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雨浩被黑化洗脑:青羊宫：古老印刷术散发墨香

　　唐末成都 全国印刷中心

　　经当家的陈明昌道长介绍，我在一个老四合院里见到了负责印经的蒋师傅。院子位于三清殿右侧，院中植物茂盛，雨中绿叶泛着活泼的亮光。因无居家的繁杂，院落洁净清爽，感觉正是道家所居潇洒出尘之境，易于静观内心而超脱。左右厢房分别为印刷车间和经版房。

　　蒋师傅带我先看藏经版房。经版房约有180平方米，焦墨味混合着潮气在狭小的空间中弥漫开来。房中铁架子横竖错落、又挤又暗。经版紧挨着置于架上，像现代书籍一样竖放。架子高的两米多，少部分仅一米三、四高，分成隔层，经版均按某类某种经书排版顺序置放活动，取印也按顺序。所以，蒋师傅叮嘱我不要乱抽乱放，以免印刷中排错版页。

　　经版大小一般是22厘米（宽）×33厘米（长）×1.5厘米（厚），印出书的规格是28厘米×19厘米，印“经忏”（俗称走马折子，象朝臣的奏折）的版子较大，是53.5厘米×29.3厘米，还印一种叫“科仪”（道士做法事用的，篇幅较少）的经书，书的规格是21厘米×32厘米，比一般经书稍大。蒋师傅说，架上经版基本上是清代留下的，共计约二万多块，是《道藏辑要》书籍的全部版子，每个架子上都有标牌加网，写明属何种经书。经版都是黑黢黢的，不知印过多少经书了。

　　几十年或几百年前，这些经版经谁的手，在怎样的环境下开雕，又如何保存至今，的确是个谜。史家确认，最迟在唐代，中国已发明雕版印刷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物《金刚经》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木刻本（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文献可考者还可上推。一千多年来，几乎历代都有雕版印刷。成都是中国雕版印刷发源地之一，1944年在川大校园内出土晚唐时印的《陀罗尼经咒》，是国内现存早期的雕版印刷品，上刻佛像、经文，首行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活动，考古还发现唐末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印历书残页，以及西川过家印的《金刚经》残页，而且晚唐刻的“西川印子”（即印本）《唐韵》《玉篇》等书在当时还流传到日本。可见，唐末成都的刻书印本已蔚为大观，成为全国的雕版印刷中心，卞家、过家、樊家等正是当时蜀地的著名印书铺。

　　早期刻本以佛经、咒本、历书及字书为主，经过五代至宋，成都刻本愈加精湛，著名的《宋开宝蜀本大藏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选》《初学集》以及元稹、白居易等诗文集相继刻印，为世人所珍，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誉，蜀刻也成为宋版的代表之一。这种刻印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

　　从“益州始有墨板”（宋《国史志》）开始，无论官府还是书商，刻书越来越多，内容丰富，书家文人也愈来愈重古刻与名家所刻。宋版不仅刻有书铺的名号，好的雕版所印之书神采焕然，令方家爱不释手，但古刻十分稀罕。书要遭虫蛀，雕版易遭火灾，存雕版比存书更重要也更难。

　　据载，《道藏辑要》经版原藏于紧邻青羊宫的二仙庵，光绪十年，由当家道士阎永和主持刻版（一说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贺龙骧、彭翰然等人第四次刊刻）。二仙庵创建于清康熙年间，道士在此传戒、习经，新中国成立后才与青羊宫合而为一。如果不是读经之需，这些经版也可能交由博物馆或尘封某处库房便再也无人过问，青羊宫也不可能再现初期木版印刷形态，并用这种方式制作代表传统文化之一的道家典籍。

　　蒋师傅取出一块雕刻有图像的经版给我看纸箱纸盒，干时呈黑灰色，两面皆刻，他说这类神仙图像施刀圆滑，而文字却疏朗，连同仿宋体经文皆宗宋版质量控制，是清代刻版着力追求的风格。在靠门边几案上有几块新刻而未施墨的经版，蒋师傅说是补缺的，虽也找的是技艺高超的雕工，但总觉技法难出老版之上。当然，偶做补刻印刷，与刻整套书，神韵就差了一大截。

　　印刷60套 费时一年多

　　下午一点钟，印刷车间开工。车间同对面的经版房一般大，乍一看，乱七八糟特种印刷，桌案摆放着一堆堆宣纸、印张或装缝好的书。尽管零乱，但却安静，里头有十二个工人，除两道士，余皆年轻人，都专注于自己的工序。

