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撰文回忆淮海战役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11日 09:36  中国新闻网

　　1月10日是著名的淮海战役胜利60周年纪念日。这次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60万人，打败了近80万的敌军，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此次战役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歼灭敌人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极其辉煌的伟大篇章。当年亲历淮海战役的迟浩田上将特为本报撰文，回忆了60年前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　　文/迟浩田

　　60年前的淮海战役，我军一举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使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当时我在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的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73团。虽然时过60年，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冲进黄百韬司令部

　　淮海战役打响后，因为我们团7连指导员彭超负伤，我从机炮连调到7连担任指导员工作。7连是我们团的英雄连队，曾获过“胶东战斗模范连”、“高密城第一连”、“常胜连”等荣誉称号。在济南战役攻击内城时，全连指战员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率先登上城头，为打开济南城起了关键作用。战后7连被授予“济南英雄连”称号。我去7连很高兴，但也感到有压力。团政治处王济生主任鼓励我说：“迟浩田你行，大胆干，组织上相信你能干好。”

　　济南战役胜利后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就决定举行淮海战役。短期整训时，我们进行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教育，大家有了打大仗的思想准备。10月25日，我们在“发扬‘济南第一团’荣誉，为解放华东再立新功”的口号鼓舞下，从山东南下，奔赴淮海战场。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消灭黄百韬的第7兵团。黄百韬是蒋介石的一名得力干将。在孟良崮战役中，我们团“三打黄崖山”，对手就是黄百韬任师长的整编第25师。后来黄百韬又率部与李弥的整编第8师及整编第9、54、64师等一起进攻胶东，并放出狂言，要把胶东解放军“赶到大海喂鱼”。黄百韬对山东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我们绝不能放过他!

　　根据华野的部署，我们9纵正准备在11月8日向盘踞在新安镇、阿湖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发起进攻时，黄百韬根据徐州“剿总”的命令，急忙向西撤退。我们奋起直追，越过陇海路，西渡沭河，直扑运河。行军途中，我领着大家唱《追击歌》：“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

　　为了鼓舞士气，我给大家讲了纵队《胜利》报上登的“十人桥”的故事：27师潍县团l营2连在过一条十多米宽的河流时，由于架桥器材不足，桥桩不稳，副排长范学福等十位同志跳入冰冷的水中，分成五对，抬扛着木板桥，使部队顺利通过，及时追上敌人。这一英雄事迹激励了大家，全连同志情绪高涨，每日以140里的速度追击，11日下午进抵碾庄以南的高桥一带，与兄弟纵队一起，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一带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

　　碾庄位于运河以西、陇海路北侧邳县境内，周围地形平坦开阔，村落房屋密集，四周筑有内外两道土圩，外圩四面环水，壕水宽30至50米，深约2米，不能徒涉；土圩内侧还筑有1至2.5米高的土堤，陡滑难以攀登。黄百韬部又连夜加修了许多掩体、明暗地堡、壕沟、隐蔽部，壕外还有三道鹿砦、铁丝网。整个防御体系纵横交错，异常复杂。

　　11月17日，我们纵队与第8纵队一起同时向碾庄圩的敌人发起攻击。我们73团在碾庄圩正面担任主攻，但三次进攻都没有成功。纵队司令员聂凤智和师长萧镜海到阵地前沿召开“诸葛亮会”。与连队干部一起研究失利原因。那时领导同志都很注意发扬军事民主，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在首长面前也不拘束。聂司令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反映炸药容易受潮，好不容易送到前沿，结果炸不了，影响战斗效果。他听了这个意见非常重视，当即指示，发给连队的炸药，一定要用油纸包好，不能受潮，谁出了问题拿谁是问。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因炸药受潮吃亏。我还提出攻击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对敌人的暗火力点摸得不准，加之交通壕距水壕还有一百来米，突击队员暴露攻击的时间长，造成伤亡严重。聂司令听后说了声：“说得好!”当即决定派侦察小分队，把敌人的暗堡摸清楚，继续近迫作业，把交通壕一直挖到敌人的水壕边，做到一出交通壕即可涉壕攻击，以避免过早暴露增加伤亡，同时搞好步兵、重机枪和炮兵的协同作战。入夜，我又带了3个班排干部仔细看地形，进行火力侦察，把敌人的明碉暗堡摸得一清二楚。

　　19日午夜，经认真准备后，我们重新向碾庄圩发起猛烈进攻。20日凌晨，73团胜利突人碾庄圩，第3营沿街两侧合击第7兵团的司令部，连长萧锡谦和我带7连从街南向街北攻击，一直冲进黄百韬司令部，缴获了黄百韬的一辆崭新的美式吉普，车上还有一副象牙麻将和一只紫铜火锅，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这一仗，我们俘虏了国民党军1000多人。

　　夜行军的意外战果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淮海前线总前委决心以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围歼孤军冒进的黄维第12兵团。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杜聿明集团奉蒋介石之命放弃徐州，企图南下解黄维之围。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心以10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旅的强大兵力展开追击。聂司令命令我们不要怕打乱建制，要在追击中把敌人打乱。于是，在广阔无垠的徐淮大地上，双方几十万大军相互交错在一起。

　　我和萧连长带着7连连续急行军，两天两夜几乎没有合眼。肩扛机枪和迫击炮的战士们太疲倦了，有的走着走着睡着了，撞在前面同志的身上。我的眼皮也不听使唤老是打架。这时候最需要鼓舞士气，我狠狠地拍拍脑袋，边走边动员大家战胜疲劳。全连同志都是好样的，虽然脚板上布满血泡，仍个个箭步如飞，我们星夜抄近路朝西猛追。

