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畜牧兽医局:钱文军 ：我怎样教育儿子 | 槐荫学苑

　　我对他说：“第一，不许去争一百分。偶然得一两个没关系，老拿一百分人就会变傻了。但也不能不及格，那更是傻瓜。第二，不许争三好学生。三好学生争得多了，你就会变成怪物。第三，多学一些课外知识，课本上的东西，懂了就够了。努力做一个中等生。就这些。”

　　　　　　　　　　　　　　　　　　　　－－－钱文军 


　　　　　　　　　　　　　　　　　　我与儿子

我招工时已经31岁，平反时，已经33岁了。晚婚就很自然。在平反之前，是绝不敢奢望结婚的，那时，生下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肯定不会是一件幸事。

儿子出生时，很可爱。常言道：“老婆都是人家的好，儿子都是自己的好。”但突然明白了自己从此就要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也够沉重的。鲁迅有大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只是读那篇文章并不能解决问题，他连孩子发烧怎么办都没说。他又有：《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说得更加简单。看来只能硬着头皮“摸着石头过河”，自己去实践了。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早有准备才结婚的，对我自己，肯定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这小子就来到了。

一晃眼便过去二十年，熟识的人都说我的命好，养了一个好儿子。于是我便松了口气，甚至还有几分得意：种好，儿子就好。吃饭忒香，鼾声更响。

我其实对儿子是没有刻意的教育的。在我看来，儿子是人，他有自己的权利。我作为父亲，只应该尽到抚养的责任，至于将来他怎样，那是他的事，我无权干涉。何况我自己很忙，儿子出生时，我负责厂里的全部基建技术工作，还要管厂里的电力技术。厂子离家120多公里，没有一位正式的工程师愿意到那里去。应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老话，于是设计、出图、预算、施工管理全靠我一个人。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住所，实际上寄住在我父亲的房子。因为妻子上班的地方离家也较远，每星期多数只回来一次。儿子就全拜托给他爷爷了。到1982年，我赶上了真正的末班车，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本科函授，六年制。就更别提多忙了。那时儿子才一岁。

到儿子五岁时，由于厂里新来的领导的不公正，我一怒之下辞职去了深圳。白手起家，顽强拼搏，连每星期一次与儿子在一起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我告诉了儿子：你爹要拼搏，男人应该做出点事业。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弄不好，你就只能靠你妈的工资生活了。那小子说：别怕，以后我长大了养你。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到他上小学前，恰好我好不辛苦挣到手的十几万一下子给人全部骗光了！我为了追款，整整七个月没离开东北，直到1988年5月1日，直接赶回广州搞毕业设计连家也没回。不久，小子放假准备上小学。觉得有些愧对儿子，就让我父亲带他来广州一趟，陪陪他，以补过去未尽的父亲责任。

儿子来了，乐呵呵的，说：“老爸，我要上小学了，算不算有进步呀？”我回答后，他又说：“奶奶要我问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我对他说：“第一，不许去争一百分。偶然得一两个没关系，老拿一百分人就会变傻了。但也不能不及格，那更是傻瓜。第二，不许争三好学生。三好学生争得多了，你就会变成怪物。第三，多学一些课外知识，课本上的东西，懂了就够了。努力做一个中等生。就这些。”我老父亲在一旁，忍不住说我乱扯。我正经地说，这是认真的。但儿子可能有点糊涂，爷爷奶奶叫他争取考一百分，爸爸却不许他争一百分。后来他说，我还是信我爸，因为老爸比爷爷有本事。

有许多人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我确实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上最差的。别国的基础教育培养人才，中国的基础教育培养奴才。中国的教育体制，几千年来只有一个宗旨：磨灭天性。这个教育体制，从来没把孩子当人看，它只是为了维护统治，把活生生的人调教成为工具。君不见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革命需要的是螺丝钉，而不是人。所有自然知识的教育，都不过是为了“永不生锈”，人的尊严和权利、人的思想都成了罪恶。这样的基础教育，如果说成世界最好，不是白痴，就是混蛋。

