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龙折纸大全 图解:“被害人”徐勇(南方都市报 2011-8-31)

　　疼痛是徐勇的朋友。

　　这段关系始于2000年末。在一场包皮切除手术中，徐勇失去阴茎左侧系带，开始了浸透痛楚的十年人生。起初，他被聚焦，是国内首例曝光的未婚男性性器官致残案主角；10年里，灯光渐黯，疼痛赶走了一切美好与希望，只留下他，在向法官证明疼痛的路上独行。

　　在微博上，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被害人徐勇。

　　南都记者叶飙 发自上海

　　左系带没了

　　7月10日，徐勇又站在游泳池前。把下身埋进水里，疼会轻一些。

　　疼痛爆发时，这算他常用的办法之一，其他还包括电针刺激、让男技师用足力气按脚底反射区和吞下副作用巨大的止疼片。最痛时，譬如这个8月的苦夏，他还会去北京的医院里住几天；但更多时候，他用双指狠掐阴茎腹侧的伤疤，仿佛要掐碎10年前那一幕。

　　2000年国庆，徐勇的人生正在巅峰———刚调入浦东新区一年，就负责上海市委市政府一号课题《聚焦张江》浦东部分的撰写，还参加了浦东新区WT O行动计划起草，憋足了劲，要在行政定级前“做出点事”；与女友感情甚笃，买好了婚房，正考虑起终身大事———一次包皮环切手术葬送了这一切。

　　为了让婚后生活更完美，徐勇决定切掉略长的包皮，他去了上海市东方医院。据徐勇回忆，与执刀医生张桥梁的沟通并不太顺利。自己9月底预约被拒绝，电话里的张医生有点不耐烦；10月11日躺上手术台时，张的态度也有点冰冷，“你就是徐勇？”

　　张桥梁否认徐勇的说法。他要做的事很简单：先将一个环套置入包皮内板，将要割除的包皮撑起，再把另一个环套从外部套上、夹紧；几天后，缺乏供血的包皮就会坏死、脱落。张桥梁告诉南都记者，自己操作规范，手术毫无问题。

　　徐勇的感受却要复杂得多。他被一种难以名状的疼痛袭击，“张桥梁好像是把我阴茎上的一根筋一点点抠出来，拼命捻进里边那个环，痛得要命。”

　　2分钟的手术后，徐勇发现，套环与自己的阴茎并不垂直，左侧向上有约60度的倾斜，疼痛如针刺般愈加强烈。他半小时里两次返回手术室要求检查，都未果；直到次日，其他医院的医生才向他证实，手术出了大问题。

　　“系带的形状就像两条腿，我后来才明白，被张桥梁捻进套环的筋就是左系带”，徐勇在大腿上比划，“手术的结果，就好比把左大腿全切掉了，用的是横断结扎截除的办法，一般在对动物做神经截除实验时才用。”

　　张桥梁至今坚称，系带完好无损；但上海市人身伤害司法鉴定工作委员会鉴定称，“徐勇包皮环套术后阴茎系带左侧延伸组织部分缺损，属于医疗缺陷，目前尚不能完全排除医疗缺陷对性功能有一定影响。”

　　系带是阴茎腹侧起连接作用的膜状组织，“负责”拴系包皮，还能引起高度性快感。系带虽为每个男人所有，却非显著部件，多数人并不清楚它的构造。他们劝慰过徐勇，“我帮你找家医院，把它接起来。”

　　然而，左系带没了，绝无续接可能。

　　独角戏

　　失去左系带后，徐勇失去了一切。

　　黄凌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也是起诉东方医院的维权者。200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公民代理人卓小勤来上海，两人同去咨询，因此相识。黄凌回忆，隐痛在徐勇的眉宇间写满焦虑，挣扎着寻找救命稻草，“没办法去形容他的痛苦。”

　　徐勇的痛的确难以言说。系带富含神经末梢，切除后，神经的残端不断放电，形如电线“短路”。来自下体的钻心刺痛，难以对旁人吐露，只在《解剖科学进展》杂志中得到陈述———一篇名为《阴茎包皮系带的神经支配研究进展》的论文显示，“（系带损伤）会导致术后阴茎自发性疼痛以及性功能障碍等并发症”。

