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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探索联系，评估影响
1993年，国际社会首次承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VAW，violence against women）属于人权问题；人们也越来越认为，VAW既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可待续发展的障碍。然而，发展实践者即使致力于通过其各种计划和倡导活动消除VAW，有时也不确信他们的这种行动属于减贫议程的哪一部分。本文试图将VAW定位于贫困问题，利用各种资料来源，勾勒出消除VAW、贫困及人类发展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文章接下来分析了围绕对以消除VAW为目标的计划进行影响评估时存在的问题，并列举了一些评估具体项目的例子。
导言
在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国际社会首次承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violence against women，VAW）属于人权问题，而人们也越来越认为，VAW既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可待续发展的障碍。然而，发展实践者即使致力于通过其各种计划和倡导活动消除VAW，有时也会有疑问——他们的这种行动属于减贫议程中的哪一部分？另外，在探知其行动计划对VAW产生了哪些影响方面，像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OI）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也历尽周折，因而难以找出有效的干预措施。
本文试图将对VAW问题放在贫困问题中讨论，利用各种资料来源，勾勒出VAW、贫困及人类发展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文章接下来分析了在对以消除VAW为目标的计划进行影响评估时存在的问题，并列举了一些如何评估具体计划的例子。本文以国际乐施会委任进行的一项研究为基础，旨在为有兴趣解决VAW问题的项目人员提供支持。
在1993年《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联合国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定义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在身体、性或心理方面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人生活中”（联合国大会，1993年）。
VAW并非是边缘问题或发展当中的小问题。虽然出于下文所述的多种原因难以对它进行衡量，但是对文献的简要调查表明，VAW问题程度严重且广泛存在。无论其表现为具体行动，还是明确或暗示的威胁，VAW均来自于两性之间的权力失衡并且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失衡。VAW于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层面均存在。在这些层面上，男性均利用暴力强迫或限制妇女，并将其作为武装冲突中的一种策略。VAW是一个重要的人权问题，既因为它本身，又因为某些男性将其作为一种手段，以阻止妇女认识其他权利的——无论是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民事权利还是政治权利。
妇女在各个方面受到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具体情形取决于收入、收入控制方、社会地位、职业、种族、宗教及性等因素。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在妇女一生的各个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韩、印等国存在基于性别的选择性堕胎和杀婴现象，印度存在的嫁妆谋杀现象，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存在虐待老人等现象。
《联合国宣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妇女非政府组织多年运动的结果，是一重要的里程碑。之后的《北京行动纲领》（联合国，1995年）宣布，“政府现在有义务对妇女不受暴力的要求做出响应，采取步骤防止暴力行为，并在妇女的人权受到侵犯时采取措施惩罚作恶者”。
最近发生的其他重要事件有，2000年12月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进行关于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审判，以及随后于2003年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建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目标之一就是起诉性暴力犯罪行为。该法庭是第一家承认性暴力属于战争罪以及“严重违法行为”的法庭，规定各国有责任寻找犯罪嫌疑人并诉诸法律，或者引渡到其他地方审判。
贫困与VAW：因果循环
贫困是VAW的一个诱因
贫困与VAW以复杂的因果循环关系相互作用。贫困可以是VAW的诱因，也可以是它的结果。然而，贫困在VAW中所起的作用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在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性别与发展实践者中存在争论的问题。部分程度上，是由于VAW通常与家庭暴力相联系。在贫困和家庭暴力之间建立联系时，有些社会性别与发展专家持谨慎态度，以防将穷人描述成VAW的作恶者。他们正确地主张道，不仅仅只有贫困妇女才会遭受家庭暴力，并不是所有的贫困妇女都会受到虐待。
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VAW并不局限于家庭暴力，它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而且，虽然VAW有许多不同的决定因素，但事实情况仍然是，贫困使得妇女更易受到VAW的伤害，因为贫困使妇女更多地暴露于潜在的暴力环境下，并削弱了她们避开或逃离这种环境的能力。这种暴力的作恶者可能来自同一社会群体，也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如女性雇员在男性雇主或上司手下经历的暴力。世界银行2000年的一项研究令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贫困、弱势和VAW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发现，贫困妇女经常把暴力作为贫困的一个原因。虽然贫困男性和贫困女性均必须寻找工作、贷款和援助，但男女两性均认为，妇女所面临的弱势尤为特殊，因为她们面临着性虐待羞辱的危险（Narayan等人，2000年）。
专门就家庭暴力而言，有证据表明，这与男性养家糊口的传统角色或其他男性气概特征受到贫困威胁有关。根据Casa de Passagem（The Passage House）从巴西城市累西腓发出的一份有关荷兰乐施会“打击暴力行动”的电子邮件讨论列表所传递的消息，失业让丈夫感觉自己不再是男子汉，因为他无法供养家庭。他殴打妻子，以显示他仍然掌握着权力，仍然是一家之主。
同样，在紧急情况下，妇女的贫困，特别是在加上抚育孩子的责任和/或缺少男性保护的情况下，会使妇女易于受到VAW的伤害。在同一份讨论列表中，一位Acord工作人员列举道，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后，卢旺达的寡妇为满足孩子的需求：“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为了得到工作、贷款或其他照顾，女人/女孩必须与男性上床”（Message 103 第103条消息）。
还可以引用许多其他例子，以说明贫困可以引发VAW，如东欧的妇女贩卖、巴基斯坦的女性抵押劳工，以及尼泊尔地毯厂里女孩为保住工作而经受性骚扰（Human Rights Watch Asia 2000 亚洲人权观察，2000年）。
VAW是贫困的一个起因
贫困会导致VAW，反过来也成立。就是说，VAW是妇女贫困以及普遍意义上的贫困的诱因。如果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基于Amartya Sen的工作而提出的关于“人类贫困”的概念，那么事情便再明确不过了。根据这一定义，贫困指“无法获得人类发展所需的最基本机会和选择——过上长久、健康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并享受体面的生活标准、自由、尊严、自尊以及他人的尊重。”（UNDP 1997:1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 15）
根据这一定义，显然男性施加的暴力长期以来从多方面造成了妇女的“人类贫困”。首先，由VAW造成的伤害、精神疾病和死亡使得数百万妇女无法过上长久、健康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男性通过实际施加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在多个层面上阻止妇女获得机会、选择和自由，下文关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性骚扰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VAW会削弱甚至可能摧毁妇女的尊严和自尊。最后，VAW会阻碍妇女享受“体面的生活标准”。
