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虚村书斋:“大皇帝”怎么刁难“小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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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皇帝”怎么刁难“小倡优”?

花随月转阴晴收录于凤凰-张继合博客
     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里记载了一项著名的“行为艺术”。从此可以看出“马上皇帝”对文化人的彻骨的轻慢。
  刘邦住在高阳的一家旅店里,有位叫郦生的读书人为了博取功名,便将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刘邦却自顾叉开双腿让两个女人洗脚。有一名骑兵泄底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图:“地痞”出身的汉高祖——刘邦。)         这就是汉高祖,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对着文人骂娘。文化在他的眼里简直就是臭狗屎,读书人不是号称知书达理吗?刘邦这个小亭长出身的“大老粗”偏偏要奚落一番。他确信:打江山靠的是真刀真枪,耍嘴皮子屁用不顶。刘邦几乎是在对文化的自卑、对战争的自负等复杂心态中,在那个倒霉的书生帽子里撒尿的。
    两人再次见面,也好不到哪儿去,刘邦硬说“未暇见儒人”——干脆就是没空。郦生则投其所好,不得不放下读书人酸文假醋的臭架子,心甘情愿将自己“矮化”成了刘邦当初那种小地痞。他谎称自己是“高阳酒徒”。结果,“沛公雪足杖矛曰:‘延客入!’”这样死气白赖地给皇帝做事,何苦呢?想必是建功立业的“宝”都押在这个“长亭小吏”身上了。不错,刘邦得天下、治天下,一天也不能缺少文人,但是,他到底还是老粗出身、更爱枪杆子;灵魂深处,他确实看不上那些斯文、酸腐的家伙;用,也是权宜之计。
  即使皇帝本人对艺术抱有好感,也扭转不了文人的命运,柳永又是一例。他是最富诗人气质的人物,做举子的时候,流连于汴京、苏杭等地的“曲坊”,常年往来于乐工歌妓之间。不想,词填得越好,名声却越臭。好容易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考取了进士,皇帝身边的人却不买帐,还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宋仁宗心动了,也感到长期混迹于勾栏茶肆的文人靠不住,毕竟朝廷用人是德第一,才第二,有没有这个填词唱曲儿的官员,与江山社稷无碍。最后,皇帝便戏谑道:“且填词去。”就这样,柳永梦寐以求的功名毁了,古典文学史上才多了一个“奉旨填词柳三变”。
  还有最典型的例证——纪晓岚,他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做过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又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一本《阅微草堂笔记》可与《聊斋志异》媲美。民间传说把他描绘成乾隆面前博古通今的“风流才子”和说一不二的大红人儿,其实,满洲皇帝对汉臣仍然是一脸的瞧不起,多才多艺反倒增加了被蔑视的砝码。乾隆皇帝并不拿“风流才子”当宝贝儿,从一件不大的案子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图:纪晓岚被乾隆皇帝蔑称为“倡优”。)          江浙学政尹会一曾上书劝谏弘历,尽量减少南巡的次数,因为“民间疾苦,怨声载道”,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纪晓岚也在一旁帮腔,向皇帝渗透江南财力枯竭的事实,乾隆则直言不讳地正告纪昀:“我看你在文学方面有一些根基,才赏赐了一个官儿作,其实,不过是当作娼妓和戏子一样豢养罢了,你怎敢得寸进尺,妄议国家大事呢?”乾隆重复的是汉武帝说过的话,《资治通鉴》对帝王“蓄倡优”的出处有明确记载。
  乾隆“蓄倡优”与谋臣“论国事”的距离是多么遥远,角色的认同是多么格格不入。的确,“宦海沉浮,非书生所宜。”图:乾隆皇帝身着“汉装”。)         古罗马有明文规定,奴隶在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况下,每年定期接受一百鞭挞,为的是提醒这帮奴隶,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中国文人的痛苦正是,沉湎于君主的“礼贤下士”、幻想着个人的建功立业,结果总是摸不透东家的好恶、看不出主人的眉眼高低,坐冷板凳、吃闭门羹,到头来,仕途惨淡,诗词歌赋却堪与青山共久留。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得失相抵,倒也公平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