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左岸风度业主论坛:陈光甫：“中国的摩根”

　　提起摩根，人们马上会想到那位叱咤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巨头;而提起“中国的摩根”，则不能不提那位曾活跃于上海十里洋场的“金融名旦”。他勇于开拓，把一个只有几万元资本的小银行，经营成为中国一流的私营大银行。他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者——陈光甫。

　　不惧讥笑，创立“小小银行”

　　1915年6月2日，上海宁波路9号一座老式洋楼外，围着一群人。这里没有大宴宾客的铺张场面，更没有为扩大声势而进行的助演活动，来宾们仅仅是清茶一杯。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这所小小银行里，日后将产生金融界的奇迹。

　　陈光甫生于江苏镇江一个商人家庭。12岁那年，父亲因经商亏本，被迫到汉口祥源报关任职，陈光甫也随父在该行充当学徒。18岁那年，他到邮政局任职员，后到江汉关税务司工作，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德商瑞记洋行买办景维行。景氏见他奋发有为，便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有了景维行这个实力雄厚的“老泰山”扶助，陈光甫的前程顿时光明起来。

　　经过老岳父的多方活动，1904年，陈光甫作为湖北省代表团的随员，赴美国参加在圣路易召开的国际博览会。博览会上，陈光甫目睹各发达国家的先进工业产品和科学技术，眼界顿然开阔。而中国参展的物品多为农产品，这给陈光甫很大的刺激。

　　博览会一结束，陈便留在美国，在当地一家商业学校补习功课。随后，考入依阿华印第安那镇之辛博森学院，次年冬转入奥海奥卫士林学院。190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1910年他学成回国，先在南京南洋劝业会工作，后受江苏抚台程德全的赏识，任英文秘书。

　　辛亥革命后，陈光甫出任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为了将在美所学的金融知识付诸实践，他向程德全建议，利用裕苏官钱局拥有钞票发行权的优势，将其改组为江苏兴业银行。程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该行副监督。陈光甫认为这下子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干了，上任不久便将总行从苏州迁往上海，并出任总经理。

　　然而，正当他满怀信心地实施各项改革时，时局发生了大变化。程德全因“二次革命”失败去职，袁世凯得知革命党人发动肇和舰起义的军费与江苏银行有关，便下令杀掉陈光甫。多亏总统府秘书长多方活动，才使陈幸免一死。

　　但迫害并未停止。新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张寿龄，竟命令陈光甫抄报江苏银行存户名单。对于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陈光甫坚守银行应为存户保密的原则，断然拒绝，不久后愤然辞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工商业勃然兴起。陈光甫敏感地意识到，只有自办银行，才能不受官僚政客的操纵，自由地发展。为此，他谢绝了中国银行的邀请，极力筹划自建银行，但苦于个人资本过于薄弱。

　　天无绝人之路。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敖和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铭的帮助下，陈光甫结识了德商信义洋行买办庄得之。庄氏欣赏陈光甫主持江苏银行时表现出来的胆识和才华，毅然入股2.5万元，经多方筹募，共集股7万多元，对外号称10万元，成立董事会，取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推举庄得之为董事长，陈光甫任总经理，负实际责任，从银钱业中聘请7名职员，于1915年6月2日在上海宁波路开业。

　　10万元资本，竟敢在十里洋场开设银行，充分显示了陈光甫过人的胆识。

　　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当时那些银行的家底就会一目了然。当时官办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强大暂不说，就连私营的浙江兴业银行的资本额也有75万元，盐业银行有150万元，中国通商银行有350万元。

　　上海银行不仅是上海金融界最小的银行，也是当时中国最小的银行，因此被人讥笑为“小小银行”。然而，就是这家“小小银行”，为陈光甫施展卓越的金融才华提供了舞台。以此为起点，陈光甫开始创造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个奇迹，导演了一幕幕令人回味无穷的经营神话。

　　“一元开户”，夹缝中求生存

　　上海银行一出世，便面临外商银行和钱庄两大金融集团的夹击。

　　当时，上海租界内外外国银行林立，美国的花旗、汇兴，英国的汇丰、麦加利，法国的东方汇理、中法实业，日本的正金、三井、三菱、住友等银行，都是实力异常雄厚的金融财团。外商银行根本看不起中国人，更没把陈光甫的上海银行放在眼中，竟公开讥笑陈：“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办好的。”

　　而上海钱庄中也涌现了如永丰、顺康、福康等实力超群的大钱庄。它们有票据交换机构，可依此制定拆息，银行间的票据要交换，必须托钱庄办理。这样在金融市场上，钱庄俨然以仅次于外商银行的老二自居。华资商业银行，实际上是在外商银行和钱庄的夹缝中讨饭吃。

　　陈光甫明白，对于既无强大政治背景，又无雄厚经济实力的上海银行来说，首要任务是站稳脚跟;而要想站稳脚跟，必须从服务质量和内部经营上下工夫。

　　为此，陈光甫十分强调“服务社会”，主张“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他发现，外商银行和钱庄注重吸收大户存款，而对小额存款颇为轻视，所以，他特别看重小额存款，把它作为上海银行能否成功的关键。正因如此，他把这家银行特别标出“储蓄”字样，表示该行“以发展商业，提倡储蓄为本”。