　　这一场大追击惊心动魄，华东野战军开始是尾追，后来平行追击，最后把西逃之国民党军兜头截住，我们的两条腿再一次赛过了汽车轮子。而仓皇撤退的杜聿明集团混乱不堪，车炮骡马的撞击声、士兵和家属的哭叫谩骂声，乱作一团。

　　12月3日凌晨2时许，我们7连在急行军间，隐隐约约地看到不远处有一队人马也向同一方向行进。有个机灵的战士感到不对头，压着耳根向我报告：“指导员，旁边的队伍可能是敌人!”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马上警觉起来，迅速打开了手枪保险，悄悄告诉他：“别声张，注意观察。”随即部署连队警戒。这时，侧面传来了问答口令的声音。我仔细一听，都是南方口音，心想肯定是国民党兵。因为国民党部队南方人多，我们部队多是北方人。

　　我将情况报告了随三营行动的团政治处王济生主任。他仔细一看，旁边队伍中的军官戴着大檐帽，果真是敌人。怎么办呢?这种仗还从来没有打过。王济生和我及营的领导悄悄商量后，决定先不惊动敌人，寻机前后夹击，迫敌就范。

　　于是，战士们低声一个传一个，都知道了旁边行进的是国民党兵，悄悄地压好子弹做好了战斗准备。当行进到有利地形时，我们全营同志一跃而起。把国民党军两头截住，齐声大喊：“缴枪不杀!”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连一家人都不认识了?”国民党兵急忙叫喊，还未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做了俘虏。天放亮时一清查人数，大伙儿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家伙，摸黑中稀里哗啦缴了敌人的枪，哪知道俘虏的国民党兵比我们全营的人数还多。
“一炮打下一辆坦克”

　　经过三昼夜的迂回追击堵截，华东野战军完成了对杜聿明集团的战役合围。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方圆十几公里内的杜聿明集团，断水断粮，饥渴难耐，于是抢掠百姓，宰杀军马，甚至挖老鼠洞求食，一副副惨状难以形容。从12月下旬起。连降几天大雪，到处白茫茫一片，气温骤然下降，猬集于田野、沟壑中的国民党兵，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而我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粮食、弹药供应充足，士气高涨。我让战士一面用广播筒劝降和瓦解敌军，一面用馒头等食物诱降国民党兵。开饭时。大家就喊：“蒋军弟兄们，我们这里有热包子、大馒头。过来吃点吧!我们保证不开枪……”那些饿极了的国民党兵，不断偷偷溜出来向我军乞食。有的战士开玩笑说：“只要有个馒头，就能抓到俘虏。”

　　1949年1月6日，我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我们9纵担任西面和西北面的主要突击任务。在第73团的阵地上，7连掩护三营进攻。国民党军的坦克喷射着火舌，向7连阵地扑来。战士们急中生智，在战壕前挖一些小坑，堆上高粱秆、玉米秸和干草，燃起浓烟。国民党的坦克兵闹不清这是什么战法，我们则趁着敌人的“乌龟壳”畏缩不前时，加紧修复掩体、工事，把战壕连成一体，有的战壕挖到了国民党军阵地中，打起了“地道战”，逼得国民党军只好步步后撤。

　　1月10日拂晓，天刚放亮，凛冽的寒风使劲儿地刮着，空气中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和国民党军施放的毒瓦斯气味，极度疲劳的战士们，正在战壕里抱着枪熟睡。我担心国民党兵偷袭，和连长轮流值夜班，一连几夜熬得眼泡又红又肿。查完一遍哨后.我找到一片洼地想“方便”一下，可是由于连续缺水上火，大便干结，蹲在那里怎么使劲也拉不出来。这时，突然从远处传来“轰隆轰隆”的马达声，我意识到是国民党军的坦克来了，急忙喊司号员吹号。急促的号音真灵验，不但驱散了疲劳，连大便也痛快地排下来了，我马上组织迎击敌人。

　　国民党军的坦克共有20多辆，在我军层层阻截下，冲到我们团阵地时还剩下11辆。大家对打坦克感到很新鲜，情绪高涨，一点也不害怕。我说：“蒋介石送来了坦克，让我们尝尝‘啃’坦克的味道。几十万敌人都被消灭了，剩下几只‘乌龟壳’还能让它跑掉?我们的穿甲弹就是它的‘克星’，一定能打它个底朝天!”战士们个个“嗷嗷”叫：“打，打，打它个底朝天!”

　　我带着班长陶仁祥和战士李洪各、李彪，抱着火箭筒和炸药包冲上去堵截。国民党的坦克兵，连忙开炮轰击，可慌忙之中哪还有准头，我们机警地避开敌炮火，几下快速的匍匐前进，就靠近了坦克，然后沉着冷静地以坐射的姿势端起火箭筒，只一发穿甲弹。就击中了坦克的右前侧。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坦克里冒出一团浓烟，但它还在挣扎着跑。陶仁祥火了，他赤手空拳冲到坦克跟前，“噌”的一下子爬了上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

　　坦克盖掀开了，四个国民党兵双手举着枪，钻了出来，战战兢兢地喊着：“别打了，我们缴枪!”为首的一个高个子，向我乞求说：“长官，我们投降，我是战车一团三连连长陈荣基。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肚子都饿瘪了，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其余几辆国民党军坦克吓得逃之夭夭。我们团立即集中所有的火箭筒，乘缴获的汽车紧紧追赶，我也带了几个战士，坐上一辆汽车，瞅准一辆坦克追去。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终于将敌人的坦克全部截住。

