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哪有二手家具市场:张延龄:病榻思得录 “被现代化”该听听最草根的声音

字号：大 中 小 开篇先说个黄段子
——病榻思得录之一
    手背上插进了注射器，挂上了吊瓶，书不能拿了，字不能写了，另一只手端杯子喝茶也不那么方便了。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只好被逼无奈地想事情。就像信佛教习禅的人，虽然据说是“行亦禅，坐亦禅”，还说禅就是饥来吃饭，困了睡觉，那都是说说而已。要真正参禅，还必须摆正确跏趺坐的姿势，打起坐来，才有疑情好起，话头好参。我被按着结结实实打了八天吊针，一个架势躺着，越是身子不能乱动，脑子越是不能闲着，像参禅一样，乱七八糟念起念落地想了许多事情。过后想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谁知回头一想，才发现那几天什么问题都没有想透彻。开了许多的头都没有得到结尾，弄得我病愈出院以后还不由自主地继续想下去。想来想去，至今许多问题仍然没有想清楚。有的问题自以为想清楚了，其实也仍然是不清楚的，甚至是错误的。
    其实不一定解决问题，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来也是好的。提出一个“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经典问题，不比解决一百个、一千个鸡毛蒜皮的问题还有意义吗？咱的掺了一多半水的脑子提不出那样的问题来，能提个不重要的也好。只要是真问题，不是矫情的、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说与不说一个样的、根本就没有答案的或者答案明摆着却不便回答、不用回答的，像著名的“某某某之问”一样。老百姓有个歇后语形容提出那样问题的，叫做“见了丈母娘喊大嫂——没话找话说”！咱们没话宁可不说，也不必找话说。
    既然如此，想通没想通，想对了或者想错了，一股脑儿记下来也就是了。按这意思，提出问题而没有想透彻的也是一种收获。因此把我这些记录文字统名之为“病榻思得录”。出院以后想的，还算在“病榻”上的吗？也算。八十岁的人了，净病了。身体情况最好的时候也有三四种病，那是“存量”的病，可预见的不久就该百病缠身了，那是“增量”的病。总之我睡觉的这个破窝从此一直就是“病榻”了——尽管把这破窝称作“榻”太抬举了它。
    以上算是为我今后要作的《病榻思得录》所作的序言。以下是第一篇“思得录”。
    开宗明义先说个黄段子轻松一下。而且这真是打着吊针当时想起来的。那天我躺在病床上想到这里忽然笑了。引得同室的病友和陪护的家属都向我投来惊诧的目光。他们大概寻思我添了精神神经方面的症状了吧？
    我想起的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着”字是个多音多义的字。其中音“zhe”的助词，是汉语的现在进行式 ，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如“吃着饭”、“说着话”、“走着路”。我们这里方言没有翘舌音，说这个字发平舌音时，韵母有改变，不作“ze”（如则、仄、泽、责等字一样），而作“zi”，和“子”成同音字了。上面的例句叫我们当地人就会说成“吃子饭”、“说子话”、“走子路”。而且当地人说这个“子”字说得特别清楚响亮。儿歌：“说子说子来到了，披子红，顶子纱，头上戴子满头花”。在这里“吃子”就是正在吃着；“说子”就是正在说着，“披子”就是正在披着，东西还没有离开肩膀；“顶子”就是正在顶着，东西还在头上。
    有一位有名的电视主持人写了一本自传体的书，书名是《日子》。那么这“日子”，按我们当地的说法来理解，就是正在……
    那本书的作者，主持人生涯辉煌了二十多年。追捧者囊括了老、中、青和少年儿童四代人。记得我临近退休的那一年，单位里一个与他同姓的小同事死了爷爷，按例要以单位的名义送个花圈。我们几个人到花圈铺里买了一只花圈，请卖花圈的动笔写上下的“拜条”。上条应写“某老先生千古”。卖花圈的一时忘了他那姓氏的写法，问是哪个字？我们的一个伙计告诉他提了姓那个姓的一位古代书画家的名字，卖花圈的不知道；又说了当代一位副总理的名字，卖花圈的仍然茫然。说不明白，比划着写写吧。在桌子上用手指蘸了水写那个字，最后的竖弯钩还没写完，卖花圈的便明白了，说，你们早说“某某”不就完了！我们感叹，她的知名度比国务院副总理都高了。
    不过这二年那人很少露面了，偶尔露面显得也老了许多。她在家干什么？难道继续著书，写那本书的续集吗？那么，也就是她在家继续正在……她怎么忽然显老了呢？难道说也与在家正在……有关不成？按说做那事不但不会使人变老，相反的还是永葆年轻的一个秘诀呢！
    看我这篇小文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想歪了。我所谓“做那事”，而且还是“永葆年轻的秘诀”，是指写作、著书而言。不是说别的。据说写作虽然很费脑筋，但也是个很好的锻炼，和做那事一样，也能延缓衰老哩！ 一个笨问题
病榻思得录之二
    我的问题都是笨问题，想出来的道理都是笨道理。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古往今来凡摇唇鼓舌宣讲道理的人，为了把自己的道理打磨得光滑一些，打磨得不显太笨，常好引用圣贤名言。张三怎么说，李四怎么说，以表示自己的道理有根据，有来历。老派的人引国产的张三李四，新派的人引洋张三、洋李四。学贯中西的把土的、洋的引了个遍，唬的我们一愣一愣的。听完，愣完，回过味儿来，才觉出那些中外圣贤说的全是车轱辘话。这车轱辘是也可以往这转，也可以往那转的。两边对着把车子推过来推过去，议论、争论个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使两边推车的正宗传人都有钱挣，有饭吃，而老百姓听来听去，该不明白的照旧不明白，本来明白的也悠悠忽忽的不太明白了。到头来我们终于知道，这土的、洋的圣人、贤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和贤人，就是因为会说车轱辘话。说话直来直去的，硬砍实砸的人，当不了圣贤，并且很可能成为被圣贤以充足的理由杀掉的少正卯。
