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15空空导弹:揭秘：毛泽东如何处理与张国焘的北上南下之争？

　  离开会理后，红军为了避免敌机袭扰，避开四川炎热的白天，大都是夜间行军。5月23日部队抵达冕宁城。从冕宁到大渡河还要经过彝民区。由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不当，长期以来彝民与汉族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和冲突，要通过彝民区有一定困难。而此时蒋介石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兵力堵截红军，红军必须尽快通过彝民区，抢在蒋介石部队之前占领渡口。

　　毛泽东经一夜行军，和朱德、周恩来一起进入冕宁城。刚进城就有参谋人员报告，说前面有个大山吞，山那面就是“倮倮国”。“倮倮国”的人不准部队通过，已发生冲突了。

　　毛泽东立即纠正说：“不能叫‘倮倮国’，那是彝族兄弟。他们暂时不了解我们，让部队先停下来。”

　　参谋人员走后，毛泽东对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说：“你们看怎么好?”刘伯承说：“已经派出先遣队去做工作去了。我也准备去一下。”毛泽东说：“那好嘛！你们四川人交个朋友嘛！”接着，毛泽东要求部队准备一些酒、绸缎、衣服、枪，送给彝族同胞。他特别交待说：“要告诉部队不准开枪，不准伤害彝族群众！”

　　刘伯承身受重托，与果基家支的彝民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传为佳话。小叶丹亲自护送红军，为红军通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部队不仅比较顺利地走过了彝民区，而且还播下了革命火种，一批彝族青年加入了红军。

　　毛泽东在过彝民区前，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做好准备，多带些米，并要求他们准备好送给彝民兄弟的礼物。他说：“前面要过彝族区，他们的生活很苦，你们不要想到那里去搞东西。和过苗族区一样，那里的东西一点也不要动。”他还说，彝族人是受白军压迫最厉害的少数民族，他们不是恨我们汉人，他们是痛恨国民党和军阀。他又说，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都是四川人，他们最了解彝族人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很高兴的。

　　当毛泽东来到彝族聚集区时，一些群众怀抱火红的大公鸡向他跑来(彝族对待尊贵客人的礼节)，围着他说着热情的话语。毛泽东边走边向他们亲切地点头，并学着他们的样子，把双手放在胸前表示谢意。毛泽东走出很远以后，还站在高山上回首遥望彝族群众，举起双手再一次向他们致意。

　　出彝族区后，根据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部队沿安顺场一线运动。这一带仍是峰峦回环的山区，山势陡峭，沟深水急。红军马不停蹄，急速行军，先头部队于5月24日到达安顺场。

　　安顺场是大渡河的一个渡口。大渡河是长江上游的一条支流，流入岷江而转入长江。大渡河水深流急，漩涡翻腾，遍布礁石。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马到此，前有大渡河，后有清兵，最后被围困于此，全军覆没。蒋介石认为，红军到此必重演当年石达开的悲剧，于是调动10万余兵力，策划了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图谋将红军歼灭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抢在蒋介石兵力部署完成之前渡过大渡河，是粉碎蒋介石的企图的关键所在。

　　为夺取安顺场渡口，刘伯承和聂荣臻亲临南岸，观察渡河战斗。红军以十七勇士首先渡河，迅速夺取北岸渡口。大队红军开始渡河，但只有两条小船，速度很慢。

　　第二天夜间，毛泽东来到了安顺场，林彪也率部队到达了。毛泽东一到安顺场就赶往渡口，找先遣队的负责同志开会。毛泽东听取了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十七勇士飞舟强渡大渡河的经过。当说到蒋介石妄想要红军作石达开第二时，毛泽东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当毛泽东得知渡河困难时，立即决定红军要迅速夺取泸定桥，否则大部队一时过不了河，而敌人李韫珩的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我们赶来，红军将面临巨大危险。毛泽东当时就作了具体部署：一师和干部团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渡河后从东岸北上赶向泸定(安顺场位于大渡河由北向南然后向东的拐弯处，由安顺场渡河是从南岸向北岸，渡河之后则是沿东岸北上)，由林彪带领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在大渡河西岸北上赶向泸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340多里行程，要求在两天半内赶到。毛泽东强调说，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的大部队才能全部渡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失败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大渡河东西两岸，两支英雄部队隔河相望，并肩前进。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沿西岸行军，边走边打，接二连三打了几个胜仗。他们昼夜兼程，日行军240里，终于29日晨抵达泸定桥边。

