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静电标识 原理图:略谈儒学之真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5:13:57
略谈儒学之真谛
鲍一民
得知1988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巴黎宣言》，认为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全世界必须吸取中国孔子的智慧，因而认真反复地读了一些儒书。原来儒家学说并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不苟言笑，不切实际，刻板繁琐的道德说教；而是切合实际，合于人情，大有利于社会人生的学说。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事实是；立于仁义之道，方能有得，得正、得和、和合力、得功得利、内外和谐，利乐皆得，上下同得，兼利天下之德也。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将宋明理学和它的后继者--现代新儒家的学说，当作真正的儒家学说，这是个极其不幸的误解。
宋明理学虽非佛老，实与佛老殊途同，乃三教合流的产物，它挖去了儒学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本质，早已被历史证明为误国误民的衰亡之学，为识者所唾弃。但其学说中含有较多的逻辑思辩因素，使人误以为能导引儒学走上科学合理，利国利民之路。诱使现代新儒家们误入歧途，重新回到宋明理学的死路上转个不停。
西方近代工业科技的进步，依赖的是逻辑实证，其落实处在实证，逻辑不一定走向科学和真理。相反，由于逻辑思维的局限性，极易导向谬误，逻辑思维曾使欧洲陷于中世纪的黑暗，便是明证。现代科学的发展更进一步说明，事物运动规律及其本质，决非逻辑推理所能解释、指导。由于时代的限制，前期的现代新儒家尚有可敬可恕之处，后期的新儒家应属于充耳不闻窗外事，麻木不仁，不知反省，社会责任心不足的腐儒。故而彻底辜负了人们长期而殷切的企盼。更可恶的是他们仍打着儒学的招牌，以假乱真，败坏儒学的名声，给人们一个错误的信息--儒学是一个不合实际，过时无用的学说。
其实相反，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本来就是既合情又合理，济世利民，使人走上真善美之路，走向幸福的学说。没有半点书呆子气，伟大而高明。
下面就儒学的有关问题，逐一谈来：
一、天人合一：这是尽人皆知的儒家本体论。
荀子说：万物同宇而异。王充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程颢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张载说：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明·罗钦顺说：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黄梨洲说：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固，生人生物。
这就是儒家的天人观，由此而产生仁的观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民我同胞，物我与也。济物救世、天下为公的思想。
天人合一说的另一义为天地人，万物之运行规律的同一性。
程颐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天地人只一道也。
王夫之说：道者、天地万物之通理。
所以天地人万物运行的规律相同，只是它们运行的轨道不同。
那么，运行的动力来自何处？动力来自事物自身的阴阳二气：易传：阴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孔颖达说：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阴阳二气既相推相摩，又相依相成。独阳不生，孤阴不长同则不继，没有对立差别，事物的生机即窒息。易传：天地不交，万物不兴。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张载说不有二，则无一，本一，故能合，和实生物。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所以交合和谐是事物的目的和本质，没有阴阳交合和谐，事物就不可能生存发展，不可能生生不息。而阴阳相推相摩只是事物变化发展之现象和过程。这就是儒家从天人合一观出发，而很自然地产生天人和谐的思想。
二、忠恕之道：
论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中庸：忠恕违道不远。
所谓忠，王夫之说：忠，尽已也。儒家所说的六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郭店竹简），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有教无类，其要求就是人人都要忠于各自的职守，人人都要做到与自己的职、权、责相符的忠。忠的本质在于责，而权只是完成责的工具。礼记：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孔子所说的正名，就是告诫人们，职（位）责（事）一定要相对应。
先说君主的忠：荀子：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左传：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上思利民，忠也，贼民之主，不忠，孟子说：欲为君，尽君道，所以君主的忠，就是对臣民的利益负责。君主为臣民的利益尽心尽力，作为整体利益的代表，臣民则要对君主忠心。所以忠是有机互动的。
同理，父子、夫妇、朋友的关系亦是如此，这个忠同样适用于现代意义上的职业道德。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人理应树立公民意识，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自觉地遵守社会公德，担负起公民应尽的责任。
礼记：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十者谓之人义。这个人义就是忠。组成整体或群体的个人，人人都做到人义，人人从自己做起，从各负其责而能互相负责。就能使人我和谐、整体群体和谐，互信互助，心同力协，1+1>2，达到家和万事兴，国和万事兴之效，自会上下同利同乐。
下举三例，以补充说明：
1、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忠心为国，勤政爱民，令天下臣民归心的周公。
2、坚持糟糠之妻不下堂，不愿当驸马的汉·宋弘。
3、县衙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清·郑板桥。
再谈恕，恕就是宽容谅解。
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乱天下。韩愈说：闻道有先后。左传：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矣，儒家认为通过教育人皆可为尧舜，反对不教而诛。尚书：与人不求备，检身苦不及，责已严，责人宽，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是忠，要严格；对别人的要求则是大度能容，有耐心，有时候要设身处地，谅解别人。如此人际关系自会和谐。孔子说：宽则得众，尚书有容德乃大，易传：君子以厚德载物，所以恕不仅顺乎人情，切合实际，而且是得众合力，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
也举三例，以补充说明：
1、齐恒公不计较差点要了他性命射钩之仇，重用管仲为相，而九合诸候，一匡天下，成就霸业，使当时的天下（中国，本文中的天下均指中国）能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相对稳定。
2、汉武帝经考察，在临终时，任命世仇匈奴王子金日磾与霍光同为托孤辅政大臣，渡过了政权危机，使汉王朝平安延续。
3、宋·吕蒙正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盖以大度容之，则庶事俱济（通）。
三、仁义与礼：
易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庸：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天之道就是无意识的、原本如此，淳朴的自然而然的诚。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的自然而然，也就是孟子所说赤子之心。实为先天性的人之道。
而仁义是根于自然而然、无意识的、原本如此的赤子之心，根于淳朴真实感情的诚（诚同于天命之谓性的性，近于善而未至纯善），择其善者而固执之，融情于理，经过理性提高后的纯善之情。为后天性的人之道。所以，荀子说：礼（仁义）以顺人心为本，清·刘献廷说：六经之教，原本人情。简言之，所谓仁义就是淳朴无邪的人情常理。
