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青岛耀杰怎么样:德国准牧师顾彬 南方周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4:23:58
德国准牧师顾彬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2008-11-26 16:26:41
12月13日晚上八点，下榻北外宾馆的顾彬，头发花白，身穿深蓝色西服，神情忧郁。
顾彬本来在德国汉学界是一个重量级学者，近两三年来因“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被媒体炒作而成为中国公众视野中知名度最高的汉学家。
第二天，记者如约来到顾彬居住的房间，和白天会议上庄重的打扮完全不同，顾彬脱掉了西服，解下了领带，光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忙着给我倒水。在两个小时的采访里，灯光下的顾彬表情严肃认真，让我不禁想起他的诗人身份。在回答问题的间歇中，可以听到顾彬长长的叹息声。
放弃神学，成了一名诗人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这样写道。
让顾彬和中国文学发生关系是庞德翻译的李白。那时，原本在明斯特大学读神学的顾彬，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从十六七岁的时候，顾彬开始写诗，还有作品发表在当时的学生报上。因为参加学校里的朗诵会，他在无意中读到了庞德翻译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虽然这个21岁的德国小伙子读的是英译本，但他的心还是被李白诗歌的优美、典雅所打动。
1945年顾彬出生在德国北方。按照职业规划，作为基督徒的顾彬的人生理想是当个牧师。因为中国诗歌，最后他放弃了神学，成了一名诗人。
当时，顾彬学中文被同学认为是一个疯狂的行为。原因很简单，一是中文并不能让他找个好工作，二是封闭大门的红色中国和德国还没能像今天这样密切往来。
在顾彬就读的大学里，有一位叫霍福民的教授懂中文。霍福民曾经在1940年代在中国呆过5年，跟随胡适等人学习。从霍福民那里，顾彬接受了严格的中文训练。1974年，在老师的建议下，原想去中国学习的顾彬，因为“文革”没有结束而去了日本，在东京他看到了一个唐朝的中国，那里有他喜欢的中国古代文化。
1975年，作为中国和德国互换的留学生，顾彬获得了一个到北京语言学校学汉语的机会。
来中国一周后，一位叫马树德的老师给他取了现在的中文名“顾彬”。刚到北京，除了紫禁城的大以外，留在今天顾彬印象里的都是些小事：普通人家里窗台上的大白菜、四道口有家四川饭馆、五道口的北京饭馆。“我特别喜欢吃酱爆肉、辣子鸡丁，还有饺子，配上二锅头和花生米，真是幸福死了。”
“北京的一年里，我从早上6点钟到晚上12点，一直拼命地学，老师非常非常好，没有骗我们，也没有歌颂什么‘文革’。虽然我们当时也参加了什么批林批孔，但是只是表演，表演完了，走人。”
结束一年的学习后，顾彬回到德国，成为一名大学老师，专门教授汉语课程。他现在是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汉学系主任。
俩人一牵手，警察就冲上来
顾彬说自己是个“气管炎（妻管严）”。
他没有想到，因为学习中文，他能够在“文革”年代的中国，娶到一位中国妻子。
从1975年到1995年，顾彬利用每年的寒暑假，频繁往来中国，查阅研究材料。
“那时候到中国来非常不方便，飞机票也很贵。那会儿只有团体才能拿到中国的签证，个人不可以。”顾彬每次来中国之前，都要费苦心组成一个到中国的旅游团。
从1978年到1984年，顾彬当了6年中国行的导游。每次到中国，顾彬去的地方不是风景名胜点，而是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这样的文化机构。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有个参考研究部社会科学咨询室，季羡林、钱锺书等许多学者都去那里查询资料。
正是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顾彬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张穗子。那时的张穗子，或穿着一身绿军装，或一身蓝衣，不爱修饰和打扮。在查阅图书的工作交往中，顾彬渐渐喜欢上这个不引入注意的中国女人。当时，张穗子三十出头，英语学得不错，对西方哲学也很熟悉。“一回生二回熟，这位平日目不斜视的德国准牧师直奔穗子办公室，兜里揣着两张《阿Q正传》的话剧票，惴惴然，到了也没敢把票掏出来，只好单独跟阿Q约会。人跟人的化学反应真是奇妙，酸碱中和——正好穗子话多，填补了顾彬那沉默的深渊。”北岛曾经在自己的文章里这样描述顾彬的示爱方式。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谈恋爱是件引人注目而且危险的事情。顾彬的一位外国朋友，因为和中国人谈恋爱，后来被驱逐出境，中国女友也被抓，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劳改。
