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啤酒生产线:农民工打官司讨薪 案件搁置多年获审反赔钱

　　拿到一审判决书时，闫国栋和他的22名农民工兄弟，弄不清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

　　2009年6月19日，在经历了两年零7个月的漫长等待后，闫国栋终于拿到了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根据这份判决，陕西省第五届人大代表，第八、九届政协委员田景丰的家族企业——陕西景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丰公司”)，拖欠咸阳新达房屋建设公司(以下简称“新达公司”)约32.5万元的工程尾款，算是有了着落，但同时，新达公司因为“延误工期”，被判赔偿33.6万元。

　　两相抵消，20多名农民工几个月的劳动不仅“颗粒无收”，平均每人还要赔出近1千元。

　　“不止我们一家这样了。”闫国栋慨叹道，“农民工吃着自己的饭，流血流汗给他建工厂，如今六七年过去了，一分钱没拿到还要‘倒找钱’，我们讨回一点苦力钱咋就那么难？”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咸阳市多家建筑施工队后了解到，为田家的企业建房后拿不到全款，一旦选择对簿公堂，就会以“工程延期”、“质量不合格”等理由被反诉，最后往往连本钱都贴进去——这在咸阳做工程的圈子里，已经算是“公开的秘密”。

　　而闫国栋的遭遇，蹊跷之处还不止这些。

　　2004年起，每年年末，闫国栋都要在“躲债”中度过。

　　因为这年年底，新达公司为景丰公司建造的“综合制剂车间”完工了，按照合同约定，总造价为175万余元。同年10月21日，景丰公司已经占有、使用了这个车间，但有32万多元的工程尾款却迟迟未付，就此成了“死结”。

　　作为新达公司“景丰项目部”的包工头，闫国栋与最后留在工地里的农民工们年复一年，无钱可拿。2006年12月4日，新达公司无奈之下将景丰公司起诉至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然而，这场向田家追讨工程款的“斗争”，一开始便不顺利。

　　“案子搁到2008年6月才开庭，法院先就拖了18个月。”闫国栋告诉记者，“在立案后两个月、半年和一年的时候，我几次找过主管法官师晓黎要开庭，她都说‘最近忙，缓一缓’。找到院长赵贤平，答复也差不多。”

　　在闫国栋眼里，直到第15个月，《陕西农村报》以《15个月为何不开庭》为题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后，才有了转机。“3个月后，法院终于开庭了。”

　　但新达公司的代理律师张冬梅告诉记者，事情见报后，法院对之前迟迟“没动作”的解释，却换了说法，成了“案子曾被中止审理”。

　　蹊跷之事终于在一审开庭后查阅案卷时，有了答案。闫国栋在案卷中，发现了一份陌生的《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中写道：“被告2007年1月8日以其想与原告协商解决为由，提出暂缓审理此案。本院认为，在本案审理期间，被告提出与原告协商解决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应予准许。”据此，作出“中止审理”的裁定。

　　这份《裁定书》令闫国栋一时摸不着头脑：“一年多来，我们从来没收到过这么个东西，景丰公司那边没人找我们协商，法院也没组织过调解。这个《裁定书》是啥时候、怎么飞进案卷里的？”

　　他告诉记者，他怀疑这是一份假造的法律文书，“为的就是合法地拖，把我们拖垮。”

　　为弄清情况，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到了作出这份《裁定书》的法官师晓黎。她表示，当时肯定是双方都想调解，才能作出《裁定书》的。“如果一方不同意调解，《裁定书》就送达不出去。现在《裁定书》早送到他们单位了，都有送达回证的。”

　　秦都区人民法院主管民事审判第一庭工作的郝成院副院长，以及景丰公司董事长田景丰也都向记者证实，法院组织过双方调解。但当记者问到“何时调解”时，两人均表示“忘掉了”。

　　上面的说法，遭到了新达公司的强烈质疑。为此，新达公司在2008年6月18日，曾专门出具过一份书面证明，表示从没收到这份声称“中止审理”的《裁定书》，其间法院也没有组织过任何调解。“就算哪个公司领导收到了，他们也知道主要是和我们调解，公司肯定会让我到场的，现在啥都没有。”闫国栋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在师晓黎口中的“送达回证”上，签的是新达公司当时经理张西安的名字。但张西安在接到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咨询的时候，却对此事不愿回应。

