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能赚钱吗:一个平民的往事（1）

一个平民的往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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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份

沟底

涝池

核桃树

王氏

南湾

往事，并不如烟

2008年6月

往事如烟，已往的事就是过眼的烟云，这是一条人们公认的定律。实际并不尽然，对每一个人特别是我这样极平凡又有点特殊的一般人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事都会转眼烟消云散。尽管岁月难返, 已往不再,但那铭心刻骨的往事，一幕幕、一桩桩、一件件，在眼前、在脑海无穷尽地回映，永远挥之不去,时刻让人情怀激荡，心血沸腾，思潮汹涌，热泪奔流。与其说如烟，倒不如说如刀如钩、如火如醇，让人如痴如醉如狂，不能自已。

这也许是自己俗人俗见而已。而多少年来我的思绪犹如波涛汹涌的激浪，拍击着自己的情感，促使我把过去的事情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文笔记述出来，聊作对已往的祭缅。或许对我的后辈人能有所启悟。

*      *      *     *     *     *

小时候，我非常懦弱，常受一些比较强悍的同龄孩子或稍大的孩子的欺零。与一些合得来的同龄人一块玩，人家不高兴时，也总会恶恨恨地骂我是“石头瓦瓷砌（凑合的意思）的一家子”。当时我很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跑回家去问母亲，“石头瓦瓷砌的一家子”是啥话？为此，平常安分守己从不与人争高论低的母亲，好几次就象发疯地去和这些孩子的父母论理，而哪些孩子的母亲一般都会连声赔情道歉说些安慰的话。

但更多的情形是，母亲低沉下头双眼饱含泪珠，双手把我拥抱在怀里，抚摸着我的额头默默无言；父亲叭嗒、叭嗒抽着旱烟锅子，饱经风霜的脸上一片木然；姐姐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吃了这些人的肉喝了这些人的血。

朦胧中，我隐隐感到这是别人揭了短。就再也不问了。

后来渐渐长大了才知道，这确实是一些不良之辈骂人揭短最狠毒的话。同龄人之所以会这样骂人，或许是听到了大人们在家议论，也可能是一些不良大人的授意。因为大人们之间多少有点合不来加上文化素质不高，一些人便授意小孩子骂人揭短以发泄心中之愤。但也确实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真实情况的比较贴切的形容。

故乡情深

我的家乡在与宜君黄陵各相距15公里的典型的黄土高坡地势的小塬畔边上。1976年前,西包(今天叫210)公路离偏桥上塬朝北3公里远的东边，有一棵两根主干互相交错、冠径约近三十多米的伞形核桃树，在这棵大核桃树旁边，朝东再向南再向东S形路线走去,到离大核桃树直线距离约500米的沟畔上有棵被很多矮冠树群簇拥的高约40多米的大杨树下；或从偏桥向北上坡塬上的古代作熄火台的土墩下，向正东走过一棵有十几米高的杜梨树边，又路过一块约不到一亩地面积有很多石碑的长着茂盛的麻黄的坟园的南边，再路过一排南北走向的长着许多楸的塄畔一南端有五十米远，到北边长了一棵老杏树南边是一块坟地的中间下慢坡，也可以到达这棵大杨树跟前。大杨树东南塬畔下的村庄就是养育我的家乡，就是50多年来时刻魂牵梦绕,不能忘怀，给了我欢乐也给了我许多痛苦的地方——宜君县偏桥乡(现改作彭镇)王沟湾村。

在幼小的记忆里，村子所处的塬上面有很多坟地，坟边竖着石碑的陵墓，好几座陵墓边还长着多楸树、柏树、柳树、老槐树，杜梨树、杏树，马红、狼牙剌、酸枣剌、禾子稍丛里，还有好些石碑石桌七零八落地倒卧一地，坟头上的茂密的麻黄有成丈高,四季乌绿,大风吹来会发出凄厉的哨音,野鸡、野兔、狐狸、黄鼠狼、不时乱窜乱飞，在这些草丛中，人们不时可拣到漂亮的野鸡蛋，甚至偶尔可以抓到或套住野兔。有很多关于迷虎、蓖梳板等神鬼的离奇传说，但也确实当时独自一人在正中午或天黑路过时还确实真有点森煞。反正我在十来岁前很少一人从这些坟边路过，有时和大人一快经过时也要提心吊胆地攥紧大人的手，生怕真的从坟头中跑出来鬼或迷虎。通往村子与邻村的道路呈不规则的井字型，两旁簇拥着艾蒿、冰草、铁杆蒿、柴胡、枣剌，高杆植物下马莲、斜蒿、车前、荠荠采密密麻麻。村子周围田间地块的塄畔上也长满了楸树、杜梨树、核桃树、桃树、梨树、杏树、酸枣树、楸树、洋槐树┄┄，可惜这些原始的生态境象早已不复存在了，如今过替而代之的是高压低压电杆，不规则的农田、果园，一排排新修不久的砖窑，往来嘶鸣不断的汽车摩托。就我这般年龄的人对此前的情景也是有个大概的轮廓。

村子座落在面向东南的沟坡邻近塬头处。村子里住人的上边一层土窑最背上都是碾打庄稼的场地，我们这儿人叫“场（chang阳平调，农村人碾打庄稼的场地）”。场的周边长着很多树，树荫是人们劳动中憩息的好去处，小时候，夏秋两季，大人忙碌，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在树下玩耍，大人休息，我们就偎依在跟前听那些陈年的故事、传说，或者同辈人之间不着边际的荤素玩笑。村子以涝池为界分南村、北村，都姓王但各为一个生产队，与南庄、陈家洼、武家塬统称王沟湾大队。涝池畔是我们这些孩子上学的必经之地，夏天我们年龄小的孩子在水浅时就在池中嬉水，水深时就在池畔上看大孩子在池中嬉水，我是最胆小的，加上大人管得严，因而我是看的多玩的少。冬天涝池又是大家滑冰的好地方，有时尽管北风呼啸，大伙冻得清濞长长挂在嘴巴上，还是玩得不亦乐乎。

北村的人都住在一条塄畔上（我们这儿人称之为“堿”），分称为前堿、后堿、南洼，是王氏宗族的一支脉。堿的下面就是南北村的祠堂，又兼作全村的学校，就从小就在这里上学，直到四年级毕业。