仁与义，若分而论之，那么，所谓仁，就是孔子所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孟子说的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这是根于诚的仁。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亦本于天人合一的感情，本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爱，所以才有以天下安危为已任的使命感、责任感，以身许国的大无畏精神。这是基于诚的，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然而然更高层次的提高。
义是人我、群我关系中，以本于淳朴无邪诚的约定俗成为基础之公理。合于常理，合理合情，理在情中，能人人认可，人人心理平衡，宜于人心。所以礼记曰：义者，宜也。正因为宜于人心，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乐意实行，而能为人之正路。因而，义可以很自然地作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
尚书：以义制事。荀子：义以制利，礼记：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孔子：义以分则和。所以义是制约、去除人们反社会性的标准。是去除、禁止人们因急功近利，而生暴虐诈伪的思想行为之标准。是维护社会公正、正义、保证社会和谐有序的标准。维护了正义，则能使天下至动而不乱，禁同害以兴同利，从而保证了正当有序竞争的进行，推进社会进步、万物育矣而兴天下之大利。所以礼记说：义、利之本也。义以生利，荀子说义以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
孟子说：善恶之心，义也，荀子说：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也，所以，义又是人们出于道德自觉的思想标准，属于内节，没有外在的强制性。因此，内外和谐，人我和谐，社会和谐。人们心中有了义的观念，也就有了是非善恶的价值观。
义的制约范围包括了所有法律法规已经涉及与尚未涉及的方方面面，更包括了法律法规所无法涉及的方方面面。所以礼记说：义者，天下之制也，义是建立和谐有序社会的基础，使能利乐皆得面达德，兼利天下的保证。难怪孟子说必要时，应该舍生而取义
仁义之道本于诚，诚即是朴素真实的感情，感情必因周围的人事物而生发，所以作为感情主体的个人，决不是孤立的、在真空中生存的人，而是与周围环境息息相关的人，儒家的整体群体观，即由此而生。
人的生理，心理，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都无法离开他人和群体；而作为万物之灵，人的理智完全能控制动物性的本能，制止目光短浅而愚蠢的急功近利之恶；更由于人是有感情的，必然也必需与他人及环境交流。所以人必须群，也能够群。
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人……离居不相待则穷，班固：不能群，则不胜物，这个穷，不仅指物质方面，更是指精神方面。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指出：人不仅是社会的动物，更是理性的动物。看来，儒家下的这一定义，虽是世界上最早的，倒不是独家的。
再说礼，礼的外表形式是礼貌、礼仪、礼制。其内涵本质是维护群体整体和谐有序的仁义。礼记：礼也者，义之实也。礼也者，理也……薄于德，于礼虚。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论语：人而不仁，如礼何？礼之用，和为贵。所以儒经中的礼和礼义，一般都可以理解为仁义。
礼记：礼（仁义）……非以天降，非以地出，人情而已。义者，宜也，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荀子说：义者循理，所以义合于人们淳朴无邪而约定俗成的常理，所以能宜于人心，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而仁，本于诚，即朴素真实的感情。因此，儒家的人之道--仁义，本来就合于淳朴的人情常理，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标准，人们完全能够自觉自律道不远人，远人非道，正因为如此，人皆可以为尧舜。
而宋明理学，却背离了淳朴切实的人情常理，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以义去利的禁欲主义。远人非道，它决不是儒家的人之道，倒是儒皮佛心的怪胎。早在理学形成之初，李泰伯就指出：……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指理学家），以此，此后，理学曾被定为伪学，并遭到陈亮、叶适等的抨击，后人也曾指出理学玄妙，孔孟平常。
但这个怪胎，却被充满恐惧感，神经衰弱的帝王看中，被定于强制性的官方学说。起到了借助儒学之威望，以理杀人礼教吃人高压愚民，假公营私，禁锢正确思想之效果，促使历史的倒退，败坏了儒学的名声。如孔夫子泉下有知，当为之长太息也！！
清·颜元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宋明理学这一假儒学，因其似是实非，足以混淆黑白，久而久之，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复知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矣，势必危及真儒学而害国害民。程朱之学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假的不倒，真的不立，鱼目岂可混珠！为国为民计，决不可再让这一假货作假，再让它继续冒名顶替，再让它害国害民。（理学家们其志虽可嘉，其学说在历史上有小功更有大过。时至今日，则纯乎以假乱真，欺骗民众，使国抛却自家无尽藏，以假灭真，害国害民）。
至此，有必要再谈一下与义有关的问题。
义者，宜也，义生于众适。众适者，众情、众利、众欲也。当然合乎人人认可的朴素无邪的人情常理，即公理。如有不合于义者，粗看似乎有情有理，但此情此理与众适的情与理有别，其背后必出于个别人或小群体的私利、私欲，包括某些亲情面子和所谓的江湖义气。若表现在日常小事上，虽系糊涂，其错尚可恕；若牵涉到关键问题，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很可能属于恶，宜察之慎之。
众适者，公利、公欲也，这个公是私的集合体，即使属于公众的长远根本利益，也必落实到组成公利的各个合于公理的私利上，所以公利是实实在在的，并非空虚的概念。公利、公欲、公理，朴素的人情常理义同一。
另外，法律法规作为人们行为的外在强制性规则，是使社会群体有理有序的工具，其基础仍为朴素无邪的约定俗成之常理，当然合乎众适，公理与义。4000多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典，法典明确表明：法律的使命是维护正义，公正，使社会安定有序，政治清明。所以通常的法律法规，其本质原则必然合乎义，合乎人情常理。
四、诚智勇：
说文解字：信，诚也，礼记诚于中，形于外。诚信，是淳朴仁义之人自然的外在流露，更是人作为群体中的一分子与他人交往的基本态度。荀子：不诚则不能化万物……不诚则不能化万民。孔子认为：无信不立。可去兵去食，却不可无信。不诚信，个人在群体中将寸步难行，将无法安身立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不诚信，社会群体必将无法正常运转而陷于瘫痪，进而引发各种矛盾，导致解体崩溃之恶运。易传：人之所助者，信也，不诚无物。诚信，才能成已、成人、成物；才能互谅、互勉、互助、互让、互利，而得大利。易传：君子之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诚信，才能敬业乐群、诚信，才能和谐，才能同心，同心才能协力，和实生物，协力才有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易传），得人生之美，同时推动社会进步的效能。
但是，仅仅具有仁义的诚信，是远远不够的，现实的复杂多变，光怪陆离，要求人们一定要有智，智者利仁。不智有时恰巧害了仁。
董仲舒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孔子说：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力行之，敏则有功，听其言而观其行，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孟子说：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宋·陈亮说：一个人如无智、无才、无勇、则亦何有于仁义哉。
是的，无智，不通世务，不辨真假善恶，不知情势深浅，如何能宏道，如何能与时偕行，如何能立命安身济世利民。如何能应变曲当，曲成万物，变而通之以尽利。如何能以其所学见之事功。所以智，决不可无。孔子的儒家从来没有叫人去做不知世务之百无一用的书生。
再说勇，勇就是行动。
