的残疾人身上很少发现这一显著特点。当然，在非残疾人身上也很少发现。这至少说明，这种智慧是和残疾不残疾无关的。关于残疾，史铁生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在此意义上，残疾是与生俱来的，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这样。看到人所必有的不能和限制，这是智慧的起点。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是因为知道人之必然的无知，而被阿波罗神赞为最智慧的人的。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就不是一个残疾人。我相信，史铁生不过碰巧是一个残疾人罢了，如果他不是，他也一定能够由生命中必有的别的困境而觉悟到人的根本限制。人要能够看到限制，前提是和这限制拉开一个距离。坐井观天，就永远不会知道天之大和井之小。人的根本限制就在于不得不有一个肉身凡胎，它被欲望所支配，受有限的智力所指引和蒙蔽，为生存而受苦。可是，如果我们总是坐在肉身凡胎这口井里，我们也就不可能看明白它是一个根本限制。所以，智慧就好像某种分身术，要把一个精神性的自我从这个肉身的自我中分离出来，让它站在高处和远处，以便看清楚这个在尘世挣扎的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可能的出路。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家是一种分身有术的人，他的精神性自我已经能够十分自由地离开肉身，静观和俯视尘世的一切。在史铁生身上，我也看到了这种能力。他在作品中经常把史铁生其人当做一个旁人来观察和谈论，这不是偶然的。站在史铁生之外来看史铁生，这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本能。这另一个史铁生时而居高临下俯瞰自己的尘世命运，时而冷眼旁观自己的执迷和嘲笑自己的妄念，当然，时常也关切地走近那个困顿中的自己，对他劝说和开导。有时候我不禁觉得，如同罗马已经不在罗马一样，史铁生也已经不在那个困在轮椅上的史铁生的躯体里了。也许正因为如此，肉身所遭遇的接二连三的灾难就伤害不了已经不在肉身中的这个史铁生了。看到并且接受人所必有的限制，这是智慧的起点，但智慧并不止于此。如果只是忍受，没有拯救，或者只是超脱，没有超越，智慧就会沦为冷漠的犬儒主义。可是，一旦寻求拯救和超越，智慧又不会仅止于智慧，它必不可免地要走向信仰了。其实，当一个人认识到人的限制、缺陷、不完美是绝对的，困境是永恒的，他已经是在用某种绝对的完美之境做参照系了。如果只是把自己和别人作比较，看到的就只能是限制的某种具体形态，譬如说肉体的残疾。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以自己的残缺比别人的肢体齐全，以自己的坎坷比别人的一帆风顺，所产生的只会是怨恨。反过来也一样，以别人的不能比自己的能够，以别人的不幸比自己的幸运，只会陷入浅薄的沾沾自喜。惟有在把人与神作比较时，才能看到人的限制之普遍，因而不论这种限制在自己或别人身上以何种形态出现，都不馁不骄，心平气和。对人的限制的这样一种宽容，换一个角度来看，便是面对神的谦卑。所以，真正的智慧中必蕴涵着信仰的倾向。这也是哲学之所以必须是形而上学的道理之所在，一种哲学如果不是或明或暗地包含着绝对价值的预设，它作为哲学的资格就颇值得怀疑。进一步说，真正的信仰也必是从智慧中孕育出来的。如果不是太看清了人的限制，佛陀就不会寻求解脱，基督就无须传播福音。任何一种信仰倘若不是以人的根本困境为出发点，它作为信仰的资格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去庙里烧香磕头，祈求佛为他消弭某一个具体的灾难，赐予某一项具体的福乐，我们就有理由说他没有信仰，只有迷信。或者，用史铁生的话说，他是在向佛行贿。