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北区初中排名:问诊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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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村镇银行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09日 22:44  21世纪经济报道

  “你们不要问我这么多嘛,我房子修好马上要出去(打工),反正过年前还你们钱就行了。”四川农民刘文春觉得没必要太多询问,他正在建造家里的三层小楼,申请了仪陇惠民村镇银行3万元贷款。第二天,两位客户经理就让他拿到了3万元贷款,这让他还是有些惊喜。

  惠民村镇银行是全国首家村镇银行,开业至今正好3年,目前全国有超过150家村镇银行,愈来愈多的农民开始与这些新型银行发生关系。

  村镇银行主体明确,产权清晰,贷款审批机制灵活,为农村经济和农户提供了有效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支持;其较低和灵活的利率定价抑制了民间高利贷发展;而在许多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无法延伸的地区,更为农村提供了必需的基本金融服务。

  但过去三年,依然风雨兼程,道路曲折,充满沧桑。

  有些问题已经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比如个别村镇银行出现厌农倾向;一些村镇银行被认为是"私人老板开的银行",吸收存款异常艰辛;一些村镇银行连基本的汇兑结算业务都无法办理,成为网络金融时代的一个孤岛……

  村镇银行发展的难题在于,如何既实现商业上的可持续性,保证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又能保证其服务“三农”的方向不动摇。这既需要金融机构和当地政府的积极参与,更需要完整的机制作保障。

  这种机制不仅要多个部门统一规划,更要共同协作,有效实施。而对于农村地区,发展金融服务本就艰难,当然更需税收、财政、组织等优惠政策。

  1. 锁住县域资金

  2007年3月1日,四川仪陇县金城镇那条破旧、狭窄的街道上迎来了时任银监会副主席的唐双宁等多位官员,全国首家村镇银行——惠民村镇银行诞生。

  惠民村镇银行当时注册资本仅有区区200万元,但唐双宁认为,村镇银行必将产生“汤水效应”。即激活农村金融市场,迫使居于垄断地位的农信社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就好比一桶开水,加些盐,加些油,再加些青菜和海米,就成了美味的鲜汤。”

  这一“汤水效应”(或称“鲶鱼效应”)如今已初步显现。仪陇县农信社在惠民村镇银行开业后不仅显著改善了服务态度和业务流程,还被迫降低利率,如其长期垄断的乡镇卫生院建设和医疗设备购置贷款,在2009年惠民村镇银行介入后,利率由原来的月9‰以上降低至月息6.96‰。

  “村镇银行不得发放异地贷款”,而其机构本身只在一个县域内(多数只有一个机构),因而提高了县域资金的就地媒介能力,即将在县域吸收的存款“锁”在县域内发放贷款,而不是被“抽水”到大城市。

  村镇银行的发展实践基本符合政策设计者的预期,但也有一些超出了预期。

  在地域分布上,村镇银行最终呈现“冠名村镇,身处县城”的格局。惠民村镇银行总部在仪陇县金城镇,但2008年11月26日在县城设立支行之后,管理部门和工作重心也随即向县城倾斜。

  在“体量”上,按《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00万元人民币;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万元人民币。”

  设立如此之低的资本金准入门槛,意味着当时预计村镇银行的注册资本应该是一千万元以下为主,但从2009年末已经开业的148家村镇银行来看,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下的已经少见。“体量”最大的广东东莞市长安村镇银行,注册资本3亿元。

  “村镇银行如果体量太小,无法对农信社形成竞争压力,鲶鱼效应也就无从谈起。”从2007年开始在四川银监局主持村镇银行改革试点工作的文维虎经过严格的定量测算认为,村镇银行设在乡镇及以下地区无法实现盈亏平衡,资本金低于2000万元的村镇银行不具有商业可持续的基础。

  惠民村镇银行起初注册资本仅为200万元,2007年和2008年分别亏损20万元和30万元。2008年10月增资扩股至3000万元,2009年末贷款余额达到11595万元后,才首次实现税后盈利270万元。

  2. 村镇银行不“村镇”