　　毛泽东在到安顺场的第二天下午，也冒雨出发了。山路蜿蜒曲折，加上下雨路滑，行路十分困难。为了鼓舞士气，驱赶疲劳，毛泽东不时和身边战士交谈，有时还讲一些小故事。

　　毛泽东还在艰难行军时，先头部队已开始了一场勇夺泸定桥的动人心魄的战斗了。

　　1935年，千里大渡河上只有一座铁索桥——泸定桥。泸定桥位于泸定县城的西边，由13根铁索连结着西岸和东岸。两岸是悬崖峭壁，桥下是翻滚着黑色漩涡、奔腾不驯、礁石林立的河水。这座桥是四川通向西康、西藏的交通要道。13根铁索中，4根用来作两边扶手，中间9根铺上木板作为桥面。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走在撤去木板的铁索上，稍不留神，就会葬身于湍急的河水。正是在这种险象丛生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上演了一幕千古壮歌。

　　5月29日下午4时，经过长途急行军、仅仅休息了几个小时的红军战士从西岸开始进攻了。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泸定桥另一端冲去。后面的战士边冲锋边铺木板，后续部队踏着木板向敌人射击。在靠近东岸的地方，敌人把没有来得及撤去的木板用火点燃，顿时燃起熊熊大火。敌军企图用烈火阻止红军前进。突击队员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冲进烈火，与敌厮杀，终于夺取了东岸渡口。部队冲进城后又打了两个多小时激烈的巷战，将敌大部歼灭。

　　与西岸部队夹河并进的东岸部队，在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之后，在29日夜11时左右也赶到了泸定桥。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后半夜2时左右，冒雨来到桥边。夺取泸定桥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提着马灯陪同他们察看这座着名的铁索桥。当他们从桥西再折回桥中央时，刘伯承停了下来，心中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在桥上连跺三脚，边跺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夺取泸定桥三天后，毛泽东来到了这座桥。红军主力大队川流不息地通过了这座摇晃的铁索桥。毛泽东在桥上停下来，向大家摆手、说话，有时立在铁索链旁，极目远望。大渡河的凶猛，泸定桥的奇险，勇士夺取泸定桥的壮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身边的警卫员议论说：“这样的桥，有我们一个班守着，谁也甭想过来，可敌人……”毛泽东笑着接上去说：“敌人嘛，总是敌人！他们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不能相比的。”后来，在他的着名的词作《七律·长征》中，他以一句“大渡桥横铁索寒”，写出了泸定桥的险要气势，写出了红军勇夺泸定桥的英雄气概，也使勇夺泸定桥的故事随着这首诗词传入千千万万人的心中。

　　夺取泸定桥的第四天，先头部队就向夹金山方向出发了。这是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行动方向。毛泽东一过大渡河，就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人在泸定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部队向雪山草地一线运动；同时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

　　要部队向雪山草地方向运动，并不是盲目的。红军渡金沙江、大渡河，是为了去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长征初期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曾有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以后中断了。双方通过一些传闻和国民党的报纸刊登的零星消息，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但十分有限。中央只知道红四方面军大体上在川西北活动，但具体地点不清楚。实际上，到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相隔不过百余里，只是被雪山隔开了。这时张国焘已派李先念率部队迎接中央红军，但中央红军的具体地点、到达日期，均不知其详。李先念率部攻克了雪山北麓的懋功，在此寻找中央红军。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也开始向这一带运动。

　　夹金山又名神仙山，海拔4900多米，位于宝兴县城西北，懋功以南，理县的西南。夹金山终年积雪，日落之后，月出之前，更是冰雪遍地。据说此山别说人过不去，就连鸟也不易飞过，只有神仙才能登越。“神仙山”由此得名。但中央红军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必须翻过夹金山。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各部队领导都给战士讲雪山的情况，鼓舞士气。毛泽东也对战士们说，“神仙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去。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开始爬雪山。这支突破乌江、勇夺泸定桥的英雄部队，与风雪搏斗四五个小时，翻过山顶，到达山下，意外地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两支红军主力终于会师了！

　　同日，徐向前在理番致电党中央，详细报告了敌情和各部队位置，提出作战意见，请中央决定，并代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中央红军。