　　几天后，第9纵队政治部用蜡版刻印的《胜利》报，登出了我写的新闻稿：《一炮打下一辆坦克》。

　　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历时66天，一举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55.5万人，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为了赢得胜利，我们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连日来大家都是饿着肚子打仗，40多岁的炊事班长李振军，找到一匹打死的马，砍下四条马腿用麻袋扛了回来，想张罗着为战士们包包子吃，可喊来喊去没有人响应。一问才知道，我们连120人伤亡得只剩下30多人，李班长难过得趴在地上嚎啕大哭。饭做好了，大家却默默地埋着头不肯吃，个个沉浸在失去战友的悲痛之中。

　　这时，我又想起在攻击窦庄时和教导员的一段谈话。那天是12月7日，我们团与第74团合力攻击窦庄。守卫窦庄的国民党军是一个步兵团加一个山炮营，还有大批坦克，火力强劲，抵抗异常凶顽，况且地形平阔，不利攻击。我们团曾一度突入村内，但在敌人强力反击下，立足未稳，只得返回，就地近迫作业。国民党军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出动大批坦克和步兵反击。这场搏杀异常激烈残酷。我们有十多个连以上干部牺牲，第3营的伤亡也十分严重，营长王玉芝和副政治教导员负伤，副营长的腿被打断，在阵地前沿的营领导就剩下政治教导员郭奎武一人。

　　在战斗的间隙，郭奎武来到7连，他关切地问了连里的情况后问我：“小迟，你这儿有吃的吗?我的肚子可饿坏了!”郭奎武是模范共产党员，是我在抗大学习时的领导，原任团的保卫股长。这年他刚满28岁，不久前才谈了对象，女的是师医疗队一个漂亮的护士，我到医疗队为伤口换药时，曾几次替郭奎武给她送过信。

　　我掏出身上揣的饼子，递给郭教导员。他一掰两半儿，自己吃一半，另一半又还给了我。这是支前老百姓用高粱面做的，因为天冷，饼子硬邦邦的像块石头，咬一口一道白茬儿，费很大劲儿才能咽下去。我们两人蹲在壕沟里，边吃力地嚼着饼子，边聊了起来。教导员说：“在抗大毕业的学员中，你是进步最快的，现在已经当上连级干部了。你要继续努力，为咱73团争光。”

　　面对敌我相持的严峻形势，看着受伤的战友，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郭奎武说：“浩田啊，这仗打好了，很了不起；如果打不好，我们都要见马克思。咱俩订个协定吧，如果我死了，你往我家带个信；如果你死了，我给你家报个信。你还年轻，咱俩中如果要死一个，算我的。”

　　在战场上，每个人都会想到死，但是作为革命军人，谁也不怕死。我们俩身上只带着党证，把平常记事的小本本都烧掉了，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时能和战友说说心里话，觉得轻松些。我安慰教导员说：“国民党兵没什么了不起，不要想那么多!”郭奎武淡淡一笑：“你不要轻看他们，前面的敌人比我们多好几倍，而且我们的后路也断了。”

   这时，对峙的双方在战壕里互相对阵叫骂，并用冷枪对射。第8连有一个班被敌人火力压制，撤也撤不出来，进也进不去，处境很危险。郭教导员十分着急地说：“小迟，你们掩护好，我到前面去看看。”说罢，弓着腰沿着壕沟向前面跑去。

　　为了把国民党兵的嚣张气焰压下去，教导员在前沿一边指挥还击，一边组织部队对国民党兵喊话。有个国民党兵在壕沟里扯着破锣般的嗓子叫喊：“共军弟兄们，我们是新五军，快投降吧，我们的坦克马上就要开过来了。”这一下激怒了郭教导员，他火冒三丈，头探出壕沟，跳起来对着敌人大骂：“你们这些国民党的龟儿子、王八蛋，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们算什么东西?老子是百战百胜的解放军，什么时候投降过?你们赶快投降吧!”国民党兵“嗖”地一梭子弹打过来，击中了郭奎武的左胸，他当即倒在血泊中。我和几个战士匍匐着把他拖进战壕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我拼命喊：“教导员，教导员!……”他刚才还活生生地和我说话，现在却永远地合上了眼睛，我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命令全连一齐开火，把对面壕沟里露头咋呼的几个国民党兵撂倒了。

　　解放后，每当我去瞻仰烈士墓地时，总会想起郭教导员和我谈话的情景，想起那些与我一起战斗，在我身边倒下去的战友。当我看到修葺一新、绿树葱葱的烈士墓地时，心里感到安慰；当我听到随意拆迁、破坏烈士陵园的事情时，心情异常沉重。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淮海战役一共打了66天。我军以60万人，打败了近80万的国民党军。这次战役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歼灭敌人之多，不但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少见的。我们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首先是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的出色指挥，及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战斗。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反动腐败的蒋介石集团彻底丧失了民心，而共产党和解放军赢得了全国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淮海战役我军参战部队60万人，而参加支前的老百姓就有500多万人。真是车轮滚滚，轰轰烈烈。陈老总说得好：“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很多是抓壮丁抓来的，他们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可是被我们俘虏后，通过诉苦教育，知道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马上拿起武器，和我们一起战斗，而且奋勇当先，有很多在战役第一阶段被俘的，到了第三阶段就当上了班长。那时国民党军有飞机，有坦克，有大炮，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是我们靠军民团结、官兵团结的合力，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坚信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是永远不能丢的。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精神。

　　(作者为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上将。)