又譬如说，如果有一种教义宣称能够在人世间消灭一切困境，实现完美，我们也就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它不是真信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乌托邦。还是史铁生说得好：人的限制是“神的给定”，人休想篡改这个给定，必须接受它。“就连耶稣，就连佛祖，也不能篡改它。不能篡改它，而是在它之中来行那宏博的爱愿。”一切乌托邦的错误就在于企图篡改神的给定，其结果不是使人摆脱了限制而成为神，而一定是以神的名义施强制于人，把人的权利也剥夺了。《病隙碎笔》中有许多对于信仰的思考，皆发人深省。一句点睛的话是：“所谓天堂即是人的仰望。”人的精神性自我有两种姿态。当它登高俯视尘世时，它看到限制的必然，产生达观的认识和超脱的心情，这是智慧。当它站在尘世仰望天空时，它因永恒的缺陷而向往完满，因肉身的限制而寻求超越，这便是信仰了。完满不可一日而达到，超越永无止境，彼岸永远存在，如此信仰才得以延续。所以，史铁生说：“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是在路上。”这条路没有一个终于能够到达的目的地，但并非没有目标，走在路上本身即是目标存在的证明，而且是惟一可能和惟一有效的证明。物质理想（譬如产品的极大丰富）和社会理想（譬如消灭阶级）的实现要用外在的可见的事实来证明，精神理想的实现方式只能是内在的心灵境界。所以，凡是坚持走在路上的人，行走的坚定就已经是信仰的成立。最后，我要承认，我一边写着上面这些想法，一边却感到不安：我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无情的事实是，不管史铁生的那个精神性自我多么坚不可摧，他仍有一个血肉之躯，而这个血肉之躯正在被疾病毁坏。在生理的意义上，精神是会被肉体拖垮的，我怎么能假装不懂这个常识？上帝啊，我祈求你给肉身的史铁生多一点健康，这个祈求好像近似史铁生和我都反对的行贿，但你知道不是的，因为你一定知道他的“写作之夜”对于你也是多么宝贵。8、人生况味往事付流水。然而，人生中有些往事是岁月带不走的，仿佛愈经冲洗就愈加鲜明，始终活在记忆中。我们生前守护着它们，死后便把它们带入了永恒。每到岁末年初，心中就会升起一种惆怅。中国人过年总是图个热闹，那热闹反而使我倍感寂寞，因为对我而言，过年无非意味着又一段生命的日子永远流失了，而在觥筹交错人声鼎沸之中，这件最重要的事情遭到了一致的忽略。我甚至觉得我的旧岁如同一个逝者，我必须远避尘嚣，独自来追念它，否则便是对逝者的亵渎。一切都会成为往事，记忆是每个人惟一能够留住的财富，这财富仅仅属于他，任何人无法剥夺他，他也无法转让给任何人。一个人的记忆对于另一个人永远是一种异己的东西。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记忆是可靠的财富。相反，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变形和流失，在最好的情况下，则会如同有生命之物一样生长成一种新的东西。我们看得见时针的旋转，日历的翻页，但看不见自己生命年轮的增长。我们无法根据记忆或身体感觉来确定自己的年龄。年龄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是我们依据最初的道听途说进行的计算。钟嗣成《凌波仙》：“当时事，仔细思，细思量不是当时。”的确如此。在我们的记忆中找不到真正的“当时”，我们无法用记忆来留住逝去的人和事。李商隐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事实是，不但当时，而且后来的追忆也是惘然的。人在孤身逆旅中最易感怀人生，因为说到底，人生在世也无非是孤身逆旅罢了。聚散乃人生寻常事，却也足堪叹息。最可叹的是散时视为寻常，不料再聚无日，一别竟成永诀。或者青春相别，再见时皆已白头，彼此如同一面镜子，瞬间照出了岁月的无情流逝。月亏了能再盈，花谢了能再开。可是，人别了，能否再见却属未知。这是一。开谢盈亏，花月依旧，几度离合，人却老了。这是二。人生之所以最苦别离，就因为别离最使人感受到人生无常。离别的场合，总有一个第三者在场--莫测的命运，从此就有了无穷的牵挂。