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虚子 谭立三:开国大典与毛泽东并肩站在城楼上的牛人

“皇太后还不退位，更待何时？”                                                                                                         

　　1872年一个暮春的夜晚，四川南充乡下，蜗居一隅的教书先生张本清梦见了他从未见过的大海，惊涛骇浪之间，一叶小舟漂漂荡荡。就在同一天，张家的第三个儿子出世了。或许是对未来有所预见，张本清给儿子取名张澜，字表方，希望此儿能像梦中的方舟一样，于即将到来的乱世中自我保全。

　　这一年正值清同治十一年，苍颜皓首的大清王朝正频频向西方行礼，包括詹天佑在内的第一批幼童留学生被派往美国。洋务运动方兴未艾，西学东渐蔚然成风，中国人千古不变的表情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然而在山水阻隔的四川腹地，人们对这一切闻所未闻，照例过着和以往一般无二的日子。张澜就生活在这样的日子里。家中清苦，他很小便随着家人割草、拾柴、放牛、种地，把少年的汗水挥洒在田间地里。

　　不过，农家的辛劳没有阻住他求知的脚步。就在劳作的间歇，他便背熟了邻人所赠的半部《论语》，让父亲大为惊叹。既然儿子如此勤奋、早慧，张本清便早早地将他送入书馆学习，让他跟着哥哥和师兄们一起，在祖宗的规矩里摇头晃脑地学起了千年不变的课业。

　　张澜如此一天天长大。一年又一年，他念着“子曰”长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形貌，品学兼优、儒雅斯文，身上更兼有父亲的正直端方和母亲的克勤克俭。

　　于是，他也按照千古文人的进学途径走向自己的未来——22岁那年，他穿着生平第一双布鞋踏进了科举考场，并一举考中秀才。此后张家博得“农家五父子、一门四秀才”的美誉，张澜自是其中的一分子。

　　然而进学的欢欣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真正的乱世已经到来：他进学的那一年是1894年；在他奋笔疾书于考场之时，遥远的中国东部，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撼动着神州大地。

　　次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埋首于古籍经典中的张澜一下子被震醒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令他感到椎心的疼痛。他开始急切地寻找变革图强的道路，而恰在这时，他因为博学多才而被延聘为紫金精舍的教师。1899年，他来到广安，踏入了这个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

　　这是一所由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新式学堂，除讲授经史辞章外，还广及舆地、博物，宣讲“西学新书”。本就具有革新意识的张澜一到此间便如鱼得水，与四川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蒲殿俊、罗纶等人相谈甚欢。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很快成了维新思想的拥戴者，“秀才张澜”开始脱胎换骨。

　　此时，戊戌变法失败已经一年，慈禧太后继续独揽大权，力主维新的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然而，流血已不能止住变革的脚步，而远在四川的张澜，也多多少少因为变法的涟漪步入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原因便是那件被称为“移神兴学”的事件。

　　紫金精舍的校舍原是一座庙宇，张澜等人在修建校舍时，发现庙中还有三座满是灰尘的菩萨。有人戏言请三位“真神”下殿，想捣毁神像，却发现菩萨是铜铸的。于是，这些热衷于新学、一意挣脱旧思想的青年们便把神像扔进了阴沟里。这一扔，一下在守旧的人士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地方官怒不可遏，直批他们为康梁余党，欲下令抓捕张澜等人。此事后来在各方调节下平息，但这小小一事，却成了张澜民主生涯的起点。

　　其实所谓请神下殿，乃是针对慈禧的隐喻，此后，张澜的斗争便不再含蓄。

　　1903年，31岁的张澜作为四川官派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亲眼看到了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巨大变化，张澜怎能不深受刺激？他迫切地希望光绪皇帝也能重掌大权，带领中国变法维新，走上图强之路，由是也愈加对大权在握、阻挡维新的慈禧满怀愤恨。在留日学生举办的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庆祝会上，热血的张澜大声疾呼：“皇太后既已年过古稀，还不退位，更待何时？”