论语：仁者必有勇，力行近乎仁，见义不为，无勇也，学道而不能行之，病也。荀子说：道虽近，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易传：履（行），德之基也，君子以果行育德。孟子说：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非食志也，食功也。就是说，仁者必通过力行，使有功，有德。礼记：德者，得也，有功才有利，利乐皆得，谓之有德。
众所周知，仁、智、勇为儒学中的三达德，即达得之三要素，没有这三要素，儒学即流于有道而无德，不切合现实人生之空谈。而宋明理学是从内心到内心的空谈，略去了智和勇。在德上面出了大问题，使中国积贫积弱，后来的五四运动当然要打倒它。
另外，本人认为仁为儒学根本之道，不应降格为德的范围，而代之以诚，当否，请有意者指教。
说到这里，暂将儒学作一小结。
人之道（仁义）立，社会自会公正，正义，社会秩序自会建立，自会人人心理平衡充实和谐，心同力必协必合（包括智勇），功业当可成，功业成，利在其中，而上下同得，这就是儒学的道德观。用荀子的话来说。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兼利天下，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行义而正，事业以成事成功立，上下俱富。
如果能制天命而用之，顺应规律，化而裁之，推而行之，那么，所德，就更为理想。
这个德，是没有犯罪感、恐惧感，不忧不惧，心安理得、内外皆得的君子之得。是精神物质双得，利乐皆得，上下同利同乐，兼利天下的和谐之得。美之至也的幸福之得。荀子说：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仁义）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用清·戴震的话来说，就是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
至此，很清楚，儒学是一个根于情，行于正，基于和，成于功，得于利，达于美的学说。全人类几千年来，孜孜以求而未得的真善美，早在儒学中阐述得十分清楚，且又是如此简单，毫不神秘，没有什么玄思冥想。这就是《易》之三义中，天下之理得矣的简易。
所以，儒学是真善美同得，道与德（得）的统一，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收双得的学说。
五、中庸，致中和：这二个概念在儒学中影响很大。
中庸：君子而时中，就是说，中庸的正确解释为时中。
先说中：荀子说：曷为中？曰，礼义是也。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王阳明说：中，只是天理，……须是因时制宜。董仲舒说：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汉·荀悦曰：以天道作中，……以变数作通（申鉴·政体）。
显然，这个中只能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志，是仁者如射的中，孔孟决心以生命来捍卫保守的立人之道的仁与义，是根本原则，是儒学的核心。
长期以来，对中的解释为折中的中间主义。可以毫无原则的飘来浮去，使人误解为滑头的保身之术，这到底是无意识的误解，还是有组织的曲解，暂且存疑。
再说：时和时中。学记：当其可，之谓时。易传：变通者，趣时者也。尚书·说命：虑善以动，动唯厥时。尚书·大禹谟：民协于中，时乃功。孟子：孔子，圣之时者也。易传：知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孟子：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荀子：彼大儒者……应变曲当，与时迁徒，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
看来，中庸或时中，是大儒、圣贤的标准。就是坚持仁义之道的原则不变，宏道的具体方法、制度可依时间、地点、对象等具体条件面变。变而通之，事成功立，兼利天下而达德，使群生皆得其顺命，休（美）命也，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董仲舒语）。道不变而术常新。也即是《易》之三义中的不易与变易。
关于致中和……应解作，由中（仁义之道）方能致正（正义、公正），由正必能致和（和谐），如此，天地人都在它们各自的轨道（位）上运行，则万物得以生（育），功业得以成，而达德。所以说，德者，道之功，生德于中者也（郭店楚墓竹简。1998文物出版社，第179页），和非中不立人有中曰参（逸周书·度训解及武顺解），中，方能和；方能参赞万物之化育，推进物质文明的进步，国语曰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万财既成……此谓正德（逸周书·大聚解）；内圣（道德自律，道德公正）方能开出外王（功利），外王源自内圣。
下就中庸举二例，以补充说明：
1、汉·董仲舒屈民而伸君，
2、明·救时宰相张居正，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化腐朽为神奇而力排众议，从整顿吏治入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短短十年，使家家干净的明王朝，在经济上大有起色，使戚继光得以东除倭患，北固长成，使衰朽不堪的明王朝之寿命，得以延长。
六、论识论
孔子曰：听其言而观其行。易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荀子曰：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杨雄曰：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于明，远必有验乎近，……无验而言之，谓妄。王充曰：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王夫之曰：知也者，固以行，为有功者?quot;，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法家韩非说得更透彻：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
无疑，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以功效为标准，不仅是儒家，也是中国全民的传统认识论。这一传统，至今仍为中国人所继承。孙中山就说：学理有真有假，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毛泽东主张实事求是，邓小平反对本本主义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谓一脉相承。
凡是愿意正视中国历史的人，都可以知道，自汉末至五代的八百年间，中国是一个疯狂的佛国。佛教在经济上、人力上、思想上死死地缠住了中国，不同程度上，主宰着这些每一个长短不一的王朝之命运。（其间，唐太宗、玄宗都因佛势太大，反不得，而曾有限佛的举措的，初唐盛世正说明儒家为政在人人能宏道说的正确性）。儒家学说几成绝学，韩愈的倡儒反佛，不过是在无边黑夜中，瞬间即灭的一盏孤焰，只落得可怜无补费精神，根本无力济天下之溺。这不仅是韩愈个人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中国的大不幸。由于佛教思想的侵蚀，造成价值观念混乱，价值观的混乱又导致社会秩序，人伦秩序的混乱。这样的社会基础，只能是分裂、乱世、衰世、苦世，以至于亡国。所以，初唐盛世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宋初，以佛批儒之风起，儒学几无立足之地。宋儒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天太平，从而重建社会秩序，人伦秩序。但是作为学说，企图在理论上立儒抗佛，谈何容易。此时，经过一千多年中印两国的僧人、居士们不断完善补充，并运用古希腊的逻辑思辩，佛教理论早已是说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说服力很强的鬼话。无奈之下，宋儒只得与佛教一样，从形而上学方面为儒学立论，用以抵制佛教的猖獗，却深中佛毒。理学成了官学后，更使无数有用之人材变为百无一用之书生，导致万马齐喑，国势日下。
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徙即声称佛教能治心，治心者，将活心、正常心治为死心也。它能说明罪恶、苦难、屈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使作恶者放心、放胆的作恶压榨，为所欲为，使受害者无限度地安心受苦、受辱、受死，压善而助恶，压智而助愚，投合了私天下野蛮专制王朝的私心。二者互为表理，共同促退，扼杀生机，将中国推向衰亡之境。
阴阳相推而生变化，独阳不生，孤阴不长，事物同一之中本有的阴阳对立被取消，自是同则不继，生机被窒息，中国文明发展停滞，其原因就在于此。
未经实践证实的理论，即使说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说服力很强，无懈可击，无论其思维方式是真觉体悟，还是逻辑思辩，都不一定是真理。孔子说：巧言乱德，老子说：大辩若讷，对于巧言，千万要警惕。正是这听似合理的巧言--佛理，钻了人类思维能力有其局限性的空子，才得以如此长期地毒害中国。
