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尊和妈妈访谈视频: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的由来

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

　　历史上，中印边界原本没有什么争议，有喜马拉雅山作为天然屏障，中印历史上的习惯边界就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二十世纪以前，这一段边界从来没有明确划定过，也没有一块界碑，双方以模糊形态按照传统进行实际控制，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两国边界的长度也一直没有准确测量，大约有1700—2000公里。一直到英国占领印度，并不断实施侵占西藏的阴谋，才给日后的中印边界争端埋下了祸根。

　　中印接壤的地区绝大部分在西藏，小部分在新疆。两国边界西起喀喇昆仑山口，东至中国、印度、缅甸3国交界处，当中隔着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不丹，锡金。边界争端涉及12.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分布在3个地段。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有3.3万平方公里，是新藏公路的必经之地，现在中国的实际控制下，阿克赛钦驻守着中国海拔最高的海军部队；中段阿里地区有2千多平方公里，双方控制区域犬牙交错，现已互相交换了这一地区的实控线地图，争议不大；东段有9万平方公里，现在印度的实际控制下，东段的达旺地区，是双方争议的焦点。

　　早在上世纪初，英国沿着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的西姆拉，英国一手策划了“西姆拉会议”，与会者包括当时袁世凯执政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西藏宣抚使陈贻范，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十三世达赖的特使夏扎伦青，英国政府代表、英印殖民政府外交政务秘书麦克马洪。会上，英国一手炮制了“西姆拉条约”，人为地把我国藏族划分为“内藏”、“外藏”，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等等。1914年3月，麦克马洪提出了一条英方勘定的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习惯认定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西藏境内最富饶的9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英国的印度殖民地。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西藏当局的动机，有一种说法是麦克马洪许诺给西藏5000支枪和50万发子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藏人不会画地图”，根本不懂边界被篡改了，反正1914年3月24日，西藏代表夏扎伦青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在德里同麦克马洪秘密换文，接受了麦克马洪提出的上述边界线。秘密换文中没有就麦克马洪线走向作任何文字说明，也没有提出划线依据。麦克马洪为会议准备了一份备有附图的条约草案，将中印边界东段边界线悄悄向北推移约96公里，把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英属印度。麦克马洪利用这种欺骗手段诱使陈贻范在条约草案和附图上“画行”（即草签）。陈贻范画行后当即声明，正式签约需在接中央政府命令后方可进行。陈贻范在草约上画行的消息公布后，引起全国各界强烈反对。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命令陈贻范不得在正约上签字，并立即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签订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7月3日，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命令麦克马洪代表英国与夏扎伦青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对此，陈贻范当场发表中国外交部声明：该条约未得中国政府同意，英藏方面签字画押，中国万不能承认，会议宣告破裂。事后，麦克马洪自己也承认，未能使中国政府“正式签字”。显然，这个《西姆拉条约》与“麦克马洪线”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即使在“西姆拉会议”之后20年时间，英国也一直没有公开宣布条约，也没有在他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西姆拉会议”从开始到破裂，拖拖拉拉开了8个月零12天，没有形成任何共识，却给中印两国留下了不幸的历史遗产。中印传统边界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所夹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归属，就这样成了中印边界问题争端关节所在。

　　现在，中国印制的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标有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目前中印双方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而印度地图则早已经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合法边界。现在，西藏南部在印度的控制之下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种理论存在，仅能表达中国的主权要求。实际上，早在1950年以前，“麦克马洪线”同样只是理论，不管双方的地图怎么画，那片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基本没有行政建制，当地老百姓按照祖辈的方式生活，根本不管国际争端。

　　印度是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印度积极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对此，中国政府也给予热情的回报。在抗美援朝最紧张的1951年，印度爆发粮荒，中国在自身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分6批紧急向印度调运了66万吨大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国频频互访。周总理先后4访印度，共同确立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尼赫鲁的主张下，中国参加了万隆会议。尼赫鲁访华，毛泽东吟诵屈原“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与尼赫鲁话别。那段时间，中印两国到处是“中国印度是兄弟”的欢呼声。

　　然而就在这热烈的欢呼声中，中印关系危机悄悄来临。中印两国解放独立之前，虽然未正式划定边界线，却早已形成了一条各自遵守的习惯边界。印度1947年独立后，开始时也一直遵守着这道边界。但1949年后，印度发现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正在形成，预见解放军即将进军西藏，于是决定前先下手为强，从1950年开始，印度军队越过传统边界线向北推进，到1953年，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当时解放军刚刚进藏，加之印度在国际上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姿态，故新中国没有做出实质性反应。1954年，印度政府修改了官方地图，把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已定国界，又在中段侵占了阿里地区的2千平方公里土地，还把西段的巴里加斯划入印度版图。合起来有12.5万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两国关系就此跌入低谷。

　　印度在边境扩张方面一向是锲而不舍的，现在我边防部队时时能感到来自印度方面的压力。印度记者曼克卡尔在《谁是六二年的罪人》一书中所披露说：“1961年11月，尼赫鲁总理向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驻军发出了新的命令：尽一切可能向前推进，在边防线上，哪里有空隙，就到哪里巡逻，或建立哨所。在陆军总部的会议上，尼赫鲁说：哪一方修建一个对立的哨所，那么它就将成功地在这一特殊地域建立自己的主权，因为实际上的主权十个有九个都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印度在边境上不断进逼的同时，对1959年的西藏叛乱，提供了实质性的援助，收留了逃亡的达赖和流亡藏民，把印度北部小镇达兰萨拉提供给达赖作为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驻地，现达兰萨拉已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是藏独分子的活动基地。

　　1959年西藏平叛的胜利后，印度政府公开向中国提出将东段9万平方公里和西段3.3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印度，其无理要求遭拒绝后，便推行“前进政策”，武装蚕食中国领土。1959年8月和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制造了朗久、空喀山口事件，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多人。

　　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周总理说：“中国、印度共同有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印度的圣河佛殿，经典颂文，曾经给中华民族的成长注入过丰富的营养；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和火药，也为印度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做过贡献。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和平共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真正的战争。我们这一代人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和平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但印度则判断中国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困难，认为中国军队的忍让是软弱可欺，对中国的善意不予理睬。1962年9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克节朗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发起攻击；10月10日，又攻击东段的中国尺冬哨所；10月20日，向中国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事情终于发展到中国忍无可忍的地步。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藏南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中国政府决定自卫反击。

　　10月20日开始，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指挥4个师14个团共4.3万人，在山南和察隅两个方向以及西段，对入侵印军13个旅约5万人发起快速反击。我军以伤亡仅千人并无一人被俘的代价，全歼印军3个旅，打垮5个旅，毙敌4100多人，俘敌3900余人，打出了一场高水平的边境局部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历时1个月，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在西段，清除了印军设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据点。部队向前推进速度之快，连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原西藏林芝军分区政委阎士贵回忆说：“1962年自卫反击战，打过去很顺利，几路基本都打到了传统习惯线，只用了1个月就基本收复失地。有个西山口，印军说我们至少要攻半年，结果一个早上就拿了下来。那时候部队士气高，战斗力强。我们以穿插和偷袭为主，他的后方一动摇，前线马上溃退。印军说你们不正规，没这么打的。他们都是雇佣军，胡子兵，说中国是娃娃兵。吃了败仗之后，他们才知道娃娃兵的厉害。”

　　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汇报战斗过程时说：“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靠的就是我们的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毛泽东立即给予了肯定：“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时中国部队士气高，战斗力强，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因为那一带历史上一直为藏文明覆盖，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控区，所以当地老百姓心向西藏。林芝军分区的原副司令李春回忆：“反击战开始后，我们沿江一路下推，一个连击溃了印军上千人。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么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么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是靠老乡支前，靠牦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牦牛有3万多头。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当地孩子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4岁，背4筒罐头，有8斤重, 他爸爸牵着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

　　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北地区。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阎士贵说：“不要这片土地，军人想不通，老百姓也想不通。62年我们从雪山向下压，势如破竹，半路上把棉衣都甩了，越打越快。往回撤的时候，可是越走越慢。战士们想不通，这是我们的领土，为什么还要撤？为了体现我们是仁义之师，还把缴获的装备全都收拾好，武器都擦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地都还给了他们。”中国军队接到的命令不仅是放弃全部收复的失地，撤回到“麦克马洪线”，还要再从“麦克马洪线”后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这样，印军不但轻易返回原来控制的地区，又趁虚而入，继续向北蚕食推进，建哨所，修工事，反而多占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一片被中国收复又放弃的土地，是比西藏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富饶的地方，有西藏“江南”之称。那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下降到一二千米甚至几百米,有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生态环境。土地极其肥沃。植物茂盛，能够生长菠萝香蕉。自然景观奇异，矿产丰富。雅鲁藏布江著名的“大拐弯”,可利用的落差2230米,如果横切大拐弯建一条40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最低为4500万千瓦以上,是葛洲坝电站的17倍，是三峡电站的4倍，投资要比三峡电站低得多,还没有移民、生态、战争威胁等问题。然而这个设想中的超级水电站,现在被“麦克马洪线”拦腰切断。我们说西藏森林蓄量居全国第二, 实际西藏森林资源的52、8%在我们控制线之外。

　　中印边界曾是世界上陈兵最多的边界线之一，印度把全国25%的兵力（25万）部署在中印边界。不过，自中印1993年和1996年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以及《关于在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以来，边界没有发生过冲突。一家印度报纸说：“在如此漫长、未定的边界上，几乎天天面对面的两国几十万军队近几年却没开过一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实际上，印军在中印自卫反击作战吃亏老实了多年之后，于 1986年又开始越线蚕食我国领土，再一次造成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1987年4月，我军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旺东、克节朗、朗久等关键地区，采取以进对进的手段，设立边防点，与印军据点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有效地配合了外交斗争，遏制了印军的蚕食行动。同时，也是由于我们的克制，才避免了武装冲突。