VAW与人类贫困之间的联系是清晰的。然而，即使我们使用纯物质标准来定义“贫困”（仅关注消费与支出），情况也依然如此，即VAW会造成、继续和加重贫困。为了探索VAW是怎样导致并保持贫困的，应思考其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展开过程，这是有益的。
对于妇女个人而言，VAW和经济依赖性在恶性循环中相互作用。实际发生的和威胁实施的VAW会继续并加深妇女对男性的经济依赖，使得她们易于遭受VAW，而这种暴力反过来又继续并加深了妇女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在家庭层面上，VAW会强迫妇女的选择，限制她们的生产力，阻止她们与丈夫或伴侣有效地协商，这些均会损害这些妇女及孩子的健康。这种家庭层面的贫困会造成广泛的后果。如果把目光从个人和家庭层面投向社区和社会层面，我们会发现，VAW既对实际的社会经济成本，也对发展的“机会成本”造成影响。而政策制订者和发展实践者却经常忽视这些问题。
因此，对VAW造成和保持贫困的方式进行分析颇为复杂，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如健康、经济或社会发展）分析贫困、福祉与VAW之间的联系。其次，VAW以间接和直接的方式造成、继续并恶化了贫困。
VAW对妇女儿童健康的影响
VAW既影响妇女的健康，也影响孩子的健康，这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反过来，健康在物质贫困和广义的“人类贫困”概念方面都是关键因素。
据估计，VAW在15至44岁的妇女中造成的死亡与残疾比该年龄段妇女发生癌症、疟疾、交通事故或战争伤亡的概率还高（Panos Institute 1998 英国帕勒斯研究院，1998年）。VAW不仅直接导致伤害、不健康及死亡，还以其他间接方式影响妇女的健康，例如因强奸造成的意外怀孕以及随之而来的健康风险。另外，儿童时期受过性虐待的女孩更可能参与有风险的行为，如过早性交，因此意外怀孕和/或早孕的可能性更大。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儿童时期受过性虐待的女性到18岁时比那些没有受过性虐待的女性怀孕的概率更大（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Programs，1999年 约翰•霍普金斯交流计划中心， 1999年）。另一项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来自于性传播疾病（STD）和艾滋病。VAW在艾滋病传播中的作用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
受虐经历，特别是如果这在多年里反复出现的话，会削弱妇女的自尊，使其更易患有心理健康问题。对有些妇女而言，由于虐待造成的负担过重，她们会实行或试图自杀——家庭暴力是与忧郁症和自杀密切相关的（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Programs，1999年约翰•霍普金斯交流计划中心，1999年）。
VAW在健康方面造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受害妇女。世界各地均有证据表明，针对母亲的家庭暴力也威胁到了孩子的生存。换句话说，VAW是婴儿死亡的诱因。例如，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和奈尼塔尔邦的一项研究发现，受殴妇女比未受殴妇女经历流产、死产、堕胎或失去婴儿的可能性要大得多（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Programs，1999年约 翰•霍普金斯交流计划中心，1999年）。
除了婴儿死亡，目睹过家庭暴力或本身被虐待的儿童一般会显现健康和行为问题。目击身体暴力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与自身遭受暴力所造成的影响一样严重。这些影响包括他们的体重、饮食习惯、睡眠问题以及在学校遇到的困难（UNICEF 200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0年）。这些对儿童教育的影响预示着对未来人力资本的腐蚀。
VAW对妇女儿童在经济方面的影响
在许多情况下，VAW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接下来会给妇女儿童造成消极的经济后果，因为妇女的生产力和收入降低了。VAW还以其他方式给妇女造成了消极的经济后果。例如，家庭暴力会迫使妇女逃离家庭，接受低工资工作来养活自己（实际上是对她们劳动力的“廉价抛售”）。Ruth Finney Hayward引述了印度古吉拉特邦一位年轻妇女的经历，她在被公公强奸并接下来受到丈夫的攻击，于是离开了夫家，被迫成为民工（Finney Hayward，2000:241）。
另一方面，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还会阻止妇女走出家庭去工作。这种暴力可以是市场、街道或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所述，“许多妇女认为在外工作、到市场上做买卖或到家庭以外从事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危险的，因为存在暴力威胁”（ILO 1999 国际劳工组织，1999年）。VAW也可能采取家庭暴力的形式，对妇女进行隔离。孟加拉农村的一项研究提到一个例子，一名妇女在村外的一家磨坊找了一份工作，以便在其丈夫生病后养家糊口。她的堂兄弟指责她丈夫给家庭丢了脸，结果她丈夫殴打了她（Schuler等人，1996年）。
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类似的例子。研究人员估计，智利1997年由于妇女经受家庭暴力而不到外面找工作而造成的理论上的“收入损失”高达12亿美元。他们还发现，在该国首都圣地亚哥，经受家庭暴力但仍然工作的妇女的收入比未经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少，即使在控制了其他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后，情况也是如此（Morrison和Orlando，1999年）。
在有些情况下，VAW被用于阻碍妇女控制资产。在南亚，妇女由于经受男性家庭成员（如兄弟和丈夫）的暴力或受到暴力威胁，无法获得资产（如土地）继承权，或者被迫将这些权利出让给男性。乐施会（印度）的一名职员谈到，“许多妇女在丈夫死后被当作女巫逐出家庭，然后被杀害，这是因为如果她们活着，就有权分得土地和房产”（Kanchan Sinha，Oxfam GB 英国乐施会，个人通信）。
我们来看一看VAW的另一种表现——贩卖妇女，该行为中牵涉到的女孩和妇女遇到的负面社会经济后果可能包括文盲率居高不下、辍学率增加、自尊心降低、社会地位下降以及作为结果的贫困再现。
VAW是社区和社会贫困的诱因
有些评论者试图从狭隘的社会经济方面估计VAW给社区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另一些人采取了更广泛的视角，研究VAW如何削弱发展，并成为社会积极变革的障碍。
社会经济成本
虽然计算妇女遭受VAW所造成的经济成本看似过于无情，但这是一个有用的策略。它有助于政策制订者更加了解家庭暴力的影响以及防止家庭暴力的必要性。从社会经济角度考虑VAW清楚地表明，它影响了社会的所有领域，而不只是作为直接受害者的妇女。更多估计这种成本的研究将有助于改变人们普遍的一个观点，即VAW是一个私人问题。
到目前为止，计算VAW公共成本多数主要关注的是家庭暴力，并且主要局限在美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富国，虽然在拉丁美洲也有一些这样的活动。不同的估算结果迥异，这取决于计算中包括了哪些成本。伦敦哈克尼郡的一项研究估计，1996年该郡用于处理家庭暴力的成本达到513万英磅（约合870。8万美元）（Stanko，2001年）。该研究仅分析了VAW的一项直接成本。直接公共成本包括与暴力直接相关的开支，如医疗和心理咨询、警务服务、刑事审判、为妇女儿童提供避难所等等。这些成本只在能够提供这些服务的国家存在。提供的服务越多，成本越高。然而，VAW也会造成一系列间接的社会经济成本。这些成本来自于妇女对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下降、收入降低、旷工以及员工更替。生产力低的妇女收入也低，收入低反过来又意味着开支低以及经济需要低。也存在一些跨代影响，如家庭暴力对儿童未来收入的影响。
间接的社会经济成本难以量化。然而，机会成本（因VAW这一毒瘤而造成的人类发展的损失）则更加难以衡量。攻击和虐待妇女的男性削弱了国家所依赖的人力资本，因而危及到发展。根据Novib的说法，“当人们无法发挥潜能时，国家就会停滞——在经济方面，也在社会方面”（Novib，2001年）。下面简述了VAW削弱发展和积极社会变化的一些方式。
艾滋病的传播
根据南非暴力与和解研究中心的观点，VAW和艾滋病是“在妇女生活中相互交叠”的两种时疫（Centre for the Study of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2001 暴力与和解研究中心，2001年）。妇女如遭受暴力关系或持续存在暴力威胁的关系侵害，则拒绝与对方进行非自愿性行为的能力更低，与其交涉实施更安全性行为的能力也更低，即使她们怀疑对方已被感染。在赞比亚，对女孩实施性暴力和性强迫的高发率是该群体存在极高艾滋感染率的一个重要因素（Human Rights Watch 2002 人权观察，2002年）。同时，印度卫生组织估计，孟买的性工作者有超过60%的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许多人是从尼泊尔被拐卖来的。人权观察认为，“从尼泊尔被拐卖来的妇女无力交涉任何性条件保护自己不感染艾滋病病毒”（Human Rights Watch Asia 2000 亚洲人权观察，2000年）。
