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你莫属 小说:简化字因简害义

简化字因简害义

刘丰杰

汉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大创造，其内涵的深邃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所不能及的。它在形、声、义方面的有机合理性，也包含了几千年来我们的文化祖先、先哲先贤的智慧精炼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古谓汉字有“形声义三要”，“文义与字体并重”（《说文大字典》例言），并以“六书”（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为造字原则。然而，曾几何时，汉字表意性的独具优长之处，却被当作缺点来指摘，对“六书”也曾有人提出过质疑。

讨论文字改革时就有文认为，由于“六书”只是“分析篆文——而且是汉代的小篆……的一个体系，它是有科学性的，但是它的法则同时就有局限性了。”所从“想从‘六书’来解释现在的文字上的问题”“是不能切合实际的”。（《跟一位朋友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文见《光明日报》1955年2月2日）当然，“六书”即使对繁体字也并非一个绝对的准绳，甚至它不能完全解释隶书和楷书，古时的文字也会有不合“六书”的地方。比如“日”和“月”不象形；“江河”二字不形声；“射”和“矮”、“重”和“出”从形声义看互相对调过来才更合理。……都是无须纠缠的。虽然许慎也有“其于所不知，盖阙如是也”之说，“但六书本身却不是甚么很要不得的东西，而是中国最早的字源学，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李芳：《对“文字改革”的意见及其他》1954年11月10日《光明日报》）直至今日，“六书”仍是我国语言学一个重要内容。

文字改革之初，在倡导拼音化道路的背景下，还曾有人从理论上眨低文字的表意功能。说文字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从表意到表意和表音兼顾再到表音的不断进步的过程。这或许不无道理，但认为“表音文字比表意文字优越得多”怕就失之偏颇了。也曾有文慨叹：“世界上多教国家、多数民族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而单一使用表意文字的，只有我们汉民族一家。”（《汉字•汉字改革史》第67页）其实，汉字表意方面的优长，是应该视作汉民族的骄傲的，它是世界上任何文字都无法比拟的。据说，16世纪时，曾有人因佩服中国文化而建议德国推行中国的汉字。（《天津日报》1996年11月22日文）在事实已经证明方块汉字并不与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相抵触以后，其表意的特点不就成了世界文字中独有的优长之处了吗？“汉字使用意符和音符组合构成新字，可以创制出大量的汉字来，满足语言的需要。汉字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一无是处，而是有着拼音文字所没有的一些优点。”（华新：《汉字长寿的原因》，载《今晚报》1996年10月21日）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汉字是世界上字形最美、表意最深邃、使用人数众多的极其伟大的文字吗？

如此赘言汉字的规则和伟大，是想强调因简害义是对汉字的机制性伤害。汉字自古即是“文义与字体并重”的。有识者也指出：“汉字的表音因素如果和表意因素分庭抗礼或取代表意因素的地位，就势必引起汉字的质变，或造成汉字表记功能的混乱。”（《汉字•汉字改革史》第48页）汉字简化采取同音替代的方法，其实正是表音因素的加强、表意因素的减弱，所谓其因简害义，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例如，原本古人为避文字混乱而将具有“说”义的“云”加“雨”为“雲”，以专司自然现象之义，笔划也不算多。今却又以“云”代“雲”，既因简害义，又欺藐祖先，难道祖先将“云”与“雲” 專职化是比我们愚蠢吗。简化字使汉字原有的细微准确的表意特性终归是受到了伤害，有些还是无谓的伤害——因为有些字并未从简化中得到任何利益简。简化字中的返古假借，如“云”代“雲”、“舍”代“捨”等等，就存在许多弊害的事实。如原“榖”代之以“谷”，使植物混同于山谷了；原“征”用于出征，“徵”用干徵集义，今皆用“征”使两义混同了。以“困”代“睏”是将困难与欲睡混为一谈了，而其“闭目”的生动內涵则荡然无存了。原“發佈”简为“发布”，可误以将布发给众人了；原“薑”简代为“姜”，是将植物混同于姓氏了；原“遊行”是走动，简代为“游行”是游水而行了，《西游记》成了往西边游水记；原“拜託” 是用语言，现“拜托” 是拜求托起來了；原“佈景”笔划并不多，简代为“布景”成了布做的景了；原“抖慄”关乎心理活动，简为“抖栗”疑为用手抖栗子了；“鬚髮”简为“须发”可误为“必须发”了；原“老闆”经营的主人，现“老板”成旧木头板儿了；原“鐘錶”为金属制物，现“钟表”成钟的表面或外表了（比如“钟表钟内皆有污物”）；原“一匹马”和“一疋布”作量词有动物和物品的分别，以“匹”代“疋”并不省笔划，且“疋”字还仍作为部首偏旁存在着。这不仅搞乱了字序，也把该字原有的义涵抹杀了；原“捨棄”是用手丢弃，现“舍弃”是把房舍弃之不要了；原“瞭解”“瞭望”被简化为“了解”和“瞭望”。既保留了“瞭”字，何必要简化“瞭解”，使其原目察含义尽失；原来“吃麵”是小麦（麥）做的麵，现在“吃面”是吃脸面了；原来“揹東西”有手的参与，现在“背东西”是东西方相背反了。如为了省笔划，为什么“褙”字却保留着。并且，这样简化还会产生歧义，比如这样一句话：“他天天背着奶奶到饭馆吃馄饨”，究竟是背上奶奶去呢，还是自己偷偷去呢？后知果有某大报出现过“背着妻子去換肾，惹出麻烦一大片”的文章标题，其歧义可想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难以尽列。