我家属于南村，全队有王氏的两个支脉。户落分布在三条台阶（确切地说应该是四个台阶，因为最下边一台只有一户人，所以人们把它归到第三台，统称沟底）和南湾。从上往下数，第一台叫上堿，第二台叫下堿，第三台叫沟底。每个台阶都有一棵或两三棵老槐树，其中两棵有一二百年以上的年龄，三个人环抱还不能搂严，下堿的井畔的一棵半边身子都空荡荡了，大人们常把农器家具藏在里头，以防雨淋日晒，但零落的几根枝条，每到春临便依旧生机盎然。这三条台阶从沟的对面看成三个不规则的半环形，路把三个台串得象不规则的梯形。我们南村全队共有约三十多户王姓人家。我家早先住在下堿，西边邻居户孝文、孝忠叔他亲弟兄俩单独为王氏的一个支脉，人丁少。我称他们兄弟为大叔（孝文）、二叔（孝忠）。其余的人们均为一个支脉，人丁较多，而这个支又分了四小份。上堿分住三小份，下堿及沟底住一小份。按北边人的传统习俗，在我们这一大份里，比我高一辈的人均称他们为大（或伯），叫做二大、三大、四大 … …或大妈、二妈、三妈、四妈…..,把各小份父辈兄弟中的老大统称为伯。因为这些人太多,各小份的同辈男人的年龄大小都没有按祖上的规定排行，因此在一些场合为明确指向只好先叫名字后称呼。虽然不太礼貌，堂叔父又太多了，所以这也是无奈之举,大家也见怪不见怪了。

上堿的东边第一家门口是全村人粮食初加工用的碾子，大家都叫这个地方为碾道，碾道后边正北方向的院子是上堿的第一家，是两石窑，也是村里唯一的石窑。石窑西边是涝池巷，这是人们从塬上进入村子的唯一大路。涝池巷的西边三个院子的一排窑的地方叫里头院，是我们这一大份三小份中的一个小份的人住在这里，第一个院子中间的窑是生产队的喂牛的饲养室，窑背上靠西边的一半是碾庄稼用的场。我们村当代最大的官,陕西省军区原副司令王克中少将就属于他们这一小份,他家住在里头院最后也是最西边角的地方,叫后渠。后渠的最西边的塄上有一块大洼地，长了好多各种各样的树，洼地上边的南北分别是里头院和前院的窑背也都是场。从后渠端直往东向而出，也就是里头院与前院交接的地方，即上堿门上的中间，长一棵三个人才能全抱得住的老槐树，树冠不很大，有六七米高，年年清明节村上的年轻人都在这棵树上搭架子绑秋千，绳子是队上马车拉麦用的绳子，七十年代前每天收工、放学之后，全村的老老少少都在这棵树底下排队等着荡秋千，热闹极了。南边的一排窑住着的人是我们这一大份里的又一个小份，叫前院里，可能是全队最强胜的一个宗族，村上的历来的干部多数是这一小份里的人担任。最南边的场塄畔上长着一丛崖柏，从一个根上发出大约有七八株，每株约脸盆口粗细，虬蛇型向四面八方伸展。大概是年岁月蹉跎的缘故，我的印象中一年四季它的枝叶大致是一个样子，冬天枯黄，春夏也不太绿，一有风吹便狂吼个不停，发出呜、呜的嚎叫。跟村子里的人的精神状态差不多。树下是每年热天队上白天晚上开会记工分的固定地点。

从柏树根基边的南的平台、和由此而西上的另一个平台都是前院这份人的所的窑的窑背，这二个台都是场；柏树底下平直向南过沟底窑背朝东下坡可到沟底朝南就是南湾，这段路最早先路极窄，只能过一个人。后来生产队垫圈用土就从这里取，渐渐才把路挖开了。南湾原来是外荒无人烟的地方，后来老村子人多了，住不下，先是里头院的我们这辈的老大满荣哥（大名克让，里头院里人、王克中的亲近族兄），在这儿打了三孔窑搬过来，后来又搬过来六、七户。从柏树底朝北拐下坡就是下堿了。坡底长着一个比较年轻的槐树。下堿这排人座北面南住着，坡底下尽头有棵年轻的槐树所对的是第一家就王氏在南村居住的另一大支脉，这家人就是孝忠老兄弟二人，是南村成份最高，上中农，听说解放前顾佣过长工，门口安有大门修有比较阔气的门楼，大概是我们队历史上的富人了。他们家西边的窑是生产队又一个养牛的饲养室，靠东边的院子就是我们家。在我的记忆里，我家先和我二大（我父亲的亲二哥）家住在一个院子。二大家住东边我家住西边。我们这个院子里只有两孔窑，二大家在东我家在西，二大家的窑比我家的窑缩后了有好四五尺，院里中间有个小花园，花园西边有棵花椒树，窑背上长了不少的酸枣树，每到秋季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大酸枣，又酸又甘甜，母亲一有空就用长镰给我折酸枣解馋，哪酸枣真是又脆又甜呐，吃得你的牙齿又酸又软还是想吃；冬季没事天暖时，我就和闯哥在窑背上用长杆子打酸枣。院子的东邻是院伙里（地方言，院子里边的意思），住的是我们同一小份的人，是我的同堂叔父我叫五大（保子，是他是名子，小份里排行老五）及叔伯弟兄，他们是一家分出来的。门上是我们南村人吃水的井，井上的设备除辘轳是木的以外都是石头的，有盛水的石槽，人抻索坐的石凳，压井口石圈口，支撑辘轳用的石柱子等等。所以把院伙里人们有时又叫井上。外畔就前说的那棵老槐树，枯老得只剩了靠东北那边的枝冠，树身基本上成了空洞被人填了一些土，几根枯枝孤零零地撑向南、东、北三个方向，西边已没有枝节了。东边的一枝很粗，人们也常在上边绑秋千，但来回都在沟沿边很危险，父母亲从不让我在这里荡秋千。从井边朝东向北拐上坡的一条小巷子叫墙背后，它是从塬上经涝池北畔塄上到村子的一条很狭窄的小路。我长大一点后，和姐姐到北村上学或往自留地抬粪就常走这儿。