　　一声怒吼，振聋发聩，吓坏了清政府驻日公使。张澜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关押起来，并被遣送回国。从此人们也都知道了，留学生里出了个不怕死的四川人。

　　张澜回到了家乡，在南充县顺庆府官立中学堂，他满怀教育救国的热忱，大刀阔斧改革旧习俗，推行中西合璧的新课程。这所默默无闻的乡学很快成长为生机勃勃的近代新学堂。朱德就是张澜这一时期的学生。对于教务长张澜，朱德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严厉与刚直。

　　梁晓声(张澜研究者)：他在当学堂教务长的时候，为了整肃教育纪律，颁布了许多条令，包括任何来视察和走访的官员，只能入一道门，不能进第二道门，而且只能到一间会客室里，清茶待客。有的官员对此非常恼火。但他身为教育者，绝不会在大官面前低眉顺眼。

　　不仅如此，张澜还在教育领域做出了更多的尝试。

　　他自建小学堂，领着学生大搞体育运动；他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即使讲述经史子集，也往往结合时事，让学生自由体悟。他还倡办女学，呼吁解放缠足，带领女学生们在学习新知的同时多参加户外活动，释放自己的头脑与活力。

　　正当教育革新家张表方的名字逐渐为川人所熟知的时候，急转直下的国事把他推向了另外一个陌生的舞台。

　　川北圣人1911年5月，清政府悍然把原本已归商办的川汉铁路宣布为国有，并且拒绝归还股金，继而又以路权为抵押，向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大举借债。这一无耻行径，激起了全川人民的愤怒。作为南充县股东代表的张澜，会同保路同志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冲进了总督府。

　　罗涵先(中国民盟元老)：当时的总督叫赵尔丰，把这些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全部关押起来，“候旨听斩”，要杀头。

　　张志华(张澜的孙子)：两个刀架在脖子上，枪顶着胸口。在这个情况下别人都不敢说什么了，他还据理力争。

　　罗涵先：“你投不投降？”他说：“我不投降。”

　　张志华：从这时开始大家就很钦佩他，真是威武不能屈。

　　1911年的仲夏格外闷热。在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的牢房里，当其他狱友纷纷以沉痛的笔调留下遗书的时候，张澜信手拈来的却是一篇由30种鸟名连缀而成的游戏之作《田家乐》：

　　有田不如归，谢彼绶带婴。

　　择地远湾泽，小舍斲木成。

　　诛茅莫损花，屋脊令树平。

　　宵晨风日佳，眷属玉冰清。

　　忘世此爰居，计画漫纠萦。

　　眇巧妇工织，主伯劳并耕。

　　寻常足布谷，适意而靡争。

　　负戴胜绂佩，教子规逃名。

　　搏黍岂徒饱，农毕方授经。

　　潜夫不自异，卑居饶远情。

　　邻里白头翁，提壶时共倾。

　　醉倒挂南窗，唤起参已横。

　　清流离垢浊，知希有余荣。

　　谗无百舌忧，斗无批颊惊。

　　得失信天缘，春锄安平生。

　　字里行间，中国传统文人的雍容淡定跃然纸上。

　　这便是张澜的风骨。毛泽东曾用“与日俱进”比拟张澜思想的进步，而在他的血液里，传统放达的文人气韵始终生生不息。或许，这便是他一生历尽风云而不倒的缘由所在。

　　云淡风轻的张澜当然没有被赵尔丰所害。保路运动已是革命爆发的导火索，一燃之下，风云巨变，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随之拉开了帷幕。

　　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终于在革命的冲击下彻底倒下，宣统退位，民国诞生！

　　而张澜也在新的时局中被任命为川北宣慰使，继而被推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此时的他，想必正踌躇满志，准备在新的时代里建设出一个富强而兴盛的国家来。然而此后的局势却并没有如他想象中的那样顺利前行，中国迎来的是一个割据和战乱的时代，国运跌宕起伏，当初同张澜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人，有的因环境所迫销声匿迹，有的因意志消沉渐渐淡出，更有人因堕入陈腐而被历史淘汰。那张澜呢，他的路要怎么走？