所以，我对儿子的教育也就只有一个宗旨：与学校教育对抗。学校叫补课，我坚决不许，星期天就是放假玩的，凭什么要去补课？我告诉儿子，跟你们老师说，老师无能才叫学生补课。任何辅导材料，一律不买，也不看。课本上有的学完拉倒，有时间去看小说，玩游戏，参加体育活动，决不要去钻那些辅导材料。学校每学期都要把学生各科考试成绩排名次，我问儿子：“你们老师吃饱了没事干是不是，搞这无聊举动，累不累？这样来培养虚荣心，害死人的。”有一次测验他考了55分，老师让把试卷拿回家给家长签字。我妻子脸色铁青，儿子神情紧张。我一看就乐了：“没什么了不起，你爹当年还考过35分。儿子至少比爹强。”拿过笔来就签了大名。谁知儿子说，老师还要签上意见。于是我又加上：“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如此而已。”

于是我与儿子成了忘年交，根本没有那种“父父、子子”的俗套。记得中央电视台刚开始播《实话实说》节目不久，有一期谈孩子撒谎怎么办。我和正上初二的儿子一起看，我对儿子说，这期节目应该改成《假话假说》。儿子问为什么？我告诉他：从主持人到佳宾、观众，都装成正人君子，好像他们一辈子都没撒过谎。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结论：正常的成年人平均每天撒谎13次。撒谎未必是坏事，比如《红灯记》里，鸠山找李铁梅要密电码。如果我们在旁边，难道可以说：“孩子，说实话，千万不能撒谎。”这时，撒谎的是英雄，说实话的是叛徒。又比如，医生告诉一个人：“你父亲得的是癌症，没药救了。至多活三个月。”难道他回来会对他爹说：“医生说您得的是癌症，没药救了，至多活三个月。”这说的是实话，但绝大多数人会撒谎：“医生说没事，好好吃药就会好的。”之类。要是那类心理作用极大的疾病，如果这谎言能增加病人的信心，就是功德无量了。

至于一般无关痛痒的谎话，生活中就更多了。一个人找另一个人借钱，他不想借，却撒谎说：“我真的没钱。”你到人家家里去，碰上人家正吃饭，又没准备你那份。人家客气请你一块吃，多数人会撒谎说：“我吃过了。”其实没吃过。这种谎话只是为了减少麻烦，并没有恶意，所以未尝不可。如果撒谎是为了损人利己，那就绝对不可取。如果竟然是为了谋人钱财，那就是欺骗，连撒谎都不够资格了。至于孩子撒谎，多数是家长逼的。我从来不逼你，你也就没必要对我撒谎，是不是？家长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总想让孩子实现自己没能实现的梦，就逼孩子做那些力所不能的事，孩子做不到，就只能撒谎。久而久之，就变坏了。其实家长逼孩子时，已经在撒谎了。他们往往说自己上学时如何如何考一百分，事实决不是那么回事。你爹从前只是中等生，除了平面几何、物理常拿高分，其他的不过七八十分的料。也曾假积极当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标兵”，那全靠撒谎得来的。先把自己损一通，如何如何地混蛋。然后瞎说是读了毛主席的书才改进的。那时几乎所有先进分子都是这样骗出来的。人人都在说假话，人人都知道那是假话，比赛看谁说得最像真话，说假话说得越精彩，党就越喜欢，于是就容易飞黄腾达。可惜很多时候容易说“穿帮”了，比如你爸的一个同学，写忆苦思甜的作文，居然写成“我爸爸九岁那年，讨饭时被地主的狗咬死了”。结果被老师拿来全年级宣读。他解释说，是写错了，原来想写“我爸爸九岁那年，我爷爷讨饭时被地主的狗咬死了。”其实他爷爷到他写作文时还活得好好的。儿子听了哈哈大笑，说：“老爸，你们当年怎么那么傻？”我告诉他，确实那么傻，不象你们今天过上好日子，不用说假话。其实那次写忆苦思甜的作文，个个都在说假话，包括你爸在内。大家都是铁路工人、职员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苦可忆？学校要求写，学生只好胡编。