采用同音替代的方法，必然导致新的假借字大量产生，从而又向古人因深感不当而舍弃的假借字回归，其害岂不显而易见。有了教训的东西，为何不引前车之鉴？“一批新的同音假借字和简体字，取代了一批形声结构的繁体字，如‘……’等，都意味着降低了现代汉字的表义率。”（《汉字•汉字改革史》第53一54页）采用假借、合并的方法来简化汉字，还基于一种片面的认识，即认为汉字的发展趋势是从表意性向表音性、从复杂向简单不断进化的，其谬误，前在拙文第四题已经做过分析——那是不符合文字史实的。

一些并非通借合并的简化字，同样有因简害义的情况。比如“穩”简作“稳”，“急”中怎能稳？原来从象形规则鸟双翅而“飛”，简化后则成单翅而“飞”了；原来“馬”是四条腿，现在“马”是一条腿了；原来“糞”是与“米”相“異（异）”，简化字则是与米相共（粪）、食物与粪便不分了；原有“門”才能“開”，而今是“开”而无“门”了；原来“買賣”是用钱币（貝），现在“买卖”都是用“头”脑动心眼儿或欺诈了；原“迴避”简为“回避”，使迂回而避成为回身而避了；原来“戀愛”由心生，简化后是“恋”时有心、无心“爱”了；原来“兒童”大脑袋上有两只大眼睛，简化的“儿童”就剩两条腿乱跑了；原来“産”则“生”，简化后“产”而不“生”了；原来“親”则相“見”，现在是“亲”而不“见”了，所以才有歌儿“常回家看看”；原来以手拿帚为“掃”，现在“扫”字是用手拿着“彐（曾为雪的简化字）”；原来“廟”为朝拜之所，现在“庙”是自由游览之地了；原来“粃子”是米粒本身不饱满，整理异体留下“秕”字则是禾株不饱满了；原“窮”是穴居饥寒交迫地躬着身子，现在“穷”字穴居但里面的人力气还挺大，穷急了不知要干什么；原两羊相“觝”是用“角”，现在两羊相“抵”却用手；原来“賬本”与钱（貝）相关，现在“帐本”却与揩布相关，用“帐”可以“揩油”了。而且“入帐”是入帐本还是进帐幔混搅不清了（后又不得不恢复“账”字）；原“髮”从“髟”具有须发的表意性，现简为“发”使其表意性尽失，“头发”是首先发或第一次发了；原“進”字是往隹美方向前去，简化为“进”是走向井里；原“義”字是把羊（古字为吉祥的“祥”）送给“我”，简化字“义”是像“文革”一样打个叉子一一義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原“廠”字广大敞亮而又充实，上有烟囱冒烟，內有崇“尚文”明的生产经营。简化为“厂”变得空空荡荡没有了生机，上面也没有烟囱冒烟了，只是一间小草屋了，工人也都走光了。因为“厂”原是“庵”的异体字，其义是小草屋或尼姑庵；原“論”字是言而有条理（侖次），简作“论”是言之如人拿着匕首咄咄逼人。用以解释“人伦”则更可怕！；将“墳”简作“坟”，则有理葬文化之讳了。

简化字用于姓名、地名时，也可能产生某种表意性弊害。如“昇”有旭日东升之义，“上昇”简作“上升”（容器，十升为一斗），而宋时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的名字却不得不仍用“昇”。既然“昇”未被简弃，为什么“昇旗”这个吉祥喜庆意味的词，偏要简为“升旗”呢，几乎毫无道理。原繁体字“髒”（不干净）和“臟”（脏腑义）均简化为“脏”，“内脏”既可说是脏腑，也可以说是里面很脏。四川“鬼城”“酆都”简作“丰都”，名虽变得吉庆，历史文化意味则大失矣。