　　《民事诉讼法》第13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应当在立案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18个月没有正当理由不开庭，已经超过正常审理期限1年了。”张冬梅律师向记者表示，即使单方面想调解，民事案件调解不成也要尽快判决，不能无限制拖延。“一来没见到报批延长的手续，二来去年1月下的《裁定书》，一年多还没进行调解程序，不知法院怎么解释。”

　　对此质疑，郝成院副院长向记者回应称，案子18个月才开庭，确实是因为曾组织双方调解而“中止审理”了。对新达公司“从未收到”《裁定书》的说法，郝成院则表示“新达公司里的人很多，有人收到了，有人不清楚以为没收到，这很正常。”

　　面对同一质疑，师晓黎却明确声称“18个月不开庭绝对不可能。”当记者提到《陕西农村报》时，她沉默片刻，说“案子时间长了，所有材料都在案卷里。现在记不清了，必须看卷才知道。”

　　蹊跷二：“讨薪者”诉讼费“一分不少”，“欠薪者”诉讼费“可以缓交”？

　　在向景丰公司“讨薪”过程中，闫国栋遇上的“拦路虎”不止于此。

　　2008年3月28日，景丰公司提起了反诉。同时，向法院递交了另一份表格，申请缓交反诉费6250元，理由是“公司近期资金困难”。

　　同年4月2日，这份《诉讼费缓交、免交呈批表》上，就签上了秦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建利的名字：“同意缓交，执行中收取”。

　　“隔了1年零3个月才反诉，若按‘6个月结案’的标准做法，早就超过诉讼时效了。”更令闫国栋感到不平的是，“为啥以咱农民工为主的施工方通过法院维权，必须先缴诉讼费，一分不能少，而实力雄厚的田家企业能不交诉讼费。这不是反过来了吗？”

　　国务院令第481号《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明确规定：“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可以不预交案件受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第3条也指出，进城务工人员追索劳动报酬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而景丰公司的情况，不在13种可以明确申请司法救助的范围之内。

　　“法律规定的救助对象不是他们，是我们。”闫国栋叹息着告诉记者，他们立案时需要缴纳的各种诉讼费用，加起来有8330元，但法院并不“救助”。“我们立案的时候非常困难，也跟秦都区人民法院立案厅面谈过，希望能缓交。但他们说‘你们不是以个人名义起诉，是有法人的，不交诉讼费的话就不能立案’。”

　　不立案工资就追不回来，闫国栋只有从亲戚朋友那里凑齐了这8000余元。与之鲜明对照的是，记者调查发现，田家企业在秦都区人民法院不交诉讼费，却几成“惯例”。

　　除了景丰公司外，咸阳中医肿瘤医院、咸阳中医肿瘤研究院都是田家企业。2003年11月28日，在咸阳礼泉县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礼泉公司”)向咸阳中医肿瘤医院追讨工程款一案中，医院以“两个基本账户被查封、冻结，资金困难，无钱交诉讼费”为由，向秦都区人民法院申请20850元的反诉费“免交”；2007年3月19日，在吴江万方空调净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江万方公司”)向景丰公司追讨工程款一案中，景丰公司又以“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该法院申请“缓交”。批准人均为秦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建利。

　　“在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诉讼费‘减缓免’范围里，不包括企业的商业行为。”张冬梅律师向中国青年报表示，即使申请救助，也要提交“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

　　法院批准田家企业的申请，究竟有没有证据？对此，郝成院副院长向记者表示“批准‘减缓免’诉讼费在陈建利的职权范围之内”。至于“有何证据”，由于陈建利目前已不在秦都区人民法院任职，因此他们“并不清楚”。

　　为弄清此事，记者来到距离咸阳市160公里的旬邑县，希望采访目前已升任该县法院院长的陈建利。但旬邑县人民法院以“采访必须有县委宣传部的批准”为由，拒绝了本报入内采访的请求。记者随即拨打陈建利的手机和办公电话，但截止发稿，对方一直不予接听。

　　对于申请缓交6250元反诉费的理由，田景丰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在新达的案子之前，我还有个跟礼泉公司的工程官司在打着。为了打这个官司，法院提前把我医院的账户封掉了。官司现在还没打完，账户也没解封，钱取不出来。”但当记者问及“没有资金，医院如何常年维持运营”时，田景丰没有正面回答。

　　礼泉公司的代理律师，正好也是张冬梅。“田景丰自己对外宣称有几个亿的资产，不存在资金困难的问题。至于那个没解封的账户，据我所知，里面的钱只有80多万，对田家企业来说是九牛一毛。”她质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