　　相关链接 淮海战役资料

　　1948年，在解放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等60万兵力，联合举行淮海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主力于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平汉路以东地区。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时间：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共66天。

　　整个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分路南下。8日，国民党军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余人战场起义。10日，我军把黄百韬兵团分割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经过10天逐村恶战，至22日全歼敌军10万余人，敌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杀。同时，中原野战军为配合作战，出击徐(州)蚌(埠)线。11月16日，攻克宿县，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第二阶段：11月23日，中原野战军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了从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12个师。28日，蒋介石被迫决定徐州守军作战略退却。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撤至蚌埠，副总司令杜聿明留在徐州指挥。12月1日，敌弃徐州向西南逃窜。4日，华东野战军追击部队将徐州逃敌包围。6日，敌孙元良兵团妄图突围，即被歼灭，孙元良只身潜逃。同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集中9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经过激战，至15日全歼敌12万余人，生俘黄维。此后，为配合平津战役，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对杜集团围而不歼，部队进行了20天休整。

　　第三阶段：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过4天战斗，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30万人，俘获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逃脱。

　　解放军参战部队：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的部队，以及冀鲁豫军区的部分部队，共约60万人。

　　我支前民工：包括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共计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5.5万副，船只8500艘，汽车257辆。由后方向前线运送弹药730万公斤、粮食2.15亿公斤，由前方向后方转运伤员11万余人。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4个兵团，和冯治安、李延年、刘汝明、周岩4个绥清区部队，连同从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以及战役期间自东北战场撤到蚌埠的两个军、自长江中游增援到浦口的两个军，总兵力近80万人。

　　战果：歼灭和争取起义、投诚国民党军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5万余人，击毙兵团司令黄百韬、邱清泉，俘虏“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黄维，使蒋介石在南线战场上的精锐部队被消灭干净，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在淮海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伤亡13万余人。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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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黄百韬的三个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四十四军两天；二、我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浮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救援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

摘自：《党史博览》2009年第8期



                 黄百韬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进行的淮海战役，经过66天激战，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60万人战胜国民党军80万人，全歼国民党军第七、二、十二、十三、十六兵团等5大精锐兵团，被毛泽东称为“南线战略大决战”。

　　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百韬和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邱清泉，到底是被击毙的，还是自杀的呢?

　　中共确定黄百韬兵团为第一个攻歼目标。但战役前一天徐州“剿总”还不知道共军的主力在哪里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的战役行将结束，粟裕却在起草电报，向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第二天，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即复电，同意举行淮海战役，并明确指示战役的第一个目标是歼灭位于陇海铁路东段的黄百韬兵团。

　　黄百韬，字焕然，1899年9月9日生于天津。他祖籍广东，有人将他归于粤系。他早年在北洋军阀部队里当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8年随张宗昌部加入国民革命军。由于他没有上过黄埔军校，并非蒋介石的嫡系。

　　淮海战役开始前，黄百韬的第七兵团下辖第六十三、六十四、二十五、一○○军等4个军。战役刚开始，又增加了从连云港撤出的第四十四军。5个军的总兵力约有12万人（也有人说近15万人）。

　　1948年11月5日上午，国民党徐州“剿总”召开了一次绝密的高级军事会议。从南京赶来的参谋总长顾祝同亲自参加，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郭汝瑰和“剿总”少将参谋长李树正报告了当前双方态势及下一步作战计划。

　　会上，李树正的判断是：共军刘伯承部主力东移，陈毅、粟裕部主力南下，有强迫国军“在徐蚌地区决战的可能”。



                      邱清泉

　　邱清泉站起来反驳说：“据我们侦察，共军……有五个纵队先头已抵曹县、成武、砀山……敌人有向我兵团发起进攻的可能。”（邱兵团时在徐州以西、鲁西南地区）

　　黄百韬不同意邱清泉的话，站起来反驳说：“据我判断，敌人有首先向我兵团发起攻势的可能。”

　　邱清泉是个性急好胜的人，岂肯认输，他听了黄百韬的话，马上顶了回去，说：“我们用不着争论，打起来再看谁说的对。”

　　正当国民党徐州“剿总”争论不休的时候，华东野战军十几个纵队从不同方向疾进，于第二天（11月6日）即对黄百韬兵团形成了包围态势，淮海战役正式打响了。

　　黄百韬预见到邱清泉不可能做到“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

　　黄百韬从徐州回到第七兵团兵团部驻地新安镇后，于11月6日上午召开军、师长会议，要求各部队迅速向徐州转进。

　　当天晚上，黄百韬与南京派来的“总统战地视察官”李以劻少将以及第九绥靖区中将司令官李延年（后任第六兵团司令官）作了一次长谈。黄百韬说：“现在兵团战略位置非常不利，在新安镇则孤立无援，如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就会遇敌。徐州工兵团迄今未来架设运河桥梁……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垮，什么都输光了，将来怎么办?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

　　11月6日夜12时许，李以劻刚睡下，黄百韬又命卫士请李出来，再次与李作了长谈。

　　黄百韬说：据今夜刚刚抓到的共军侦察员供称，陈毅主力10多个纵队均南下，先头已到郯城、邳县、费县地区，南下时分无数纵队急行军。由此判断，敌人不让我兵团西撤，先打我兵团是肯定了……我兵团十几万人，陈毅主力30多万，如果集中来攻，我兵团必败。尤以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地应战，立足未稳，各个击破，最堪忧虑。请告刘老总（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注意，要其他兵团快点集结，迟了就会误大事。

　夜已深，但黄百韬毫无睡意，越说越激动。他告诉李以劻：“如果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不可能。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请告刘老总，注意激励各级战场指挥官，否则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恩，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