　　他选择的，是踏踏实实做好眼前事这条路。之后的八年里，他先后担任川北宣慰使、四川嘉陵道道尹和四川省省长，一路兢兢业业，被巴山蜀水间的人们称为难得一见的包青天。就是这八年的经历，让张澜成了人们口中所传的“川北圣人”。

　　张志华：(张澜)1912年担任川北宣慰使。上任之后他就去视察，老百姓申冤，到处在告。有的农民告恶霸晏弘把他女儿霸占了，他就去查，(查出)他抢占农田、民女，无恶不作，就把他抓起来审问。这时候很多人来说情，他一看来告状的都是贫苦人民，来说情的都是富豪，心里当然就很清楚，最后经过审判把晏弘杀掉了，大快人心。因为有这几年在川北的治理，所以蔡锷送他一个匾，现在还在，(说他是)“今日之管仲”。

　　梁晓声：张澜在当省长时期，四川有一年闹灾害，他的四弟致书给他，说希望在政府部门谋一个低微的职位，以挣一点现钱养家糊口。张澜就回信说，“我受百姓推举，实为百姓仆役”——那时他就谈到“权力是谁给的”的问题，说身系一切权力都是百姓所委托，怎么能用这样的权力来为自己的弟弟安排职位？然后还写到，“弟如爱我，应体谅我的心情，以在家中替我孝敬、侍奉老母为最好”。

　　这样的事并非仅此一例。出任川北宣慰使后，亲朋故友来托关系的越来越多，张澜不胜其扰，后来干脆辞职一了百了。

　　尽管后来又被时局多次推上高位，张澜的风格却从来不变，一直坚守着“清廉为民”的原则。在任时，张澜总把母亲和妻子留在乡下，让她们依旧过着养猪、种地的农村生活，绝不会因为自己当了“官”就让家人鸡犬升天。平日里的张澜也自是两袖清风，不但不会收受贿赂，对外应酬还总是自掏腰包。一来二去，张澜负债累累，不得以将祖辈留下来的几亩薄田变卖，家中一贫如洗。

　　梁晓声：当时南充地区有一名军阀受别人的唆使，兴起了“倒张”的念头，派了一些密探到张澜的家乡去，打算在生活方面找到张澜一些做人、做事上的破绽，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说法，一些腐败的证据。结果去侦探的人回来给他打报告说，“但见环堵萧然”，就是说墙上什么都没有；“一屋空空，家人庵居素食”，庵就是道庵的庵，一家人过着出家人一样清苦的生活，“无可窃物”。这个军阀听了之后，沉吟良久，长叹一声，“天使张澜如此清政，‘倒张’必遭天谴”。后来他就完全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然而为官清廉并没有为张澜换来他所梦想的桃花源。局势早已不在他的控制中，成长起来的军阀们开始了连年混战，张澜视线所及，四川万里疆土硝烟滚滚，民不聊生。1918年，在军阀的压力下，张澜被迫离开四川，前往北京。临走前，竟有巨匪拦路赠银，张澜在民间所受尊崇，可见一斑。

　　张澜在郁郁之下离川上京时，他绝不会想到，这次上京将给他带来巨大的收获。

　　就在他上京的次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新风气下，流行于世面的各种思潮汹涌澎湃，中国社会被推向大变革的前夜。

　　张澜看到了这样的变化。虽然身为北洋政府的朝中人，但张澜一直汲汲于新知，自然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也很欣赏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不仅如此，他还做了李大钊任总编的《晨报》的董事长，新文化运动的诸位干将都曾是他的专栏作者。从1918年到1920年，张澜与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交往频繁，思想渐渐地随时势而改变。