他上初中是住校的，为的是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依然保持着原来的要求，不许争一百分；不许争“三好”；多读课外书。每逢电视转播精彩的足球赛，像世界杯、欧洲的球赛，我就帮他请假，回家看球。父子俩半夜看球、评球，早上睡觉。1996年我要去柬埔寨出差，想带他去见识一下，从他妈开始，人人反对。因为那时红色高棉同政府军还在作战，传说那里很危险。而且又不是假期，耽误上课。我觉得无所谓，正因为有一点危险，见识一下好。而利用国庆节三天假期，再请两三天假误不了什么。征求他自己的意见，一是想去，二是有点怕。要我决定。既然他授权给我，那我就跟他老师请了假，带他去了。结果确实有点乱，也见到骑摩托车满街跑的武装人员，但也并非那么危险。回来后，我问他收获如何？他说，长了见识，知道不能听风是雨，什么事都该自己想一想，多了解一些情况。我对他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儿子的淡泊心态，的确很难得。他上初中时，我要给他买一部山地车，他坚决不要，把我扔在库房里的旧自行车找出来，修理好，一直骑了三年。任何名牌服装，他连看也不看。读小学三年级时，我觉得他的玩具实在太少，多数还是我过去搞无线电留下的元件，就从深圳给他买了一部无线电遥控的玩具汽车。他玩得很高兴，突然问我：“老爸，这部车多少钱？”我告诉他380元。他立即扔过一边：“那么贵的玩具你也买，我不玩了。”妻子说：“既然已经买回来了，就算了。以后不买就是了。”儿子说：“反正我不玩了。不然你们以后又说：既然已经买回来了。我就不玩，看你们还买不买！”许多家长为孩子玩起电子游戏而伤脑筋。我儿子从来不去电子游戏店玩。有一次我给他买了十个游戏机铜板，带着他进了游戏机店，看着他开始玩我才离开。谁知没多大会儿他就回来了。还递过来三个铜板。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那几个新版游戏试了一下，用了七个铜板。想退钱，那个店老板不给，说不是我买的。我又说，那你就玩完它不就算了？他说不想玩，回来画画还好。这是儿子惟一一次花钱玩游戏机。

儿子跟他爷爷的感情是极不一般的。1991年，他爷爷不幸病故。后来我搬了新居，在楼上为儿子单独设了一间房。那年他上小学五年级。不久，有一天回家，妻子神色怪异地对我说，儿子说他独自在楼上感到孤单，想要爷爷来陪他。妻子说，你爷爷去世两年了，怎么陪你？儿子说，把爷爷的骨灰盒领回来，放在我的房间里，爷爷就能陪我了。我一听，眼泪都要下来了，立即说，可以，马上就办。从此，我父亲的骨灰盒就一直在儿子的床头，他找了一块红布盖着。1998年，他在澳大利亚独自呆了一年后回家，奶奶帮他整理行李，发现一个很精致的瓶子。问他：“这是什么？”儿子说，这是爷爷的骨灰，下面是老家那儿取的土，我怕爷爷水土不服。奶奶的眼泪立即流下来了，说：“老头子，有这个孙子，你也该知足了。”我问儿子，你就回来一个月，干嘛还带着跑？儿子说：“我怎么能把爷爷一个人扔在澳洲？他会孤单的。”直至今天，那瓶骨灰还在儿子身边。

1997年春节前，有一天吃饭时我不经意问儿子下学期准备中考，情况如何？谁知儿子说初中的课程都学完了，下学期整个都是复习。我立马觉得这太过份，怎么能够把如此宝贵的青春生命消磨在炒现饭上边！不由得对我国的如此基础教育怒不可扼。但我也无力回天，当即决定，不上学了，在家自己学习。但那终究不是办法，情急之中忽然想起1995年我随同王光英副委员长访问澳大利亚时，认识了一些澳洲朋友，翻出名片找到一位王先生的电话，打过去，幸好他还记得我。拜托他帮找一所中学，我要把儿子送过去。他很热情，立即介绍了他儿子就读的那所男子中学，我就开始办手续。没想到，那会儿澳洲一个叫汉斯夫人的领导白澳主义运动正热火朝天，澳大利亚政府基本上停止了中国的赴澳留学签证。而新学期很快开始了，儿子所在中学校长劝我让他回校读完初中，我拒绝了。妻子也怕两头不到岸，把孩子给耽误了。亲朋好友完全是来劝降的。我问儿子，这个学期你不上学校，到时中考有没有把握，他说应该没问题。我说那就好，咱赌一把，你在家自学英语，玩电脑，读世界名著。可能的话，学一种乐器，全面发展。他同意了。谁知一直到中考来临，澳洲仍旧没给办签证。我越赌越凶，决定不让儿子参加中考了，大不了自学。这半年，儿子的长进很大，英语、电脑、萨克斯都大有长进。名人传记读了好几本，金庸的书也读了不少。我从不看任何武侠小说或电视，也不赞成儿子看。可他喜欢，我自己上初中时不也看过一阵《三侠五义》之类的书么？我想，那就让他看吧。但所有熟人都说我在发神经，把儿子给耽误了。那位好心的校长还告诉我，赶紧报名，让孩子下学期回校复读一年初三，以免明年不能参加中考。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复读才是真把孩子给毁了。大了不起，自学三年，以同等学力参加高考。世界上自学成材的大有人在，我儿子凭什么就不能？