　　黄百韬说完，李以劻看看表，已是11月7日凌晨1点20分。他告诉黄百韬，请黄放心：我回南京后一定将你的一片忠于党国之心，当面禀报总统。他劝黄早点休息，俾便一早转进。

　　但黄百韬意犹未尽，又对李以劻说：“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黄百韬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李以劻心里清楚，他指的是邱清泉。

　　11月7日黎明，黄百韬匆匆忙忙率兵团部开始行动。但他没有侦察到华东野战军一、六、八、四、九纵等主力部队已从北面向他的第七兵团逼近，并抢占了运河上唯一的大铁桥。

　　黄百韬好不容易于9日上午才过了运河，到了一个叫碾庄（又叫碾庄圩）的村庄。他命令兵团部暂停于此。

　　碾庄圩位于陇海铁路北侧1公里左右，西距徐州约75公里。以它为核心，拥有大大小小40多个村落。前不久，李弥的第十六兵团曾驻于此，构筑了不少防御工事。

　　黄百韬刚安顿下兵团部，就接到报告，说解放军三四万主力正从西北约20公里的宿羊山地区跑步南下，直奔碾庄圩。另有一两万解放军主力，正从陇海铁路南面向碾庄圩疾进。

　　9日中午时分，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给黄百韬发来一份急电，是蒋介石的一份命令：“着该兵团在碾庄圩地区准备决战。已命令黄维兵团经宿县、宿迁渡过运河进行外线反击；又已令杜（聿明）副总司令率邱、李两兵团东援……”

　　军令如山。黄百韬立即在碾庄圩开会，向各军军长布置了任务。

　　正在忙活之际，黄百韬又得悉第三绥靖区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两万余人已叛变投共，运河、不老河防线已土崩瓦解，解放军3个主力纵队已直插大许家、八义集，截断了陇海路，从而封闭了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通道。

　　至此，黄百韬才恍然大悟，原来解放军已对他的兵团形成了包围圈，自己成了瓮中之鳖。

　　黄百韬的三个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四十四军两天；二、我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浮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救援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

　　从11月10日黄昏开始，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动了全线进攻，彻夜激战，攻势非常凌厉。

　　在南京的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严厉命令杜聿明亲率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务必解黄兵团之围。蒋介石还给黄百韬写了一封亲笔信空投给黄。信上说：
　焕然司令弟勋鉴：

　　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顺颂

　　戎祉

　　中正手书

　　各军师长均此

　　杜聿明尽管亲自上阵督战，还出动了飞机、坦克，动用了各种美式大炮，各级军官率督战队迫使士兵作战，但进展不大。蒋介石一面通过电报、电话斥责邱清泉保存实力救援不力，一面派参谋总长顾祝同亲赴徐州督战。

　　顾祝同一见杜聿明，就问：“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个兵团还打不动?”

　　杜聿明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兵力也陆续增加，究竟有多少，我也未搞清，战斗非常顽强，每一村落据点，都得经过反复争夺，才可攻占。一到晚上，敌人又利用其夜战特长，将据点夺回。故我邱、李兵团与黄百韬虽相距仅20公里，但仍难越雷池。”

　　在粟裕指挥下，华东野战军打援部队拼全力阻挡住了邱、李兵团，而围攻黄百韬兵团的纵队则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激战至17日，将碾庄圩外围据点大部攻克。19日晚，华野集中5个主力纵队，对困守在碾庄圩的黄百韬兵团部及附近村庄的8个团进行最后的总攻。激战至22日上午，碾庄圩被攻克。黄百韬率少数随从逃到六十四军军部。

　　六十四军军长名叫刘镇湘，军衔中将，军部设在一个叫大院上的小村子里。该军和六十三军同属粤系，都是“老广”，和黄百韬较为亲近。

　　黄百韬和刘镇湘见面后，神情沮丧，脸色蜡黄，坐了很久没有说话。吃了午饭以后，他对刘镇湘说：“我年纪老了，而且多病，做俘虏我也走不动，而且太难为情。我牺牲以后，别人还知道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或可使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国民党或许还有希望。你年纪还轻，希望你能突出重围，再为党国做点事。”

　　这一年黄百韬已49岁，刘镇湘比黄小7岁，尚属42岁的壮年。他对黄百韬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并表示，自己也决不当共军的俘虏，死也要和黄百韬死在一起，共同为“党国”尽忠。他还打开皮箱，把中将大礼服穿了起来，挂上勋章，穿上皮靴，对黄百韬和副军长韦德、参谋长黄觉说：“我们要准备成仁，为党国和总统尽忠。”

　　然而，蝼蚁尚且惜命。22日下午，黄百韬、刘镇湘等又逃到了六十四军一五六师指挥所驻地吴庄。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少将副军长杨廷宴等人也逃到了吴庄。
　黄百韬一听“吴庄”这个村名，就长叹说：“此吴庄，乃吾葬身之地也!”因“吴庄”与“吾葬”系谐音，黄百韬颇有点迷信。他曾极其悲伤地对杨廷宴说：“这场大战，我有三个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四十四军两天；二、我在新安镇等了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浮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救援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

　　说罢，黄百韬不住地摇头长叹，说：“不是天灭蒋（介石），而是蒋自灭呀!……”

　　22日下午4点左右，解放军对吴庄发动猛烈进攻。激战至黄昏，全歼吴庄守敌，生俘六十四军少将副军长韦德和参谋长黄觉。

　　此时，黄百韬、刘镇湘、陈士章、杨廷宴等人在哪里呢?