　　张茂延(张澜的女儿)：他在北京的时候设立了四川省长行署，但是没有事情，所以一天(到晚)就在街上逛书店之类的。他那时候在找国家的出路，一边是苏联的榜样，另一边就是英美那些(国家的榜样)。他对于孙中山的革命已经觉得有些失望了，觉得那种革命不能够彻底地救中国。

　　那时候，十月革命刚刚发生不久，“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太新的名词，人们还没有能力把它和中国的未来相联系。在欲知其底蕴的冲动下，年近半百的张澜开始研究这个为劳工的新主义。

　　张茂延：苏联的大的情况他们晓得，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具体是什么情况他们不晓得，所以那时候到处找书看。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这个名字不止一次地进入张澜的视野。这个年轻人思想的睿智和笔端的锋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由于地位悬殊，张澜和这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一直不曾谋面。

　　1920年，张澜因母亲病故回到家乡。此时，北洋政府正陷入走马灯般的政权更迭中，军阀连年混战，人民普遍厌战，一时间，地方自治成了人心所向。南充也在此时宣告自治，而张澜自然成了民众推举的领头人。

　　张澜把自治的重心放在了发展实业和教育上。

　　张茂延：自治一搞搞了5年，在整个南充，小学、中学、职业中学这些，他办了有许多所。他自治的范围有二十几个县。

　　在张澜的推动下，南充各地中学纷纷开办农业、蚕丝、工业、医学、师范等各类专业班，几年以后，大批实用人才支撑起了南充的地方经济。

　　张梅颖(张澜的孙女，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他那时候不是完全地接受马列主义那种暴力革命(的思想)，比较主张像他治理川北这样，大家都很和谐，从他做起，一级一级都很廉洁地帮老百姓致富。他搞了这么个试验田，也很成功，当时川北是夜不闭户，大家都丰衣足食。当然，后来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下，他放弃了。

　　1926年，军阀刘湘坐镇四川。此时，新成立的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一职出现空缺，而刘湘也正需要在全国各处大兴大学之时，于川内建出一所高质量的学府，以显示自己的文治武功。自然而然地，他把目光投向了张澜——15年前，刘湘曾任职于川北宣慰使张澜麾下，对老上司的丰富才学和德高望重，他自然有深切认识。

　　张澜接受了这个职位。出任校长后，他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打开夔门”(夔门在瞿塘峡西端，是出入四川盆地的门户。此处喻破除思想的保守和偏见，广开言论，广纳新知)，无论教师政治信仰如何、来自何党何派、学历出自何校，一律唯才是举。

　　张梅颖：他那时候搞教育改革，教育思想比较活跃、比较开放。他请了很多外国的教师，而且不排斥任何人，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可以上台讲你的理论。

　　而实际上，当时成都大学的校园里，确实活跃着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张澜称赞他们“多诚笃君子、有为青年”。又说，帮助他们“乃为国育才……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一乐也”。其开放的胸怀和为国育才之热忱，由此可见一斑。

　　从1926年到1930年，张澜把只有一块牌子的成都大学，办成了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成都大学成了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张澜本人则一度被拿来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相提并论。

　　然而，这样的成绩并不会让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军阀政府始终对学校的发展心怀忌惮，只是碍于张澜的声望不敢妄下黑手。终究到了1930年，曾是张澜学生的军阀刘文辉以三校合并为借口，排挤张澜，裁撤成都大学(即将国立成都大学的主体部分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张澜遂于8月自动辞职，离蓉赴渝。行前与朋友话别时，他说：“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操，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

　　一切恶意与压迫，在此语面前皆灰飞烟灭！

　　统领民盟，反蒋、联共、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的无耻行径震怒了国人，抗日呼声日渐高昂。然而，执掌民国大权的蒋介石却仍然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剿”共。这一举动让无数人既失望又愤怒，张澜也不例外。他决定以布衣之身帮助共产党。

　　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陕西进入四川，准备在川北一带建立根据地。张澜闻讯后，积极发动民间力量，迎接红军入川。这让共产党感到非常高兴，能得到这样一位在四川乃至全国都很有号召力的人士的帮助，对工作的展开极为有利。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强和他的联系。