　　近日召开的国际疼痛论坛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疗中心主任倪家骧表示，徐勇的残端疼痛之所以如此严重和顽固，与损害方式有关———神经韧带被结扎、阻断供血，在组织慢慢坏死后截除，这与一般的刀切、激光损毁不同，包含了髓鞘神经束截除，医学上将这种神经损害方式导致的神经病理性疼痛称为神经瘤模型。

　　张桥梁不承认这种痛苦。这位执刀者接受采访时称，自己从医30余年，做过包皮手术上千例，均无差错。他肯定徐勇的手术是成功的，痛苦并非源于生理，而是心理造成的，“他精神有问题，我也快被搞得精神病了。”

　　回顾与疼痛相伴的十年人生，徐勇痛恨这样的说法。“总是早上5点多从惊悸中醒过来，看见外边一缕朝霞。觉得有点太阳蛮开心的，好像还在生活中”，徐勇深蹲在地，觉得似乎舒服了一些，回忆当初，“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有三四年都只能躺着，靠钟点工帮忙，做的课题全中断了。”

　　卧床之初，徐勇时刻吊着电话，那一头的女友边上班边与他聊天，生怕他自杀。姑娘像安慰感冒的孩子似的说，“没事，会好的”，这让徐勇的心情愈加复杂。“我既要让她明白，不可能给她正常生活了，又希望她知道我的情深；我想让她早点离开，又矛盾、舍不得。”

　　周围的朋友开始议论。有的劝徐勇，这样的人肯定要跑掉。有的劝姑娘，你这么优秀，为何要跟着他这么个“活死人”？

　　“领导把那些难听的话告诉我，让我为了自尊，别再跟她联系了”，徐勇头一回意识到了社会的残酷性，“人性都有弱点，都很实际，而不是先考虑追究肇事的人。”

　　他听了劝，断了念想，卖了婚房。10年里，房子升值近10倍，卖房所获却早已散尽，形形色色的人让他再一次明白了现实。他们在媒体聚焦后汹涌而来，有的宣称要介绍律师，有的说能搞定法官；最多一次，徐勇花了5000块请一桌陌生面孔，风卷残云，什么都没留下。

　　徐勇还是一个人，偶尔有靠近的异性，也在他刻意避让下渐行渐远。徐勇仍有冲动，可总是被勃起所带来的剧痛撕裂，在动物本能与疼痛酷刑的夹击下，冲动的次数总算渐少。

　　与黄凌相识时，徐勇刚走出卧床的阴影，和现在一样，疼痛仍不时发作，如蛇般猛噬下体，止疼片也无可奈何。无论黄凌、卓小勤还是采访徐勇的记者，都不时接到他的深夜来电，诉说孤独与难挨。

　　有时，电话里还会传来独角戏。在他的戏里，医生不容置疑，病人恐惧愤怒，在关于疼痛的问题上针锋相对。两种声音于是缠绕在寂静的夜里。

　　证明疼痛

　　奉上这幕独角戏，是为了演出自己的无奈。至今，徐勇准备了近60份证据，却连困扰自己10年的疼痛都无法证明。

　　徐勇的诉讼大体分为前后两次。前诉始于2001年，法院委托的上海市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中心认为，其左侧系带“有部分缺损，属医疗缺陷，目前尚不能排除此医疗缺陷对其性功能有一定影响”，徐勇一审获赔各项费用2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2003年底，二审维持原判。判决里写道，“若上诉人徐勇今后确有证据证明因该手术导致其术后持续剧烈疼痛的，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徐勇认为，正是这个“持续剧烈疼痛”的概念，构成了他此后维权的障碍。

　　“这是法官臆断的标准，从人的生理结构分析，不存在无间隔的‘持续’疼痛”，卓小勤指出，后来的判决均以此作为标准，对当事人不公平。

　　在遍访中西医也无法治疗疼痛的情况下，徐勇于2004年提起了后诉，提交了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治疗疼痛的各类证据近40份；后来还得到了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的支持，后者认定他符合三级伤残、需要终生维持镇痛治疗。

　　所有证据都未获采纳。进入后诉终审判决的是两份回函———法院先后委托两级中华医学会就徐勇是否存在剧烈疼痛进行鉴定，均被拒绝———“不予受理”的回函成为法院驳回徐勇全部诉求的依据，他提交的证据被认为“都是医疗专家的主观证词，不具客观性”。