  村镇银行目前呈现身处县城,资本金普遍在5000万元以上的格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难题是,如何确保其“下乡”动力、真正服务于“三农”。

  “在县域范围内,肯定是首先抢抓县城的中小企业客户,而不是主动下乡。”一位村镇银行行长认为,无论是吸收存款还是发放贷款,村镇银行在只有一个网点的情况下,扩大服务半径到县城以下的乡镇和农村地区,不仅使得成本高昂,原有的信息对称优势也将消失。

  从吸收存款来看,村镇银行在乡镇没有网点,在利率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农民愿意就近选择存取款更方便的农信社,村镇银行没有优势;从发放贷款来看,下乡营销、做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的成本高,而农户贷款单笔额度小、风险较高,村镇银行更愿意就近选择信息对称、单笔贷款额度较大、服务成本更低的县域工商户、中小企业。

  这一现象引起了一部分学者和监管层人士的忧虑,他们认为,发放村镇银行牌照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村镇银行若不立足农民就值得警惕和反思。有人建议监管部门要保证村镇银行服务“三农”的方向,应该主要向国定贫困县、老少边穷地区投放牌照。

  这一说法不无道理,身处国定贫困县的惠民村镇银行和身处全国百强县的诚民村镇银行就形成鲜明的对比。

  惠民村镇银行所在的仪陇县中小企业极少,县域经济不发达,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农业和农民外出务工,因而惠民村镇银行被迫通过种种途径下乡开拓市场。截至2009年末,该行向农户、个体工商户、村镇居民发放贷款9676万元,占全部贷款的83.45%,向农业小企业发放贷款1919万元,仅占全部贷款的16.55%。

  而诚民村镇银行所在的双流县紧邻成都市区,是全国经济实力百强县,中小企业众多,因而诚民村镇银行的业务集中在县城。截至2010年3月15日,该行中小企业贷款和政府平台贷款余额为23081万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高达63.9%,8180万元涉农贷款余额中,投向种植、养殖户的仅10笔,共2380万元,平均每笔高达238万元,和监管部门期望的“小额、分散”放贷原则存在较大差异。

  但就此指责诚民村镇银行而褒扬惠民村镇银行可能欠妥,两者的经营者同样都是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来经营银行。争议在于,是否应该向双流县这样县域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投放村镇银行牌照。

  “监管者肯定是想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地区投放村镇银行牌照。”一位村镇银行监管者表示,问题在于如果将村镇银行都赶往条件艰苦的地区,发起银行将很快失去动力。

  银监会的思路是实行“东西挂钩、城乡挂钩”的双挂钩政策。即在全国百强县(或大中城市辖内)设立1家村镇银行,必须在中西部地区设立2家村镇银行;在国定贫困县设立1家村镇银行,可以在全国百强县(或大中城市辖内)设立1家村镇银行。

  但即便有“挂钩”政策,发起银行也必然是尽量挑选经济总量较大、县域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针对村镇银行不“村镇”的格局,一位基层监管者认为,“冠名村镇,服务县域经济”,将村镇银行开设在能够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地区,是调动发起银行、股东、地方党政积极性的现实选择。且从长远来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道,村镇银行可以通过服务前述“三化”来实现服务“三农”。服务“三农”不宜片面理解为服务依附于传统种养殖业上的农民。

  3. 放贷容易吸存难

  一些村镇银行被指责偏离了服务“三农”的方向,不愿意“下乡”,但村镇银行的行长们也有一大堆苦要诉。其认为村镇银行生存条件艰苦,但财税扶持政策并不配套,比如,同是服务“三农”,农信社按3%交营业税,村镇银行则要按5%交,农信社所得税暂时免征或减半征收,村镇银行则要全额上缴。

  另一个突出“苦情”是放贷容易吸存难。

  “吸收存款不是难,而是太难太难!”四川都江堰金都村镇银行行长李玉辉表示,村镇银行的信誉度不高,被相当一部分老百姓认为是“私人老板开的银行”,不敢前来存款。而由于存款规模小,为防止存款异动产生流动性风险,下大力气拉来的大额存款也不敢用于发放贷款,只能转存到其它大银行以备应急之需。