从井与老槐树中间的朝东的塄畔下坡，一丈三、四尺远是老槐树根，有盆口粗八九尺长马蹄形扣在坡上，捉迷藏的时候我的伙伴们就藏在老槐树根下。从这儿再往东边下坡走约四五丈，又向西拐坡度缓一些路更窄了险了约有一尺不到二尺的样子，塄畔靠东南，下边就是最底下那户人（最早我五大在这儿住，后来我大堂兄福成在这儿住）的院子的窑背塄畔，是悬崖壁，两个人根本避不开。我们家搬到沟底后每天我要到上边去玩，家人都要目光盯着我过这段路，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

沟底东边第一家，也就水井和老槐树塄下的地方是我们称九大的人家，九大是个哑巴，身体不太好，很早就去世了，有两孔窑座北面南，一孔废弃的烂窑在下堿最东头井边的老槐树下座东面西，他家东边的那孔窑的壁帮紧邻水井的洞子，只有不到一尺厚。他是我叔祖父三爷的大儿子，再向北是一孔烂窑，后来因为地方紧张，又住上了人。再往后向西进一个院子洞门，是生产队的饲养室，专门喂驮货（驴、骡子高脚牲口的泛指）。转向南拐紧邻是九爷的三儿子我称正来大。正来大向北挨着的是三爷家，六爷家，九爷家。六爷只有一个独生子，红运大，独自住在一个小院子，他家向南挨的是九爷家的院子。九爷有四个儿子，除了老三外，其他儿子都先住在这一个院子里，到在七十年初期后才都搬到南湾新打的地方（土窑）里去住了。九爷的南边就是白土窑，一也塌得很危险的烂窑，也就是我父亲兄弟分家时，父亲分到的唯一家产了。靠烂窑南边就是后来我家居住的那孔窑了，比沟底的其他家的窑地势要高一点是全村最背阴最寒冷的地方。

从我家南边上坡可经过我家的窑背，向南就到了南湾，或向北走一段极窄的路过柏树底下就通向上堿里。或者从南边下坡就深沟了。

最初在我家的南边有棵象脸盆粗的杨槐树，因窑顶塌了，父亲就把它伐倒作了顶窑的柱子，又在不远处栽了一棵核桃树。这棵核桃树长得很快，五六年就长到碗口粗，一到春季就果实累累，我常在树上玩耍，一到夏季吃核桃吃得核桃的青皮染得两手发黑，嘴唇也成了黑的。偶儿出门为了顾及面子，手上嘴上的黑难看得要命，就一边用水浸泡一边用石头去擦，把两手能磨出血来，但嘴上的却没办法，因为嘴皮太薄太嫩，一擦就烂了，搞不好要发肿，就只好任之黑着，硬着头皮跟大人出门。

沟底的门上地势比较低，一有雨天就积满了水，所居住的大人们也不去填平，我们常赤脚在里面玩耍。沟畔边长了很多槐树，九大家门口那两棵长得爬得很低。九大的二儿子长发哥比我大四、五岁的样子，是个娃娃头儿，经常引我们这帮小孩子玩。一到清明节他就在他门口的树上绑秋千，引上我们这帮小娃就在这打秋千玩，乐此不疲。（可惜这个热闹人不到中年就在南塔煤矿病逝了）。热天高兴时，我还一边端上饭碗吃还一边上到树上去玩，大人也只觉得可笑却不予以制止。

沟底下边这孔窑先是我五（我父亲最小的弟弟）大居住，后来我大伯病重要回来养老，他就搬到我们早先住的窑里，和我大伯一块生活，也是为了照顾我大伯。我们只得搬家到了对面沟底背阴窑里去。大伯去世后，五大他就在那儿长期住下来。五大原来的窑，我哥与二大分家后，我哥就搬了进去，在这里我哥又有了后边的三个女孩子，一直到八零年前后，全村人都上了塬，他和二大一起搬到了塬上箍的新窑，也就是现在居住的地方。

我的亲属

听老人们讲，王氏是外来的穷汉家（先听说是原籍是陕北富县一个叫王家角的地方，后来又有人说原籍是山外的蒲城县某地）。到底王家是那里人，无人考证，所以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从每年宗氏朝到拜的先祖画卷上看，王家人在此地居住不过三百年，村子塬上的哪些有石碑的陵墓没有一座是王姓的，土改时评定南北二边村子只有两户富农，而我们南村只有隔墙西边邻家二叔家一户上中农。听老人讲当初这里是刘姓的地盘，他们住离我们村子不远的地方，叫做刘家嘴（现在离王沟湾东边三里左右的村子的遗迹还在，这些人和沟南的西村的刘姓人是本家）。刘家是财东家，当王氏初来时，两边村窑背上的地土都是刘家的，王家人在窑背底下吃饭，刘家人在窑背上边耕地，犁一提土块就溅到了碗里，王家人都不敢言吭声。后来农田基本建设挖出来的墓誌基本上都是刘姓的，其讲究程度也就佐证了这一点。

我的祖上则是穷汉中的穷汉。爷爷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四，人绰他为“四挣”，意思是性格刚烈，不与一般人苟同，说话做事十分刚直。孩子多拖累大地又少，本来家产很少加上他本人也不太会计划,家中的积蓄更无从谈起。日子过得紧巴巴，到了吃得少盐无辣子的地步，成了全村穷人中最穷的人家。加上父亲弟兄五人为多丁户，属于多丁人家，按国民党时期政府的规定，父亲弟兄们是必须向政府军队出壮丁服兵役。当的社会观念是“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因此为逃避出壮丁，父亲的弟兄们在成家，就各奔东西分头出到村外去谋生。

我父亲弟兄五个姐弟七个。我父亲排行老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大伯到五达我都见过，除了大伯外其他人的印象都很深。

大姑家原籍东湖，姑父姓樊，听说在杜村川的北山寺住过，老两口都很早就死了，我从没见过，他们没有儿子，两个女儿，有一个表姐嫁到了山岔的常川，也死得早，没有留下亲生儿女；另一个小一点的表姐名叫腊儿，嫁到了黄陵的候庄乡的故城，和我们来往不多，表姐夫在七十年代中期摘桑叶来过我家一二次，在偏桥集会上我也见过一半次，表姐我有记忆力以来始终没有见过。听人说她家的日子还过得可以，人丁也很兴旺，有个姑娘嫁到了我们邻村的武家塬的康家。