顾彬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法在白天见面，都是到了夜晚七点后，挑人少、路灯昏暗或是没有路灯的地方见面，北京的冬天很冷，我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幸好当时北京的路灯不怎么多，到处都是黑的，我们才有约会的地方。”
他们的恋爱场地在偏僻、安静的公园。“一般来说，都是晚上在公园散散步，白天基本上我们不能在一起出现，如果在街上散步，公安局的便衣会跟在我们的后面。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牵手了，警察就会冲上来，企图抓住我们。我们撒腿就跑，以非常快的速度，钻进胡同或是在街角把他们甩脱。”
回想起当年往事，顾彬眼睛里满是笑意。“我们都是运动员，公安当时身体不行。”为了安全起见，顾彬和张穗子在出行的时候还骑自行车。“因为当时北京街头骑自行车的人很多，我们一前一后，警察很难干涉我们，因为他弄不清楚，谁跟谁在一起。”
谈了5年恋爱后，1985年，张穗子终于办好赴德留学手续，就读图书馆学专业。此时，顾彬也结束了他的第一段婚姻，与在德国法院工作的妻子离婚。结婚时，张穗子和顾彬给北京图书馆去了封信。
张穗子的信大意是自己将与顾彬结婚，请单位给她开证明，同时交了两年的党费，希望党组织不要开除她的党籍。另一份是顾彬所写，讲述了他爱上穗子的理由，说明自己已离了婚。
莫言欢迎顾彬“继续骂”
顾彬的日常生活像一架精密的机器。
每天早上五点，顾彬就起来了。他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开电脑，把酝酿了几个小时、藏在心里的诗写出来。洗漱完毕、卸了睡衣后，顾彬去厨房给家里人准备早饭，然后送孩子上学，自己去学校上班。到了中午，顾彬再回家做饭，下午上班再写文章，晚上回家吃完饭以后，不是写文章就是搞翻译……
周末是唯一的例外，他会带儿子出去玩，或者去超市买东西。
结婚多年，顾彬和张穗子育有两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取名也有中国特色：顾子彬。从双方的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平时在家里，顾彬跟妻子说汉语，跟儿子说德语。
顾彬习惯了热闹，害怕孤单。以前，家里除了他和前妻的一儿一女，还有他和张穗子的两个儿子，加上养的猫和狗，这让他非常忙碌。60岁的顾彬已经不敢想象，长大的孩子们一个个离去。“最后一个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我的危机，那个时候，我已经70岁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次翻译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顾彬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一卷，这套文学史中，还有《中国诗歌史》、《中国传统戏曲》两部以及《中国古典散文》中将近半卷的书稿，由顾彬执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始于2000年，终于2005年。随着德国一些老汉学家的离去，研究中国文学的年轻学者很少。很多时候，顾彬是在为中国文学研究和推广而“孤军奋战”。
因为看不到人翻译中国文学作品，顾彬经常会放下手中的学术研究，把时间和心力放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上。至今，作品经他翻译成德文的中国作家，数量已经不下100位，其中包括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另外还包括北岛、顾城等大量诗人的诗歌作品。
“我的内心里一直有一个呼救的声音。很多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不屑一顾，很轻视。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时，不少中国学者跟我说不应该写这个，他们说这是垃圾，做这个事情是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放弃了，德国就没有人研究中国文学了。这个声音促使我不断地自我拯救，将中国文学的研究进行下去。”顾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顾彬现在随身携带的酒壶是诗人翟永明送的，里面装的是二锅头酒。他喜欢喝茅台酒，但是价格太贵，最喜欢的五粮液经常有假的，因此他现在只喝货真价实的“二锅头”。他把鲁迅的作品叫做茅台酒，把现代文学比喻成五粮液，把当代文学说成是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需要很长时间来看懂，慢慢看，像五粮液慢慢品，很有味道；看当代文学可以翻着，看得很快，就像喝二锅头，喝个痛快，没有回味。”顾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一些和顾彬有来往的中国作家，和顾彬明显保持了距离。在顾彬几次参加的会议，原来答应出席的几位作家后来都没有出现。这让顾彬不能理解，他不相信今天中国作家的脆弱。妻子张穗子也因此要求他：不要再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