  吸存难的一个客观原因是网点少、支付结算功能太差。在金融高度网络化、电子化的今天,村镇银行却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点。

  四川彭州民生村镇银行董事长邓春宏介绍,该行至今没有单独的行名行号,无法加入人民银行的大小额实时支付系统,只能通过母行民生银行(5.87,-0.11,-1.84%)代理,客户嫌速度太慢、效率太低。加之不能代扣代缴税金,下大力气拉来的一百多个企业基本结算账户悉数流失。

  而由于村镇银行只是在县城的一个孤零零的点(极少数开设了一两个支行),任何一笔从外地汇入的款项都是跨行跨区,汇费昂贵。加之在乡镇没有网点,取款不方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一般不会选择村镇银行作为汇入行,村镇银行在汇兑业务上竞争不过农行、邮储银行、农信社。很多农村地区是典型的“打工经济”,外出务工收入是当地经济的支柱,村镇银行失掉这笔业务,也就失去了大部分存款来源。

  与吸存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镇银行在贷款上却颇具优势。村镇银行是县域内独立的法人机构,决策流程短,几个人坐在一起就可以拍板一笔贷款,从接受客户申请到最终决定贷与不贷,至多只需三天左右。如果担保抵押措施到位(如村镇银行认可的客户提供保证担保),客户当天申请,当天就可贷款。

  这对县域内资金需求具有明显的短、小、急特点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为即便能够从其他银行以更低的利率贷到款,长达半月以上的审批期限也让其望而却步。其次,村镇银行凭借人熟、地熟的优势,抵押担保机制更灵活,甚至可以发放单笔数万元的信用贷款。

  放贷容易吸存难,使得村镇银行的存贷比持续高位运行。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已开业的172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148家为村镇银行)吸收存款269亿元,贷款余额181亿元,存贷比为67%,低于75%的监管高限。

  但事实上,村镇银行的存贷比普遍高于75%,2009年末的存贷比数据“达标”是因为年底突击拉进一笔大额存款,待银监部门检查之后迅速划走。

  如2009年1月5日开业的双流诚民村镇银行,3月底的存贷比就达到97.35%,6月底进一步攀升到106.71%(其间向母行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拆借5000万元)。2009年末,其上报银监部门的数据为:存款余额35304万元,贷款余额26417万元,存贷比为74.83%,低于75%。但其实际的存贷比为104.40%,因为有1亿元的存款是年末突击从其他银行转入的,之后又迅速转走。

  存贷比持续高位运行,反映了县域贷款需求旺盛,村镇银行就地媒介资金能力很强,即便从母行拆借资金,也体现了“城市资金反哺农村”, 因此银监会对此较为“宽容”,提出村镇银行开业三年内不考核存贷比指标,但其流动性风险也需要给予足够警惕。

  一些村镇银行远离母行(特别是城商行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而人民银行在很多县域没有分支机构和金库,紧急情况下外部支援能力有限。村镇银行总的存款规模小,要防范存款异动风险,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将对其声誉带来毁灭性打击,使其吸收存款将更加困难。

  4. 冰火两重天

  尽管村镇银行在经营中遭遇了吸存难、汇兑结算难等一系列难题,小银行却视其为“香饽饽”,截至2009年末已开业的148家村镇银行中,小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发起设立的占80%以上,其中又以城商行为主。

  城商行最大的动力是借此实现跨区经营。一方面村镇银行本身是一个跨区机构,另一方面可以获得监管激励。比如四川银监局提出,外地城商行要到成都开分行,原则上“先下乡后进城”,包商银行先在四川广元剑阁县开设了包商贵民村镇银行,其成都分行才获批。

  国内跨区经营较早的城商行,在开设村镇银行上也较积极,如哈尔滨银行迄今已在甘肃会宁、北京怀柔和吉林榆树等地发起设立了6家村镇银行,包商银行已在四川广元、贵州毕节和宁夏银川等地发起设立了6家村镇银行。