　　为了吸引小额存款，陈光甫别出心裁，首先提出“一元开户”，即只要有一元钱，就可以在上海银行开户。这在当时中国金融界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一时被引为笑谈，认为有失银行身份。一个顾客听说后难以相信，便拿上100元钱，要求办理100个户头的存折。上海银行当即满足了他的要求。消息传出，许多小有积蓄的人纷纷登门，一下子便打开了储蓄业务的局面。

　　这项被同行讥笑的创举迅速获得了成功，后来竟被上海各家银行仿效，连中国银行这样官办的国家银行，也积极提倡这种业务。

　　打开储蓄局面后，陈光甫乘胜追击，又采取了上门服务的办法，亲自率领员工到各大专院校开办学生储蓄、教育储蓄，态度热情，手续简便，深受师生欢迎。陈光甫进而在一些重点院校设立固定营业机构，为学校代发教职工薪金，促进了储蓄业务的拓展。接着，他又在工人居住区开办职工储蓄，在市民中开办礼券储蓄、零存整取、存本取息、定活两便等各种新型储蓄方式，在当时都具有开创意义。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陈光甫的艰苦努力下，上海银行的储蓄存款逐年增加，开业当年即达57万元，1917年达到200万元，1919年达到616万元。

　　接近政治，差点引火烧身

　　与张公权、吴鼎昌、钱新之等人明显不同，陈光甫对政治“敬而远之”，力图避免卷入政治漩涡之中。他曾把“敬远官僚，亲交商人”作为自己的信条和座右铭。然而，要想在中国成就一番大事业，要想把上海银行经营好，他又不能不受政治的影响。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陈光甫完全处于超然状态，冷静地观察，不像钱新之、张公权等人那样，立即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为使上海银行不受战局影响，他从1926年下半年起到次年3月，果断下令长沙、杭州、镇江、北京等十几处分行停业，观望待变。

　　但蓄意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蒋介石偏偏选中了一向不与闻政治的陈光甫。

　　当时，陈光甫是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在上海金融界举足轻重，加上与孔祥熙、宋子文是过往甚密的朋友，故为蒋信赖和器重。1927年3月，他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投身到为蒋募资的活动中。凭着在上海金融界的巨大影响，第一笔由上海银行界垫款的200万元和钱庄垫借的100万元很快到位，为蒋献上了一份至关重要的“见面礼”。

　　蒋介石和陈光甫相互利用，使得初次合作非常顺利，凭着上海金融界给他的厚礼，蒋介石迅速镇压了工人运动，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蒋准备任命陈为财政部次长，陈坚辞不授，仅接受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财会主委一职。

　　但蒋介石站稳脚跟后，并没有像陈光甫所希望的那样，让民族金融家们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和环境，相反，对银行的控制和敲诈却超过北洋军阀时代任何一个统治者。1927年10月，南京政府再度发行4000万元库券，并向上海金融界大量借款。上海金融界直接对南京政府的贷款，到1935年6月底已达6500万元，仅上海银行一家，1936年上半年就借给财政部420万元。

　　为了筹到更多经费，南京政府大规模发行公债，用高额利息诱使金融界从事债券投机业务，商业银行逐步成为南京政府的附属品。对此，抱有冷静头脑的陈光甫极为反感，并竭力抵制，上海银行投资公债的数目，是所有大银行中最少的。

　　为了加强对金融业的控制，南京政府决定设立中央银行。在西方，中央银行属于不与商业银行争利的“银行的银行”，但在蒋介石看来，设立中央银行是要形成官僚资本在金融界的垄断地位，开辟内战经费的新途径。对此，陈光甫坚决抵制。他向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中央银行应维持超然地位，不与银行争饭吃;二是发行兑换券应受地方法团监督;三是废两改元;四是调剂金融;五是辅助普遍银行而不予竞争。

　　南京政府岂能接受他的建议?中国实业、四明、中国通商银行一步步被兼并，连最大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被改组为官僚资本银行。到1935年前后，基本完成了官僚资本金融垄断体系。

　　陈光甫一生崇尚自由竞争和不干涉政策，当初支持蒋介石，就是希望借助他的势力建立一个安定、自由的竞争环境，可十几年过去了，陈对蒋感到失望。他清楚地看到政府对于金融的垄断决心，商业银行根本无法阻挡，只有委曲求全，避免直接与之交锋。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陈光甫沉痛地说：“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颇有引狼入室的感叹。

　　正因如此，陈光甫始终拒绝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他极为精明和清醒，从不参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始终采取超然态度。因与宋子文意见不合，产生了不少矛盾，他通过与宋子文关系密切的贝祖贻为中介，缓和矛盾。他送股票给孔祥熙，请孔担任上海银行董事，广泛结交国民党军政要人，但更注重维护南三行(上海、浙兴、浙实)间的团结。蒋介石为获得美援，曾让陈担任财政部长，他拒不接受，但为了应付，只担任贸委会委员和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虚衔，一步也不肯离开被他视为命根子的上海银行。