另一方面，我写信给澳大利亚大使馆，把他们臭骂了一顿：我看得起你们才打算送儿子去学习，你们摆出一副种族主义的臭架子，要是不给签证，给我把材料退回来。签证费不退就算了，我只当是被骗子骗了一回。希望你们向中国政府纳税，至少要纳所得税。骂完之后，心情好了一点。但那边依旧没回音。8月底，我收到美中友协全国委员会寄来的通知，说我已被授予华盛顿荣誉市民称号，请准备必要材料，9月下旬或10月上旬赴美领取荣誉市民证书。这使我顿时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咱干嘛一棵树上吊死，联系美国的学校岂不是更好？到10月，我正在美国为儿子联系学校时，妻子打电话来说，澳洲大使馆把儿子的留学签证寄来了，11月底以前必须赴澳洲。我顿时感叹：这帮家伙挨我好一骂，居然还会给签证，算有肚量的。回国时通过外交部的朋友们一打听，原来这是八个月来首次给留学签证，是朱熔基访问澳大利亚以后的表示。而这批18个留学签证中，我儿子是惟一的中学留学签证，是骂出来的吗？谁也不知道。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又多了一个吹牛的本钱。

儿子去了澳大利亚，住在一位经过“双向选择”的澳洲人家中，读了四个月的语言学校，通过了澳大利亚国家考试中心的英语资格考试，又经过一次体检，他自己按规定去移民局办了新的签证，然后进了那所男子中学。后来知道，那学校新生要买校服，每人286澳元。儿子拿着好几千澳币，却选择了一个已毕业的学生卖的旧校服，花了40澳币。儿子身高1.83米，裤子不够长，他把裤脚边放出来，毛着边穿。直到一年后回国时他母亲才帮他缝好。学校统一书包，要48澳币，他舍不得，发现他带去的、还是小学四年级时我给买的书包样式、颜色都差不多，于是找老师，未获同意。他又去找校长，终于获准。于是这个书包从小学四年级一直用到今年上大学，实在用不得了，这才换掉。后来，我妻子到澳洲，学校校长对她说：“感谢你们给我们送来一位杰出的孩子。”而且说明，批准不买书包，是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因为他说，我父母挣钱很不容易，我没理由浪费他们的血汗钱。

第一年结束，他回国时，进门见了奶奶，马上拿出来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全是菜名。他说，吃了一年的西餐，天天晚上梦见奶奶做的菜，太想吃了。我妻子立即哭闹着要去为儿子做饭，儿子笑着说：没关系，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不过，现在既然回来了，还是得吃奶奶做的饭菜，太美了。