　　中印边境现在是封闭的，虽然中印两国贸易越来越大，但90%以货物通过海运。2006年6月18日，中印在拉萨举行会谈，会谈纪要公布了重启乃堆拉山口边境贸易，引起世界关注。乃堆拉山口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与印度锡金段的交界处，海拔4545米，距拉萨460公里，距印度加尔各答550公里，曾是历史上是著名的“茶马古道”的一部分。根据会谈纪要，重新开放的乃堆拉山口市场，是位于乃堆拉山口16公里的仁青岗临时边贸市场，开放时间为每年6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的周一至周四，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目前实际交易量很少。

　　中印关系从手足情深到反目成仇，追根溯源主要是尼赫鲁的所谓“大印度联邦”在作祟。“大印度联邦”本来是英国殖民者以印度为基地，向周边、东亚和印度洋沿岸拓展势力的战略构想，想不到尼赫鲁对它格外欣赏。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个人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 后来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这种狮子大开口的“联邦”实在是莫名其妙， 于是在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作了修正，把“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亚西亚。为此，尼赫鲁设计出一个“理想边界”，即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中国的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将“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线”（“约翰逊线”是1860年英国派测绘军官约翰逊作探险旅行，寻找一条侵略我国新疆腹地的捷径，约翰逊从拉达克进入阿克赛钦最后到达新疆的和田，他把阿克赛钦视为无主地，于是将其画进英印的属地，将中印分界线画在了昆仑山一侧 ，历代中国政府都不知道此事）作为印中理想的边界线。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便开始实施他的“大印度联邦”狂想，并在西藏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在1947年3月的“泛亚洲会议”上，当时的印度临时政府就怂恿西藏独立，会场上悬挂的巨幅亚洲地图，将西藏置于中国的版图之外，后经国民政府代表郑彦棻强烈抗议才更正。同年5月，印度临时政府向西藏葛厦提出“继承并保持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和利益”备忘录。

　　新中国成立后，尼赫鲁政府又阻止西藏当局上北京和平谈判。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印度驻华使馆一方面向中国政府的照会中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同时向西藏当局提供军火，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当初藏军明知不是对手，为什么还要在昌都与解放军较量一下，这与英美的纵容与印度的直接支持有很大关系。

　　1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乘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派兵占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后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印方的军事活动有所收敛。但不肯退出占领的中国土地，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回去，那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就作为正式的边界线出现在印度官方地图上。

　　西藏叛乱的失败，使尼赫鲁划西藏为印度战略缓冲区的妄想破灭。于是，他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把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印度，中印关系随即恶化。尼赫鲁完全阻绝中国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执意实施“前进政策”，1962年10月，尼赫鲁向印军下达“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中印边界战争终于全面爆发。

　　印军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尼赫鲁乱了方寸。连忙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美国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当时印度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其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就在这时，中国军队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但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军队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俘虏，交还所缴武器说成是阴谋，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指使军队重新占领中国军队后撤后的中国领土。

　　中印战争后，印度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迅速向美国靠拢。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同时，印度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开始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并组建了专门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

　　直到1969年元旦，英迪拉•甘地政府才迫于国内外局势发展的需要，表示愿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寻求中印争端的解决”，中国政府自然予以友好的回应。1970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时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么”。但印度国内的反华势力活动十分猖獗。他们支持“藏独”分子在新德里举行活动，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大。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也就是说，中印关系虽有解冻迹象，但印度并没有诚意采取实质性的举动。直到1976年，印度才主动恢复向中国派驻大使。1979年2月12日，人民党政府外长瓦杰帕伊访华，中印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但中印边界问题仍然是一个难解的结。虽然从1981年起，两国商定轮流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边界问题谈判，却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中国希望一揽子解决，印度则要求分段解决。

　　1986年，印度议会两院又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印度第24个邦，即“阿鲁纳恰尔邦”，企图从法律上使占领合法化。至今印度已向该地区迁入了700多万人口。中国政府为此提出严正抗议。一次印度组织100多人的代表团访华。其中一人以“阿鲁纳恰尔邦”官员的身份申请签证，中国政府拒签，印度代表团为此取消访华。

　　中国与阿富汗的边界谈判用了不到10个小时，与印度却谈了20多年。现在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1988年12月19日，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双方同意通过和平方式协商解决边界争端。

　　1998年5月，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为了进行核试验，又开始到处叫嚷“中国威胁论”，中印关系再度受挫。但不久后，瓦杰帕伊的人民党联合政府又重新认识到，中印关系对21世纪印度发展至关重要。2003年6月23日，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期间，首次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华政治活动，这样，为双方重开对话开创了新的起点。不过应该看到印度是个很会纠缠的国家，中印关系的复杂性，从一年前发生的红鹰号潜艇事件可以看出：（“红鹰号潜艇事件”是我红鹰号潜艇在持行巡逻任务时，发现不明国藉潜艇潜入我国领海，红鹰号奉令追击，不慎误入印度领海，印度海军早有预谋，在两分钟时间内就在红鹰号周围放置了四十多颗水雷，红鹰号潜艇被迫悬浮在六十米深的水下。中国政府多次和印度进行交涉，但是印度一直不肯撤除水雷。最后由香港爱国商人向印度施压，如果不拆除水雷就撤出在印度的投资。印度军方终于撤除了水雷。此时红鹰号已经在水下整整呆了六十天，由于缺氧、缺淡水，当红鹰号浮出水面的时候，里面只走出三个人，一名机轮手，一名导航员，一名声纳探测员，为了保证到最后一秒钟还能把潜艇开回中国，他们三个人得到了额外的淡水和氧气，包括艇长在内的其他人全部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潜艇内的军医小孙因缺氧、缺水，心脏骤停猝死，死的时候仍紧紧捏着手中的水壶和制氧剂，保持了生前的站姿，他的工作就是哪个战士倒下了，他就跑过去给那个战士灌上一口淡水，吸上一口氧气。死的时候，水壶里的水是满的，临死前，他没有喝多一口水，多吸一口氧气。）

　　目前，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制定指导边界问题解决的原则，目前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两国总理在新德里签署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指导原则的协定，下一阶段的任务是制定出一个双方共同认可的边界框架协议，然后据此进行划界工作。印度辛格总理表示：“在此过程中，无论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将全部解决”，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不过说话算数不算数了，要看下印度一步的实际行动。前几年我国青藏铁路通车，印度不舒服，认为青藏铁路没什么经济意义，主要是针对他的；这次中国舰队经印度洋去亚丁湾护航，印度又是浑身不舒服，因为在印度的国家战略中，印度洋一直被其视作“印度湖”，于是紧盯中国护航舰队，不知道会不会又搞出什么新的名堂来。

西藏问题的由来

　　什么是西藏问题？现在西藏除我国控制的地区外，大约有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在印度的控制之下，并且台湾政府也没有声称放弃对西藏的主权（台湾现在还有蒙藏委员会），因此，在这样的政治脉络下，所谓西藏问题就是指达赖的西藏流亡政府，要求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回被印度占领的西藏地区部分，并且使台湾政府放弃对西藏地区的主权宣示，从而达到建立独立国家目标的一个政治运动。由此可见，所谓西藏问题不是西方和达赖集团宣称的“人权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西藏问题的实质就是达赖集团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为了理清所谓西藏问题的由来，我们讲十部分内容：

　　一、西藏的地理概况：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青藏高原，面积122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800米，7000多米高的山有50多座，8000多米高的山有11座，被称为“世界屋脊”，是国内外许多河流的源头。西藏气候寒冷,空气稀薄,气压较低。西藏南面与印度、不丹、缅甸、锡金（1975年被印度吞并）接壤，西面紧邻克什米尔地区。西藏分为6个区，有1个地级市，73个县（市、区）。人口284万多,其中藏族人口约占95%。西藏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价值高达亿万元，森林蓄量居全国第2位，另有极为丰富与独特的旅游资源。

　　二、西藏的历史沿革：

　　西藏有文字的历史为1300多年，再以前的历史主要靠传说和以后的补记。西藏地区在七世纪前只有吐蕃等一些分散的部落，处于分裂的状态。相传公元前237年的一天，吐蕃部落的牧人在雅隆河谷发现了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他的言语举止与本地土著人不同。放牧人回去报告，长者就派了12个聪明到人前去盘问，青年人用手指指天，于是大家认为他是从天上来的，是“天神之子”，非常高兴，就让青年人骑在他们的脖子上抬回部落，一致拥立他为首领，尊称他为“聂赤赞普”（藏语“聂”是“脖”的意思，“赤”是宝座，“赞普”是“英武之王”，也就是“用脖子当宝座的英武之王”）。然后为他建了一座叫雍布拉康的王宫，这样“聂赤赞普”成了吐蕃部落第一个首领，雍布拉康也就成了西藏第一座王宫。以后大家就把吐蕃部落首领叫作“赞普”。　　

　　七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的中心地带，汉王朝在东晋以后历经十六国、南北朝、隋朝，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除隋朝37年短暂的统一）宣告结束，建立起统一强大的唐王朝；而在中国西南的青藏高原，吐蕃部落传到第32代时，13岁的松赞干布当上了赞普，最终统一了各分散部落，建立起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藏王朝--吐蕃王朝（松赞干布的父亲是吐蕃部落第31代赞普，叫朗日松赞，他年富力强、思想锐敏、励精图治、有雄心壮志，是吐蕃王朝的奠基者。朗日松赞在世时就开始和唐朝建立联系，内地的医学、历算等文化和技术已开始传入吐蕃。由于朗日松赞对有权有功的新贵族封赐领地和奴隶，引起原有贵族不满，他们用毒药把朗日松赞毒死， 13岁的王子松赞干布就是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当上了赞普的。松赞干布虽年少登基，但雄才大略，先后战胜内外强敌。到公元633年，松赞干布认为拉萨这一区域更有利于发展，于是带着吐蕃王室全部贵族和成千上万的兵马，从甲马地区开拔，浩浩荡荡来到拉萨（逻些）。从此拉萨成为西藏古代吐蕃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交通中心，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

