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青之炎 秀一母亲很sb:欧美反思福利是否已到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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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反思福利是否已到极限
来源： 环球时报 2011年08月31日 “欧洲21世纪不会被炮火摧毁，但可能会被一张张福利支票压得喘不过气。”英国《经济学家》这样的预言并非危言耸听。“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曾是西方引以为傲之处，但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欧美这些年在改革福利制度时就像走钢丝，即使这样，还是经常引发民众抗议示威。有西方评论员说，导致欧美国家危机不断、国债猛增的深层次矛盾是，高福利超越了民主制所能保证的自身限度，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就像“毒贩和瘾君子”，却“完全合法”，前者为赢得选举发放福利“毒品”，后者上瘾后想得到更多。欧美国家在反思债务危机背后隐藏的“福利危机”，而福利水平还处落后位置的中国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启发？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中外学者都提到，中国不能走极端，福利要“适度享受”。福利缩水引发“国家战争”
正在欧盟内四处求救的希腊政府算过一笔账，本国巨额债务如果平摊到1130万希腊公民头上，相当于人均负债2.67万欧元。而这其中，很多债是为了保住高福利，国家只有寅吃卯粮。在希腊，作为福利，港口工人可以在年底时多领两个月的工资，一些人最多每年可休假6个星期。当希腊政府因财政吃紧要进行养老金改革时，希腊这两年的罢工潮就接连不断。
高福利带来高负债的现象在西方比较普遍。德国《柏林日报》8月27日分析说，在过去30年，西方人过着奢侈的生活，但他们享受的债是要还的，越堆越高的“福利债务山”，面临倒塌的危险。在欧盟较富裕的国家中，社会福利的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德国的这一比例达到43%。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说，欧洲领导人已认识到，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削减政府开支。在丹麦、希腊等国，政客们正在讨论提高退休年龄，并将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的增长挂钩。
伴随经济萎靡，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正在冲向极限，感到福利不如以往的民众抱怨增多。家住英国爱丁堡的马尔科姆·布朗今年添了第二个孩子，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可能中国人对英国福利制度的了解太少，其实这里的福利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据他介绍，按英国现在的福利制度，生第一胎可向当地政府申请每月120英镑的奶粉钱，但第二胎“奶粉钱”就要减半，如果生得更多，补助也就更少。
在柏林街头，近年来频见一些穿着整洁的人在垃圾箱里找被人丢掉的饮料瓶子，以换取每个瓶子0.08至0.25欧元的退瓶费。德国联邦劳工部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大约有66万年龄在65至74岁的老人从事兼职工作，比2000年时多出24.4万人。而据美联社8月初的报道，意大利由于正在紧缩财政，罗马、热那亚等地不得不关闭一大批老人看护中心或取消每天接送老人的专车。
最近几年，欧洲很多国家因福利问题引发的示威游行和社会骚乱数不胜数。英国《经济学家》近日预测：“21世纪的欧洲，不会被炮火摧毁，但可能会被一张张福利支票压得喘不过气，这已经成为一场‘国家战争’——纳税人不惜用示威骚乱逼迫政府，要为他们的人生负责。”政府和民众就像“毒贩和瘾君子”
“欧洲高福利制度仅百年时间，为什么就会撑不住了？”英国政策研究所福利政策研究员迈克·约翰逊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同样关心这个问题。约翰逊认为，欧洲撑不下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二是政府福利资金的管理完全失控，而所谓“移民太多，抢光福利蛋糕”的说法不够客观。约翰逊告诉记者，所谓“福利到了上限”，是因为国库没有钱了，政府支出总是比收入多，这肯定与国家的经营管理不当有关。约翰逊说：“福利制度改革从来就没有完美方案，但如果拿不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那么对于国民和政府来说，灾难早晚都会到来。”
美国《时代》周刊时事评论员约瑟夫·约费近日撰文说：“民众必须戒瘾”。他认为，高福利超越了民主制所能保证的自身限度，政府和民众关系就像“毒贩和瘾君子”，却“完全合法”，因为政府为赢得选举才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则希望得到更多，于是导致政府支出总是比收入多，因此举债不断增加。
对这个比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可以这么说，在一些西方国家，“从婴儿到坟墓”，把所有福利保障都覆盖了。福利过高后，为了保障这种高福利，国家财政就会出现难以持续的情况。他认为：“像希腊这样的国家，福利水平就有点过了，最后形成主权债务风险，如果国家都‘破产’了，还搞什么福利？”
