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韩国伤感歌曲:阿里夫·德里克：“中国模式”理念：一个批判性分析

摘要：2011年4月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委托本刊发表其题为《“中国模式”理念：一个批判性分析》的文章。在该文中，德里克认为中国国内外很多学者将中国模式看作东亚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其实中国发展方式和东亚模式有两大区别：中国革命历史中一直在国内强调建立平等的、人民有发言权的社会和新文化，在国际上强调独立自主发展。除此之外，在改革前，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受教育状况和卫生保健到预期寿命等都有了持续的改善，还建立了把国家团结和统一起来的政治组织基础，实现了为1978年之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奠定基础的土地国有等。这些变化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和工作文化。所有这些对后来30年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都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发展道路不能与东亚发展模式等同。中国要想保持持续发展和进步，必须保持和发扬这些在中国发展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不被注意的社会主义因素。文章内容如下。

　　我在这里就中国模式提出几个有待加以讨论的问题。就我所知，中国模式的理念来自那些急于要发现一个概念概括中国发展经验的形形色色的外国人，这种理念随后为急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发展主义身份的一些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所接受。近10年来中国学者和国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日益频繁地使用这个术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面临持续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成功地应对了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则凸显了这个模式的重要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不仅优越于由美英所极力推崇的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而且考虑到中国在过去30年所取得的巨大发展，该模式也优越于18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出现以来欧美社会所开创的发展道路。[1]然而，中国模式包括哪些内容以及它如何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加以应用仍然相当模糊不清。随着中国模式的理念已经取得突出地位，它已成为中国和国外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对者和支持者进行政治利用的目标，也成为那些已经从中国发展中获益或希望能够从中国发展中获益的人和那些因中国发展政策而受损的人进行政治利用的目标，就像上面的说法所显示的那样，这不是很有帮助的。

　　这里也存在方法论的问题。大多数讨论中国模式的视角都是细目清单式的，这种视角仅仅根据政权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把可能是应急反应的做法也纳入中国模式之中，认为这种应急反应是有意识的设计，以至于甚至反对这种归类的实用主义，也被纳入到这一话语术语中。另一个极端是过分地强调中国例外的特点，这种中国例外论排除了中国发展作为一种模式的可能性。[2]只是偶尔存在一种这样的描述：它努力从大量变化的实际政策中提炼出结构性的一贯的前提来证明使用这一术语、模式是正当的。即使这样，也存在对中国历史背景的明显忽视，而这一历史背景对于理解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的和实际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考虑指导着下面的讨论。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有三个问题尤其令人感兴趣。首先，我们对当今世界的模式的理念，尤其在中国政治话语下使用的模式的理念赋予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其次，所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最后，在什么意义上，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会对他国尤其是那些有实力的、在理论上强调不受社会和政治干预的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有吸引力？在结论部分，我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官方概念化的重要性作简单评论，并对中国发展模式作为一个全球性理念的意义作简单评论。

　　全球现代性和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可以被理解为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特殊发展模式，也可以从更普遍的角度被理解为一个别国可以模仿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模式的相关性就超越了中国社会的边界。

　　尽管大多数提及中国模式的文献都忽视了这一点，但是这种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特殊国情的产物，那就意味着它不可能被他国所模仿，或者只有在调整适应不同环境和需要的情况下才可以被他国模仿。这的确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政治话语中中国经验作为他国榜样被理解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中，中国革命是第一个（如果不是唯一的一个的话）强调必须把普遍原理与当地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的革命，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和近来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提法所包含的许多原则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这些提法所表达的革命或发展战略不仅把中国的道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区分开来，而且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区分开来。有一种观点自始至终认为中国革命的经验对所有类似于中国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都是相关的，并在早期使中国同时成为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整个来看，中国经验提供的不是一个应当遵从的道路，而是一个把普遍性应用于特殊性或把全球性转变为地方性的范例，它号召他国通过相似的进程找到他们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必然把普遍原理与具体的、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革命实践思想，不仅把一国的革命道路与另一国的革命道路区分开来，而且也适用于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把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是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尽管这些年来有了巨大变化，但这一直是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点。这种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已经从中国扩展到其他地方的革命和发展之中。[3]

