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称通胀与4万亿有关 钱被用来新建政府大楼

2011年08月30日 06:53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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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此次通货膨胀，特别是蔬菜、肉、蛋等的价格高企，对人们生活质量带来了明显影响。广大百姓希望专家和官员不要轻言“拐点”，或对通货膨胀视而不见、遮遮掩掩。“千正确、万正确，实事求是最正确”，人们期待不要总在不切实际的数字上做文章，要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下北京市蔬菜和住房都较两年前出现成倍涨价的真实原因，以寻求治理“通胀”的有效办法。

资本错投是通胀主因

对这次通胀产生的背景和根源，众说纷纭，其说不一，有说存款利率过低造成的，有说外来热钱导致的，有说国际上大宗商品涨价带动的，还有说是农民工短缺、工人工资上涨引发的等等。

应该说这些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对这次通货膨胀或多或少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近年物价的大幅度隐形上升，绝不仅仅是由这些原因造成的，以上诸多因素只是表，不是本。

当货币明显过量和不切实际地过度投资时，通货膨胀就会生成。货币超量→过度投资→资产泡沫→物价通胀，这就是通货膨胀的基本逻辑和路径。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海工作，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北海宣传鼓动的影响，全国各地、港澳台和外国一些商家，于1992年带着大量资金走向北海，过量的货币流入被用于投资购买土地、修建房屋，并导致资金大量涌向社会，约两年时间就把北海的物价指数推到43%。当时中国有2800家房地产公司，北海就占了1430家，北海的建筑设计院就有125家。

有一次，一个公司上市，三天不到的时间，就有240亿资金流进北海。很多企业在银行大力支持下，不切实际地过量投入，加大了社会的流动资金泛滥和经济泡沫的生成。因此，物价就自然推高了，通货膨胀就严重发生了。

我国这次通货膨胀的不断被推高实际与银行货币过量，和推动投资过度，以及资金大量流向社会有关系。也可以说这是经济泡沫形成的前兆和表象之一。

2003年以来，金融部门的高速扩张显著超出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央行总资产2002年底5.11万亿元，到2010年上升到26万亿元，增长4.09倍；银行总资产2002年23万亿元，2010年增到94万亿元，增长3.09倍。广义货币(M2)2002年为18.5万亿元，2010年达72.5万亿元，增长2.92倍，而同期经济总量只增长2.31倍。央行、银行资产和广义货币的增幅都比经济总量增幅快得多。

货币的过多，投资流动过大，必然推动过量投资。如果投资都是能够较快产生效益或可以带动对资金的吸收的话可能还要好一些，怕的是过量投资或根本不能产生供应或不能马上产生效益，势必就要出现泡沫，并引起通货膨胀。

过量投资的爆发与抗金融危机有一定关系，为了加大投入刺激经济复苏，防止危机加重，2009年，中央决定投入4万亿元，这是完全必要的。

但这次投入的扩充，主要投向了政府和国企部门，致使一时间项目的摊子铺得巨大。包括高铁、公路、机场及很多所谓的“循环经济”无限扩张，此期间几乎所有国企都进入了房地产。拿到钱的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用着国家廉价的土地、廉价的资源，创造的效益却常不是很高，又多进行了自我分配。

举两个亲眼所见并做了实地调查的例子：

一个很大的国有煤炭企业，他们用煤矸石造砖和利用煤中的另一种石头造高岭土，都建了漂亮的生产工厂，花去大量投资。但是由于产品找不到市场，致使规模宏大而且十分现代化的工厂，处于停产状态。

某欠发达城市，人口300万，上世纪80年代市政府用房仅1500平方米，90年代建了新的办公大楼，前几年又不满足了。于是在大投资的形势下，又新建了市政府大楼，总面积有12万平方米，用掉资金12亿元。市政府广场1.5平方公里，连同办公场所占地，宽1.5公里、长2.5公里。

扶贫济困制通胀

针对以上通胀形成的真正原因，在回笼货币和遏制货币膨胀之外，国家更重要的是要用好国家财政和改革金融投向。为此建议：

理顺和改革银行增长模式。尤其要切断银行货币增长与银行内部人员的收入挂钩，降低货币增长冲动。

坚决改变货币的投入走向，转变重大轻小、嫌贫爱富的旧习，降低低效投入、无效投入。应下大力气支持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很多国家千人拥有中小企业45个，而我国仅有10个，中小企业过少，创业政策过严，不利于百姓创业，不利于中产阶层成长。我国大学生创业人数仅2%，同国外15%～20%相比，创业人数要少得多。我国第三产业至今仅占42%，同发达国家60%～70%相比，尚有巨大发展空间。只有改革货币投入走向，无效投入才能减少，通胀的危险才能降到最低。

