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朝廷一再宣示、重申咨议局的性质“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既不是监督机关，更不是权力机关。但在咨议局议员们看来，咨议局理所当然就是一个与朝廷之专制战斗的合法舞台。所以，就有了1910年以咨议局为中心，由立宪派领导，所掀起的四次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这四次请愿，是一场被后世所忽略的伟大启蒙运动——如果说在请愿运动之前，朝廷的托辞——所谓“民智未开”、尚不能立即召开国会实施宪政——还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历时整整一年有余，全国二十余省参与，签名人数多达数百万的请开国会运动之后，再谈什么“民智未开”，其居心，就只能说是在存心搞反改革了。

第一次请愿：只要朝廷开国会还权于民，民众愿替朝廷还债

第一次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上书运动，发生在1910年1月，其酝酿期，则可以追溯到1909年10月。运动的引爆点有两个，一是1909年9月，朝廷与日本签订新约损害国家利益；二是海牙和平会议上传出列强在密议统监中国财政的消息。亡国危机随之带动起了士绅们的救国热情，救国的方式，则是速速立宪——用此次请愿的发起人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的话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舰不如人，要想“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

按照张謇、雷奋等江苏咨议局立宪士绅的设计，请愿运动有官、绅两条线路。一路由江苏巡抚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集体联名上奏；另一路由张謇出面，联络各省咨议局，以联名请愿的方式，向朝廷施压。两路并进，倒逼朝廷放弃“九年预备立宪”，提前召开国会。

张謇等人分赴各省游说、运动，效果极好。湖南绅、商各界推举出来的请愿代表团准备于1909年12月8日启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得知消息，当日在学校演说，称须早开国会，否则不足以挽救危亡，说到激动处，血脉贲张，“乃觅刃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12月27日，抵达上海汇合的16省咨议局代表共51人召开了代表大会（另有陕西、四川等五省代表因路途遥远未能及时抵达），做出了进京请愿的决定，并确定了进京的具体代表人选；30日，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请愿目标：要求朝廷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

各省咨议局在上海召开代表会议期间，民间也正在兴起一场以筹还国债，防止列强监督中国财政为目的的爱国运动。运动由天津商务总会发起，该会有一种意见：海牙和平会议之所以要求接管中国财政，正是因为朝廷欠下了巨量的国债，国债已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热心志士虽然奔走呼号，“拟请政府速开国会，清厘财政，以保主权”，但国债一日不能还清，“种种设思”恐怕都难以实施。若我国民能帮助朝廷筹还国债，则不但能够立刻开设国会，而且列强也将再无理由干涉中国内政，亡国危机立解。（据《筹还国债会缘起并简章草案》）

按照天津商务总会起草的《筹还国债会缘起并简章草案》，此次运动筹还国债的总数，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两次赔款额为限；各省民众所分摊数目，以朝廷此前摊派给各省的数目为准；计划在3年内筹款替朝廷还清；具体方式，贫民认捐与否全凭自愿，富民则必须认摊平均数目。

上述倡议得到了各省商会和绅民的热烈响应，各地“筹还国债会”、“国公债会”相继成立，“国民捐”（筹还国债）、“海军捐”（募集海军军费）活动迅速升温。据《大公报》1910年7月27日的一篇对运动的总结性报道，不但“绅商士夫”积极踊跃，“耕夫织妇”、“佣工婶仆”、“儿童孺子”也受到感染纷纷解囊，“即下而至于娟优走卒，贫而至于乞丐舆夫，凶而至于书吏丁役，亦莫不出其血汗所得，争相解囊，以筹还国债。一时民情之踊跃，民气之发舒，实为从古所未有”（《概筹还国债之结果》）出于激励民气的目的，报道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毕竟最后这些钱是需要实打实拿出来替朝廷还债的，自然也不会夸张得离事实太远。

但国民的踊跃是有条件的。《时报》1909年12月18日刊发文章，将这个条件说得很明白：“惟政府必予人民以确实之担保，始可出其财产以供国用。故决定先行拟定办法，筹集巨款，储待国会之开。如政府必不允许，则断不欲以国民有限之脂膏，供政府无端之挥霍也”——朝廷必须迅速召开国会，给国民一个监督政府的合法、有效的平台，如此，国民才会放心地拿出钱来替朝廷去偿还债务；否则，这些钱，绝对不会交给朝廷。