艾滋病的蔓延为VAW制造了新动力，特别是对年轻女孩进行性虐待。在孟买的妓院，“由于潜在客户意识到所存在的艾滋病风险，这促使了性产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她们是被以处女之身被卖掉的，因此不患有艾滋病”（Human Rights Watch Asia 2000 亚洲人权观察，2000年）。在非洲的一些地区，人们普遍相信与处女发生性关系可以治愈男性的艾滋病。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在肯尼亚西部、津巴布韦以及加纳的部分地区的大量家庭中存在所谓的“性清洁”，那里年仅8岁的小女孩就被挑选出来，以保证其处女之身和未受感染性（UNICEF 200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0年）。
世代相继的暴力
大量调查研究证据显示，经历或目击其母亲长期遭受暴力后，男童会开始在家庭内外对他人长期使用暴力以进行社会控制。换句话说，家庭暴力趋向于具有自身连续性，并且与社会暴力有关。对于女童而言，在童年不断目击和经历家庭暴力则意味着，她们成年后更可能容忍其伴侣对其施加暴力（UNICEF 200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0年）。在这两个方面，情况均是周而复始的。
对妇女能动性和积极变化的束缚
据Amartya Sen所言，“在发展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什么比充分承认妇女的参与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导作用更重要。”（Sen，1999：103）。他接着指出，妇女是推动改变和促进社会转型的行动者，这不仅可以改变她们自己的生活，还可以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作为例子，他把南亚两股极为有益的趋势，即出生率下降和儿童存活率提高，部分归功于妇女能动性的提高。通过抑制妇女的能动性，换句话说，通过限制妇女的选择，VAW阻碍了全社会和相关妇女及其家庭发生积极的社会变革。
在许多方面，VAW通过限制妇女的能动性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以女童教育为例，在近几十年来，这已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它有助于实现全家营养和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降低人口出生率并减少贫困。然而在一些国家，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使得女童无法上学，并阻碍了女童在学校取得好成绩。这可能是由于父母对上学途中安全问题的担心，这一点是有充分根据的；比如，在埃塞俄比亚的部分地区，诱拐上学途中的女童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女童在在校期间容易受到伤害；比如，南非学校里普遍存在的对女童的性暴力和性骚扰就构成了“一道歧视性屏障”（Human Rights Watch 2001:1 人权观察，2001：1）。在高等教育层面上，这同样是个问题。比如，有证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内针对女学生有组织的性骚扰导致了教育专业大一学生Levina Mukasa的自杀（Possi，1996年）。
妇女参与发展
许多研究人员和行动者指出，VAW限制了妇女参与发展和扮演领导角色的能力。例如，在印度Uttar Pradesh地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女性行动者评论说：“VAW影响妇女的信心和自尊，不仅侵犯了人权，而且剥夺了妇女为国家发展贡献能动性的可能”（Oxfam GB Impact Report 2001 英国乐施会2001年影响报告 ）。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安哥拉，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阻止了妇女参与到公众领域，行使她们作为公民的权利。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安哥拉的政府机构被剥夺了获得妇女做出潜在贡献的权利（Jacobson和Pereira，2001年）。
如果没有妇女的充分参与，诸如持续贫穷、滥伐森林、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便无法解决。然而，许多妇女承受着暴力则意味着她们不能作出充分贡献，因而使前进的速度放缓下来。
面对VAW的波及程度及其作为权利和发展问题的重要性，许多国际和国家组织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下节将分析这些组织是如何评估其影响的。
评估打击VAW活动所取得的影响
尽管自20世纪90代以来完成了许多引人关注的工作，但是在VAW方面所做的研究还很不够。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发展领域内的男性偏见和许多VAW所具的隐蔽性。更具体地说，对VAW领域内的影响评估尚处于初期阶段：荷兰乐施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人们对VAW减少计划的实施结果知之甚少（Novib， 1999 荷兰乐施会，1999年）。关于VAW的普遍性和形式以及我们行动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优质信息。原因有二。第一，有关VAW程度和后果的可靠基线数据有助于提高对VAW的认识，使这个问题纳入到决策者的议程中。第二，在进行影响评估时，我们必须尽可能严格。必须弄清在不同的情况下，什么会起作用，什么不会起作用，并且在VAW领域分享最佳做法，这点很重要。这其中包括为了比较干预前后的情况而收集基线数据。
然而许多方面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如收集关于VAW的资料的一般性尝试，以及更具体地，对那些VAW解决计划进行的影响评估。比如，如果资料收集者没有充分注意安全保障问题以及男性作出激烈反对的可能性，那么，遭受暴力的妇女，甚至是研究人员自己，均有可能遭遇风险。由于担心遭受作恶者可能会有的强烈报复，妇女可能不愿意讨论VAW：尴尬、羞耻以及害怕蒙上污名的情绪也可能造成障碍。在有些情况下，妇女惯常遭受暴力，这种经历影响了她们对什么是暴力的主观判断，真实情况从而难以揭露。1 在另一方面，如果某些形式的VAW（例如殴打妻子和户外性骚扰）成为社会常态，那么，从男性作恶者那里收集信息就不会那么困难。比如，研究人员有时曾对愿意公开虐待妻子的男子人数感到吃惊（Shrader，2001年）。
另一个困难，也是VAW计划与其他社会干预措施共同面临的困难，就是这样的计划不符合简单的因果关系模式，因而我们不能直接地把项目与项目的结果和影响联系起来。评估这些计划对VAW的影响时，必须在包括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更广范围变革进程中（Roche 2000年）考量这些计划和项目。这意味着普遍存在的逻辑框架（logframe）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VAW是一个普遍和复杂的现象，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权力不平等。照此，它给发展和人道主义工作者造成了一项特别的挑战。在衡量VAW打击计划带来的改变时，必须考虑到显著减少VAW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反映出男女两性在态度、信念和行为上的重大变化。
选择哪些方法和工具进行影响评估？这取决于实施干预的组织的资源、能力以及所评估干预的种类。从国际乐施会项目记录中可以发现以下几类行动：提供服务（例如，建议和咨询服务中心或为被殴打妇女提供的避难场所）、提高公众意识并改变态度、改变警局和法院等机构的做法以及与主流发展计划（如微型融资或“妇女赋权”）共同解决VAW问题。
下面介绍一些真实事例，用以说明评估人员是如何评估不同类型项目所造成的影响的。这些实例大多来自英国，因为南半球或所谓的东欧转型经济体几乎没有为研究提供任何影响评估实例记载。
对服务提供情况的评估
南非的开普敦强奸危机信托基金（Rape Crisis Cape Town Trust）为被强奸妇女提供咨询服务。该基金运用大量内部信息监督和评估其服务，如有关呼叫和客户数量的统计、客户评估、个案报告、呼叫记录以及会议报告。另外，他们也利用机构外部的信息源，例如警方和法院的统计数据以及报纸上的文章。其理事称，该信托基金花时间制订了与活动相对应的影响指标。她指出，影响指标应该具备明确的可测量性，例如，摆脱受虐关系的妇女人数（Leslie Riddell，Director of Rape Crisis Cape Town Trust， personal communication 开普敦强奸危机信托基金理事，个人通信）。她的意见反映出，如何评估这类干预措施的影响面临着挑战。
“家庭暴力问题”（Domestic Violence Matters，DVM）是20世纪90年代在伦敦北部实施的一个为期3年的项目。该项目有三个目标：设置民间“危机干预者”配合警方；鼓励警察对施暴者提起公诉；以及在该地区不同机构间建立联系，以鼓励对家庭暴力作出一贯、协调的反应。
为评估该项目是否实现了其第一个目标，评估者从该项服务的使用者那里获取信息，信息涉及她们对服务的需求、受虐经历、过去从哪里获得帮助以及对“家庭暴力问题”项目的意见。为了对变化中的警方习惯办事过程进行评估，他们比较了实行“家庭暴力问题”项目前后的逮捕率和指控率，要求服务使用者对警方和刑事审判系统处理他们案件的情况做出评价，并从警官那里了解他们对“家庭暴力问题”项目的态度。关于第三个目标，即加强联系，评估人员考虑了一些事情，包括机构与其工作人员间正式和非正式联系的数量。他们使用了多种评估方法，包括向警官和“家庭暴力问题”项目的使用者发放问卷以及与高级职员等关键方定期面谈。评估与项目同时进行，定期向“家庭暴力问题”项目提供反馈，以便评估结果用于项目以后的发展。