人类的思维能力，尽管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手段，但决非万能，它自有其局限性。人们总相信自己的思维能力，误以为经自己思维反复推敲而认同后的道理即为真理。面对似是实非的理论，不免失误。所以，思维产物--理论，必须经过实践验证，在自然科学中应如此，在社会科学中，更应如此。否则贻害无穷。
或许有人要问，佛教既然如此长期毒害中国，那么中国何以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由同一民族在同一块土地上长存至今的文明古国。这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在这里只能说个大概。
佛教凭着巫术，多种艺术形式的长期过饱和宣传活动以及似是实非的理论，充分利用了人情向声而背实的弱点，使人们如醉如痴，很快达到轰动性欺诈效果，从而大量聚敛钱财，吸收大量劳动力转为不劳而获的僧人，很快使社会经济崩溃，社会矛盾激化，其势不可阻挡。而佛教是打着善字旗的，不负任何社会责任。这是从三国至五代800年左右的情况。鉴于三武一宗反佛运动和饥民冲击的教训，避免大量聚财聚人最后招致自身灾难，宋后，佛教对社会经济的直接破坏大为减轻，在思想观念、士风民俗上，其毒害则更为深入，隐蔽、久远、更具欺骗性。其理论所宣扬的是自私偏狭有理论和宿命论，使人丧失自信心进取心，奴性加重，逆来顺受，消除了臣民对君主的牵制力、威慑力，使君主可以胡作非为。于是压迫加重，贫苦加深，且长期而无望，而人的求生本能又使人在万般无奈下苟且偷生，扭曲了人性，因此导致人们产生病态自私的心理习惯，且目光短浅，气量狭小，更互相传染。于是人人冷漠、人人打小算盘，人人相嫉相疑，使小心眼，窝里斗党争加剧，犹如拌了油的泥土，使许多中国人堕落为一盘散沙。其分化瓦解，使社会彻底解体的反社会性功效十分强大。所以，佛教决不是给古老的中华文明增加活力延续生命的新鲜血液，而是其毒无比，催人昏迷致死的毒汁。三教合与佛老殊途同归的理学成了官学后，更使中国人沉醉于祖先的辉煌中，不知身中巨毒，而沾沾自喜地将中国一步一步引向死亡。
智勇常困于所溺，天下困于佛教，困于宋明理学，如何不衰亡？之所以衰而不亡，延续至今，乃得力于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性和它的集中体现者--儒学的苦苦支撑。不信，请看旧印度曾盛极一时，几乎统一全印度半岛的孔雀王朝，崇佛不过数十年，便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效果快速、明显而彻底。难怪当时愤恨的印度人，早将多如牛毛的佛教建筑捣毁。
七、儒学的若干特点：
1、整体、德治：万物同宇而异体，受儒家整体观影响，中医也将人的身体看作一个小宇宙，对于国家这一群体，礼记说得很清楚：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所以，儒家主张上下同利同乐，兼利天下。而利益的获得，则有赖于和谐同心，国语：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荀子，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和谐，则能使人参赞天地之化育而生财生物，有不忧不惧心安理得之德，推进了社会的时步。而和谐，必需建立在道德公的基础上。儒家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既主
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荀子说：上者，下之仪也，儒家的德治，主张自上而下，身教重于言教。那么，君主有可能接受推行吗？答曰：有可能。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春秋乱世，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不但当时，就是此后中国统一太平的朝代中，死得突然，死得不明不白的皇帝，也非个别；政局动荡，则更有载舟覆舟之忧。所以聪明的君主，自会有防不胜防，高处不胜寒之感。擅天下之利者，天下共谋之，同天下之利者，天下共持之孔孟指出：保位曰仁公则说（悦），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与民同利同乐，则可以因天下之智与力不劳而王而运天下于掌上，身逸而福多。化忧为乐，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
所以，有人说儒家理想化学说，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看来未必，即使在私天下时代，主德治、行仁政，同样是有可能的。
（但是，随着佛教思想普遍地深入人心，人我关系缺乏最低限度的信任，专制独裁只
社会群体和个人要生存发展，秩序是人类唯一必然的选择，无论东西方，任何时代，任何制度，都必须如此，而道德、法律、民众监督都是维护秩序的手段，所不同的是中国重道德，西方重法律，重民众监督。
但法律有其局限，且不说法久弊生和它的滞后性，法之网，必有漏洞。更因法律是对个人行为的外在束缚，具强制性。在崇尚个性发展，视贪欲为正常的社会中，反社会性必强烈，人们心理必不能平衡和谐。个人主义与法律是进攻和防守，矛和盾的关系，以法律为主的社会，精神病者必多，吸毒的多，犯罪率高，少年犯多，在高科技犯罪开始的今天，更叫人防不胜防。所以，以法律为主的社会，其稳定有序的时间不可能太长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根本问题就出在自身。如果没有民主政体作为前提条件，没有民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辅助，仅用法律工具，反而起着制造不公正，使局面复杂混乱，破坏社会秩序的作用。
行政执法者的道德自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是通过行政执法使社会公正有序的行为主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古罗马发展有相当完善的法律体系，但在后期道德普遍败坏，法律则为一纸空文。社会秩序的破坏，更促使古罗马的灭亡。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
所以，只有道德自律，社会公正的树立，才是社会秩序和人们心理平衡充实得人生之美的根本保证；也是人类生存发展、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有人说：儒学有很好的思想，但没有相应的机制来保证理想的实现，这是很有见地的话。是的，儒家虽然早就指出：政失在上，知之在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确没有提出相应的由下而上的矫正，监督方法。
权力的绝对化，民众当然无权监督娇正君主的行为。权力的绝对化，更不断大批地制造贪官污吏。中国历朝都设有由上而下针对官吏的监察考正机构，对贪官的处罚也甚为严厉。明·朱元璋甚至将贪官活活剥皮处死来示众，但明朝还是出了个大贪官严嵩。而中国另一顶级贪官和珅，竟出在吏治较为清明，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乾隆盛世。
可见，没有民众直接监督而仅由上级监察的机制，是多么苍白无力。当然，这些问题都出在私天下皇权制之下的旧中国。这同时也证明，儒学有它的不够完善之处。
倒是杂家管子一书中说：民以法与吏相拒……（则）千里之外（吏）不敢擅是非，二千多年前的人，能有这样的想法，不简单。
2、自省内向性：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已者，反求诸已而已矣。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孔子说：：人君先立仁于已，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
儒家的整体有机观认为整体的和谐有序，有赖于组成整体的每一群体和个体的道德自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主张全民教育，全民都要道德自律。而修身自律的主要方法是自省，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求诸已。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有问题先从自己身上找毛病，对自己的要求是忠，要严。
1405年，郑和率领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此后200年，恐怕仍是最庞大的）。七下西洋，远达非洲，如果在沿途任一地域抢夺或占领，可说是所向披靡，易如反掌。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去掠夺金银香料，没有去贩买奴隶，更没有去侵占一寸土地。这着实叫此后的哥伦布，达·迦马们头晕脑胀，无法理解。其实这是中华民自安其居，自乐其俗，无意外求的民族性在起作用，是儒家内向自省的思想习惯在起作用。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儒家和平主义。
今引1582年来华，在中国生活了28年之久的传教士利玛窦的话，也许更能说明这一特点：
虽然他们（中国）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8页）。