    用圣贤名言打磨自己理论的伎俩，有个很经典的形容和比喻：拉大旗作虎皮！这一套本领我一辈子都没学会。一则因为这一辈子颠沛流离没大得安生，读书读到的圣贤名言很有限。二则因为读到的仅有的一点书，记住的往往是《封神榜》上诸神的奇怪兵刃和奇怪法术（有些很像现代的尖端武器），还有梁山一百单八将的诨号，以及《笑林》上的精彩笑话。这些是不能用来打磨高深理论的。对圣贤名言，实在对不起，我的生性就是选择性不记忆的。脑子里就是挂不住那些好听的话。第三，小时候在棍棒和手板的威逼下，念熟过四本小册子（其实是两个小册子和一大一小两个单篇），记住了那上面的名言，记得想忘也忘不掉了，记得睡觉说梦话也比那些穿着长衫来招摇过市的先生们说得准确。无奈我对那些玩意儿全不以为然，更无奈的咱是个心口一致的人，是个实诚人，自己不以为然的话便不想当正经话讲出来，尽管它有很好的使用价值，尽管它能给说者带来许多的好处。
    笨问题、笨道理有笨问题、笨道理的好处。它从我们身处其间的草根阶层的生活实际出发，一旦想出个道理来，便不会像车轱辘一样往这转转往那转转。都是不能挪移的真道理。像豆棵上一定结豆子，稗草穗上一定结草种籽一样。让圣贤们玩圣贤们的游戏去吧，老百姓只管想老百姓的实在事。
    闲言少叙，且说我的笨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缠绕了几十年了。从一开始合作化，马上推行使用改良农具，后来又陆续用上了农业机械，这就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可是没提高效率以前，用镢刨、锨剜的时候，用木把犁耕地的时候，庄稼人春仨月闲一半，冬仨月全闲着。晴天没有风的时候，大家聚集在北墙根儿底下晒太阳，说闲话，东家长，西家短。还能听到经多见广的人讲古，听不顺耳了便和他抬个硬杠。高高兴兴一天的时间便闲过去了。可是提高效率以后，却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出勤劳动，过春节都要“大干开门红”了！怎么效率越高，人反而越忙了呢？
    科学技术进步到今天就更不必说了。上层人士的生活方式咱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只说普通百姓吧。有一个亲戚开大卡车跑大西南搞运输，一个星期跑一个来回。要按过去一年也走不了这么多路。再按他拉过去和拉回来的货物来说，过去一个人一辈子也难以把这么多东西隔这么远路子倒腾过来和倒腾过去。人的本事大了百倍、千倍，可是人并没能比过去更悠闲，而是更疲于奔命了。过去干那点儿活，一人劳动能养活五口人。现在什么样的好工作能养活三口人？现在有几个人不叫苦连天，不抱怨活得太累了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怎么有那么多的活要干呢？多干了那么多的活在那儿摆着呢？再说，过去那么低的生产效率，也吃了，也喝了；现在效率提高了千百倍，也不过吃喝而已，也没有两个肚子来装东西。甚至生活的实际质量反而不如以前。这样地疲于奔命有意义吗？  字号：大 中 小 悠闲的农业文明生活方式我经历了一个尾巴
——病榻思得录之三
    一九五一年土改完成以后，至一九五六年合作化之前，这中间的1952、1953、1954、1955四个年头，得算是中国历史上庄稼人活得很滋润的四年。土地改革使农村人口全部一下子成了自耕农。没有了赤贫者 ，没有了游民阶层，社会治安自然就好了。另一方面，农业的耕作方式，农村的村社组织、社会关系和风俗习惯等等，有的稍有触动，更多的则没有改变。一切生产、生活活动，都按旧有的秩序进行着。
    那时候农民的悠闲 ，说出来令现在的人难以置信。每年从立冬以后至次年的春分以前，这九个节气、四个半月的时间，坡里、场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农户在冬天顶多就是喂喂牲畜，打扫打扫畜舍，捣捣粪，等于每年有四个半月的休假。年轻人在这时候变着法子玩儿，各种戏曲、曲艺、游艺项目应有尽有。大些岁数的则组织香社和赛神活动。每年春天的朝山进香和旱时的祈雨活动，都要在冬闲时间费功夫排练的。这一切其实都是玩儿。一家娶妻、嫁女，大家热闹好几天。甚至死人发丧也带些娱乐的性质。这不是玩话，吊唁、祭祀不是表演？收礼待客，不是聚餐？要不怎么七老八十的人的丧事叫做发“喜丧”呢？
    冬闲的四个半月以外，其余那七个半月的“农忙季节”是怎么过的?刚开春至麦收前，是一段，砍倒了秋庄稼以后至入冬是一段。这两段时间因为天还短，实行“一套活”。就是每天吃完早饭下坡，干到太阳平西回家吃饭。每天也就是四、五个钟头的劳动时间。真正干全天的每年不过三、四个月时间。当然，麦收、夏锄的一个多月时间，从天明到天黑，每天干十二、三个钟头也是常有的事。总之有忙有闲，没有刻板不变的生活。
    自己的活干完了，就出去给邻居、本家打个短工。自己活忙了干不过来，就雇个短工。要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这里面是有剥削的。可农民不算这个账。他们把今天给人打短工和明天自己又雇别人做短工，看作是一种换工互助的方式，也是借机改善一下生活的方式。农民家庭如果没有外人吃饭，自己舍不得太浪费。可一旦雇了短工，就得给人家熬有荤有素的四个菜，自家人也跟着吃。晚饭还得喝两盅，微醺着送打短工的出门时，勾肩搭背，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也是庄稼人联络感情的机会。没经历过那种生活状况的，很难体会得到那种开心和惬意。
    一切都是自給自足的。种瓜菜的农户，把瓜菜挑到集上去卖，卖得了钱买回粮食来食用。种粮户有的连粮都不要卖，直接用粮食到织布的户家去换布，到油坊去换油，到酒馆去换酒。吃豆腐用大豆换，吃粉丝或粉皮用高粱换。零星细小用品还可以用鸡蛋换。当时有“鸡蛋换盐，两不找钱”的俗谚。小猪喂肥了，自己杀了，抬到集上去卖。眼下不缺钱用的，更乐意把肉赊出去，夏收后或秋收后一次性收账。还账的也不用钱，而是用小麦、高粱。双方都觉得省事，也觉得实惠。这种情况下，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几乎没有中间环节。
    当然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公粮（农业税）太重。占产量20％的税率，再加占税额20％的地方附加，共24％，比古代“什一之税”的老例子增加到2.4倍，恐怕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了。这一点只有老中农能感觉出来，贫农尤其是土改中新得地的贫农不知道。其次粮食统购统销，只是农民不习惯而已。他们觉得粮食还是放在自家的缸里、囤里才放心。其实卖过两回以后，慢慢感觉出来，减少了虫蛀鼠耗，并不吃亏。至于“剪刀差”，农民也是不知道的。因为没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把粮食卖给粮商粮贩，那剪刀差的剪子股儿恐怕更大。他们最有感觉的是入互助组，不如原来打短工的换工互助方式好。一来给别家干完活回家各人吃各人的饭，邻里之间原来聚餐联络感情的热闹气氛没有了。二则过一段时间按出工和用工多少互相找补的时候，一算账，出工多的仨瓜俩枣地得点粮食，用工多的沾了大光。用工多的户是土地多的户。那时土地多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老中农，他们多是种田好手，自己劳力强，用别人干活很少。有人甚至嫌别人干的活质量不好 ，不愿用别人的工。因此只有农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新得了较多土地，用别人的工较多。经过土改，农民都懂得了什么叫剥削。眼看这种剥削比打短工所受的剥削更重，甚至比当年受地主的剥削更重，岂能乐意？因此，每年春天上级来人动员组织了互助组，上级派来的人一走马上解散，互助组总是巩固不住。