朝廷方面急于偿还外债，度支部尚书载泽曾建议摄政王载沣因势利导，“俯从民望，缩短国会年限”，再定期召集士绅，统筹各省民众对国债的“分认之数”，如此可以迅速解决财政危机，载沣的意见是“甚嘉之”。但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却不愿意与国民筹还国债运动联合，理由是列强欺凌中国的根源是中国没有立宪，光偿还外债不解决问题——这理由其实很牵强，如果双方联合，朝廷有利可图，是极可能做出让步，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请愿代表之所以不愿意合作，应与请愿运动发起人张謇的个人政治立场有关——张氏虽然主张立宪，但极不愿意过分刺激和逼迫朝廷，更不要说与民众运动合作了。这种立场，直接导致张氏在之后的请愿运动中越来越边缘，终致完全脱离。

1910年1月16日，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一起前往都察院，呈递了联名的请愿书。请愿书中，罗列了三大理由，要求朝廷迅速召开国会。其一，依靠旧的政治机构实行新的宪政绝对行不通，必须靠国会来监督政府，国家财政困难，需增加民众负担才能缓解，但民众必须拥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才会愿意拿出钱来给朝廷；其二，朝廷此前搞外交，长期采取秘密政策，动辄割地，动辄借款，民众事后得知，无不怨恨已极，若不开国会，再等9年，再搞9年秘密外交，民众的愤怒之火必然会烧入朝堂；其三，没有国会，民众会把怨愤记在皇室的头上，如此皇室会非常危险，有了国会，一切责任就都归于责任内阁。请愿书还说，以民众政治智力程度不够而拒绝开设国会，是在冤枉民众。咨议局的成功，已足以证明，民众的素质，已足以开设国会。

与请愿活动相呼应，代表们抵京之后，各省巡抚如孙宝琦、程德全、陈昭常、袁树勋等，以及出使各国大臣也陆续致电朝廷，要求顺应舆论，速开国会。顺天府府丞甚至警告朝廷：这些代表都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绅士，是国家的中等社会支柱，绝不能让这些人对朝廷失望——“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史迹具在，可为寒心”。

但在几个军机大臣看来，请愿代表所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欲望，只是“为求增其势力起见，并非出自民意”。最后，朝廷上谕的意见仍然是：国民智识程度不够，骤开议院会导致社会混乱，“宪政必立，议院必开”，但必须“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第一次请愿运动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请愿：若不开国会，绝不承认纳税义务

第一次请愿运动失败之后，代表们心有不甘，不愿就此离京，打算再次发起新的请愿。代表孙洪伊还提出，既然朝廷不愿意迅速召开国会，那么各省的国债会也应该立即停止；朝廷何时答应速开国会，何时再启动替朝廷还债的活动——江苏一个自称“獭水氏”的公民见国会不开，遂将自己认捐的国债100元改寄给了请愿代表。

为了将请愿继续下去，1910年2月6日，在京请愿代表开会决议了几件重要事项。一是决定在农历二月底再次上书请愿；二是部分代表留京坚守，部分代表出京，带上血书，回省或到别省去组织发动民众起来请愿，各省再选出部分代表来京，同时筹措请愿经费；三是将之前组织的“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该作“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力图给予朝廷更大的压力，要派出代表去各省联络，建立起各级分会组织；四是组织报馆，出版报纸，为请愿运动增加舆论影响力。

次日，上述决定被电告给各省立宪团体，并以“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总部的名义，驳斥朝廷拒绝速开国会的上谕为无理，同时又非常理性地号召民众“矢以诚心，持以毅力”，要对朝廷怀有信心，不要做过激之举，要“以法律之行动，为和平之请求”。