　　倪家骧接受采访时承认，这种疼痛无法用仪器检测，但“完全可以予以客观认定”，方法包括神经解剖特点与疼痛发病机理分析，再结合病史、临床症状和医学临床经验。

　　包括他在内，5位专家联名出具了《关于徐勇系带残端疼痛问题的临床专家会诊意见》；其他4人具有同等分量，分别是北京协和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原主任委员罗爱伦、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麻醉科主任徐建国、卫生部北京医院疼痛诊疗中心主任赵英以及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会长黄宇光。

　　会诊意见认定疼痛客观存在，已严重破坏其生活质量和生存能力，但从未获法院采纳。

　　卓小勤则介绍了更客观的“交替试验法”。临床疼痛专家常在徐勇的脊髓硬膜外置管，注射药物镇痛；试验中，则交替注射药物或水。“试验在医生、护士和患者都不知情、‘三盲’的情况下进行，然后让患者陈述痛感，反复多次，患者不可能全部蒙对，这样就能证明疼痛存在了”，卓小勤说，“徐勇已经在3家医院接受了这个试验，准备再做一次，找权威机构公证结果。”

　　宣武医院的最新检测结果也可以作为侧面印证：经电生理试验检测，徐勇阴茎背侧神经的传导速度仅为正常参考值平均数的1/3，医生判断与神经受损有关。

　　和疼痛一样未获法院认可的，还有南京医科大学早已认定的伤残，徐勇因此无法主张伤残损害赔偿。南京医科大学的司法鉴定亦证明，徐勇的左侧系带完全缺损。据徐勇称，参与上海市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的法医朱广友也参与了这次讨论。

　　继续奋斗

　　事实上，对徐勇而言，肉体上的疼痛和伤残还在其次，精神的折磨才是重点。作为徐勇如今的代理人，卓小勤深谙他的痛苦；用他的话说，“这件案子不存在难点，所有‘难点’都是人为的。”

　　对于从人生巅峰跌下的徐勇而言，这尤为难以接受。后诉至今未完，加上前诉，他的案子已4次经过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谈起基层司法的时候，身为公务系统一员的徐勇与窗外牢骚满腹的知了别无二致。只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去年2月提起的那次抗诉让他恢复了少许希望。

　　抗诉申请由徐勇提出，案件经年未决，惊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据未证实的说法，后者阅批了申请，才使已终审的案件获得转机。抗诉书中，上海检方指出，中华医学会的回函不具证明力，应对徐勇提供的、明显具有较大证明力的证据予以考虑。

　　“这说明，最顶点的官员还是好的，我就是从这时开始相信法律的”，徐勇对司法仍抱有希望，尽管再审在今年3月29日又一次被驳回。

　　作为体制内一分子，徐勇在维权者的队伍里是个异类。当别人逐级上访，从当地一路访到北京时，徐勇从未踏进过信访部门的大门。“我的单位对我已经非常包容了，没有必要去给领导添麻烦”，7月的一天，他在灼日下边走边解释自己的想法，他要去见卓小勤。

　　饭桌上，卓叮嘱徐勇，既要有诉讼的大方案，又要抓住所有的细节。顺便又问起他服止疼药的剂量，“尽量不要用吗啡，你跟癌症晚期不同，今后日子还长，止疼药毒就毒吧，吗啡万一成瘾就麻烦了。”

　　徐勇明白这一点。今年4月12日，他对上海市一中院的再审判决再次提出申诉，尽管要上海检方再次提起抗诉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徐勇将自己的维权方向牢牢设定在诉讼中。

　　为此，8月初他又跑了趟北京，对这个44岁的“月光族”而言，维权早已成了开支的主要项目。这次总算没白跑。中华医学会同意，若法院方面再委托鉴定，将接受请求，理由是疼痛学科研究“近年来的发展”。

　　徐勇认为这是个借口，但他欢迎这个决定。他梦想着，自己期盼的公正有一天在判决中实现。

　　送卓小勤去机场那天，黄凌开车。和往常一样，他和徐勇又聊起了维权的进展与辛酸。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看穿了就好”，黄凌劝他。

　　“一方面要看穿，一方面也要奋斗，要抗争”，徐勇纠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