3、节欲：先谈谈与节欲有关的纵欲和灭欲。
纵欲主义：从人的利欲为出发点，以自我为中心，崇尚自我发展的自由，无限扩张而侵害他人，破坏社会整体秩序，走向罪恶，制造苦难，逼使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殊死搏斗。身后有余忘缩手、一来二往，最后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其根源是愚味无知而急功近利之罪恶。而人类特有的智慧却成了罪恶的反整体性之助力，聪明反被聪明误，怪不得，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就为人类的愚蠢而哭泣。易传：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灭欲主义：纵欲灭欲同以自我的利欲为中心。纵欲之恶，人所共知，灭欲之害却因其伪善性，而能入家破家，入国破国，普害众生。灭欲鼓吹者既否定现世，又赖在现世当寄生虫，坚决不带头自杀示范。其高明之处就在于颠倒虚实，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入手，利用人情向声而背实的弱点，以精微的说理谆谆善诱，隐蔽的手法说明自私有理，不负责任有理，使野蛮专制得以延续加强，混乱愚味贫穷加重，使社会倒退瓦解。
试以佛教为例，一套佛理只是说明释迦牟尼自私懦怯而逃避应尽责任的合理性，眼看着自己的亲属族人被辱被杀，国亡族灭（村社小国，根本没有佛教徒所吹嘘的荣华富贵可抛弃）在即，而仍能无动于衷，出家以保得一身平安一已之命的合理性。由此，足见其人格之卑下。
节欲，儒学是面向现实人生的，礼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生而有欲。追求利欲的满足，趋利避害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动力，利欲的获得又是人类幸福的重要组成部份：但是对利欲的追求更是人类罪恶和自我毁灭的根源。易传：天下至动而不可乱，至动之原因就在于对利欲的追求，至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动而生乱必亡，动而有理有序则可进，义者，天下之制也，义以生利，义以达欲，通过义的制约，使人们生利得利达欲。这与现代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止无序竞争，保证有序竞争的正常进行来推动社会发展，其目的完全一样。不过义是天下之制，其制约的范围无所不包。
孔子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孟子说：可欲之谓善，荀子说：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欲虽寡，奚止于乱，所以利欲的取得，合乎义即可，不限于数量和程度，合于义的利欲同样属于善。另外，对财富的使用和享受方面，荀子说：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人应该是物（利欲）的主体，利欲只能为人服务，有益于人；人决不可为利欲所诱惑，而成为利欲的奴隶。义者，宜也。义以为制，不害人，不损已（心身健康）即可。易传：甘节，吉，节欲，心理平衡充实，人我和谐，内外和谐，当然甘美，当然是甘节。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宋明理学。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他六十三岁时，对镜自省，原以为修身至今，已具圣人资格。一检查，自己心中仍存欲念，到底是个老实人，公然否认自己尚不是圣人。他是错将死人当圣人，上了释迦牟尼的当。是活人，如何能无欲？佛教是口说空无，身陷物欲，坚决不去虚无飘渺的极乐世界之欺世之学，儒学是济世利民，面对现实人生的实学。理学打着孔子的招牌，虽非佛老，实与佛老殊途同归，为害甚大，后来五四运动要打倒它，恰巧帮助人们将儒学和理学分清楚了。
4、人生观：论语：兴于《诗》，立于礼（中·仁义），成于乐（美·幸福），短短九个字，概括了儒家学说的全部，也道出了儒学之人生观和儒学之目的，其落实处在于幸福。
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抒发的是人们天真无邪，淳朴自然之感情也，这不正是天之道 的诚吗？四海之内，其性一也（郭店楚慕竹简1998，文物出版社，第179页），左传：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暴），而弃天地之性？这里的性和天地之性，冈样指的是淳朴无邪诚及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那么，诚或《诗》或赤子之心，指的是中国远古文明时期及人之初，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的赤子阶段的人之道，是淳朴无邪、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而其环境也是淳朴无邪的诚。
人我之间，互为外部环境、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传染，人是环境的主体，环境由人造就。所有的得失，恩怨，苦乐，安危都由人类自身所造成，与物质文明的水平关系甚微，（除直接威胁到人们生存的客观物质因素外）。所以人们只有自律，自省，自强并互谅，避免互扰、互害而自扰，自害。以此为基础，人们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内外和谐的幸福。
孔子生于春秋乱世，因混乱，因迷惘，因罪恶，因苦难，人们逐渐忘却本有的，无意识的淳朴的诚，习俗移志而走上歧路，圣人不以无道必天下而弃之，孔子对上古时期三代之兴亡苦乐的原因，作了总结，面对已经走上歧途的人们，以人人本有的诚为基础，不得已而诚之者提出仁义这一概念明确的标准，作为人们有意识的，人人自律的人之道。来立身处世，来应对多刺激、多干扰、多诱惑、多压力，已经不再是诚的外部环境，使环境不致恶化，并逐渐改善，以便使自己和更多的人（环境）获得幸福。正如孔子自己所说的天下（若）有道，丘（孔子自称）不与（变）易也。
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人作为万物之灵，与天地并立而三。儒家对于人是有着足够信心的，为仁由已、我欲仁，斯仁至矣、人皆可以为尧舜。认为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本就有的诚，启发诚的潜忌识，人们完全可以理智自律，从而获得充分的自由。进而尽心尽力，实行充分的发挥，参赞万物之化育，推进宇宙大化。于是，内外交相成得人生之 美，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堂堂正正实现了人生之价值。
而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与社会整体是否公正、正义、有序和谐，又是相辅相成的。可互相促进，亦可互相促退，二者有机互动。个体固然离不开整体的影响和制约，人能宏道在上美政，在下美俗，个体、群体同样可以影响或改造整体。
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和薰陶及经常性的自我反省、自我检查、吾日三省吾身，使坏习俗不得移其朴素的诚，保持正气而修身成已。成已方能以诚待人。以善待人、成人之美，对有关的人、对家庭负责，对群体、整体负责而成人。每一个人都要求自己如此，争取大多数人如此，人人如此，人际关系自会和谐温馨，人人都能享受到天伦之乐、朋友之乐、环境之乐。进而自强不息，凭着自身的条件尽已而得协力成务开物达成物之功。
成物立功，必得利达欲，这个得是内外和谐，人我和谐内外交相成之得。这个得，就是幸福，就是人生之美，就是与天地同和的大乐。德者，得也，这个得，必然地一步一步推进社会的进步，造就了真正的人类文明。只有这样的文明，才是人们在追求幸福，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方能使人类生生不息，使人类与天地同悠久。
真正的人类文明与人生的真善美，人生价值的实现必然同一。
5、使命感、价值观：
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当时周王朝已名存实亡，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周天下的诸候国之内外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出于动物本能的急功近利之习惯随之形成，习俗移志而滑入愚蠢的纵欲主义。价值观的混乱，更促使社会进一步大乱，忧患苦难的逆命未有尽头。
面对此情此景，聪明过人的老子，一心怀念无为而无不为的远古时代，感叹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对人们重新回到朴素的自然而然的，本来如此的人之道上，深感无望。于是西出函谷关，勉强留下五千言道德经，骑着青牛，远离这愚蠢，罪恶、苦难，而又吵吵闹闹的人群，不知所终--退隐去了。