提升意识，改变态度：英国零容忍度信托基金
对意识提升运动进行影响评估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当这些运动大规模展开时。同时，很少有哪些组织具备所需的资源进行系统研究，衡量社区或公众态度的改变，这也加剧了上述困难。英国的零容忍度信托基金（Zero Tolerance Trust）是一个评估自身在提高VAW意识和改变公众对此问题态度中成功性的组织。该信托基金在英国8个地区开展公众意识运动。在第一个阶段，他们利用广告宣传其要旨。这些广告旨在强调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普遍存在，倡导定罪策略，发出明确信息阐明不应容忍这些形式的暴力，以及揭穿围绕着这些罪行的一些错误说法。他们对运动进行了评估，其后还委任一位专门研究家庭虐待的学者“对评估进行评估”。
评估者的诸多任务之一是，评估运动的影响，调查其是否波及到了目标人群，男女两性从广告中分别获得了什么信息以及对该信息的反应。评估者采用了如下指标：受访者记得曾看过该运动广告的比例、他们看过哪些广告及在哪里看到、关于这些广告他们都记得什么，以及他们对零容忍度信息的看法。他们也考察联系本地相关服务部门（如社会公益服务部门）人数的变化以及这些机构工作人员的态度改变。该研究的另一个要素是，考察人们对VAW的普遍意识和态度，采用的指标有：人们是否认为VAW是一项罪行、人们认为哪些行为是VAW、人们对遭受VAW妇女比例的估计以及他们对造成VAW根本原因的想法。
评估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或多种方法相结合，包括街头调查、由不同领域的公众和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组成的焦点小组座谈会以及媒体调查。在英国，街头调查是个好方法，可以迅速弄清大批人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焦点小组座谈会则适于探讨人们的想法以及想法的成因。综合使用这两种方法会是非常有效的。然而，评估报告指出，有许多询问人们态度的问题，由于问题的措辞表达关系，使得只有很少人才可能声明他们认为VAW是可接受的。她建议，问卷中的问题应该采用不同的措辞表述，以看清不同群体对社会性别、年龄、种族等问题态度的细微差异（Kelly，1997年，1999年）。
改变制度惯例
用于评价该类干预影响的指标相差很大，具体取决于项目的目标和背景。一篇有关国际乐施会项目报告的回顾提出了一些实例。比如，在尼泊尔，妇女反对家庭暴力组织（Wome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指出了下述事实并将其作为一项成就：警方和地方政府已开始把人口贩卖案子登记在官方档案中。Women’s Global March 2000的智利协调委员会将政府决定向VAW受害者开放9处避难所作为一个成功指标，而在奈尼塔尔邦开展相似运动的项目官员则将政府同意对该运动第二阶段提供支持作为一项重要的影响指标。
在主流发展干预措施中解决VAW问题
在主流的基层计划中，例如小额信贷方案或侧重于“妇女赋权”的方案，也经常要求解决VAW问题。这可能会作为顺带结果而实现，也许是因为家庭暴力危及到计划的目标，或因为该计划为当地妇女首次提出这个问题创造了“空间”。或者，非政府组织可以从其他种类的干预措施入手，慎重地着手解决VAW。对英国乐施会的影响评估报告的一项调查指出，在这方面，使用轶事证据作为成功指标是普遍的做法。虽然根据制订项目计划的逻辑框架方法，这未必是最佳做法，但这一途径可能更适合许多基层项目所处的环境、资源水平以及运作方式。这里有两个例子，说明了国际乐施会在不同项目报告中引用不同类型的指标：
两位妇女遭到她们酗酒丈夫的殴打。该妇女组织亲自劝说了这两个丈夫，从那以后，他们的行为放规矩了。
妇女了解她们的权利。她们抗议针对她们自身及他人的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这种特定轶事指标对非正式项目的监督是有益的。它们与妇女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生动地说明了实际的变化过程。然而，为了让发展组织和捐赠者相信特定方法的有效性，通常需要更加系统的变化证据。如果不能得到充足资源评估在这方面的影响，找出最佳做法的进程可能会比较缓慢。
结论
总之，本文试图表明，VAW问题是贫困话题的中心，也是基于权利发展途径的中心。然而，为了推广最佳做法，需要进行更有效的影响评估，以便在其它地方宣传和复制成功模式。为此，需要向发展实践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
致谢
本文以乐施会一篇未公布的论文为基础，于2002年得到作者的授权，旨在支持对解决VAW问题感兴趣的项目人员。该论文有一份题为“Violence Against Women（Parts I and II）”（《针对妇女的暴力（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的副本，可以从英国乐施会社会性别与多样性通信官员Adrienne Hopkins处获得，地址是：274 Banbury Road, Oxford OX2 7DZ，或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注释
1 举例来说，布隆迪一家非政府组织在报告中称，“对身体和心理的暴力行为属于丈夫的婚姻特权。这种文化因素限制了妇女所认定为属于暴力行为的范围”（见Novib关于“结束暴力”电子邮件讨论中的第87条信息）。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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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Geraldine Terry在英国乐施会工作数年。她目前为一家工程公司的社会发展高级顾问，同时也是独立顾问，专长于社会性别和发展及为公民社会组织提供支持。最近的工作包括，与英国乐施会在西非的社会性别公平教育项目人员和当地组织共事。她正在撰书探讨妇女权利与发展，预计在2004/05年间出版。联系方式为：。
版权声明:
本文作者为杰拉尔丁•特里(Geraldine Terry),首次发表于《实践中的发展》杂志，卷号为14，英国乐施会出版，出版时间为2004年6月。译者为社会性别资源小组。如需引用，请参照发表于《实践中的发展》杂志上的英文最终版本。本文系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英国乐施会、香港乐施会的组织观点。同时，《实践中的发展》编辑组、英国乐施会等也不承担任何翻译上的错漏的责任。原作及译文的版权均归英国乐施会所有。中文译文的传播遵循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英国乐施会保留部分权利：如需引用请注明出处；不得做任何修改；禁止任何商业用途。更多《实践中的发展》信息请访问网站：www.developmentinpractice.org
This article is a translation by group of gender resource of the article Poverty reduc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xploring links, assessing impact by Geraldine Terry first published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ume14,Number4,© Oxfam GB June,2004. For citation purposes, the article as published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constitutes the final and definitive version. The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named autho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Oxfam GB or Oxfam Hong Kong. Neither the editorial staff of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nor Oxfam GB nor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an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errors of translation. Copyright in the original articles and in the translations rests with Oxfam GB.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are post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with some rights reserved – users must cite the source and may not modify the material or use it commercially.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please visit:www.developmentinpractice.org