郑秉文认为，在西方代议制的背景下，福利制度的延续最后还是要靠选民投票解决，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缺陷。选民不是政治家，可能会比较短视，特别是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南欧。他打比喻说，在民主制度下，削减福利不行，福利成了钢性，就好比上了公交车，谁也不想再下去，让谁下去，谁就会罢工，车就只能停着。郑秉文说，南欧养老金制度改革，经常引发动荡、骚乱，很多中学生也上街游行，那本来是他们父亲、爷爷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能提高国家补贴，国家成了保住“无底洞”的出资人。
哪种福利模式能延续更久
按照1990年丹麦学者安德森创立的福利国家分类，主要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典型代表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北欧模式和西欧大陆模式。郑秉文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拉丁模式，包括南欧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儒家模式，主要是日本和韩国，而中国的福利模式比较靠近儒家模式。
西方也尝试过削减福利的改革。德国柏林社会学家马塞尔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3年时任总理施罗德开始一项名为“2010议程”的改革，其中包括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逐年削减失业者的救济金，对拒绝再就业者予以削减救济金惩罚等。起初也有很多民众不满，但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减少了靠吃福利而不去就业的人数，对德国经济的长久发展是有好处的。
郑秉文也举例说，相比南欧，北欧福利模式可以延续得更久，原因之一是北欧的雇员和代表雇员利益的工会很容易与政府达成共识，因为他们的工会集中度比较高。最典型的例子是，瑞典2000年养老金制度改革，原来是连外来移民都可以按“份”来领取，但改为了“多交多得，少交少得”，像储蓄一样，鼓励人们多干活，66岁、67岁退休都可以。瑞典人接受了这次福利改革。把个人利益和制度前途、国家命运连在一起。
执政者对福利是高是低的认识通常与平民百姓不同。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8月26日因中小学免费午餐公民投票失败而辞职后，留下了一句话：“过度福利必然导致增税，这可能给下一代带来沉重负担，希望公众能更深入地探讨过度福利问题。”但多数韩国民众认为，正是因为生活福利不够和最基本的社会政策缺失，才导致今天的韩国年轻人变成“不结婚、不生孩、不养孩”的“三不一代”。 “建立福利制度的冲动一般发生在两个时机，一是经济特别繁荣时，大家要求分蛋糕，另一个是经济萧条出现危机时，通过福利来拉动民众的消费信心。”郑秉文这样总结绝大多数国家推出福利制度的时机和背景。而从全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1973年石油危机是高福利国家出现负担的开始。1973年以前，每次世界经济危机都会让社会保障制度更完善，使福利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投入增多。但1973年以后，每次危机都会导致欧洲国家福利呈削减的态势，福利制度已成为欧洲国家的一个负担。 对日本而言，1973年正是“福利元年”的到来，由于收入倍增计划和企业利润“暴涨”，日本逐步建立起“全民福利”，并一度被称为亚洲的“新福利模式”。日本东京大学福利问题专家武川正吾认为，日本的福利制度还体现在对落后地区直接进行公共事业投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财政学研究员福田琢也对记者说，日本的福利特别重视减轻国民负担，因而一向不会采取“高税负、高保障”的欧洲式福利方案。2010年日本的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这与欧美国家相比要低不少。福田琢也承认，在欧美国家财政出现较大问题时，日本的福利制度能坚持到现在，要感谢日本人的勤劳，“不靠国家，努力自立”的传统观念和对国家的理解。 西方的两个极端中国不能走 福田琢也说，日本福利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保证了国民的竞争心态和国家发展的能力，但同时，它的弊端也开始显现。日本福利制度体现的是企业化管理国民的一种思路：在经济增长阶段，国家给国民的福利可以看成是一种“分红”，而在经济处于衰退期阶段，这一“分红”就因政治家的“检讨”逐渐减少。但新一代日本人相比老一代人，对削减福利的“忍耐性”差得多。因此为防止财政破产，政府一直对日本的福利模式进行修正，“这确实是一个走钢丝的过程”，一不小心就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 福田琢也说，中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在福利制度设计上要尽快追上经济发展的步调。可以预见的是，由于特殊的生育控制政策，中国老龄化的势头可能比日本更猛烈，因而中国首要任务是必须尽快完善养老保险体系。他认为，国家应在福利中占主导，而不应该将责任推给企业或家庭，同时，对中国而言，制度的覆盖面和透明性更为重要的。 作为中国社会保障的研究者，郑秉文认为，西方一些国家福利制度给国家带来的问题，可以给中国的启示就是“两个极端都不足取”。中国经济总量大，但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170多个有社保制度的国家里，还处于后面。因此，我们还要继续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目前中国福利制度还存在“碎片化”，如多种退休制度并存等。 德国学者马塞尔同样提醒说，西方的现状给中国等新兴国家一个教训，就是福利要“适度享受”，否则会像西方一样走入恶性循环。现在西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谓的福利改革很多只是流于形式，“福利将不再是西方的代名词”。（本报驻英、德、日、韩特约记者 青木 纪双城 张颜 王刚 本报记者 谷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