　　吐蕃王朝与当时的唐王朝关系良好，特别是从松赞干布开始的使唐求亲，之后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先后进藏，藏汉通过王室间的通婚、会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立了密切联系，奠定了吐蕃与唐朝200多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其间互相也有矛盾甚至战争，但主流是友好。公元823年在大昭寺前立下的著名的“长庆会盟碑”，又称“拉萨甥舅会盟碑”，就是唐蕃共崇旧好的标志），200多年里，唐使入蕃51次，蕃使入唐91次。在当时交通工具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如此频繁来往，真是十分可贵，由此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历史基础。

　　到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内部分裂，境内平民、奴隶大起义，公元877年，起义军攻占了琼结，掘了吐蕃藏王陵墓（这里有包括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合葬墓在内的藏墓21座，现保存完好的有16座），吐蕃王朝彻底瓦解，之后，西藏地区进入长达400年左右的割剧状态。而在吐蕃王朝瓦解后30年，唐王朝也瓦解，进入五代十国割据状态。不过，这种割据状态没有影响汉藏之间的联系和来往。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双方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更多、依赖更深。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率蒙古各部落在中国北方崛起，要取代摇摇欲坠的南宋王朝，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意识到要统一西藏，必须利用当地宗教势力，他了解到当时后藏萨迦的萨迦派在西藏各派中影响最大，便邀请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到凉州会面（萨迦班智达23岁去印度留学，精通大小五明，是西藏第一位班智达，即大学者）。1244年，63岁的萨迦班智达带自己11岁的侄子八思巴到凉州（甘肃武威）觐见了阔端，双方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阔端授予萨迦班智达统治卫藏13万户的权力（“万户”并非1万户人口，而是万户左右组成的一个治理单位，1268年，元朝中央政府任命藏区13个大万户，就是西藏地方13个统治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盟”。随后，萨迦班智达发表致藏区各僧俗首领的信，说明西藏归顺蒙古是大势所趋。7年后萨迦班智达圆寂（萨迦班智达圆寂后，就埋在凉州的白塔寺里，现在凉州白塔寺成为西藏归属祖国的重要物证）。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教主。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后班师路过六盘山，召见了八思巴，发现八思巴学识极为渊博，于是拜他为帝师。1260年忽必烈灭南宋，建立了元朝，又封八思巴为国师，请他负责创建蒙文，分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并在西藏设置了宣政院和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从此，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八思巴对西藏与祖国的统一、西藏与内地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十四世纪后期，明朝政府承袭元朝治理西藏的体制，西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十七世纪以后，清朝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1721年建立了噶伦管理政务制度，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1792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这29条对西藏的活佛转世，驻藏大臣与达赖具有同等地位，西藏的地方行政、财政、军事、外事等作了明确规定。这标志着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达到了制度化、法律化的程度。清朝末期，英国两次武装侵入西藏，妄图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都未成。

　　辛亥革命后，虽然中国政局动荡，但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1月1日）当年，就设立了蒙藏事务局，由国务总理直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7年 4月18日）的第二年，也很快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务。由于英国的挑唆，加上内战不断，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度不够正常，发生了“热振事件”、“驱汉事件”等等。尽管如此，英国分裂中国，窃取西藏的阴谋，还是遭到了包括大部分西藏上层人士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早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就《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9月8日，18岁就参加红军长征的藏族干部天宝（木尔加•桑吉悦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的阴谋，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0月1日，在青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北京签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武装叛乱，3月20日，解放军开始平定武装叛乱，3月28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令，解散支持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西藏开始实行民主改革。这一天成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起点。到1961年底，西藏民主改革基本结束，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宣告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首任主席。今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就是西藏的历史沿革。

　　西藏的历史沿革清楚地表明，西藏从元代开始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元代到现在的700多年里，西藏从未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管辖。即使在中国国力最衰弱的时候，西藏都没有从中国分裂出去，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

　　三、西藏的宗教与达赖、班禅的由来：

　　西藏由本土产生的原始宗教叫苯教。因教徒头裹黑巾，俗称“黑教”。在佛教传入之前，苯教在藏区流行，吐蕃部落前26代都是信奉苯教。西藏最隆重的两个节日之一的“望果节”，也是根据苯教的教义来的。与佛教顺时针转转经筒相反，苯教的转经筒是逆时针方向旋转的。

　　五世纪初，佛教就传入西藏，不过当时藏族没有文字，佛教影响很小。到七世纪初松赞干布时期，创造出了文字（松赞干布执政之前，吐蕃没有文字，以“结绳齿木为约”，松赞干布执政后，派出以大臣吞米•桑布扎为首的16名贵族到印度求学，终于创造出藏文）。特别是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先后各自带了一尊佛像到西藏，修建起著名的大昭寺、小昭寺，随公主前来的工匠也陆续修建寺庙，随同前来的佛教僧人开始翻译佛经，佛教才在西藏真正开始流行（公元710年，赤德祖赞又使唐求婚，求得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到吐蕃后，把文成公主带去的佛像迁到大昭寺供奉，安排随行僧人管理寺庙，主持宗教活动。金城公主还成功地劝说王室接纳从西域逃出的僧人，为他们修建了7座寺庙，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在西藏的发展）。由于佛教教义的说服力以及许多方面优于苯教，而笨教没有独立的教义、典籍、庙堂及系统理论，苯教受到冷落。为争夺宗教统治地位，佛教、苯教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生死斗争，被称为“神鬼大战”。其间经过藏史上称的“前宏时期”、“毁法时期”、“后宏时期”。“毁法时期”的苯教代表人物朗达玛一登上赞普宝座，便实现灭佛政策，他下令封闭大昭寺和山南桑耶寺，把小昭寺改为牛圈，把佛像扔进河里，把佛教壁画涂抹掉，最后发展到屠杀僧人、摧毁寺庙、封闭法台，强迫僧人还俗。而佛教徒也图穷匕见，与苯教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据说一个叫拉龙•白吉多杰的佛教徒，穿一件黑白两面的长袍，骑一匹染黑的白马，在马蹄口袍袖口暗藏弓箭，乘朗达玛外出不备，一箭把他射死。然后他策马跳进拉萨河，把黑马洗成白马，把黑袍反过来穿变成白袍，翻山逃跑，一直跑到康西，在那里进行恢复佛教工作。朗达玛死后，西藏高原一片混乱，奴隶主各霸一方，于是各种教派也应运而生。在这场“神鬼大战”中，最终“神”战胜了“鬼”，佛教取胜，进入“后宏时期”，佛教从此成为西藏的主导宗教，不过“后宏时期”的佛教，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已经与“前宏时期”佛教有很大不同，佛教在与苯教进行的300多年斗争中，互相吸收、互相接近、互相融合，完成了其西藏化过程，形成既有深奥佛教哲学思想，又有独特西藏地方色彩的地方性佛教，这就是今天的藏传佛教（此时在佛教的发源地的印度，佛教却消失了）。不过苯教也没有就此退出雪域，其寺庙仍散布于高原的各外角落，其所敬畏和供奉的山湖鬼神及众多精灵，也仍被不同地区的藏族人所朝拜，九寨沟藏族信奉的就是苯教。

　　藏传佛教内部因对教义的理解、阐述不同，又分为好几个教派，影响较大的有5个教派。有宁玛派（该教派僧人只戴红色僧帽，又称“红教”）、萨迦派（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又称“花教”）、噶举派（该教派创始人玛尔巴和米拉日巴在修法时都穿白色僧裙，又称“白教”）、噶当派（十五世纪格鲁派兴起，原噶当派僧人和寺院，都改宗格鲁派，从此噶当派在西藏社会上消失）、格鲁派（教徒因戴黄色僧帽，又称“黄教”）。

　　格鲁派(“格鲁”意为善律)是西藏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推行宗教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也是藏传佛教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教派，现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宗喀巴被藏传佛教史上称为力挽狂澜式的人物，他1357年生于青海湟中县宗喀地方，原名罗桑扎巴，藏族民众尊称他为宗喀巴。宗喀巴7岁出家，28岁受戒，成为当时颇具声望的高僧。那一时期，西藏佛教各派普遍颓废，敛财逐利、不守戒规、僧俗不分、明争暗斗，佛教对民众失去了号召力。这时，宗喀巴于1409年在拉萨发起有西藏各地僧人参加的万人祈愿大法会，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传召大法会。传召大法会，明确各种清规戒律，革除各种陋习，立即得到各方响应。之后，其弟子又先后建了西藏著名的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让僧人专事宗教，就这样挽救了佛教。从此藏传佛教振兴，深入人心。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客观上是对西藏的文化起过某些促进作用，如藏文字、戏剧、诗歌、建筑、绘画、雕刻、医药等等，或因佛教而兴起，或从佛教中吸取了营养。不过，佛教远没有使西藏成为其教义中的“极乐世界”，实际上，自从佛教传入西藏1000多年以来，西藏由强盛变衰落，人口由多变少。因为按照宗喀巴的教义，僧人只须崇佛念经，不事农牧，吃穿靠别人“布施”。1950年时，西藏120万人口中，有30万僧人和尼姑，他们大多数是青壮年，全靠别人供养。这些专事念经诵佛的人，还巧立名目搞了许多节日，一年中，宗教节日活动多达数十个，每次大的宗教活动都耗费大量钱财。“神权”的欺骗和麻醉作用，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春耕得由寺庙僧人卜卦决定日期，播种、收割要活佛定日子，寺庙还严禁杀虫灭害。不仅如此，政教合一的政权为保证僧人的来源，还规定“二丁抽一”、“三丁抽二”、“四丁抽三”，僧人、尼姑不许结婚生子。这样，西藏人口一年年减少，从唐朝到清朝，西藏人口减少了800万，从清朝雍正年间到西藏和平解放的200年中，西藏人口又减少80万。如果不是西藏民主改革，西藏的人口到今天会只剩下不足100万。宗教对人们精神上的腐蚀十分深重，许多穷苦人民宁可忍饥挨饿，也要去转经，磕长头。平时哪怕茶里一滴酥油不舍的放，也要到佛前添油。这些人根据佛教“因果报应”的教义，认为今世的痛苦是前世的报应，于是人们不追求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提高，浑浑噩噩的活着，等待来世过好日子。这些就是西藏发展长期落后的精神因素。