像之前说过的一个“又”字取代了原来的十多个偏旁——“漢”简作“汉”、“轟”简作“轰”、“聶”简作“聂”、“雙”简作“双”、“對”简作“对”、“聖”简作“圣”、“鳳”简作“凤”、“戲”简作“戏”、“僅”简作“仅”、“鄧”简作“邓”、“疊”简作“叠”、“鷄”简作“鸡”、“觀”简作“观”等十三种之多（或当还有）。从汉字的形意、形声关系来说，不仅是草率的，也是因简害义。

曾有文解释说，这样简化放在语言环境中不会引起误解，亦非没有道理，但事实却不尽如此。比如，马宗霍的《书林记事》记述“落水《兰亭》”的出处说：一次赵孟坚过霎水，船覆不幸落水，他高举《兰亭》说：“《兰亭》在此，余不计也。”此话的意思是说，先救《兰亭》，至于我，不必顾及。现在以“余”简代“餘”字，就有可能误解为：先救《兰亭》，其余的不用管它。若有老师这样教学生，你是说不出他错的；若是高考出了相关的试题，不知几多学生会倒霉。我国古代典籍丰厚，且多文简义繁、艰涩难懂。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同音替代的简化字，将会对古籍研究的辨义造成一定的困难。如《周易》中的《贲•六二》辞：“贲其须”、《归妹•六三》辞：“归妹以须”，究竟是“必须”、“胡须”还是“等待”呢？《渐•初六》辞：“鴻渐于干”、《蛊•初六》辞：“干父之蛊”，当按“干、幹、乾”三字何义去解呢？对这种情况，易学家们都不得不先做文字训解，才能做出解释。像这样的情况，不知会有多少。由此可见，用通借的方法简化汉字，会造成义解的许多麻烦。

有人把表意性特点看作汉字的缺点，其实，即使西方的拼音文字也是具有表意组词规则的。比如英文“报纸”newspaper就是由news（消息）和paper（纸）组成的；“手册”handbook一词是由hand（手）和book（书）组成的；“篮球”basketball是由basket（篮）和ball（球）组成的。它们并没有用含混无个性的“纸”“书”和“球”去表达，我们为什么却要轻视汉字原本具有的表义方面的优点呢？

对某些关乎国家、民族或民俗等别具内涵的字，也应该慎做简改。比如“国”字，古时作“或”，仓颉造字作“口”，后两字合并为“國”。汉时有民间俗字“国”，但正字一直为“國”。到唐代，武则天为象征武家天下，曾一度将“國”中的“或”改为“武”，但很快便因有谏一一言其征兆国内武乱不止，废而恢复用“國”。此后一直稳定沿用了唐、宋、元、明、清、民国等五六个朝代。不计唐之前就长达一千三百多年，到1956年才改用“国”字。像“國”字这样一个字形优美、笔划并不算繁琐、内涵着中国文字历史血脉并对华夏古国具有象征意义的汉字，更改是否必要，值得重新考虑。“国”中有“玉”义本不错，但“或”“口”合而统一却无存了。

“華”字，与“國”字情况相近。其字形优美、丰满、均衡，笔划数量适中，具有民族象征意义，又是中华民族的代称（如称“華人”），从这样严肃的内涵考虑，为省几笔简为“华”字，是否得不偿失呢？

还有“龍”字。它对中华民族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国人称作“龍的傳人”。将其简作“龙”，与义为多毛狗的“尨”，字形极为相近，难道这就不损伤我们的“民族感情”吗？

“龍”和“壽”字都是民俗性很强的字，很少见有书法家写这两个字用简体的。从古至今，做寿庆典都不会在墙上掛简体的“寿”字，它很难达到“壽”字对人们的心理暗示作用。据说这个“寿”字源出于汉代，但一两千年都是作为俗字难豋大雅之堂的。“壽”字的写法，已经多达一百多种。不少人潜心研究它，并已形成专门的寿学体系。书法家袁槑就著有《寿学全书》，有人誉其为旷世奇书，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壽”字已经成为一件抽象的艺术品，它将永远绽发出艺术的光彩。

可以看到，还有不少比“國、華、龍、壽”笔划不少的字（如囊、嚷、齉、馕、攇、攮蠡、赢等）末被简化，为什么不能对这几个独具含义的字手下留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