　　印经版的是三个年轻人。经版摞在案头，都是选好了按顺序要印的。台前正中放置要印的版子。我看小周操作，他先用墨刷子在版子上敷墨，接着放上一张按规格裁切好的宣纸，然后用一刮子在纸上均匀地碾几下糊盒，随手扯起，雕版上的反体字即印在纸上了。平时常说“印刷”这词，时至今日，我才真正体会所谓“印刷”的含义。

　　小周说，这刷墨的“刷”供墨，应称“走”，每印一张纸，都要在经版上“走”一道墨；刷子叫“走子”，铺纸于墨板上后不叫碾，叫“擦”凹印，前后动作连贯，熟练的就是“三走三擦”，不仅快，且字迹清晰、墨色均匀饱满。我看小周平均几秒钟印一张，非常熟练。他说已干了三年设备操作，每天七个小时，按规定一天印1900张纸，早已习惯，完全是机械动作了。经版两面刻印前要先数纸，每个版子正反各印60次，完后即把版子堆放在脚下。印版的墨是从本市凤凰山一工厂出的焦墨，宣纸是夹江生产的，夹江宣纸在文人中素有名望，张大千也喜用之。

　　蒋师傅说，线装经书的工序有十多道喷墨印刷，从切纸开始（整张69厘米×132厘米），通常裁成七张，若印“科仪”版，只能裁六张；接下来是分集印（道教经书以二十八宿的角、亢、氏、房、心、尾、箕等顺序分集），每个印工负责几集网络出版，最后合成一本。一版需印60张，即印60套，一个印本一天印1900张，约印30至32个经版。按全套《道藏辑要》经书245本计算，60套就是14700本流程，蒋师傅说光印齐就要一年多时间，这里的三个印工只有两个印经书，一个印“科仪”版。若用现代电脑排版，印刷完毕当不出一月。

　　印齐一本书后，就“配页”（或称“捡页”）版式设计，把相连页码按每种书的顺序捡出配齐，大致一天一个“捡页”工要捡上万张纸；接着是“折页”，印一个版子是两页，需从版心对折，然后“加附纸”（又说是嵌附纸）报纸印刷，有点同于现代书籍封页内的衬纸；然后将一本书的页码全摞一起进行“齐墨”，将版心的鱼尾形记号或黑口线对齐，再“整墨”，把页码从里到外依版心黑线对齐，因这一边是不裁切的装订，再放在机器上压紧密；接下来是“贴壳子”（这是书的封面）、“切毛边”、“打眼子”（这是线装书缝线必需的步骤）、“缝线”，在封面贴书笺，一组组书出齐后按序装函套，在函套上贴书名标签，可见木版印一本书，从印刷到装订成型，要费不小的工夫。

　　因是各做各的工序，不断重复一个动作，工人们都已成了熟练工，均要为书的装订配套而完成大致的工作量。缝线的师傅说折页，手快的一天要缝二百本。蒋师傅说这里最长工龄的不过三年，印工中有一个才个把月，而一天的装订量是2600页，工序配套、速度相应，不熟练是不行的。快而不出错，动作程序严密精细，这也是达到手工艺至高境界必需的过程。尽管工人手中活不停，却有说有笑的，似乎并没觉得工序的单调及熟悉技艺的艰难。赏心悦目的是成品线装书堆积案上时，手摸着书页翻阅，感其质、闻其香，看其斗大的字，真有文化典籍的厚重之感。其古色古香，令人爱不释手。

　　昂贵稀少的雕版印刷书

　　一部《道藏辑要》245本，装35函，仅出60套，的确少而精。所以蒋师傅说虽有价（1990年国内流通价6500元，海外流通价8000元，现价是18000元），实不为利拼版，因为这种印经方式数量很有限，成套书要售罄才再印，甚至很难说印多久。

　　这里并非一直在印经，1986年恢复印经，后停产，直到1993年又才继续。1980年巴蜀书社曾出过《藏外道书选刊》，共10辑，包括200种道教文献资料，是正续《道藏》《道藏辑要》未收之作，蒋师傅说也是青羊宫印的，当时印了100套。

　　蒋师傅从 1996年开始印《道藏》，算是这里最老的印经人了。我去时正看他裁切成书毛边。他说，现在木版印《道藏》很艰难，首先纸张贵了，像夹江宣纸，原先十三元，后来十五元一刀，现在四十六元一刀，差不多翻了三倍。“当家的甚至说不行就用胶版印刷。那样咋行，胶印的纸不对，墨也不对，拿起就没有道藏的感觉”，他把手里的道藏线装书翻了一下，说道：“还是要这样的书翻起才对。这是我留着的，哪个要，我只给他复印，原书不给他。现在这里是有要的才印，干一天算一天，顺其自然。”