　　于是，1936年的一天，张澜多年杳无音信的次子张崿突然回家。这让张澜欣喜若狂，然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他一直牵挂的儿子竟已是中共旅德支部书记。

　　张梅颖：他(张崿)是1926年的老党员，从北大到了德国，在旅德的支部做支部书记，后来又到苏联，在第三国际做宣传部长。(他)当时(有)两个任务，一是在张澜身边，以张澜的名义保护一些人、做一些事，因为那时候没人敢动张澜；二是恢复川北地区，像华蓥山这些地方的地下党组织。

　　张崿在张澜身边工作了两年。这两年让张澜极为快乐，他一边享受着天伦之乐，一边也从儿子身上，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张梅颖：听我祖父说，他(张崿)从来不坐滑竿，因为他觉得坐在滑竿上让人家抬，是剥削阶级。

　　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年仅30岁的张崿因病去世。张澜悲痛不已。

　　但这短短两年的相聚，毕竟使张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以古稀之年奔走国事的时候，胸中多了一份对儿子的怀念和对共产党的理解。

　　这时候，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的时期。

　　局势所迫之下，国共第二次携手合作，共赴国难。随着战线的逐渐推移，国民政府中枢不断西迁，四川逐渐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聚集地。作为四川名宿，张澜各方奔走、联络，积极支援抗战；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会上一面呼吁加强合作，团结抗日，一面痛斥汪精卫等人的投降理论，号召“全国同胞认清形势，坚定意志，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

　　但这无数人苦心构筑的统一战线，却很快面临着破裂的危险。

　　1938年10月的武汉大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反共独裁的苗头再一次显现出来。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四项方针，并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提交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也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后来，国民党又秘密颁发了《共产党问题处置法》等反共文件，统一战线岌岌可危。

　　这些行径让张澜大怒，他跑去找到蒋介石，当面质问他：“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要反它、限它？”然而蒋介石不但没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还在1939年6月制造了平江惨案，包围了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惨杀工作人员。此事被国民党封锁了消息，张澜等人愤而邀集各界人士，将惨案经过写成报告，并印成书面材料公之于众，国民党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公愤。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9000新四军在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遭遇8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7000壮士殉难。又是张澜，冒着生命危险把周恩来送来的皖南事变真相材料秘密散发出去，戳穿了蒋介石御用文人的粉饰谎言。

　　张澜由此成了蒋介石忌恨之人。

　　他的身边常常有特务监视。他于1939年11月23日与沈钧儒、梁漱溟、黄炎培等人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时，他在会上的发言被特务全部记录下来；他的住所周遭，常有特务盯梢。张澜并不以为意。他依旧大声指责蒋介石的反共措施，依旧支持共产党，坚决反对一切内战。尽管这些声音奈何不了掌握着武力的蒋介石，却在民间激起巨大回响。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番号被取消，国共双方关系剧变，这也让张澜等人意识到，需要在政治上做一些改变和调和了。

　　张梅颖：国共合作，蒋介石一贯就是说了不算，所以在皖南事变(中)几乎所有的新四军都遭到了国民党的屠杀。(在当时)抗日是中国最大的事情，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当时的一些国会议员，觉得有责任站出来成立一个组织，在国共之间寻求民族团结抗战。

　　他们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在有“民主之家”之称的重庆特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从此，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多了一支高蹈民主的生力军，它势必将对中国未来的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民盟成立以后，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主席的人选。继黄炎培之后，69岁高龄、略微口吃、一贯反对结党的张澜被推上了民盟主席的位置。

　　张梅颖：民盟成立的时候是三党三派(联合)，都是知名人士，谁也不太服谁，尽管不再分党派了，所有人都是民盟成员，但是各有各的政治立场。作为一党的主席，当时也只有他能够镇得住。