为尽可能地运动民众参与到请愿运动中来，徐特立的血书被代表们分送到了各省，广为散发；其断指血书的故事，还被编成了戏曲，在天津著名的同乐舞台上演。江苏丹徒县人郭毅，效仿徐特立，愿“以血购国会”，刺臂血书一信，并一血书条幅“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血乎！”，一并邮寄给请愿代表。“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还决定，向各省及海外华侨派出自己的特派员，特派员的基本工作职责，是在当地组建分会，举派请愿代表，创办报刊，发表演说，增广当地民众的宪政知识，尤其要注重白话报的散发，须发动各府厅州县绅民签名，愈多愈好，一次不行，进行多次，以唤起一般国民的政治意识。

4月4日，请愿代表在北京邀请各界人士再次会议。会议决定将“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更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同时对外公开刊布了一份长达万余言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意见书》不但驳斥了朝廷不愿意召开国会的种种托辞，还声明：“国会请愿同志会”现在是一个政治团体，与政党的性质已相去不远，因为开国会必然“当有政党之预备”，也就是说，这些立宪士绅，已经开始走上了组党之路。

“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的理念，也被请愿者们充分接受——遵化中学监督致函省请愿同志会说：如果朝廷拒绝速开国会，惟有“实行租税不经人民承诺，决不完赋之义，暂将全国国税停纳”。天津商务总会在讨论实行印花税问题时，则提出，“如国会不开，人民无参政权利，则此项义务决不承认”。

与第一次请愿的签名代表人数不多，仅限于各省咨议局议员不同，此次请愿收集到的签名达30余万，涉及各个职业各种团体。第一次请愿时，军机大臣们曾诬蔑代表们请愿的目的，是“为求增其势力起见，并非出自民意”，这30余万人的签名，显然给了军机大臣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由于签名庞大，1910年6月16日代表前往都察院递交请愿书的时候，分作了10个团体，总共呈递了10份不同的请愿书，代表们显然希望以此种方式昭示，立即召开国会是全体国民的呼声，绝非一小撮请愿代表在谋取私利。这10个团体包括：直省咨议局议员、直省和旗籍绅民、各省政治团体、各省商会、直省教育会、东三省绅民、江苏教育会、江苏商务总会、雪兰峨中华商务总会、澳洲全休侨商。

各团体的请愿书，侧重点各有不同。咨议局议员代表的请愿书，通篇都在驳斥朝廷拿国民智识程度等问题拒绝开设国会的托辞；各省商会的请愿书则声称无国会，所以无完备的法律，商人因此不能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合法利益；各省政治团体的请愿书，则认为真正应该筹备的事情，是宣布宪法、制定议院法和选举法、实行选举，这些事情用一年就筹备完了，岂能用得了九年！东三省绅民的请愿书，则重点在谈东三省所受到的日俄的种种侵略欺凌，呼吁朝廷尽快立宪强国，否则东三省必亡。

但朝廷的态度，较之第一次请愿运动时，反而更加后退了。一些军机大臣认为请愿代表们是在“哓哓不休”，认为西方那一套办法在中国不适用，一切必须遵照咨议局章程办理，绝不能纵容民众组党——“不得滥结党会，如各国之政党、社会党之类，致启纷扰”。摄政王载沣，则在6月26日代表们前往其府呈递请愿书的时候，选择了推辞不见和拒收请愿书。

同日，朝廷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门机构“会议政务处”的大臣们阅看了都察院代奏的请愿书。请愿代表孙洪伊等人给这些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臣们写信，请求他们支持速开国会。信写得非常激烈，甚至于以清廷之亡相告诫，但同时又有理有节，譬如：

“人民之所以要求国会者，必因目前极厌恶此种专制政体，极不信任此种官僚，故必欲参与立法，使之独立于行政部之外。……故吾国若一日不开国会，法律必无效力。……政府既不授人民以立法之权利，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日后人民虽酿成大变，虽仇视政府，虽显有不法之举动，代表等亦无力可以导喻之，惟有束手以坐视宗社之墟耳。”

次日，载沣召集“会议政务处会议”，随后下达谕旨，表明朝廷对此次请愿运动的态度。谕旨说：朝廷的思虑才是最周全的，立宪肯定要搞，但“仍待9年期满再开国会，毋再渎请”。第二次请愿运动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