　　黄百韬逃跑途中毙命。有人说是被击毙；有人说他开枪自戕，未死，旁人又补上一枪。尸体运回南京安葬，蒋介石还下令追赠他为上将。死因究竟如何，至今尚是个谜……

　　几天后，杜聿明接见了从吴庄逃回徐州的第二十五军少将副军长杨廷宴。

　　杜聿明问：“你知道黄（百韬）司令官的下落吗?”

　　杨廷宴说：“22日那天晚上，天漆黑漆黑，黄司令官和陈士章、刘镇湘两位军长见情势危急，就各带一部分人突围。刘镇湘佩上勋章，向敌人冲锋，战死了。陈士章不知下落。黄司令官和我两人突出后，走到一茅棚附近，见四面都有共军包围，无法再走，黄司令官即举枪自杀，但并未断气，我又加了一枪。黄死后，我正在哭，共军来盘问我，我说：我是伙夫，死了的是伙夫头，是我哥哥。当时我俩都化装成士兵，共军没有追究。我将黄司令官掩埋后，钻空子跑了回来。”

　　当时，杜聿明听杨廷宴说得非常生动真实，对黄百韬、刘镇湘为“党国”尽忠，感到十分敬佩。

　　想不到过了七年后，杜聿明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突然见到了刘镇湘和陈士章，一问，原来他俩和黄百韬从吴庄突围后，都没有死。刘镇湘是当天晚上被俘的。陈士章则化装逃回了南京，蒋介石又任命他为新组建的第二十五军军长，部队开到福建布防，想不到又被解放军所俘。

　　杜聿明不禁对七年前杨廷宴“生动真实”的汇报心生疑窦。杨说刘镇湘死了，陈士章不知下落，而现在刘、陈都活得好好的，那么黄百韬是否真的“自戕”了呢?……

　　再说碾庄圩国民党军七兵团兵团部被攻占后，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康矛召亲笔写了一张条子，派侦察员飞马送给随军采访的记者黎明，要他“迅速查清黄百韬的下落”。战争年代，对国民党高级将领，战后都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是黄百韬既未见其人，又未见其尸，他的下落究竟如何呢?

　　黎明带着两名侦察员，花了一夜的工夫，查遍了黄百韬最后待过的大院上、吴庄等村子的所有部队及国民党军俘虏，寻遍了所有的工事和残存的房屋，仍未查到黄百韬的踪迹。
   　　后来，黎明听人说，黄百韬逃到小黄庄东北的旷野里，撕碎了蒋介石最后空投给他的亲笔信后，开枪自杀了。但黎明并未找到佐证，只是听说而已。

　　1987年出版的、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一书中说：“……黄百韬逃至大院上，继续指挥残部作垂死挣扎。我军组织连续突击，至22日黄昏歼灭残敌，击毙黄百韬。”

　　1996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上说：“……20日晨攻占碾庄圩，聚歼兵团部和敌大部，黄百韬逃至大院上第六十四军军部继续顽抗。21日晚，再度对六十四军所驻大、小院上发起攻击。至22日，全歼守敌，黄百韬毙命。”

　　据说，杨廷宴逃回南京后，将黄百韬死讯报告了国防部，并告知了黄百韬的家属。他们即派人按杨廷宴所说地点，将黄百韬遗体挖出后运回南京。蒋介石下令为黄百韬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追赠黄为陆军上将，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以表彰黄对“党国”的一片忠心。

　　那么，当年黄百韬究竟是被击毙，还是自杀?是逃跑途中跑不动了不愿当俘虏而自杀，还是负了伤自知活不成了而自杀?是为“党国”尽忠而自杀，还是撕碎了蒋介石的亲笔信、满怀着对蒋的怨恨而自杀?如果是被击毙，具体细节又是如何呢?……

　　看来，黄百韬的死因尚是一个未解之谜……

　　60多年后的今天，在碾庄圩附近尤家湖西北旷野上，竖着一块石碑，上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击中黄百韬遗址”，并有文字说明。而在南京的蒋王庙明朝岐阳王李文忠墓的后面，筑有一座“黄焕然之墓”，旁边还竖牌写有黄百韬的生平简介。

　　黄百韬的遗体于1949年1月17日运抵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于1月20日刊登了《首都各界追悼黄故司令官百韬将军暨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公告》：定于21、22、23日在中国殡仪馆公祭三天。

　　这时，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推进至长江北岸，南京风声鹤唳。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告“引退”，下午4时匆匆飞离南京。许多军政大员自顾不暇。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忙于与中共开展和谈。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当局哪里还顾得上黄百韬的“后事”，不仅“公祭”草草收场，“国葬”云云也就不了了之。

　　《中央日报》1月25日一版头条刊登了《黄故上将百韬将军安葬办事处启事》：黄故将军灵榇择定于1月26日安葬于南京太平门外曹古山。该山位于南京东北郊，解放后修建公路，平毁了山上的国民党军人公墓，黄百韬之墓亦被毁。现在位于蒋王庙明朝岐阳王李文忠墓后山脚的黄焕然墓，可能是改革开放后所修。否则，“文革”中红卫兵刮起的“横扫”风暴，哪里能让如此气派的黄百韬墓安然无恙，一直保存到今天呢?!