　　后来，民盟同仁范朴斋在谈到张澜的凝聚力时说：“民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团体，有人一定以为张先生是一个手腕灵活的人，哪知恰恰相反，张先生的妙处，就在丝毫不懂得什么叫做手腕……张先生的高明处就是‘直’，巧妙处就是‘拙’，就这样，他真的领导了民盟，而且领导得恰到好处。”

　　民盟在张澜的领导下，成了国民参政会上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重要力量。

　　在1942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张澜、罗隆基等人就根据民盟纲领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军政、训政、宪政为孙中山所设计的政治路线图，军政为“以党建国”暴力革命时期，训政为“以党治国”时期，宪政为“还政于民”时期)。蒋介石恼羞成怒，拍案大骂：“把我当宣统了！”张澜却不以为意，与蒋介石当面辩论长达两个小时，并在此后两年中拒绝出席参政会。

　　从1938年到1948年，国民参政会共举行过13次会议。虽然它不过是“占有四分之三的主人请四分之一的客人吃饭的会议”，然而张澜却往往能出其不意，在参政会上反客为主。有一次，张澜向蒋介石提议取消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军统”和“中统”，并比之为明代的东厂、西厂，弄得蒋介石极为不快，对这个四川人满腹愤怨。

　　这些事，都给张澜个人的安危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但他却并不会在风险前退缩。他去世后，陈毅在悼文中写道：“当时反抗蒋政权就要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张澜主席所领导的民主政团同盟，当时竟敢和蒋介石分庭抗礼……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看似文弱的张澜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

　　德高望重是张澜时间进入了1943年。

　　这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让纳粹德国节节败退，日本也在太平洋战争中遭遇惨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呈现出即将结束的态势。此时的中国社会，却在步步走向抗战胜利的同时，潜伏着新的争斗暗流，蒋介石暗中加大独裁力度，却又摆出一副民主的姿态，邀请张澜等人重返参政会。

　　张澜自然又在会上与蒋介石起了争执。

　　当他以民盟主席的身份直言，蒋介石应该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的时候，蒋介石以讥讽的口气打起了官腔，还说：“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是还训了我一顿吗？”这番话一出，张澜当场起身斥责蒋介石，双方又一次闹得极不愉快。

　　也是在这次参政会上，愤怒的张澜当着蒋介石的面，向会场散发了一本自己所作的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小册子言辞激烈，痛斥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党霸政治，其所谓之后将实行宪政的说辞不过是一时的障眼法，实质则是要纳国家为一党私有。这番言论自然惹恼了蒋介石，小册子立时遭禁，然而民主的波澜却是挡不住的，这本匕首投枪般的小册子，仍然偷偷流入了成都、重庆的大街小巷间。

　　张澜由此被舆论界誉为“为真理而强横到底的硬汉”。但此时的他却颇有些颓丧，眼见得国民党对国家大事如此无诚意，从此对国民党彻底失望。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听得这一惊天好消息，73岁的张澜老泪纵横，在游行的人群中和几位老友如儿童般紧紧拥抱。然而在欣喜的同时，张澜也在暗暗忧虑，担心着国家未来的前程。

　　8月下旬，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共同商讨国是。毛泽东答应了。这便是着名的重庆谈判。

　　当毛泽东于8月28日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时，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张澜自然身在前来迎接的人群当中。他与毛泽东一见如故。

　　张梅颖：毛泽东一看就知道他是张澜，而且知道他的字“表方”是怎么来的。(毛泽东)见了他就说“美髯公啊”，因为他留着长胡子。

　　9月18日，张澜发表致国共两党领袖公开信，挑明了政局的实质，强调目前是国共两党全盘、彻底解决国家问题的最好时机，中国必须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想法自然是民盟的一贯主张，而这封公开信的出台，也是张澜与毛泽东多次商议后的结果。

　　在抵达重庆两天后，毛泽东就曾特地到特园拜访过张澜，一是送来学生朱德致老师的礼物，二是就各自的主张交换了意见。两人推心置腹，侃侃而谈，在目送毛泽东离开之后，一向谨言慎行的张澜竟发出如此感慨：“得天下者，毛泽东。”