2008-04-28 1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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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国际社会首次承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VAW，violence against women）属于人权问题；人们也越来越认为，VAW既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可待续发展的障碍。然而，发展实践者即使致力于通过其各种计划和倡导活动消除VAW，有时也不确信他们的这种行动属于减贫议程的哪一部分。本文试图将VAW定位于贫困问题，利用各种资料来源，勾勒出消除VAW、贫困及人类发展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文章接下来分析了围绕对以消除VAW为目标的计划进行影响评估时存在的问题，并列举了一些评估具体项目的例子。
导言
在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国际社会首次承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violence against women，VAW）属于人权问题，而人们也越来越认为，VAW既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可待续发展的障碍。然而，发展实践者即使致力于通过其各种计划和倡导活动消除VAW，有时也会有疑问——他们的这种行动属于减贫议程中的哪一部分？另外，在探知其行动计划对VAW产生了哪些影响方面，像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OI）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也历尽周折，因而难以找出有效的干预措施。
本文试图将对VAW问题放在贫困问题中讨论，利用各种资料来源，勾勒出VAW、贫困及人类发展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文章接下来分析了在对以消除VAW为目标的计划进行影响评估时存在的问题，并列举了一些如何评估具体计划的例子。本文以国际乐施会委任进行的一项研究为基础，旨在为有兴趣解决VAW问题的项目人员提供支持。
在1993年《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联合国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定义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在身体、性或心理方面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人生活中”（联合国大会，1993年）。
VAW并非是边缘问题或发展当中的小问题。虽然出于下文所述的多种原因难以对它进行衡量，但是对文献的简要调查表明，VAW问题程度严重且广泛存在。无论其表现为具体行动，还是明确或暗示的威胁，VAW均来自于两性之间的权力失衡并且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失衡。VAW于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层面均存在。在这些层面上，男性均利用暴力强迫或限制妇女，并将其作为武装冲突中的一种策略。VAW是一个重要的人权问题，既因为它本身，又因为某些男性将其作为一种手段，以阻止妇女认识其他权利的——无论是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民事权利还是政治权利。
妇女在各个方面受到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具体情形取决于收入、收入控制方、社会地位、职业、种族、宗教及性等因素。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在妇女一生的各个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韩、印等国存在基于性别的选择性堕胎和杀婴现象，印度存在的嫁妆谋杀现象，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存在虐待老人等现象。
《联合国宣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妇女非政府组织多年运动的结果，是一重要的里程碑。之后的《北京行动纲领》（联合国，1995年）宣布，“政府现在有义务对妇女不受暴力的要求做出响应，采取步骤防止暴力行为，并在妇女的人权受到侵犯时采取措施惩罚作恶者”。
最近发生的其他重要事件有，2000年12月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进行关于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审判，以及随后于2003年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建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目标之一就是起诉性暴力犯罪行为。该法庭是第一家承认性暴力属于战争罪以及“严重违法行为”的法庭，规定各国有责任寻找犯罪嫌疑人并诉诸法律，或者引渡到其他地方审判。
贫困与VAW：因果循环
贫困是VAW的一个诱因
贫困与VAW以复杂的因果循环关系相互作用。贫困可以是VAW的诱因，也可以是它的结果。然而，贫困在VAW中所起的作用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在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性别与发展实践者中存在争论的问题。部分程度上，是由于VAW通常与家庭暴力相联系。在贫困和家庭暴力之间建立联系时，有些社会性别与发展专家持谨慎态度，以防将穷人描述成VAW的作恶者。他们正确地主张道，不仅仅只有贫困妇女才会遭受家庭暴力，并不是所有的贫困妇女都会受到虐待。
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VAW并不局限于家庭暴力，它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而且，虽然VAW有许多不同的决定因素，但事实情况仍然是，贫困使得妇女更易受到VAW的伤害，因为贫困使妇女更多地暴露于潜在的暴力环境下，并削弱了她们避开或逃离这种环境的能力。这种暴力的作恶者可能来自同一社会群体，也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如女性雇员在男性雇主或上司手下经历的暴力。世界银行2000年的一项研究令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贫困、弱势和VAW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发现，贫困妇女经常把暴力作为贫困的一个原因。虽然贫困男性和贫困女性均必须寻找工作、贷款和援助，但男女两性均认为，妇女所面临的弱势尤为特殊，因为她们面临着性虐待羞辱的危险（Narayan等人，2000年）。
专门就家庭暴力而言，有证据表明，这与男性养家糊口的传统角色或其他男性气概特征受到贫困威胁有关。根据Casa de Passagem（The Passage House）从巴西城市累西腓发出的一份有关荷兰乐施会“打击暴力行动”的电子邮件讨论列表所传递的消息，失业让丈夫感觉自己不再是男子汉，因为他无法供养家庭。他殴打妻子，以显示他仍然掌握着权力，仍然是一家之主。
同样，在紧急情况下，妇女的贫困，特别是在加上抚育孩子的责任和/或缺少男性保护的情况下，会使妇女易于受到VAW的伤害。在同一份讨论列表中，一位Acord工作人员列举道，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后，卢旺达的寡妇为满足孩子的需求：“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为了得到工作、贷款或其他照顾，女人/女孩必须与男性上床”（Message 103 第103条消息）。
还可以引用许多其他例子，以说明贫困可以引发VAW，如东欧的妇女贩卖、巴基斯坦的女性抵押劳工，以及尼泊尔地毯厂里女孩为保住工作而经受性骚扰（Human Rights Watch Asia 2000 亚洲人权观察，2000年）。
VAW是贫困的一个起因
贫困会导致VAW，反过来也成立。就是说，VAW是妇女贫困以及普遍意义上的贫困的诱因。如果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基于Amartya Sen的工作而提出的关于“人类贫困”的概念，那么事情便再明确不过了。根据这一定义，贫困指“无法获得人类发展所需的最基本机会和选择——过上长久、健康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并享受体面的生活标准、自由、尊严、自尊以及他人的尊重。”（UNDP 1997:1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 15）
根据这一定义，显然男性施加的暴力长期以来从多方面造成了妇女的“人类贫困”。首先，由VAW造成的伤害、精神疾病和死亡使得数百万妇女无法过上长久、健康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男性通过实际施加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在多个层面上阻止妇女获得机会、选择和自由，下文关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性骚扰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VAW会削弱甚至可能摧毁妇女的尊严和自尊。最后，VAW会阻碍妇女享受“体面的生活标准”。