　　在全球现代性的体制下，区分普遍模式与从当地实际情况中衍生出来的模式显得比以前更加重要，表现为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坚持国家和地方特殊性的特点。虽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制约了（如果不是取消了的话）想象和建构这种替代性的空间，但是过去20年来我们见证了对替代性现代性要求的增加。一个重要的后果是各种模式的同时增加。现在，模式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不是像冷战时代那样只有两种或三种模式。随着世界环境的变化，一种或另一种被各国民众认为重要的发展模式引起了人们关注，我们经常提到的“伊朗模式”、“土耳其模式”、“印度尼西亚模式”以及其他许多模式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中国模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强化了对特殊的现代性的强调，它继续增强着人们对替代性模式的可能性的信心。这就更加难以判断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这可能意味着在不同的社会之间总是存在巨大的差异，根本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在与过去的差异可能不在于差异的新颖性，而在于差异的意识和意愿的加强。冷战无疑掩盖了当时许多的差异，使它们从属于两元或三元划分的世界。关于现代化的霸权话语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进步与传统、先进与落后的两元划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性的全球化使得差异的意识浮出了水面，这种意识也引起了对不同发展道路的追求，尤其是那些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的国家更是如此。看起来并不缺少发展的模式，尽管不同发展模式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同样，如果有一个中国模式的话，那它也是众多模式中的一种。

　　根据这些考虑，讲中国范式要比讲中国模式（模范方式）更加明智，这将把注意力从需要模仿的范例转移到不仅能提供启发也能提供程序原则的范例上来，后者的中心是关注当地具体情况和面临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以及在世界上的特殊位置。这不仅仅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遗产一致，而且也对全球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倾向作出更直接的回应。它也将避免中国模式的理念上的模糊性，这种理念意味着一个确定的形态，这对于正在进展之中并正在试验的中国模式而言是不公正的。

　　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吗？

　　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模式的理念是建立在一系列规范和实践的基础之上，还是主要在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对比中衍生出其含义，就像几年前北京共识的类似理念因其被认为与华盛顿共识的相对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样？[4]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对其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不管这些目标仅仅涉及经济发展议题，还是也包括社会和政治目标。不管怎样，仅仅是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并不能够告诉我们太多关于它到底是一种指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还是其他的也许是更加保守的目标，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所谓的新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威权发展主义模式的一种变种。

　　如果可以讲一种中国模式的话，那么这种模式的确最接近后一种看法，它与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其更为激进的期望，即期望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等的、消除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早期生产方式的剥削关系特点的社会。新威权主义在早期是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香港最有效地追随的发展道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萨缪尔·亨廷顿于1969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5]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和地区将政治威权主义和始于建立出口区的转包式的经济发展相结合，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些出口区在新出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充当了先锋角色。新自由主义侵蚀了国家的经济边界，并最终带来了众所周知的全球化。这些政权在坚持威权主义传统的同时，也指向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复兴，挑战早期现代化话语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假设。结果也把现代性简化为其技术性，它服务于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成功还有赖于历史条件，而文化遗产被认为将起到关键作用。[6]正是东亚社会的发展成功，使得儒家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复兴，并成为对东亚国家成功的一种解释。[7]

　　所谓的中国模式也许可以被看作是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变种，因为它的起源更多地归因于东亚国家对中国的启发和对中国经济起飞的推动。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和整个90年代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尤其是新加坡模式起到了启发作用，当下的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显然忘记了这一点。但是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它们所提供的启发上。东亚经济的繁荣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背景，它们在中国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来自东亚国家以及来自东南亚海外华人的投资和技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这样说也许并不夸张。这种背景也是中国发展的特殊性的一个方面，使他国很难模仿。