二姑在宜君城关的曹塬，大高个人特别清瘦，为人有一股豪爽利索的气质，性格很开朗，好吸旱烟。五儿二女，第四个儿子过继给大伯，家里也不富裕，二表哥及五表哥都没有娶上媳妇。大表姐嫁到了我们村对面的西村，养育了很大的一家子人，六十年代与我们还有来往，但后来就几乎跟断了关系一样，她的儿子与我过去也曾在一个学校上过学，我却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但走向了社会知道了以后，也是见面相互不招呼。她有一个女儿名叫芳儿，很早以前和我姐姐还有过来往。二表姐好象是嫁到了苏家河村吧，早就年轻轻地死了，她丈夫在我第一次去曹塬的路上，他也带着一个小女儿去曹塬探亲，问路遇到他，算是我见过一次面她家人的面了，后来听说是他们一家都搬到了山外，与我们从根本上就没有过交往。二姑本人与我们来往相对比较多一点，但也不是显得很亲密的。不知是她家离我们村太远还是什么问题，我记得二姑一共到我们家来了不到三四次，我也是在快到二十岁了才第一次到她家去拜年，见了面我们还互不认得。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外甥好象与我们这几家都来往不多，正月来拜年更是稀少的事了，一般是三两年来上一半回。要来往就是他们和我二大家，因为尽管过去他们之间有过不愉快，但我哥是个有相当医术的人，他们有了病就要来找医生，所以就来往多些。对这些我并不在意，当然更谈不上生气，因为我二老都不在意，我当然就更不在意了。生气的是我父亲去世了，叫他们来人参加丧礼，他们害怕要出礼钱，弟兄四个竟没有来一个人，从此以后，我见了他们（老三表哥以外，因为我们在我上高中期间就一直多有一点来往了）也不太打招呼了。

大伯在偏桥，他结过两次婚，但一直也没有儿女，后来二姑母的第四儿子过继给他，名叫金拴，比我姐姐小，比闯儿和我都大，现还在偏桥居住。大伯在临死的时候才回来。他大概在我父亲弟兄里是日子过得比较好的，在临去世前给我当时才十五岁左右的金拴哥连结婚的衣物粮食等东西都准备好了，可惜他却过早地去世了，金拴哥独自一个人在偏桥生活，相当长的青少年时期里就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活，我父亲的弟兄们也照顾不上，也没有能力和条件照顾，他的亲兄弟姐姐也照顾得不多，所以生活的失败每每就降临到他的头上。曾经有段时间他任村组长又开了个砖厂，收入相当可以，但没有把握好，不几年就倒闭了，也不当组长了，生活又回到了原状。到如今五十六七了也不没有正经地娶亲成家。曾与一个女人同居，但在他运气不好时，人家就又出走了，这期间他抱养了人家一个女孩，孩子很聪明，听说上学成绩很好。日子很紧张也非常凄凉。

二大家，在我的记忆里有三个孩子，老大叫福成（大名彦禄），排行老大，我们姐弟都叫他哥，延安卫校毕业，是村子里的医生，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已结婚了，（有一个男孩子三个女孩子）。老二是个女孩子叫秀楼，她比我姐姐、我、金拴哥、都大，大家都叫她姐。老三是个男孩子，叫闯儿，比我大，比我姐姐、金拴哥小，头脑不好使。不过后来我听母亲讲，二大本来还有个比我哥和我姐（秀楼姐）小比闯大的男孩子，在未成年时就死了。二妈死的时候大概就是五十多岁吧。她病了很长时间，炕上拉炕上尿，最后身上烂完了，院子里到处都晾晒的是她的尿布，最难受的时候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真是悲惨呐，卧床不起好多年，受了很大的罪。二大也是个苦命的人，中年时二妈得了病又与我哥分了家，照顾二妈的担子就由他一人承担，他又要管闯哥又要上地劳动挣工分，一辈子很不容易。但二大在居家过日子方面很会计划，加上原本底子还可以，他又生活很节俭，很能吃苦，八十年代初为了几个钱而卖菜籽一出去就是好多天，跑遍了北边方圆成百里地，过得还算可以。后半生和闯相依为命，去世前给闯娶了个媳妇，可这个媳妇却不久就病死了，后来秀楼姐给闯哥抱养了人家一个闺女，就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哥一直在村子里看病行医，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二大去世几年后，他的儿子惠奇却在九十年代初被车撞死了，留有余地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我哥受了很大的刺激，也是个命苦人。他既要管孙子又要照看闯哥，又不会与人相处，常在矛盾中维谷，给人帮了不少忙，却很少有人念他的情。我有时明明他有问题，为了维护一家人正常的生活秩序就难免要忍不住要说他几句，但事后过后，知道他是个可怜人，而且有些事也不全是他的错。当了一辈子的赤脚医生（或叫保健员、乡村医生），给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看过病，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不少人的命也是他救的，但嘴上把人都得罪了，记得他的好处的人却没有几人。一想起我哥的悲惨境遇，叫人心里隐隐作痛。秀楼姐出嫁到黄陵，姐夫原籍是五里镇崖窑人，早年父母离异他一个人到外边去闯，与秀楼姐成婚后不久文化革命就开始了，他们就搬到黄陵南边山上叫南城的地方。他们有三女儿两个男孩，日子过得很累，为了换个地方能喘口气，他们在七十年代初搬回原籍住到了八十年代初又搬到了南城村。九十年代初期日有了相当好转，子女都大了好相继成亲。姐这人的性格和曹塬姑姑有相似，对人很好亲，很大方很直爽，我上高中时她的日子最困难，但只要我去她家，她宁肯自己不吃也要给我往书包里装上几块馍，这感人的情景我至今也忘记不了。说是叔伯姐但来往很多，和亲的没差别。