改革财政转移制度，加大对社保支持力度，扩大社保覆盖范围。我国财政每年增长20%以上，8万多亿的巨额资金如何分配、如何用好，这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对治理通胀和防止通胀延续发生具有重大意义。

应该大力提高居民社会保障投入。目前我国社保的全口径投入占GDP 6%，占财政12%，如果把财政预算中的非财政收入一并考虑，社保占财政总支出约为7%多一点，这同国外社保占GDP 25%～30%，占财政35%～45%相差甚远。为了增强居民的抗通胀能力，提高社会消费能力，我们应该改革转移支付常规、降低行政开支，并压缩那些隐藏有腐败漏洞的公共产品建设和投入。

对国有垄断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职工收入特别是对管理层的收入，要制定必要的法律予以约束。我国现在行业收入差距高达1：15，而日本为1：1.6～2，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为1：2.3～3.1。这样大的收入差，实际上与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分配、高收入直接相关。对此，必须引起重视，加强监管力度，防止收入差距拉得更大。

严控房地产发展，管好用好土地。要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保障住房，解决刚性需求，并妥善处理银行此前对房地产的贷款及进一步抑制银行向房地产贷款冲动，以防止带来后遗症和防止泡沫破裂。还要打击银行少数人与房地产商相互勾结，通过向房地产公司高管大量贷款，倒卖房屋，沆瀣一气，从中谋利。

全社会都要加强道德建设，要加强济贫工作。据调研，某直辖市青年犯罪在监狱中占75%，其中75%是因盗窃抢劫；郑州公安局为打击偷盗泛滥成灾，专门培养2000名大学生，上街协助抓小偷。一个社会，有如此多的盗贼，说明我们的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同时也表明我们的济困工作没有跟上。为此，我们政府的财政结构，要改变支出走向，调整财政的支出，按胡总书记提出的创新社会管理，多从治本上下一番工夫，把这些做内保的钱用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用在扶贫济困上，以减少穷人，减少犯罪，这样，我们的社会会不会更安全，会不会更和谐？

2011-08-30 08: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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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0日，全长近50公里、工程造价逾700亿港元的港珠澳大桥，竟被一位家住香港东涌的66岁老太，通过法律途径挡住建设步伐，计划2016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工程或许无法如期完工，并且有可能造成数十亿元的经济损失。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太为何却要关注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香港高等法院为何会支持她的诉求？香港民众明明知道大桥工程延期会带来数十亿元的经济损失，又为何对老太的司法诉求予以理解与认同？
　　
   港珠澳大桥最早要追溯到1983年，香港商人胡应湘率先提出兴建连接香港与珠海的跨境大桥。1987年，珠海市委市政府开始酝酿开辟珠港跨海通道，并于1992年正式开展可行性研究。2003年7月，国家发改委在原有项目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再次进行论证，确定兴建港珠澳大桥。2009年10月，在香港、澳门、珠海三地紧密协调合作的基础上，港珠澳大桥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被国务院批准。同年12月15日 ，港珠澳大桥内地段正式开建。

然而，当大桥内地段已经开工一年有余，大桥香港段却迟迟无法开工，因为一位香港老太朱绮华认为港珠澳大桥的两份环评报告，没有评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悬浮微粒的影响，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因而要求推翻有关决定。最终，香港高等法院在认真审核后认为港珠澳大桥环评报告不合格，要求环境署予以撤销环境许可证，导致大桥无法开工。

高等法院之所以支持朱绮华的司法复核，是因为法官认为环保署长批核的环评报告，欠缺关于空气质素的独立评估，未能符合港珠澳大桥研究概要及技术备忘录的要求。有关环评报告只提出兴建两段道路后对空气造成的影响，而对于不兴建两段路的空气情况则没有给出数据，所以缺乏基础作出判断。

一位六旬老太，能够以司法援助的形式“叫停”造价高达700亿元的港珠澳大桥，并且令政府相关部门作出让步，并不是这位老太有什么靠山与背景，而实在是因为香港拥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与成熟的公民社会。

香港老太的所作所为凸显出公民社会的基本公民权利。这一权利主要包括知情权、话语权、公共事务的公开性与开放性、公民的参与意识、法治原则。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报告，跟朱绮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会对她的个人利益带来直接的损失，但她却依然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这彰显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同时又体现出公民对政府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与话语。

朱绮华的胜诉反映出公民社会可贵的司法独立精神。在传统专制社会中，独立的个人要想和强大的官僚体制抗争，几乎是不可想象和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但一位体弱多病的老太太却敢于与强大的香港政府叫板，并通过法律途径获得程序正义，最终“叫停”港珠澳大桥的开建，依赖的便是香港独立的司法体系。因为在香港这个社会，人们可以依赖法律，政府愿意尊重法律，“全社会都能够在法律的高度上去认识问题，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而不是让法律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与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