　　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曾送给陈光甫一副对联：“不变随缘，随缘善变”。这确实是陈光甫为人的真实写照。凭着“随缘善变”的本领和与美国的特殊交情，陈光甫在多事之秋的中国仍能如鱼得水，把上海银行经营成中国一流的私营大银行。

　　对抗通胀，对蒋彻底绝望

　　陈光甫认识到，要想在中国金融界长期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善于内部经营和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外，必须大力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以美国势力为后盾，抵制官僚资本对私营金融业的兼并和统制。1935年，南京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建立了法币与英镑的通兑关系。此举引起了美国的怀疑和抵制，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在伦敦收购白银，导致世界银价猛跌，中国白银无法出售，法币的外汇基金来源将要断绝，中国币制发生动摇。南京政府被迫派代表去美国寻求解决。

　　这为陈光甫依托美国势力提供了一个良机。

　　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与陈光甫是留美时的朋友，深知陈光甫在美国金融界很有声望，并且有许多同学在美财政部工作。尤其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原来是纽约化学银行董事长、总经理，与陈光甫的上海银行建立了多年的业务关系，陈与摩根韬有着很好的私交，陈深为摩根信任和尊重。所以，孔祥熙决定由陈光甫带队赴美谈判。

　　陈光甫在美国多方活动，将中国情况告知美方，最终双方达成谅解，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该协定规定由美国政府按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收购中国的白银5000万盎司，以售银收入作为法币准备，条件是中国不得将白银再售予其他国家。这样，法币便与美元建立了关系。陈光甫赴美谈判成功，不仅加强了美国政府对陈的认识和了解，也使蒋介石对陈另眼相看，不敢轻易兼并上海银行。

　　抗战爆发后，美国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不肯明确给予中国资助。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又想起了陈光甫，特别派他赴美接洽借款事宜。

　　1938年，陈光甫再度代表中国政府赴美磋商借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靠与美国财长摩根韬的关系和个人良好的信用，陈依然与美国政府达成两笔借款：一是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二是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为了保证桐油顺利出口，他在中国组织复兴公司，在美国组织世界贸易公司，专门负责办理桐油购销事宜，并亲赴中缅公路沿线，催促在仰光设立简易炼油厂，使桐油直接装船，尽速运到美国抵债。

　　由于陈光甫经手的借款都能按协议如期归还，他在美国的声望迅速提高。1941年，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夸奖陈光甫，称他为“中国优秀的金融家”。接着，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会成立，美国财长摩根韬直接向蒋介石提议由陈光甫担任基金会主任委员。蒋介石不得不屈从美国压力，也为了拉拢陈光甫，不仅委他为主任委员，还给他戴上了“国府委员”的头衔，并将上海银行指定为外汇特许银行。

　　依靠与美国的良好关系，陈光甫不仅在险恶的环境中保住了上海银行，而且扩大了业务。在“玩火”般危险的政治风浪中始终没有“引火烧身”。

　　抗战爆发后，陈光甫早已做好了应付必然出现的提存风潮的准备。他及时调整经营方针，大搞外汇和商业经营，果断撤销了濒临战区的30多个分支行，并及时在西南地区大量组设新机构，利用与美国的良好关系经营外汇。陈光甫不仅从商业经营和外汇经营中获得暴利，还从通货恶性膨胀中获得了好处。他将那些因战时交通阻隔未及提取的存款用于囤积商品和套购外汇。抗战前夕，它的存款总额折合黄金171万多两，到抗战胜利前夕，它的总额虽变化不大，但只能折合黄金1万多两，这就是说，战前它如果清偿全部存款，得变卖171万两黄金的资产，而到战争结束时，只需变卖1万两黄金就可全部清偿了。套购积累了大批外汇，陈光甫就不害怕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

　　抗战胜利后，陈光甫带着从战时重庆赚到的几百万美金回到上海。此时，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致使物价飞涨、法币贬值。陈光甫仍将上海银行的经营方针确定在经营外汇上，竭力积累美元储备。为了保管好上海银行的几百万美金，陈光甫在美国建立了中国投资公司、纽约通讯处、华懋保险公司等，将大批外汇投资存放在美国。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规定私营银行不得收兑、持有或保管黄金、白银、银币和外汇，一切外汇资产必须向政府申报登记，并将现金外汇移存中央银行保管。这无疑是对民族金融业一次赤裸裸的掠夺。上海银行被迫按规定申报登记外汇资产，达692万美元之巨。然而，精明异常的陈光甫由于早已将外汇资金转移到了美国，所以除了移存的现金100多万美元被国民党中央银行低价收购外，其余500多万美元，都有理由申述已有“正当用途”而幸免于难。数月后，金圆券政策破产，这笔庞大的外汇资产又回到上海银行手中。人们不能不由衷地佩服陈光甫的胆识和精明。

　　然而，数次“玩火”差点“烧身”的陈光甫，对蒋介石政权已经彻底绝望了。

　　在依靠美国这一后台躲过一波又一波劫难后，他飘然离开大陆，移居香港，脱离了可怕的政治漩涡，专心经营上海银行香港分行。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