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九龙峪门票: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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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苗振亚

 

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一点头。

于是,按照客人要求,钱穆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一段,一面背诵,一面表演,他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神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稀奇,小钱穆免不了有些飘飘然。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议事。路过一座小桥,父亲问:“认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紧逼:“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才明白父亲的意思,如闻雷声,俯首不语。

在父亲眼里,即使是9岁,能背诵《三国演义》,也不准你骄傲。

那时候,读小说算不得正经功课,只能偷偷摸摸地读。能在这种状态下把《三国演义》背下来,正经功课的背诵更不在话下。

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她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回信说:“《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子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在14岁前,就能背诵一些典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书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显然,这不是他可以背诵的全部。很小的时候,他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这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从他上世纪30年代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的烂熟。在连载这部《水浒人物论赞》时,他每天既要出报,又要同时为几家报纸续写连载小说,他不可能有时间翻查原著,只能凭记忆去撰写。即使达不到背诵《水浒》全书的程度,也应该是差不多了。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一百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不是随便翻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也读了七十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二十多遍。

《三国演义》只读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引人入胜。《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曹聚仁的话不免令人生疑,一部书读上几十遍、上百遍,怎么还能记得?难道他每读一遍都要记个帐吗?怀疑归怀疑,但我想,从他著作中透露出的学问看,书读得多、读得熟,应该是毋须置疑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属于个人隐私,因此,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遗憾的是,当我们惊叹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时,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们既感到没有时间,更感到没有必要,由此,导致我们缺乏那一代人的扎实功底,更不会有那一代人的杰出创作。

 

(摘自《新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