    虽有这些小不如意，不过还是正面的因素是主要的：贫富悬殊不大，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太平无战乱，社会稳定治安良好。总起来说，农民的日子过得还是好的。至于地主、富农等阶层，在土改前后的遭遇及土改后的对待等的是非问题，是另外的话题，在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以外，可以不论。
    这就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活方式。按我的年龄，能亲身经历到，并且认真观察深刻理解的是它没完全瓦解以前的最后的几年。这种生活方式从中国农业社会形成至最后瓦解，延续了近三千年时间。中间虽有变化和差别，总的基调是一致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古代中国人生活的常态。
    我这样论断，一定会有人质疑：土地改革以前，贫富差别悬殊，农民的生活状态能这样好吗？事实是这样的：中国古代的贫富差别是动态的、周期性调整的，总起来说是差别不大的。偶有悬殊过大的时候，但时间持续都不会太长。因为第一，农业经济的投入产出比很有限，农民靠勤劳和俭省积累大量财富购买大量土地成为相当规模的地主 ，是很困难的；第二，古时贵族实行宗法继承，即嫡长子继承制，财产不易分散，但民间实行宗祧继承，即兄弟平分家产。这样即便民间地主达到一定规模，一次兄弟分家又分散成小的自耕农了。所以古代中国社会是小农经济占绝对比重的社会。第三，有财力能够兼并大量土地，成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的，都是贵族、官僚地主。一个朝代的末世，大量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在他们手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次不叫土地改革的实质性的“土地改革”。每次改朝换代，新的朝代总会分配“无主”土地或允许农民垦种“无主”土地。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多“无主”土地？这些土地原来的“主”都到哪里去了？这恐怕不用太多的联想吧？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土地改革”起码进行了十次以上。比较起来，只有最后一次共产党领导的这次土地改革最温和。农民分得土地的时候，这些土地原来大多还是有“主”的。
    许多不懂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人，对中国古代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大加诟病。他们只看到皇位像击鼓传花一样由这家传到那家的游戏，只看到这种情况下社会财富的破坏，没有看到这是中国农业社会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或再生的机制。这种机制解决了积累的社会矛盾，扩大和延长了这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存续空间。中国古代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代文化。没有中断的原因不论有几条，其中有这样一个自我修复机制，使中国社会成为超稳定的社会，这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成为超稳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应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修复机制在修复过程中像手术治疗癌症一样，割掉一些赘瘤，剪去一些烂肉应当说是合理的。
 
    中国这种超稳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在与西方工业社会发生碰撞以后开始动摇的。由沿海到内地，由城市到农村，由繁华地区到偏僻落后地区，晃动了一百年时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终于完全瓦解了。 生活方式的改变，别无选择！
——病榻思得录之四
    尽管科学技术的进步令人炫目，但是人们吃饭取给于第一产业这一点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第一产业即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人所共见，现在粮食、蔬菜、禽蛋、肉食的产量空前丰富了，可这些却是不足农业人口五分之一的半劳动力用业余时间创造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平均五口之家，能打能耍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一两个半劳动能力的老人或中年以上的妇女在家。又要照应小孩和更老的老人，又要应付村社组织中的公益事务，又要应付宗族、亲眷中的来往和庆吊应酬。这样剩下的时间就足够种好那点责任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应该更加悠闲才对。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呢？
    仔细回顾了过去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我慢慢悟出了人们现在疲于奔命的原因。