四大在五里镇那边的尖角村。四妈很年轻时就去世了，也没有给四大留下个孩子，四大就他一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在尖角村，父亲多次作工作要他搬回来，他去说我一人过惯了用不着回来了，直到死也没有搬回来。四大一人过得确实是苦。我上高中时去过两次，一孔烂窑薰得黑得发亮，屋里象收破烂的一样，生活非常节俭，吃饭穿衣都是将就着过，公家救济的东西他一般都舍不得穿用，浑身上下破破烂烂，象个叫花子。可怜在八五年冬季烧炕时，突然发病死了人都不知道，我和我哥去埋人时，尸体都僵硬了。到今想起四大的可怜劲，我心里不由得就有一般凉气往上冒。

五大是个残疾人，一条腿有点瘸，一辈子没有成家。但在同龄人里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也是个老党员，当了多年的会计出纳。他的为人处事很不得要领，和一般人合不来，也经常骂我父亲、我二大，但挨骂更多的是我哥（福成），有事不说三七二十一先臭骂一通，也骂过我，但我却不怕他，也可能是那时年轻的缘故吧，想来确实有点不应该，但他那人真是有时叫人受不了。和我父亲有时能一二年不搭言，对我来说他是个大人而且还是个老人，事后我也不计较，他却不行，只要他气恼了，逢年过节给他送点东西，他不但不要，还要把你骂上一顿，没办法有时只好我把东西一送进门赶紧扭头就走。但我们家有个稀罕吃喝父母亲照样叫我们姐弟给他送去，人家很多时候见东西不仅不说好还要说难听的，他的针线活我母亲和我姐姐基本上包了。只是后来姐姐出嫁，母亲年事已高无能为力才不经常做了。说来他也是个惜惶人，名义上是单过，实际上一切都二大家搅在一起。下了一辈子死苦，农活做得很好，就是个性古怪，爱骂他的长兄及我哥，动不对就对亲属发脾气，和村子里的人也很少能合得来，受了不少的欺负，还落了个人人不爱。在八十三岁的时候去世了，在他弟兄里算是高龄了。

我父亲年轻时与母亲在离村二十多里地的黄陵南边去五里镇的路下坡时的沟南边的南峁临时居住。我家在成立人民公社前两三年才搬回来与二大家共住在一个院子里。在我的记忆里，我家、二大家的土窑不知已住了多少年，屋子里都顶了两道盆口粗的木头，尤其是我家窑顶离地的近七、八米，窑顶早年坍塌的茬口上用泥土马马虎虎地糊着，黑得根本看不清上边的详细情景。因为窑顶离地面太高，想弄得认真些也太困难了，只好任之长期如此罢了。屋内的地面比屋外院子的地低了将近三、四尺，人们叫这样的屋子为“下梯子”窑，一有大暴雨或连阴雨雨水就会倒流到屋内来。炕塄很高也差不多有三尺多，我住在这里时很小，站在地上才能摸到炕塄的沿上。院子里有棵花椒树。二大他们家的窑比我家向院内里头缩了大概的好几尺到一丈的样子，所以院子就比我家这边大了许多，门口还种了个小花园。我的印象里爷爷早已去世，只对奶奶去世过三周年大人们穿白衣服过事的点模糊影子。但知道她和二大家一起生活，住在二大家门口靠东边的那一排三间厦房靠二大家门口的最上边叫上厦子的那间里。院子外，我们这儿人叫门上，最宽处有一丈三四尺，最窄处只能过个架子车，外畔就是沟底那排人家的窑背畔，长满了很多酸枣树和枸蕖蕖（中药地骨皮的成型植物）。

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炕上，只有两床非常破旧很薄很干净的棉被，从没有褥子。我父亲的待遇比我们“高”，睡觉时铺一块不到二尺长一尺多宽、大约两铜钱厚、到处是小孩拳头大窟窿的破毡，也分不清是白色还是黄色。尽管如此，他的两胯还是长了一辈子褥疮，动不动就血流不止。最厉害的时候有三、两次，褥疮破裂了，血象筷子粗一股向外冒，流了足有半脸盆，染红了半个炕，第二天父亲的脸黄得象打了蜡一样。到了冬天只能靠可劲烧炕取暖，真乃一边热三边凉。一领席子，四周包着破布，记忆中72年才添置了一块新毡，到了74年为我上学又专门用队上分配的绵羊毛给我加工了一块毡。只有我和姐姐有枕头，母亲和父亲各枕一块不知多少年使用的又黑又油腻砖头。做饭用的圆口锅也不知是爷爷还是更早时候的置办的，裂了几道口子，糊锅是母亲常年做饭前的必须的第一道工序。烧火的风箱尽管糊了不少破布条牛皮纸，用起来还是很费劲，呼噜、呼噜很力气出尽的老牛。水瓮倒是有两口，但小的只能盛一担水，大的可盛三担水。小瓮是父亲兄弟分家时所得，也算是传家的古董了。大瓮，听老父讲是他亲手置的，不幸的是被二大家借去碨豆腐打了好几道口子，过一段时日就得想法糊一下。一只铜脸盆也钉满了大大小小的疤子。饭勺缺了少半边，锅铲也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大小。案板用的是大伯家的旧得不用了的，一角被菜刀磨损得放下半块颗西瓜，马上就要透了。洗脸用的手巾全都是母亲织的老土布截成的方块。家里只有三个凳子，最高的一个是老舅（母亲的舅舅）为给姐姐上学专门做的，很笨却很结实，现在还好好的。最小的一个也是老舅做的，那是专门给我做的坐具兼玩具，它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也曾陪伴过我的儿子们，至今尚完好无损。另一个不高不低的凳子，可能也是个老古董，三条腿，母亲做饭烧火用。

在我的记忆里，这段生活的清贫程度已是相当模糊了，但所度过的快乐儿童生活却记忆犹新。父母亲每天都要在生产队劳动，姐姐天天陪着我玩耍，玩石子、跳绳、捉迷藏、翻绞绞（用头绳或其他带子变花样），一出门姐姐就用她的小手紧紧地攥住我的小手，渴了饿了都要姐姐来伺候，姐弟俩寸步不离。每到酸枣红了姐姐就到窑背上用长棍子给我打枣，我在院子里拾，枣粒打在小脑袋上也顾不上叫痛，只管往嘴巴里塞那又红又甜又脆的枣儿。姐姐有时也到门上的窑背畔用长镰给我钩整树枝的枣儿，那真是象线串的一样。捉迷藏多在晚上，我小不会玩，就拽住姐姐的衣襟跟在后边瞎起哄。玩石子的游戏叫做“拿样儿”，就是一只手把石子抛到空中，又用同一只手或另一只手、或者是两只手去接，姐姐的反映敏捷手也麻利，是高手。我却始终没有学会，一来有点笨二来是怕石子打疼了手。同样的原因跳绳至今我也不会。