我问儿子，澳洲的学校怎么样？他说还是比国内强，至少没有“填鸭子”。在国内时，老师讲学生听，很被动。用考试来强迫你动脑。在那边都是老师提出问题，让大家讨论。课堂上学生可以随意提问题。刚开始确实不习惯，几乎完全靠自己动脑筋想。不进图书馆，别想学得好。幸好老爸那时叫我学乐器，在澳洲，如果不会一种乐器，那是会被人笑话的，算“残疾人”。学校很多国内想不到的课程，比如助残、野外生活、演讲、辩论、主持各种活动等等。而且，他们没有高考，是把中学最后两年各种成绩综合评分，叫OP分，凭那个选择学校，学校也选择你的。下个学期我就要参加评分了，还得加把劲，不然进不了好大学。我问他打不打工，他说学校的要求和老爸的要求一致，要打工，以便了解社会。不主张打过多的工，学生还是以学习为主。所以打过麦当劳、加油站、后来在五金电器商店，都是每小时10澳币。最坏的还是华人餐馆，只给8澳币，甚至5澳币，还不让你停下来，累死了。我干了几次，就再也不去了。我又问打工是自己找还是有介绍？他说自己找，开始不好意思，后来就习惯了。上门自我介绍，碰钉子再找第二家，总能找到的。我又问语言关难不难过？他说有一点难。特别是刚进中学，老师讲课都听不懂，很被动，还要遭同学笑话。有一次甚至想回国算了，后来一想老爸为我费了那么大劲，打退堂鼓多么对不起老爸。一咬牙，丢开以前的方法，不理语法，硬着头皮多讲多问多记单词，没多久就适应了。现在回想起来，在国内那种学英语的方法，是最差的方法。其实外国人讲英语，也不是很注重语法的。完全按语法讲下去，人家反而听不懂。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可以参加辩论比赛，老师说，我比许多澳洲孩子英语还好，还问我是否从美国来的，说我有一点美国口音。我笑他吹牛。儿子也笑了：“学校的演讲比赛，我拿了优秀。还代表学校出去比赛，凭什么不比他们好？”

我问他，在澳洲，最伤心的是什么？他说，是孤独。他是学校足球队队员，参加比赛经常离校很远。比赛完了，别的孩子都有家长开车来接，只有他是走路加上坐巴士回去的。有一次，比赛地点没有巴士，他足足走了四个小时。那时感到很伤心，一种强烈的寄人篱下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发誓要取得更优异的成就，让那些白人们知道我们的厉害。他反问我：“老爸，我这样想对不对？”我哑然了。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他又说，老爸，你给我发邮件，说“孤独使人思索，思索使人进步。”确实很有道理。一个人在那边，会想很多很多问题。学校的电脑室、图书馆，也是我常去的地方。真的收益不少，现在我很习惯一个人想一想问题了。他还跟我说了一个小秘密：刚上初中时，有一天是他的生日，以为我或者他妈会去学校看他，还会带一点好吃的，因为别的孩子家长都常去学校送吃的。一直到晚自习结束，我们都没去。他很伤心，一个人跑到小树林哭了一场。说完后还有一点不好意思。我根本不记得这样的事，于是只好说那就对不起了。他说：没关系。我哭完了之后，觉得长大了许多。可能是好事，后来在澳洲，就没有这种想哭的感觉了。要是没有那一次，肯定后来也会哭的。

没几天，我的一位同学告诉我，说她们单位一个同事的儿子回家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同学，到澳大利亚去了一年，回来大变样了。原来他在我们学校从不抛头露面，很内向的。这次回来，他初中的同班同学请他讲话，他大大方方地到我们班讲演，幽默风趣，有问必答。那些同学说，根本就是另一个人了。我同学说：“她一说我就知道是你的儿子，你怎么教的？你看我儿子，##什么名牌想穿什么，根本就不考虑我们这些工薪族的爹妈能不能负担得起。你这个大款的儿子，反倒艰苦朴素，从不乱花一分钱。”她还告诉我，那个同事的儿子说，你那个儿子，在他们学校三年，骑的是小偷都不看的烂自行车，穿的是廉价品的衣服，直到去了澳大利亚，没人知道他爸爸是大老板。连他们老师都拿他来教训他们：你们看看人家，父亲有那么多钱，可人家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你们的父母根本没法跟人家比，看你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你们有的人，父母甚至用公家的轿车成天来学校送吃的，接你们抖威风，你们看看人家，家里有高级轿车，他爹妈什么时候来过一次？全校最破旧的烂单车，人家骑了三年，毫不在意。你们哪个不是高级山地车，还要比品牌。你们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吗？

