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河边草歌词:苏轼的生活作风问题

　　上篇说到明代文人与房中术的话题，便想起苏大学士携妓夜游的事来。这倒也不是戏谑荒唐之言，苏轼确有携妓夜游的案底，不仅如此，苏大学士还有与友同席有妓相伴的经历。据说当时有两位名妓与苏轼往来甚密，才女琴操就是听了苏轼的规劝而削发为尼。这样看来，我们敬爱的苏大学士生活作风问题可还真不小。苏轼不是柳永，柳永可以耽于酒乐，留恋花丛，为妓女们写下“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则不行。毕竟苏轼不仅是文坛领袖，而且身为当朝宰相、大学士，行为如此荒唐，是可忍孰不可忍。

　　盖因对苏轼的敬仰之情如滔滔之江水，所以对于苏轼的生活作风问题，不少后人都帮其开脱，比较有名的就有林语堂等。林语堂在其《苏轼传》中，说到苏轼携妓夜游之事，认为苏轼本没有携妓的爱好和想法，只是为了捉弄同游的老友和尚而召了名妓相陪。这也真难为了林语堂，琢磨出这么有创意的开脱之词。但这倒是为苏轼的生活问题做了解释，苏轼反而成了顽主，一个十足的老顽童。

　　其实讲古斋对苏轼的崇拜也是绵延不绝，也想为苏大学士的作风问题开脱几句，又自愧没有林语堂的学识与聪明，但想起了一件事，倒是方便大家原谅苏轼的错误。那就是苏轼之后的宋徽宗，不说其皇帝身份，他的才情也是与苏、黄、米、蔡相伯仲的。徽宗也有微服出宫，夜访京城名妓李师师的故事。皇帝如此，宰相又何尝不可呢。

　　想来我们真还不必抓住苏大学士携妓夜游的小辫子不放。在苏轼生活的那个时代，官场交往，文士交游，推杯换盏之间，有一两歌女名妓相伴席间，那是例行常事，实在算不得什么出格。苏轼既为当世名士，再超凡脱俗，也免不了官场文场的套路。同时代的大词人柳永就不只是携妓夜游那么简单。柳永长期居留东京，就生活在秦楼楚馆，与妓女相伴，为姑娘们填词。柳永本也有心官场，但他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句词为宋仁宗所恶。仁宗一句“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便堵了他的门路。而柳永便象周星驰演的丐帮帮主“奉旨乞食”一样，来了个“奉旨填词”，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地填些艳词情歌。其实他奉的不是皇帝的圣旨，而是姐妹们的“芳旨”。据说柳永死后，就是平日相伴的舞女歌伎为其集资办理后事的。柳永算是特立独行，而当时的其他京城和杭州的名士们为某名妓填词相赠就是常有的事。即使是那些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高士，也常有与青楼人士往来的经历。端庄严肃的韩琦、欧阳修，甚至范仲淹、司马光等宰相级的人物，都有关于歌伎艳情的诗词传世。就是精忠报国的岳飞，也曾在一次筵席间有诗赠与歌伎。

　　相比之下，我们的苏大学士要检点得多了。苏轼参与酒席宴会间，多半是应酬答对，并没有证据表明他沉溺于此，或闹出什么绯闻。相反，苏轼常有规劝和帮助歌伎赎为自由身的行为。上面提到的才女琴操是一例，另有一次苏轼在杭州与众友人聚会，苏轼倡议众人响应为席间一名为周韶的官妓赎了身。另外，苏诗苏词中也没有其他的艳丽词藻，宋词中常有的“香汗”、“罗裳”、“柳腰”、“朱唇”等等，在苏轼那里几乎找不到踪迹。苏轼的词是适合一壮汉，手持牛骨板，高歌“大江东去”的。即使写情，也如“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般的深情和收敛，纯粹的哲人之情学者之情。应当说宋词只有到了苏轼那里，才变得有了些档次，有了些深度。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很有些时空概念，有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思，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就要改写了，中国人比西方人早好几百年提出了相对论。当然邓丽君小姐的一曲翻唱，这首词就变味了，有点哀怨的感觉了。

　　说了这么多宋代词人们与姑娘们的事，诸位看官可千万不要误解以为宋代文人们龌龊腌臜，也不要据此以为宋代官场污浊混沌。现在的人们一说到妓女就面红耳热，一说到苏轼携妓夜游就以为没干好事，这其实是与我们现在人对“妓”一字的误解有关。古时的“妓”字与今时不同，有点更接近日本的“歌舞伎”，青楼女子大多色艺俱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精通，而且中国古代还一直有卖艺不卖身之说。一定不要一说到“妓”，就想到清末民国北京的“八大胡同”。“妓”与“娼”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现代社会已很难找到与古时的“妓”这行当相近的职业了，古时特别是宋明两朝的秦楼楚馆，到清代就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宋明时代的文人们在青楼里到底做了些什么，但总归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子。

　　说到此，不禁又会想到明代的南京秦淮河，想到秦淮八艳。我想这八艳，与宋代文人们酒筵间相陪的宋代名妓在身份职业上更接近。估计秦淮八艳在才情上应该是出类拔萃的，在生活上也不会是过于糜烂和不检点，决不会是人皆可夫的。不然，象吴三桂、钱谦益之流也不会相娶成婚的。吴三桂迎娶的陈圆圆就是八艳之一，据说吴三桂还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降了清。钱谦益与八艳中的柳如是，也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老夫少妻相伴终生，厮守到死，十分地感人。据说柳如是还极端有气节，得知钱谦益剃发降清，柳如是百般劝说立场鲜明。吴三桂、钱谦益都不是一般人物，吴三桂是崇祯朝边关大将、朝廷重臣。而钱谦益更非等闲之士，不但是当时东林党领袖，还当过礼部侍郎、礼部尚书。他们迎娶秦淮歌女的行为可比先辈如苏轼要大胆开放得多。

　　宋明两朝与文人名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大抵如此，其实早在唐代就官吏狎妓冶游盛行，其间最出风头的文臣当数白居易和元稹。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在浔阳江头夜遇琵琶女，就“移船相近邀相问”，一席夜谈，几曲琵琶，弄得我们的司马大人青衫都湿了，于是便有了千古传唱的《琵琶行》。而这里的琵琶女不过是原来长安的一个歌女，老大嫁做商人妇，来到了九江。

　　从苏轼的生活作风问题聊到现在，可见自古文人最是多情，吟诗饮酒作乐必有红袖添香。那么，抛却文人歌女吟诵风花雪月不谈，讲古斋倒经常会有个感慨，有宋一代在仁宗朝前后，何以出了象苏轼、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等一类人物，这几个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等一的大学问家齐聚一朝，他们或是在政治上不共戴天，或是在学问上惺惺相惜，这该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且容讲古斋日后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