这段时间，我的小伙最主要的有闯儿、玲儿（大名亚玲，后来搬到了偏桥）、得永、淑爱，闯儿是和我住在一个院子，得永、淑爱是姐弟俩，和玲是亲叔伯姊妹都住在院伙里，我们是下堿，所以常在一起玩，也曾闹过矛盾，但这是不记仇的，刚打闹过就又跑到一块去耍了，大人们更是不在意，但所有的大人都偏袒我，他们和我父亲都是堂兄弟，那时人与人之间还是非常重感情的，所以就不让自己的孩子过分欺负我。

雷雨天是最可怕的，每到下雷雨，母亲和父亲就不敢入睡，不光院子的水积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涌进家门来，窑面墙上的土块不时往下掉，而最耽心的是怕窑塌了。

就这样的窑洞我们还住不成了。因这窑是分给大伯家的，他害了不治之症，要叶老归根回家养老，我家只能搬到沟底下背阴处的破土窑。这是唯一的选择。

我们家祖上本身比较贫困，在分家时我的父母对财产的处置随爷爷的意愿，连落脚之处也没有得到，只分了一孔塌得窑顶到地面有五六丈高，窑顶悬满了即将掉下来的土块，村里人叫它“白土窑”，平时村里人连牲口都不让进的烂塌窑和一片只能勉强打一孔窑的底子（庄基地）。就这样一块庄基地，父母亲外出居住期间还让二大他们家给他们自己打了窑。我家从南峁回到王沟湾时只好临时住在大伯家的窑里。现在大伯得了重病就要老了，要从偏桥搬回来养老，我们当然必须把他地方腾出来。正好二大家在我家底子上打的这孔破土窑闲着，加上村子里其他人家根本没有空闲的地方。可人家二大二妈就是不让住。因为他们知道一则这底子本身就是我们的，二则以我家当时的能力，要在短时间内是根本不可能打得起新窑的，更何况队上当时也没有比较理想的庄基。尽管这窑从根本上说是有我家的份，但为此父母亲与二大二妈交涉了好多次，说了不少的好话，可人家就是不听，直到最后吵翻了脸。生产队干部出面干预，加上毕竟是亲兄弟，二大家总不能让我们一家住在旷野地里嘛，我们才勉强搬了进去。但这仇一下记了多年，二大二妈一直说我父母占了他们的便宜，很多年后二大还当我的面提及此事说我父亲懒惰没有积攒下积蓄不会过日子不会理事，沾了他的便宜，对往事不能释怀。我的父母也很生气，怪二大家不该趁我们家外地居住期间多占，且在困难时不近人情。现在想来也是能理解的，人都穷，蝇头小利都计较，好歹是一孔窑，这是当时农民很要的家当呢，且二大家的地方也不很宽敞，当然必须计较。但这底子毕竟是分给我家的，他家打窑前应该与我和父母亲协商才对，把问题多朝后想一步才对。

虽说是当下有了住处，但全家人更加提心吊胆了。这孔窑比原来的更是危窑中的危窑了。光我记得我们住进去后这孔窑塌了不下四次，光立柱就顶了5根。父亲每天早上都要认真地检查窑顶有没有新的裂痕，二老从不让我姐弟到窑后边去玩耍。一遇到夜间雷雨全家人听着窑背时不时地“砰、砰”的土块的坠落声提心吊胆整夜整夜不敢入睡，七八九月连阴雨季更是难熬，父亲不光白天要到门前窑背上维护疏通水路，半夜也得去，因为上堿门上的所有雨水都要从我家窑背上流过，一旦水路被堵住，我家的窑洞就有被泡塌的危险。那时根本没有许多夜间照明的设施，上窑背的路又陡又窄，弄不好就有可能滚到沟里去，但不去看一下，万一要是水路堵住了，窑就可能有塌了的危险，父亲这时一出门全家人的心都提在了嗓子眼上，好在父亲特别小心，从来没有发生全家人担心害怕的事，但父亲却没少栽跤，每次都会被雨水淋得象落汤鸡一样，好多回因此而感冒。冬天院子里几乎见不上阳光，常冻得人打颤，热天也只是早上太阳能照不到一个小时，一进屋子不由人冷得寒毛倒立。放学回家吃中午饭时，大人总要我们姐弟在外边凉一会方可进屋。后来我大一点了，父亲在每年冬季农闲时，着手在一块出路极不好的地方打窑。但是我们家的劳动能力确实太差加上地基工程量太大，大概搞了四、五年，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才搬到我们新打的土窑里。在此同时又添置了不少日用家具，如新的簸箕、笸篮、饭锅、水桶、水瓮、风筪、碨子。炕上也有了象样的席子，有了多余的被子也有了褥子，又做了二条新毡。基本生活条件和用具总算是有了较大的改变。

在这旧所院子里居住初期，父亲在靠白土窑那边的土堆又打了个小窑，地方也还暂时过得去。但东南那边却是个山坡，遮住了半个院子，使全院的光照很少很短。父亲想去掉这堆土再打上一孔窑，于是一有空就便开始“愚公移山”了，大表哥二表哥也来帮忙。可惜这块地方土质不好，没雨时土质象沙子一样，松散得很，一下雨就象胶一样粘在人鞋子上怎么也腾脱不了，打窑的想法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再搞就要坏了现住的窑洞。但毕竟挖出了一块空地，阳光对院子能多照一会儿，人的活动场所大了，这块地方也可以安碨子。同时用挖出的土在下院堆了个平台，作种菜的园子，其余的都推到沟里去了。母亲在土台上种了各种疏菜，在四周种了不少花儿，中间和土台的下边父亲栽了三四种果树，有桃、杏、苹果、林槿等。几年以后疏菜自己吃不了了，母亲就见谁路过就给谁，果树了结满了各种果子，羡慕得村子里的青少年直流口水，惹得他们几次晚上来偷摘，我们当时也确实生气，但毕竟是一点水果，也犯不着和人去呕气计较呀。

