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时节又逢君结局:长征中谁曾持枪阻拦毛泽东北上 结局如何？

        核心提示：陈昌浩从何畏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红军大学秘书长黄超前去传达命令，让红军大学停止前进。李特带人快马赶来，追到红三军团后尾。他手下的几个人高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红军大学的学员主要来自红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李特去追赶毛泽东等人，是奉命行事。在追上毛泽东后，李特出言不逊，态度傲慢，所以当时在场的杨尚昆、宋任穷等人对他均无好感。但当毛泽东晓以大义之后，李特没有再为难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仅带领部分红军大学中的红四方面军学员南下。然而这一次持枪阻拦红军北上，就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本文摘自《福建党史月刊》杂志2010年第11期，作者：宋凤英，原题：《李特：持枪阻拦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北上》

        李特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然而在红军时期，他却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西路军参谋长。在长征途中，李特奉陈昌浩的命令，带人持枪追赶毛泽东，并对毛泽东出言不逊，阻拦中央红军北上，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1938年初，李特在新疆迪化以“托派”罪名被杀害，从此沉冤半个多世纪。直到1996年，李特才被解放军总政治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的高材生

        李特原名徐克勋，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李特入学后专心读书，平时沉默寡言，不事其他活动，甚至学校组织学生去泰山春游，他在车厢里也只是看书睡觉。但是，当唐山掀起路矿大罢工的风暴时，他却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声援活动，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次斗争中，李特不仅表现出了敢于斗争的精神，而且很有组织能力，因而引起学校党组织的注意。1924年，党组织决定从唐山交大选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前往苏联学习。李特乔装打扮，肩负党的使命，依依惜别培育他三年的学府，踏上新的征程。

       李特个子矮小，在苏联留学期间，被大家以英语戏称为“Little”。从此，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1924年秋，李特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李特在校进步很快，于1925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选为支部书记。同年底，冯玉祥派数百名学生到苏联学习。为了做好统战工作，中共旅莫斯科部调李特、赵秀峰和另一名华侨，以当翻译的名义到乌克兰的基辅去做学兵工作。基辅中级军官学校的中国班有32余人，其余是国民二军的。李特到这里主要是开展发展党组织等政治工作，他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联系，并经常向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等汇报工作。李特在留学期间，发展了不少党员。1926年师哲入党，李特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27年秋，李特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这里有中国学生10多人，除李特外，还有刘明先、刘伯坚、肖劲光、李卓然、傅钟、曾涌泉、伍止戈、蒋经国等。他们在这个学院度过了三个春秋，于1930年夏毕业。

         李立三为了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主张，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要在上海等大城市搞武装暴动。为此，李立三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员调回上海，搞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李特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30年秋离开莫斯科回国的。

        持枪追赶中央红军和毛泽东

        李特在鄂豫皖苏区时，历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在此期间，李特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做出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重兵“围剿”，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进入川陕地区。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李特历任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在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军部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李特随右路军行动。

        让李特在党史上备受指责的，是1935年9月11日他奉命去追赶率领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单独北上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使长征中的红军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张国焘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坚持要南下。9月9日，张国焘对红军左路军下达了南下的命令，并致电中央，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成为牵动全局、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已经分散，红五、九军团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红一军团困在甘肃迭县俄界村。在就近的部队中，党中央能直接指挥的只剩下红三军团。此时，党中央处在随时都可能被张国焘胁迫的危险境地。

        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在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中央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开辟道路，党中央毅然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在前开路的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红军大学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和红一方面军干部团联合组成的，倪志亮任校长，何畏任政委，李特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凌晨3时，红军大学接到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的出发命令。

        在阿坝的张国焘得知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团北上后，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红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接着，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派人给彭德怀送来亲笔信，要求红三军团停止北进。彭德怀看了陈昌浩的信后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拿着信幽默地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陈昌浩从何畏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红军大学秘书长黄超前去传达命令，让红军大学停止前进。李特带人快马赶来，追到红三军团后尾。他手下的几个人高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红军大学的学员主要来自红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

        对李特等人的行为，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广大指战员不予理睬。彭德怀很生气，站了出来，出面与李特讲理。这时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走在红军大学的前头，在半山坡上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