　　两支先锋部队会师的消息，使长征以来备尝艰辛的中央红军极为兴奋。后续部队情绪高昂，以顽强的意志翻过雪山。毛泽东也于6月14日与中央直属纵队一起过夹金山。山上积雪难行，如果稍有不慎，掉到很深的雪窝里半天爬不出来；如果找雪浅的地方走，一是不容易找，二是即使找到了脚下也很滑，走两步要退三步。毛泽东和战士一起步行。那天他没有穿棉衣，走了一会儿，他的单薄的灰色夹裤就被深雪湿透了。他那双薄薄的黑色布鞋不仅湿透，而且被冻得发亮。身边警卫人员要扶他上山，他说：“不！你们和我一样嘛！”走到半山腰，刮起了暴风，风卷着积雪，伴随着鸡蛋大小的冰雹一齐朝大家扑来。战士们立即用手臂支撑起油布，让毛泽东在中间暂避风雪。这时，山顶上传来了呼喊：“同志们，坚持住！坚持住就是胜利！”“是宣传队的同志们！”毛泽东说：“我们要很好地学习他们这种精神。”他还鼓励周围的同志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啊!”警卫员戴天福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毛泽东关怀地说：“戴天福同志，你坐在这里是十分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这时，警卫员吴吉清赶紧把小戴背了起来，毛泽东就用手扶着他俩向山顶走去。

　　到达山顶后，只见雪地上战士们三人一堆，五人一群地坐在一起，有的索性躺下了。毛泽东一见这种情况，立刻走到战士中间，和蔼地说：“同志们，不能在这里休息呀！这里空气稀薄，有危险。再加一把劲儿，下山去我们就和四方面军会师啦！”对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向往，战友之间的相互关怀帮助，激励着战士们向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向自身的疲倦劳累挑战。红军大队人员终于战胜了雪山。

　　6月14日晚，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达达维镇，受到了四方面军同志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到了一座喇嘛寺庙，没有休息，就详细地询问四方面军部队情况，从部队建制，干部成分，思想状况，战士的生活、训练、学习，一直到师团的历史，党组织建设，部队战斗力，军民关系等等，问得十分仔细。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二师师长韩东山尽可能详细地作了汇报。最后他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鄂豫皖和四川的贫苦农民，打仗都非常顽强勇敢，一上战场没有一个怕死的，都是拼命地往前冲。”毛泽东高兴地说：“是啊！这就是红军的作风!我们从江西出发那天起，飞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地上追，我们还是闯过来了！”

　　当天晚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会场设在一个晒谷场上，搭了一个简易的讲台。周恩来主持庆祝会，毛泽东、朱德以及四方面军的韩东山讲了话。毛泽东以其惯有的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说：这次会师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体现。他盛赞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还称赞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他指出，中央红军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毛泽东强调说，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说明他对一、四方面军的会师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评价。当然，他也看到今后会有很多困难，他对韩东山说：“中国的革命才刚开始，道路还很遥远，斗争还很复杂，一定要不断学习，不断前进，努力工作，为党为革命奋斗到底！”尽管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有着充分的估计，但是，他以及他的战友也都未必预料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会如此之快就产生重大的斗争。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在达维庆祝会师后的第二天清晨又继续前进了。临行前韩东山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我们走后，后面的部队还得几天走完，你要把警卫工作布置好，掩护部队安全通过。现在确定将五军团三十七团交你指挥，待我们从懋功出发后，你们再行动，明白吗？”毛泽东说着，又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后和朱德、周恩来等人一道挥动军帽，同四方面军的部队告别。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夜。红军两大主力会师，表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深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发生分化，国内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动。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表明北上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主要行动方向，也是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退却转变为新的进攻的巧妙结合。

　　6月16日，毛泽东到达懋功后，见到了在此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向他询问了部队情况，表达了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关怀，还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铺在地上，向李先念等人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地提出了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今后，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6月16日，中央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名义发出了《为建立川陕首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中央向张国焘申明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和任务。第二天，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主张应向川西北，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即西进或南下)。从此，在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开始了反反复复的北上南下之争。

　　张国焘主张西进或南下，主要来源于他对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看成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样严重，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由此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红军卷起苏维埃旗帜，向中国西北部边远地区退却，与敌休战。这种方针在战略上是不适当的。因为蒋介石正企图把红军压迫到黄河以西地区，阻止红军向北或向东发展，切断红军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联系，置红军于困境，然后寻机消灭之。此外，这些地区多是穷乡僻壤，少数民族居多，存在着民族间的隔阂，红军若以此为根据地必然造成供给和兵源的困难。因此西进或南下是错误的方针。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北上川陕甘方针则是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后提出来的。北上川陕甘，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有较好的条件和深远的意义：一是此地地理环境接近华北抗日前沿，有利于红军开往抗日前线；二是有较好的群众条件，有利于支持红军作战；三是这一地区有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及地方游击队的活动，与他们会师后可以在较短时间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这一方针，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方针。

　　但是，张国焘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与张国焘同为党的“一大”代表，毛泽东以最大的耐心期待着这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能够放弃原有主张，希望一、四方面军能够团结起来，与其他部队联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6月18日，党中央、毛泽东再电张国焘，申明北上方针。20日，又致电张国焘，请他赶来懋功，以便商议决定战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