  尽管监管层出于对城商行风险控制能力和系统支持能力的担忧,开始对其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持谨慎态度,但记者调查发现,城商行系村镇银行普遍比大中型银行开设的村镇银行更能适应县域市场。

  在县域市场面对贷款需求几万、几十万的客户,城商行系村镇银行感觉“如鱼得水”,只觉得存款不够贷,而做惯了单笔贷款几百万、几千万的大中型银行在县域市场普遍感觉“水土不服”,其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在放贷上也“找不到感觉”。

  2008年9月12日开业的四川彭州民生村镇银行是首家由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发起的村镇银行。一年半之后,其董事长邓春宏表示,大中型银行有成熟的风险管理制度、流程和文化,但如何向村镇银行输出并使之适应县域市场的特点是一大难题。大中型银行的管理输出如果过于强势,村镇银行名为独立法人,实则类似母行的一个支行,反而失去了决策流程短、经营机制灵活的先天优势。

  邓春宏介绍,民生银行是希望用村镇银行去探索在县域市场上的机会,一旦探索出一套成功的运营模式,可能大规模投入。但更多的大中型银行显然对村镇银行缺乏兴趣,其既不需要像城商行那样借此获得跨区机会和增加网点,村镇银行的投资回报也对其缺乏吸引力。

  截至目前,五大行仅发起设立村镇银行9家,其中,工、建、交行分别发起设立2家、2家、2家,对农村市场较熟悉的农行发起设立3家,中行则尚未涉足村镇银行。股份制行中,招商银行(11.84,-0.18,-1.50%)、深发展、中信银行(4.46,-0.04,-0.89%)、兴业银行(13.11,-0.28,-2.09%)、广发行等银行均未有开设村镇银行。缺乏基层网点的政策行国开行较为积极,现有7家村镇银行。

  与中资大中型银行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积极者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SBC),发起设立了7家村镇银行,汇丰的积极可能更多是出于布局中国大陆的战略考虑,而非看重村镇银行本身的盈利性。另外,汇丰系村镇银行无一例外都由汇丰独资所有。

  5. 批发“生产”破冰

  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之下,尽管城商行很积极,掌控着全国近三分之二金融资源的大中型银行“作用发挥不够”,将使银监会制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发展规划》目标难度加大。

  尽管这只是一个指导性计划,不是非完成不可,但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配套措施,银监会表示将全力促成《规划》如期实现。根据《规划》,自2009年—2011年的三年间,在全国35个省(区、市,西藏除外)、计划单列市共计划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1027家,贷款公司106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61家。

  但实际进展缓慢,到2009年末,仅有172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其中村镇银行148家,贷款公司8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6家。更严峻的是村镇银行的增速在放缓,2007年村镇银行开始试点,当年开业19家。2008年末攀升至91家,增量为72家,2009年57家的增量远低于上年。

  在此背景下,银监会2009年12月16日召集5大行和12家股份制行开会,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指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培育发展工作进展不快,大中型银行作用发挥不够,敦促大中型银行有更大的作为,并提出支持大中型银行通过创新管理架构,探索成立业务部、管理总部等多种方式投资组建村镇银行。

  建行、中行、民生银行随即提出了组建村镇银行控股公司的设想,分别计划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新加坡淡马锡集团、新希望(19.69,-0.33,-1.65%)等农牧企业成立合资公司。

  邓春宏认为,由股东大会决定一次性投入一笔资金到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可以避免每开一家村镇银行都要经董事会表决的繁琐程序,该公司批量发起设立并专业化运营村镇银行,易于实现规模效应。

  一些城商行也在密切关注此事的进展。一位城商行董事长表示,如果银监会允许大中型银行采用这一模式,则资质较好的城商行迟早也能获批试点,届时将把现有的村镇银行悉数剥离到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再由该公司发起设立更多的村镇银行。

  而每家村镇银行开业一两年之后,可以增资扩股,可以申请在县域内和相邻的县开分支行,机构数量、资产总量可以实现几何级数膨胀。“中国所有的城商行不都是这样做大的么?在金融牌照如此稀缺的情况下,旗下拥有几十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银行的控股公司将多么有价值!可以单独去上市了。”这位城商行董事长憧憬说。

