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鸿商务酒店:厉以宁：60年来的三次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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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60年来的三次大转折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感言 2009年10月15日11:23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
厉以宁：“适度宽松”还要维持半年
卫兴华：如何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的经济成就与差距
卫兴华：中国60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巩固
中国工业化60年的经验与启示
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不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对“三个有利于”标准怎样理解更准确些
建国60年中国经济显现八大变化
四大转型点中未来中国经济生死穴
应对三次金融风暴，共和国有三大法宝
论“中国奇迹”的昭示性
名家简传
厉以宁 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起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经济著有大量学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
厉以宁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论民营经济》和《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编）等。
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我感到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
第一次大转折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次制度的更替，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是人民翻身了，当家作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推翻了。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没有无数先烈为解放事业而献身，制度的更替是无法实现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第二次大转折开始于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体制的转换，即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制转换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实现的。体制转换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它使社会主义制度增添了活力。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大幅度上升，中国的工业化步入了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扩大了。如果没有体制的转换，我们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的。正因为体制转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发展。
第三次大转折开始于本世纪初。这是一次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即中国经济增长从粗放式的转变为集约式的，由速度型的转变为效益型的。通过经济建设的实践，我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增长的质量比增长率更重要，我们必须实现经济的转型，必须保护环境，治理环境，节约资源，走循环经济的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实践中，我们懂得了环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有的，资源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享的。总之，只有切实地、有效地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
体制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都以制度的更替为前提
回顾60年来的三次大转折，我们就能了解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体制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都以制度的更替为前提。正因为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体制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
制度更替在1949年和以后的几年内完成了。体制转换开始于1978年年末，至今已超过30年。尽管这30年来体制的转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有不少体制方面的问题有待于我们继续解决，例如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行业垄断局面的打破、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教育体制和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和统筹等等。
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可以说，这是本世纪初才受到普遍重视的新课题、新任务，更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例如，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难道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吗？没有相应的体制转换，能真正做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吗？又如，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主体应当是企业，政府的任务是规划、指导和服务，但怎样才能使企业认识到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迫切性呢？政策上如何引导、帮助、鼓励呢？如何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调动企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性呢？再如，既然企业应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体，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是需要投资的，资金如何筹集？融资难的问题如何化解？这又涉及企业怎样加快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及金融体制改革如何深化等问题。
从经济上看，结论是清楚的：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把体制继续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切实改变结合起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经济转型，使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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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 厉以宁：“适度宽松”还要维持半年
卫兴华：如何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的经济成就与差距
卫兴华：中国60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巩固
中国工业化60年的经验与启示
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不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对“三个有利于”标准怎样理解更准确些
建国60年中国经济显现八大变化
四大转型点中未来中国经济生死穴
应对三次金融风暴，共和国有三大法宝
论“中国奇迹”的昭示性
名家简传
厉以宁 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起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经济著有大量学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
厉以宁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论民营经济》和《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编）等。
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我感到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
第一次大转折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次制度的更替，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是人民翻身了，当家作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推翻了。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没有无数先烈为解放事业而献身，制度的更替是无法实现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第二次大转折开始于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体制的转换，即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制转换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实现的。体制转换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它使社会主义制度增添了活力。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大幅度上升，中国的工业化步入了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扩大了。如果没有体制的转换，我们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的。正因为体制转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发展。
第三次大转折开始于本世纪初。这是一次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即中国经济增长从粗放式的转变为集约式的，由速度型的转变为效益型的。通过经济建设的实践，我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增长的质量比增长率更重要，我们必须实现经济的转型，必须保护环境，治理环境，节约资源，走循环经济的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实践中，我们懂得了环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有的，资源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享的。总之，只有切实地、有效地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
体制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都以制度的更替为前提
回顾60年来的三次大转折，我们就能了解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体制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都以制度的更替为前提。正因为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体制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
制度更替在1949年和以后的几年内完成了。体制转换开始于1978年年末，至今已超过30年。尽管这30年来体制的转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有不少体制方面的问题有待于我们继续解决，例如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行业垄断局面的打破、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教育体制和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和统筹等等。
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可以说，这是本世纪初才受到普遍重视的新课题、新任务，更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例如，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难道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吗？没有相应的体制转换，能真正做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吗？又如，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主体应当是企业，政府的任务是规划、指导和服务，但怎样才能使企业认识到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迫切性呢？政策上如何引导、帮助、鼓励呢？如何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调动企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性呢？再如，既然企业应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体，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是需要投资的，资金如何筹集？融资难的问题如何化解？这又涉及企业怎样加快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及金融体制改革如何深化等问题。
从经济上看，结论是清楚的：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把体制继续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切实改变结合起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经济转型，使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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