　　不管怎样，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性差异把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周边威权国家的发展区分开来，而这些威权体制现在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在中国之外的评论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中国在1978年启动其现代化进程的时候，那时的中国是20世纪最重要的革命之一的产物，它昭示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通过民族解放运动重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是拥有社会主义目标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根植于社会和文化革命之中。作为发展的条件，东亚地区的其他社会也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社会转型，从二战后日本社会的重构到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到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的反殖民运动。这些转型造就了新的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一致的社会等级结构，与这些社会不同的是，中国革命寻求的是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以创立强调平等的、人民有发言权的社会主义社会，创立与这些目标相一致的新文化。平等主义的遗产不仅对中国发展的路径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减缓因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因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新的不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革命的目标和革命的副产品：独立自主的发展。东亚地区的其他社会的转型是在二战后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完成的。中国则把避免外国对本国经济的主导作为革命的根本前提和目标。而且，自力更生对于国内的地区发展与对于国家的发展同等重要。在改革时期，地方自力更生的遗产的重要性在地方官员对发展项目所起的作用方面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反过来，这也是腐败活动的来源，这些腐败活动是引起民众不满和使中央政权头疼的主要根源。）[8]自力更生也使得高储蓄率成为可能，使得国家能够从农村提取最大量的剩余资本来资助发展。

　　在讨论中国模式时，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对这一历史发展轨迹的忽视，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使得中国非常独特，因此难以模仿，如果不是不可能模仿的话。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今天的中国是这次革命的产物，不幸的是这一事实常常被掩盖了革命的复兴的传统主义当作所谓5000年历史传统的继续而被遮蔽（在北京新的历史博物馆里，这段历史被描述为复兴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学术界关注的高涨的民族主义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早期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活动的产物。早期的革命民族主义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国内的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革命民族主义已经被去革命化的、把包括全球所有华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爱国斗争放在前面的民族主义所代替。这种民族主义连同对中国文化的永恒性的强调使得对于“中国性”的理解带有种族色彩。无论如何，这种民族主义大不相同于早期对民族有着更加严格意义的社会和政治理解所推动的更加复杂的民族主义。革命的经验和组织遗产对改革的贡献在这一进程中却被忘记了。

　　更经常的情况是，这场革命因其失败的方面而被看作是否定的例子，但是失败虽然是真实的，却仅仅是整个革命的一部分。将革命用作证明现状合法性的化石，掩盖了革命对现在造成的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后果。[9]因此，几乎没有人提及中国在1978年之前的革命年代里经济的迅速发展，那时的年增长率与1978年之后的增长率可以相提并论。[10]虽然几次不妥当的热情和冒进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自力更生式的发展要求从人民尤其是农民手中拿走一切剩余，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受教育状况和卫生保健到预期寿命等，都有了持续的改善。[11]革命所寻求的社会转型可能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它却带来了把国家团结和统一起来的组织转型，为1978年之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些变化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和工作文化，这对后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仍有待分析。另一方面，虽然革命的组织成就为随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它们也成为新的发展方向所必须进行的进一步变革的障碍。[12]改革时期的最大成就是在利用这些早期成就的同时扫除这些障碍。

　　还有一种倾向贬低革命斗争的民族解放色彩，更多强调革命的经济和文化方面，而不是其政治方面。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现在已经向前推移，因为革命消除了过去两个世纪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不平等关系。文化已经被民族主义化，但是现在强调的是与过去的连续性，而不是革命所要求的辩证的扬弃。政治殖民主义因强调过去的民族耻辱而被记住，但是它也伴随着耻辱的清除，例如在关于上海世博会的文献中，就避开了20世纪早期中国在世博会中所遭受的耻辱。[13]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这些事情应当被记住以便增强持续的怀疑和敌意，而在于它们对评估中国模式的含义是重要的，它超越了简约主义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含义。与过去的革命传统相分离，中国模式就成为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另一种版本。后者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参与者，追求意识形态和文化服从于发展的要求，而不去考虑经济成功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中国模式在中国如何被一般看待的，也是国外对中国发展的羡慕者所想象的中国模式。这里特引用近来从新自由主义转到中国模式的弗朗西斯·福山的话来说明这一点：

　　“中国政治体制最重要的力量是其快速做出巨大的复杂的决策的能力，使得决策相对很好，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此。这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最为明显，中国建设了飞机场、大坝、高速铁路、水电系统，这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与民主的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国的每项新投资都受制于工会、游说集团、农民协会和法院的阻扰。无论如何，中国政府的质量之所以高于俄罗斯、伊朗或者其他威权制国家，正是因为中国统治者感到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负责。这种负责当然不是程序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既不受法治也不受民主选举的限制。但是当它的领导人限制民众批评的时候，他们尽力站在民众的不满之上并改变政策以作出回应。”[14]