　　在陈官庄，邱清泉和杜聿明同住在一个四合院中。院内有一棵树，他很讲迷信，听人说：“木”字四周有房子，是个“困”字，眼下正应了被解放军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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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glang,2009-09-05 12:48:21

　邱清泉眼看军心极度涣散，逃跑之风甚盛，不少官兵纷纷跑到对面的解放军阵地上投诚，于是他组织了“军官防谍组”、“军官督战队”，互相进行监视，督促官兵死打硬拼。

　　面对伤亡严重、兵员锐减的情况，邱清泉想方设法在包围圈内扩大兵源，强迫地方部队、警察和青年学生编入战斗部队或充当勤务人员。对女学生则派她们当看护，到部队唱歌、“慰劳”。

　　邱清泉还将兵团部第二十四医院女护士陈某，作为自己的“贴身看护”，还带着她到部队唱歌跳舞，进行“慰劳”。让她陪着自己喝酒解愁。他还把兵团部京剧团的女演员找来唱《玉堂春》、《贵妃醉酒》。他对人说：“我今年已经46岁了，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得了……”

　　邱清泉逃到陈庄第五军军部后，想不到受到心腹爱将熊笑三的奚落和冷遇

　　经过华东野战军的不断打击和政治攻势，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减少到不足20万人，被压缩在纵横不足5公里的狭小范围之内。邱清泉面临的形势，他说是“既不能攻，又不能守，既走不了，又降不得”，陷入了插翅难逃的困境。

　　邱清泉几乎天天和军长、师长们谋划着下一步怎么办。有的说：“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事到如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的说：“爹娘给了咱们两条腿，总不能在这个鬼地方坐以待毙!”

　　邱清泉说：“即使将来真正总崩溃，几十万散兵游勇如潮水般向外涌，鱼还会有漏网的，难道我们就不能混出去吗?何况我们打败了，还可以到大别山去打游击呢!……”

　　一天，邱清泉对杜聿明说：“陈毅给你送来一封信，我已经烧了。”

　　杜聿明内心不悦，感到陈毅给我的信，你不问问我，怎么能擅自做主烧了呢!但他没有说，只问邱：“陈毅信上说了些什么?”

　　邱答：“共军还不是那一套，劝降!谁降他们呢?”

　　又一天，李弥派人给杜聿明送来陈毅、粟裕、谭震林的一封信。杜看后心有所动，认为如能保全两个兵团的话，也可以同意。

　　杜聿明拿着信去找邱清泉。邱接过信没有看完，一句话也没说，就撕碎信，丢到火盆里烧了。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密切关注着杜聿明集团的一举一动。他说：“杜聿明现在内无粮草，天天挨炮，外无援兵，天天减员。老天也和他作对，飞机只能高空飞行。因此，敌人见天上地下来援兵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可能拼死突围。虽然敌人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但要防止他逃出笼来打。”

　　1949年1月6日下午3点，粟裕集中华东野战军10个主力纵队和上万门大炮，对杜聿明集团发动了总攻。陈官庄地区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炮声震天，杀声遍地，轻重机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犹如山洪暴发，红红绿绿各种颜色的曳光弹宛如流星，漫天飞舞……

　　解放军的攻势犹如风卷残云，摧枯拉朽。李弥兵团很快全线崩溃，邱清泉兵团阵地多处失守。

　　面对这样一泻千里的大崩溃，邱清泉心惊胆战，在地图前不断地自言自语：“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战况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他索性大口大口地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用被子蒙着头睡在床上不闻不问。兵团参谋长李汉萍向他请示办法，他竟怒气冲天，大声说：“让它崩溃好了!”

　　战至1月9日下午2点左右，邱清泉连兵团部各处室都不通知，和杜聿明一起带着一个警卫连，逃离陈官庄，到了附近第五军军部驻地陈庄。

　　说来也巧，邱清泉跟着杜聿明刚逃到陈庄，解放军的炮弹也跟踪而至。

　　第五军军长熊笑三，少将，早在1941年当团长时，邱清泉就是他的顶头上司。熊当师长时，邱就是第五军军长。在邱清泉心目中，熊笑三这个老部下一直忠心耿耿，最可靠。

　　按说，熊笑三见杜聿明、邱清泉两位老长官前来“避难”，应热情欢迎，周到照料，谁知他竟当着杜、邱的面说：“打了快40天，我们陈庄从来没有落炮弹。今天兵团部刚来，敌人的炮弹也跟着来了，这就是因为人来得太多，暴露了目标。”

　　邱清泉一听，按他的火爆性子，本想大发其火，把熊笑三这势利小人骂个狗血喷头。可是如今“人在屋檐下”，还要依靠他们掩护突围，邱清泉也就不做声了。

　　到了晚上吃饭时，因为人多，碗筷、食品都不够。熊笑三又借题发挥，当着杜聿明、邱清泉的面大发牢骚，说：“来了这么多的人，哪有这么多的东西吃呀……”

　　邱清泉面对如此奚落，又一次忍气吞声，尴尬不堪。

　　这天晚上，熊笑三偷偷逃跑了。

　　李弥急急忙忙找到了陈庄，向杜聿明请示机宜。邱清泉也在一旁。杜、邱、李三人默然相对，没有说话。真可谓：“满腔心酸事，尽在不言中。”

　　李弥临离开时，对着掩蔽部外密集的枪炮声和远处传来的喊杀声，伤感地说：“炒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

　　这天晚上，李弥化装潜逃了。

　　深夜12点左右，邱清泉在掩蔽部给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打了一个电话：“李弥兵团又垮了，共军已突到（飞机）投掷场附近。请你注意，我以后不能统一指挥了，请你自行决定。”这是邱清泉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这天晚上，邱清泉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邱清泉身中七弹，为一长串机枪子弹所击毙。却不料40年后竟有人说邱是自己让部下开枪打死的