与那些和他疏远关系的作家相比，让顾彬安心的是王安忆和莫言。在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关于世界文学和中国作家的会议上，被顾彬点名批评过的莫言也去了，在会间休息时，莫言和顾彬握完手后，莫言说，“顾彬教授，欢迎你继续批评，继续骂”。
和许多学者、作家对顾彬观点的激烈回应不同，作家王安忆说，“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听顾彬的话，作为一个汉学家，他有权利发表他的想法，那么多年来，他那么忠诚地关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爱之深痛之切，说点过激的话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他有资格这样说。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对他那么愤怒，我始终想不通，他是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很有感情的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很奇怪，为什么他那么几句话，大家就会这么愤怒。”
为缓和关系，在近几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顾彬也主动提到，在德国现在的文学里，同样也有垃圾文学作品。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如果我将来碰到我批判的人，我一定会主动找他们，跟他们握手，与他们进行对话，如果他们觉得我错了的话，我会耐心听他们的观点。”
（在21世纪，中国和德国的批评家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更多内容请见2008年11月初“歌德沙龙”论坛的讨论）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0438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2008-11-26 16:26:41
12月13日晚上八点，下榻北外宾馆的顾彬，头发花白，身穿深蓝色西服，神情忧郁。
顾彬本来在德国汉学界是一个重量级学者，近两三年来因“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被媒体炒作而成为中国公众视野中知名度最高的汉学家。
第二天，记者如约来到顾彬居住的房间，和白天会议上庄重的打扮完全不同，顾彬脱掉了西服，解下了领带，光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忙着给我倒水。在两个小时的采访里，灯光下的顾彬表情严肃认真，让我不禁想起他的诗人身份。在回答问题的间歇中，可以听到顾彬长长的叹息声。
放弃神学，成了一名诗人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这样写道。
让顾彬和中国文学发生关系是庞德翻译的李白。那时，原本在明斯特大学读神学的顾彬，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从十六七岁的时候，顾彬开始写诗，还有作品发表在当时的学生报上。因为参加学校里的朗诵会，他在无意中读到了庞德翻译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虽然这个21岁的德国小伙子读的是英译本，但他的心还是被李白诗歌的优美、典雅所打动。
1945年顾彬出生在德国北方。按照职业规划，作为基督徒的顾彬的人生理想是当个牧师。因为中国诗歌，最后他放弃了神学，成了一名诗人。
当时，顾彬学中文被同学认为是一个疯狂的行为。原因很简单，一是中文并不能让他找个好工作，二是封闭大门的红色中国和德国还没能像今天这样密切往来。
在顾彬就读的大学里，有一位叫霍福民的教授懂中文。霍福民曾经在1940年代在中国呆过5年，跟随胡适等人学习。从霍福民那里，顾彬接受了严格的中文训练。1974年，在老师的建议下，原想去中国学习的顾彬，因为“文革”没有结束而去了日本，在东京他看到了一个唐朝的中国，那里有他喜欢的中国古代文化。
1975年，作为中国和德国互换的留学生，顾彬获得了一个到北京语言学校学汉语的机会。
来中国一周后，一位叫马树德的老师给他取了现在的中文名“顾彬”。刚到北京，除了紫禁城的大以外，留在今天顾彬印象里的都是些小事：普通人家里窗台上的大白菜、四道口有家四川饭馆、五道口的北京饭馆。“我特别喜欢吃酱爆肉、辣子鸡丁，还有饺子，配上二锅头和花生米，真是幸福死了。”