　　福山的观察也许是大多数有关中国模式讨论的代表。在他们看来，使中国模式得以运作的是中国模式中缺少民主。威权主义使得迅速和高效地动员资源成为可能，而在民主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的，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党国也许在其他方面是镇压性的，但是它常常是经济上创新和高效的力量。它也优于其他威权体制，因为它相对能对危机和人民的要求作出回应。这两种论断都没有提及革命的不管是在镇压性方面还是在回应性方面的组织和文化遗产，也没有提示，尽管革命遗产弱化了，但也许仍然是影响人们的要求和领导人的回应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同样，中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在参与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对自主和独立的持续焦虑也很少得到关注。这种模式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起源不确定的更加高效的威权主义模式。现在更加普遍的做法是，在革命之前的、最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儒家思想中找到解释。最终，他国可以模仿的中国模式仍然是威权主义、组织效率和创新（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愿意实践不同的发展模式）。

　　我认为，被掩饰的社会目标在理论上将继续是这一模式或者范式的重要部分。这种健忘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中国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急于背离他们是继承人的革命的遗产。自从实行改革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也产生了不平等，这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认为革命的过去对于理解现在不再相关。中国的企业与它们的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手一样无情（如果不是更无情的话）。早期对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斗争的促进已经被全面参与权力游戏以便参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所取代。不管怎样，与许多外国评论家急于找出中国成功的来源以便效仿或分享它的利益不同，本文认为把过去看作是负担还是启示性源泉继续成为中国与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理念的重要区别。至少在官方看来，改革代表着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一系列实验的最新阶段，这些实验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标志。

　　中国模式的吸引力

　　在后欧洲中心的全球现代性的诸多竞争性模式中，受到关注最大的是中国模式，这是因为过去2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模式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或者说明显与美国经济模式相对立的模式，这反映在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之中。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超过其竞争对手，中国模式也将获得全球霸权地位。

　　尽管中国模式的起源是自发的，但是中国模式在全球发展话语中地位的上升却不全是自发的。这个理念至少自2009年以来是官方宣传机构所公开宣传的意识形态活动的主题。作为世界领导权的可能竞争者，中国政权提高了其透明度。[15]中国政权相对成功地应对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的GDP超过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位，都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宣传活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引起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由此这种宣传在可信度上收获良多。这种宣传活动是中国挑战美国世界领导权的关键要素。这是宣传中国模式的最佳时机，因为此时美国经济继续在另一个衰退的边缘上挣扎，国家因陷入错误估计的战争之中而遭受物质上、道德上和思想上的打击，看起来黯淡的前景使美国民众日益悲观，这与大多数中国人的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中国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如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16]

　　这种对照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政权寻求树立的作为美国霸权替代性的形象在全球的许多地方得到了认可。与冷战时期不同，那时对霸权的争夺是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所引起的，但是，这轮霸权斗争尽管不是全方位的，却是关于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北京共识”所代表的国家主导和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谁占优势的斗争。把这两种模式并列在一起是可取的，但是可能有些误导。中国经济的确是国家主导的，但是它也是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发展起来的。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权就一直是市场和生产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其成功地把国内的威权主义管理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的有效经济活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不在于政权对经济的干预，就像我上面提到的这是新威权主义经济的特点一样。但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在管理全球化方面尤其成功，与此同时又保持着对国家市场的严格控制。近来的讨论注意到：

　　“今天的新兴市场正日益被拖向一个新的、不可抗拒的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他们学会了把市场经济与传统的专制或半专制统治结合起来，这一进程预示了在思想上对西方经济模式的拒绝。按照这个学说，政府保持对部分自由化的经济的控制，人民接受一个非西方式的公民交易：以公共领域的政治威权来换取相对的经济自由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两种趋向在北京都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17]

　　我们也许可以补充一点，不仅仅是新兴经济体对中国模式感兴趣，中国政权对西方经济模式（西方经济模式本身难以用单数来界定）的拒绝并没有阻止西方企业竞相讨好中国政权以便进入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虽然早期关于中国市场潜力无限的神话在当前竞相进入中国的情况中有不同的反馈，但是这轮涌入的收获看起来的确给中国模式的前景带来了可信度。我之所以强调“看起来”，是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它有多少是可以与外人分享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限制染指中国经济的可能的财富的严格条件，这在合资企业中最为突出，以确保外方把技术转移给中国，同时严格管制分配给外方伙伴的股份份额。[18]