而孔子，不以无道必天下而弃之，一肩挑尽万古愁，以平天下，拯救天下苍生为已任，面对着在歧路上绞尽脑汁，行色匆匆的狂流，要想叫他们回到能得顺命，本应获有美命的人之道上来，几不可能。众枉难矫，众怒难犯，好心未必能叫人理解，深感任重而道远，而且有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但是孔子和他的信徒们，抱着民我同胞，物我与也的仁爱之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大无畏的使命感，仍然决心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知其不可而为之。
儒家一方面在原来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人之道上，插上路牌，上书仁义二个大字，使人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刺激甚多，歧路甚多的条件下，仍不致迷路。告诉人们，只有在这条大道上前进，才可能有利乐皆得，上下同得，兼利天下之德，可得幸福的顺命（顺天道）美命，进而生生不息。
另一方面，儒家深知，人能宏道，为政在人，主张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先之，劳之，必要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天下为公，爱国利民为宗旨，以自己的高风亮节作为民众的榜样，铁骨铮铮，九死而不悔，以唤起人们，引导人们共同走上人之道，兴天下之同利。正是如此胸怀坦荡的浩然正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足以使懦夫立，顽夫警。在中国历史上，勇赴国难的，为民请命的，有名的、无名的，以身许国，前仆后继，何止千百万人。
爱国利民，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原则，时至今日，仍为中国人所普遍遵循。
上述各特点（包括忠恕之道等），都源于儒家的整体有机动态和谐之思维习惯。从这一习惯出发，来观察对待现实人生和相关环境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它独特的学说体系。
八、儒学的科学性
易传：显诸（之于）仁，藏诸（之于）用，论语立于礼（仁义），成于乐（美·幸福），儒家认为道德自律是社会公正和谐的基础，是个人求得幸福的基础。
尚书：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老了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柏拉图认为：善能带来财富和幸福，不论对个人、对国家都是如此。西塞罗、斯宾诺莎都曾分别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论述过仁义道德有利于个人利益的取得。老子也说过，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现代的商业信誉、名牌效应，不是出于私利目的之道德行为吗？现实生活中，谁愿意与一个缺乏安全感鬼话连篇的恶棍打交道呢？可见，理性道德于公于私都非有不可，它大有利于人类自身。
柏拉图预言：伦理道德的探讨和科学的探讨终将合流。德·莱布尼兹认为：自然规律与伦理道德律同一，自然规律是万物奔向完善的奋力。法·魁奈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道德的根源。德·康德认为：道德来源于人类理性，道德之本质从自然规律而引?quot;，天才具有像自然运行一样的智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具有创造力潜能的天才，其天才的根源往往在于心胸开阔，道德高尚的人格。
天才的创造力来自智慧加知识。知识可以通过勤奋和积累而获得；而智慧乃是正确地体悟、理解事物运行规律，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源于习惯性的正确思维方法，属于人的内在素质。思维习惯决定人的行为习惯。而行为习惯又影响着思维习惯，由于天之道（自然规律）与人之道（以道德自律、自强不息为主的人文精神）具有同一性。所以，平日道德自律的人，其思维习惯必然无意识地启发他揭示所研究对象的本质，从而发挥出天才的创造力，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其人格都不可能低下。随着科技向高深处发展，越来越接近于事物的纵深本质，天才科学家的品格只能是高尚的，决不会有什么例外。所以，加强对道德习惯的培养，促使正确的思维习惯随之形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必能推进科技的快速发展。
（早就有人预言，未来的科技大师，一定是文理兼通的人才。不过人们仅将文<人文>领会为，以历史艺术为主，美的人文教育，忽略了美的根源在于真与善，而漏掉了人文里面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和谐，一切差异对立都溶解在这和谐之?quot;，印度哲理诗人泰戈尔也认为真理存在于整体和谐之中，发现了行星运行规律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则为感受到宇宙的神秘和谐而欣喜。在现代高科技实验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竟很具感情色彩。而儒学正是立足于朴素真实的感情诚之上，并强调和谐的学说。
礼记：大礼（仁义）与天地同节，大乐（美·幸福）与天地同和。易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现代科学家从科研实证中总结出系统论协同论。其理论模式已十分接近于儒家的整体、有机、动态、和?quot;思维方法。
所以，事物运行的规律，只能是富有感情的、有节奏的、韵律和谐的、美的乐章，而不是可以用逻辑推理所能推断，解释的、冷冰冰的规律。因此，尽管逻辑思辩的推理，具有听似合理的明确性，但实证科学的进步早就否定了它对客观规律的导引性。伽利略说?quot;一千个理论驳不倒一个事实，而一个事实却可驳倒一千个理论，可见未有事实证明过的所谓理论，是多么荒谬，多么危险。
古希腊的哲人毕达哥拉斯认为天体运行的音乐是最高的和谐，可惜人类 听不到这样美妙的音乐，是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度闻。天体运行的音乐，古希腊人无缘听到，而中华民族却有幸听到了。那是在5000多年之前的远古时期，不但偶尔听到，而且听了好几千年，听惯了秋月春风，日久生情，听得与这一美妙的乐章融于一体，产生了天人合一的爱。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群体潜意识（无意识）--民族性。
而儒学仁之根源，就是天人合一，所以儒学不仅是最符合走向真善美的人之道，最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学说，也是最符合自然规律、最科学的学说。
【注】：事实上，美妙的天乐，到处存在，至今犹在奏响。只是由于习俗的污染，动物本能的急功近利，人们自已背离了朴素的诚、背离了天人和谐，而走天人相分天人相争之路，因而丧失了体味到听到天乐的能力。
九、儒学的历史渊源
孔子说自己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述而不作。这固然是孔子的谦虚，而就其本质来说，也是大实话。儒学正是本于孔子所生活的周王朝末期，孔子所可能知道的周礼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随着时代的演变，周礼中夹杂着许多非本质的繁琐而不合时宜的内容，未能有所损益，而为人们所无法接受。孔子曾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寻求从前的夏礼、殷礼，以作为参照物来比较与周礼的不同和相同之处，来探得其中的规律，可是无从寻踪影而不可考。也曾为探求前代的礼制，向时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打听过古礼（当时周王朝末亡，平民孔子无权入室查阅典籍），亦一无所获。直到晚年始周易，从而总结并形成具有规律性的体系，使儒学完善化，使之适用于当世和后世（论语：虽百世可知也 ），而可达济世利民之功。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说得很清楚了，因此，孔子也被后人尊为圣之时者。
周易在夏朝时为连山易，在殷朝时为归藏易，在周朝为周易，它就是这样流传演化过来的圣书。儒学中，周易为群经之首，而记载上古历史的尚书及春秋，亦为儒生所必读经典，所以儒学与中国上古时期理性文明的传承关系，明明白白。正是基于此，儒家方能提出仁义这一明确的概念，使之作为历时古今而皆宜的人之道。
据多处考古发现，一万年前，中华民族就已进入农业文明期，7000-8000年前，中国土地上农耕文明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应远在10000年以上。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人们甘其食，安其居、乐其俗，不正是帝尧时期及此前几千年，中华民族习俗的自然而然，无为而治的生活和心态吗？不正是老子所希望能回到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如婴儿之未孩，无为而无不为的远古时代吗？不正是儒家所说的赤子之心，本来如此，淳朴真情，天之道的诚之岁月吗？