  但若放行村镇银行控股公司模式,则需要修改《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关于“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规定。现行规定下,村镇银行虽然是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但母银行实际承担了风险兜底责任,当发起人由银行变为村镇银行控股公司之后,风险兜底责任是溯及到控股公司还是银行需要重新理清。而如何监管好旗下拥有数十、上百家银行的银行控股公司也挑战监管部门的智慧。

  有关人士透露,村镇银行控股公司的计划已由银监会上报国务院等待高层定夺。业内人士预计,最终可能选择一家银行先行试点,建行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成立合资公司的计划获批的可能性较大。

  6. 理想股权模式

  村镇银行控股公司模式意在提高大中型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效率和积极性问题,但若要解决村镇银行运营中的吸存难、下乡动力不足等问题,一些村镇银行实践者认为还应从产权结构上寻求突破。

  《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对产权结构的安排是,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且持股不低于20%,除银行业金融机构(不仅包括发起银行,也包括参股银行)之外的单一股东(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自然人)及其关联方持股不得超过10%。

  这一规定,意在确保发起银行的控制权的同时,尽量分散股权,以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理论上,发起行持股20%即可实现相对控股,但一些村镇银行的母银行认为必须坚持绝对控股才能保证控制权,如包商银行就规定,今后设立村镇银行时,包商银行持股不低于51%。

  四川都江堰金都村镇银行行长李玉辉也认为,坚持发起银行绝对控股的思路是正确的。金都村镇银行的发起行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只持股20%,其余的股东(主要是当地民营企业)意见经常难以统一,一些股东隔三岔五来找村镇银行的管理层,希望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或生意伙伴贷款,导致管理层协调难度极大,且母银行的一些风险控制思路难以贯彻。

  之所以要控股,“目的是为了规避一些风险,同时稳定经营人员、派出人员。如果股权过于分散,其余股东联合起来怎么办,不是所有的股东都懂得银行业务。”一家大行参与村镇银行组建工作的人士说。

  邓春宏认为,最理想的产权结构是发起银行持股三分之一以上,吸收当地政府当二股东,两者相加超过50%,然后再审慎地吸收分散的若干民营企业股东。

  这样,发起银行能以较少的出资额实现对对村镇银行的控制;地方政府也有动力给予村镇银行更多实质性的扶持,并推动其切实为“三农”服务。地方政府入股将有助于提高村镇银行的信誉度,部分解决吸收存款难的问题,民营股东则能帮助村镇银行迅速适应当地的经营环境。

  民生银行即将在四川资阳市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就将按照上述原则设置股权,为当地政府预留了10%—15%的股权。中国银行(2.98,-0.02,-0.67%)行长李礼辉3月23日也表示,今后中国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时欢迎地方政府入股。

  但邓春宏所设计的理想的股权结构显然主要是从发起银行的角度出发,一些民营资本认为现有的产权结构安排下,民营资本股东的话语权太小,因而民营资本在短暂的热情之后,对村镇银行渐渐采取观望的态度,而引进地方政府股东能否解决吸存难及确保服务“三农”的方向也有待检验。

  7. 挺进农村腹地

  村镇银行设在县城以下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设在县城又难有“下乡”动力。惠民村镇银行历时三年探索出的“农村金融合作代理组织”制度可能有借鉴意义。

  具体模式为,由行政村的村支书、村长、会计(或德高望重者、带头致富者)2-3人自愿组成一个农村金融合作代理组织,每人交纳5万元保证金后,成为惠民村镇银行的业务代理人员,利用“人熟、地熟”的优势为惠民村镇银行营销存款,推荐贷款,代管贷款。惠民村镇银行按业绩给予代理人员“劳务费”。

  代理人员推荐的贷款客户经惠民村镇银行考察符合贷款条件后,由代理人员提供全额保证担保,并从代理人员的存款账户中扣取贷款额10%的金额进入保证金账户(即担保金放大10倍)。贷款客户按期归还贷款本息后,保证金账户内相应的金额解冻。贷款客户若贷款逾期、欠息,代理人员承担催收责任,若最终无法收回,则由代理人员全额代偿。