“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原因在于，人们尽管慕林下高洁之名，却难耐林下寂寞之实。即使淡于功名的人，也未必受得了长期与世隔绝。所以，在世上忙碌着的不都是热衷功名之徒。“喜山林眼界高，嫌市井人烟闹。”我也如此。不过，我相信世上多的是一辈子住城市而从不嫌吵闹的老百姓，却找不到一个一辈子住山林而从不觉寂寞的知识分子。无聊：缺乏目的和意义。无聊的天性：没有能力为自己设立一个目的，创造一种意义。伟大天性的无聊时刻：对自己所创造的意义的突然看破。如果消遣也不能解除你的无聊，你就有点儿深刻了。从零开始与未完成人生似乎有两个大忌。一是突遭变故，不得不从零开始，重建生活或事业。二是壮 年身死，撇下未完成的生活或事业，含恨撒手人寰。可是，仔细想想，变故有大小，谁能完全躲避得了？寿命有长短，几人可称寿终正寝？所以，从零开始与未完成是人生的常态。所以，人应该具备两个觉悟：一是勇于从零开始，二是坦然于未完成。从头开始是人生经常可能遇到的境况。大至地震，战争，国破家亡，死里逃生，事业一败涂地。小至丧偶，失恋，经济破产，钱财被窃，身上一文不名。凡此种种，皆会使你不同程度地产生一种废墟感。当此之时，最健康的心态便是忘掉你曾经拥有的一切，忘掉你所遭受的损失，就当你是赤条条刚来到这个世界，你对自己说：“那么好吧，让我从头开始吧!”你不是坐在废墟上哭泣，而是拍拍屁股，朝前走去，来到一块空地，动手重建。你甚至不是重建那失去了的东西，因为那样你还是惦记着你的损失，你仍然把你的心留在了废墟上。不，你是带着你的心一起朝前走，你虽破产却仍是一个创业者，你虽失恋却仍是一个初恋者，真正把你此刻孑然一身所站立的地方当作了你的人生的起点。也许这近于某种禅境。我必须承认的是，我自己达不到这种境界。一个人要达到这种无牵无挂的境界，上者必须大觉大悟，下者必须没心没肺，而我则上下两头皆够不着。刚刚发生了一场灾祸，例如你最亲的亲人死了，火灾或盗贼使你失去了几乎全部财产，等等，那时候你会有一种奇异的一身轻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天地间赤条条一身的原初状态。有时候，专长=习惯=惰性。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人对任何做惯了的事情都可能入迷，哪怕这事情本身既乏味又没有意义。因此，应该经常有意识地跳出来，审视一下自己所做的事情，想一想它们是否真有某种意义。分到一套房间，立即兴致勃勃地投入装修。缺一卷墙纸，托人买了来，可是兴奋已逝，于是墙上永远袒露着未裱糊的一角。世上事大抵如此，永远未完成，而在未完成中，生活便正常地进行着。所谓不了了之，不了就是了之，未完成是生活的常态。一个作家在创作旺盛时期就死了。人们叹息：他本来还可以做许多事的……可是，想做的事情未做完就死，这几乎是必然的。不要企求把事情做完，总是有爱做的事情要做，总是在做着爱做的事情，就应该满意了。9、尘世遭遇的意义泰戈尔有一段言简意赅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康德哲学的诗意表达——“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绊倒在物体上，我们抓牢这些物体，相信它们便是我们所拥有的惟一的东西。光明来临时，我们放松了我们所占有的东西，发觉它们不过是与我们相关的万物之中的一部分而已。”这里的黑暗，是指尘世，现象界，封闭在现象界里的经验自我；光明，是指上帝，本体界，与本体界相沟通的精神自我。在现象界中，我们是盲目的，受偶然的和有限的遭遇所支配，并且把这些遭遇看成了一切。如果站到上帝的位置上，一览无遗地看见了世界整体，我们就能看清一切人间遭遇的偶然性和有限性，产生一种超脱的心情。非常正确。不过，我有两点保留或补充。第一，我们不妨站到上帝的位置上看自己的尘世遭遇，但是，我们永远是凡人而不是上帝。所以，每一个人的尘世遭遇对于他自己仍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时，那把我们绊倒的物体同时也把我们支撑，我们不得不抓牢它们，为了不让自己在完全的空无中行走。