现代心理学家皮亚杰借助实验手段，证实幼儿的意识是主体客体不分，人与外部环境、大自然融于一体，人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显然，中华民族在5000-10000年前的农业文明前期，经世代相沿成习，早已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群体潜意识--民族性。
据专家研究，群体潜意识的民族性，具有超稳定性，它决定了这一民族的思维习惯，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及认识世界的观念，从而形成这一民族的传统文明和它的生命力。而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经过太为漫长的农耕习俗的孕育期而形成的，独特、成熟而根深蒂固。
随着时代的演化，帝舜所唱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已具有理性文明的萌芽。和谐、时、利民厚生的观念已呼之欲出。
约在4500年前，中国大地上发了大洪水，在治水抗洪的实践中，当时的万国共同认识到联合的必要，于是建立了以华夏集团为核心的大型部落联盟--夏王朝或夏天下，从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开始了。这个联盟的首领，并不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杀人如麻，威风凛凛的英雄，竟是一个一心为公，以天下苍生的安居乐业为已任，先之，劳之……无倦，以身作则的治水英雄--大禹。这样的人，谁能不敬，谁能不信？这个王朝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诞生了。这是道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在起作用。
尚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唯和，民协于中（仁义），时乃功，无怪乎夏王朝立国之初，即以德治国，使民众和谐协力而达厚生之功。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发展至道德理性文明，厚积后而薄发，自然而然，水到而渠成。这样的国家和王朝，当然不忧不惧。当然无需犯罪感、恐惧感的产物--城墙城堡。所以夏王朝根本没有城墙城堡。
正因为中华民族特具太过漫长的文明孕育期，形成了独特、成熟而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因而有着独特的文明发展轨迹，要不，如何能有尧舜禹的禅让，如何能有以天下为公，以身作则的治水英雄--大禹，如何能有以道德为立国之基的夏王朝，如何能有以天下安危为已任的孔子和儒家，如何能有一代又一代爱国利民，舍生忘死的儒学追随者。如何能有深埋在中国人心中，亘古不变的传统价值观，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之间有着骨肉相连的传承关系。这一切都贯穿着天人合一的爱，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
显然，儒学是中华民族民族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上古时期理性文明的经验总结，当然地主导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明，而为中国历史的脊梁。
《庄子·天下》曰：天下之治方（道）术者多矣……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悲夫！……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一裂，给人类带来多少损失，多少苦难！！二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不是都证实了庄子预言的正确性吗？
晋·傅玄说：人无礼义，其相残将过于禽兽……人以智役力也。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有少数人，有感于人间的丑恶，而逃避现实，回归自然，但是，他们之中，有谁获得过内外和谐的幸福？毕竟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无意识地自然而然，诚的时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而桃花源之类的描述，不过是诗人小说家们心中的向往而已，真善美至今仍在人们的不倦探求之中，是否永远是镜花水月？
事实上，这个问题，孔子和他的后继者早给解决好了。孔子出于天人合一的爱，一肩挑尽万古愁，凭借前代留下来的典籍和周礼，总结出在他之前二千来年中国上古理性文明时期的经验教训，以远古时期的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诚为依据，提出人类进入有意识时期的人之道--仁义，以作为人人自律的思想行为准则，使人人都能得人生之美。
所以有人说，孔子和儒学只能诞生于中国。因为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没有如中国一样的远古天人合一期和上古理性文明期，这正是中国之所以能长存至今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儒学乃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产。以此，亦可作为其他国家民族的参考，使之共同走上真善美之路。这将是中国对于人类有可能作出的较大贡献。
十、并非题外的话
现代一些学者对儒学提出若干问题，怀疑儒学在现代的适用性。今就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简单谈一谈。
1、内在超越：这是对儒家圣人思想境界的不理解。儒学的核心是仁，仁来源于天人合一的爱，孔子说：仁者爱人，圣人者则爱得更为深沉。仁者对于周围的人、事、物，具有感同身受的关切和热情，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以天下苍生的安危为已任的自觉的使命感、责任感，因此产生坚定的信念，虽赴汤蹈火，仍万死不辞，其人格行为不但为当代人的楷模，其精神感召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也。
许多人将儒学称作儒教，认为儒学具有宗教精神。虽然儒学在本质上属人学社会学，但这话确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而儒学宗教精神的来源，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性--天人合一的爱。这种爱，在仁者的内心本就存在，无恒产而有恒心，有所感触即迸发出来，自然而然，用不着通过宗教式的静坐修身而达到所谓内在超越。同时，仁亦本于人人皆有，与生俱来的真情--诚，所以，仁，有着无比广阔而坚实的群众基础，自能世代传承而生生不息。其影响所及，岂是以盲目信仰为基础的宗教所能比拟。正因为如此，儒学能为中国历史的脊梁。
2、终极关怀，这又是一个宗教性问题。孔子在当时迷信盛行的时代就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关注的是现实人生，儒学是人学或社会学，其覆盖面远远超出现代哲学的范围，更不是论说彼岸的宗教。儒家认为人的生死为自然现象，重要的是人生。汉·杨雄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现在，既然有人提出这一宗教性问题，也不妨谈一谈。
这个问题，可参阅本文人生观部分，为仁由已，尽已，尽人、尽物，人我和谐，内外和谐，自能得人生之美，实现人生价值。对人生之后无限的关怀，早在有限的人生中很自然地安顿妥当，君子坦荡荡不忧不惧，本来就没有犯罪感、恐惧感，当然用不着忏悔、救赎。如果存在灵魂的话，仁者的灵魂必然直升天堂。
3、儒学与现代民主科学经济的适应性：
尚书·盘庚：人唯求旧，器非求旧，唯新，论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孟子将保护商贾、列为行仁政的五项措施之一，荀子认为?quot;不富无以养民情，易曰：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儒家主经通过义的制约使社会和谐有序，义以生利得大利而兼利天下。这类论述，在儒家经典中，比比皆是。所以儒家学说本来就是有利于科技经济发展的。之所以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是人们从成见印象出发，错将禁欲主义的宋明理学当作真正的儒学。事实上，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是私天下的野蛮专制制度和佛教，以及统治者作为政教合一工具的道德形而上学--禁欲的宋明理学。