　　雕版印刷最早从寺庙宫观里滥觞，即由印刷佛经或佛像而创始发展，除前所举初期所印佛经书，唐人已载道家雕印《刘宏传》数千本之事（《云溪友议》），唐朝初年开始编纂《道藏》，宋徽宗政和年间首次刻板印刷全部道教经典，称作《万寿道藏》。金、元两朝也刻印了《道藏》书评，并都增加卷帙。明代相继刊印正、续《道藏》，是今世所见最古老的道藏，其刻版在1890年被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焚毁。

　　清嘉庆年间，侍郎蒋元庭在京师精选《道藏》要籍173种刻版印刷，名为《道藏辑要》，后又多次增补重刻，到清光绪年成都二仙庵刊刻《道藏辑要》，所收道书已增至287种。其中新增道书114种，都是明《道藏》未收的典籍。可见刻本佛道经典为传统正宗，而且多数刻版代代相传，也是古风的遗存。用这样的书学习经藏，应是心灵上的一大抚慰，所谓祖述正宗，一脉相承。这正是古老工艺至今尚未绝迹的缘故。

　　家藏木版印线装书，感觉不过是有一古董，亲见其生产，感情上就不一样。清爽的是成书堆案上，看那深蓝色的封面，很考究的书笺及醒目的线装，再翻开书页印刷检测，感其质，闻其香，油浸浸的墨色，劲健的仿宋字很学究地排列，……其韵味，其实沉，其历史的厚重之感，对于爱家，那真是没法说的滋味。这种书籍的触摸与熏染，在今天看来是与文化人隔绝了。想到此发展史，觉得能在这样的手工工场多站一下、看一下，也是文化心性的陶冶。

　　不过，工人们在做着这非凡的生产时，他们淡然的神情，简单的动作，又使你正视这种手工艺普通的一面。无论道士还是年轻人，谁都没有把这里的生产看得多么了不起，尽管他们知道外界没有人在做这种工作。蒋师傅说起或做着木版印刷，都是一副平静的表情，“道教典籍历来是这样出的，就像念经一样，天天如此，自然而然”。所以这里的木版印刷并未被视作落伍或与现代商业格格不入，却被一种平常、静默而单纯的心自然地接受并认真地做着。

　　文物陈列室姓李的道士说的话给我启发——“道家就是要原始的，先天的，所以读经书要祖师爷留下的，手工印制的。木版印线装书里面的字十分耐看，书样朴实亲切，摸起柔软，有体贴的感觉；字行醒豁、舒服，老了看都不费眼睛。在宫观里，读这样的书，出家人是安心的。”

　　作者手记

　　因为跟印经的蒋师傅熟，去青羊宫喝茶顺便总要去看看他。有一次一个外国朋友和我去了印经车间，他很吃惊，中国还有如此印书的方式，我说这就是中国古老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中的雕版印刷术，他以为这早该进博物馆了。

　　在二十一世纪的书店里，几乎看不到木版印线装书（在个别古旧书铺有收购或销售线装书，不过售价昂贵，等同于古董文物），流行或畅销的书已是电脑照排，用纸和装祯益趋新奇豪华。一比较，微黄的植物纸散发的墨香、简朴的装订及单纯的质地，持握翻页时的手感，线装书都令人舒服、惬意，有着因内心踏实而产生的高度信任感。遗憾的是，人们而今已不能轻易获得一本木版印线装书，经典就更不容易。很少有人由线装书联想到印刷线装书的手工技术。其实木版印书的工艺留存远比线装书的保存要难。这也是今人忽略它或少有机缘见识它的缘故。

　　我最初采访蒋师傅，缘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巴蜀文化图典》，当时外面对于青羊宫木版印经几乎不了解，因为地方文化及手工艺术尚未得到重视。但奇怪，那时，平静中，青羊宫印经人员整齐，生产工序井然。老作坊里，手工娴熟的技术、沉稳自得的心性，予人以强烈的感染力。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这跟手拿木版印线装书的感觉是一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成都古籍书店二楼上看到有出售的木版印和石印的线装书。在市井一些老茶铺里我也曾看到一些老年人把柔软的线装书裹成筒握着，几乎要贴着脸了，在眼睛前上下晃着，这是早期在休闲环境里看竖排线装书的典型读法，很随意很亲切。

　　今年六月我在青羊宫见到蒋师傅，他说印道藏已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纸张贵了，购买道藏的人太少，必须是有人要整套才会开印。青羊宫售书处有不少线装书，一翻开，里面是胶印的。由此可见其他，木版印经寿终正寝的日子，已经很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