我的父亲一生在清贫中渡过，最可怜的时候连一杯茶都喝不起。他年轻的时候下苦力靠茶提神，但困难的时候连三、五毛钱一斤的劣等茶叶都买不起一两，靠吃止疼片、麻黄素来维持。热天穿的衬衣脊背上烂的洞有碗口大，狠毒的太阳晒得，老父亲背上起了一层又一层的皮，那时不懂事的我还以为好玩，在父亲休息时就爬在他背上揭这些被太阳晒得卷起来的死肉皮玩耍。冬天戴的帽子也是我戴烂了不要了的，一双破棉鞋穿了有十来年，偶尔抽上一半根纸烟，也要把剩下的烟头捺在旱烟锅里头全都抽尽，浑身上穿的全是自己加工老土布还补了又补的。只是到了七十岁后，我到山岔乡工作时，家里的欠还得账不多了，才穿了几身比较象样的衣服，不缺茶叶喝了。母亲也只是在近十几年生活有了点改观。

外祖父家境，也是一般化。但比起我们家来说要好得多。外祖父、外祖母很早就已去世了。母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兄妹四个。他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真如手足一般。我们的家境不好，两位舅舅对母亲非常疼爱照顾。

大舅，宗族里的同辈的老大，以农为生，日子一般，为人非常刚直，做事很细致认真，说一不二，拿得起放得下。堂兄弟很尊重他，在邻近也有很高的威望，跟别人也没有红过脸。庄稼得里是个好把式，样样活拿得下，编的笼非常漂亮，又拉得一手好板胡。过日子也很有计划，因此家境还算过得去。他有三个孩子，大表哥、大表姐、二表哥。大舅饱受了生活的煎熬，大舅母在二表哥两三岁时就病故了，再也没有续娶，一辈子男寡夫抓娃。又要为二舅的婚事家事操劳，历尽了千辛万苦。与我父亲有比较深的感情，他们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也在同一年的同一个内前后不久去世。大舅对我特别溺爱，我小时到他家去，他总要想办法弄些好吃的，我出去和别的孩子玩耍他也要跟上，只怕我有什么闪失。我在了懂得道理了他就给我讲做人的原则，讲一些过去的经历，教我去辨别是非。我到了结婚时节，经济情况困难，他就亲自把大表哥、二表哥、四表哥（二舅的儿子）找来训话安排，要他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给我以支持。在他们父子及二舅的帮助下我才得以顺利地完婚。这些事我永远也忘怀不了。现在大表哥的儿子早已娶妻生子了，女儿也出嫁了，他本人却因脑血管有病而卧床多年，生活很困难很紧张；二表哥的子女也已长大成人了，他也是脑血管问题身体不好，但境况要比老大要强多了。表姐（平时我和姐姐都称她为姐）嫁到贺塬村，姐夫曾是县地税局长，已退休，姐姐一直身体不好常有病，但无大碍。姐姐对我母亲的感情特别好，胜过亲生母子。姐姐姐夫对我们不是一般的好，在各方面都照顾关心我们一家人，我们两个孩子对他夫妇也有深厚感情，我们之间常有很多来往当然是自然的了，包括他们的儿子也是来往不断。

听我母亲讲，大姨嫁到五里镇前川的焦庵村，在二十岁就病逝了，只留了一个男孩，即我的姨表哥，牛儿。姨哥不到两三岁就到了外婆家，但不久外婆也去世了，母亲就照料他的生活、针线，直到他结婚成家立业。

二舅比我母亲小两岁，读过完小，在当时也算是个知识人了。年轻时因他们家是双丁，大舅要在家里料理家务，他便出了壮丁，几次险些丢了性命，后来辗转到解放军中，五十年代以营级职务转业到黄陵县，任过民政局长，物资站长，现在离休享受副县待遇，算得上老资格的革命人。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回家务农二年。出生入死，经历政治运动摧残，说得上是历尽千辛万苦尝尽甜酸苦辣了。有七个孩子，四个男孩，三个女孩。拖累大，日子过得很仔细，平时生活上省吃减用，一辈子都抽老旱烟，最讲究的就是有一辆自行车。大概是军人经历吧，比起大舅，二舅更是刚直不阿，不会投机钻营，公家的便宜他半点也不沾，官场上肯定是不得顺畅的，所以从科级干部混到了一般人员。文化革命期间还被打成了反革命，回乡改造了两年。评反以后又回到了公家继续当干部，但后来时局发生的种种现象他很失望悲观，刚五十多岁就说什么也不干了，硬申请得前退休回家，六十岁才改为离休。前几年才享受了副县级待遇。革命一辈子，也算得上个老资格了，不如他的人的的子女都个个在公家干事，但他的儿子只有老二和老四当了个工人，还是政策应该安排的。老四目前企业境况不好，比一般农民差不多。他却从来没有向公家张口提要求。为大儿子（堂兄弟排行老四）九十年代被人无故殴打致死之事，一生没有向党和政府提过非分要求的他，多次上访没有结果，直到十多年后凶犯才被抓获处决。四表哥在堂兄弟中是一个很有气魄的人做事干练为人豪爽，当了多年队干部，是个顶梁柱的人物，可惜英年早逝，但他的三个儿子早已成人了，也都过得不错，这也是对二舅的安慰。

因为祖父家大业薄，儿子多，地少，也没有多余的窑洞房屋，加上壮丁政策，时不时父亲就得出壮丁。当时，有名话叫“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一般人到了军队就瞅准机会跑掉。但是很危险，抓回去轻了一顿毒打，运气不好就要被枪毙活埋丢了性命。但跑的话生存的机率还是有的，北方人普遍比较憨笨，如果上了战场丢掉性命可是轻而易举的事了，选择冒险逃跑相对而言来说还划得来的。因此这样的危险父亲就冒了好几次。所以父亲弟兄们长大以后，就分别到外乡去居住，大伯在偏桥，四大在尖角。我的父母也因此原因加上外祖父家的与黄陵的南峁只有二三里路，就居住到了南峁这个不到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子。