　　达赖和班禅是宗喀巴的两大传承弟子，后来形成两个不同的传承系统。达赖喇嘛的称号始于1578年，确定于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当时索南嘉措到青海地区传教，说服率兵进入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皈依佛门。索南嘉措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把黄教传播到内蒙古，使内蒙古人民全部改奉黄教，这是他与蒙古的俺答汗共同完成的。他们在政治上彼此推祟并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尊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圣”在佛教中表示超出凡间，“识一切”是通晓之意，“瓦齐尔达喇”为梵文，执金刚之意，“达赖”是蒙语“大海”，“喇嘛”是藏语“大师”，意思是超凡入圣而学问渊博的大师）。这个尊号是私人之间的互赠，不具有政治及法律意义。当时俺答汗已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索南嘉措就托俺答汗代他向明朝皇帝请求册封，不久，明朝万历皇帝降旨，赐给索南嘉措的封文中就有“达赖”的字样。到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并加以敕封。索南嘉措得此称号之始，为三世达赖喇嘛。前两世为后人追认。1653年，五世达赖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金印。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1751年，清朝又令七世达赖喇嘛掌管地方政权，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由此正式开始。也就是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加上西藏独特封闭的自然环境，成为西藏野蛮落后的农奴制度得以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主要原因（清末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曾在康巴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虽然冲击了藏族地区的农奴制度，取消了寺庙与土司的特权，打击了大农奴主的统治，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过有利影响，但由于“改土归流”后，没有从藏族中选拔官员管理当地事务，而是完全派汉族官员去统治当地人民，结果反而增加了民族隔阂。所以，1980年胡耀邦西藏考察时，把中央关于西藏的几项政策概括为“免税、放开、走人”六个字，就是接受了“改土归流”的教训）。

　　班禅的称号始于1645年，当时控制西藏实权的蒙古首领固始汗，封称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班”是梵语，“禅”是藏语，合起来是“大师”的意思，所以一般称班禅大师）。固始汗令罗桑确吉坚赞主持扎什伦布寺，并划分后藏地区归他管辖，自此，班禅世系开始掌握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政教权力。罗桑确吉坚赞称为四世班禅，前三世为后人追认。到171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正式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语，意为“珍宝”），并赐金册金印。从此，确立了班禅在格鲁派中的地位。在藏传佛教里面，达赖是观音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拿佛的级别来说，班禅还高于达赖，但在现实地位上，达赖在政、教两方面都高于班禅。总的来讲，历史上大多数时间达赖与班禅关系颇为密切。达赖与班禅个人之间常互为师徒。

　　应该说，班禅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央统治者出于控制西藏的目的，让班禅分权，以防止达赖的势力过大。后来达赖、班禅关系破裂多少也与这个历史根源有关。班禅集团以札什伦布寺为中心，在后藏地区拥有广大的土地、人口和寺庙，自清朝雍正、乾隆以来，班禅及札什伦布寺就一直归驻藏大臣直接领导，与位处前藏由达赖控制的噶厦，处于平行地位。辛亥革命后,驻藏大臣被赶走,噶厦便强迫札什伦布寺服从达赖的统治，并向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于是双方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到了1923年，札什伦布寺与噶厦关系已相当恶化。九世班禅派扎什伦布寺的几个官员前往拉萨，一到拉萨就被抓进监狱。班禅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是大祸临头，于是决定立即出走。1923年11月15日夜，班禅先带了15名侍从向北出走。3天之后，11月18日晚，其部属100余人再次乘月色逃出，追赶班禅，疾行5个昼夜，终于会合到一起，然后他们过藏北羌塘，越过唐古拉山脉，进入青海境内。1924年农历5月4日到达兰州。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特派“迎护专员”率卫队百人由北京赶来兰州欢迎。班禅逃到内地后，想借助祖国的力量返回西藏，但当时正逢军阀混战，中央无力解决西藏问题，从此，九世班禅就在内蒙、东北、华北各地流浪整整14年之久。班禅生前积极支持抗日，直至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圆寂。而转世后的十世班禅一直到1951年底，才从西宁启程返藏。1952年4月28日在拉萨布达拉宫与十四世达赖初次会见。6月23日抵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从而结束了从九世班禅开始长达28年流亡生活。十世班禅大师从心底里感激党和人民政府，他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和经济繁荣，以及汉藏民族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文革”期间，他因敢于直言，受到不公正待遇近10年。但当“文革”结束，他重新出来后却大度地说：“文革的灾难，是整个民族与国家的灾难，不是针对我们藏族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还付出了生命。我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

　　四、达赖与班禅的转世

　　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转世来到世间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圆寂时，就要根据种种征兆和启示，来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和地点，然后再派人沿着一定方向寻找转世灵童。有时找来的灵童不止一个，会出现纠纷和争执，于是，在1792年，乾隆皇帝特颁发两个金瓶，一置北京雍和宫，一置拉萨大昭寺。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活佛转世时，均须将寻得的若干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置于金瓶中，由理藩院尚书在雍和宫或由驻藏大臣在大昭寺监督掣签来确定灵童，然后经过坐床仪式，才正式成为转世活佛。

　　藏传佛教格鲁派有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个是达赖喇嘛，一个是班禅额尔德尼。两大转世系统虽然不同，但宗教政治地位是平等的。达赖系统转世制开始于三世达赖。班禅系统转世制开始于四世班禅。除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外，一些大的寺院也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达赖到现在转到十四世，班禅到现在转到十一世。班禅比达赖转世辈数少，主要是因为达赖一直处于西藏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达赖幼小时，西藏政务由权臣控制，一般达赖要到18至20岁才能亲政，而九、十、十一、十二世达赖，两个没有活到亲政，两个仅亲政一年就突然死了，可见当时西藏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

　　那么现在的十四世达赖是怎样转世得来的呢？十四世达赖出生在青海一个多民族混居的村庄--祁家山。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经过两年寻访，噶厦政府认定青海祁家川的藏民祁却才仁4岁的儿子拉木登珠，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据说，这次寻觅灵童，主要遵照三点精神：一是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向东，暗示将转生东方；二是护法神降神说达赖将转生东北方向汉人地方；三是热振大活佛观海，海内出现一农家，在马路尽头，门前巨柳一株，旁系白马，有妇人抱小儿立树下。热振将海中所现情景，请画师详细绘出，并派格桑活佛及随从古桑子两人，按图向东北方向寻访，果然在青海寻到灵童，当时的情景与热振观海所见的完全相同。于是，古桑子伪装阔商，格桑活佛扮作仆从，到灵童家借宿。灵童对阔客不理采，而对“仆从”格桑活佛却表示好感，与他亲近，抚其面捋其须，并将其脖上所挂念珠一串摘下说：“这是我的东西，现应归还我”。格桑活佛是十三世达赖亲近侍从，念珠确为达赖所赐。接着格桑活佛拿出十多只新旧、色泽不一的茶杯，让灵童自选，灵童不取其中最大最美的，而选择一只淡黄色的旧杯，这正是十三世达赖旧物。如此反复试验，无不应验，于是确认其为达赖化身。

　　1940年2月5日，经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批准，免于对灵童进行掣签，特准其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40年2月22日，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布达拉宫主持了灵童坐床典礼。这样灵童便正式称达赖。同时，噶厦封给灵童家人大片庄园，让他的家族成为贵族。

　　五、西藏问题的由来

　　现在要谈的所谓“西藏问题”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西藏问题”是英国制造的，具体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执行；后期是的“西藏问题”美国制造的，具体由美国中情局执行，“藏独”就是国内外分裂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是国外帝国主义的作用：先是英国，1888年、1903年英国先后发动两次侵藏战争，二次攻占拉萨，想强迫签定《拉萨条约》未得逞；1913年英国策划“西姆拉会议”，人为把西藏分为“内藏、外藏”，首次提出“西藏独立”；1947年英国又在新德里举行的“泛亚洲会议”上,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看待等等。接在英国后面的是美国，1942年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伊利亚•托尔斯泰上校（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孙子）和布洛克•多兰上尉，以勘察中印公路之名潜入西藏，开始从事情报活动；1946年为“藏独”分子提供用于发报的发电机；1948年2月艾森豪威尔（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接见“藏独”代表夏格巴，支持“藏独”；1949年底，美国报刊上说“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1950年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声明，中国进藏行动是“侵略”，同月，唆使一些国家在联大提出干涉西藏的提案，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一些国家的反对，这个提案被搁置；1954年起，美国中情局从藏族人中招募特工，送台湾训练，再让他们回西藏制造恐怖事件，具体组织者是达赖的两个哥哥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1959年为“藏独”分子武装暴动提供枪支弹药，达赖叛逃时，美国中情局专门派无线通信人员到西藏帮助，达赖叛逃后，美国中情局又在尼泊尔帮助达赖训练了一支2100多人的武装等等。此外，俄国、德国、印度等国也参与了分裂活动。