　　因未能实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要求而批评中国政权，这从法律的角度看是正当的，但是从全球权力政治角度而言，这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如何在不损害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情况下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直是20世纪早期以来中国激进人士所极力关切的问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追求国家利益的做法也许不符合那些期望全球化进一步提升和扩大它们的霸权的老的霸权中心的胃口。从中国的视角看这最有意义。不同于毛时代反对帝国主义——要求从全球资本主义中退出来，改革时代国家经济的开放通过利用全球经济服务于国家目的，以寻求扭转面对帝国主义的不利局面。中国政权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目标，这是中国模式在南方国家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在那些受制于帝国主义两个世纪的剥削和压迫的人们看来，以及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这些成功的政策所带来的好处超过了中国政权的不足，如限制公民权利，甚至在实现国家目标的过程中产生不平等。从这些视角看，威权主义看起来是实现长期梦想所付出的小的代价，在那些不认同欧美民主的基本假设或者以正当理由认为欧美民主是霸权的工具而不是解放的工具的人中尤其如此。

　　从某种很奇异的记录来看，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严重问题的证据使对中国的热情冷却下来。党的精英背离他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利用其政治权力来攫取公共财富，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这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19]不平等是一个很大的主要的问题，但正是体制性腐败而不是不平等本身是导致大部分公众不满的最大根源和对政权日常抗议的潜在根源。[20]对公共财富的掠夺伴随着对发展战略（或者更好一点说是畸形发展）的投资，这种发展在环境上和社会方面都是破坏性的。这种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然很难确定，这也是国内外持续关注的话题。这种不确定性、腐败问题和压制民众不满的国家机器自然是任何“中国模式”理念的组成部分，然而，当提及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们往往很快就消解在对中国“奇迹”的热情之中，这也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东亚发展奇迹中让人印象最深刻和最重大的“奇迹”。源自那些早期奇迹的目的论也为那些中国模式的外国支持者们提供了预测的基础，他们认为，随着发展中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走向更大的民主和公共问责制，中国模式不好的方面迟早会消失。未来的希望足以驱散对现在问题的忧虑。

　　当对公共资源的掠夺、腐败、不平等、环境破坏和对民众的压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常态时，中国发展中的问题可能容易被忽视。然而，仍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西方企业准备，而且看起来热情地听从国家管制经济的威权指令，而体制性腐败是这种经济的内在要素。从高端汽车和游艇的生产商到珠宝和香水的独家制造商，这些提供奢侈品和服务的天生就无道德感的精英式的供应商们，毫不奇怪，应当寻求进入中国市场，并为中国的新富精英们增添他们魅力的光环。滚石乐队和鲍勃·迪伦都这样做，更不要说无数的大小公司了，对这些公司而言，中国已成为它们新的经济生长点，这转过来赋予那些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分享中国财富的公司以声势。获取金钱和害怕被排除在不断增长的市场之外无疑是这种服从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认为参与中国经济从长远来看将帮助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虽然这种观点是在为自我辩护，但是还无法反驳它。这种共谋还意味着中国的威权式的新自由主义与全球新自由主义中的企业组织的反民主的威权架构有意识形态上的相通之处。

　　外国企业竞相进入中国使得早期的威权体制向全球企业以及承担知识、文化和社会保护、民主传播和公共产品的教育机构开放。并不只是商业公司在对中国政权的威权实践加以意识形态上的掩盖，教育机构也在这样做，而且由于它们自称自己思想和道德的纯粹性以及因此所拥有的声望，它们在提供这种意识形态的掩盖上更加有效。教育机构日益与商业利益结盟，像企业那样行事。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机构和任何商业公司一样热衷于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21]在这些国家，他们以一种文化和经济预期的复杂心态欢迎所谓的孔子学院，中国的基层宣传机构。这些宣传机构被带到国外的校园以便劝阻在中国看来有争议的议题的讨论。[22]当这些孔子学院给大学带来语言、文化和商业联系的承诺时，准备抗议政府干预美国大学校园的教师和学生看起来大多数都选择沉默。