    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红薯、土豆从地里扒出来，茄子、南瓜从棵上摘下来，半小时不到就弄熟盛到了饭碗里，可以食用了。生产与消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可是后来不同了。有了远途运输，有了加工（深加工、过度加工）、包装（豪华包装、过度包装）、批发、零售、融资、保险、市场管理、培训、评比、广告、娱乐、夜生活……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事情都有了。这些都是在农业生产与生存消费的中间进行的，都是中间环节。不仅如此，增加了这么多的中间环节，相应的与这些环节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成倍或呈若干倍地增加起来了。我们就是在这些中间环节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中奔忙着的。
    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中去行不行呢？那是绝对不行的。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情况，那只是旧有的生活方式在穷乡僻壤环境中由土改后的狂欢所激发出来的回光返照。没有合作化也很快就要发生变化的。在通都大邑，经济繁华地区，这种变化一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那种生活方式为什么难以为继必须改变了呢？孤陋寡闻的小人物只能从身边说起。我所在的这个村子，土改时平均每口人三亩地。六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大批各方面精英人士通过各种渠道逐年迁出，摘掉了农业人口的帽子。尽管后三十年来实行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可是现在村子里每人却只有九分地了。也就是说，从前养一口人的土地，现在不仅要养三口以上的农业人口，还要养原有的和六十年来陆续迁出去的各方面非农业人口。而且他们还要比农业人口生活得更优裕。这些不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的人，吃饭也不是白吃的，也要造出各种名义来，才能公然来分这一杯羹。这些中间环节和相应的人际关系于是就这样产生了。现在我是不知道市场行情了。记得一开始有豆奶粉的时候，那时我还知道物价。那时我算过一个账：大豆变成了豆奶粉，价钱增了十倍。这个十倍的附加值，中间能养多少人啊！可是归根结底，吃豆奶粉和吃豆面窝窝、吃煮黄豆粒儿，营养价值都是一样的。别听广告的忽悠！吃豆奶粉的并没有怎样的“欢乐开怀”，“欢乐开怀”的是生产厂家、批发商和拍摄、播放广告的人们！
    苏芮在一首老歌中问道：“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我看这是个互相改变的结果吧。不要问合理不合理，生活就是这样的。合理的同时也是荒谬的。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就是更加荒谬的。自来水管里两天不来水行吗？两个小时不来电能受得了吗？这两样是现代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吧？可是过去世世代代都没有这两样东西，日子照样过得比现在潇洒！对下一代的教育重要不重要？现在令每个家庭不堪重负的三座大山就包括对子女的教育。可是过去世世代代多数人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他的父亲既是他学技能的老师，又是道德的楷模。这个孩子成长起来，照样可以在世界上立足，照样能成一个诚实、敦厚的，有生产生活技能和遵守社会生活道德规范的正常的人。有余力的上个二三年学，就成了明白人；能受到“十年寒窗”的，就成了社会的精英阶层。现在从幼儿园算起，十二年“寒窗”上到初中毕业，能中什么用？受完二十多年“寒窗”取得了博士，也未必进入了精英阶层，还得往博士后上去奔。人生的欢乐都在奋进、奋斗中耗尽了。为什么要变得这样呢？因为有更多的人要吃饭。这也是最硬最硬的硬道理！
    农耕的生产方式，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什么都好，就是投入产出比率太低，一定的土地上不能承载更多的人口。生产的增长是有限的，可是人们生殖的冲动是无限的。吃饱了饭欢欢乐乐地播种，人口很快就会超出土地所能承载的限度。菜畦子里的萝卜苗稠了，可以轻轻松松的去间苗。就是拔掉多余的，按最适于生长的间距留下应当留下的。活生生的人稠了，也能像菜畦子里的萝卜一样去“间苗”吗？事实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一直都进行着这种“间苗”。大自然用时疫流行的方式，人类社会用动乱、战争的方式不断地进行着“间苗”。古代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治一乱地演绎着“五千年文明史”。明亡以前中国人口的上限始终没有超过过五千万，就是这样残酷地“间苗”的结果。
    如果不与西方工业文明接触，中国历史恐怕还要以那样“播种”与“间苗”的方式循环着。一旦遭遇到西方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现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一定的土地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可以巧立名目变着法儿进行再分配，使更多的人一起伸筷子去抹钵子里的酱，但不必像过去那样残酷的“间苗”了。在这种情况下，竞相效尤地普及这种生活方式，像孟子所说的那样“由（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由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原始公社制进入奴隶主残酷剥削压迫奴隶的奴隶制，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样，由悠闲的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 ，进入现在这样令人焦头烂额的生活方式，也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回望曾经经过的田园生活，也就是怀旧一下而已。怀旧之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也只能这样走下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我们别无选择！ “被现代化”，也是别无选择的！