　　这一句话，已为民盟将来的走势选好了方向。

　　此后的时间里，毛泽东又两次访问特园，看望张澜。一次又一次的商谈迅速拉近了双方间的距离，而在为和平与民主的共同努力中，张澜领导的民盟也和中共结下风雨同舟的友谊。

　　罗涵先：第三次商谈的时候，毛泽东提出来说，我们谈得很好，已经谈了好几次了，我们以后要永久保持中共跟民盟在政治上的一致，张澜马上就表示同意。

　　张梅颖：毛主席三访张澜以后，他(张澜)应该说思想上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那时候他就很坚定(地相信)了，唯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然而1946年留给中国人的注定将是无限的遗憾和悲哀。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于是再一次试图以武力夺取，从年初开始就不断地和共产党发生武装冲突。他对民主人士的控制和杀戮也随局势变化而愈演愈烈，总是与他唱反调的民盟，则成了他攻击的重点。

　　1946年7月，民盟重要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在昆明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残忍杀害。消息传来，诸人惊愕，在成都慈惠堂召开的追悼大会上，张澜悲愤地表示：“李、闻先生之死是政治暗杀，本人决定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的和平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他也确实实践了自己的承诺。1946年10月，在攻占中共解放区张家口后，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消息传出的当天周恩来便宣告，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伪国大。国共双方摆出政治上公开对立的姿态，此时此刻，作为国共之间第三方力量的民盟是否承认和参加国大，显得至关重要。

　　南京的民盟中央一时人心浮动。国民党欺骗、拉拢、分化、瓦解，各种手段纷纷使出，无孔不入，民盟中央诸人也是各种思量，俱在心头。关键时刻，周恩来赶到民盟中央，向黄炎培和罗隆基建议，民盟是否参加国大这样重大的问题，应向主席张澜请示。

　　罗涵先：周恩来站在电话旁边，等着张澜从成都打电话来，(对于)参不参加国大，请他表示态度。后来，张澜在电话里说，民盟绝对不参加国大。他声音很洪亮，说不参加国大。周恩来就站在那儿听，听到这个答复以后就放心了。

　　在中共和民盟的共同抵制下，1946年的所谓国民大会成了国民党尴尬的独角戏。无人喝彩的表演落幕后，蒋介石终于恼羞成怒——11月5日清晨，民盟主要领导人聚集在上海集益里8号张澜寓所里，气氛异常沉闷，一份由国民政府起草的解散文告摆在他们面前。楼下的客厅里，上海各大报社的记者拭目以待；窗外，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停满了整条弄堂。黄炎培宣读完解散文告后，大家一片静默，良久，张澜抓起笔，在解散公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负责宣传的民盟委员叶笃义含泪下楼把文件交给记者。

　　梁晓声：民盟如果不自行解散，那就可能会被蒋介石的特务们四处追捕、暗杀，张澜为了保护民盟的这些精英，就签发了这个解散令。让一个人亲自来签发这样的声明，而且这个声明将被记载在历史上，那么如果这个人真的有私念，可能反而会犹豫的。

　　当时蒋介石开出的条件是，如果自行解散，则可不对民盟成员进行逮捕。为着全体成员的安危着想，张澜才同意解散民盟。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理解他这样的举动，一时间，骂他妥协、批评他抱有幻想的言论纷纷而起，民主战线也受到极大动摇。面对这种情况，11月7日，张澜又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希望民盟全体成员站在爱国公民的立场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继续为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而努力。这也即是他个人将继续战斗的宣言。

　　这次解散风波也让张澜和所有的民盟成员都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和平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们当机立断，调整路线。

　　1948年1月，民盟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并且与中共合作，用革命手段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身在上海的张澜也想方设法为民盟四处筹款，所得款项一分不留，全部用做民盟的经费，以至当他的女儿从四川赶来时才发现，重病缠身的父亲竟然穷到了无钱就医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