　　第二就是西藏分裂分子的作用：历史上西藏分裂分子的主要代表为夏扎伦青和夏格巴，现今的主要代表是十四世达赖。夏扎伦青是投靠英国搞“藏独”；夏格巴是投靠美国搞“藏独”；十四世达赖是四处投靠搞“藏独”。

　　六、达赖的“大西藏”问题及“实质自治”

　　达赖现在所强调的西藏与我国的西藏自治区不同，指的是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的一部分，这部分地区有藏族居民，总面积比西藏自治区大一倍以上。这就是所谓“大西藏”。

　　实际上，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藏族居民，从来不受西藏管辖。比如四川西部和云南北部的藏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由汉族王朝成立的州府管治，那时西藏还处在分裂割据状态，青海自清代起就独立为省。再说相对于羌族，土族等民族，藏族也是后来者。因此，将上述藏区等同于西藏完全是无稽之谈，毫无依据，所谓“大西藏”根本就不存在。

　　目前十四世达赖主持设在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八十年代，达赖将西藏独立要求改为要求“实质自治”，到1989年，又改为要求独立，1997年以后，达赖又强调自己追求的是“实质自治”，不要求独立。那么达赖“实质自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计划，其中一点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大西藏”地区。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华民国由于在西藏没有强有力的驻军，对拉萨就政令不通，导致今天西方还在质疑中华民国对西藏的主权。大家看到，科索沃战争中，塞尔维亚军队在北约的压力下，撤出科索沃，虽然北约口头保证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主权，但现在科索沃已宣布独立一周年了，得到了世界上54个国家的承认，塞尔维亚毫无办法。还是邓小平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一句话说在点子上，“不进驻军队，怎么能显示主权”。由此可见，达赖的“实质自治”，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就是以此为“藏独”的过渡，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七、西藏和平解放与平定西藏叛乱始末

　　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初，中央就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希望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当时，达赖才16岁，西藏的政教大权全部掌握在他的经师达扎•阿旺松绕手里。达扎•阿旺松绕决意依靠英美势力，搞西藏独立，他调集了90%的藏军部署在金沙江沿岸，堵住进入西藏的必经之地--昌都，试图阻挡解放军进藏。1950年10月6日，解放军果断发起昌都战役，18天结束战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争取部分藏军起义，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解放军昌都战役的胜利，极大震动了西藏上层，很多官员要求结束达扎•阿旺松绕的摄政，由达赖亲政。但达赖16岁还未到亲政的年龄，于是请护法降神对达赖能否亲政“神断”，“神断”的结果是让达赖亲政，这样，达赖就提前亲政。

　　当时，拉萨已陷入混乱，于是达赖亲自签字，派阿沛•阿旺晋美率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谈判很顺利，双方达成一致，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协议规定，西藏社会制度必须改革，但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时间也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定。10月29日，达赖正式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不过在部分边远地区，一些土司和宗教势力仍武力抵抗解放军的到来。从西藏和平解放至1959年3月的8年中，中央严格遵守《十七条协议》，在西藏没有提出任何改革主张，没有发动群众，也没有做任何改革宣传，连货币都没有使用全国统一的人民币，而仍然使用本地发行的藏币。对于看到农奴主残害农奴的情景，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解放军就睁已只眼，闭一只眼。为了做西藏上层的工作，解放军一般不能与农奴接触。后来只是由于1954年发生在江孜的一场大水灾，才使这样的局面有所改变。

　　1954年，达赖和班禅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火车站，受到了高规格的隆重欢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郭沫若、林伯渠等亲自前往迎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达赖、班禅，达赖向毛泽东献了哈达和一个刻有铭文的金法轮，铭文写着：“1954年，我--达赖喇嘛担任代表出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谨以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恭献千副金轮，藉表无上颂祷”。这次会上，19岁的达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常委；16岁的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1955年，达赖回到拉萨写了一篇《毛主席颂》，在这篇文中，他把毛泽东比作太阳，保护藏族人民的慈母，战胜帝国主义的大鹏，称颂毛泽东解放了枷锁，指示了和平的道路，祝愿伟大领袖像世界的火炬永放光芒。应该认为这是当时达赖的真情表达。1956年，陈毅率领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达赖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这时的美国已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美国中情局在藏人中大肆召募特工人员，送台湾训练，具体组织者就是达赖的两个哥哥。1956年冬天，达赖应邀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2500年纪念活动，达赖的两个哥哥和一些西藏前官员也在那里，他们围住达赖，不断劝说他留在印度，达赖开始动摇了。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总理三次找达赖谈话，他才在犹豫中回到拉萨。

　　1957年，四川、甘肃、青海三省藏区的少数分裂分子聚集拉萨，成立了一个名叫“四水六岗”的叛乱组织，然后与三大寺的代表秘密聚会，签订了正式盟书。6月18日成立叛乱武装组织“卫教军”，美国中情局给他们提供武器，西藏噶厦也全力支持叛乱武装组织，给他们粮食和武器。叛乱分子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时的西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极度的恐慌。7月4日，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仪式，正式接受叛乱组织“四水六岗”献的“金宝座”，噶厦以达赖名义给“四水六岗”成员回赠了礼品，分裂分子给达赖呈送了一份报告，要求达赖领导“四水六岗”所活动的地区，公开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

　　1958年7月21日，“卫教军”在拉萨以东80余公里处的争莫寺袭击了解放军一辆运输车，打响了武装叛乱的第一枪。此后他们到处制造恐怖，牵制了当时西藏军区三分之一的兵力。与此同时，青海、四川等藏区的叛乱武装开始聚集，悄悄向拉萨集中。西藏当地的叛乱分子和旧藏军主力，也化装秘密潜入拉萨。1958年12月，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制定了“在适当时机把达赖喇嘛接到险要地点，在拉萨同解放军进行武装较量”的叛乱计划，当时西藏的局势已极为严峻，大批西藏中上层开明的人士避入解放军控制的机关，整个拉萨居民们关门闭户，躲避危险，就象一座空城。

　　西藏叛乱分子的活动，早就在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中。 195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接见了西藏军区司令员兼第18军军长张国华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毛泽东说：“我们确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进行改革，是真的，但他们总是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的，坏事变好事。我早就说过，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中央人民政府几次提出警告，明确指出：如果西藏地方政府纵容和包庇少数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将命令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叛乱，发动农奴起来解放自己，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制度。但西藏噶厦高层反动分子置中央的警告于不顾，以为时机成熟，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以阻止达赖到西藏军区看演出为导火索，公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全面武装叛乱的导火索是这样形成的：按照藏族传统习俗，每年藏历12月29日是“破九”，要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大会”。西藏和平解放后，每年“破九”，西藏噶厦都邀请西藏工委和军区的领导去看“跳神”。1959年2月7日，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应邀前往布达拉宫参加“破九跳神大会”，达赖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郭锡兰当即表示：“这事很好办，只要你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进行专场演出。”达赖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我去看。”事情就这样说定了，郭锡兰、邓少东等人从达赖的卧室出来回到看“跳神”的坐位时，把这件事告诉了在那里的全体噶伦。到3月9日，达赖确定3月10日下午到军区礼堂看演出。军区不仅邀请了达赖，而且还邀请了噶厦所有的噶伦、达赖的两位经师和部分大活佛、高级官员和贵族。

　　谁知3月9日晚，当时的拉萨市长煽动市民说：去军区看戏是汉人准备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要每户市民都必须派人到罗布林卡去保卫达赖喇嘛，阻止他去看戏。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拉萨街头一片混乱，一些人奔走相告：“到罗布林卡去保护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于是人们涌向罗布林卡。叛乱分子把罗布林卡变成大本营和指挥中心，煽动部分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高喊反动口号，制造暴乱，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爱国人士堪穷帕巴拉•索郎降措（帕巴拉、格烈郎杰的兄长），并拖尸示众，武装叛乱态势已成。

　　当天，解放军总参电示西藏军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3月12日，叛乱分子公然在布达拉宫前的印经院召开“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这一天，中央转发了毛主席的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面对武装叛乱的严峻局势，谭冠三设法通过爱国人士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转交给达赖三封信，信中表示体谅达赖的处境，关心他的安全，并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诚恳希望达赖早日脱离叛乱集团。为了保证达赖脱离叛乱集团后的生命安全问题，邓小平已奉命在北京民族宫为达赖选择安居住所。达赖也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三封，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在16日的信中，他还表示，已对地方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达赖这三封亲笔信的原件曾由新华社记者拍成照片公开发表，现仍保存完好。后来，达赖在他的《自传》中说，他给谭冠三的信，其目的“反正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以便择机逃跑，而且他对西藏工委封锁行踪，他说他“故意不告诉他们我的住处位置，希望藉此再拖延一阵子”，并纠集其心腹，在罗布林卡的密室最后“讨论逃亡的方法，一边决定逃亡的成员”。

　　此时，分散在拉萨周围的叛乱分子纷纷向市区集结，西藏噶厦打开军械库公开向叛乱分子发放枪支弹药，7000多人的叛军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各要地构筑工事，并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政府代表机关团团包围，叛军全部进入临战状态，他们的口号是“同中央决裂，为独立而大干一场”，这就是西藏大规模武装叛乱导火索的形成经过。

　　3月16日，达赖为是否逃走打了卦，结果“神断”说：“快走、今晚”，于是3月17日零时，达赖化装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地区。达赖出走后，3月18叛乱分子日明目张胆在拉萨市区贴出“西藏独立国”的布告，20日凌晨，袭击了拉萨河渡口的解放军执勤分队，并开始向驻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发起了全面进攻。人民医院、邮电局、贸易公司、西藏日报社、新华社西藏分社等单位，也同时受到猛烈攻击。