    ————病榻思得录之五
    1883年，在德国一位老卡尔逝世了，同年又有一个小卡尔出生。逝世的老卡尔是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出生的小卡尔是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因为创出了一个“轴心时代”的说法而出名，使我们这些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也知道了他的名字。
    尽管不能不服膺他的这一说法概括得准确，表述得也准确。但从感情上说真希望他的“轴心时代”说是闲扯淡。怎那么巧，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各个古代文明都相继出现了精神导师，并决定了他们各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他虽然没说这是天意，也叫人觉得有些像天意似的。这且不说，按他的说法，我们这个民族落后的根子，乃至至今遭遇到的困难的根子，在那个时代就种下了。真是这样的吗？
    古希腊的圣哲追求真善美，甚至把求真置于求善和求美之上的地位。而我们的圣哲只求善和美，不去求真。他们编造了一整套阴阳五行、河图洛书等等说法，编造得头头是道，用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他们满足于这种解释，便不再探索宇宙的奥秘，于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代，人家那边发展出近代科学来，由此催生了工业革命，进入了工业社会，而我们却在农业社会踟蹰了两千多年。
    我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驳斥老雅的一个理由来。老雅的说法只讲了结果，没看到过程。诚如他所说，西方的圣哲就那么几个人接踵而至，而我们这边是几十个上百个，既有接踵而至，更多的是比肩而出。其中也不乏求真求实的学派。最后也只落下那么几个人，乃是两番政治性选择的结果。先是秦始皇把他们一齐抿倒，后有“汉武帝～董仲舒搭档”独尊一家，把其他学派完全封杀，彻底断了他们的生机。经过这两场选择，求真的哲人及其学说便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垢中了。如果中国文化不遭这两场劫难，说不定科学先在我们这边昌明，工业革命先在我们这边催生呢！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两茬文化劫难都真实地发生了，最后才出现了这既定的结果，这也是我们民族的宿命吧？
    秦始皇和汉武帝们也不是白痴，他们的选择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民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片土地西、北方向有高山、大漠，东、南方向有环绕的大海，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辽阔的疆域，肥沃的土地，适宜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只要贵族统治者不过分胡来，就能在他们尽情享受之余，还能使他们治下的黎民勉强活下去。这样贵族统治者们就满足了。为了保持这种现状，他们不希望民众强健和有智慧。“虚其心，实其腹”，“常使民无知无欲”，对他们没有威胁。所以在诸子百家中，最阘茸、最不会犯上作乱的一家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很自然的了。至于对付外族的入侵，由于周边民族的生活环境都是比较严酷的，因此他们侵入进来是很不容易的。可一旦能够侵入的都是非常强悍的。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付他们的办法，当外族处于弱势时，则“厚往而薄来”，一份进贡返回十份赏赐；当外族处于强势时，则“岁输银绢”向人家进贡。总之是用百姓的血汗钱来买和平。所以对外软弱屈辱，对内残酷镇压，是中国五千年古代文明史的常态。非常讽刺的是，被迫向外族进贡财物“岁输银绢”的时候，对内部的臣民还说成是“赏赐”。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只存在了一年的南明弘光小朝廷，在清朝已定鼎北京的情况下，他派遣左懋第赴北京议和，在决定遣使讲和通好的御前会议上，还决定了每年对清廷“赏赐”的定额作为谈判的条件呢！政治语言，外交辞令拆穿来有时是很不要脸的。明眼人看透了真没法对他们产生敬意。可是就有许多人崇拜那些帝王将相，对舞台、银幕上上演的贵族戏和现实中贵族们上演的“跳加官”看得如痴如迷。真是没法评估这些人们的智商。
    在西方，希腊、罗马以后，直至文艺复兴以前，在他们的科学尚未昌明以前，或者虽有科学发现但还没转化为生产力（和战争能力）之前 ，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用冷兵器作战来“间苗”，解决人口超载问题的。不过他们性野，不仅“间苗”，还常常侵占别人的地方，把自己过稠的“萝卜苗”移栽到别人的“白菜畦子”里。他们的战争是很惨烈的。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大多是击溃对方而已，所以有“兵败如山倒”的说法。他们却是真杀实砍。无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希波战争，还是后来进行多次至今在西方很敏感不愿多提的那些战争，讲具体战役，不论是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还是萨拉米湾海战等等，都打得很热闹。从人口比例来说，都比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多得多。不信可以算算账：“二战”时世界人口接近二十亿，死了几千万，才占多点比例？他们古代一场战争下来，不乏死人大半甚至一个民族被基本消灭的事例。这不难理解，现在已经有两三代人不知道战争是怎么打的了。以我们那代人所见到的战争来说，双方火力对射的时候死人有限，最后解决战役要拼刺刀，即白刃战的时候才大量死人。那么，古代冷兵器时代，大小战斗都是白刃战，死人怎么不多呢？他们的”嗜杀，是民族性使然，还是他们的圣哲教导的呢？