“北京的一年里，我从早上6点钟到晚上12点，一直拼命地学，老师非常非常好，没有骗我们，也没有歌颂什么‘文革’。虽然我们当时也参加了什么批林批孔，但是只是表演，表演完了，走人。”
结束一年的学习后，顾彬回到德国，成为一名大学老师，专门教授汉语课程。他现在是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汉学系主任。
俩人一牵手，警察就冲上来
顾彬说自己是个“气管炎（妻管严）”。
他没有想到，因为学习中文，他能够在“文革”年代的中国，娶到一位中国妻子。
从1975年到1995年，顾彬利用每年的寒暑假，频繁往来中国，查阅研究材料。
“那时候到中国来非常不方便，飞机票也很贵。那会儿只有团体才能拿到中国的签证，个人不可以。”顾彬每次来中国之前，都要费苦心组成一个到中国的旅游团。
从1978年到1984年，顾彬当了6年中国行的导游。每次到中国，顾彬去的地方不是风景名胜点，而是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这样的文化机构。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有个参考研究部社会科学咨询室，季羡林、钱锺书等许多学者都去那里查询资料。
正是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顾彬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张穗子。那时的张穗子，或穿着一身绿军装，或一身蓝衣，不爱修饰和打扮。在查阅图书的工作交往中，顾彬渐渐喜欢上这个不引入注意的中国女人。当时，张穗子三十出头，英语学得不错，对西方哲学也很熟悉。“一回生二回熟，这位平日目不斜视的德国准牧师直奔穗子办公室，兜里揣着两张《阿Q正传》的话剧票，惴惴然，到了也没敢把票掏出来，只好单独跟阿Q约会。人跟人的化学反应真是奇妙，酸碱中和——正好穗子话多，填补了顾彬那沉默的深渊。”北岛曾经在自己的文章里这样描述顾彬的示爱方式。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谈恋爱是件引人注目而且危险的事情。顾彬的一位外国朋友，因为和中国人谈恋爱，后来被驱逐出境，中国女友也被抓，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劳改。
顾彬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法在白天见面，都是到了夜晚七点后，挑人少、路灯昏暗或是没有路灯的地方见面，北京的冬天很冷，我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幸好当时北京的路灯不怎么多，到处都是黑的，我们才有约会的地方。”
他们的恋爱场地在偏僻、安静的公园。“一般来说，都是晚上在公园散散步，白天基本上我们不能在一起出现，如果在街上散步，公安局的便衣会跟在我们的后面。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牵手了，警察就会冲上来，企图抓住我们。我们撒腿就跑，以非常快的速度，钻进胡同或是在街角把他们甩脱。”
回想起当年往事，顾彬眼睛里满是笑意。“我们都是运动员，公安当时身体不行。”为了安全起见，顾彬和张穗子在出行的时候还骑自行车。“因为当时北京街头骑自行车的人很多，我们一前一后，警察很难干涉我们，因为他弄不清楚，谁跟谁在一起。”
谈了5年恋爱后，1985年，张穗子终于办好赴德留学手续，就读图书馆学专业。此时，顾彬也结束了他的第一段婚姻，与在德国法院工作的妻子离婚。结婚时，张穗子和顾彬给北京图书馆去了封信。
张穗子的信大意是自己将与顾彬结婚，请单位给她开证明，同时交了两年的党费，希望党组织不要开除她的党籍。另一份是顾彬所写，讲述了他爱上穗子的理由，说明自己已离了婚。
莫言欢迎顾彬“继续骂”
顾彬的日常生活像一架精密的机器。
每天早上五点，顾彬就起来了。他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开电脑，把酝酿了几个小时、藏在心里的诗写出来。洗漱完毕、卸了睡衣后，顾彬去厨房给家里人准备早饭，然后送孩子上学，自己去学校上班。到了中午，顾彬再回家做饭，下午上班再写文章，晚上回家吃完饭以后，不是写文章就是搞翻译……
周末是唯一的例外，他会带儿子出去玩，或者去超市买东西。
结婚多年，顾彬和张穗子育有两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取名也有中国特色：顾子彬。从双方的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平时在家里，顾彬跟妻子说汉语，跟儿子说德语。