　　从3月10日事发至3月19日期间，西藏工委和军区遵照中央指示，十分克制，坚持不打第一枪。但现在事已至此，中央不得不改变原定“六年不改”的方针，3月19日决定“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同时令驻拉萨部队“坚守待援”，因为当时驻拉萨部队仅有10个连约1000多人。3月20日凌晨，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等增援部队到达，就以现有的兵力立即主动出击，平息拉萨市区的叛乱。在谭冠三的指挥下，上午10时，解放军开始反击。叛军根本不经打，解放军首先攻占了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继而攻占罗布林卡。并在21日清晨对市区叛军达成合围，全歼了小昭寺叛军。战斗打响后，雪康土登尼玛等藏族爱国上层人士就随同解放军向叛军火线喊话，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叛军22日拂晓投降。至此，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广大藏胞把解放军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拉萨市区战斗结束后，许多市民焚香顶礼，纷纷上街向解放军战士献哈达，协助解放军肃清残敌。长期遭受反动分子压制打击的一些爱国人士围坐在阿沛•阿旺晋美家中，举杯祝贺，互道“扎西德勒”。

　　3月21至23日，解放军分别解除了日喀则、黑河（那曲）、阿里的藏军武装，接管了地方政权，控制了西藏几个主要城市，摧毁了叛军指挥中心，其叛乱计划被彻底打乱。3月26日，达赖及其追随者急急忙忙宣布“西藏独立”，成立“西藏临时政府”，之后便逃往印度。3月28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令，解散支持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西藏开始实行民主改革。4月4日，西藏军区迅速调集兵力，在张国华的指挥下发起山南战役，解放军4个团加2个营，兵分五路、连续作战，10天奔袭1000多里，一举荡平叛军老巢，切断叛军外逃通道，接管了日喀则、江孜、亚东、黑河、噶尔昆沙等地政权。经过9个月的作战，基本肃清了拉萨、山南、江孜地区的叛军，平息了昌都、黑河等地区的叛乱，控制了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从1960年2月开始，解放军又集中兵力在大股叛乱武装盘踞的地区，先后组织6次清剿作战，歼灭叛军2万余人。1961年，由对分散在昌都东南地区和林芝、拉萨、那曲接合部等地区的残余叛乱武装展开搜剿，至1961年底，平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次全藏区有9万多人卷入叛乱行列，人民政府只对其中2万多叛首、骨干死硬分子作为叛乱分子对待，其余一律宽大处理。3年平叛战斗中，解放军牺牲1551人，负伤1987人。

　　逃出国境“卫教军”残部先进入不丹，之后进入印度向印度缴械，成了国际难民。1960年，在美国中情局的资助下，叛乱分子在尼泊尔木斯塘秘密建立了游击基地，重组“卫教军”。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美国中情局停止了对游击基地的资助。1974年，尼泊尔取缔了木斯塘基地，基地首领旺堆在冲突中被打死，“卫教军”从此不复存在。

　　达赖逃亡国外后，我国中央政府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当时没有把达赖放在叛国分子之列，只说叛国分子挟持了达赖，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但在国外反华势力和分裂分子教唆下，达赖完全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大量从事分裂活动，前后判若两人。1964年12月17日，国务院第151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

　　八、十四世达赖的分裂活动

　　1959年3月31日，逃出西藏的达赖正式向印度申请政治避难。当天，印度总统尼赫鲁宣布“准予达赖政治避难”， 并派官员赴中印边界迎接达赖。之后，尼赫鲁亲自选定喜马拉雅山南麓一个叫达兰萨拉的小镇，送给达赖落脚。达兰萨拉依山傍水，环境幽静，距新德里约一天车程。过去这里曾是英国官员驻的一个办公场所。1960年5月1日达赖移居那里后，达兰萨拉就成了达赖集团“藏独”活动的大本营。

　　达赖落脚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己的“流亡政府”。他一方面沿用“政教合一”制度，另一方面为迎合西方，将“议会民主制”引入政教体制中，组织了一个畸形的政权。政权机构由三部分构成：“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和“达赖私人秘书处”，官员等级分一至十品。“西藏流亡政府”也称“噶厦”，是达赖集团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最高负责人为首席噶伦，下设若干噶伦分管不同部门；“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是达赖集团的最高立法机构，由47名代表组成，常设机构是“常务委员会”，各流亡藏人聚居区设立的“独立运动小组”是其基层组织；“达赖私人秘书处”受达赖直接领导，成员都是达赖的心腹，权力在“西藏流亡政府”与“西藏人民代表大会”之上。

　　据多次到访过那里的印度有关人士透露，达赖在达兰萨拉时，生活还是比较有规律的。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念经，然后开始处理“私人秘书处”上呈的文件，听取官员汇报，晚上做完祷告后睡觉。空闲的时候，收听收看国际新闻。达赖特别注重地理，熟知各国地理概况。此外，他还喜欢登山和打羽毛球。不过，达赖很怕内部人害他，因此总是尽量少接见藏人。

　　目前，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约1万人，约占海外流亡藏人的十分之一。达赖集团在达兰萨拉经营已数十年，但现今的达兰萨拉基础设施很落后，通往达兰萨拉的道路崎岖不平，大多数是碎石铺成的狭窄道路，主街道两旁杂乱无章，一些临街房屋的墙上张贴了如“抵制中国货”、“反对北京奥运会”等宣传标语，街边多是卖杂货的小商铺，没有大型商场，房子大多用砖砌成或用木料建造，屋内光线昏暗，给人阴森潮湿之感。“流亡政府”经济来源有限，普通成员薪水很少，很多藏人没有正当职业，靠西方和印度给的救济度日，他们常常游荡在街头，在一些破败不堪的小酒馆里借酒浇愁。从早晨喝到午后一两点钟，醉汉们有的趴在桌子上睡觉，有的则在充满腐臭气味的小巷内东倒西歪地边走边吐。不过，达赖集团的高层是另一种情形。“流亡政府”基本上为达赖家族控制，其家族专制，超过历代达赖喇嘛家族。达赖兄弟姐妹7人，把持着“流亡政府”全部重要经济部门，他们政治上独揽大权，经济上个个富有。上至达赖的兄弟姐妹、噶伦、“秘书长”，下至藏人聚居区的“福利官”，都私占大量财物。他们白天穿着袈裟，晚上就到酒吧和俱乐部鬼混。达赖的姐姐次仁卓玛和妹妹吉尊白玛先后担任福利机构“儿童之家”的总监。“儿童之家”的一个工人回忆说：“有一次我手里拿着一盘早饭剩下的面包屑，快要被饿死的孩子们一拥而上，抓着就吃。而达赖的姐姐次仁卓玛，每顿午餐至少要有12道菜。”

　　一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参加过拉萨骚乱，后逃亡印度的康巴年轻人，向到访的记者抱怨说：“到达兰萨拉已经好几年了，还没有固定的职业，只能靠卖苦力维持生活。达赖说得好听，民主、自由、人权，在全世界到处说，事实上还是搞过去的一套，没有意思，也没有出路，达赖只顾自己家族的利益，压制别人，从来不是为西藏人谋幸福。我和许多人都认清了这一点，我们不会再相信达赖的那一套，我早晚是要回西藏去的。”

　　达赖集团的“藏独”活动主要有以下手段：

　　一是组织武装骚扰边境。1960年9月，在达赖的支持下，西藏叛乱武装在尼泊尔木斯塘重建“四水六岗军”，由此拉开对中国边境长达10多年的军事袭扰。

　　二是派“参观团”回国搞破坏。1979年，中国政府宣布对逃亡海外的藏族人实行“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政策。对此，达赖投石问路，指派其二哥到北京，并要求派人回藏区参观。经中央政府同意，1979年至1980年，达赖先后派3个“参观团”回国参观。第一个参观团成员由达赖的姐夫、三哥和妹妹5人组成。表面上，参观团是要了解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实际上是为了窥测中央的态度以及西藏各界对达赖的看法，暗中联络旧关系，收集各种情报，同时，同时大肆宣扬达赖在国外的所谓成就，欺骗笼络普通民众。达赖的第二个参观团，又称“青年参观团”，成员都是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分裂主义色彩更浓。团长是达赖集团驻纽约办事处负责人丹增朗杰。他一到拉萨，就跑到大昭寺门前发表蛊惑性演说。参观团一些成员则在甘丹寺非法组织集会、公然散布藏独言论。

　　由于参观团出境后，频频发表歪曲事实的言论，恶毒攻击中央政府，为此，中央政府决定暂停接收达赖派参观团回国。于是达赖又提出让个别活佛回国探亲、看望原来寺庙的要求。中央政府同意了，这样，一个活佛回来，就带经师、管家、侍从僧人等一大帮人，实际上是变相的参观团。他们表面上遵纪守法，可回到原寺庙一住就是数月甚至1年。他们走乡串户，收集情报，发展地下分裂组织，在一些寺庙内内培植分裂势力。