    有一位伟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有一个奇特的想象：“倚天抽宝剑”，把昆仑山“裁为三截”。如果更进一步，在更早的时候，挥一把更长的宝剑，把地球一劈两半。使两个半圆球在同一轨道上一前一后地翻身打跟头，一定非常好看。在戏曲毯子功上，翻跟头也是有各种名色的。那凸面向前的半圆滚得像戏曲毯子功的“摔抢背”，那凸面向后的半圆滚得像戏曲毯子功的“过前桥”，为宇宙太空增加多少热闹啊！好看事小，热闹也事小，更重要的是这样两种文化就永远不见面，各自按自己的规律发展了。但是荒诞的想象不能代替残酷的事实。二百多年来，东西方文化还是发生了碰撞，碰撞的结果，孰强孰弱判然分明！
    当白种人踏上中国大地的时候，如果中国人口保持在明亡以前不超过五千万的数量，他们会像在美洲新大陆对待印第安人一样，对土著民围捕、猎杀，没有杀绝的驱赶到荒漠的“保留地”里去，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喧宾夺主的白人社会。但是当白人登上亚洲大陆时，南亚次大陆人口已达两亿多，东亚大陆已经接近四亿，已是杀不尽也赶不走的了。这使他们不得不改变那对印第安人用过的方法，对南亚次大陆实行征服和派官治理。对中国连这也做不到，只能通过代理人治理。中国大陆没有成为喧宾夺主的白人社会，应当说得益于清朝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实行“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此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使此后二百年时间，人口翻了三番。从此中国的穷根就种下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就灭亡了。究竟是对是错？最正确的同时也往往是最荒谬的。人口问题永远是说不尽的话题。但杀戮、驱赶的手段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地广人稀的地区他们首选的仍是杀戮、驱赶的方式。如俄国对江东六十四屯，如日本开拓团对东北三江平原地区，包括前不久中国官员为他们建墓立碑的方正县那大片地方。
    为中国近现代历任的最高统治者说句公道话，也是令外国侵略者丧气的话，一百多年，他们并没能找到一个统治全国的最高代理人。从道光、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到袁世凯、段祺瑞，凭良心说，他们都不是卖国贼。他们都在国力强弱悬殊的情况下，艰难地维护着国家的利益。至于后来两方面的两位领袖人物,无论他们的成败功过如何评说，但在民族大义方面，都可以用伟大的民族主义者称呼他们。历史人物中只有一个人不保险，我不说他的名字，懂历史的也能知道他是谁。他极想得到却从来也没能得到全国最高的统治地位。为得此地位，他向日本、向苏俄都曾或明丢媚眼，或暗送秋波。早死成全了他。（而他的追随者、职位继承人和遗嘱执笔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却当上了日本占领区的最高统治者，这是否是继承了他的遗志呢？）
    帝国主义者找到的只是一些地方性代理人，包括各地大小军阀、政客以及依附他们的帮忙或帮闲文人，挟洋自重的买办及他们雇用的地痞流氓，也有一些能与洋人扯上关系的土豪劣绅等等。这批人是中国近现代最黑暗、最落后的社会势力。两茬革命都没能把这些污泥浊水冲刷干净。只是因为“二战”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列强国家性质的变化，使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和社会集团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这个阶层的上层人物中某些所谓“见圈儿就跳”的灵活者，所谓“那营胜往那营跑”的变色龙型的个体，最终还是在荣华富贵中“寿终正寝”了。还是自然规律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抹去的。他们人虽然没有了，但是其散魂游魄还在大地上游荡着。因此才会有对外国一次捐助救灾款数十倍于国内同等规模灾害救灾款的国企老总，才会有为杀戮中国同胞的侵略者立功德碑的事件。估计这种立碑事件今后还会改头换面以另种形式出现。刻石工匠一时还没有失业的危险。
    鸦片战争见识了外国人的洋枪火炮，才知我们是真的不行了。于是先贤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一开始以为只要我们也有了他们那样的武器，就能够战胜外敌。做到这一点也并不难，仅用了四十多年时间，连买带造，就赶上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到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船比对方的坚了，炮也比对方的利了，数量更是大大超过对方。谁知结果失败得更彻底。鸦片战争实际上只是被吓倒的，甲午战争却是实实在在被打趴下的。至此，有眼光的国人才意识到，掌握最先进的武器和战争技术，并不是必胜的手段。失败的原因在社会制度上，更深的根子在文化传统上。这才开始了从人文、社会方面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不仅中国如此，白人世界以外的一切被侵略的国家民族都面临同样的任务。二百多年来，学习得有快有慢，总的成绩不佳，还没有谁能达到满分。障碍还是因为各自的文化传统。比较起来日本走得快一些，这也很自然。因为它没有什么文化传统，仅有的，也不过是原始野蛮的神道教传统。在文化上它一无所有，一直是寄人篱下的。它先学中国，后来脱亚入欧，就像先寄居在姑夫的篱下，转而离开姑夫寄居到姨夫篱下，它自己觉不出什么不对劲儿来。