VAW与人类贫困之间的联系是清晰的。然而，即使我们使用纯物质标准来定义“贫困”（仅关注消费与支出），情况也依然如此，即VAW会造成、继续和加重贫困。为了探索VAW是怎样导致并保持贫困的，应思考其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展开过程，这是有益的。
对于妇女个人而言，VAW和经济依赖性在恶性循环中相互作用。实际发生的和威胁实施的VAW会继续并加深妇女对男性的经济依赖，使得她们易于遭受VAW，而这种暴力反过来又继续并加深了妇女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在家庭层面上，VAW会强迫妇女的选择，限制她们的生产力，阻止她们与丈夫或伴侣有效地协商，这些均会损害这些妇女及孩子的健康。这种家庭层面的贫困会造成广泛的后果。如果把目光从个人和家庭层面投向社区和社会层面，我们会发现，VAW既对实际的社会经济成本，也对发展的“机会成本”造成影响。而政策制订者和发展实践者却经常忽视这些问题。
因此，对VAW造成和保持贫困的方式进行分析颇为复杂，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如健康、经济或社会发展）分析贫困、福祉与VAW之间的联系。其次，VAW以间接和直接的方式造成、继续并恶化了贫困。
VAW对妇女儿童健康的影响
VAW既影响妇女的健康，也影响孩子的健康，这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反过来，健康在物质贫困和广义的“人类贫困”概念方面都是关键因素。
据估计，VAW在15至44岁的妇女中造成的死亡与残疾比该年龄段妇女发生癌症、疟疾、交通事故或战争伤亡的概率还高（Panos Institute 1998 英国帕勒斯研究院，1998年）。VAW不仅直接导致伤害、不健康及死亡，还以其他间接方式影响妇女的健康，例如因强奸造成的意外怀孕以及随之而来的健康风险。另外，儿童时期受过性虐待的女孩更可能参与有风险的行为，如过早性交，因此意外怀孕和/或早孕的可能性更大。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儿童时期受过性虐待的女性到18岁时比那些没有受过性虐待的女性怀孕的概率更大（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Programs，1999年 约翰•霍普金斯交流计划中心， 1999年）。另一项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来自于性传播疾病（STD）和艾滋病。VAW在艾滋病传播中的作用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
受虐经历，特别是如果这在多年里反复出现的话，会削弱妇女的自尊，使其更易患有心理健康问题。对有些妇女而言，由于虐待造成的负担过重，她们会实行或试图自杀——家庭暴力是与忧郁症和自杀密切相关的（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Programs，1999年约翰•霍普金斯交流计划中心，1999年）。
VAW在健康方面造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受害妇女。世界各地均有证据表明，针对母亲的家庭暴力也威胁到了孩子的生存。换句话说，VAW是婴儿死亡的诱因。例如，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和奈尼塔尔邦的一项研究发现，受殴妇女比未受殴妇女经历流产、死产、堕胎或失去婴儿的可能性要大得多（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Programs，1999年约 翰•霍普金斯交流计划中心，1999年）。
除了婴儿死亡，目睹过家庭暴力或本身被虐待的儿童一般会显现健康和行为问题。目击身体暴力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与自身遭受暴力所造成的影响一样严重。这些影响包括他们的体重、饮食习惯、睡眠问题以及在学校遇到的困难（UNICEF 200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0年）。这些对儿童教育的影响预示着对未来人力资本的腐蚀。
VAW对妇女儿童在经济方面的影响
在许多情况下，VAW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接下来会给妇女儿童造成消极的经济后果，因为妇女的生产力和收入降低了。VAW还以其他方式给妇女造成了消极的经济后果。例如，家庭暴力会迫使妇女逃离家庭，接受低工资工作来养活自己（实际上是对她们劳动力的“廉价抛售”）。Ruth Finney Hayward引述了印度古吉拉特邦一位年轻妇女的经历，她在被公公强奸并接下来受到丈夫的攻击，于是离开了夫家，被迫成为民工（Finney Hayward，2000:241）。
另一方面，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还会阻止妇女走出家庭去工作。这种暴力可以是市场、街道或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所述，“许多妇女认为在外工作、到市场上做买卖或到家庭以外从事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危险的，因为存在暴力威胁”（ILO 1999 国际劳工组织，1999年）。VAW也可能采取家庭暴力的形式，对妇女进行隔离。孟加拉农村的一项研究提到一个例子，一名妇女在村外的一家磨坊找了一份工作，以便在其丈夫生病后养家糊口。她的堂兄弟指责她丈夫给家庭丢了脸，结果她丈夫殴打了她（Schuler等人，1996年）。
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类似的例子。研究人员估计，智利1997年由于妇女经受家庭暴力而不到外面找工作而造成的理论上的“收入损失”高达12亿美元。他们还发现，在该国首都圣地亚哥，经受家庭暴力但仍然工作的妇女的收入比未经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少，即使在控制了其他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后，情况也是如此（Morrison和Orlando，1999年）。
在有些情况下，VAW被用于阻碍妇女控制资产。在南亚，妇女由于经受男性家庭成员（如兄弟和丈夫）的暴力或受到暴力威胁，无法获得资产（如土地）继承权，或者被迫将这些权利出让给男性。乐施会（印度）的一名职员谈到，“许多妇女在丈夫死后被当作女巫逐出家庭，然后被杀害，这是因为如果她们活着，就有权分得土地和房产”（Kanchan Sinha，Oxfam GB 英国乐施会，个人通信）。
我们来看一看VAW的另一种表现——贩卖妇女，该行为中牵涉到的女孩和妇女遇到的负面社会经济后果可能包括文盲率居高不下、辍学率增加、自尊心降低、社会地位下降以及作为结果的贫困再现。
VAW是社区和社会贫困的诱因
有些评论者试图从狭隘的社会经济方面估计VAW给社区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另一些人采取了更广泛的视角，研究VAW如何削弱发展，并成为社会积极变革的障碍。
社会经济成本
虽然计算妇女遭受VAW所造成的经济成本看似过于无情，但这是一个有用的策略。它有助于政策制订者更加了解家庭暴力的影响以及防止家庭暴力的必要性。从社会经济角度考虑VAW清楚地表明，它影响了社会的所有领域，而不只是作为直接受害者的妇女。更多估计这种成本的研究将有助于改变人们普遍的一个观点，即VAW是一个私人问题。
到目前为止，计算VAW公共成本多数主要关注的是家庭暴力，并且主要局限在美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富国，虽然在拉丁美洲也有一些这样的活动。不同的估算结果迥异，这取决于计算中包括了哪些成本。伦敦哈克尼郡的一项研究估计，1996年该郡用于处理家庭暴力的成本达到513万英磅（约合870。8万美元）（Stanko，2001年）。该研究仅分析了VAW的一项直接成本。直接公共成本包括与暴力直接相关的开支，如医疗和心理咨询、警务服务、刑事审判、为妇女儿童提供避难所等等。这些成本只在能够提供这些服务的国家存在。提供的服务越多，成本越高。然而，VAW也会造成一系列间接的社会经济成本。这些成本来自于妇女对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下降、收入降低、旷工以及员工更替。生产力低的妇女收入也低，收入低反过来又意味着开支低以及经济需要低。也存在一些跨代影响，如家庭暴力对儿童未来收入的影响。
间接的社会经济成本难以量化。然而，机会成本（因VAW这一毒瘤而造成的人类发展的损失）则更加难以衡量。攻击和虐待妇女的男性削弱了国家所依赖的人力资本，因而危及到发展。根据Novib的说法，“当人们无法发挥潜能时，国家就会停滞——在经济方面，也在社会方面”（Novib，2001年）。下面简述了VAW削弱发展和积极社会变化的一些方式。
艾滋病的传播
根据南非暴力与和解研究中心的观点，VAW和艾滋病是“在妇女生活中相互交叠”的两种时疫（Centre for the Study of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2001 暴力与和解研究中心，2001年）。妇女如遭受暴力关系或持续存在暴力威胁的关系侵害，则拒绝与对方进行非自愿性行为的能力更低，与其交涉实施更安全性行为的能力也更低，即使她们怀疑对方已被感染。在赞比亚，对女孩实施性暴力和性强迫的高发率是该群体存在极高艾滋感染率的一个重要因素（Human Rights Watch 2002 人权观察，2002年）。同时，印度卫生组织估计，孟买的性工作者有超过60%的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许多人是从尼泊尔被拐卖来的。人权观察认为，“从尼泊尔被拐卖来的妇女无力交涉任何性条件保护自己不感染艾滋病病毒”（Human Rights Watch Asia 2000 亚洲人权观察，2000年）。
