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鼎佳电子招聘:极度变态的“新美国威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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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变态的“新美国威胁论”发布时间:2011-09-02 11:01 作者:菁菁远山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37次

   在虚幻的世界大同没有到来之前,独大超强的美国无疑会成为世界的潜在威胁。尽管美国正经受着金融危机的洗礼,但由于民主国家特有的纠错机制以及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科技领先优势,决定着这种态势仍将保持下去。当然,有一点更不容忽视,也就是在民主体制下其国内将保持一种动态而非刚性的稳定,它避免了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动荡的可能。可见,“美国威胁”是存在的,因为“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一直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并行不悖的外交原则。但“美国威胁”并不是一个什么都能装的“筐”,如果有人居心叵测地将一些东西强塞进去,那就有点“司马昭”了。

    “美国威胁论”早已经是人们炒过不知道多少遍的剩饭,它肇因于“殖民主义恐惧症”。因此,旧版的美国威胁论的底色自然是老式殖民主义。事实上,二战后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随着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老式的殖民手段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殖民主义却在改头换面后卷土重来,这就是新殖民主义。其手段是充分利用其经济优势,把已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以使这些国家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可见,新殖民主义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尽管有时会辅之以一定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手段,但经济利益向来都是首要的取向。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既要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又要主动地融入世界这个大市场中,不要杞人忧天地将一切都打成“新殖民主义”的标签,从而湮没于世界文明的浪潮中。当前,最值得警惕的是,将新殖民主义的概念进行泛化,其实质是要用“新殖民主义”这个“钟馗”,来打民主法制这个“鬼”,进而阻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光明网》的“光明观察”栏目在2011年8月16 日,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提出:骆家辉“这个华裔的驻华大使是为了美国不是为了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来,华裔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吸引全世界华人的目光而召集民意,可以使他能够对中国的普通民众产生亲和力,而谁又知道,这恰恰暴露了美国以华治华、煽动中国政治动乱的卑鄙用心呢?”由此看出,作者丝毫没有什么政治常识而言,国家利益至上向来是现代民主国家处理国际关系恪守的原则,如果骆家辉真的是为了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来,充当“联合国大使”,他如果任意作为将来极有可能受到本国人民的审判,而有这种理想的人也不会成为美国的大使。其实,作者之所以把骆家辉看做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先锋官”,倒是因为骆家辉的平民形象和廉洁作风。     作者如此描述道:“刚到中国的骆家辉,一下飞机就给中国的官员们来了一个下马威,没有随从、没有警卫、没有鲜花和掌声以及热烈欢迎的豪华排场、全家拎着大包小包抵达北京,活脱脱一派平民作风,显然,这种做派更能赢得中国普通民众的好感。”但此后,他话锋一转,不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当然,给中国的官员们上课绝不是骆家辉的目的,为美国收揽赢得中国的民心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进而召集民意以壮大美国在中国的支持力量,借以分化中国断裂甚至碎裂的意识形态才是这位华裔大使的如意算盘。”我们从骆大使的身上看到了廉洁,而作者偏偏读出了阴谋,这如果不是作者故意而为,那就纯粹是对民众智力的亵渎,其为集权专制张目的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事实上,作者是深刻领悟并活学活用了毛伟人“诡辩术”的,这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真正做到了“逢美必反”。但官员在美国民主制度下形成的平民作风及廉洁行为就是中国那种臆想的自生性的美德,我们既然在威权体制下求之不得,就要想办法来论证它不过是“装出来”的。从作者的逻辑上看,还是煞费苦心的,他以“阴谋论”切入,将其解读为“文化侵略”和“价值观输出”,最后得出“新殖民主义”的结论,如法炮制后“新美国威胁论”就横空出世了,如此巨大的思维跳跃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谁都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这种以“新殖民主义”为底色的“新美国威胁论”,它威胁的不过是无法无天的权力者。相反,如果这种威胁长期存在的话,对中国民众真可谓是“马可福音”。     作者不惜用共产党打天下时的作风搬出来说事,誓言骆大使的廉洁不过是效仿我党的传统。他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当年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作风,这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不摆架子不讲排场务实求是的作风,这种作风与众多官僚权贵们的高高在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和讽刺——走马还未上任的骆家辉先声夺人,给中国的官员们上了一堂重拾共产党人优良作风的行为艺术课。”     确实,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政权,这种作风曾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演讲中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但取得政权后能否继续发扬这种传统则是未知数。上世纪40年代去延安采访的记者对宋美龄盛赞共产党的正直、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宋无法相信,在窗边凝视江岸,说道:“如果你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的权力的味道。”(《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判断,当前,腐败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已经将中国拖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而方此之时,高居届堂之上的大人物们却为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排除式”的定调,一提到西方就以“绝不”应对,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一种猜迷游戏。可见,作者此篇文章还是深得“要领”的。     在“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观念根深蒂固的时代,魏源就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但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居然有人杜撰出美国人“以华制华”的“圈套”,其目的是要中国人“绝不”“师夷长技”。骆大使的平民形象和廉洁作风是民主社会官员的习惯,是长期制度强化的结果。当然,之所以求助于制度,正如作者所言:“美国人是笃信人性本恶论的”。而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笃信“人之初,性本善”,将与专制时代配套的“古典美德”做为现代社会理国治官的法宝,让“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官员大行其道,其必然带来的是一个黑暗时代。     诚然,美国人确实在向世界输出一种价值观,它的核心是植根于自由基础上的民主法治,这种价值观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一切问题,最终的原因皆在于民主法治的缺失,根源是政治体制改革久拖不决的结果。随着利益集团的坐大,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也随之加大,这也是我们看到的“逢美必反”的真实原因。事实上,我们也在输出着一种价值观所衍生出的产品,只不过这种产品是腐败。     就在2009年8月份,全球不干胶巨头美国艾利丹尼森公司承认,其中国公司为获得订单,曾数次以巨资向无锡研究所等中国政府部门行贿,几名职员向中国官员送回扣、礼物以及提供观光费用;公司总部发现海外公司行贿后,主动向美国证交会汇报此事,并接受处罚。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也披露,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时代,各种文化和价值观难免会冲撞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与之联系的政治体制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值此之时,逃避和锁国是不可取的,实践是检验价值观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中国在经济提出了包容性的概念,政治上也应该有包容的肚量,正如有位学者所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中国走向文明社会的两个轮子,拒绝哪个都要跑偏。     作者似乎也看到了中国的问题,他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主动自觉清除官僚主义的病毒以确保自己机体的健康,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自己将党和官分开以整顿吏治收复民心,那就等着骆家辉掳走我们的民心和民意再反过来给我们自己动手术吧!”但作者将解决问题的手段寄托于强权而非民主法制。对此,我曾经对作者此文的主旨进行了猜测,并发表到微博上,不知道是否中肯,还请作者不吝赐教。我是如此表述的:很久以前,这世界上只有一块集中连片的土地,它的名字叫专制独裁;后来,这块地上突然出现了一小片叫民主法制的地块,经过不断扩张,现在已经以摧枯拉朽之势蚕蚀着为数不多的专制地块。专制地块上就有人惶惶不可终日,大骂蚕蚀者为“新殖民主义。     当然,如果作者不同意我的猜测,就当我浪费了几个脑细胞罢了!但我有勇气提出这个诘问的,倒是最近得到的一点启发,这就是近日有40多位学者参加的、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闭门座谈会上,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章立凡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其当日的讲话稿,其警示的是:“中共要提高执政能力,首先得提高执政智力。”而做为专家学者和党的喉舌,则是应该时刻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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