    尽管举步维艰，障碍重重 ，但毕竟时间太长了，西方的一切还是深深地改变了我们。像一个著名豫剧唱段唱得那样：“您要不相信呀，请往咱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千针万线……”都是化纤料、机器织造生产、西方样式、现代市场经济的销售方式卖到我们手上来的。不仅这一方面，几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衣、食、住、行、性，全部都西方化了。“性”也西方化了？是不是说笑话？不是！性事，我们虽然没见过洋鬼子怎么做，可照理说应当是不分东西方的。从本质上说，甚至一切哺乳动物总体上都是一样的。此所谓西方化，指性观念、性意识以及两性双方的地位、关系，和婚内、婚外性活动的明制度、潜规则，都已经西方化了。
    2003年我开始乡居的时候，受怀旧心理支配，一心想搞个纯种的当地品种的小狗来喂养。天天跑宠物市场，什么样的洋狗、杂种狗都有，就是找不到纯种的中国狗。托了六七家亲戚在乡村中物色，也没有物色到。我这六七家亲戚不光是邹县、济宁的，还有微山、滕州和平邑的。涉及到山东南部济宁、枣庄、临沂三个地区（市）。少半个省找不出一个纯种的土狗，可见活着的、运转着的、应用着的事事物物都已经西方化了。只有古董、文物是纯传统的。但是纯传统的古董、文物，其包装、贮存、管理、鉴定的制度、方法、技术也都是学来的洋玩意儿了！《管子》说：“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似这样，近二百年浸润、熏染，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改变，乃所谓化也。
    西方化即是现代化。现在又有个新提法叫“世界化”。世界化说到底也是西方化！方今的世界，包括西欧北美，也包括黑非洲。世界化是西欧北美“化”了黑非洲，还是黑非洲“化”了西欧北美？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在农村教小学的时候，见有一段时间里百分之百的中小学生作文，要为现代化“奋斗”和“贡献一切力量”，好像很主动、很积极的。其实非也！论述向西方学习的名言，可算是举不胜举。但说得最准确、最直接的是一位伟人说的“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个被动句式。不仅中国，一切国家民族，在强势的外来文化面前，改变自己的传统，都是被动的和有选择的。既有拼命竞逐，趋之若鹜的方面，也有步步为营处处设防，因特殊情况特殊利益而坚决不搞的方面。但是这些坚决不搞的方面，比起已搞的来，“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真是微乎其微。而且这点坚决不搞的，终将被周围已搞的泡软了，磨滑了，变得不那么坚了、决了。最终的改变也是很尴尬的。譬如本人也有两项坚决不搞。第一坚决拒绝洋冷饮，第二做菜坚决不用洋调料，只用传统的、国产的油盐酱醋。可是近闻山西老醋在添加剂上也出了问题，这怎么办？
    “被现代化”，也是别无选择的！ 对待生活方式的改变，该听听最草根的声音
病榻思得录之六
    对待由于“被现代化”导致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最上的精英阶层，从西方文化一开始登陆中国大陆，就产生了根本对立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接受、欢迎和积极推动，一种是反对和不遗余力地抵制。“庚子拳乱”之际先后丢了命的许景澄们和徐桐们的两派且不去说了。此后的欢迎派，不论是孙中山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论，胡适的“全盘西化”论（朦胧觉得这四个字好像不是他亲口说出的），还是鲁迅的“拿来主义”论，他们都是些什么主张，也许像风一样从耳廓旁边飘来过，可是并没记住一句。但有一个总的印象，他们都没说西方那种生活方式是天堂，倒是都有些不得不如此的勉强的成分。所有他们的一切理由，可以用一位伟人的一句话来概括：“落后就要挨打”。对这位伟人的其他方面暂且不说，单就语言文字的表述运用方面，我至今叹为高山仰止。
    保守的一派从开始以来代不乏人，但却一直缺乏理由和说法。这也难怪，真正的动机是为了保住个人或集团的私利，这不好说得出口，只好说假话。可是在资讯未遭封锁的时候，假话很容易被揭穿。资讯遭到封锁以后也只能骗弱智的人，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非常明白，不会上当的。他们只有借固有的纲常伦理说事。虽然固有的生活方式说不上是天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说不上是地狱，可是丢弃了纲常伦理，就变成了禽兽。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惯技。从孔老二就慨叹“礼崩乐坏”。真不知在他们眼里什么时候曾经礼不崩乐不坏过。再者，他们的形象历来都很不好。君不见眼下最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是腰里别着手机，书房里享受着空调，巴砸着嘴品着美国雀巢加伴侣，千方百计地、死皮赖脸地在电视上露面，用网络手段宣扬他们那一套理念。说明他们的保守是有选择的，接受也是有选择的。给人为人不真诚、言行不一致、品行不端正的印象。
    中间阶层人数众多，在生活中随波逐流，其中有思想的人不多，或者说这个阶层是不产生思想的。他们提倡知足，也很容易满足。头上长着别人的脑袋，容易受各种宣传的蛊惑。他们制造虚幻的幸福感来自我陶醉。一时一事满足了便认为是幸福了，就是一时一事感到不满足，也认为幸福只离他们一步之遥。其实幸福是个没有客观标准的、抽象的、纯感觉性的概念。它永远和你若即若离，你永远也捉摸不到它。你只要把它当了真，就是已经被误导了。这个阶层安于现状，只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因为随遇而安，所以他们对于近现代以来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不敏感，没有明确态度。
    底层人群最容易受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因此他们有明确态度和看法。只是他们的声音一直被掩埋着，发不出来。
    没有发出来的声音，你怎么知道？孔老二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我比他还贱。他仅仅是“少也贱”，我却是到老来一直在贱着。因此我也是多能鄙事的。我这一辈子至少从事过十种以上的最底层的职业劳动。当然都没有干好，都是业余水平。只有按传统耕作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是合格的，达到了专业农民的水准。因为从事过多种职业的劳动，所以接触过各种职业的底层人群。