　　邱清泉和杜聿明等人一起，大约于1949年1月10日凌晨逃离陈庄。临离开掩蔽部前，邱清泉说：“现在陈庄三面已被包围，只有西南方一个缺口可走，大家突出重围后，谁能到达南京，谁就向总统报告这次全败经过及今晚的情况。”

　　在漆黑的夜幕掩护下，杜聿明走在第一，邱清泉第二，谭辅烈（徐州警备司令）第三，李汉萍（第二兵团少将参谋长）走在最后。四个人各把右手搭在前面一人的左肩上，鱼贯而行，由第五军二○○师工兵营护卫并担任向导，由陈庄向西南缺口方向逃跑。

　　这时，在纵横不足5公里的范围内，拥挤着国民党的20万溃兵和解放军10个纵队的进攻部队，旷野里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由于人马互相拥挤践踏，加之天黑辨不清方向，杜聿明和邱清泉等人失散了。

　　杜聿明、李汉萍均于10日被解放军所俘，但邱清泉却下落不明。

　　华东野战军敌工部门早在淮海战役开始前，就将邱清泉的特征连同照片下发各纵队，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关于邱清泉的特征，是这样写的：

　　邱清泉，方脸，凹眼，塌鼻子，上唇因汽车撞伤，有寸许长疤一条（正中），人称“邱歪嘴”。

　当时，华野第一纵队从北面，第四纵队从西面，像两把利刃直插陈庄，歼灭了杜聿明、邱清泉赖以起家的第五军。四纵于10日下午即从化装逃跑的俘虏中查获了杜聿明。一纵查获了敌第二兵团第七十军军长邓军林（高吉人负伤后，临时接任）、第五军四十五师师长崔贤文。从他们的供述中，得知邱清泉逃跑时化装成士兵，但没有乘坦克、汽车，也没有骑马。光凭两条腿，46岁的他肯定跑不远，非死即俘。

　　但是，要从成千上万的俘虏中辨认出邱清泉，或者从被击毙的尸体中找到化了装的邱清泉，难度实在太大了。

　　据一纵俘管处负责人陆茨（现住南京）告诉笔者，一纵各单位集中全力，对刚刚被俘的1.3万多名国民党官兵，逐个进行了辨认、审问，仍找不到邱清泉。不过，邱的上校副官李某和贴身卫士却浮出了水面。

　　据李副官供称：邱清泉自知大势已去，逃离陈庄前命令李找来一套灰布士兵军装，脱下将军服，化装成士兵。出了北面村口后，解放军炮火猛烈，邱清泉向西北方向匍匐前进，而李副官和卫士不敢冒死跟进，遂和邱分手。

　　华野一纵政治部《前锋报》摄影记者徐光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向领导要求去寻找邱清泉的下落。

　　徐光赶到二师师部驻地，由师政治部保卫科长包可悦安排保卫干事和几名战士，带着邱清泉的李副官和贴身卫士，一同骑马赶到了陈庄。他们先找到了邱清泉与李副官及卫士分手处，然后沿着邱清泉的逃跑方向往前找。

　　当时，大战结束已几天，战场刚打扫完毕，被击毙的国民党官兵的尸体已全部掩埋。徐光等人只好请群众帮助，逐个挖出敌尸辨认检验。终于在张庙堂附近（萧县大屯区单庄西北约三里处），挖到了邱清泉的尸体。

　　时值1月中旬，正是数九寒天，邱清泉的尸体完好无损。解开士兵服，大家看到邱清泉胸部连中七弹（现在有的资料说是中六弹，据徐光和陆茨等人上世纪80年代共同回忆，是连中七弹），当时分析判断，是一长串机枪子弹扫射过来，将邱击毙的。如果邱清泉真的是自杀，应该朝头部开枪，怎么会在胸部连中七弹呢?

　　徐光当即拍下了邱清泉尸体的照片。这就是至今一直流传的唯一的照片。

　　邱清泉的尸体由民工抬至二师师部。经过被俘的国民党第二兵团的军长、师长们的辨认，确认是邱清泉无疑。包可悦科长报告了二师政委张文碧（现住南京）。张又向一纵首长刘飞、张翼翔作了报告。一纵首长决定，给邱清泉殓棺埋葬。墓前竖一木牌，上写：“乐清（永嘉）邱清泉之墓”。

　消息在报纸、电台公布后，据说后来邱清泉的遗体运回老家浙江永嘉安葬。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出版的各种战史、回忆录等，在提到邱清泉时，都说是“击毙”。

　　但是，时隔40多年以后，又冒出了邱清泉是“自杀身亡”的说法。说什么邱清泉命令通信兵何永福向自己开枪，一枪击中左胸，一枪击中右胸，邱倒地，但双目未闭，自知未死，又拿枪自射两枪，均未射中身体，后因流血过多，力竭而死。跟随邱清泉逃跑的警卫营营长远硕卿，天亮后见到搜索战场的解放军，遂举手投降。因远硕卿已化装成士兵，又身负轻伤，解放军予以释放。当时根据远硕卿的供述，解放军找到了邱清泉的尸体，先用民工、后来用汽车运到了单庄。有人说：“解放军辨明为邱将军后，即以拙劣手法在遗体上补打几枪并拍照”，以“假造战报”。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种说法与徐光、陆茨等当时见证人的说法大相径庭。而且解放军“在遗体上补打几枪并拍照”以“假造战报”的说法，表明了说者政治上的倾向性。

　　徐光因患糖尿病虽然去世了，但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俘管处及《前锋报》尚有不少同志健在。历史，哪能容许漏洞百出的胡编乱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