国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这是尽人皆知的儒家民本思想。在缺乏对君权制约，民权保障的机制下，实行起来，确非易事。所联即国家的私天下专制制度已成历史，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来临。天下为公的公天下，这一儒家理想的实现，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道德自觉）
公天下不等于民主，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并非完善无缺，它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公天下应该是：有民主制之利而无民主制之弊，是行义而正，万众一心，民主与集中的相互保证、相辅相成，上下同利同乐，兼利天下的制度。
4、儒学对西方文明之切入点：
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这个性就是指诚者天之道的诚，就是人人本有的，与生俱来的，朴素真实的感情。这一感情不仅中国人具有，西方人具有，世界上其他民族也同样具有。所以诚是全世界所有民族本有的共性，用不着硬要去找什么切入点。
由于每一民族国家历史不同，久而久之产生了不同的习俗，有了不同的思想习惯、行为习惯，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这才相远了。所以相远是后天环境造成的。相远不一定导致矛盾冲突，更不能以相远否定共性的存在。
作为儒学核心的仁义，是根植于共性的诚，融情入理的产物。不但中国人容易接受，外国人也容易理解。早在400年前，由传教士介绍过去的儒学，西方人就十分赞赏。诗人哥德说?quot;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与我们一样。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还力主互相交流借鉴：中国和欧洲二大文化源泉相互交流，将大有裨益于双方，是的，生命在于运动，交流借鉴往往是促进运动发展的重要条件。儒学的民本，理性思想曾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倡导人道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理论武器，同样，二十世纪初，西方的民主、民权、平等、科学思想也启发了中国人，帮助中国结束了私天下专制的历史。它们都起了推动对方社会进步的作用。
西方文明的主流之一是对真善美的不倦探求，这与儒学倡导由仁义之道而达和谐之得?quot;德，求得人生之美的学说不谋而合。基督教的长期盛行，博爱、民主、人道、人权、和平，环境保护等观念之深入人心，都显示了西方文明由诚而善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宾格勒就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震惊了以人类先进文明自诩的西方人。二战后的1948年，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雷德利将军就说：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游戏。这个世界有强权而无良知，是原子武器的巨人，道德的侏儒。足证自我反省的精神，在西方文明中同样具有。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本来就具有共性--诚。正如孔子所说的，德不孤，必有邻也。正因为人类具有诚的共性，四海之内，其性（诚）一也，才可以互相理解，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有共存共荣的可能。正因为儒学是立足于诚，由诚而善的学说，所以儒学更不可能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
和实生物，和谐巧娣⒄沟幕。鞘挛锏谋局剩彩侨死辔拿鞯幕 ?quot;和而不同，不同，才能相辅相成，才能和。没有不同，没有相推相摩，事物也不可能发展进步。没有五味，就不可能有美味可口的食品，没有五音，就不可能有美妙的音乐。宇宙中如没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星球，地球也不可能存在。正因为存在不同的文明，这个世界才丰富多彩，才不致于单调乏味。没有了不同，就不可屈伸相感而利生（易传），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发展的停滞，必引发许多矛盾的爆发，导致社会的全面崩溃，那就同则不继了。
儒家认为人的本质是：具有群体意识的，才是真正的人，因此，易传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要求人人都能自觉遵守以仁义为准绳的道德规范，使群体和谐、使组成群体的每个个体都能得人生之美。
古今中外，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孤零零地生活在真空中的人，任何一个人，既有与他人的前后继承发展关系，又有横向的互助、互感、互推的关系，既有物质的联系。又有精神的联系，谁也离不开谁。所以，儒家的群体有机观，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人的本质。
而西方文明的另一主流却将人看作独立的人，认为人应该以自我的利欲为中心，不断发展，不断扩张，将自然而然的相推相摩扩展至相斗相害，拒斥不同，不知不同的存在之必然性和必要性，使人变为荒野中一匹孤寂的狼，弄得人人惶惶然不可终日。其根源只是认识上的片面性，以点代面，将部分看作整体，看作本质。犹如将人的某一肢体当作整个人体一样，犯了瞎子摸大象的错误。
人啊，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铭文如是说。二千多年了，能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此中含意的沉重。这使人想起了赫拉克利特的话，难道认识上的错误，与人类的愚蠢可悲有着某种内在而必然的联系？
认识的错误产生了错误的价值观，错将利欲当作人生的全部，将罪恶作为发展和贪欲的必要手段，错误的价值观又将真实、完整、活生生的人推上歧途，并向全世界传染这一错误，使人们努力地互相制造苦难和仇恨，于是人性被扭曲，人成为利欲的奴隶，机器的奴隶，精神世界与物质文明互相对立，灵魂与肉体相分，人我关系冷漠紧张，道德败坏，吸毒暴力泛滥，精神压抑孤独空虚迷惘，焦躁不安。而物种灭绝，自然环境的恶化，又胁迫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人类拥有足以毁灭全人类上百次的核武器，死亡随时威胁着吵闹不休的人们。更有甚者，竟有人鼓吹不同文明冲突论，这虽是论者的无知，是论者在认识上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它却易于误导人们，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将人类推向火山口。这一切，不得不叫人怀疑思考，这就是真正的人类文明吗？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人类应该向何处去？
于是，全世界的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向，以天人合一、自省，节欲、宽容、和谐、兼利天下而生生不息为特点的儒家学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十一、结语
中华民族已经蒙受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艰难困苦，玉成于汝今日的中国人，作为伟大先人的后人，必能以我们的祖先大禹为榜样，爱国利民，以德治国，使民协于中而群策群力，走上富强和谐之路。正如
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幸福，必能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以良好而事实的启迪，使人们有了正确文明的参照物，使今日的人类有可能从自我毁灭的边缘醒悟。转而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精神，以公正、正义为原则，互相谅解，互相帮助而又互相促进，各具特色。使世界成为一个五彩缤纷，和而不同，生生不息的天堂，使人人都能得到顺天道之美命，过上物质丰富，心理平衡充实的幸福生活。这是人之作为人，本应拥有的生活，决不是什么美丽的童话。
太阳系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地球仅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而人类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类生物。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易》曰：顺天休命，顺天道而动，可得美命也。所以，人类只能遵守和谐的宇宙秩序，只能顺应宇宙的自然规律自强不息地向前行进。如此，则可以创造出越来越辉煌的人类文明并与宇宙同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