  惠民村镇银行副行长李川认为,借助这一制度,该行虽然身处县城,但服务半径有效推进到农村腹地。

  “谁家卖了猪了,谁家儿子外出打工挣钱了,代理人员都很清楚,可以拉来存款。”而尽管农民没有向代理人员提供任何反担保物,但代理人员对当地的农民知根知底,了解其真实的贷款用途及风险状况,并可通过自身的威信、血缘、地缘网络保证贷款的安全。

  而代理人员的积极性也较高,其在本土本乡内开辟了自己的第二职业,多者一年代理费收入上万元,且帮助当地农民获得贷款,又强化了自己在当地的威信。

  业界人士认为,惠民村镇银行的这一模式有效利用了农村特殊的血缘、地缘关系,破解了抵押担保难,使农户的贷款需求转变为银行的有效信贷需求,可以有效降低村镇银行扩大业务半径“下乡”为农民放贷的成本和风险,应该给予积极鼓励和推广。

  但一位村镇银行行长认为,惠民村镇银行的做法也存在一定风险,特别是要防范代理人员账外经营的风险,类似的案例在偏远地区的农信社多次发生。李川表示,其严禁代理人员经手存款,存款客户必须亲自到行存款并设置密码。

  此外,银监会等七部委于3月8日发布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严禁未经批准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农村金融合作代理组织担保贷款的行为是“代理”还是从事了融资性担保业务,存在不同看法。

  8. 突围之路

  村镇银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既能实现村镇银行的商业可持续发展,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又能确保村镇银行服务“三农”的方向不动摇,特别是具有“下乡”为农民贷款的动力。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知情人士透露,监管部门正在考虑试点“地市级村镇银行”,以此“从城市抽水到农村”,解决村镇银行的吸存难。即允许村镇银行总行设在地市级城市,但只能吸收存款,不能发放贷款;同时在县域设立若干分支行,既吸收存款又发放贷款。

  “这一设想很好,但是效果有待检验。”一位村镇银行行长认为,村镇银行吸存难的根本原因是信誉度不高、汇兑结算功能太差,在县域都吸收不到存款,地市级城市的同业竞争更激烈,不一定就能吸收到存款。

  银监会另一个思路是推动大中型银行设立“村镇银行事业部”,这一思路与银监会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思路一脉相承,即在机构、人员、激励机制上与银行的其他业务分开,实行特殊政策。

  “村镇银行规模扩大以后要实现集团化管理,无论事业部制,还是独立的村镇银行控股公司都是这种方面的探讨;因为如果分散管理,会制造很多问题,银行有内在盈利要求,风险可控要求,这些就决定着它是否真正需要有这种形式。”前述大行人士称。

  同时,银监会也在协调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各部委给予村镇银行更多的激励政策。

  财政部去年5月出台了《中央财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上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期限为2009年至2011年。

  更多的财税扶持政策正在酝酿中,消息人士透露,国税总局拟减免村镇银行部分税项。

  对金融机构发放的农户小额贷款(5万元以下)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对上述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减计收入。同时明确,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对村镇银行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目前金融机构营业税为5%)。

  目前部分村镇银行没有独立的行名行号,无法进入人民银行的大小额实时支付系统。人民银行一位大区分行人士表示,村镇银行机构小、数量多,若让其全部加入大小额实时支付系统,风险防范难度大,服务成本高。但人民银行会继续推动此事,村镇银行需要积极和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沟通。

  既然将村镇银行定位为商业性的银行机构,就不能不顾基本的商业逻辑而一味要求其履行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但是公共财政有责任通过财税政策正向激励村镇银行为"三农"服务,尽管服务成本高,人民银行也有责任协助解决村镇银行普遍存在的汇兑结算功能缺失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认为,农村的金融需求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在不适合商业银行生存(包括村镇银行)的农村地区,应大力推广农村资金互助社、NGO小额信贷组织等。

  (本报记者陈昆才、丁玉萍、刘兰香、史进峰、张友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