　　三是用宗教煽动藏汉分裂。达赖说：“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控制一座寺庙，掌握了一座寺庙，就控制了一个地区。”为此，达赖授意“藏独”分子采取一系列夺教权行动，突击认定一大批转世活佛，凡由达赖认定的转世活佛，在国外的，就抓紧组织“坐床”，入寺培养；在国内的，则非法认定寺庙活佛。从1979年开始，达赖先后派了近百名活佛回国，甚至动员那些旅居西方多年已还俗并有其他职业的活佛，重新披上僧衣回到境内原寺庙“探亲”，或主持宗教活动，为新入寺的僧人受戒、灌顶，建立师徒关系，并在原寺庙举行大规模的佛事活动，借此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此外，达赖集团还频频鼓动一些僧侣到印度学经，通过“请出去、派回来”的方法，在境内培植分裂势力的代理人。“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本是藏传佛教中极为庄严的高深法门，按照惯例1年只举办1次。而达赖却创造了1年举行4次的纪录，把法会变成推进西藏独立的动员会，并竭力煽动藏汉民族分裂。1988年12月，达赖竟在印度举行的大法会上公然声称：“汉人十恶俱全，成了可诛之人”。

　　四是引诱青少年加入“藏独”行列。那些想入学或削发为僧尼的少男少女，想去国外获得学位的喇嘛，想去国外发财的青年，都是达赖集团诱骗和拉拢的对象，他们诱惑境内藏民到印度、尼泊尔朝佛，声称凡出境者，只要交几百元钱，就可以不办理任何证件，乘车去边境，由设在中尼边境樟木口岸对岸的接待站将人转送到加德满都，并为其办理签证，之后再转送至达兰萨拉集体拜见达赖，由达赖将他们安置到各地。对因制造、参与骚乱等犯罪活动的出逃者，或因犯罪曾被关押释放后偷渡出境的，达赖集团格外欢迎、特别优待，将他们选送到欧美国家进行“演讲”、“作证”，“控诉侵犯人权”等等。身强力壮的青年，送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接受“特别训练”，普通僧人、喇嘛则送入在达兰萨拉另建的三大寺学经，然后伺机派回藏区控制寺庙。不过据调查，非法出境的藏人真正入寺、入学、打工、当兵的不到10%，大部分人只能以流浪乞讨为生。

　　五是策动骚乱。在思想舆论、组织人员上具备了一些条件后，达赖就策动骚乱。1986年，达赖在达兰萨拉“藏青会”六届全会上说：“通过27年的实践和学习，现在是为争取西藏独立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1987年4月，达赖又召开高层骨干会议，拟定了在境内组织游行示威、制造动乱的计划。会后，达赖的情报机构和“藏青会”派出大批“藏独”分子潜入拉萨，与地下分裂组织密谋制造动乱的具体行动，并派人向拉萨运送大批传单，煽动“把汉人从西藏赶出去，为争取西藏自由而斗争”。当年9月初，分裂分子在拉萨传播“达赖要回来了”，“西藏就要独立了”等谣言。9月24日，达赖在美国公然声称“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全印广播电台每天三次，反复用藏语向藏区广播达赖的藏独言论。3天后的9月27日，拉萨爆发了西藏和平解放后的首次骚乱事件，少数僧人上街游行闹事、打砸抢烧，无恶不作。1987至1989年间，拉萨发生多次骚乱事件。并多次向境内偷运枪支，先后在拉萨、那曲、昌都等地连续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

　　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对达赖集团的态度明显冷淡下来，其间达赖几次申请访美都遭拒绝，于是达赖改变策略，转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金融寡头和民间人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的一些所谓“民间团体”每年向达赖集团提供70万美元的援助，一些美国的基金会和组织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为达赖集团募集经费900多万美元。改革开放30年，中国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西方某些势力十分恐慌，他们借西藏等问题向中国发难，达赖集团也甘愿充当被利用的工具，以此获得援助。达赖还敦促美国议会通过了一个《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据此，他们每年可稳定从美国政府获得275万美元的援助。此外，达赖拉拢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等某些西方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鼓吹自己“和平”、“人权”、“民主”、“非暴力”等，对当初自己统治下的农奴制，手下“藏青会”的残暴只字不提，以此迷惑西方民众。还拉美国社会一些反华名人为自己助阵，美国著名影星理查•基尔，就号称是“达赖在好莱坞的代言人”。

　　从1959年叛逃算起，达赖已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走了整整50年。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使他感到“藏独”希望渺茫，加上内部各派矛盾交织，争权夺利严重，对他的年龄、权威都是挑战，达赖为此十分焦虑。跟随达赖逃亡的藏人，总体分为卫藏、康巴、安多三大派，达赖所属的卫藏派待遇一直优于其他两派。于是，被冷落的两派上层联手组成“十三集团”对抗达赖，并拒绝向“流亡政府”交纳“独立捐税”。达赖对“十三集团”采取收买、利诱、威胁等手段进行分化、打压。1979年指使人暗杀了该集团首领贡塘楚臣活佛，不久，接替首领宗朗活佛也猝死在香港，这样，达赖集团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

　　追随达赖逃亡的藏传佛教信众也分为不同派别，各大教派自成体系，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斗争。达赖曾企图统一各教派，建立一个“无宗派藏传佛教”，以便自己稳坐教主宝座。但这些教派不信任达赖，各自寻找西方国家作靠山，达赖的梦想破灭。

　　经过几十年的折腾，达赖心力交瘁，他曾公开表示将权力交给一个新领导人或他未来的转世灵通，并说这是为了防止他猝死后出现权力真空。达赖现在的最大心病是他的转世灵童，他担心将来的转世灵童会出现在西藏。于是，达赖提出要改变活佛转世制度，一会儿说要终止达赖喇嘛制度，他就是最后的达赖喇嘛；一会儿又突发奇想，要搞活达赖喇嘛转世，也就是由他现在就指定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甚至还称，下一世达赖喇嘛有可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甚至是女人。这就是现在乱了方寸的达赖。

　　九、十四世达赖是怎样插手十世班禅转世的

　　1989年1月27日中午12时，在日喀则，班禅大师把一些宗教事务安排完毕，坐在寝宫休息。忽然当地刮起了漫天的大黄风，班禅大师似乎感到了有种神谕，说：“这么大的黄风，我一生都没有见过。莫非无量光佛来接我了？“第二天1月28日，班禅大师心脏病突发，在日喀则圆寂。

　　按照藏传教的教义，班禅大师随缘而去，不久还会转世，重返人间。整个藏区的僧俗民众都在祈祷，祈望大师的化身早日乘愿而来。世界也在关注、猜测，中共不信神，他们能让活佛转世吗？法新社记者说：“中国有可能决定，不再实行班禅喇嘛转世的传统。”

　　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的两天，1989年1月30日，中国政府决定：由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办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等事宜，报国务院批准。

　　本来按照藏传佛教传统，达赖应亲自参加并主持班禅喇嘛的追悼大会，此外，达赖喇嘛还应配合中央政府和扎什伦布寺，完成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事宜。为此，中国佛教协会特致电达赖，邀他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悼念活动。并说明达赖返回西藏，进出自由。中国佛教协会长赵仆初还亲自将邀请信交到达赖的私人代表手中。1月31日，扎什伦布寺民管会又单独致信达赖，恳请他为班禅转世祷告。路透社为此专门发出电稿称：“西藏扎什伦布寺的高级僧侣，刚刚致信流亡的达赖，要求达赖为班禅喇嘛的早日转世祷告，班禅喇嘛的辞世，是迄今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和流亡藏民同样哀悼的惟一人物”。但是，达赖拒绝了邀请，只派一个代表团参加追悼会。随后，香港《虎报》记者赶赴印度的达兰萨拉，采访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扎西旺堆对记者说，达赖喇嘛不会参加班禅喇嘛的追悼仪式，他只对参加遴选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感兴趣。

　　达赖一方面对主持并参加班禅的追思仪式不感兴趣，一面却又对班禅转世的“确认权”兴趣浓厚，于是不断发表种种意见，否认中央政府对班禅转世的最终批准权。1989年2月1日，达赖通过他的发言人对法新社说：中国政府无权干涉达赖喇嘛挑选班禅喇嘛接班人一事。他要在印度选班禅转世灵童。

　　根据藏传佛教传统，一位活佛的转世，首先要由西藏有学识的众多喇嘛，根据活佛圆寂前的迹象协商，确定灵童出现的方向；然后还要观察西藏当地云彩的奇妙形状；再由高僧喇嘛到拉萨附近的神湖之畔，寻看找湖水显现出的未来幻影等等。而佛教早在十二世纪就在印度消失了，印度也根本就没有具有佛教色彩的圣湖，更何况，象活佛转世这样庄严的金瓶掣签仪式，根本不能在西藏以外的寺庙进行。

　　1989年6月，寻找班禅转世灵童的工作正式开始。扎什伦布寺民管会主任喇嘛次仁披露说，十世班禅大师生前心怀爱国爱教的本愿，不愿在无量光佛的西方净土久留，希望在西藏境内转世。大师圆寂时面朝东方，这表示灵童转生的方位，应在扎什伦布寺的东方。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和寻访程序，确定灵童转世方位后，本应立即开始寻访。但达赖通过扎什伦布寺上层个别喇嘛，暗中施加影响，迟迟不派秘访组到扎什伦布寺东方去查访。达赖暗递消息，企图让班禅灵童在西藏之外转世。达赖的惟一的理由是：从历史上看，达赖与班禅，曾有“互为师徒”的关系。对此，西藏多位高僧指出：达赖、班禅间的师徒关系，仍随缘而起、时续时断。这种师徒关系在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时期，曾经完全破裂。此后，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师徒关系。还有在政治上，十世班禅大师早就明确宣布与达赖分道扬镳。转世灵童的认定，必然要遵循前活佛的本愿。班禅的本愿是爱国、爱教、爱藏胞。更重要的，从藏传佛教的历史上看，迄今还没有哪一位达赖或班禅，去指定另一活佛的转世灵童。无论达赖还是班禅的转世灵童，从未在中国境外寻访、确认过，即使不跟随达赖学习，班禅的转世灵童也完全可以跟随其他高僧大德苦学成功。