　　与那些认为经济发展和新中产阶级价值必将带来民主的人相反[23]，根据现有的证据，没有理由认为威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不适应。事实上，可能正好相反：随着在资源、经济和政治优势的全球竞争中经济动机占据上风，真正有风险的不是威权主义而是民主和公共物品。在美国的政治领导人看来，民主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促进技术创新，美国总统奥巴马想必更清楚这一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无疑同意这一点。电子工程师出身的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将会赞同这一点。

　　尽管有勇气谈论民主，但是面对民众对全球化所产生的不平等的不满，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威权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控制这种不满。即使中国的发展给威权主义带来了新的名望，威权主义也绝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一个特点。斯蒂芬·帕尔默所描述的“中国效应”的确是真实的，但是只片面地关注中国政策，而忽视了全球企业和教育机构在维持威权主义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忽视它们在世界体系的新的重构中产生和加深不平等一样，这是一种误导。[24]

　　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起的战略性关键作用，在大多数讨论中所提出的中国模式的理念明确地具备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上面所引用的说法认为，中国模式不仅优越于当代的其他替代模式，甚至也优越于那些启动全球经济现代性的经济体，这种观点需要批判性地加以对待，因为它忽视了历史背景以及有待解决的由发展带来的问题。以铁路和汽车来判断，中国是一个流动的社会，这与其他地方的停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问题同样令人震惊：过去30年的发展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和地区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使得革命的成就倒退了；威胁到进一步发展的严重的生态问题；腐败；由这些问题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民主赤字（不管怎么理解）连同言论自由和法治进程等问题。这些也都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产物。

　　然而，最重要的是发展的方向问题，这是替代模式理念的另一个关键方面。中国发展的成功是在现存的发展模式、主要是美国模式所设定的框架内取得的，这种模式过分强调城市化、国内外消费品的供给和相应的资源集中。尽管这种发展模式被广泛认为在中国要比在美国更不可持续，但是到目前为止对该模式的纠正看起来大多是装饰性的。乡村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在继续加剧，还在继续依赖房地产投机和汽车制造业来拉动经济增长。[25]这些都是领导人准备承认的问题，但是仍然看不到可能的替代模式。

　　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就谈论中国模式似乎有点为时过早，更不用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了。那些最接受中国模式的外国人看起来也是那些把经济和技术发展放在所有其他社会和政治关切之前的人，是那些羡慕威权主义寻求逃脱民主社会问题的人，或者是那些由孔子学院所培育的把中国看作是外来的、但突然可以接受的文化大杂烩和未来急需的商业机会的一小撮人。[26]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功是其吸引力的巨大来源。中国社会看起来的活力掩盖了它所面临的同样困扰自由市场经济的问题，尤其是深层次的不平等、文化的迷失和生态问题等。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目前存在的各种发展模式都面临或多或少的类似问题，这些问题使其难以成为他国的榜样。这是我们时代危机的一部分。我认为就中国模式而言，可以公正地说，不管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其成就多么令人满意，在实现社会公正、平等等社会主义目标的运动以及基于上述理念的民主实践方面，这种模式并没有什么值得崇拜的。中国模式的成功或者作为竞争者的中国模式甚至可以在一些发达国家加以运用，例如美国就以此为借口来限制民主和把教育重新导向企业目标。[27]

　　也有一种观点，不幸的是，是少数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的确可以讲中国模式的话，那它只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模式，一个仍在进展之中但未来尚不确定的模式。非常明显，即使是中国的领导人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也分歧很大，这对发展战略的形成至关重要。最近召开的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新的五年规划再一次表明，解决发展的社会挑战仍然是优先议题。这些关切长期来看是否能够克服对发展的盲目崇拜，是否能够把发展重新导向社会主义的目标，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即使社会主义政策恢复了活力，实施这些政策将受到冲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的阻碍等问题将继续存在。同样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必然是以人为基础而不是以国家为中心。20世纪中国的革命在把这些问题中的某些问题放置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议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问题是否仍然在发展议程之中，将对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和中国模式

　　最后，我想根据与中国模式有关的问题简单讨论一下马克思主义。尽管在我看来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遗产对于理解继续影响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力量仍然相当重要，但是，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中国内外的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当代中国吸引人的地方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通过否定过去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使得这种看法成为可能，忽视这一点，就是思想上的自欺欺人，甚至对共产党领导层而言也是如此。仍然对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中所存在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脱节视而不见，是非常幼稚的。与在其他地方一样，马克思主义已不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关注。[28]另一方面，依靠政治说服，中国政权内的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在评估马克思主义的弱点，或者在评估马克思主义作为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替代者所提供的希望方面，仍继续拥有相当大的作用。