我的同学说的，我并不知道。回家一问，真是这小子应同学之邀回母校作了一次演讲。我问他是否有炫耀之嫌？他说：“老爸，在澳洲演讲要计算成绩的。我只是觉得，第一，这是一次锻炼的机会；第二，也想让老同学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第三，我也想试试看出国以后是否比他们落后了。如果落后了，我就要加把劲赶上。我是靠老爸的钱出国学习的，这不值得炫耀。将来我自己挣钱了，那才是真本事。我记着账，欠你们的，我一定奉还。要不然，就是老爸说的：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那就完蛋了。”我问，那么你的三条有结论了吗？他说，当然有。结论是：老爸，谢谢你下那么大的决心，送我出国。我决不会辜负你给我的一切。

没多久，我妻子的陪读签证下来了。她向我妈说了一句话：“老太太，拜托了。各人管各人的儿子，您辛苦了。”就随儿子一同走了。之后通过电话，我知道了另一些事。例如，儿子参加澳洲中学写作比赛，得了三等奖。又参加了微软组织的全澳网页设计，也得了三等奖。他们学校的主页，就是我儿子设计中标的。及至去年年底，学校要出画册，儿子的照片要跟校长的照片一同印在首页，牵扯到肖像权，学校要我妻子同意。她这才知道，儿子竞选成功，已经当了一年多相当于国内校学生会主席的了。惊愕之余，妻子问儿子为什么不告诉她？儿子回答，这算不了什么，小小的成功。下次竞选，可能就会被别人击败。没理由大惊小怪。儿子的毕业典礼，我妻子风光极了。看着自己的儿子与校长并肩站在主席台上主持大会，认识与不认识的老师、家长不时走过来祝贺，妻子说，那份感觉，真是美极了。

因为儿子，我妻子在当地也成了令人羡慕的角色。在华人圈子里，无论来自大陆或者台湾、新加坡，这是最杰出的孩子。在澳洲人的圈子里，那些个白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前几天那位租房子给儿子的公司负责人来电话，说要到中国来看看，是否中国的孩子都很棒。今年春天，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被七所大学相中，他选择了新南威尔士理工大学。虽然现在还不能说他会怎么样，但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我本来就不希望他成为神童之类的角色，只期待他成为能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普通人，对此，我知足了。

前几天，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现在是国家一级作家的，从山东打来电话。早些时候，他曾经电话咨询我儿子在澳洲读书的情况，因为他的一位澳洲同事要他把儿子送去澳洲读中学。我把儿子的电话号码告诉过他。这次他在电话里首先祝贺我说：“你真不错，你那个小子确实棒。”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我当了十几年中学老师，接触这么大的孩子太多了。而且，直到现在，我都是青少年教育研究会的理事，青少年心理研究是我的本行。这次我跟你儿子在电话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他最大的长处是能替别人着想。在他们这个年龄段里，这是最大的弱点，他没有这个弱点。”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但我弄不清这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的弱点罢了。如果真是，我想，那也是家长和学校造成的，孩子们是无辜的。但他们却成了受害者！在中国，母亲打死孩子、孩子杀死母亲，都发生过。怪谁呢？只能怪这个糟糕透顶的教育体制！特别是那个现代科举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学校选择学生的权利、学校创造自己特色的权利；学生选择学校的权利、学生选择未来的权利，统统被无理剥夺了！这个腐败的体制不取消，什么素质教育都只能是空谈而已！而且这也是荒唐透顶的：试想，大学甚至可以自己出题考学士、硕士、博士，却无权自己出有自己特色的题目、招考本科新生！那些决策人物们，搞出些“3＋X”之类的修补破鞋的措施，蒙混别人也蒙混自己，愣是不肯放弃那个统一高考的馊主意。

试想，诺大一个中国，北京时间早上七点，xj人还在梦乡，孩子们却被赶起床参加高考了。如此浩大的一个高考，几百万人同时参与，是在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还是在招生？这个阅卷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错误，对那几百个孩子和他们的老师、家长，就是万分之万的灾难！

更糟糕的是，因为这个老虎挡在路口，所有的中学都别指望什么素质教育。老师们靠升学率评级；中学校凭升学率打品牌；家长们的心更是挂在升学率上！“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始终只是一个梦！

看看那些外国大使馆，哪天不在排长队。仅我知道去年澳大利亚大使馆就受理留学签证申请近两万份，每个签证就算花费一千五，那就是三千万！更不必说众多骗子乘机诈骗的，还不知有多少人眼泪往肚子里流。

算了，说再多也没用。“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