艾滋病的蔓延为VAW制造了新动力，特别是对年轻女孩进行性虐待。在孟买的妓院，“由于潜在客户意识到所存在的艾滋病风险，这促使了性产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她们是被以处女之身被卖掉的，因此不患有艾滋病”（Human Rights Watch Asia 2000 亚洲人权观察，2000年）。在非洲的一些地区，人们普遍相信与处女发生性关系可以治愈男性的艾滋病。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在肯尼亚西部、津巴布韦以及加纳的部分地区的大量家庭中存在所谓的“性清洁”，那里年仅8岁的小女孩就被挑选出来，以保证其处女之身和未受感染性（UNICEF 200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0年）。
世代相继的暴力
大量调查研究证据显示，经历或目击其母亲长期遭受暴力后，男童会开始在家庭内外对他人长期使用暴力以进行社会控制。换句话说，家庭暴力趋向于具有自身连续性，并且与社会暴力有关。对于女童而言，在童年不断目击和经历家庭暴力则意味着，她们成年后更可能容忍其伴侣对其施加暴力（UNICEF 200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0年）。在这两个方面，情况均是周而复始的。
对妇女能动性和积极变化的束缚
据Amartya Sen所言，“在发展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什么比充分承认妇女的参与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导作用更重要。”（Sen，1999：103）。他接着指出，妇女是推动改变和促进社会转型的行动者，这不仅可以改变她们自己的生活，还可以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作为例子，他把南亚两股极为有益的趋势，即出生率下降和儿童存活率提高，部分归功于妇女能动性的提高。通过抑制妇女的能动性，换句话说，通过限制妇女的选择，VAW阻碍了全社会和相关妇女及其家庭发生积极的社会变革。
在许多方面，VAW通过限制妇女的能动性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以女童教育为例，在近几十年来，这已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它有助于实现全家营养和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降低人口出生率并减少贫困。然而在一些国家，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使得女童无法上学，并阻碍了女童在学校取得好成绩。这可能是由于父母对上学途中安全问题的担心，这一点是有充分根据的；比如，在埃塞俄比亚的部分地区，诱拐上学途中的女童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女童在在校期间容易受到伤害；比如，南非学校里普遍存在的对女童的性暴力和性骚扰就构成了“一道歧视性屏障”（Human Rights Watch 2001:1 人权观察，2001：1）。在高等教育层面上，这同样是个问题。比如，有证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内针对女学生有组织的性骚扰导致了教育专业大一学生Levina Mukasa的自杀（Possi，1996年）。
妇女参与发展
许多研究人员和行动者指出，VAW限制了妇女参与发展和扮演领导角色的能力。例如，在印度Uttar Pradesh地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女性行动者评论说：“VAW影响妇女的信心和自尊，不仅侵犯了人权，而且剥夺了妇女为国家发展贡献能动性的可能”（Oxfam GB Impact Report 2001 英国乐施会2001年影响报告 ）。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安哥拉，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阻止了妇女参与到公众领域，行使她们作为公民的权利。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安哥拉的政府机构被剥夺了获得妇女做出潜在贡献的权利（Jacobson和Pereira，2001年）。
如果没有妇女的充分参与，诸如持续贫穷、滥伐森林、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便无法解决。然而，许多妇女承受着暴力则意味着她们不能作出充分贡献，因而使前进的速度放缓下来。
面对VAW的波及程度及其作为权利和发展问题的重要性，许多国际和国家组织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下节将分析这些组织是如何评估其影响的。
评估打击VAW活动所取得的影响
尽管自20世纪90代以来完成了许多引人关注的工作，但是在VAW方面所做的研究还很不够。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发展领域内的男性偏见和许多VAW所具的隐蔽性。更具体地说，对VAW领域内的影响评估尚处于初期阶段：荷兰乐施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人们对VAW减少计划的实施结果知之甚少（Novib， 1999 荷兰乐施会，1999年）。关于VAW的普遍性和形式以及我们行动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优质信息。原因有二。第一，有关VAW程度和后果的可靠基线数据有助于提高对VAW的认识，使这个问题纳入到决策者的议程中。第二，在进行影响评估时，我们必须尽可能严格。必须弄清在不同的情况下，什么会起作用，什么不会起作用，并且在VAW领域分享最佳做法，这点很重要。这其中包括为了比较干预前后的情况而收集基线数据。
然而许多方面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如收集关于VAW的资料的一般性尝试，以及更具体地，对那些VAW解决计划进行的影响评估。比如，如果资料收集者没有充分注意安全保障问题以及男性作出激烈反对的可能性，那么，遭受暴力的妇女，甚至是研究人员自己，均有可能遭遇风险。由于担心遭受作恶者可能会有的强烈报复，妇女可能不愿意讨论VAW：尴尬、羞耻以及害怕蒙上污名的情绪也可能造成障碍。在有些情况下，妇女惯常遭受暴力，这种经历影响了她们对什么是暴力的主观判断，真实情况从而难以揭露。1 在另一方面，如果某些形式的VAW（例如殴打妻子和户外性骚扰）成为社会常态，那么，从男性作恶者那里收集信息就不会那么困难。比如，研究人员有时曾对愿意公开虐待妻子的男子人数感到吃惊（Shrader，2001年）。
另一个困难，也是VAW计划与其他社会干预措施共同面临的困难，就是这样的计划不符合简单的因果关系模式，因而我们不能直接地把项目与项目的结果和影响联系起来。评估这些计划对VAW的影响时，必须在包括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更广范围变革进程中（Roche 2000年）考量这些计划和项目。这意味着普遍存在的逻辑框架（logframe）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VAW是一个普遍和复杂的现象，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权力不平等。照此，它给发展和人道主义工作者造成了一项特别的挑战。在衡量VAW打击计划带来的改变时，必须考虑到显著减少VAW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反映出男女两性在态度、信念和行为上的重大变化。
选择哪些方法和工具进行影响评估？这取决于实施干预的组织的资源、能力以及所评估干预的种类。从国际乐施会项目记录中可以发现以下几类行动：提供服务（例如，建议和咨询服务中心或为被殴打妇女提供的避难场所）、提高公众意识并改变态度、改变警局和法院等机构的做法以及与主流发展计划（如微型融资或“妇女赋权”）共同解决VAW问题。
下面介绍一些真实事例，用以说明评估人员是如何评估不同类型项目所造成的影响的。这些实例大多来自英国，因为南半球或所谓的东欧转型经济体几乎没有为研究提供任何影响评估实例记载。
对服务提供情况的评估
南非的开普敦强奸危机信托基金（Rape Crisis Cape Town Trust）为被强奸妇女提供咨询服务。该基金运用大量内部信息监督和评估其服务，如有关呼叫和客户数量的统计、客户评估、个案报告、呼叫记录以及会议报告。另外，他们也利用机构外部的信息源，例如警方和法院的统计数据以及报纸上的文章。其理事称，该信托基金花时间制订了与活动相对应的影响指标。她指出，影响指标应该具备明确的可测量性，例如，摆脱受虐关系的妇女人数（Leslie Riddell，Director of Rape Crisis Cape Town Trust， personal communication 开普敦强奸危机信托基金理事，个人通信）。她的意见反映出，如何评估这类干预措施的影响面临着挑战。
“家庭暴力问题”（Domestic Violence Matters，DVM）是20世纪90年代在伦敦北部实施的一个为期3年的项目。该项目有三个目标：设置民间“危机干预者”配合警方；鼓励警察对施暴者提起公诉；以及在该地区不同机构间建立联系，以鼓励对家庭暴力作出一贯、协调的反应。
为评估该项目是否实现了其第一个目标，评估者从该项服务的使用者那里获取信息，信息涉及她们对服务的需求、受虐经历、过去从哪里获得帮助以及对“家庭暴力问题”项目的意见。为了对变化中的警方习惯办事过程进行评估，他们比较了实行“家庭暴力问题”项目前后的逮捕率和指控率，要求服务使用者对警方和刑事审判系统处理他们案件的情况做出评价，并从警官那里了解他们对“家庭暴力问题”项目的态度。关于第三个目标，即加强联系，评估人员考虑了一些事情，包括机构与其工作人员间正式和非正式联系的数量。他们使用了多种评估方法，包括向警官和“家庭暴力问题”项目的使用者发放问卷以及与高级职员等关键方定期面谈。评估与项目同时进行，定期向“家庭暴力问题”项目提供反馈，以便评估结果用于项目以后的发展。