        正当李特与毛泽东对峙的时候，原共产国际顾问、红军大学教员李德正好骑马经过这里，与李特发生了冲突。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李德也在苏联学习过，又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因此两人私交不错，见面时一般都用俄语交谈。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

       莫文骅曾回忆了李特追赶毛泽东等人的细节。他说，李特第一个飞马追赶中央，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转移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一带时，已不满3000人。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军，与追敌血战竟日，第二六五团损失殆尽，第二六七团也遭受很大伤亡。李先念的指挥所，一度被敌骑兵从三面包围，险些被敌人冲掉。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认为部队“已战到最后”，“只有设法保存基干”。大家都明白，毕竟失败已成定局，谁也无力挽回了。大家心里都很悲痛，难过得说不出话来。陈昌浩眼含热泪，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一）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二）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李先念统一指挥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三个支队，李先念、王树声、张荣（占云）各率领一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

         很多书刊把西路军左支队冲出祁连山之前打的最后一仗——安西之战的失败归咎于李特，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4月24日，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领左支队进至甘肃安西城南25华里处的石堡城，准备攻打安西县城。此前，马步芳已经判定红军“似将向嘉裕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严令各路人马尾追堵截。4月23日，驻防肃州的马步康旅奉命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于当晚进驻安西。原在石堡城向红军提供情报的商贩，发现敌人增兵，便赶忙出城向红军报告。但西路军多数工委委员一致认为，敌人不可能获悉左支队的行踪和计划，“增兵”之说有诈，商贩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奸细。李先念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他决定仍照原定计划当夜攻城。安西县城面积不大，但城墙均系黄黏土筑成，又高又厚，利守难攻。李先念、程世才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于当晚从城东和城西发起进攻。但第一梯队刚进至安西城东关，即遭守敌的猛烈反扑，山炮、迫击炮、机关枪吼声大作，火光遍地。第二梯队向城西门进攻，也遇到敌人密集火力的压制，几次冲锋均未成功。红三十军政委程世才回忆说：“事实已经证明，那位老乡（商贩）的话一点不假，如果没有一个旅以上的敌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炮火，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我和李先念交换了意见，立即停止攻城，向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围子转移。”

            攻打安西失利，主要原因在于未弄清敌情的变化，以为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在进行防守。李先念晚年曾为李特“洗冤”，他纠正说：“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

        生死抉择：去延安还是苏联

        1937年5月7日，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到达迪化后，随即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代表组织领导下，从1937年秋季开始，总支队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技术装备，以苏联和盛世才的军事教官为教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李特随着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后，仍旧在一次辩论会上大骂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陈云。陈云当场指出李特说的不对。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李先念传》介绍，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选择，李先念等人表态坚决要回延安，而黄超、李特等人则没有选择回去。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在迪化组织大家进行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学习，并就张国焘的问题作了长篇报告。这在西路军同志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但是李特和黄超两人不同意邓发对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否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久，李特和黄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两人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到今天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他们是在苏联遇难的，有人不相信他们被杀。两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居然这样不明不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李特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一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并不认为李特是“托派”和反革命，对他评价颇高。红三十军军长李先念对李特很了解，他曾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学。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曾任红三十军政委、建国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的程世才中将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很坚决，能吃苦耐劳。至于1935年9月，李特奉命去追赶党中央、带领一部分四方面军回头南下，说中央北上是机会主义，一些人说李特是反中央，这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所以，徐帅、先念主席对李特的问题很关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况查清楚。”原西路军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建国后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杜义德中将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在西路军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带领几百人到新疆，就说明了这一点。李特早就应该平反了。”原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师长、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对我们说，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还到机场送行呐，以后就不见了，一打听，听说被杀害了。把他们说成是托派，那只是借口。不管怎么说，李特和黄超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理论水平比较高，平易近人，有学问。”原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电台台长，建国后曾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的宋侃夫说：“在西路军，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条件下，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我们离开新疆以后，把李特、黄超留下来了，后来听说把他们当做反革命处理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当时把李特当成反革命是冤枉的，应该平反，因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

        直到1996年6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才发出通知，为李特平反。通知在“烈士事迹”栏中写道：“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