　　1991年6月，扎什伦布寺的高僧们按照黄教的历史仪轨，通过神山圣湖显灵，查到了班禅大师转世灵童降生的方位与属相。之后，扎什伦布寺的高僧们历经6年时间，踏遍千山万水，寻访了中国的五省区46个县。终于在 1995年2月找到了具有灵异特征的男童28名。接着，扎什伦布寺的高僧大德，就要在这28名灵异男童中，再选出3名更显灵异的男童，然后选择吉祥之日，对三人进行金瓶掣签。

　　眼看内地即将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遴选出班禅转世灵童，达赖将手伸到扎什伦布寺的寻访小组。1995年5月13日深夜，北京和西藏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突然接到达赖长驻香港的代表，他二哥嘉乐顿珠打来的电话，说达赖将在明天将宣布认定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果然，第二天5月14日，达赖发表讲话，说1989年4月，生于西藏那曲地区黎县的一个半游牧家庭的男孩--确吉尼玛（此人就在这28个男童里），被任命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宣布后，立即在达兰萨拉举行庆祝活动。达赖公开表示，他指定班禅灵童，就是要把第十一世班禅培养成西藏事业的接班人，他说：“我要活到100岁，亲自把班禅培养起来。”

　　达赖远在印度，究竟是怎么知道扎什伦布寺寻访的待确认的诸多灵童中，有确吉尼玛怎样一个男孩的呢？他又是怎么知道确吉尼玛的准确出生地和出生年月的呢？经过调查，原来在寻访小组内，有个喇嘛把寻访小组的机密全都传递给了达赖。

　　那么，在西藏历史上，有没有未经过中央政府批准，而擅自认定达赖或班禅的情况呢？有的。1706年（清康熙45年），当时实际控制西藏政权的蒙古人首领拉藏汗（首先封班禅称号的蒙古首领固始汗的曾孙），为权力斗争需要，要求康熙废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康熙未同意，派侍郎赫寿来藏调和，但拉藏汗仍将仓央嘉措“解送”北京，结果仓央嘉措途中死于青海，时年24岁。第二年拉藏汗就擅自认定噶曾巴•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但西藏人民认为这是个假达赖，始终未于承认。现在达赖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不经中央批准，擅自认定班禅，中央当然不予理睬。

　　寻访小组在排除了达赖的干扰后，又经过半年的调查、占卜，最终确认3名灵童为班禅大师化身，报请国务院批准，准备进行金瓶掣签。

　　1995年11月29日，是个吉祥之日，在圣城拉萨举行了隆重的金瓶掣签仪式。整个仪式完全按历史定制、宗教仪轨进行。金瓶是乾隆大帝钦赐的金本巴瓶；掣签者是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会长、高僧波米•旨巴洛珠。中央代表是国务委员罗干，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会同西藏的高僧大德，联合主持、见证了金瓶掣签仪式。

　　凌晨4点，近千名各族各界代表和信教藏民，陆续进入大昭寺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像的大殿，依次而坐。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罗干居中；他的左边是国务院特派专员、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右边是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三人面向那尊由唐朝文成公主请到西藏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镏金铜像而坐。在释迦牟尼佛像的右边，坐着自治区内外的44名高僧大德。大家屏声静气，等待着一个庄严时刻的到来。随着掌声响起，两名金瓶护卫喇嘛，将供奉在佛祖像前的金瓶，捧至台子中央的案桌上。工作人员将瓶盖揭开，倒出签牌，将事先用藏汉文书写好的候选男童名字，贴在签牌上。

　　江村罗布宣布：“现在验核候选灵童名签”，随后，工作人员手捧签牌托盘，从国务院代表、国务院特派专员开始，依次请领导、活佛高僧、三名男童的父母及在场僧俗代表验视。验视完毕，喇嘛诵经组齐声念诵《金瓶经》、《上师贡》。在场的高僧大德也轻声唱和。诵经完毕，江村罗布宣布：“现在请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灵童寻访领导小组成员波米•强巴洛珠掣签！”波米•强巴洛珠，是一位年过七旬、精通五部大论的代理甘丹池巴，他走上台来。向佛祖叩头后，走到金瓶前默默祈祷，然后揭下金瓶盖子，用手拨转名签，突然，他毫不迟疑地地掣出一签，呈交给江村罗布，再回到座位。

　　江村罗布接过名签，取下签套，大声宣布：“嘉黎县坚赞诺布中签！”并高举着名签向众人展示。这时，大殿内众人齐声欢呼“拉加罗”（藏语“神断胜利了”），并向空中抛撒象征吉祥圆满的青稞粒和瞻匐花（宗教仪式中专用的白色花瓣），表示庆贺。江村罗布接着宣布：“现在验视余签。”这时，扎什伦布寺民管会副主任平措，将金瓶中两支余签取出，取下签套，让领导、活佛、高僧察看，再交未中签两名男童的父母验看，平措报告：“余签验核无误。”随后，江村罗布说：“现在我宣布，嘉黎县，父：索南扎巴、母：桑吉卓玛，于公元1990年2月13日（藏历第十七绕迥土蛇年12月19日）所生男童坚赞诺布中签，报请国务院批准后，继任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僧众又一次齐声欢呼“拉加罗”，并向空中抛撒青稞粒和瞻匐花。中签灵童的父母走上台来向佛祖和金瓶叩头，敬献哈达；向国务院代表、国务院特派专员、自治区领导、各大活佛逐一献哈达。

　　至此，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转世事宜圆满完成，达赖干预班禅转世的阴谋没有成功。

　　历史在评定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主要是根据个人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从来就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根据这样的标准，在西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除了著名的“吐蕃七贤”外，应该有统一吐蕃部落的松赞干布；对西藏与祖国的统一起重大作用的八思巴；著名宗教改革家宗喀巴。此外，达赖系统的三世、五世、八世、十三世和班禅系统的四世、五世、六世、七世、九世、十世，也因为巩固西藏内部团结，促进社会发展，抗击外国势力入侵，维护祖国统一等作出贡献，在西藏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至于十四世达赖，年轻时就流亡国外，之后50年没有为西藏做过任何好事，如不幡然悔悟，继续从事分裂活动，那么在西藏历史上最多只是个反面教员，不会有任何位置。

　　十、现在国际社会关于西藏问题的态度

　　历史上，英国、印度、美国都曾大力支持“藏独”。新中国建立后，世界同情弱小民族的趋势，使“藏独”既得到国际上的右翼反华势力和国家的支持，也在国际上不明历史真相的左翼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一些同情者。其实，从西藏和平解放到1979年之间，包括中间1959年平定西藏叛乱之后，达赖在西藏、在世界上原本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西方从来也没有闹出象现在这样的所谓“西藏问题”。在西藏民主改革后，百万翻身农奴倒是把毛主席当神一样崇拜。但在1979年以后，我们把毛泽东请下神坛，达赖在西藏的影响开始大了起来，这里面有很多值的我们思考的东西。现在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在英美妄图分裂我国的关键时刻，解放军于1950年10月6日果断发起昌都战役，而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成功地进行了和平谈判，解放军第18军随即进军西藏，从而彻底粉碎“藏独”梦想。

　　印度现在虽然为西藏流亡政府提供庇护场所，但由于中印边界问题还未解决，印度建立地区性霸权的野心也未变，所以印度其实并不希望西藏真的独立。现在印度是一方面利用西藏问题来牵制中国，另一方面又怕西藏真正独立会向印度索回被占的西藏土地，所以在西藏问题上，态度一直十分暧昧。2004年中印关系缓和，印度正式宣布不再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中国同时也放弃了支持1975年被印度占领的原主权国家锡金的独立运动。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2008年10月29日，在英国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尽管这个声明称“英国实际上早已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事实上，直到2000年，英国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中还宣称：“英国是世界上惟一既不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也不承认西藏独立的国家。”英国外交部曾经指示地图出版部门：如果要把中国绘成白色，那么就要把西藏涂上乳白色，不能和中国内地画成一样的颜色。这次，实际是英国101年来首次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承认英国过去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从而也等于否认了历史上英国自己一手炮制的所谓《西姆拉条约》的合法性。曾任末代港督的彭定康说，英国早该有这样的举动，他称赞米利班德承认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主权，让英国在中国问题上与世界各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至此，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已明确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美国插手西藏是在英国之后，昌都战役结束后，1950年11月15日，美国怂恿萨尔瓦多在联大上提出讨论中国“入侵西藏问题”。但印度、英国这两个因地理、历史原因最有发言权的国家不附和，印度固然是不愿意为西藏问题卷入的战争，而英国当时更担心的则是在香港的利益，也不愿意与中国较劲，结果11月24日，联大决定无限期延缓讨论这一问题。美国想在联合国搞“西藏问题”的阴谋落空。明的不行，之后美国就一直通过中情局暗中支持“藏独”活动，包括之前噶玛巴活佛突然神秘出走（噶玛巴活佛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最高领袖。1992年被中央政府和达赖都确认的噶玛巴活佛，是当时西藏境内最重要的宗教领袖。1999年12月28日晚，15岁的噶玛巴活佛突然离开了噶举派的主寺楚布寺，出走尼泊尔，八天之后到达印度）和去年的西藏“3•14事件”（对这两件事，现在美国中情局是矢口否认）。美国的目的与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一样，就是以此牵制中国，使中国不得安宁。

　　至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或势力支持“藏独”，除少数别有用心外，大部分是因为不了解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前不久有一些立陶宛议员提交一份议案，支持达赖，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予以严厉驳斥。这些人根本不懂西藏历史和现状，有的甚至连西藏在那里都搞不清楚，就给人当枪使。可以说，不明真相是目前“藏独”在国际上还有市场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需要更主动、更积极地向世界说明西藏的历史及现实真相，越主动、越开放，效果越好。