提升意识，改变态度：英国零容忍度信托基金
对意识提升运动进行影响评估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当这些运动大规模展开时。同时，很少有哪些组织具备所需的资源进行系统研究，衡量社区或公众态度的改变，这也加剧了上述困难。英国的零容忍度信托基金（Zero Tolerance Trust）是一个评估自身在提高VAW意识和改变公众对此问题态度中成功性的组织。该信托基金在英国8个地区开展公众意识运动。在第一个阶段，他们利用广告宣传其要旨。这些广告旨在强调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普遍存在，倡导定罪策略，发出明确信息阐明不应容忍这些形式的暴力，以及揭穿围绕着这些罪行的一些错误说法。他们对运动进行了评估，其后还委任一位专门研究家庭虐待的学者“对评估进行评估”。
评估者的诸多任务之一是，评估运动的影响，调查其是否波及到了目标人群，男女两性从广告中分别获得了什么信息以及对该信息的反应。评估者采用了如下指标：受访者记得曾看过该运动广告的比例、他们看过哪些广告及在哪里看到、关于这些广告他们都记得什么，以及他们对零容忍度信息的看法。他们也考察联系本地相关服务部门（如社会公益服务部门）人数的变化以及这些机构工作人员的态度改变。该研究的另一个要素是，考察人们对VAW的普遍意识和态度，采用的指标有：人们是否认为VAW是一项罪行、人们认为哪些行为是VAW、人们对遭受VAW妇女比例的估计以及他们对造成VAW根本原因的想法。
评估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或多种方法相结合，包括街头调查、由不同领域的公众和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组成的焦点小组座谈会以及媒体调查。在英国，街头调查是个好方法，可以迅速弄清大批人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焦点小组座谈会则适于探讨人们的想法以及想法的成因。综合使用这两种方法会是非常有效的。然而，评估报告指出，有许多询问人们态度的问题，由于问题的措辞表达关系，使得只有很少人才可能声明他们认为VAW是可接受的。她建议，问卷中的问题应该采用不同的措辞表述，以看清不同群体对社会性别、年龄、种族等问题态度的细微差异（Kelly，1997年，1999年）。
改变制度惯例
用于评价该类干预影响的指标相差很大，具体取决于项目的目标和背景。一篇有关国际乐施会项目报告的回顾提出了一些实例。比如，在尼泊尔，妇女反对家庭暴力组织（Wome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指出了下述事实并将其作为一项成就：警方和地方政府已开始把人口贩卖案子登记在官方档案中。Women’s Global March 2000的智利协调委员会将政府决定向VAW受害者开放9处避难所作为一个成功指标，而在奈尼塔尔邦开展相似运动的项目官员则将政府同意对该运动第二阶段提供支持作为一项重要的影响指标。
在主流发展干预措施中解决VAW问题
在主流的基层计划中，例如小额信贷方案或侧重于“妇女赋权”的方案，也经常要求解决VAW问题。这可能会作为顺带结果而实现，也许是因为家庭暴力危及到计划的目标，或因为该计划为当地妇女首次提出这个问题创造了“空间”。或者，非政府组织可以从其他种类的干预措施入手，慎重地着手解决VAW。对英国乐施会的影响评估报告的一项调查指出，在这方面，使用轶事证据作为成功指标是普遍的做法。虽然根据制订项目计划的逻辑框架方法，这未必是最佳做法，但这一途径可能更适合许多基层项目所处的环境、资源水平以及运作方式。这里有两个例子，说明了国际乐施会在不同项目报告中引用不同类型的指标：
两位妇女遭到她们酗酒丈夫的殴打。该妇女组织亲自劝说了这两个丈夫，从那以后，他们的行为放规矩了。
妇女了解她们的权利。她们抗议针对她们自身及他人的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这种特定轶事指标对非正式项目的监督是有益的。它们与妇女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生动地说明了实际的变化过程。然而，为了让发展组织和捐赠者相信特定方法的有效性，通常需要更加系统的变化证据。如果不能得到充足资源评估在这方面的影响，找出最佳做法的进程可能会比较缓慢。
结论
总之，本文试图表明，VAW问题是贫困话题的中心，也是基于权利发展途径的中心。然而，为了推广最佳做法，需要进行更有效的影响评估，以便在其它地方宣传和复制成功模式。为此，需要向发展实践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
致谢
本文以乐施会一篇未公布的论文为基础，于2002年得到作者的授权，旨在支持对解决VAW问题感兴趣的项目人员。该论文有一份题为“Violence Against Women（Parts I and II）”（《针对妇女的暴力（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的副本，可以从英国乐施会社会性别与多样性通信官员Adrienne Hopkins处获得，地址是：274 Banbury Road, Oxford OX2 7DZ，或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注释
1 举例来说，布隆迪一家非政府组织在报告中称，“对身体和心理的暴力行为属于丈夫的婚姻特权。这种文化因素限制了妇女所认定为属于暴力行为的范围”（见Novib关于“结束暴力”电子邮件讨论中的第87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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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Geraldine Terry在英国乐施会工作数年。她目前为一家工程公司的社会发展高级顾问，同时也是独立顾问，专长于社会性别和发展及为公民社会组织提供支持。最近的工作包括，与英国乐施会在西非的社会性别公平教育项目人员和当地组织共事。她正在撰书探讨妇女权利与发展，预计在2004/05年间出版。联系方式为：
版权声明:
本文作者为杰拉尔丁•特里(Geraldine Terry),首次发表于《实践中的发展》杂志，卷号为14，英国乐施会出版，出版时间为2004年6月。译者为社会性别资源小组。如需引用，请参照发表于《实践中的发展》杂志上的英文最终版本。本文系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英国乐施会、香港乐施会的组织观点。同时，《实践中的发展》编辑组、英国乐施会等也不承担任何翻译上的错漏的责任。原作及译文的版权均归英国乐施会所有。中文译文的传播遵循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英国乐施会保留部分权利：如需引用请注明出处；不得做任何修改；禁止任何商业用途。更多《实践中的发展》信息请访问网站：www.developmentinpractice.org
This article is a translation by group of gender resource of the article Poverty reduc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xploring links, assessing impact by Geraldine Terry first published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ume14,Number4,© Oxfam GB June,2004. For citation purposes, the article as published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constitutes the final and definitive version. The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named autho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Oxfam GB or Oxfam Hong Kong. Neither the editorial staff of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nor Oxfam GB nor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an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errors of translation. Copyright in the original articles and in the translations rests with Oxfam GB.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are post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with some rights reserved – users must cite the source and may not modify the material or use it commercially.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please visit:www.developmentinpractice.org
2008-04-28 1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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