第二，在我们的尘世遭遇中，有一些是具有精神意义的，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才对天国的事物有所领悟。当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时，如果我们从来不曾触到另一双也在摸索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爱的光明就永远不会降临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珍藏着某些不起眼的小物件，用它们纪念人生中难忘的经历，虽然它们在整个宇宙体系中更加不值一提，可是我相信，即使上帝看见了它们也会赞许地一笑。10、困惑与觉悟人生意义问题是一切人生思考的总题目和潜台词，因为它的无所不包和无处不在，我们就始终在回答它又始终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假如有许多次人生，活着会更容易吗？假如有许多个我，爱会更轻松吗？其实，许多次人生仍然只是一次有限的人生，就像许多张钞票仍然只是一笔会花光的钱一样。“万物归一，一归何处？”发问者看到的是一幅多么绝望的景象：那初始者、至高者、造物主、上帝也是一个流浪者！不要跟我玩概念游戏，说什么万物是存在者，而一是存在本身。在具体的人生中，每一个人对于意义问题的真实答案很可能不是来自他的理论思考，而是来自他的生活实践，具有事实的单纯性。为什么活着？由于生命本身并无目的，这个问题必然会悄悄转化为另一个问题：怎样活着？我们为生命设置的目的，包括上帝、艺术、事业、爱情等等，实际上都只是我们用以度过无目的的生命的手段而已，而生命本身则成了目的。应该怎么生活？这是一个会令一切智者狼狈的问题。也许，一个人能够明白不应该怎么生活，他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智者了。时间于人生的重要性似乎是一目了然的：时间的流逝改变着人生的场景，时间的悠长衬托了人生的短暂。但是，时间又是一个千古之谜，一个绝对的悖论。我们既无法理解它以瞬息的形式存在，因为瞬息就意味着向不存在转化。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以永恒的形式存在，因为永恒就意味着超越了时间。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时间究竟是否存在，它到底是什么。在我眼中，死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而在这件事情里，尸体以及围绕尸体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丧葬的方式等等，则是最不重要的。有人问苏格拉底希望死后埋在何处，他答道：“假如你能捉到我，你就埋我。”死就是不存在，人们的确无法捉住和埋葬那个不复存在的苏格拉底，而人们所要埋葬的那具尸体是和苏格拉底完全无关的。死亡不是同归大海，而是各回各的源头。“朝闻道夕死可也。”这里的“道”很可能正包括了生死的根本道理，而了悟了这个道理，也就不畏死了。人的一生，有多少偶然和无奈。我们都将死去，而死在彼此的怀抱里，抑或死在另一个地方，这很重要吗？凡活着的人，谁也摆脱不了人生这个大梦。即使看破人生，皈依佛门，那灭绝苦乐的涅境界仍是一个梦。不过，能够明白这一点，不以觉者自居，也就算得上是觉者了。他们到了四十岁，于是学着孔夫子的口吻谈论起“不惑”之年来。可是，他们连惑也不曾有过，又如何能不惑呢？在无穷岁月中，王朝更替只是过眼烟云，千秋功业只是断碑残铭。此种认识，既可开阔胸怀，造就豪杰，也可消沉意志，培育弱者。看破红尘的后果是因人而异的。厌世弃俗者和嫉世愤俗者都悲观，但原因不同。前者对整个人生失望，通过否定世界来否定人生，是哲学性的。后者仅对世道人心失望，通过否定世界来肯定自己，是社会性的。强者的无情是统治欲，弱者的无情是复仇欲，两者还都没有脱离人欲的范畴。还有第三种无情：淡泊超脱，无欲无争。这是出世者的大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