顾彬习惯了热闹，害怕孤单。以前，家里除了他和前妻的一儿一女，还有他和张穗子的两个儿子，加上养的猫和狗，这让他非常忙碌。60岁的顾彬已经不敢想象，长大的孩子们一个个离去。“最后一个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我的危机，那个时候，我已经70岁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次翻译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顾彬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一卷，这套文学史中，还有《中国诗歌史》、《中国传统戏曲》两部以及《中国古典散文》中将近半卷的书稿，由顾彬执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始于2000年，终于2005年。随着德国一些老汉学家的离去，研究中国文学的年轻学者很少。很多时候，顾彬是在为中国文学研究和推广而“孤军奋战”。
因为看不到人翻译中国文学作品，顾彬经常会放下手中的学术研究，把时间和心力放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上。至今，作品经他翻译成德文的中国作家，数量已经不下100位，其中包括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另外还包括北岛、顾城等大量诗人的诗歌作品。
“我的内心里一直有一个呼救的声音。很多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不屑一顾，很轻视。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时，不少中国学者跟我说不应该写这个，他们说这是垃圾，做这个事情是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放弃了，德国就没有人研究中国文学了。这个声音促使我不断地自我拯救，将中国文学的研究进行下去。”顾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顾彬现在随身携带的酒壶是诗人翟永明送的，里面装的是二锅头酒。他喜欢喝茅台酒，但是价格太贵，最喜欢的五粮液经常有假的，因此他现在只喝货真价实的“二锅头”。他把鲁迅的作品叫做茅台酒，把现代文学比喻成五粮液，把当代文学说成是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需要很长时间来看懂，慢慢看，像五粮液慢慢品，很有味道；看当代文学可以翻着，看得很快，就像喝二锅头，喝个痛快，没有回味。”顾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一些和顾彬有来往的中国作家，和顾彬明显保持了距离。在顾彬几次参加的会议，原来答应出席的几位作家后来都没有出现。这让顾彬不能理解，他不相信今天中国作家的脆弱。妻子张穗子也因此要求他：不要再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
与那些和他疏远关系的作家相比，让顾彬安心的是王安忆和莫言。在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关于世界文学和中国作家的会议上，被顾彬点名批评过的莫言也去了，在会间休息时，莫言和顾彬握完手后，莫言说，“顾彬教授，欢迎你继续批评，继续骂”。
和许多学者、作家对顾彬观点的激烈回应不同，作家王安忆说，“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听顾彬的话，作为一个汉学家，他有权利发表他的想法，那么多年来，他那么忠诚地关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爱之深痛之切，说点过激的话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他有资格这样说。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对他那么愤怒，我始终想不通，他是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很有感情的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很奇怪，为什么他那么几句话，大家就会这么愤怒。”
为缓和关系，在近几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顾彬也主动提到，在德国现在的文学里，同样也有垃圾文学作品。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如果我将来碰到我批判的人，我一定会主动找他们，跟他们握手，与他们进行对话，如果他们觉得我错了的话，我会耐心听他们的观点。”
（在21世纪，中国和德国的批评家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更多内容请见2008年11月初“歌德沙龙”论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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