    有位伟人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对此我原则上赞同，不过另有一点补充见解。我的看法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也最聪明，只有中间阶层不聪明。不过高贵者与卑贱者的聪明又有不同的情况。高贵者，从在妊娠中到进入坟墓前都享有优越的环境条件、教育条件、营养条件、医疗条件，身体和心智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聪明的。其所以行事表现为愚蠢，是因为他们背负着个人的和集团的私利的包袱。包袱的大小与愚蠢的程度成正比。所以伟人的论断还是正确的。高贵者作为一个整体最终是愚蠢的。
    当然高贵者也不是全部愚蠢。尤其是他们的上层，大多仍然保持着聪明。但是聪明与智慧有层次高低之别。他们因私利的拖累，往往上升不到智慧的层次。他们往往只看到眼前的、小的、非终极的利益，而看不到长远的、大的、终极的利益。这样执迷不悟，其结果与愚蠢无异。譬如近期在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伊拉克战争之后，卡扎菲主动放弃核计划，与西方修好，应当说是聪明的。可是老卡能与西方的宿敌握手言欢，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人民好一点呢？即便做不到这一点，在事情初起时怎么就没能做到放弃权利选择流亡呢？那样下场不失优裕的生活和全始全终的名声。做不到这些，光与美国交好有什么用？穆巴拉克与美国的关系比你老卡铁多了。美国连老穆都能抛弃，何况你老卡？你也没看看，美国一路走来抛弃了多少朋友！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不掉转活架子，像伊拉克的老萨一样保持着反美英雄的名声，死也死个值得！可见当初的改弦更张不过是一点小聪明，最后的坚持更是绝对的愚蠢。
    以上是一家一人的小聪明。大至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都能犯这种小聪明的错误。“二战”进行到四十年代之初，日本人面临一个重大抉择，这抉择不但关乎日本一国的命运，也关乎到全世界的命运。这就是北上与德国夹攻苏联和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二者选一。谁能说小鬼子不聪明，不会算计？那可是日本天皇宫中御前会议上的选择呀！他们可能只看到南下是熟悉的海洋，是橡胶，是石油，而北上是严寒，是荒凉，是三次小的战争尝试的没有得手。选择的结果如何，自然不必说了。当时如果北上，“二战”格局便不是已然的这个样子，便不是一场壁垒分明的战争，而成了一场混战。它与英美始终不撕破脸皮，不论西线耍什么猴戏，它在东线都能够保住远东大片土地，使日本成为一个有海洋也有大陆的国家，改变日本立国的根本弱点 。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何以见不及此？还是小聪明的缘故。
    或曰：历史不能建设。是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搞历史的人不能假设，我们藉历史来说明一些事理，为什么不应当设想一些别的可能呢？如果熟悉历史不是为了从历史中悟出一些事理，那和愚夫愚妇大瞪着两眼看《还珠格格》什么区别？
    卑贱者因为承受着生活的压力，绝大多数人都被压得麻木了。其中很少数没有麻木的，却往往表现为极大的聪明，有的达到智者甚至哲人的水平。我就有这么几个长辈，也可以说是最底层劳动的老师和忘年的老朋友。他们不仅生产技术高超。我告您说，播撒芫荽种子和扒锄头遍高粱苗子的技术，绝对比扳个电闸、拉个操纵杆、踩个离合器、按个破电脑键盘复杂得多。这且不说，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之透彻，绝对非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可比。他们没受过什么教育，甚至没上过学，不识字。可是当年把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骗得晕头转向的那一套，他们从来没有理睬过。那些貌似庄严、神圣的东西，他们只消只言片语，就能彻底地予以解构、祛魅。从他们身上我才充分体会到知识和智慧是两回事情。相反越是那些饾饤獭祭的知识丰富的学究型人物，越缺乏灵气，缺乏智慧。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就像人产生了智慧同时就丢失了一些本能一样。琐碎知识影响了智慧，智慧冲掉了一些本能，深层原理可能是一样的。我想我要是早与他们在一起，能少遭遇多少波折呀！学了他们的智慧，我就能做到既躲开吃亏的事情又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到老来俯仰无愧，多么好？可是，我要不是被打入地底下，怎么能得到接触他们的机会呢？
    我与他们相处的时候，现代化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孔不入。那时我们所接触的现代化，也不过一年有两次广场上栽杆子扯白布放黑白的电影，屋墙上挂个黑色硬纸板做的有线广播盒，吸烟点火用个汽油打火机，穿条化纤裤子还是用过的日本化肥袋子改做的。可是那时他们就敏感地对这些“新事物”有许多看法。他们的看法是理性的、公允的、务实的和虑及久远的。他们既不盲目反对也不盲目欢迎。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现代化的一切更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事实不是消解了而是更加证实了他们当时的忧虑。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以后没事的时候，我将按当时听到他们的所说，看到他们的所做，结合此后的事实和我的认识，把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一番对比。 我的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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