　　很明显，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一个来源是共产党合法性的一个条件，正如共产党作为重新实现民族富强的政治代理人的地位也是共产党合法性的条件一样。不把革命的过去看作是必要时可以用来应对当前问题的记忆和政策的仓库，是愚蠢的。忽视马克思主义对政治语言的继续贡献同样是愚蠢的。很明显，正如领导人愿意指出的那样，不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政策，而是当前的政策塑造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但是，马克思主义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理解深深根植于中国革命之中的中国模式理念的推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04年以来，在胡锦涛的支持下，中国领导层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来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活力。[29]至少在表面上，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意在通过把人类福利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目的，正如社会主义的目标所要求的那样，以此来抗衡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它的最直接的目标，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为了恢复党组织的意识形态统一，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这种意识形态与过去30年来领导人所确立的意识形态发展脉络保持一致：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总体目标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的解释为中介，而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直接解读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在全球化时代适合于中国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努力，最显著的是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领导下的努力，是基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而这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释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和发展的经验之上的。

　　马工程一直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何论述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如何论述革命的考察，而在过去革命则是主要的关注点。当这一工程启动的时候，它有五个方面的任务：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重新翻译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建立适合时代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编写具有马克思主义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等高等教育教材，以及编写体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的中国近现代史等教材；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后者包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除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之外，工程本身还涉及全国一些大学的相关院系以及党校。这一工程的一个方面就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提炼出被选出来的18个术语和概念的含义。在这里值得列出这18个术语和概念来，因为它们体现了当前的关注点：民主与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农业和农民，经济文化落后社会的经济发展，全球化和时代问题，所有制和分配，政党，战争与和平，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民族，意识形态、进步文化和道德，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军事。

　　近年来，党的理论工作者一直参与全球性的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档案中出版和未出版的资料，这些资料也许可以为改革时代中国发展的理论上的正确性提供文本证据。没有理由可以断定参与马工程的各种机构或者这些机构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人员给出的解释是一致的，他们本身在评估当前的发展方面就未必看法一致。就目前所提供的出版成果来判断，马工程已经产生了一个超越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最本土的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确，有些理论文本读起来非常像是从毛泽东到现在的革命的历史。不过，与革命时代不同的是，当过去的哲学遗产至少在形式上被看作是激进转型的目标，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的假设一致时，却有了一些尝试，试图找到马克思主义与本土遗产的共同之处。[30]

　　有一种很明显也许是很浅薄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比以前已经更加明确地充当了国家政策的工具，而事实上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更重要的观点应该是，这种工具性所赋予它的科学普遍性的地位，提供了跨越国家边界之间的连接，使中国经验具有了全球相关性。马工程与中国模式的官方宣传的时间上的重叠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不管是否如其支持者们所意图的那样，在这两个工程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辩证互动关系，这种相互作用最好可以通过哲学概念中的“具体的普遍性”来理解，普遍性只有在其特殊性、确定的历史性中才能理解。[31]于是，中国模式，或者更好一些说，中国榜样，可以理解为普遍原则的独特性的历史实践。这一模式受人模仿的不是其作为一个普遍的模式而是其把普遍性与具体历史环境相结合的做法。

　　重要的是克服关于中国发展讨论中的绝对的形式主义，更加密切地关注指导变革的思想。在东亚空间背景下出现的1978年之后的结构转型（改革开放）在指导中国随后的变化路径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些转型只有在包括1949年革命前和革命后的革命时期的更长的时间视角下观察时，才能最好地加以理解。这对于那些在革命和改革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来说，那可是一生的时间。与无休止地跟踪易变的细节，搜寻超越时空限制的原理，或者陶醉在中国或东亚思想中相比，更加密切地关注这些结构和历史背景也许能提供理解中国关于变革的思想的更好线索。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对待中国模式的理念，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它卷入全球权力话语中的情况，因为它在全球权力话语中有其启发意义，并从全球权力话语中衍生出它的重要性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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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注释略，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