这个村子的人和外祖父家是同祖本家，都姓曹。在这里，父亲和母亲带了家里分给他们的一口烂锅、一口小瓮、借了人家一孔破窑，租了几亩薄地。家具很多是从村子借的或从外祖父家临时搬借的。母亲料理家务，父亲在农忙时做庄稼活，农闲时节挑着担子去走乡串户做点小生意或拉着毛驴从店头一带向白水贩卖椽板，这一下就是好多年。

砖头瓦瓷替的一家子

我想这期间，父母的小日子过得还算是其乐融融吧。他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几亩薄田除了租子之外两人的生活倒也不会显得十分窄拙。农闲时节父亲担着小货担走街串巷卖点菜油（父亲当初卖油用的方形铁桶至今还保留在我们家里），或赶着毛驴在白水、黄陵两县奔走倒卖木料；母亲有了空余时间就给给舅舅们及表哥表姐做些针线活，为他们洗涤一下旷久未换的脏衣衫，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整理一下家务，表哥表姐们围着他们慈爱的姑母揪着衣襟，叽叽喳喳小鸟一般，倒也十分快乐。

转眼之间，多少年光阴似箭飞逝，最小的表哥也都成五、六岁了，父亲已近四十岁，还是两人过活着，生活沉闷得象一潭死水。无奈之际，抱了人家一个刚满月的女婴。她就是我的姐姐。

姐姐的生父家，在黄陵的候庄附近，是个比较富裕的人家。不足的是，姐姐的生母，连几胎都是女儿，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社会，生母很生气，听说有次她又生了个女孩子，气得快发疯，要将才生的孩子填到炕洞里。姐姐在姐弟排行第四，一生下来不长时间就送人了。说来姐姐的生母也与我母亲是近房的姑侄关系，姐姐的生母按理说母亲应该叫她姑姑。大概正是这种亲戚关系的缘故吧，姐姐才被抱养做了母亲的女儿。

听表哥表姐讲，当时姐姐是不到两三个月时间就被送人的，身体特别瘦弱。父母亲两口之家时生活上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但是猛然添了一口人，加上是个婴儿，就骤然使家里经济显得非常紧张，当时一般人根本买不起小儿营养品，而且市场也没有，何况我父母这个贫寒之家呢？只能喂养小米粥、面糊之类的流食喂灌。面对姐姐当时日益瘦弱的状况，想买只奶羊，家中的财力也根本谈不上。开始在村中的一些亲邻喂养的山羊绵羊群中挤奶哺乳，但时间长了，山羊绵羊群中的奶水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是倒不是要紧事，关键是不能正常地持续维持。老父亲只好买了一只刚哺乳的黑山羊。当时，只知道羊乳喂养婴儿是比较好的食品，但根本不知道如何食用。母亲只好把山羊乳头绒毛剪净，再套上硬纸片作的环状套，让姐姐直接吸吮。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但就是这个笨办法，使母亲终于把姐姐成功地养育成人。当然这个山羊也是立了汗马功劳的，到后期她繁殖了好多的羊羔。尽管为养育姐姐父母亲费尽了苦心，好处是姐姐那时的体质还不是很差的。其码他们没有为求医问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

父亲因为在外奔波，做小生意，黑山羊解决了姐姐的饮食，但是山头羊的喂养放牧却落到母亲的身上。当时狼很多，当地的人们通常叫做山慌。狼成群地在村庄田地里出没，狼吃人的传闻很多，究竟吃过人没有倒不一定也没有人去考证。但狼到到夜晚就在旷野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嚎叫却是真的，狼吃猪吃羊倒也是屡见不鲜。偏僻一点的地方或行人罕至的道路上，尤其是夜间、中午、黄昏、雨天，别说是解放初期，即是在七五年以前见到遇到狼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妇女儿童在外行走危险程度非常大。可山羊却是只有在野外放养奶水才十分充足，圈养一两天就缺了奶水，而且母亲一个妇女家要一下弄回很多的羊草也是不可能的。为了姐姐能健康成长，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下雪，是冬天还是热天，只要能出得门，母亲都要把羊牵到山坡上。母亲曾讲，在二、三月间的一个中午，母亲又在山坡上一边做针线一边放羊。猛然间，心里有一股惊怵，直觉使她预感周围可能有危险来临，果然一只饿狼已溜到了她和羊的跟前，刹那间她的头皮炸了一般头发也好象要竖起来了，一面把羊绳牢牢地牵在手里，一面大声呼唤邻家的看门狗。所幸的是，这只她经常喂养的狗即刻赶来了，把那只准备偷袭的恶狼追跑，才解救了危局。事后她才知道，还有另外一只狼埋伏在不远处。这只狗也是够厉害的，把一只狼撵成了两只还不畏惧，和狼整整地打斗了有二天时，终于打败了狼，回到家里筋疲力尽。母亲自然是要好好地犒劳它了。好多年后提起这件事，母亲仍然一脸恐怖。尽管如此，为了女儿母亲还是冒着风险天天不断地在山坡上放羊，看着姐姐的身体愈来愈好，老父母疲惫的脸上充了喜悦和希望。姐姐和父母亲在南峁生活了大约三两年时间。

在此期间父母亲与南峁村的人结下了深厚感情。南峁里的人按辈份我应称为舅舅、爷爷（我们当地人对祖父、外祖父统称为爷爷）们对父母的安家落户具体生活予以了很大的关怀和帮助，同样我的父母亲对他们的也非常地依恋和怀念，从我记事起，每次到舅家去走在路上，如果说遇到南峁的人，母亲总不仅亲热地和他们相互问好交谈，还要给不太懂事的我要给我介绍一番，这个人是几舅，那个人是几爷。我记得那时候的南峁人每年都种瓜，我和父亲到偏桥赶集（我们这儿叫跟会），一遇到南峁村的人卖瓜，我们不紧能吃上瓜而且还能拿上带回家。现在村里的曹锁他妈淑印姐，就是南峁村里的女儿，我的一个表姐，我常叫她“姐”，她父亲我叫五舅，她的三个弟弟，我都非常熟悉，我们与她的来往最多，那几年，她的弟弟来村里看姐姐，都要到我们家来玩。“姐”与我母亲的感情特别深，我在外工作她在一定程度上无代价地承担了监护照顾母亲的义务。（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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